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记

1

天阴。他乜斜着眼睛，头戴鸭舌帽，脚踏登山鞋，跷着二郎腿倚卧在出版大厦左侧，像是那只横卧门口的石狮。我想翻出某些湮灭在这个时代的词来测度他的现状，比如放浪形骸、逍遥物外或离群索居。那份脱离世俗的泰然自若令提着盒饭匆匆急行的我深感惭愧。11月某个冷飕飕的晌午，我突然有了辞职的冲动。我不确定那些饭菜是否温热如初，就像不确定是否仍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但我的行动也仅限于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狠狠剜了他几眼，便继续踱步向前。像是嫉妒，又像是怨愤，不得不承认我是懦弱的。每天早晨，我得穿过一条散发着隔夜烂菜味和鱼腥味的曲折逼仄的菜市场，在老人和孩童、脚踏车与电瓶车组成的隙罅里见缝插针，然后挤上一辆气味暧昧的公交，前面紧贴学生卡，而后老年卡，我夹在中间，像是镶嵌在进化链上的一端，周而复始。志安不止一次告诫：“你得按捺住，像熨斗烫平那些毛躁的褶皱。”他总是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模样，“到我这个年龄你自然就会懂。”懂什么？摆在砧板上的生活？我想同他仔细谈谈，比如挣扎，抑或彷徨。那些听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不一定认同，但我得表明自己的判断。对，判断！多么铿锵有力，理性雄辩的词啊。当我真正触及这个词时正好临近本命年，二十四，像是遗留在脸颊上的最后一粒青春痘，被一阵莫须有的疼痛挤了出来，连同轻飘飘的理想、信念和爱情，扑哧一声，破了。

我将其归咎于懒，就像对赋闲在出租屋的室友说的，“死后阎王还得八抬大轿抬你才肯走。”说这话时，我其实很心虚，而他低头掐着哇哇乱叫的手机，连眼皮都不曾眨一下。直到天气越来越冷，寄居在秋季里的夜雨渐渐稀薄了，楼下的泡桐才慢慢有了泡桐该有的模样。麻将声也由清脆转为沉闷。晚班后穿过阒然无声的巷子，清瘦的灯泡孤傲地撅起，偶尔传来一两声猫鸣狗吠。它们躲在黑暗某处远远窥视着，似乎连夜晚都有了寒冷的形状。而他总是一成不变：躺着、坐着、卧着、靠着，囚禁在十平米大的陋室里。每天顺手将他锁在屋里，晚上再打开房门，他依然活着，这一天就这样草草结束了。他的存在仿佛仅仅是为了提醒我对生活应持与他相反的态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无法理解他待在这里的意义，同样，他也无法理解我的抱怨、消极和摔在垃圾桶里的叹息。

偶尔，我也会去菜市场挑选符合口味的菜品，无非是酸菜、泡椒、白菜、土豆、红薯和西红柿。二十岁以后便很少吃荤，倒不是信仰问题，而是因为我的身体难以吸收太多油脂，得尽量把餐点弄简单点。而室友总是对吃怀有莫名冲动，尤其是离职后，他除了瞌睡无事可做。他每晚在厨房乐此不疲地哼着歌，跑着调，东奔西窜；菜刀在案板间乒乒乓乓走着，清油嗞嗞冒泡，火锅料围着铁铲在锅里打转；腊肠、腊肉、鸡鸭鱼肉以及一些他也叫不出名字的中草药滋补品，倒在锅里熬成翻滚的生活，他喜欢把时间装在自己的胃里。而一旦完成这一切，他突然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跷着二郎腿，软塌塌地陷进沙发里，雕塑般凝滞沉默。种种迹象表明，他未曾与惰怠杂乱的生活分道扬镳，当我再想劝劝他时，他已订好回程日期。

