第二章　萧子显的文学批评观——以《南齐书·文学传论》和《自序》为例

第一节　趋新？抑或折衷？

南朝齐梁之际,在我国学术文艺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刘师培说此时是:“中古文学兴盛之时。”几大文学史、文学思想批评史上重要事件之导源都发生在此时。比如古体五言诗逐渐演化为唐代律诗、两汉魏晋的大赋逐渐演化为律赋、魏晋骈文逐渐演化为四六体,都可以齐梁时代为讨论的出发点。就文学批评方面而谈,永明体的出现以及永明诗人群体所倡导的不同于前人的新文学观,其中被文学界和音韵学界长期讨论的声律说的出现亦是不可回避的话题;由于总集编撰而出现的辨体观念,其中又以文笔之辨更加令人关注。如斯种种,表明时人对于文学的辨析更加透彻。

提及齐梁的文学批评,学者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文心雕龙》和《诗品》两部自成体系的诗文评著作上面。清儒章学诚说:

《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但萧子显的文学批评并没有因此而湮灭在刘、锺二人的巨著光环下,相反,却有它特殊的价值。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把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与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提高到平行的地位——三者各列一节叙述,此处不得不说是陈钟凡的卓识。陈著之后,民国年间两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力作——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与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对萧子显的论述略显不足,让人颇感遗憾。

从萧子显现存的著作来看(见前一部分之四部学考订),与其说他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史学家。在文学上的影响,他远远比不上同是南兰陵的萧统编纂《文选》。但萧子显以史家的眼光,论述了文学本质,探讨了各体文学的演变,也对当时占文坛主要地位的五言诗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评判。

在展开正式论述前,我想举出中日学界两位前辈学者关于萧子显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作为引言,以说明对萧子显的文学批评历来有不同的阐发。

甲、中国:周勋初先生认为,萧子显是梁代文论里面的“趋新派”,不特理论如此,他自己的宫体诗创作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说见周先生《梁代文论三派述要》。

乙、日本:铃木虎雄认为,萧子显立论似于古典派,但又游乎其外,故可谓是“折衷派”。说见铃木《中国古代文艺论史》。

两位学者对于萧子显不同的评判,排除中日学术背景不论,他们的不同看法至少也暗示了解读现存萧子显文献的难度。以下我们将基于《南齐书·文学传论》以及《梁书》本传上记载并不完全的《自序》,初步探讨萧子显的文学批评观。

第二节　六朝文笔观下的《南齐书》文学界说与起源

日本学者木间久雄在他的《文学概论》一书中说道:

在研究文学之先,应该明白的,是文学的定义——即把什么称为文学。文学这个词,好像极容易懂,其实却是非常暧昧的。

木间久雄在随后论及“文学”一词的暧昧和模糊时,就重点举中国先秦至六朝的例子。另一位汉学家Ferenc T觟kei亦有同感,他在谈论中国3至6世纪的文类理论时,就感到定义中国南朝特别是齐梁文论诸概念时,很受限制也很难有令人满意的研究(他认为中外学者都有如此的困惑感)。

大约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旦论及魏晋部分,一部分学者就把此时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目之以“中国文学的自觉期”,这主要是指从魏晋开始,兴起大量关于文学的独立评论。相对于先秦两汉来说,此时“文学”诸概念的辨析已经越来越明晰。当时诸家对于“文学”的定义与范畴均有不同的看法。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开篇就给文学下了一个定义:

史臣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

具体的字义注解,请参看本书外篇《南齐书文学传论疏义稿》(甲编)。这句话需要注意的是如下两点:

(1)“史臣曰”三个字表示了萧子显说话时的身份,他沿袭了史书“论”的写法,自《左传》“君子曰”、《史记》“太史公曰”皆然。从中可知它是一个史学家的文学批评而非文学家的文学批评;

(2)萧子显提到“文章”而非“文学”,证明萧子显对于“文”的理解近于当时六朝文论家普遍的“美文”(诗赋等等)的认识范畴。盖六朝人有文笔之分,郭绍虞研究说:“盖六朝文笔之分,实源于两汉文学、文章之分。”而进入六朝,“文学”和“文章”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但在“文章”内部却出现了“文笔之辨”。刘师培云:

至文笔区别,盖汉魏以来,均以有藻韵者为文,无藻韵者为笔。东晋以还,说乃稍别:据梁元《金楼子》,惟以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为文踿(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据范晔《与甥侄书》及《雕龙》所引时论,则又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五课《文笔之区别》)

从刘师培的叙述可以知道,南朝之时,出现了至少两派对于“文章”内部概念——文、笔不同看法的文论家。与萧子显同为南兰陵萧氏的梁元帝萧绎,他们的对于“文章”的看法,很不同于刘勰、范晔等人。

虽然六朝人的“文笔”概念,到了明人已经“不知笔一语为何物”(丛书集成本冯班《钝吟杂录》卷三语)。清代大儒阮元在广州开“学海堂”,他曾经先用这个问题策问其子阮福,阮福后来把阮元的《文言说》等四篇文章,加上这篇《学海堂文笔策问》,以及四个学生所作的《文笔考》,共同编成《小琅嬛丛记》。显然,阮元对他儿子的策问十分满意:

按福读此篇(案:指萧统《金楼子》与萧统《文选序》)相证无异,呈家大人,家大人甚喜,曰:足以明六朝文笔之分,足以证昭明《序》经子史与文之分。而与余平日著笔不敢名文之情益合矣。

阮元采取一种正名主义的研究方法,值得赞佩。虽然阮元区分文笔这一举措,是为攻击古文家所为,但我们从中可以推论:包括萧子显在内的整个齐梁皇室萧氏,对于“文章”的概念以及“文笔之辨”,都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认识。在“文章”这个层面上,萧氏他们共同的意见均倾向于表达诗赋(文的方面)一类文体,而非铭诔(笔的方面)一类文体。民国以来,继续有学者为之争论不休,甚至章太炎、黄侃二先生对此都有异议,然而继续讨论将超出本书的畛域,我们举出“文笔之辨”只是为了证明当时南兰陵萧氏的“文章”观不同于魏晋以来,包括南朝刘勰等人的意见。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为萧子显第一次提及“文章”,下面当萧子显第二次提出“文章”二字时,含义又与此处略不一样(详参本书第三章之分析)。当时梁元帝萧绎《金楼子》中提及:“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还说:“至如文者,维须绮榖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种纯粹从类似今日“美文”角度出发的定义表述,齐梁间似乎以萧子显和萧绎最为明显。前文已述,另一位文学批评家——刘勰似乎不同意这种说法,此处略之。总之,萧子显对于“文学”,进一步拨开“文章博学”的隔膜,使“文章”——纯文学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张仁青甚至认为萧子显的这种说法,“艺术至上之纯文学观念,亦至此而完全奠定”。可见萧子显在文学批评史上界说“文学”时之重要贡献。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文章”一词共出现两次,第二次提及“文章”则是在“纯文学”内部进一步限定。我们留待下面的章节详细探讨萧子显第二次提出“文章”的特定含义。

萧子显接着说:

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

此处的“游心内运”和“气韵天成”中“心”和“天”两个术语的使用,充分说明萧子显认为“文学”之兴起,乃本自“天”——由中国古代哲学概念推演到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大凡言及“天”,多数情况下指——(诗人)自己的精神本原,即是“心”。“天”和“心”的刹那感悟,或者说,本自一种自然状态。从这层意义上来讲,萧子显的文学起源说不同于他前后较有影响的三家,我们根据张仁青《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的划分推衍出下表:

④沈约的这种诗歌起源说本自《尚书·尧典》,详参大矢根文次郎《沈约の诗论とその诗》,载其《世说新语と六朝文学》,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3年版,页109—119。

续表

以上是“唯心派”、“唯物派”、“心物二元派”三种说中的分类。倘若对比上文所引用《南齐书·文学传论》的若干论述,我们大致认为萧子显谓文学的起源,是完全符合沈约的说法。特别是“气韵天成”一语,画论中有“气韵”“生动”一语,但用于文论,萧子显是首创(此后史家作《文学传论》时也有用“气韵”者)。如此一来,似乎也印证了前文我们提出的预设——“沈约的影响与压力感”,但萧子显《自序》却这样说道:

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

这种观点,似乎又与锺嵘《诗品序》极为接近,综合来看,萧子显之文学起源说,更接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虽然在“文学界说”上,两人南辕北辙)。

