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明末悍将

一、辽东豪族

在渤海之滨，河北与辽宁两省临近交界处，矗立着一座雄关，它就是名闻遐迩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山海关北枕叠嶂，南襟大海。峥嵘险峻的燕山，峰峦林立，高插长空。万里长城沿着峰峦极顶，飞腾直上，似蛟龙起舞，消失在云霭缥缈的苍穹深处。它向南延伸八里，即是长城的起点，俗称老龙头，伸向大海，畅饮着万顷巨浪。山海关整个城垣与万里长城连接，背山临海，虎踞龙盘，所谓“襟连沧海枕青山”，山海关之名，即源出此意。

山海关的位置，恰好处于辽西走廊西端的咽喉之地。从辽宁锦州直至山海关下，共长四百里，于山海之间有一线之通。这一狭长地带，位辽河以西，故称为辽西走廊。山海关像一把大锁，牢牢地锁住了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陆上通道。在军事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正如俗话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以山海关之险，当之无愧。难怪古人称颂它：“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自从明洪武十四年（1381），魏国公徐达创建关城，设山海卫，始名山海关，她就成了“关里”与“关外”的分界线。按方位，“关外”也就是山海关以东的地方，所以人们习惯地叫做“关东”。

在明代，山海关以东，包括现今辽宁省大部，称为辽东。山海关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关门：东门叫“镇东”，即“天下第一关”门，西门叫“迎恩”，南门叫“望洋”，北门叫“威远”。东门外即属辽东地方，是关城的重点防区，像威远城、八里堡等城堡，墩台罗列，紧紧护卫着东门，像哨兵一样，警惕地注视着东方。

出东门三十余里，为山海关第一个前哨军事据点“中前所城”（辽宁省绥中前所），由此继续东行三十多里，又有一城，叫“前屯卫”（辽宁绥中前卫），再前行数十里，就到了“中后所城”（辽宁绥中县城），距山海关约一百二十里，与中前所城均属广宁前屯卫管辖。

中后所，全称叫中后千户所。明在辽东实行卫所区划，大者称卫，小者称所。中后所是一座“斗大”小城，但所处位置却很重要。它地处辽西西端，西距山海关不甚远，东距辽西重镇宁远（今辽宁兴城）不到百里，恰好居于两城的适中之地，交通便利，商贾往来，不绝于道。周围“田地饶腴”，濒辽东湾，又有海产之利，城内“积蓄颇殷”。

中后所在军事上很有价值。到了明末，它已成为关外八城的“冲要”之地。^[1]明朝在这里常年派驻军队驻防，筑有坚固的城墙，分设东西南北四门，城内军用与民用设施很齐全，官舍、民居、牌楼、庙宇、店铺、仓储、军械库等，应有尽有。全城有房舍七千余间，人口约三万余人。^[2]

明万历四十年（1612），吴三桂降生在中后所城一个低级军官之家。^[3]父亲吴襄给他取名三桂，字长白^[4]，又一字月先。生母姓氏不详，其继母祖氏是辽西豪族祖大寿的妹妹。据现掌握的材料，三桂排行老二，哥哥叫吴三凤。后来，他又有了一个弟弟，叫吴三辅，两个妹妹。^[5]他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尚健在。

我国古代很看重籍贯。它包括祖籍与现籍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户籍所在地，也就是现居住地；二是原籍或祖籍，指先人的居住地。古人报籍贯，一般都是严格按照这两个方面加以说明的。

吴三桂一家原不是中后所人，他们的先祖本是徽州（今安徽徽州）人，再迁居至高邮州（今江苏高邮）。在他出生前，大约祖父时，第三次搬迁，“流寓辽东”^[6]，才定居下来。所以，论籍贯，吴三桂应是中后所人，祖籍徽州或高邮。^[7]

三桂的先人们离开富饶的江南水乡，一再北迁，最后“流寓”于遥远的塞外。他们为什么多次迁移，又为什么迁到关外定居？当时，辽东系边疆重地，是明朝防御的军事要地。它先是跟蒙古，其后又跟女真人经常处于战争状态。明朝在这一地区派驻大量军队，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民的生活不是那么安定。而且这里地处辽远，气候苦寒，居民少，给人以苍凉之感，与内地那种村屯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与江南的繁华以及宜人的气候更是无法比拟！因此，内地人视辽东为“危地”，以去辽东为苦，畏途之心，人皆有之。

有明一代，去辽东的基本有四种人：一种是应戍的兵士，包括将吏，为执行战备和守御任务而被派遣来的，一种是犯有重罪的各种人犯，被处以谪戍，就是俗话说的“充军”，遣来辽东服苦役的；一种是为生活所迫，从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来的贫苦农民流入辽东谋生，其中也有的因逃避赋税，或畏罪出逃而潜入辽东的；一种是商人，从内地来此经商的。辽东与蒙古、女真人等少数民族为邻，朝廷准许在开原、铁岭、抚顺、宽甸等处开设马市等市场，与汉人互市。汉人所产布匹、铁器、茶叶、食盐等为少数民族所急需；他们所产各种马匹、人参、鹿茸、毛皮等均属名贵之物，皆为内地所不出，因而强烈地吸引着关内远自长江以南的商人慕利而来。有一事为证：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后金汗努尔哈赤攻下抚顺时，俘获了山东、山西、涿州、杭州、益州、河东、河西等处商贾十六人。这些商人不惜远涉数百里、数千里，冒险来到抚顺这个边境小城，与女真人搞贸易。他们还算幸运，努尔哈赤一个不杀，把他们都释放回家。^[8]

关于吴氏先人的家庭状况，及其屡次迁徙的细节，历史失载，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过，可以肯定，三桂的先人一直北迁，直至边疆“危地”落户，这大抵与其家庭经济状况有关。他们既不是应戍的将士，也不是因罪谪戍而来辽东，很可能出于生活窘迫或行商这两种情况，才逐渐北迁的。从父亲吴襄习文习武来看，其家庭不像是贫苦之家，但也不是很富裕，如果家中有可观的产业，也不致多次迁移。根据其先人居徽州，累次北迁的情况来判断，可能从事商业活动。据说吴襄善养马，这与经营和贩卖辽东马匹有关。自明代始，徽州经商之风颇盛，多以经商致富，其中亦不乏家资巨万的富商大贾。他们的活动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故有“徽商”之誉。他们趋利是图，不顾风险路艰，无所不至。《管子》一书对商人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人贩运，加倍行路，夜以继日，虽行千里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吸引着他们。渔民入海，海深万仞，在风波大浪的危险中航行数百里，昼夜宿于海上，是因他追逐的“利”在大海之中。^[9]商人趋利所至，家随人迁，也是常有之事。三桂的先人出自经商成风的徽州，不能不参与商业活动，如以贩卖辽东马匹为其营生，最后“流寓辽东”，也就成为可能。

三桂的先人何时迁至辽东？历史文献也没有记载。但是他的“祖父坟园葬立中后（所）”，提供了重要参考。这是三桂于顺治五年（1648）在向朝廷的一份奏疏中透露的。三桂有大功于清朝，世祖赐封为王，又荣及已故祖父，“特赐葬祭”，显见他的祖父去世未久。又据三桂自叙，他“生于辽，长于辽”，故把中后所看成是他的家庭之“源”。^[10]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早在三桂的祖父一代，他们全家就已迁来辽东，祖父病故后，就埋葬在中后所。^[11]

有的书说三桂的“祖墓在锦州”，他反叛清朝后，被“掘而弃之”^[12]。还有的史书说宁远（今辽宁兴城）也有三桂的先人坟墓，俗称“吴王坟”。据说该城还有一处三桂先人坟园遗址，有碑记“骠骑将军吴公先茔”等残留的字。^[13]在我们已掌握的有关三桂的历史档案和其他资料中，尚未发现他曾提到在上述两处有他的祖坟的事。如果确有的话，可能是吴氏族人的坟，人们误以为是三桂的祖坟。这一情况，似乎可以说明三桂的祖父辈“流寓辽东”时，先居于锦州一个时期。锦州是明广宁中屯卫、广宁左屯卫的治所，地方高级官员如辽东巡抚曾驻于此。锦州坐落于小凌河畔，南临海，北依蜿蜒起伏的医巫闾山，中有平川，兼有川海之利，又是陆上交通枢纽，扼辽西的东端，为关内外商旅往来必经之地。明中叶以后，它已发展成一座政治与军事并重的城市。锦州的有利的自然条件和战略地位，吸引着关内人来此居住谋生，促进了它的经济与商业活动的发达，是辽西地区的政治与军事中心。因此，三桂的先人一进入辽西，就为锦州的繁荣所吸引，先在锦州立足，而后迁至中后所，成为吴氏家族的稳定居住地。宁远居于锦州与中后所之间，三桂和他父亲吴襄都曾在这里生活过，特别是三桂发迹后，多年驻守此城，他的家属和部分族人自然也住在城里，并拥有一定的家产，这是没有疑问的。难怪人们有的说他家在锦州，有的说他家在宁远，有的说家在中后所。因为这三处是吴襄父子往来之地，他们的军事与政治活动也多集中在这一地区。不错，人们的种种说法各含有一定的真实情况。

可以想见，当吴三桂的祖父与父亲初来辽东，家中境况并不佳，当然也不是很窘迫。但是，这个外省“流寓”来的家族却奇迹般地发达起来，称得上是辽西地区的豪族巨姓。这有一个发展过程。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促使吴氏迅速发迹。

一是靠仕宦之途。在三桂降生时，这个家族还不显赫。父亲吴襄于天启二年（1621）中武举进士，这年，三桂已经十岁。吴襄中举前，有关他早期的身世，迄今没见有可靠史料加以证明。但他以武举，适足以证明他长期习武。为适应同蒙古骑兵和女真人作战的需要，必须熟练地掌握骑射的技能。据说他善养马，这就给他练习骑术创造了条件。后来，他投辽东名将李成梁部，成为一名边防骑兵，在军事实践中，练就了一套高超的马上功夫，能一面在马上疾驰，一面飞箭射目标。他凭此本领在考场上一举夺魁，从此便步入仕宦之途。虽说中举，开始只能出任低级军官，还谈不上社会地位的明显变化。在吴襄的上一辈人中，也就是三桂的祖父辈，我们还没看到有一个为官的。无论是三桂本人，还是当时及其以后的史书，都没有提到其祖父的职业或社会身份。在封建社会，从事贩卖等商业活动，往往被人们视为贱业。三桂大概耻于谈及祖父与父亲经商的事，对这一点，从来不予透露。在他位至王爵，回忆往事时，也绝不谈其祖父、父亲的早年身世。因为在吴襄中举前，他的家实在没有可向人们夸耀的东西。这就是说，吴氏家族跻身于官僚阶层，并以此为发达之阶，实始自吴襄。随着父亲官位的不断提高，其家庭地位和经济状况也稳步上升。

吴氏发迹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与辽西望族祖氏联姻，靠着跟祖氏的广泛的社会关系，便迅速地发展起来。

祖氏世居辽东，是宁远卫世将，到祖大寿时，已历五世，皆以军功发家。大寿于泰昌元年（1620）为官，授职靖东营游击；天启元年（1621）为广宁（辽宁北镇）巡抚王化贞部属，任中军游击。后与袁崇焕同守宁远，获“宁锦大捷”，立下大功，至崇祯元年（1628），擢为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14]随着祖大寿地位的迅速上升，祖氏满门皆官。他的兄弟祖大乐、大成、大弼，子侄有祖泽远、泽沛、泽盛、泽法、泽润、可法等，都是上自总兵、下至副将、参将、游击的各级军官，分驻宁远、大凌河（今辽宁凌海）、锦州诸城。祖氏是辽西首屈一指的巨族，他们都在当地为官，更助长了这个大地主大官僚军阀的权势。为表彰祖氏世代镇辽的功勋，至崇祯即位后，特命于宁远城内敕建祖氏四世镇辽的功德牌坊。至今，这座牌坊仍矗立在兴城内中心大街。