他是一个不需要告慰的人，至少现在如此。

2

这栋潮湿、阴暗、陈旧的筒子楼被周遭骄傲的建筑压迫着，刚搬来时，房间里散落着各种滋生霉味的可疑物体，此如混浊的香水瓶、破洞的棉絮、网状的长发、枯萎的果皮、斑斑点点的内衣和墙壁……它们以标签的形式构成了狡黠、粗鄙的生活本身。这种在场性令我十分不适，它们黏附在陋室的角角落落，无处不在，很难将其一次性清理干净，好像我在过着一种被偷窥的生活。每天，我用自己的钥匙扭开别人的人生，寄居蟹般笃定。等我的鼻孔和眼睛开始缓慢接受这种气息和色泽后，黑暗里仿佛有声音砸在地面，铿锵有力，紧接着像是一把生锈的尖刀在砂纸上来回摩擦。该死！前任租客忘了带走那群前任老鼠！为此，我花了一整天擦拭它们可能会沾染的区域，还有那些没褪散的霉味、暗斑。我跪在地板上，态度虔诚，不是上帝使我卑躬屈膝，而是生活！藕断丝连的生活！到处是碎屑，老鼠们就在我左腿旁的木柜下耀武扬威，像是踩在我的头顶，密谋着一场暴动，我抓不住它们。从未如此沮丧过，我抓不住它们，它们才是这里的合法公民。不速来客，我，2016年，在这座堡垒森森的城市竟找不出一抔泥土来堵塞它们与我之间形成的漏洞，到处是硬化地面，到处是参天古树，到处是灯红酒绿，到处是歌舞升平，谁会允许一只老鼠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这儿？所以，请务必相信，我喝酒只是为了打碎啤酒瓶，只是为了让那些锋利的玻璃碴，替那些牢牢锁在地底的泥土们，完成它们业已失效的使命。

我是悲观的，却不知这种悲观的缘由。是物质，还是欲望？都不尽然。我无法接受自己，有那么一个瞬间，我深切怀疑自己被另一个人篡夺了，他是自闭、忧虑、孤僻、彷徨乃至酒精和尼古丁等一切足以堪称反动元素的综合体，谙熟我，却又始终游离在身体之外。梁说我绷得太紧，干巴巴的。梁是我同事，更多时候我喊她姐，她侄儿跟我同龄，但丝毫不影响我继续喊她姐，而并非老师。外人面前的她总是一副乐观的模样，时常笑，一惊一乍，套用她对自己的评语——疯叉叉的。但提及侄儿时，她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每月把脏衣物快递回老家，日子就是脏和净的轮回更迭。当然，我不是为了标榜自己，正如段首所说，这个叫程川的男人有一丝分裂迹象，经常将吃了水的棉衣从盆里救起来，供奉在铁架上，隔上几天再在楼下搜寻它们的尸骨，你得谅解他的无知无畏、出没无常。基于此，我时常在夜晚竖起耳朵，倾听内心波澜起伏的回音。我想了解他、解剖他，那个居住在我体内的陌生人，我活着他的外表，活着他的夜色、周末和无药可救的痼疾。

梁姐不以为然，她总是以各种理由“搅扰”我。她谈起童年：无人管束，早恋，赌博，离家出走，街头聚众闹事，火锅店“横行霸道”，夜店里提着砍刀和酒瓶锄强扶弱，甚至某次竟然惊动火铳，把枪抵在别人头上。外出求学时家人最常叮嘱她的一句话莫过于“照顾好你三个姐”。她陷入沙发里，嘴上叼着烟，猛然低头，像扣动扳机一样瞄准自己，“难道我就不需要被照顾吗？”在这几月里，不止一次听到她用“疯”否定自己——起初像少女般笑得特开心，而后突遭电击似的。扭头，收敛起笑意，死死盯住天花板，狐疑地问我：“是不是觉得姐疯了？”我对她的经历充满好奇与钦佩，这也正是我所缺失的，却不知该向她做何回答。这二十来年活得模棱两可，我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怎么长大的，像器械厂里的原配件，被扳手和钳子捶打斧正的零部件吗？那么，我又该怎么否定自己呢？

