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南昌之一夜”

《海涛集》中有一篇文字《南昌之一夜》，记述了郭沫若在北伐期间经历的一件事：他应邓演达电邀，往庐山会面，后与邓演达在返回南昌时遭遇兵变。当时以为是“因为年关的薪饷没有发足，激起了哗变”，后来则怀疑此事为蒋介石故意安排，欲置邓演达于死地。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文中明确写着“那是一九二六年的除夕”，即除夕前一天，郭沫若应邓演达之邀上庐山，除夕清晨，见过蒋介石后，两人一同下山乘火车返回南昌。当晚，到牛行车站时，遭遇第三军部分士兵哗变，在总司令部过了一夜，次日才回到位于东湖的总政治部。这一时间概念将公历纪年与夏历纪年混在一起，那么“除夕”究竟是丙寅年除夕（1926年是丙寅年，除夕日则在1927年初），还是指1926年的12月31日呢？

《南昌之一夜》写于1948年6月，《海涛集》中几篇记述北伐和南昌起义后经历的文字都写于1948年。但在早两年的《纪念邓择生先生》（写于1946年11月24日，发表于上海《中华论坛》1946年12月第2卷第7、8期合刊）一文中，郭沫若已经写到过“南昌之一夜”的事情，他是这样写的：“一九二七年的一月初头，南昌和武昌实际呈出了分裂的局面。那年的元旦，择生和我从庐山回南昌，刚到南昌城遇着第三军的一部分军变，几乎在街头吃了铅弹。……”这个时间概念用“元旦”的表述很明确，按此一说，《南昌之一夜》中的“除夕”当为1926年12月31日。

所以，《郭沫若年谱》根据这两篇文章的叙述，将“南昌之一夜”前后几天发生的事情做了这样的记述：1926年12月30日，郭沫若前往庐山，31日下山返回南昌，1927年1月1日晨，他回到位于东湖的政治部。^[1]

《郭沫若年谱》在作这几条谱文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注意《脱离蒋介石以后》一文。该文在记述这一史事的时候是这样写的：“那是阳历的二月一号，——就是阴历的除夕。”“我是一月三十号，应邓主任的电邀跑到九江的，在庐山上算是幽会了一次，于二月一号，又同下山来。”“我们到牛行车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钟的光景，看见南昌城起火，并听见些枪声。”“进城，城里的商店全部掩闭了，街上是死气沉沉的，只是街沿上处处都有散兵，我们还以为是放的步哨。及至走到省长公署的前面，前面开起枪来了。”“那天晚上好容易才走进总司令部，在总司令部住了一夜不敢出来。”

按《脱离蒋介石以后》所记，《南昌之一夜》中“一九二六年的除夕”“年关”这些特定的时间概念，实为丙寅年的除夕、年关。但《纪念邓择生先生》一文又明确写着是在1927年“元旦”，则其除夕当然是指1926年12月31日。那么“南昌之一夜”的史事，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呢？《脱离蒋介石以后》作于事情发生的当年^[2]，远早于《南昌之一夜》和《纪念邓择生先生》，是不是可以依郭沫若作文的迟早来确认所记史事的正误呢？这可以是一个考量的因素，但仍然是依据作者自己的文字去互证正误，也就很难疏理出史事的确凿信息，如同其生辰日期的问题一样。

所以“南昌之一夜”的史实，还需要从其他相关史料去予以印证。

郭沫若使用“除夕”一词，常常沿用他在留学日本时期所习惯的日本公历纪年的概念（保留有“除夕”“正月”“初×”等称谓），即指公历某年的岁末一日，所以《南昌之一夜》所写“一九二六年的除夕”，会被《郭沫若年谱》编撰者理解为1926年12月31日。但是据《蒋介石年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据毛思诚所作《蒋公介石年谱初稿》及《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编撰）^[3]记载，蒋介石在1926年12月10日前后的几天是在庐山，但13日下山到达南昌后，直至月末一直留在南昌，而邓演达此时则一直是在武昌，30日上午，蒋介石还有一电，致：“武昌。总司令部邓主任勋鉴。”所以，《南昌之一夜》中说到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1926年岁末的几天，也就是说其“除夕”所指，应为夏历（阴历）丙寅年的岁末之日。

丙寅年除夕，是为1927年2月1日，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的林伯渠，在其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事情：“访郭沫若于东江楼。邓择生来访，与之相左。”（这时林伯渠是在南昌）而在2日的日记上又写有这样的文字：“闻南昌驻兵闹饷，本军派一团往牛行车站。”^[4]这两则文字既证实了所谓南昌兵变的事情和发生的时间，也厘清了郭沫若于2月1日已经身在南昌总政治部驻地而非在返回南昌途中的史实。

也就是说，《南昌之一夜》《纪念邓择生先生》《脱离蒋介石以后》几篇文章关于“南昌之一夜”史事的记载，均有史误：或错记了日期，或错记了天数。综合这些文献资料，郭沫若上下庐山的行止实际上应为：1927年1月30日往庐山晤见邓演达；31日晨，见过蒋介石后与邓演达下山同返南昌，在牛行车站遭遇兵变，进城后夜宿总司令部；2月1日晨，回到东湖的政治部，当天接待了来访的林伯渠。

郭沫若自己说到过，在南昌起义发生后，他从九江赶往南昌的途中遭遇乱军，北伐期间的几本日记丢掉了。那么他在20年后的1946年、1948年来写北伐期间的经历，全凭记忆，把一件史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又恰好是与一个除夕日相关的时间概念，在阴历、阳历之间记混了，倒是不足为怪。写在当年的《脱离蒋介石以后》，也会把时间错记一天，看来郭沫若对时间的记忆，真是没有像对文献那样的“博闻强记”。

[1] 见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2] 《脱离蒋介石以后》自1927年5月7日起，连载发表于武汉《中央日报·中央副刊》。

[3] 《蒋介石年谱》，档案出版社，1992年12月。

[4] 《林伯渠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