吴氏以祖氏家族为后援，得到他的庇护和扶持。两家结成关系，大约也是从吴襄投效祖氏门下开始的，进而招为祖氏的门婿，大寿的妹妹嫁给了他。于是，从部属关系进一步发展成血缘的裙带关系。吴襄在祖大寿手下任参将，累官至都指挥使，留镇宁远。崇祯四年（1631），已是锦州总兵官。总兵一职，在明代是一地区的最高军职，拥兵万人乃至数万的高级将领。六年（1633），以军功授为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百户世职。^[15]吴三桂因此得到提拔，此是后话。

借助祖氏的力量，吴襄官运亨通，不仅如此，而且吴氏的人能当官的纷纷登上仕宦之途。三桂的哥哥吴三凤也是祖大寿的部将，驻守大凌河。姨夫裴国珍同为大凌河的军官，都在祖大寿的指挥之下。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1631），大凌河城被围，他们都投降了后金。^[16]通过这种血缘关系，使祖、吴两家结成一个独霸辽西声势煊赫的望族。他们执掌兵权，握有数万军队，又有数千家丁的私人武装。因而这又是一个以祖氏为首的军阀集团。旁及有关亲戚、部属、心腹等等都紧紧地依附于这个集团，他们分布辽西地区各城镇，占据一切要津，把持着这一地区生杀予夺大权。实际上，这一地区已成为祖、吴两家的天下。就连朝廷大员，直至皇帝也不敢轻易触动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即使犯了大罪，也不得不采取宽容的态度。

后金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八旗兵第一次突袭入关征明，设反间计，诱使崇祯皇帝将入援的袁崇焕逮捕。祖大寿是袁的部将，他见主将被逮，惊恐万状，竟置勤王于不顾，率部逃离北京，掠山海关，返回宁远。他敢于离京出关，就是仰仗他在辽西的势力以图保全自己。按律，临阵脱逃，形同叛逆，必处以极刑。令人意外的是，崇祯并没有怪罪，也不予处罚，还发下诏旨，极力安慰他。^[17]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发动了大凌河之役，将该城围困起来。祖大寿守城，因援绝食尽被迫投降。他以回锦州取家属、智取该城之计脱身。回锦州后，还与皇太极秘密书信往来。他投降的事，很快被辽东巡抚丘禾嘉侦知，密奏朝廷。崇祯却按下此事不提，装做不知道，竟然容忍下来。^[18]

清崇德七年（1642），明与清在松山（今辽宁凌海松山）决战，明军惨败，祖大寿率部献锦州城投降。按明律，他们的亲属都要受到牵连，但吴襄父子却是个例外，没受到任何责难。参加此役的吴三桂，战斗刚开始，就同总兵王朴等率部逃跑，以致明军全军覆没。事后，崇祯下令将王朴处死，仅给三桂降级处分。^[19]

这些事例最好不过地说明了祖、吴两族在辽西势力雄厚，盘根错节，朝廷不敢触动毫毛，惟恐惩治一人，将激成大乱，会逼使他们拱手把辽西送给清政权。了解内情的降清汉官石廷柱等看得很清楚，他指出：“第明国京都，倚祖大寿为保障。”^[20]连皇太极也说：“以其（祖大寿）族党甚强，且据锦州故”，明朝是不敢对祖氏集团轻举妄动的。^[21]

吴氏是继祖氏之后发展起来的大地主。就辽西而言，他们的富有恐怕任何官僚地主也望尘莫及。吴氏家究竟有多少财产，迄今我们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详细材料。的确，当时没有留下记载，仅有吴襄、三桂父子在个别场合无意中透露的点滴情况，为我们估计吴家的财产提供了线索。

这是顺治五年（1648）二月，三桂奉命携家西迁，在即将离开故土时，他给世祖皇帝写了一份奏疏，内中透露：在中后所原有他安设庄田十处，他不愿舍弃这些庄田，请求准许他留人丁看守。^[22]

吴家十处庄田，究竟有多少土地？还是再看一份材料，就不难得出结论。

那是在明崇祯十七年（1644）初，崇祯皇帝召见吴襄谈话，询问兵数与粮饷之事。他告诉崇祯，他们老吴家有三千骁勇敢战的家丁，他们都是由吴襄的子弟、子弟的诸兄弟、亲属等组成的。吴襄自称：他吃的是粗茶淡饭，而三千子弟兵吃的是细酒肥羊；他穿的是粗布褐衣，而三千子弟兵都穿纨罗纻绮。虽说朝廷长久发不出饷，他们照旧生活得很好；吴襄透露出其中的秘密，这就是三千子弟兵在外皆有数百亩庄田。他们得此厚赏，所以肯为吴家出死力。^[23]

这支以吴氏父子、兄弟、亲属及其子弟、家丁组成的三千人的军事力量，是名副其实的吴家军，纯属吴氏家族的私人武装，他们依靠吴氏家族的势力，真是个个富有！明朝末年，灾荒不断，经年用兵，弄得国家穷困，民不聊生，而这些子弟兵的生活如同贵族，就是因为每人都有数百亩庄田，为他们生财与享受之源。他们的生活如此，吴氏家族的富有可想而知。如按一处庄田百亩推算，吴家的“十处庄田”，最多可达千亩以上。中后所一带，西至偏北，皆山地，中部为起伏平缓的丘陵，东南至海为平原。当时，“自山海关至宁远，山木阴翳。”^[24]因此，可耕地并不很多。吴家占地达千亩左右，可以肯定，他是本地的首富。加上吴氏子弟与家丁占地，实际上，中后所远近的土地都属于吴家所有。吴氏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主，他们的家丁则是中小地主。

吴氏是集官僚、军阀兼大地主三位于一体的辽西豪族。这个大家族的发迹与神奇般的发展，还靠其权势来巧取豪夺，才聚敛了惊人的财产与庞大的家业。

吴氏同辽东地区其他许多军阀地主一样，他们掠夺的主要对象是服役的军士及其耕种的土地。

原来，早在明建国初期，就实行军屯制度，用驻防士兵就地屯田，不管是驻防内地，还是边疆，每个兵士都由国家分配给一定数量的土地，都要自己耕种，自给自足，可免去百姓的负担与转运粮饷的困难。辽东地区是从洪武二十八年（1395）起，皆令屯田自食。^[25]每一军士给地五十亩，至永乐初年，全辽二十五卫，屯地已达二万五千三百余顷，屯粮一年可收入七十一万六千余石。^[26]应该说，这种以守军耕种的屯田法在一定时期收到了效果。但是，好景不长。广大军士辛苦耕种的土地和收获的粮食逐渐被他们的直接统治者——各级将吏、地方大员任意占种和侵夺，屯田制遭到破坏，而夺占耕地者迅速富裕起来。这些夺占者有镇守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总兵官、副总兵官、都司指挥使，就连那些千户、百户等低级官吏和他们的子弟也敢于侵夺。到正统八年（1443），实行屯田才几十年，朝廷大臣们就惊呼：沿边各将吏“广置庄田，私役屯军，改挑渠道，专擅水利，又纵下人占种膏腴屯田，是使军士怨嗟，民政废弛”^[27]。这是说，驻守边疆的将吏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都私自设置自己的庄田，霸占水利设施，夺占肥地、好地，随意役使部属军士为他们耕种，收获全部归己。

明代的边防军多由罪犯充任。列居九边之首的辽东，戍边“军士多以罪谪戍”^[28]。他们被加上各种重罪名目而充军到辽东，编入军队。一年到头，他们除了修城、担任守卫，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屯田。他们真正成了当地各级将吏的农奴，他们的份地随意被夺占，他们的收获物可以随意被征收或全部没收。据正统十年（1445）报告：辽东都司卫所官员“近年……多私役军余，将膏腴者耕种收利入己，硗薄者拨与屯军，有名无实”^[29]。成化十三年（1477），辽东“近城各卫，膏腴田地多被卫所官员富豪占种”^[30]。明中叶以后，夺占军士土地的情况更为严重。以嘉靖八年（1529）为例，这一年就连续揭发了镇守辽东的镇守太监白怀、镇守总兵麻循、监枪少监张泰、镇守辽阳副总兵张铭，以及分守监丞卢安、参将萧滓、李监、游击将军傅瀚等一大批人，“各占种军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余顷，少者十余顷”^[31]。按当地标准，一顷为一百亩，占地二百五十余顷，合二万五千余亩；占地十余顷就是一千余亩。万历初年，张居正当政，清丈土地，在辽东清查出被侵占的屯地共八千三百九十顷，屯粮是十九万九千八百四十余石。^[32]以辽东历年屯田最高额永乐初年的二十五万三千余顷做比较，到这时，被当地官员将领侵占的土地已在三分之一以上！

辽东屯种破坏的情况，大抵是在吴氏迁来辽东前后发生的。到万历末年，屯田遭到进一步破坏。大学士叶向高指出：在洪武、永熙年间，辽东屯粮达七十万石，而此时才十七万石！他特别指明辽西地区“屯堡萧然，十室九空”^[33]。军屯民地，都被当地统治者收罗一空。天启时，当是吴家蒸蒸日上，财源滚滚而来的时期。天启五年（1625），朝廷披露榆关即山海关外各镇将侵占屯田的情况：这些人把“各处膏腴瓜田弥望者，皆镇将霸为养廉，远而硗者始为军屯。屯之利在武弁，不在朝廷”^[34]。这里所说山海关外，就是指中前、中后、前屯至宁远、锦州这一地区。这份材料没有指名道姓参奏，说明各镇将的不法行为，已成为当时非常普遍的情况。凡是好地、肥地，都美其名曰“养廉”而加以霸占。所谓“养廉”，是指朝廷为照顾地方官吏的生活，于正常俸禄之外，另拨些耕地，其收入或粮或折卖成白银，均归入他们个人所有。这种办法，是使他们获得足够的物质利益，不再盘剥百姓，保持为官“清廉”。他们就以“养廉”的合法名目，多侵占好地，把那些距离远、土质又很差的土地派给兵士去耕种。所以，有识之士痛切地说：屯田之利已转到武弁即各镇将之手，朝廷再也不会得到丝毫好处。家居此地的吴氏，肯定参与了当地将吏侵占屯地的种种不法活动，也就是说，榆关外镇将侵占屯田的当有吴氏父子在内。三桂与其父兄等先后出任锦州、大凌河、宁远、山海关的总兵或其他军职，他们不可能洁身自守，而同所有将吏一样，利用职权，大肆掠夺军屯的土地，变成大土地所有者。

镇守各边的总兵等各级武官将吏，拥有很多土地，他们自己是不种田的，以当地防军为廉价劳动力，大批役使他们为自己种私田。这种情况，在辽东地区早已是普遍之事。这些地方将吏靠役使广大士兵做无偿的劳动，获取了巨量财富，便以部分资金转入到经商、开矿、捕鱼、采木等行业，迅速增殖财产。

吴家发迹与致富的过程，绝不会出侵占屯田这一基本途径。他家有十处庄田，就是侵夺军屯地与民地的明显证据。三桂率部西征农民军时，曾请求留下人丁百余人，还留下一游击军官与他的哥哥督率他们看守这十处庄园。这百余人并不是平民百姓，而是军丁，又留下一名军官负责，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吴家庄田历来是靠役使军丁耕种、责成下属军官代为管理的。