每天午饭后我都会去阳台短暂逗留，一支烟的工夫，看鸽群围绕对面楼顶盘旋，久不停歇，天晴时可以看得很远。近处，楼顶放置了一张三合板和铁架搭建而成的简易餐桌，一个灶台、一罐煤气，旁边则矗立着一架轰隆躁动的空调外机，几根巨大的黑色橡胶管子。从8月到12月，午间时分总有男男女女雷打不动地出现在楼顶，乒乒乓乓地剁着碎屑的食材，我认得他们，是大楼的保安和清洁工。他们蹲在悬空的地面上，像是一坨即将被融化的沥青，生活总能将他们塑造成各种形状，冰冷的诘问者，或是尽职尽责的维护者。梁姐说他们很苦。也是在这间阳台上，她谈及自己不幸的婚姻——那个抛妻弃子的男人，在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家庭里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她掀灭了燃到尾声的烟蒂，从烟盒里迅速拔出一根，塞进嘴里，望着窗外。打火机冒着幽幽的蓝光，像蛇信，嗅到某种滋味后，烫伤般猛然缩回体内。远处林立的楼宇只有晚上才会显出真实面貌，它们附庸在华丽多彩的灯柱上，虚幻又通透是那些五颜六色的光线和庸庸碌碌的人群使它们拔地而起，而不是坚硬的钢筋水泥。记得某次去这座城市的边缘地带参加诗歌朗诵会，舞台设在一片挺拔秀丽的白杨树林中，到场者有二十世纪的民谣乐队、二十一世纪的诗人画家，有教授、博士、老板、白领、留学生、流浪者……他们悉数剔除了白天行使的身份，回归到夜晚中间，那些撕裂的红红绿绿的光线、摇曳的人群，以及腾起又跌落的音乐，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映衬下，散发出一缕焦灼的味道。造成这种氛围的不是巫术、寒风、水分子和头顶那轮笼罩在雾霾中的月亮。这种感觉很难捕捉奇妙鲜活，令人战栗，鲜活有如刚刚从河面打捞上岸，不断挣扎跳跃的鱼群。回城的时候临近午夜，我被两瓶啤酒骗得晕眩颠倒，靠在公交座椅上，窗外楼盘裸露出密密麻麻的光斑，招摇着一闪而过，高楼仿佛虫蛀腐烂的巢穴，光斑镂空了它的挺拔和昂扬向上。我闭上眼睛，双手紧紧攥住汗湿的栏杆，不禁掏出平日里最反感的一个词擦拭我东倒西歪的情绪：此刻，“泪流满面”的程川，在夜色中燃烧殆尽。

时至今日，我从未篡改过对生活的看法。当然，你可以坦言：程川懒惰，极端，好高骛远，乃至被文青的幼稚想法束缚住手脚。的确，某种程度上，它们构成了我的崎岖与忐忑，我像是纺锤上的线团，被一根根骨棒围困着，直至开始焦灼：我的表达无法武装自己。朋友说，甜食能够缓解焦躁，于是，我从超市抱回大桶橙汁、蜂蜜，却丝毫感受不到它们在我体内的变化。那些浅薄的、细若游丝的裂缝，正沿着锈迹斑斑的生活表层，一点一点向里缓慢渗透、塌陷，多像此刻的处境啊：屋子里那些松松垮垮的墙皮，吱呀作响的窗户，夜半啼哭的猫鼠，无家可归的方块字，以及，总也拧不紧的水龙头……凡此种种，让我活得如此纠结，彻夜辗转反侧。梁姐在这个问题上与我处境相同，她选择用尚未到来的更年期搪塞自己。真好！她的焦躁烦闷终于有了自欺欺人的理由。不是因为“妹妹”（梁姐闺女）的脾性和成绩，不是单身母亲的艰辛和苦闷，也不是无处可诉的孤独和抑郁，而是那副用旧了的身体让她日渐露出端倪，让她有借口将活着就是慢性自杀悬在嘴边，并以此掩饰自己的真实状况，譬如自己对前夫的懊恼，前夫对女儿的寡淡，女儿对自己的怨愤。恶性循环！像是一个简陋的圈套，她杵在旋涡中心，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种失衡关系。周内，“妹妹”在托养班完成功课后，每晚八点半梁姐准时踏着电摩接她回家。因此，梁姐有充足的时间倾诉积压在心头的郁结。某个傍晚，她对我提及最近常做的噩梦，死去的亲友梦中再死了一次。活人从不出现在她稀松的睡眠里。她说，没有做完的梦第二晚还能继续连起来，像是电视剧，醒着反倒像广告时间。她说得信誓旦旦。良久，她红着眼愤愤道，“妹妹”这次期末考试又是倒数第二，多么不公平，每天起早贪黑，悉心照料，将水果切好装盘，恨不得嚼碎了再喂她，各种辅导班、兴趣班，三分之二工资都砸在她身上，连老师都坦言太过溺爱，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我说，“妹妹”还小，仍有机会反败为胜。窗户半启（避免同事第二天闻见烟味），浓密的烟雾四处溃散，桌上几簇富贵竹摇摆不定，像她的心境，悬着，总也摁不下去。

