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难忘学友情

1．球友轶事，爱子得名

周从家是我的铁杆好同学，我们不仅是亲密的好学友，还是篮球场上配合默契的好伙伴。球友当中还有一位要好的同学，他叫苏德元（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中国医科大学，此后再无联系），三个人加在一起，自称“忠实的朋友”（源自于当时一部热播的苏联电影《忠实的朋友》）。三个人的球技虽然都不是很高，但共同的心愿把我们紧密地连在一起。我们自己做球衣，凑钱买篮球，不断扩大队伍，还给球队起了一个很有文化品位的名字，叫“艺枫”篮球队，这个小小的“娃娃”组合，在学校自然当不了校队，但却常常出现在“站前公园”的篮球场上，与不同组合的球队打“野球”。虽然球友们都不够专业，但都严格地遵守着打“野球”的规矩。比赛采取淘汰制，先输掉五个球者，自觉下台，等候的球队接替上场，跟赢者继续战斗，这样轮番上阵，很是紧张激烈，围观的群众很多，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为队员们叫好、喝彩。

球友（前排右一为苏德元，后排右一为徐大仕，左一为周从家）

我们的“艺枫”篮球队，比赛中赢多输少，在这块场地上小有名气。由于打“野球”都是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太阳一落山，球场没有灯光，战斗也就结束了。这样的打“野球”活动，我们一直坚持到高中三年级。有趣的是，1955年4月21日，我们的儿子出生了，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一位队友听到消息后，稍作思考，提出一个特别有创意的建议：“就随着我们球队名走吧，叫‘艺枫’好了。”后来，家里人听了，觉得挺新鲜，很有创意，高兴地采纳了队友的高见。儿子长大了，觉得“宋艺枫”这个名字很有品位，就不改了，一直叫到今天。

2．两个馒头惹风波

在鞍山二中、鞍山一中读书期间，我一直享受国家助学金，虽然钱数不多，但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还是够用的。既然享受了助学金，花钱就不那么“自由”了，要十分谨慎，稍有闪失，就很可能被同学质疑。有一天中午，因为我没有带午饭（每天带的午餐基本上都是高粱米饭加咸菜），就到小卖部买了两个馒头吃，无意中被同班的同学看到，这可惹了大麻烦。在班会上，受到了几个较真儿的同学的严厉谴责，那架势真有点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批判会，不分青红皂白，不讲情面，火药味儿十足，难听的话多极了：“拿着助学金还吃馒头呀”“吃得起馒头的人不该拿助学金啊”“助学金不应该发给这样的同学呀”等，有的人甚至主张，干脆把我的助学金给停了。当时，十几双不肯原谅我的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我，好吓人呐！我真的有点害怕了。正当大家七嘴八舌，步步进逼的时候，有一位女同学勇敢地站起来，力排众议，说了几句公道话：“享受助学金就得一辈子吃高粱米饭？吃一次馒头就得停发助学金？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对待宋广礼同学，再说了，那天他确实没带饭，又到哪里去买高粱米饭呢？总不能饿着肚子上课呀！”班会上又争论了一阵子，平静下来，最后班主任老师拍板，采纳了这位女同学的意见，我继续享受助学金。从此，我在各个方面都更加检点，谨慎做事，专心读书，不让人家“抓辫子”，一直到高中毕业、参军都平安无事。

这位女同学的名字叫魏若莲，是我们班上学习成绩拔尖的好学生，我将永远记住她，多谢这位敢于说公道话的好同学。1993年，鞍山一中校庆70周年集会时，本想能够见到魏若莲同学，和她叙叙旧，聊聊38年前的往事，真诚地谢谢这个“小大人”为我说的公道话，也要“评评”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们的举动，他们太“天真”、太“幼稚”，太会为国家“着想”了。但是令人失望的是，那次集会我没有见到魏若莲同学，遗憾地错过了面谢的好机会。

3．好同学亲如兄长

在鞍山一中读书时，还有一位好同学不能忘记，他是我们班的班长，大我一岁，不要小看这一岁，他因此当上了我的好哥哥，处处关心我、照顾我。他了解我的家境，节假日就带我到他家去住，他的父母对我很好，安排好住宿，给我们做好吃的，节假日过得很快乐。

这位好同学名叫齐祥元，由于身体原因，他高中毕业后没有考大学，分配到一个建筑单位工作。对齐祥元来说，虽然没考大学，但他个人的艰苦努力和顽强拼搏精神令我钦佩。参加工作不久，齐祥元就走上了领导岗位。2002年我们有幸在哈尔滨再次会面时，他已经晋升为黑龙江省公路建设局总工程师。