吴氏发家的秘密正在这里。这个在明中叶前后曾是到处流徙的“流民”之家，到辽东后，却以无偿役使军丁的劳动和侵占他们的土地，而一跃成了大地主。他们家的土地财产，除了仅知有十处庄田，史无记载，也就无从知道了。至于他们富有到何种程度，也无一字材料可以证明。不过，我们先看看祖氏的财富，也能从中透视出三桂一家的富有。

清官方史书《清太宗实录》提供了一点线索。那是在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皇太极大破松山明军，锦州不战而降。祖大寿和他的诸兄弟向皇太极献出了一大批宝物：珊瑚树、琥珀、珊瑚、珍珠、珠箍、珠花、沉香、玉带、赤金首饰、玉壶、玉、犀、玻璃、玛瑙、金银等杯盘、各种银器、貂、猞狸、狐、豹、天马皮等裘、蟒倭素缎，纱、罗、绸、褐、氆氇、绒毯、蟒衣、缎纱罗衣、黄金、白金、红毡帐房、雕鞍、弓面雕翎、虎豹皮、琉璃灯、角灯、磁器、柜箱、椅杌、床、轿、镀金盔甲、苗刀等物。^[35]

祖大寿等人献上一大批宝物，是为了向皇太极表示对他们赦免之恩的感激之情和投降的诚意。这些出自南海北国，乃至名山大川的全国稀有的罕世之宝和珍品，竟集于一个塞外的将官之家，在被围困了一年以后，家业无损，突出地说明祖氏的富有令人惊叹！

李氏朝鲜国王的世子李随清军进关，途经锦州，曾亲至祖大寿、祖大乐兄弟的旧居参观，他写道：两家旧居，“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碧炫耀，瓷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而大寿之家则尤为侈奢”。他不禁感叹：“我国则虽至尊之居，不能如是其华者。”^[36]身为一国之主的朝鲜国王所居宫室，竟不如偏处一隅的一个中国军官住宅那样华丽，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个对比，是出自朝鲜国王世子之口，就不能不使人信服了。处在辽东警报频传、不断交战中的锦州，照理说，作为守城的主将祖大寿哪有心思营建美宅华屋？也许战争对他们来说已属司空见惯之事，他们一如平日，追求无尽的享乐，花大量金钱，耗费在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处处显示出他们惊人的富有；同时，也使人们看到，明末统治阶层奢侈无度的极端腐败的社会风气。

从祖家看吴家，不难想像吴家的富有，也不在祖氏之下。进而再看辽东，哪个将官不搜刮？哪个有权之家不富有？只是富有的程度不同而已。

二、武功世家

山海关外，辽河两岸，东至鸭绿江畔，北至开原，南抵大海之滨的旅顺，明称为辽东的这一广大地区，自古就是“英雄百战之地，所谓虎步龙骧，高下在心”。朝鲜人对此有过这样的精彩评论：

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远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庭之限，此所以为中国必争之地，而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37]

事实确是如此。历史上，这里从来就是兵家用武之地。有多少一代创业之君奋然崛起，问鼎中原；有多少治国之能臣、能征惯战之悍将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战斗，创下惊天动地的业绩！远的不说，在明代及明清之际，吴三桂之前，诸如威震辽东的名将李成梁父子，腹有良谋、统率过千军万马的熊廷弼，杨镐、孙承宗、洪承畴、“铁面御史”何尔健、独胆英雄袁崇焕、敢战敢胜的一代骁将满桂、祖大寿、赵率教，首创海上雄师的毛文龙、一度主持辽东大计的王在晋等，以及清代的创业之君如努尔哈赤、皇太极和他们的兄弟子侄一大批名君、名臣、名将，都在辽东这个军事舞台上施展出他们纵横捭阖的才略，演出了一幕幕历史的活剧。吴三桂的一家参与了明清的激烈的军事斗争，成为一个将门之家。

明代的辽东，西北与西面都跟强悍的蒙古为邻，东北与东面地接女真，是它的边防最为险要的地区。明朝自建国始，直至末年，两百多年间，不惜倾注亿万金钱，修边墙，筑城堡，兴建数以千计的墩台，派驻重兵防守：“自山海关至开（原）、铁（岭），每三十里即筑一城，势若连珠……皆列兵戍守。”还在山顶上每五里或十里即筑一台，俗谓：“十里一墩，五里一台。”置烽燧以报警。每台高约数丈，仰望山巅，如在云天。再向远望去，座座墩台林立，像是一个个威严的哨兵，警惕地注视着蒙古、女真人的举动。整个辽东，充满了战争的气氛。

清初，有个叫王一元的人，目睹明朝的这些遗迹，不胜感叹地说：“明季防边既周且备，不知费去几万万钱！”^[38]

明朝防备如此森严，仍不能阻止蒙古、女真铁骑的袭扰。武装冲突，大规模的交战，几与明朝相终始。辽东地区是真正的战场。

当地军民长期生活在战争的环境之中，已看惯了刀光剑影，铁骑飞奔，即使望见报警的烽烟滚滚，耳听得战马嘶鸣，也已习以为常，并不感到意外和惊慌。任何战争都会给人民百姓带来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它也教会人们如何保卫自己。因此，辽东的百姓把习武从军看成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并成为青壮年所从事的职业之一。许多家庭几乎满门皆军，称得上是“军人世家”。辽东名将李成梁有五个儿子，都投身行伍，在战争中成长为统率三军的将军。他们父子镇辽二十余年，“师出必捷，威震绝域”^[39]。祖大寿兄弟子侄个个从军。吴氏父子四人，先后从军，都是名副其实的“军人世家”。

辽东军民同蒙古、女真人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但也有和平交往。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人人精于骑射，善于奔驰，无论在山间林崖，还是在平原旷野，都能吃苦，有耐力，一往无前。这些优胜的民族长技和风俗习惯，也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比如说，人人爱马、骑马也都成了当地汉人的习惯。男孩、女孩才两三岁，只要见到马，便手舞足蹈起来，跃跃欲试。当大人把他（她）抱上鞍坐，就高兴得不得了，一边笑着，一边吆喝，催马快走，还一边用手作加鞭之势。长到五六岁时，就开始练习骑马。父亲给制作一个小木架，放在鞍坐上，把孩子抱上去，手扶木架，慢慢演习。在辽东，不只是男人会骑马，女子也善骑，“较男子更胜，加鞭疾驰，了无畏怯，而姿态飘逸”^[40]。遇有个别女子不会骑马，还会被人笑话呢！所以，在这里，男女不会骑马，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辽东的特殊社会环境，养成了人们一种尚武精神，特别能战斗。在明朝军队中，辽兵以剽悍敢战闻名，被誉为一支劲旅。在同新兴的后金爆发战争以后，明朝从江南调至辽东作战的军队，几乎每战都败。两度经略辽东的袁崇焕改用“以辽土养辽人，辽人守辽土”之策，完全起用辽兵，不但顶住了后金的猛烈进攻，还把他们打得大败，连获大捷，突出地显示了辽人敢战的雄风！

吴三桂降生的时候，历史已给他准备了军事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并由此走上了他活动的主要舞台——军事舞台，终其一生，与战争和军事斗争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出生在一个将门之家，受到社会尚武风气的熏陶，家庭、亲属的影响，尚武的观念从小就被灌注到他幼小的心灵之中。在他只有几岁的时候，父亲就尝试对他进行骑射训练，随着年龄的增长，训练也逐年严格。这种训练，如同做功课一样，每天手不离箭，身不离鞍。父亲善养马，在马匹的选择和骑术方面，都能给他以指导。三桂很聪颖，据三桂的教生陈邦选说：三桂小时，“聪明自然超群”^[41]。他学习很用心，也颇刻苦，骑射进步很快。还有舅父祖大寿对他很关心，不时地加以指教。他经常出入军营，很喜欢军队的战斗生活，一心想将来长大了当一名军官……

从山海关经中后，至宁远以东，抵锦州，北面一望丘陵、山岭，绵延不尽，林木繁茂，多飞禽走兽，虎、豹、野猪等猛兽，无时不出没林中深处。行猎是当地猎户的衣食之源，而对于达官贵人来说，却是一种消遣。三桂的父兄每于闲暇携家丁进山打猎，当他能独立骑马时，便跟随父兄左右，骑逐山林之中。稍大点，他就自带家丁，独闯山林，与禽兽周旋，每次都有收获，这养成了他“好田猎”的习惯。^[42]这种带有军事味道的生活，培养了他勇敢、不畏艰险、“沈鸷多谋”的思想性格。^[43]他掌握的骑射技能，后来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哥哥、弟弟。他演习过各种兵器，最喜欢使大刀，练得很有功夫。从此，这柄大刀就成了他在未来的岁月中南征北战的制胜武器。现今保存在昆明市博物馆的一口长柄大刀，据说是三桂的遗物。

三桂十六七岁时，应试武功，得中武举。^[44]国家设置武场，通过考试“技勇”，选拔将才。明末，按武场考试规定，一般以九箭射中目标为状元。^[45]三桂以其少年应试，在强手如林的角逐中，获得武举人，颇为难得。这都得之于平时的严格训练。

他得中武举后，取得了在军中任职的资格，开始了军事生涯。《庭闻录》的作者刘健说他“自少为边将”，他的教生陈邦选也说“总爷（指三桂）少年悬印”^[46]，指的就是这个时候。三桂初任军职，就在舅父手下任中军官。^[47]这是个低级军官，是三桂走向将帅的起点。他在舅父祖大寿的指挥下，参加了对后金的战争。很快，他崭露头角，日益显示出悍将的素质。

崇祯五年（1632），他已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却已升为游击将军。^[48]虽说这个职位还不算高，但已进入将军的行列，而父亲这时已升到总兵官这个高级军官的地位。

二十岁这个年龄，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身体长成，思想敏锐，精力旺盛，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二十岁的吴三桂，比一般青年更引人注目：大耳垂，高鼻梁，脸色富有光泽，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瞻视顾盼，尊严若神”^[49]。他的身材不算高，看起来，也不那么魁伟，可是“臂力过人”^[50]，没有人能赶得上他的力气大。难怪凡见过他的人都用“美丰姿”、“状貌奇伟”的话来赞美他，^[51]大概并非虚语，亦非媚人之辞。不过，他的相貌也不是完美无缺，只要仔细察看，就会发现他的鼻子稍有缺欠：鼻梁右高左低，中间有一条黑纹如丝，像是受过刀伤的痕迹。他的鼻子的确受过刀伤。^[52]那是在几年前，他为救父亲，一往无前地闯入数万后金兵重围之中……

吴三桂十七岁那年冬，正是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发动了奇袭北京的战役。他亲率五六万大军，避开明朝构筑的宁（远）锦（州）防线，绕道内蒙古地区，从大安口、龙井关等处突入长城，直趋北京，给明朝以猝不及防的打击。不幸的是，崇祯误中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逮捕入狱。祖大寿惊恐，携吴襄父子及辽兵一万五千人自北京仓皇撤军，急返宁远，以图自保。崇祯听从大学士孙承宗的建议，赶快派人安抚。使者疾驰至山海关才撵上祖大寿，当众宣谕朝廷慰劳之意，声明只逮治袁崇焕一人，与众将无涉。辽兵得到朝廷宽大，人心才安定下来。