归纳起来,我们认为,萧子显在界说文学的定义时,倾向于“文章”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萧子显具体记载南齐文人时,他没有彻底坚持“文章”观);在探讨文学起源说之时,主要倾向于“自然说”——即源于“天”和“心”的互感。

第三节　神韵说的“远祖”——文学构思过程

先秦两汉,受经学影响,说诗者多主美刺说。诗人要感于哀乐而发为诗文,这种以汉儒解经的方法用于文学,直到魏晋才有所改观。魏晋人的古典解释有他们特定的面貌,重点体现在“得意忘言”与“义疏之学”。虽然说这种儒家的文学观,历整个六朝而不衰,但是从曹丕《典论·论文》开始,论说者的眼光逐渐不再被儒者一家之说所牢笼。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在定义了文学的范畴之后,继续说道:

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区判文体,陆机辨于《文赋》,李充论于《翰林》,张眎摘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各任怀抱,共为权衡。这里的“子桓之品藻人才”云云,似乎是六朝开始,文学批评著作的惯例,总会把前代的同类著作略加评点。上海古籍本《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梳理了这段话中提及的诸家,可参看。

萧子显既然在文学起源上,倾向于“自然说”,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文学构思方面。《自序》中这段话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整个南朝时期:

追寻平生,颇好辞藻,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髙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眀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邓仕樑认为这段话“了无新意”,对邓氏的评判我们存有疑义。我们承认相较于《文心雕龙·物色篇》、《诗品序》以及《与湘东王书》,萧子显这篇残存《自序》里面的这几句话或许说得太过简单,不能够全面展述萧子显的文学构思观。这种感于自然,即来兴笔的构思过程,至少在南兰陵萧氏的另外二人——萧纲(《答张缵谢示集书》)和萧统(《文选序》)也已经有所表述,但是萧子显仅仅“有来斯应,每不能已”这八个字,亦已蕴意无穷。萧子显强调撷取刹那间的印象和感受,抒发个人逸兴。这种创作时追求空灵的妙处,风流蕴会,浑然无斧凿痕迹,《自序》中接着又强调了这种浑然一气的构思创作感觉:

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这种“不以力构”的言论可以看成是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谓“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的进一步推衍。刘勰《文心雕龙》相比之下,则尽量把如何创作阐释清楚,刘勰说:“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神思篇》)颇有示人大路之感,而萧子显对于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即如何“有来斯应”,如何“须其自来”,就隐去不说了。萧子显这几句话甚至一直影响到了清代,“神韵”论者王士禛对萧子显十分崇敬:

萧子显云:“登高极目,临水送归。蚤雁初莺,花开叶落。有来斯应,每不能已。”“须其自来,不以力构。”王士源序孟浩然诗云:“每有制作,伫兴而就。”余生平服膺此言,故未尝为人强作,亦不耐为和韵诗也。

萧子显的文学构思论,能够穿越岁月,给清初文坛一股强烈的冲击波,诚可谓“神韵说”的远祖!从中也大约可以看出萧子显文论的生命力罢!

第四节　“神思”与“沈思”——刘勰、萧子显及萧统文论观的传承

其实从陆机开始,六朝文人就常常探讨文思的感发与兴起之原委。《文赋》上面有“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之语,但说得很简略,历来的笺注对此也有歧义。真正被阐发得比较清楚,则要待到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接着这段话,刘勰从学问、阅历、修养、技巧等方面具体探讨了“神思”涉及的问题,即“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认为此四句话当是神思之前的准备工作。不过,《文心雕龙》本有强烈的指导作文之意识,故多为学者重视。

然而“神思”二字连用为一词,前代已有之。曹植《宝刀赋》称工匠“规圆景以定环,摅神思而造像。”陈寿《三国志》也至少有三、四处也提及“神思”,比如《蜀志·杜琼传》:“殊无神思独至之异也。”《吴志·楼玄传》:“宜得闲静,以展神思。”《魏志·陈思王传》:“复劳玉躬,扰挂神思。”早期六朝文人使用“神思”,似乎大都限于评判、形容事物和人物,较少涉及文章。“神思”一词真正有文论上的意义,还要待到齐梁时代。

相对于刘勰专列《神思篇》的系统阐释,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如下一段话略显言语简微,但是亦有它特殊之价值:

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这里亦提及“神思”一语,在探讨刘勰与萧子显的“神思”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确认二人之提法孰先孰后。

甲、《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此处只是引用较成定说的诸家,对于确切的成书时间,并不是本书探讨的畛域):据清儒刘毓崧考定《文心雕龙》成书于齐和帝时,立论严密,故可以据此推测《文心雕龙》成书当在公元501年至公元502年间。

乙、《南齐书》的成书时间:根据《梁书》本传的记载,萧子显七岁封为宁都县侯,入梁后降爵为子,累迁安西外兵、仁威记室参军。司徒主簿、太尉录事。中大通二年(530),迁长兼侍中。而在此之前,《梁书》记载说:“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可以推测《南齐书》成书当在公元502年(梁天监元年)至公元530年间。

另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入梁后位至尚书仆射的沈约,似乎是第一个阅读《文心雕龙》的文人。根据《梁书·刘勰传》的记载,沈约盛赞刘勰书“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对于萧子显无形的影响,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本来就喜好藏书的萧子显也必然阅读过《文心雕龙》。此外,从官制延任角度看,刘勰甚至有可能与萧子显同在一个幕府共事:

天监初,(萧子显)降爵为子。累迁安西外兵、仁威记室参军(案:着重号笔者所加)、司徒主簿、太尉录事。(《梁书·萧子显传》)

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案:着重号笔者所加),兼东宫通事舍人。(《梁书·刘勰传》)

上述引文仁威将军是指梁武帝第四皇子萧绩,根据《梁书·高祖三王传》记载,这个“仁威将军”是天监十年(511)进号的。我们综合《梁书》三处的记述推测,刘勰曾经与萧子显同时为藩王的文学僚佐,有切磋文艺的可能。这样进一步推测,就可以知道,萧子显写《南齐书》时,他对于刘勰的著作,既极有阅览的可能性,同时也颇为赞同刘勰的部分说法。

所以在对于同一个术语——“神思”的阐释上,他们二人是大致相同的。这正是意味着“神思”——超越时空的想象力。虽然刘勰也说道:“文之思也,其神也远。”但这种“思”却是建立在深切的体物的基础上。“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如此深切的体物,方能使诗人的才气与风云并趋。这正如前文所引黄侃先生《札记》所云的“立于神思之先”,没有这些深刻的从学问、阅历、修养、技巧以及体物方面“先”的修炼,很难达到“神思”。刘勰的这一论点,显然被《南齐书·文学传论》大部分接受了,萧子显在提出“属文之道,事出神思”之后,紧接着说“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他几乎和刘勰一样,也要求诗人有“先”于神思的准备。唯一略有不同的是,刘勰同时强调了学养和体物,而萧子显似乎单单强调了体物。

我们此处要讨论的第三位文论家萧统,他在《文选序》中有如下两句纲领性的话:

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

近人刘咸炘《文学述林·文选序说》:“(文)必称翰而后可该而集之为称。”这和上文提及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谓“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不论是句式还是文意,都会使人产生联想。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们如同上文一样,首先为本书限定《文选》的编纂年限:昭明太子萧统死于中大通三年(531),这当是《文选》编纂的下限;《文选序》还说道:“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这里的“圣代”显然是指梁朝,但我们不能确定萧统选取梁代文人是否像锺嵘一样,不考虑生者,倘若如此,则根据《文选》中谢世最晚的作家——陆倕的卒年:普通七年(526)。那么我们大致可以推测《文选》的上限是526年。即便关于《文选》成书的“上限”推测不成立,但是根据古人写序一般都在成书以后的习惯看,《文选序》这一提法也肯定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之后。

对于这句话的疏证,我们略举近代的选学家为例,罗列他们的解释如下:

黄侃《文选评点》云:若夫姬公之籍一段,此序选文宗旨,选文条例皆具,宜细审绎,毋轻发难端。《金楼子》论文之语,刘彦和《文心》一书,皆其翼卫也。(案:其中“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一句被黄侃先生加圈)

骆鸿凯《文选学》云:中叙选文之由,在集古今之清英,便来学之省览。末复述经史子所以不选之意。而于史之赞、论、序述有词采文华者,仍采录之。而总其大旨曰:“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此昭明自明入选之准的,亦即其自定文辞之封域也。