这座城冬天时很难见到阳光，厚重的雾霾捂得密不透风，放眼望去如毛玻璃般缥缈虚幻，甚至难以辨别早晨和傍晚。社里规定，最迟九点十五打卡，而我时常掐着时间追赶公交。如果某天清晨，你在长顺下街看见一个不修边幅的青年奔跑者试图超越两旁的车辆，请不要挡住他的去路，请原谅这个青年的横冲直撞，他有些孱弱，定是昨晚熬了大半宿，已在生活的道路上追逐得气喘吁吁。周说，几十年后回过头再看，现在的自己活脱脱一只过街老鼠。周是英语老师，考研未遂，在西安某家培训机构工作（直到写这篇文章时，她还在为梦想奋斗），她的话让我想起单位即将退休的一位文姓老师，面对一群吵闹着减肥的美少女正襟危坐，“吃饭，是一道程序！”她已经站到了周所说的若干年后，在这个位置上熬干了身体里的水分和钙质，好似一株枯槁的芦苇，顶着满头蓬松的花柱，中空而又柔韧，因此，她的话不无几分苍凉落寞的味道。梁姐对此嗤之以鼻，“你看社里谁搭理她，干活时倚老卖老，耍时虎虎生威，以前为休病假，自己打120，从十二楼走下去，再爬上车，耍一圈屁事莫得，又喊辆出租把自己驮回来！单位处处机关倾轧，当然，都是跟利益挂钩，暂时你还不涉及，但还得留意哈，莫蹚深水。”因此，我又懂得了一个词：职场。并非来自狗血的电视剧，而是每天打卡的那个地方，当我的指纹和考勤机媾和，为一个词跟作者来回斡旋时，当我的工资卡里的数字像脉搏那样微弱跳动时，似乎一切都具备了生命的迹象。她对我谈及的这些令我沮丧，但又庆幸自己融入了这里。至此，有点理解离职蜗居、随后返乡的室友了，他走后只有老鼠肯陪我说话。

3

某个晌午，校对室主任突然捂住脸，站起来急嗤嗤喊道：“糟糕，右眼咋个看不见东西了？”堆放在桌上的稿件被她胡乱推开，又倏地跌落下去，转椅咯吱咯吱晃荡。我们围在桌前，还没来得及应答，文老师心直口快：“早叫你注意休息，这下果然瞎了吧！”主任提起放大镜抛进收纳盒里，狠狠剜了她一眼。文老师讪讪笑起来。主任的瞪和平时别无二致，干净利索却略显黯淡，并未携带凌厉的闪电，而我们除了无关痛痒的劝慰和叮咛外，好像也想不到其他方式了。至此，我才注意到这个年近五十的女强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她对着电话喊honey，撒娇，嘤嘤哭泣，声音粉嫩细腻，像是一只被暴风雨摧残的小兽，满腹委屈。这使我恍惚产生一种错觉，素日里板着面孔、兢兢业业的主任，柔软的一面还未干涸，仍然挤得出水。与此相比，我们村那些四五十岁的老女人哭泣时，多么夸张造作啊，她们干号，撕心裂肺，她们摸爬滚打，粗犷得就像梁山好汉，一点儿也不知道节制。从同事聊天中得知，主任再婚，没有子嗣，丈夫是位古董收藏家，大她将近二十岁。梁姐曾开车带我去看望过主任，那时她已出院，在龙泉驿休养。梁姐附在我耳旁：“虽然只是轮岗，但想做好编辑，必须跟校对搞好关系。”说完忧虑地盯着我，就像母亲告诫懵懂的儿子。

主任穿了件长款碎花红棉袄，倚在物业门口等我们。她手术后，丈夫即刻忙活该死的资本事业去了，越老的物件他越感兴趣，她不愿听从医生安排，整日卧床静养，所以，时常眯着一只红肿的蟠桃，率领一群名贵的犬种周游巡视。那群享受荣华富贵的宠儿早已习惯了草木鸟雀，一并习惯了摩肩接踵和车水马龙。当我们迈进电梯，它们立刻垮下黑黝黝的长脸，敌视着我们，狂吠不止。“这被囚禁的生活！”主任一边佯装呵斥埋怨，一边斟茶、削苹果，忙上忙下。那群狗则殷勤地围着她东奔西窜，她亲昵地呼唤它们“宝贝”，像是喊honey的口吻，她把宝贝抱在怀里细细摩挲，甜甜的，糯糯的，幸福得有点眩晕。她体内还有母爱在流淌，梁姐的“更年期”显得多么稚嫩啊！似乎就记得这些细微场景。俩月以后，单位传出我要辞职回陕西的消息，梁姐揪住我，神秘兮兮地问，是不是得罪什么人，或者说错话了。开玩笑，我放屁都夹着尾巴，怎么可能我并未打算如实向她描述，那是属于外来者的隐疾。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潦倒青年，定居他乡谈何容易？