次年正月，祖大寿奉命与孙承宗分驻三屯营（今河北遵化附近）、丰润（今仍名）之间，互相“联络犄角”。祖大寿又命所部分驻乐亭（今河北乐亭）、昌黎（今河北昌黎）、抚宁（今河北抚宁）、石门、台头营、燕河营（均在河北抚宁北、长城南）诸城镇，以堵截后金兵归路。^[53]然而，后金兵“潜师饱飏”，行动非常诡秘，明官军常常捕捉不到它的任何消息。^[54]为摸清后金兵的去向，他常派出多达三百人的“侦骑远探”^[55]。

二月，祖大寿率部出长城，北进至建昌（今辽宁凌源）。该城周围多山，丘陵连绵，其西北面与内蒙古喀喇沁等部相接。皇太极绕道内蒙古入关和北返，建昌是他所经之地。明兵集结于此，企图截断后金兵归路。

吴襄携带三桂随征，不离大寿左右。三桂年龄还小，在军中不担负具体军务。父亲和舅父对他很喜爱，不愿让他做任何冒险的事，让他随军，是想训练他，增长见识。父亲已是一员参将，常受派遣，执行任务。可是，有一次发生了意外情况……

一天，吴襄率数百人出城侦察，突然与数万后金兵遭遇。后金将领没有把几百明兵放在眼里，实行围而不攻的战术，迫其投降。吴襄无意投降，只有突围才能摆脱险境。他与部下“急奔”，后金兵就“急围”；“缓奔”就“缓围”。直至近城处，吴襄仍无法摆脱后金兵的围困。祖大寿凭城楼远望，知后金兵势大，明兵出击，如以卵击石，倘遭全军覆没，丢失城池，将犯不赦之罪。他不能救吴襄，只好听天由命了。

三桂见父亲被围，心急如焚，便跪在舅父面前，请求发兵，为父亲解围。祖大寿以双方兵力相差悬殊，不敢出战，说：“我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归！”三桂请求再三，大寿就是不答应。最后，三桂痛哭流涕地说：“总爷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以死相救。”大寿似应非应地“嗯”了一声。他以为三桂必不能救，但三桂马上应口说：“遵令！”站起身来，转身下了城楼，率家丁二十人，出城救父。大寿心情矛盾，也没严加阻止，由他去吧！

三桂左右各置一将领，自己居中，分十八人为两翼冲阵。后金兵见明兵极少，而敢轻易出战，很是怀疑，便闪开一个阵口，将三桂二十人裹入阵中。

三桂入阵，以风驰电掣般速度向后金兵展开了冲杀，连续射出两箭，后金兵应弦而倒。后金一员将官拥纛旗向他冲来。三桂迅即搭箭，用尽气力，一箭射中，这员将官从马上跌落下来。三桂急驰近前，下马割取首级。不料此人受重伤未死，他眼看三桂举刀之际，说时迟，那时快，抽出随身的短刀，奋力跃起，照准三桂面部刺来，三桂没有防，一刀砍中他的鼻梁，顿时血流如注。他顾不得伤口，手起刀落，将这个将官的头砍了下来，并疾速地拣起死者扔在地上的红旗，撕下一块，胡乱地把鼻子裹起来，飞身上马，呐喊着冲杀。寻到了父亲，大呼：“随我来！”数百名明兵都随他往外突围。这时，大寿在城楼上眺望，命城上明兵擂鼓助威。城上城下，阵里阵外，喊杀声、战鼓声响成一片，似有千军万马奔腾之势。

后金始终怀疑明兵以少冲阵，可能是“诱敌”之术，也不敢用力堵截，加之三桂冲锋在前，来势凶猛，锐不可当，他与数百名明兵冲到哪里，哪里就纷纷闪开。于是，三桂带领明兵冲围而出。后金兵怕中诱兵之计，并不敢追赶，眼睁睁地望着这一小队明兵飞速远去。

三桂疾驰至城下，大寿已亲自出城迎接，看到他血流满面，不禁发出赞叹：“好样的，贤甥！”三桂下马，向大寿跪拜，忍不住哭了起来。吴襄站在旁边，痛楚地说：“要不是我儿舍命相救，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大寿抚摸着三桂的肩背，爱抚地说：“儿不要忧虑不富贵，我马上题请超擢！”^[56]关宁援兵太监高起潜是三桂的义父，他得到三桂救父出围的消息，大喜，说：“真是我的儿子啊！”^[57]

三桂就是在这次战斗中，鼻子受到创伤而留下了轻微疤痕。幸亏他受伤时很年轻，靠着他旺盛的生命力，恢复得很快，疤痕还不那么显眼。也许他感到这是一个缺陷，每当与人谈话不投合时，就用手“自扪其鼻”，这已成了习惯，到了晚年，也未改变。据长期同他一起共事的人说，观察他的这个下意识的动作，“百不失一”^[58]。

吴三桂的地位和名望的显著变化，大约就是以此次闯围救父为转机的。他的这一壮举，被人们以“忠孝”之名而传颂着；他的“娴骑射”的高超技能，他那“勇而敢战”的无畏精神，他“沉鸷多谋”的韬略，都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三桂时来运转，步步晋升。他由中军升到游击，确切时间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是在这次战斗后不久的事，因为他在崇祯五年（1632）时，作为游击将官参加了山东“平叛”的战斗，所以，他的这次提升时间应在崇祯三年至崇祯五年之间无疑。这期间，他隶属傅宗龙。崇祯三年（1630）傅宗龙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三桂的提升也与他有关。有一事，可以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三桂在云南封王时，傅宗龙的儿子傅汝是三桂的部属，三桂待他如“亲兄弟”，以报当年其父之恩。^[59]傅宗龙在辽任职时间很短，很快就被解职回家。^[60]

崇祯四年（1631），由于父亲兵败而被削职，使家庭小有挫折。事情是这样的：

这年八月，皇太极发动了攻取大凌河（今辽宁凌海）之役，他以数万军队包围了大凌河城，祖大寿率城内三万军民固守。皇太极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掘壕筑墙，四面以重兵把城围住，断其饷道，又于城西另驻一军，专截锦州方面的援兵，企图经过一段时间的围困，城内粮尽援绝，逼使祖大寿献城投降。

明朝识破后金的作战意图，不能坐视不救。辽东巡抚丘禾嘉督率总兵官吴襄、宋伟^[61]合兵四万余赴援。^[62]行至离松山（今辽宁凌海松山乡）三十里许的地方，即长山与小凌河之间，与后金兵遭遇，双方展开大战，互有杀伤，明援兵撤回。九月中旬，后金兵一面继续围困大凌河城，一面又出击锦州，直抵城下，吴襄、宋伟率部出战，没有取得战果，便退入城中。二十四日这天，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又会同吴、宋两军援大凌河。明军渡过小凌河，行五里，“筑垒列车营”。后金兵扼守长山，明兵不得前进。二十七日，皇太极亲率八旗骑兵，分作两翼，直冲明兵大营。明兵施放火器和弓箭，铅子如雹，矢下如雨。后金兵右翼首先冲入张春大营，明兵奋起接战，但抵挡不住后金兵的猛烈冲击，阵势混乱。“（宋）伟与（吴）襄又不相能”^[63]，吴襄等未经接战，先自逃奔。后金兵趁势从后面追赶，疾追三四十里才收兵，吴襄及其部属早已逃脱。由于吴襄先逃，招致张春以下诸将三十三人都被活捉。^[64]三桂是否参加了这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史无明文，但据吴襄说：“臣每奉调，父子俱入行间。”^[65]看来，三桂必在军中，并与父亲一起脱逃。

明朝屡次增援大凌河城，屡次失败，损失一次比一次大，而以张春、吴襄、宋伟等这次增援损失最为惨重。自此，援兵断绝，祖大寿再也不敢出城突围，坐以待毙。败报传到北京，“举朝震骇”。^[66]在追究兵败责任时，给予吴襄以削职的处分。三桂是低级军官，不负败兵之责，自然还处分不到他的头上。

吴襄被削职，并没有给家庭带来根本影响。因为朝廷还允许他在军队中继续供职，戴罪立功自赎，而他也等待机会，以图东山再起。

就在吴襄被削职时，山东爆发了以孔有德、李九成为首的兵变。孔有德原任山东登州参将，后金兵围大凌河城时，受登、莱巡抚孙元化派遣，率八百骑兵出关赴援。行至河北吴桥，“兵乏食，肆掠村堡”，继而哗变。^[67]孔有德与李九成等密议，宣布起义叛明，率军回师山东，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县城（今仍名，均在山东济南北）。次年（崇祯五年）正月，孔有德回师攻下登州（今山东蓬莱），设官置署，他自称“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等为总兵官。于是，整顿兵马，攻城略地，反明的斗争浪潮席卷山东。

山东近京师，关系甚重，孔有德起兵反明，使朝廷十分惊慌，急令保定、天津、昌平诸镇兵马会剿。官军连连遭到失败，朝廷一时手足无措。

六月初，户部右侍郎刘重庆、四川道御史王万象建议调战斗力顽强的山海关与宁远的辽兵来对付孔有德的“叛兵”^[68]。经朝廷重臣讨论，奏请崇祯批准。九日，崇祯下诏，命监视关宁总监太监高起潜督率副将祖大弼、总兵官金国奇等携数万兵马前往山东镇压。^[69]崇祯给吴襄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特许以“戴罪立功”的总兵官随军出征。吴三桂以游击将军跟随父亲与舅父祖大弼参加“平叛”。

辽兵不愧为一支劲旅。八月十九日，辽兵与孔有德部首先战于沙河（今山东掖县城西），将对方击败；三十日，推进至白马，双方大战，孔有德寡不敌众，被迫后撤，退守登州。辽兵乘胜前进，于九月一日兵临登州城下，迅速将全城包围起来。开始，孔有德遣兵将出城交战，企图打破明军的包围。到十一月，孔有德连续于二十一日、二十七日两次组织突围，结果都被逐回城中。副元帅李九成不幸中弹阵亡，兵士也多有损失。“叛军”处境越来越困难。祖大弼与金国奇、吴襄指挥明军严密围困，欲把他们困死于城中。

从明方的战报中看到，吴襄作战勇敢，往来冲杀，表现出色。关宁监军太监高起潜为他题请，朝廷当即恢复其原总兵官职务。^[70]

明军围城已经三个月了，城内士气低落，对于能否坚持下去，逐渐失去信心。孔有德决定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突围，“决一死战”，以求得一条生路。不料十二月二日，一名叫洪成训的士兵，乘夜逃出城，投降了明军，并泄露孔有德将于三日夜从城西门出城突围。

总兵官金国奇得到这一重要情报，急与监军高起潜、吴襄等重要将领定计，分设埋伏，其余各营将士皆“披甲上马预备”，又调来三百名火器手埋伏于山前，专轰击孔有德的大队人马。

三日，天将黎明，孔有德悄悄率军倾城而出，计马步兵七八千人，分作三股突围。官军也分三路埋伏，准备迎击。金国奇与高起潜、吴襄率领副将以下，至千总、把总等大小将官四十余员为其主力，挡住孔兵出城的要冲。三桂也在这众多将领之内，参加对孔兵的伏击。

孔有德完全不知道突围计划已被泄露，明军已作了围剿的准备。他率部放心大胆地出城，行至金国奇部的埋伏圈，明军立即挥红旗迎战，截住厮杀。顿时，喊杀声响彻黎明的晨空，枪炮声同时大作，震得大地不禁抖动起来。