亲密的学兄齐祥元（左）

年岁大了，见面喜欢回忆往事和年轻时的同学。齐祥元第一个说起的是黑龙江省海林市科委主任张铁籓，老同学见面心切，随即动身，驱车200多千米，来到优美宜居的城市海林，受到好学友张铁藩、刘振琴的热情接待。我们愉快地畅游镜泊湖，参观名胜古迹和自然景观，十分惬意，仿佛回到了中学时代。老同学相见，虽然我们都年过花甲，但朝气不减当年，感觉分外亲热，简直像一群中学生，又“闹”在一起了。同学们忆往事，品当下，望明天，无所不谈。在鞍山一中时的一件件往事自然成了我们聊天的主题。在好同学张铁藩和刘振琴的陪同下，我们整整玩了三天，但仍然游兴未尽。当我们不得不离别时，老同学难舍难分，盼望着有机会再相见。

做客同学家（后排左起：刘振琴、张铁藩、作者、齐祥元）

回程，在开往哈尔滨的高速公路上，我们乘坐的吉普车飞快而平稳地行驶着，当路过一座漂亮的公路大桥时，齐祥元有意识地让车停下来，他缓慢地走出车门，让我观赏一下这座漂亮的公路大桥。聪明的司机明白了“首长”的用意，不等齐祥元开口，就笑眯眯地告诉我：“这座大桥可是黑龙江省有名的建筑项目，它是我们齐总主持设计、建造的。”我明白了，原来如此，赶快在桥前合影留念。

4．驯鸽、养鱼高手——我亲密的伙伴

我和夏桐生是解放军军事俄专的同学，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后，我们又一起被分配到二分院一支队，而且同为导弹地面电源设备专家的翻译，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配合默契，不分彼此，互相帮助，不经意地轮流为苏联专家做翻译。碰到问题，商量解决，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

好搭档夏桐生（右一）

1959年，夏桐生分工陪同的苏联专家萨斯拉夫斯基，由于苏联方面的原因，提前撤离中国，夏桐生的工作也有所调整。从此，我开始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完成我的后续任务。但是，我跟夏桐生的交往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由于我们各自工作岗位的不同，因而谈话和交流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丰富充实了我们单一的军事生活。

夏桐生为人忠厚，心态平和，交友广泛，我是他家的常客，他的父母和兄长对我都很亲热，从不把我当外人，在他们家逗留毫无拘束之感。夏桐生喜欢饲养和平鸽和金鱼，饲养水平相当高，小生灵被他驯得活泼可爱，着实惹人喜爱。他们家的这两款“心肝宝贝”，在街坊邻居中颇有名气，常常吸引着孩子到这里逗它们玩，寻找乐趣。我喜欢和平鸽和金鱼，更亲近我的密友夏桐生，这也是我经常到他家里做客的主要原因。

在我们的同学当中，夏桐生是晚婚的典范。他三十来岁才结婚，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好饭不怕晚”，他很幸福，等来了一位漂亮而贤惠的小媳妇陈文荣，家庭美满和睦，同学们都很羡慕他。陈文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的一员，而夏桐生却变成了一位地道的脱掉军装的“军哥”。

5．赵纯伟的遭遇，女儿鸣不平

我在鞍山实验小学读书时，感觉好极了。老师知道我是孤儿，对我格外关照，同学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关系很融洽。我有一位好同学，叫赵纯伟，他经常约我到他家去住宿，他母亲是一位十分慈祥、善良的女性，了解到我的身世以后，对我非常疼爱，细心照料，安排住宿，给我们做好吃的，讲《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故事，像对待亲儿子一样照顾我，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不是妈妈但又胜似妈妈的亲人。我和赵纯伟一直同学到高中毕业，享受着和他同样的母爱。

初中学友（前排右二为赵纯伟，后排左二为作者）

我的好同学赵纯伟一生坎坷，大学期间学的是古汉语专业，成绩优秀，是名副其实的高才生。不幸的是，读大学时他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若干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平反。分配到鞍山师范学院任教，教古汉语，经多年周折，60多岁时才被评为教授。1993年，在我们母校鞍山一中庆祝建校70周年时，我们有幸见面，亲热极了，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在偌大的鞍山体育场的看台上，说呀，说呀，忘记了我应该坐到主席台的席位，更没听到大会主持人呼喊我就位的声音，遗憾地错过了与鞍山市主要领导见面的机会，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我深信，没有什么比孩童时期的诚挚友情更珍贵的了。为这件事，尽管我落了很多亲友的埋怨，但我觉得很值得。

赵纯伟在劳动改造期间，一位同情他的好姑娘爱上了他，帮助他，关心他，照顾他，最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家庭生活美满，其乐融融，婚后他们生下一个女儿。漂亮的女儿18岁的时候，到北京来进修外语，曾住在我们家。讲起家事，女儿感慨万千，言谈中，她总是为爸爸愤愤不平，对妈妈赞美有加。女儿怎么也不理解，那么好的爸爸，怎么会蒙受这么大的不白之冤。这是一幕不该发生的社会悲剧，它不会重演了。在女儿的心目中，爸爸永远是最好的。

去年，从同学会那里得知，赵纯伟夫妇因病已经双双离开人世，听到这个消息，我很伤感，往事历历在目。怀念之余，写了这段文字，也算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