我曾梦想过一种干净的生活。现在肮脏吗？不！相反，它太紧凑、条条框框了，远不够粗粝。我曾发过一条微博：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自己的时间能被自己挥霍。太矫情了！可事实如此，我无法支配时间，也不能取缔它。在租来的陋室里，我不断向中介、向房东、向菜市场、向得过且过的简易床板和食物妥协求饶，试图在这种倾斜里获得一种短暂的平衡。先苦后甜？你看，就连我自己也不能肯定。那些拼凑的睡眠、虚浮的体重、夭折的胡碴、红肿的双眼，争先恐后地证明这是一场多么虚伪的人生，欺骗自己的罪魁祸首此刻就端坐在电脑前，衣冠楚楚地编造着这些充满戾气的文字，你还能指望他改变些什么？年后某个周末，我搬到了新寓所。朋友Z帮我收拾物什时，我竟忘记自己到底住在哪一栋，小区曲折逼仄，绕行几圈后，搬家师傅骂骂咧咧，频频摁动喇叭催促。每天早出晚归，第一次发现这座城市的白天于我，竟是如此陌生。Z嘻嘻哈哈笑着，我轰走司机，蹲在一棵老榕树下，脑袋一团麻，晕晕的。好仓促！从金牛区到青羊区五公里不到，我先后往返四次，把两边的房屋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就像从没有住进去过一样。就像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没有一处沾染我的痕迹。而在等待老房东退还押金的那个傍晚停了电，漆黑一片，我把钥匙紧紧攥住，提着一包馒头，蹑手蹑脚爬上楼——今夜，我要把那些饥饿的瘦弱的胆战心惊的老鼠们，通通喂饱。多么荒唐的念头，为什么会根深蒂固地盘踞在我的脑海中呢？第二天早上，我再次踏进出版大厦在那张乳白色的办公桌上安放躁动的青春时。室友比我略显不安，此后整整俩月他都在寻找工作的道路上奔波不息，新媒体运营、房屋装修、软件开发、书画销售、证券期货……从那些光鲜亮丽的名词里获得自信再到感觉自卑，中间不过隔着一场小小的面试。他很快便败下阵来，嗜睡、醺烟，躲在被窝里，沉湎于游戏。

随后Z邀来他的大学舍友W及其女友H同住，因为相隔不远，很快我们便以家的模样拼凑在一块儿。五人时常组成一字纵队，流连忘返于沃尔玛、文殊院、春熙路，像很多青年渴望的那样，亟待在城市落地生根，我们关注房价动向，关注婚姻现状，关注工资涨幅，关注我们尚未取得的生活和正在失去的权益。渐渐室友的“工作”也有了眉目，一家软件开发公司打着招聘的幌子骗取了他的信任，在经理和总监猛追不舍的轰炸下，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足以胜任这份烧脑的工作。企业指南、图标手册、发展纲要，各项数据报表谜一样锁住他，中文系半路出家的他，在这块天上砸下的馅饼里面丝毫没有尝出毒的味道。依照合同规定，他用APP教育贷款提前预付了四个月学费，一万九千八，毕业聘用后再从工资里逐月返还。经理的谆谆教导，以及对高薪职位的强烈渴望甚至使他卑躬屈膝，嗫嚅着一顾三回头：谢谢！谢谢锲而不舍的经理和总监，将我这只秋后蚂蚱跟你们绑缚在同一条麻绳上；谢谢百度钱包，危难时刻雪中送炭；谢谢我身处的时代，机遇总是大于命运。他的心按捺不住扑通扑通狂跳，然而很快这份喜悦便偃旗息鼓了。真相总是来得太快。当他意识到被骗时，一切已然木已成舟，女经理嚼着一口嘎嘣生脆的普通话，尺度拿捏正好：依照解约条款，您得先犯罪，我们收到您的犯罪记录后才能实施解约流程。室友垂头丧气的样子很像一头牲畜，俗称：待宰的羔羊。他哭丧着脸自顾自叹气，“要不我对她实行刑事犯罪预警吧……W”明显沉不住气了，愤愤不平：“就这么被骗啦，哪能这么容易，合同都没拿回来，马上‘3·15’，得找报社曝光啊，实在不行就报警！”报警，这个偏离日常兼具理想化色彩的词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出现在我二十四岁的生命里。