金国奇、吴襄部刚一交战，祖大弼率部从东南方向飞驰策应。孔军抵敌不住早有准备的明军的四面堵截，无法突围出去，便拨转马头，向城内疾退。明军穷追至城下，力图一举破城，但城上“炮石如雨”，无法靠近城下。金国奇只好传令，举号收兵回营。^[71]

登州北面临海，官军无法围堵。就在兵败退回城的当天夜里，孔有德决定从海上逃走，率余部连同全部家属共万余人，分乘数百只船，航海辽东，投奔后金去了。

登州已是一座空城，很快就被明军占领。关宁援山东之役，历时近一年，就这样结束了。吴襄在这次战役中，总算没有辜负崇祯和朝廷的期望，实心任事，勇敢作战。所以，他不但恢复了原职，还于七月间被授为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百户世袭。^[72]吴三桂在上百员战将中，他是资望最浅、年龄最小的一个，地位不显。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史料具体反映他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但可以想见他一定不会放弃这个立功的机会，必能施展出他的敢战、冲锋陷阵的本事。特别是有他的义父高起潜监军，父亲在军中任高职，立功受奖，这就使他在明将中处于很优越的地位。不言而喻，三桂此次军事实践，为他以后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吴三桂是个很勤奋的人，除了习武，还勤于读书学文。从少年时起，他每天鸡叫就起床，到半夜才就寝休息，“终日无惰容”^[73]，就是到了晚年，也保持这个习惯。他坚持读书，不断从古人那里汲取思想营养，并从中萌发和树立了自己的志向。青少年时，他曾读过《汉记》，其中有两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这两句说：“仕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意思是，当官应做皇帝身边的官，娶妻应得到像汉代阴丽华那样的美人。他对此大发感慨，脱口而出：“我亦遂此愿足矣！”^[74]在封建主义时代，一个刚涉世的青年，追求的无非一是显爵名宦，二是绝代佳人。三桂有此思想，自然不足为怪。他为达到这个目标，终生奋斗不已。后来，他果然功成名就，想得到的都得到了。然而，这一思想竟成了他自取灭亡的祸根。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吴三桂在仕宦之途进展迅速，到崇祯八年（1635），才二十三岁，就被提为前锋右营参将；^[75]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他已是前锋右营副将。^[76]我们虽然暂时还不能确定他被提拔到副将的具体时间，但可以肯定，必在崇祯十一年九月之前，或者说，当在崇祯十年（1637）前后被提到副将。在不到八年的时间，三桂由游击而参将、而副将，提升的速度，还是相当快的。他还有一步就要登上总兵官的宝座。这对于他来说，已是唾手可得。

吴三桂正以飞快的速度，一步步地走向权力的顶峰。

三、登坛拜将

吴三桂崛起之时，庞大的明王朝正处在急速崩溃中。天启七年（1627），在陕西澄城县爆发了农民抗粮的武装斗争，它如星星之火，点燃了明末农民战争的燎原大火。^[77]崇祯初年，天下群雄并起，各路农民起义军已深入到中原腹心地区，他们活动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四川、湖北等省，向明朝展开了猛烈的进攻。^[78]后来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主要领袖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也在这时先后参加了起义，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至崇祯九年（1636）前后，全国农民大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明朝穷于应付，它的将士疲于奔命，扑灭一处，另处又起；打跑一股，另股又出现在明兵面前。明兵防不胜防，打不胜打。明朝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拖得苟延残喘，它像一个久病的巨人，已临近精疲力竭、摇晃不定的可悲地步！

在山海关外，新建的满族贵族政权，在经历努尔哈赤开基立业后，皇太极大胆变革，已变得空前强大。皇太极于天聪十年（崇祯九年，1636）四月在沈阳正式即帝位，变国号为“大清”，气象一新。他和他的兄弟子侄、文臣武将比任何时候都充满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信心。明朝仅凭借着宁锦防线，还在奋力挣扎着，勉强维持着辽西残局。

但是，曾在辽河两岸和这条走廊上同清（后金）兵激战、顶住它进攻的一大批将领、运筹帷幄的统帅，诸如杨镐、杜松、刘、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袁崇焕、孙承宗、满桂、赵率教、何可纲、毛文龙等，就像夜空中的一颗颗流星一样，转瞬消逝了。他们或战死于疆场，或失意于官场而遭排斥，多数则死于党争，成了明末黑暗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时，在辽西惟剩祖氏一家和他们的亲兵家丁，始终坚持固守辽西，所幸朝廷不敢触动祖氏，故能保全而没有受到伤害。吴襄与吴三桂父子作为祖氏姻亲，命运所系，共撑残局，同度艰难。吴氏父子在明朝统治集团中政治与军事地位变得日益突出，终于一跃而扮演了辽西最后一幕的主要角色。

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提升的机会又一次降临到这位幸运的青年将领的身上。这年，三桂刚二十七岁，喜报传来：他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79]还在崇祯五年（1632）他仅是个游击，而在此后的六年中，他很快由游击升到参将，再升到副将，由副将升到总兵，也只隔了四年时间。这个晋升速度，应该说，还是相当快的。对于三桂来说，可谓少年得志，平步青云。跟他同时代的所有辽西将领相比，以他这个年龄，竟升到总兵官这一要职，大概他是第一人吧！他的好友姜新大为感叹：“仁兄廿七登坛，儒门出将，父子元戎，讵谓奇遘哉！”^[80]

自明清战争以来，特别是战事发展到辽西以后，宁远已成为明朝防御清兵的一大军事重镇，与锦州并重，是宁锦防线的重要一环。先有袁崇焕、孙承宗力主筑宁远，两次获得大捷，给清（后金）兵以重创。袁崇焕冤死，祖大寿继任守此，后又调到锦州驻防。吴三桂则继袁崇焕、祖大寿之后，驻防宁远，已显示出朝廷对三桂的倚重。关外八城，以锦州、宁远两城最为重要。监军、巡抚、道台等官都在此城设衙办公，三桂以总兵官驻守于此，也就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

吴三桂升任总兵官要职，开始跻身于封疆大吏、朝廷显官的行列，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政治基础。他的锦绣前程，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是，应当承认，三桂确有才能，这在他的同辈人中已受到广泛称赞，在朝廷中也颇受赏识。人们都说他才华出众，“聪俊绝人”^[81]、“聪明自然超群”^[82]，自少年已“勇冠三军，边帅莫之及”^[83]，他的勇略使“夷夏震慑”^[84]，堪称是“智勇兼备之大将”^[85]。连清朝人也承认在明边将中惟三桂“敢战”。诸如此类的称颂，不无溢美之辞，但平心而论，三桂实为一将才，非是庸碌之辈可比。他就是凭借个人的才能，为自己获取越来越多的功名利禄。所以，不论来自哪些人的赞扬，并不都是毫无根据的吹捧。

二是，他晋升如此之快，也是靠了内外交结，多方提携的结果。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前程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有后台的强有力的支持。就是说，要寻找一个或几个有权势的人物做自己的后台，就会保证步步高升。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恰是说中了问题的要害。三桂的晋升的途径也不出这个范围。他有舅父祖大寿兄弟为后盾，加意培养，不断地给予他立功创业的机会，不时地向上司或朝廷为他请功、晋职。这一点，三桂的姨夫裴国珍看得很清楚。三桂提升总兵时，他说：“贤甥登显职，皆由于祖镇台（祖大寿）。”^[86]不过，只靠祖大寿兄弟几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三桂与其父深通官场之道，他们并不惟祖大寿是赖，而是广交朝廷内外大员，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关系，从而保证了他们父子仕途顺利，扶摇直上。三桂任总兵，就是由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名，约辽东巡抚方一藻共同推荐，经总监关宁两镇御马监太监高起潜同意，并由他向朝廷报告，经崇祯批准的^[87]。这三个人，地位相当重要。方一藻为辽东地区行政最高长官，洪承畴为一方统帅，而高起潜虽说是宫廷中掌管御马的太监，却是由皇帝“钦命”，位在诸将帅之上的“监军”。三桂与他们都有着特殊的关系。方一藻巡抚辽东时，三桂即“拜其门下”，与其子方光琛“缔盟为忘形交”。洪承畴以兵部尚书出任蓟辽总督，三桂“又拜其门下”。洪氏幕僚谢四新博学，深得其信用。三桂与之“纳交最厚”^[88]。高起潜对于三桂来说，更是一个强有力的后台人物。明末，宦官操纵权柄，凡为官为将的，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很难立足于朝廷。特别是皇帝信任宦官，派到各地“监军”，而“在边镇者，悉名监视”。高起潜“以知兵称，帝（崇祯）委任之”，“监视”宁远、锦州及山海关诸军。^[89]不论哪一级将官，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处于“监军”严密监视之下，稍有得罪，不惟丢官，甚至有掉脑袋的危险。三桂拜高起潜为“义父”，他们之间的关系必定要超过同方、洪等人的关系，毫无疑问，会得到他们格外庇护，给三桂加官晋爵只是时间问题。这些权势显赫的人物都成了三桂的后援。所以洪承畴一提名三桂任总兵，正合高起潜心意，他亲自写“题本”，立即被批准，^[90]与三桂同时提名的还有刘肇基任总兵，却没有获准（至次年才通过）。洪承畴出关将“虚冒”钱粮的千总刘某处死。此千总为“高起潜私人”，高对洪大为不满，因此洪提名与高没有多少关系的刘肇基，高不予支持，即成罢论。^[91]可见高起潜权势之大！

由于有高、洪、方等三人的一致支持，吴三桂轻而易举地登上将坛，身挂帅印，达到为将者所企望的地位。三桂入选总兵，除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关系，也是当时军事的需要。洪承畴原任陕西三边总督，同李自成农民军周旋十余年。当辽东军事时局日益恶化，明军防御吃紧时，于崇祯十二年（1639）初被调到这里，出任明军的统帅。他一到任，就检查各处兵士训练，兵力配置及将领优劣等情况。他阅示山海关内外，发现明兵的训练不足。来自前线的侦察情报，使他感到“虏情紧急”，而明兵“必刻期”尽速完成训练，以应付同清兵的不可避免的战斗。此时，急需“选举辽东练兵大将”，“速图整练”军队，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他与高、方等选中吴三桂，来负责“统练辽兵”^[92]，包括演习刺杀、熟练使用各种武器，布阵、进退方法、掌握战斗号令，等等，这对于每个士兵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关系到战役战斗的胜败。担任此项任务训练的人，不仅要有实战经验，而且应当通晓兵法，以此而论，吴三桂倒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洪承畴提出一项练兵计划，业经高起潜同意，朝廷批准，即从现有辽兵中抽出一万，分驻中后所与前屯卫两处，正居关外八城的适中之地，责成吴三桂和监纪通判朱国梓“详审安插，分合操练”。三桂的部下辽人游击董永显，“管领内丁，胆勇超众，屡次建功”，也被选中，由游击提升到后勤中营管参将。^[93]洪承畴认为，宁远、锦州各有“总镇”（即总兵官）驻扎，再于各冲要之处布置劲兵，使宁锦一线首尾相应，八城不单虚，山海关则“益厚保障”^[94]。三桂即照其部署，与朱国梓分练辽兵。他“日日言练”，提出：“不独练人，尤宜练（武）器，必人与器相合，器与人相合，而后可以言练。”^[95]他严格进行训练，兵士的战斗素质明显提高，仅用两年的时间，三桂与其他负责训练的将官已练兵三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劲旅。

