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一次会面

如果不是将同一个人撰写的相隔半个世纪的两篇回忆文章放在一起，那么郭沫若与一位朋友的一次会面，还可能是不为人知的一次会面。

1935年夏的一天，郭沫若冒着暑热，从他寓居的千叶县市川市只身前往东京西南的伊东。这是一处濒临海边的避暑之地，隔海相望的是著名的伊豆诸岛。但郭沫若显然不是去避暑度假的，因为他既没有携家人同往，也没有在伊东逗留，而是在当天匆匆返回市川。他是专程去见一位国内来的朋友。

这是我在发表于七十余年前的一篇旧文中看到的关于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行迹的一则史料，那是1941年11月16日《新蜀报·蜀道》刊登的题为《沫若先生印象片段》，是陈乃昌撰写的一篇回忆散文。严格地说，这还称不上是史料，而只是一个线索。因为陈乃昌并非把它作为一件史事写在文章中，他只是顺便提及此事：他早就仰慕郭沫若，但无缘相识，正好在伊东时听自己的一个朋友（也就是郭沫若去见的那位朋友）说起郭沫若次日要来伊东，所以期待在这里可以结识郭沫若。不过事后，那位朋友才告诉他郭沫若已经来过又返回东京了。想见到的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陈乃昌于是感慨失诸交臂，因而文中连那位朋友是谁也没有提及。

大概因为文章不起眼，又不知郭沫若去见谁，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部郭沫若年谱或郭沫若传记都没有记载这件事。但是这个不起眼的历史细节其实颇耐人寻味：这不像是一次一般的应酬往来，而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朋友会面。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郭沫若在流亡期间受到日本警察与宪兵的双重监视，他一直深居简出，一般会见朋友，都是朋友到市川他的寓所去，像张元济、陈铭德、郁达夫等人到日本晤见郭沫若都是这种情况。当然也有约在东京市内见面的。这大概为的是不引起警视厅的特别注意甚至怀疑吧。郭沫若专程到外地（市川和东京之外的地方）去见一个朋友的事情，就目前所知，这是仅有的一次。所以郭沫若去伊东，不会是他主动约朋友在那里见面，只能是那位朋友特意约他相见。同时，从他去而即返的匆匆行迹，也可以推测应该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那么郭沫若去见的这位朋友是谁呢？陈乃昌在半个世纪之后写的另一篇文章《相见五十七年前》^[1]中告诉了我们。其实这篇《相见五十七年前》是在《沫若先生印象片段》一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增加了一些内容。增加的内容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在伊东海滨时，恰逢章伯钧也在那里，我们彼此相识，他说：“我有两位好朋友，就是朱德和郭沫若。”我对沫若先生说：“你到过海滨，章伯钧没有告诉我，你走了，他才说你来过了。”沫若先生说：“是的，北伐时期相识。当天就从海滨回来了。”

章伯钧就是郭沫若专程去伊东见的朋友。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见，里面包含了怎样的历史信息呢？

郭沫若与章伯钧的确是老朋友，在北伐军总政治部中，他们一个是宣传科长，一个是总务科长。章伯钧到日本，两人见一次面，按理说属人之常情。但是见面的地点和方式，特别是章伯钧当时的政治背景，让我觉得这不是一次寻常的朋友会晤。郭沫若断不会老远地跑去伊东只为叙叙旧，一定是章伯钧有事与他相谈。

章伯钧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的主要负责人，邓演达那时已经遇害。他当时在日本干什么？我没有看到相关的资料，但是他与李伯球等人在11月返回香港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港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根据章伯钧等人的提议，将该党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后来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并确立了反蒋联共抗日的总方针。

这会与郭沫若有什么关系吗？有可能。郭沫若与第三党虽无关系，却有渊源。大革命失败以后的1928年1月，从海外回到香港的邓演达筹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他特别派章伯钧去劝说已被蒋介石通缉的郭沫若加入该党，并邀请郭沫若起草该党成立宣言。郭沫若在南昌起义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之际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已经辗转香港回到上海。邓演达会邀请郭沫若加入筹组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应该是不知道郭沫若加入中共之事。因为南昌起义虽然是共产党人领导的，但起义之时仍然打着国民党旗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邓演达（虽然那时已在国外）、郭沫若均为这个委员会核心的主席团成员，且郭沫若任宣传委员会主席。但邓演达的邀请和劝说均遭到郭沫若婉拒，因为该党的宗旨是既反蒋又反共，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邓演达组建的这个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既反蒋又反共，所以被称为第三党。有意思的是，1930年，中国共产党为第三党的事情有过一个考虑，欲安排郭沫若去欧洲做争取邓演达的工作，邓演达那时在德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三党原来既反蒋又反共的政策有了一些变化。邓演达经过对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情况的考察，开始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在仍然反蒋的同时，不再坚持反共的政策。不过郭沫若没有答复这一安排。但这一情况说明中共党组织也注意到郭沫若与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彭泽民、章伯钧等）之间那种无形的关系。^[2]

把这样一些相关资料联系起来，是不是可以推断：章伯钧约郭沫若在伊东见面，就是谈及第三党改组的事情，而且可能又一次动员郭沫若加入该党。当然，事情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不过郭沫若并没有忘却邓演达，他在抗战爆发后回国不久，即去南京凭吊过邓演达的墓，还在1946年特别写过一篇文章《纪念邓择生先生》。

[1] 该文收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的《追随周恩来的岁月》一书的“附录”。

[2] 据王廷芳先生与我讲起，这是郭沫若亲口对他谈起的往事。另外，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写的一份自传材料也间接写到了这一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