W的愤慨和偏执带着炙热，有点烫，却让束手无策的我们备感振奋。在这座城市，我们是盲目的、资源有限的、稍显局促的那类人，而这些变故堰塞湖般死死咬住我们的退路。寻求报社无果后，唯有走后一种途径——报警。警察的出现使她们篡改了自己的立场，至少是暂时地压制住了她们的趾高气扬。连锁经营，市场先锋，引领全国，增加就业，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技能……诸如此类的词出现在她们口中，她们简直是模范示范岗，培训敛财一笔带过。“民事纠纷双方诉讼调解！”警察抛下这句简洁扼要的话后就离开了，一切回归原貌。我们在会议室里开始了漫长的妥协之旅。“要不我们交违约金吧？”休想！跟百度贷款客服沟通。才知道款已入账，也就是说，这次报警徒劳无益。女经理靠着转椅，眉飞色舞，提笔砰砰撞击着桌面，签字笔在合同上戳出点点墨痕，充分证明：忙，她很忙。面对这群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她有理由摆出一副过来人的面貌，咄咄逼人的口吻差点就使我们放弃了挣扎。眼看面试的求职者越来越多，W语气渐渐强硬：“你们这就是诈骗，挂羊头卖狗肉，明明以培训赚钱，非得打着招聘的旗号，那为什么不招专业对口的，《劳动法》哪条规定公司培训得员工掏钱？我们已经愿意缴纳违约金，你们还咬住不放。合同？别张口闭口合同，你们的合同就是霸王条款，非法！”此前，我对相关法律一窍不通，特意去咨询法律专业的同学，她建议我们提起诉讼。诉讼，一个比报警更加陌生遥远的词语。事实上我们接连又报了两次警，但警察也道家般的无为，我们仅仅能冀望于他们的身份象征，或者说，那套衣服代表着的尚未泯灭的震慑力。他们不耐烦，看得出来，其中一个年纪跟我相仿，额头挂着一片青春痘，可能在来的途中刚挤过，红红的，有印记。他们踱着碎步进进出出，直呼经理到底退不退，一副随时要走的焦躁模样。显然，经理的承诺已经失信了，那些南辕北辙的词汇凑不出一份好答案。我们有耐心，同时在这间装裱得宽敞明亮的会议室，我们也第一次窥见自己无赖的样子，顽固、强硬，还有烙印般挥之不去的尴尬和羞耻。

门口簇拥着一群求职者，眼巴巴地盯着这出闹剧如何收场。大概再纠缠下去得不偿失吧，女经理最终松口了，扔下我们怒气冲冲摔门而去。一度以为她是耍滑头，事实上我们多虑了，她的提成和室友的违约金经财务核发算后还需总经理签字首肯。解约的时候我们留了心眼，录了音，后来W在手机上播放这段音频却只剩一片空白。我们搞不清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4

当我再续这段文字时，只去过短短一月，却发生了许多变故。室友找到新工作，Z谈了女友，成都颁布限购令，W和H因婚姻现实问题分了手。我还是老样子，苟延残喘。某次聚餐室友摇晃着空酒瓶，东倒西歪地说：“我们都是亡命天涯的浪子。”我骂了他，“骚，还得遭报应。”他则回我一地呕吐物，红红绿绿，好不悲切。生活是这么无妄、虚诞。我如此定义坐在二十楼窗前俯下身去的沉默。午夜霓虹更迭着一成不变的闪烁，那些轰鸣作响的运渣车、鼓足马力的摩托赛发出的巨大声响，以及急转弯时猝不及防的凄厉与咒骂，隔三岔五便跳进戴着放大镜的耳朵里。“你得接受这种运转，”我对自己说，“至少不排斥。”有那么一瞬，我在镜中惊讶于时间的发酵，我红着一对鱼泡眼，充满困惑地打量着镜中这个松松垮垮的男人，他哭丧着脸，不苟言笑，白发丛生，面庞略显浮肿难堪，而修剪平整的青髭刚发了芽，似乎可以从中看到父亲的影子，那个叫作志安的懦夫，从吃皇粮舞文弄墨的城镇供销社员到工地贩卖体力漂泊他乡的倔强老头，如今也认了命。我身上有他的毒素，曾经幻想文字能刮骨疗伤，到头来却带回一筐散发着霉味的《毛泽东传》《蒋介石传》《历史上的未解之谜》……我和他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时至今日却仍共用一份悲哀。我心有不甘，想同他谈谈，猛然记起手机被偷后，早已丢失了他的号码。而他，也好久不曾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