吴三桂任团练总兵，不限于练兵，同时也参加对清兵作战。

这是在三桂提升总兵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1640）五月十八日，明兵与清兵在杏山（今辽宁凌海杏山）附近的夹马山发生一场遭遇战。原来，在杏山西五里台居住的蒙古多罗特部民，共有三十家，六十余人。他们秘密约降清朝，请求清兵前来接应，保护他们免遭杏山、松山、锦州等处明兵的堵击。正巧皇太极亲历锦州一带巡视，当即指令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等一批骁将率护军一千五百人前去迎接这批蒙古人。清兵为躲过明兵的阻击，便于十七日夜偷过锦州城，次日即十八日，天还没亮，顺利到达杏山西五里台。护卫蒙古人急速回返。黎明，被明兵发现。^[96]驻防杏山的辽东分练总兵刘肇基率军出城迎战。他于七日奉命率五千余精锐兵马自前屯卫起行，十一日赶到杏山“安插”^[97]。他闻警，即从所部五千人中抽调三千人马，从原驻守此城的明兵中调出三百人，共三千七百人，投入战斗。吴三桂在离杏山北十余里的松山附近驻防，一得到警报，立即出动三千人马，“长驱直过杏山”^[98]。锦州总兵祖大寿会游击戴明率马步兵七百赶来会战。很快，明兵集结七千余人马，进逼清军。^[99]清将济尔哈朗为避开城下明步兵，引诱其骑兵出战，便把所部撤退到离城九里的夹马山地方，扎住阵脚，明骑兵紧紧追随，至阵前，明百余骑兵首先出击，呼喊冲来。济尔哈朗纵兵还击，分队冲入。紧接着，济尔哈朗挥众将冲入阵中搏战，清护军皆系精锐，勇猛异常，更兼有济尔哈朗、多铎、阿达礼一批悍将，特别能冲锋陷阵。三桂虽然不示弱，表现了高超的战斗技能，却敌不住对方的凶猛攻击。清兵以他为目标，迅速把他围在中间，他拼命冲杀，“与贼血战”，却无法出围，幸亏刘肇基及时援救，才使他脱离危险。明兵且战且退，在杏山城下，清兵不敢恋战，乘机回兵，明兵亦不敢拦截，任其通过。此役明兵“失亡千人”^[100]，副将杨伦、周延州、参将李得位等被俘，当场斩首。^[101]三桂奏报：此役明兵“大获全胜”^[102]，不尽符合实际。从副将杨伦等人被擒，亦可看出明兵损失不小。清兵损失与明兵大致相当。六月十五日，皇太极从沈阳发来一万兵马增援；十七、十八日又“发披甲兵”，虽说是“发兵换班”，确“因杏山上阵损伤故”^[103]。显见清兵为迎护蒙古多罗特部民付出一定代价。

接着，在七月间，吴三桂又参加了两次战斗。

这时，皇太极正在积极谋划攻取锦州，早在三月间，已采取第一个实际步骤，派遣济尔哈朗与多铎为左右翼主帅，率部进驻锦州北九十里的义州，作为清兵进取锦州的战略基地。他们一面筑城，一面屯种；同时，不断向锦州地区出击，袭扰明宁远、锦州驻兵。锦州地区的军事形势变得日益紧张起来。明朝的战略家们对清兵意图已有所察觉，崇祯指令辽东督抚与各镇臣速筹应急方略。辽东新任巡抚丘民仰会同吴三桂、祖大寿、刘肇基等“昕夕商榷”，谋划战守之策。^[104]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出：“今日筹辽非徒言守，必守而兼战，然后可以成其守；而战又非浪战，必正而出之以奇，然后可以守其战。”^[105]这就是，对付清兵不能单独防守，要守战兼顾，才能守得住；战又不能总是正面交锋，还要采取多种作战方式，如奇袭、打埋伏等，才能见效。这一方略，成为明兵作战的指导方针。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明兵开始对清兵主动出击，展开各种形式的进攻。七月八日夜，吴三桂指挥马步兵五百自松山奇袭锦州附近的清兵镶蓝旗营地。清将贝子罗托等人仓皇率兵出营，双方在黑暗中展开一场混战。三桂的意图，是对清兵进行骚扰。当大批清兵出动时，便急速引兵撤退。清将一时不知明兵究竟有多少，害怕误中埋伏，不敢追赶。据清方报道：次日见战场留下八具尸体，马九匹。^[106]又据吴三桂给朝廷的塘报称：“贼于初八日夜被我袭击，旋即移营。”^[107]从双方战后报道可以看出，明兵与清兵伤亡很小，战斗时间短促。如果三桂的报道属实，清兵真的移营，那么，这次小股夜袭达到了目的。

继八日夜突袭清军之后，蓟辽总督洪承畴会同三桂、东协总兵曹变蛟、援剿总兵左光先、辽东总兵刘肇基四镇统帅共议，组织了一次对清兵的新的进攻。另调山海关总兵马科率部助战。清官方记载，明出动马步兵四万至杏山。^[108]战斗在松山与杏山之间展开。根据明清战后的报告，我们可以窥见此次战役的大致情况。

十日夜，三桂、曹变蛟等各挑选数十员勇将“带领精锐马兵”，进至离杏山城十里地方，在山洼地埋伏起来，并各派出哨探在周围山上潜伏瞭望。

第二天（十一日）晨，三桂率领副将以下将官五十余员，“齐出杏山城，整列队伍”，令骑兵居前，便于冲击；步兵火器居后，以备堵击。明兵力多少，未见记载，但从三桂亲自出马，将官如此之多，可以判断明兵当在四五千人。这时，担任侦察的大拨都司张成报告：清兵两万余骑从汤河子向西南奔来。三桂闻讯，即亲统副将于永绶、张鉴等领骑兵飞驰至五道岭，与先埋伏在这里的明兵会合，准备迎击。清兵已发现明兵，便向五道岭疾驰，直抵张官屯。^[109]这支清军由善战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等统领，“蜂拥”般向明兵冲来。三桂一声令下，以逸待劳的明兵呐喊着冲上去，“跃马冲砍”。清兵退至夹马山，各镇官兵“飞驰夹击”。三桂挥军冲杀，兵士皆“胆勇倍奋，士气益鼓”，又有炮火轰击，枪箭交加，激战数回合，清兵死伤甚多。吴军为争得功劳，纷纷下马割死伤清兵的首级。三桂发现山头还有大量清骑兵“密布”，料定是接应前军的，他惟恐部属忙于割首级误事，下令：不许下马，只以“恶砍”为功。鏖战多时，清兵已感不支，逐渐败下阵来。在山头接应的清兵不敢出战，急忙保护驮拉“死尸”，向北遁逃。在战斗进行时，坚守锦州的副将祖大乐率数十员将官出锦州三十里，与三桂等四镇兵汇合，以策应他们。因风沙蔽天，不便追剿，依次收兵，齐回杏山。此役明将士阵亡十一人，受轻重伤的，有六十五人，被射死的马五十六匹。^[110]清兵伤亡多少？明清官方皆不见载。多尔衮向皇太极隐瞒实况，只说：清兵“追至（杏山）城壕，掩杀之，获马七十匹”^[111]。也不提明兵伤亡情况。显见此次战斗虽说规模大，而彼此伤亡并不重，都在一定程度上各自夸大本军所取得的胜利。实际上，此战为明诸镇“合击”，兵力占有明显优势，“凡三战，松山、杏山皆捷”。^[112]经此打击，清兵失利，“退屯义州”^[113]。

崇祯十四年（1641）初，“自锦（州）城东、南、北三路，奴骑充斥，势殊猖獗”^[114]，逐渐形成对锦州的包围之势。明将官担心锦州被围，一旦缺粮，就无法坚守下去。眼下，运粮比增兵更为急需。可是，负责运粮各官“惊心奴儆”，不敢往锦、松、杏等前锋三城运送，仅运至宁远以西各城，致使宁远西各城储粮猛增至一万石，前锋锦州、松山、杏山三城各仓只存米二千石。^[115]从朝廷到前线将士都为此万分焦急。蓟辽总督洪承畴与辽东巡抚丘民仰（于崇祯十三年三月擢升右佥都御史，代方一藻巡抚辽东，驻宁远）、三桂等再三商酌，决定冒险向锦、松、杏三城运米，“以实根本”。正好赶上春节，他们便“以新年过节，出其不意”将粮运去。此项任务交由三桂完成。正月初二、初三两天，以牛骡驴车三千四百辆，装米一万五千石。初六日，三桂亲自“督运米车”出发。此计果然躲过清兵的监视，于次日中午，顺利到达锦州。当即卸车，至当天晚上二更时分全部卸完。八日，空车又安全地返回宁远。此次运米，往返“并未遇警，绝无疏失”。至初九日，清兵才有觉察，出动两万余骑分为四股追击，企图夺粮，遭到沿途守护的明军炮击，一无所获，“仍从原路北遁回营”。此次运粮成功，“俱蒙诸上台筹画周详，而更蒙（吴）练镇防护谨毖所致”^[116]。

吴三桂冒险督运粮食，显见他的胆略远在众将官之上。在人们视锦松等为险途而畏缩不前时，他却敢于承担责任，实心任事，一举成功，因而受到朝廷和周围将领的赞扬。由于锦州得到了给养的补充，更坚定了全城将士守城的信心，并长期坚持下去，虽被清兵围困，亦毫无所惧，这与给养充足有直接关系。

自从三桂被提升总兵官以后，效力朝廷更倍于前，“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剿杀虏级独多”^[117]。朝廷给予他的这几句评语，不仅概略地反映了他在这一阶段的军事活动情况，而且把他的功绩置于所有将官之上，也可看出他的地位明显提高。朝廷表彰他勇敢杀敌，屡建战功，但最根本的是赞扬他对朝廷表现出无限的忠心，夸为“忠可炙日”。三桂得到明廷的信任和器重，其父亦身居显官，其亲属无不富贵，这自然使吴氏及与吴氏有血缘关系的宗族跟朝廷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三桂当然明白，只有忠实于朝廷才能得到他追求的功名富贵。因此，他凭一股青年人的锐气为朝廷效力，在他看来实属天经地义。他在升任总兵官前前后后的表现，都说明他在为保卫大明江山而战斗。就个人而言，如同历代那些有作为的青年人所怀有的志向一样，他要建功立业，获得他所追求的一切荣誉。这就是正在蓬勃向上，在前程似锦的道路上疾驰的吴三桂的基本思想。

四、松山之败

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1641）初，明清在辽西的交战频繁不歇，日趋激烈，终于导致明清兴亡史上又一次大战——松山决战的爆发。

这次大战，首先由清太宗皇太极发起。自从天启初年袁崇焕构筑宁、锦防线，迫使清兵不得长驱直进，在大、小凌河之间徘徊不前长达十余年，严重阻碍了清朝同明朝的争衡。皇太极曾屡次企图打破明军的防御，但没有成功。他获得的惟一战果是在天聪五年（1631）围攻下大凌河城（今辽宁凌海），便再没有取得尺寸进展。锦州与宁远这两座如坚不可摧的堡垒横亘在清军通向山海关的辽西走廊的咽喉之地。这使皇太极喟然叹息，而莫可奈何。但是，皇太极在其他战线取得了巨大胜利，他东征朝鲜，使之臣服；西讨强大的蒙古察哈尔部，使之俯首听命。皇太极以十余年的奋战使清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明朝正遭遇“三百年来未有之饥荒，父子相食”^[118]，民不聊生，铤而走险，纷纷揭竿而起，汇入到农民战争的洪流之中。明朝被李自成、张献忠等为领袖的农民军打得焦头烂额，难以喘息；在关外，清兵咄咄逼人的进攻使它陷入深深的困境，只有勉强挣扎，却无还击之力。庞然大物的明朝内外交困，一天天垮下去，迅速走向没落，而整个形势对清政权空前有利。清谋臣们不禁欢呼：“今四方咸归，后患已绝，既无内顾之忧……试看南朝（指明）君臣将相，谁是敌手！”^[119]这些话不无自我夸耀的成分。但总的来说，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形势的明显变化。