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句下云:本书《与嵇茂齐书》曰:沈思纡结。又《文赋》曰:磬澄心以凝思。

从三家的疏证都可以看出,“事出于沈思”确为萧统纲领性的文字。另,朱自清有《<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说》一篇论文,亦可参看。然而上述四家对于“沈思”的起源却没有考订。此外,日本汉学界花房英树、冈村繁、小尾郊一及吉川幸次郎均有对“沈思”的解释,似乎都不出中国小学训诂对“沈”解释为“深”的畛域。案,“沈”,《说文》云:“沈,陵上滈水也。”虽然张舜徽从《说文》推衍出“沈”的本义乃“高处为水所没”,然从中可以得出“沈”字亦有“大”和“深”意。关于“深”义,《汉书·司马相如传下》曰:“决江疏河,洒沈澹灾,东归之于海,而天下永宁。”颜师古注曰:“沈,深也。”又,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下》也说道:“沈,深也;屯,难也。”可见“沈思”原始的出发意是“深思”,而《文选》以“沈思”为准的进行评选文章,使我们更有必要厘清它的来源。

虽然说萧统深爱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对于《文选序》“沈思”一说有影响,两书互为阐发当为不虚之论,但其实对《文选序》更为直接的影响当是萧子显“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这句话。萧子显的“神思”说已经为萧统的“沈思”说导夫先路。下面我们通过剖析萧子显和萧统各自说法的对应关系,试图探究他们内在的联系。

《南齐书·文学传论》说　　　　　　　　《文选序》说

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　→事出于沈思

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　　　　　　　　　　　　　　　 →义归乎翰藻

存在于“刘勰——萧统”文论传承关系之间,应该有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就是萧子显,所以,根据上文时间上的考订以及此处文意上的解说,正确的关系应该是“刘勰——萧子显——萧统”。

这种渊源关系,对于本文以下章节的讨论也有重要意义,当我们研究萧子显的具体文学批评观时,前面刘勰《文心雕龙》以及后面萧统《文选》,无疑都为我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坐标。

第五节　文类说小议

六朝的文类说本是随着文学观念的发达而发展起来的,而文学的特质,又需要通过文类的判别方才易于表达出来。六朝总集的编订,促使文类区分学说的出现,这一观点,《隋书·经籍志》已发起端,近人刘师培承之。美国汉学家海陶玮(Jams R. Hightower)认为选文(诗)行为的勃兴伴随着六朝文类说的发展。民国时期的学者薛凤昌《文体论》有云:“总而言之,魏晋六朝以文体论为骈俪盛行时代;以辨别文体论,亦为条列纷繁时代。”虽说汉魏六朝的文类说处于一个“条列纷繁时代”,但也有迹可寻。以下是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出现前四家以及出现后一家的文类划分法。

大约从曹魏时代开始,曹丕《典论·论文》就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曹丕所谓的四科即是四种文类。曹丕对当时存在且被文人认可的四种文类: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进行阐说,相对于《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已经是前进了一大步。

西晋的陆机《文赋》有谓:“诗缘情以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在四种文类之后,陆机续而划为十种文类: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这十种文类在六朝文学观念史上,地位非同小可。章太炎先生颇为赞之,徐复观也肯定了陆机此分法的意义。

西晋挚虞继曹丕、陆机之后作《文章志》,《晋书》本传著录还有《文章流别集》和《文章流别论》。刘师培考订:“志者,以人为纲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也。”可惜都已亡逸。关于其文类划分法具体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严可均辑《全晋文》的卷七十七有挚虞《文章流别论》的相关辑佚文字。此外,我们辅以许文雨《文论讲疏》以及饶宗颐《六朝文论摭佚》提供的相关辑佚信息,可以大概推得《文章流别论》文类分成:诗、赋、颂、七、诔、铭、箴、哀辞、哀策、对问、碑、图谶等约十二类。

刘勰的《文心雕龙》的文类,自来就有二十篇说与二十一篇说。近现代学者王元化持二十篇说;陆侃如、牟世金认为是二十一篇。焦点在《辨骚》一篇是否为文类之一。其实这个问题当以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明诗篇》的议论“彦和析论文体,首以《明诗》,可谓得其统序”为定说。此处不再详议,从黄侃先生二十篇说。总的来说,刘勰划分法即是《明诗》以降的二十大文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