皇太极正确地估量了明清双方的力量，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决心打破明清在辽西的长期僵持状态，对明的新的强大进攻就从首当其冲的锦州开始。崇德五年（崇祯十三年，1640）春，他采取第一个步骤，就是在义州筑城，屯田，积粮饷，作为向锦州进兵的基地，然后向锦州进逼。到崇德六年（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清兵严密包围了锦州，“填壕毁堑，声援断绝”^[120]。

清兵进居义州，筑城屯田时，锦州告急，已引起明朝统治集团严重警惕，及至逐步逼锦、围锦，他们不禁感到惊慌。这时，他们才看清对方的战略意图，不仅要夺得锦州，还要谋取战略要地松山。有人指出：“松（山）城与锦（州）相隔十八里，奴贼离锦五六里下营，即近在松城左右，今锦城濠栅已成，奴众精骑尽绕松城，势虽困锦，实乃伺松。”^[121]兵部认为，清兵此举，“是又困大凌（河）故智也”，便紧急指令蓟辽总督洪承畴“设计解围”^[122]。

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上旬，洪承畴奉命出山海关，驻宁远，指挥各路兵马援锦。三桂是援锦大将之一。洪承畴首先召集三桂和前屯卫总兵王廷臣、玉田总兵曹变蛟、蓟镇总兵白广恩，议破围锦之敌。然后，洪承畴亲至锦州外围军事要地松山，相度地势，察看清军态势，感到明朝兵力尚嫌不足，请求增加兵力，应达十五万。十二月，经阁臣会议，崇祯批准，同意增兵。于是，增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山海关总兵马科等四员战将，各率所部援锦。加上前四总兵，共为八镇总兵，合兵力十万、马四万、骡一万。还不足十五万之数，朝廷又做了番努力，最大限度续增至十三万而止。令各镇总兵“刻期出关”^[123]，速会兵于宁远。

吴三桂作为八大镇将之一，应召率部参加援锦解围。这八员大将，“仅白广恩、马科、吴三桂敢战”^[124]。论战斗力，也以三桂的辽东兵为强悍善战。他率兵两万，按自己独特的治军办法进行组织：从中选出精锐骑兵一千，以五十骑为一队，共分二十队，每队设一领骑官，计二十名。他把这二十名领骑官姓名分别书写在二十只竹签上，插在自己的靴筒上，遇到紧急情况，便信手从靴筒中取出一签，呼叫某领骑官，该领骑官即统领本骑队，跟随他冲突决阵，“无往不利”^[125]。的确，年仅二十九岁的吴三桂统率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称得上明兵中一支精锐的部队。难怪统帅洪承畴认定三桂与白广恩、马科三员勇将可独当一面，其余五将只有合力，不宜单独采取军事行动。

崇祯十四年（1641）四月下旬，洪承畴挥师进至松山与杏山之间，除唐通，其余七镇总兵各率部分路移军至松山城附近的东西石门，皆照分定营次，分别旗色，摆开阵势：在离松山南数里的地方，自南向北布列车、步、火器营，以骑兵组成两翼：在西石门，吴三桂部居左翼之首，按顺序，以下是王廷臣与杨国柱部；在东石门，曹变蛟部居右翼之首，以下则是白广恩、马科部。而王朴部居两翼之间，与右翼相连接。

围锦的清步兵已部署在锦州与松山之间的乳峰山上，占据着有利的地势，而在东西石门屯聚精骑约两万，各埋伏于周围待战，其战略意图是，伏击前头增援的明兵。

四月二十五日，明清双方在乳峰山上山下，东西石门处，展开了一场激战。

明七镇各挑选精锐步兵，携弓箭、枪炮，分别从山下东西两翼向山上的清兵发起进攻，山上的清军居高下击。明“兵心甚壮”，冒着如雨点般的矢石奋勇登山进击，抢占近台高处，放炮张旗帜，大批明兵勇气倍增，喊声震天，拼命冲锋，被围在锦州城内的明兵听到枪炮与呐喊声，知道援兵已到，祖大寿即挥军出城南门外，摆列营阵，与援兵遥相呼应，形成了内外夹击清兵的态势。当明兵抢上山与清步兵搏战时，山下埋伏的清骑兵先自西石门冲出七八千，居左翼的三桂等率部迎战，“鼓锐当先”，直冲十余次，“兵气强劲”，阵斩清骑兵十人，挫败了清骑兵的攻击。它原欲以精锐骑兵将明兵阵势冲垮，不料明“马步官兵拒战甚猛”，因而没有得势。在东石门，有明炮兵营，居东山险要处轰击，有力地配合了步兵的进攻。^[126]

清兵攻击不成，便用牛车推运红衣大炮三十门，从东西两面向明兵轰击，明兵炮营不甘示弱，奋力与之对射。战斗持续到傍晚，清兵被迫退却。清方承认此次战斗“失利”。

这是松山决战前的一次接触战。明七镇出动兵员约六万。又据明方报道，清骑兵两万，加上乳峰山上的步兵，总共约三万余人，但双方实际上投入的兵力并不多。故伤亡还不算严重。来自明兵前线的报告，说在阵上斩杀清兵首级只有二十人，还生擒一人。明伤亡颇重，据洪承畴统计：阵亡七百三十八人，不同程度的轻重伤员七百九十三人，被击毙的马骡达六百五十七匹。^[127]清将济尔哈朗称斩首明兵两千级^[128]，与事实不尽相符。但明兵处于进攻一方，又是在山下“从下仰攻，最难着力”，同时还受清炮火攻击，其伤亡肯定要大于清兵。

战斗结束后，洪承畴将有功人员向朝廷呈报。他把吴三桂列为首功，称颂说：“吴三桂英略独擅，两年来，以廉勇振饬辽兵，战气倍尝，此番斩获功多。”他请求给予加升一级。三桂此次斩首清兵十级，内有头目一人，居各镇第一，获战利品也不少。部下伤亡也比起其他各镇较轻，计阵亡三十八人，重伤三十八人，轻伤四十八人，营马被射毙较多，达一百三十四匹。比较之下，三桂战功还是显著的。^[129]

松山东西石门之战，明兵以较大的代价获取小胜，并没有达到解锦州之围的目的。洪承畴意识到恶战还在后头，他向朝廷表示：“大敌在前，兵凶战危，解围救锦，时刻难缓，死者方埋，伤者未起。半月之内，即再督决战，用纾锦州之急。”^[130]

主帅洪承畴决心如此之大，可他所信赖的吴三桂竟在即将爆发的决战中当了逃兵。

洪承畴原主“持久之策”，即“且战且守”，稳扎稳打，拖住清兵，使其欲战不能，粮饷不继，逼它“自困”，然后明兵一鼓而击败。但主管军事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以旷日持久，靡费粮饷为由，力主速战速决，竟责备他出关“用师年余，费粮饷数十万，而锦围未解，内地又困”，怎能对得起皇上的信赖与朝中文武重望！^[131]不仅如此，他还极力说服崇祯皇帝支持他的战略，令洪承畴“刻期进兵”；同时，他又分任马绍愉、张若麒为兵部职方主事、职方郎中，“出关赞画”军事，督促洪与清兵决战。承畴无奈，被迫放弃自己的方略，于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二十六日正式誓师援锦，二十八日进兵，次日，抵松山城^[132]，统八镇大军倾注于松山“孤危之地”^[133]。自八月二日，洪承畴乘明兵锐气，连连发动进攻。宣府总兵杨国柱战死，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替。这些进攻虽然“未能奏凯”，已给清军造成重大压力，并使它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失利。^[134]战场形势的发展，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战迫在眉睫。

清太宗正为清军连续受挫而焦急，及至得到洪承畴率大军援锦的消息，心急如焚，便倾国中之兵，亲临前线指挥。疾驰六昼夜，于七月十九日到达松山附近的戚家堡。他察看地势后，当机立断，指挥精兵从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向阴屯、灰窑山，至南海口一线下营，并指令将士就地挖壕，仅一天工夫，就掘壕三重，每道壕深八尺，宽丈余，“断绝松山要路”，顿时切断了明军饷道，将明八镇兵围于松山城附近。^[135]清太宗为防明兵突围逃脱，派兵围杏山，使明溃兵不得入城。自塔山南至海边，北至山岭，以及宁远北的连山，“一切去路，俱遣兵邀截，又分兵各路截守”^[136]。清太宗这一番部署，已把明军置于全歼的绝境。

洪承畴发现清兵掘壕断饷道，颇感惊慌，当天（十九日）晚上，召集各镇总兵官紧急会商破敌之策。最后，决定明天与清兵交战，以突破其围困。

二十日，各镇兵一齐出动，与清兵大战，激战一天，胜负未分，明兵仍然没有闯出包围。

二十一日，各镇步骑兵再次发动进攻。但是，清兵拼命拦截，明兵“终不能闯壕”^[137]。

当时，明兵只携三日行粮，眼见饷道被断，粮食吃尽，人心惶惶。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洪承畴别无选择，只有同清兵速战，才能摆脱困境。八月二十一日晚，他召集八大将，决定作战方略，要求他们：“各敕励本部力斗，予身执桴鼓以从事，解围在此一举。”但诸将忧虑粮饷不足，主张暂回宁远补充给养，以图再战。议论纷纷，未有结果。兵部尚书陈新甲派来的心腹张若麒支持诸将回宁远取粮饷的意见。这实际上是撤军，“大敌当前，岂有退师就饷之理”！一下子便涣散了将士的斗志。洪承畴深知闯出包围实非易事，但还是鼓励说：“虽粮尽被围，应明告吏卒：守亦死，不战亦死，如战或可死中求生，不佞决意孤注，明日望诸君悉力。”^[138]

会议结束时，天已经黑了。洪承畴把诸将送走，各自回营作突围的准备。

吴三桂颇有心术，回营即与将士商量突围办法。有一新降的蒙古人献计说：“敌兵诡计极多，小路必严兵堵截，大路当设备稍宽，宜从大路。”看来这位久居清政权中的蒙古人十分熟悉清用兵的特点，这就是中国兵书上所说的：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人们一般心理，以为在大路上必设重兵，而小路不会设兵或少设兵。清太宗恰是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反其道而行之，在不引人注意的小路或地方埋伏重兵。吴三桂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用蒙古降人之计，决定从大路突围。^[139]正在这时，忽听明兵各营人马嘈杂，打破了夜空的沉寂，火把晃动，构成了零乱的颗颗光点。原来，怯懦的大同总兵王朴为保全性命，不顾军令，回营便率本部人马首先乘夜突围逃跑。其他各镇总兵官一看形势不好，谁也不愿被消灭，惟恐落后，仓皇争先拔营，顿时一片混乱。三桂既不想尽节，也不想束手待毙，一听各营要逃，亦不怠慢，当即传令本部人马起行，直奔大路杀出。

清太宗料到明兵粮绝，很可能乘夜逃跑，早作了截击的准备。黑夜中，明兵“且战且闯，各兵散乱，黑夜难认”，不辨方向，互相拥挤，自相践踏。当突进至壕边，遭到严阵以待的清兵的迎头截砍，死伤累累，而掉进壕堑里的不计其数。^[140]大批明兵无法突围，被压缩到南海边，适遇涨潮，都让无情的潮水席卷而去。

吴三桂从大路杀出，直奔杏山城。果如所料，清太宗布置兵力，大都在小路邀集明兵，而大路兵力不多，只有他与文武随从三四百人守卫营帐。虽然盛设旌旗、帐幕，却无重要将领。清太宗见吴兵来势凶猛，无力狙截，下令说：“归兵莫遇，纵之可也。”还赞叹：“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141]据清朝官方记载，清太宗埋伏在杏山路的兵，是蒙古固山额真库鲁克达尔汉阿赖和察哈尔毛海各率所部拦击逃向杏山的明兵。命他们不许远追。^[142]清太宗任命的这两员并不重要的将领和少量兵力不足以抵挡吴兵，三桂乘其虚，终于闯过拦击，奔入杏山城。在逃跑中，自顾逃命，连印信也顾不得拿，为清军所得，显见惊慌到何等程度！^[143]先逃的王朴也逃来此城。其他将领如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等相继逃出重围。鼓吹决战的张若麒等临战惊慌，逃至小凌河口，从海上驾舟逃向宁远去了。曹变蛟、王廷臣突围不成，退回松山城，与洪承畴固守。

清太宗继续部署兵力聚歼明残兵余众。八月二十四日，他命内大臣宗室锡翰、国戚多尔济两员骁将率济席哈、车尔布、巴兰及精兵二百五十人、蒙古翁牛特、四子部落都尔拜率兵二百五十人，分别埋伏于杏山明兵逃走必经之地的高桥（锦州西南、属凌海）大路和桑噶尔寨堡，另派甲喇率京隋荪、格尔泰、郎球等战将率三旗精锐护军一百五十人协助堵截三桂兵。太宗所派满蒙八旗兵数量不多，但皆多精锐，其将领也都是骁将，足以击败已成惊弓之鸟的明残兵败将。当天，杏山明兵一千人自城中逃出，遇到清伏兵，迎头痛击，明兵死伤甚多。太宗闻讯，亲自赶到高桥东，指授方略。指示如明兵自杏山逃出，尾随追击，不得使明兵入城。为加强兵力，又派多罗贝勒罗洛宏、固山贝子博洛、内大臣图尔格等以每旗精兵二十名及正白旗护军、翁牛特兵、锡翰、多尔济兵，统由善战的名将多罗贝勒多铎指挥，继续设伏以待杏山明逃兵。

吴三桂、王朴已感到杏山岌岌可危，不宜久留，便于二十六日率部出城逃跑。埋伏杏山西的清兵立即迎战，将明兵截入大路追击。三桂与王朴“且战且退”^[144]，向高桥逃去。清将多铎一声号令，伏兵四起，迎面截住，而后面清兵紧追不舍。三桂、王朴与明兵手足无措，无心恋战，急欲夺路逃跑。清兵奋力攻击，明兵大败，四处溃逃。清兵边追边攻击，到傍晚，已将桑噶尔寨至海一线列兵固守，严密封锁。三桂、王朴率残部乘夜逃跑，兵士死伤殆尽，三桂与王朴以个人的高超的武功，拼着性命侥幸冲出重重堵截，仅以身免，逃到了宁远。^[145]据宁前道石凤台向朝廷密报：三桂的“兵丁尚多，还能整搠兵马，誓拯封疆”^[146]。

三桂等逃离杏山后，城里还有数千明兵，他们已成惊弓之鸟，或千人，或数百，或几十人，分股逃窜，都被埋伏的清兵所歼灭。^[147]

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战，短短几天，清兵大获全胜，歼灭明兵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获马七千四百四十余匹、骆驼六十六峰、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而被海水淹死的明兵“浮尸漂荡，多如雁鹜”^[148]。其余溃兵散勇，都逃向了宁远，被三桂收留起来。由于明兵惨败，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连失，明辽东骁将祖大寿举城投降，致使“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149]此役之严重后果，已直接危及大明江山之安危。明朝连失关外四城，已使稳固的宁锦防线处于瓦解之中。朝廷得此消息，“京师大震”。按例，朝廷要追究丧地之责。三桂同其他各镇将不能逃脱责任。但出乎意料的是，大约在八月末，崇祯却给三桂加升提督职衔，指示他“收残转败”，把各镇残兵败卒总归三桂收拾集中，“上紧整顿，徐图再举”^[150]。祖泽溥等“首请大彰法纪，以振肃将来”^[151]。受到惩处的是王朴，以临阵“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开庭审讯。这种不公平的处置引起朝廷舆论哗然。御史郝晋发言：“六镇（指已逃活命的马科、李辅明、白广恩、吴三桂、王朴、唐通。另二镇总兵曹变蛟、王廷臣死守松山没逃，后城破被杀）罪同，皆宜死。”他认为，六镇总兵都应按逃罪处死，而朝廷只问罪王朴，却不追论其余五人之罪是不公平的。郝晋对此大为不满，特别提到“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复议，向崇祯提出处理意见：只斩王朴，勒令马科立军令状，再有失误必处死。三桂失地，也应斩首，但姑念其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152]崇祯帝批准，于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五月十九日将王朴处决。^[153]三桂仅受到降级处分，仍守宁远。职方郎中张若麒受到朝野谴责，要求重处，迟至八月末逮捕处以死刑；十一月，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给予削籍的处分。^[154]

吴三桂自投身行伍以来，一向以“敢战”而著称，他显著的军功和飞速晋升，已成为朝廷内外军事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晋升为总兵，独掌一方帅印，已说明朝廷对他的器重。这次援锦他又是八大将之一，实为一员主将。照以往的表现，三桂必能冲锋决战，再立功勋。出人意料的是，在至关重要的闯围战斗中，他并没有认真地进行拼战厮杀，当王朴先逃时，他竟随其后，逃之夭夭。他的决战勇气顿然消失，霎时，他对大明的忠心也不复存在。这一点，他连曹变蛟、王廷臣都不如。他们坚持与洪承畴同命运，没有逃跑，与之同守孤城松山。三桂却置他的老师洪承畴于不顾，自率所部拣大路先逃至杏山，再逃至宁远。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可以说明其不可告人的内心的材料。但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即三桂为保全自身性命，也为了保存他与父亲辛苦积聚的军事力量，不惜一逃。也就是说，他不愿在这次不能取得胜利的决战中消耗或消灭自己的实力。在他的将士中，其骨干将士都是他的亲丁家将充任的，这一部分人可以说是他的私人武装力量。自明初以来，凡辽东将帅无不有自己的家丁任军职。三桂自然不能例外。据其父吴襄说，他们父子有家丁将士三千余人。这些家丁都效命于吴家父子，听其指挥。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往往依赖他们出力。不用说，不论哪一位将帅都不会愿意自己的亲丁家将被消灭。事实上，在松山大战中，他的亲丁家将保存独多，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三桂“不战而逃”，不会出于别的原因，只能是为保存实力而不惜一逃。他作为一个后起的军阀，当然懂得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否则，失去实力，也就失去了他力求保持的地位。

朝廷不追究他的死罪，予以宽大，绝不是随意作出的，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吴氏在辽东已占据要津，是地方的一大实力派。继松山之败，祖大寿降清，在这里除了吴氏父子已无更合适的人选为朝廷固守这块残土。显然，朝廷不敢得罪吴氏，因吴氏父子尚有可利用的价值，朝廷中有吴氏的靠山，为其开脱，也不无作用。对比之下，王朴的地位，没有吴三桂那么重要，他所得军功不显，名曰总兵，但在朝廷中并无实际影响。他在关系明朝危亡的松山决战中，带头逃跑，搅乱军心，以致各镇将纷纷效尤。王朴的行径恶劣，罪在不赦。按律处斩，人们无足惜。当然，也不能把所有败将都处死。问题是，独斩王朴，而其他各帅只给以降级的象征性处分，这就看出三桂等人与王朴在朝廷心目中的悬差的地位了。后来的事变，恰恰证明此次战败对三桂的前程丝毫没有影响，相反，继续得到晋升。

不管怎么说，吴三桂做了松山决战的一员逃将。这在他为明效忠的历史上是一页并不光彩的记录。也许因为这一逃，保全了身家性命与实力，历史却在不久的将来给了他一个机遇，使他成了明清兴亡大事变中的举世瞩目的人物！

五、婉拒诱降

吴三桂先自松山，再自杏山，几乎独身一人逃归宁远，所部人马损失殆尽，他也在所不惜了。朝廷对他仍给予信任和重用。他被提升提督后，授权宁远辽兵和援兵都听他调遣。对三桂来说，眼前最重要的是，搜集散亡，招募兵勇，重新集结兵力。至崇祯十五年（1642）初，三桂练兵已达一万^[155]，加上其他各镇新练的兵，约是二万五千之数^[156]。崇祯指使他：“整练主官兵马，既有头绪，着□□枹冲锋破垒，有进无退，糜坚不抗。立解久困之围。”^[157]崇祯把松山败后解锦州、松山、塔山之围的重任完全托付给吴三桂了，命令他“奇正互用，马步各驱，励必死之心，奋无前之气，誓师进剿，击惰捣虚，务期一鼓解围。庶几除凶雪耻”^[158]。显见，吴三桂这时已成为明在关外的惟一依靠了。而他依靠这支重新组织起来的军队，继续坚守宁远。

吴三桂自知犯有逃罪，也许出于赎罪之念，他在松山战后的第二年，即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三月，松山刚破，便与另一逃将白广恩等率兵四千，试图组织一次进攻。他们进至塔山扎营。塔山已处在清军的围困之中，三桂下令以一半兵力至高桥，与清兵遭遇，但“不战而退”^[159]。三桂此次军事行动，大抵是试探清军虚实，并非是寻找清兵展开战斗。

过了四天，三月八日，祖大寿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愿献城投降。他向围锦的清将诸王许下诺言：“我若归顺，宁远亦可得也。”诸王准降。于是，锦州经一年的围困，终于不战而克。锦州一破，“诸王议取宁远之策，当乘大寿妻子尚未搬回，总兵吴三桂尚未交替之时，亟当前往”^[160]。他们认为，吴三桂犯有逃罪，肯定要被朝廷撤换，当乘其尚未撤换之时，利用祖大寿在宁远的家属与他的亲属关系，一举夺取宁远。但是，吴三桂并不想降。据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罗睿郡王多尔衮奏报：他们曾派人到宁远，想与祖大寿的儿子取得联络。守城官员知大寿已降，不许入城。派去的人被拒之城外，对城上喊话，城上守官没听几句，就不予理睬。此项取宁远计划遂告落空。^[161]

松山、锦州相继攻取，杏山、塔山日夕可破，清太宗和他的诸王、大臣便把注意力转向宁远。此城距锦州仅两百里，骑兵瞬间可至。宁远原先有锦州及松山诸城作屏障，明兵进退自如。而此时，宁远已直接暴露在强大的清兵面前，驻守此城的明朝官兵已失去安全感。明朝谋臣、统帅最担心的是，清兵随时可以直驱城下，以围锦的战术来围宁远。^[162]

清朝内部确有人主张乘清兵大胜，迅速取宁远。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马国柱、雷兴等汉官向清太宗建议说：“今锦州既下，宁远惊骇，山海溃乱，燕京震动，明总兵吴三桂以松、锦失守之故，既踏可杀之罪，今祖氏全归，吴镇自不能安，又必有脱死之术。祖氏之子妇在宁远者，已心切来归矣。况其为祖镇之遗类，与其在门墙者，岂不畏死而求生乎！”因此，大军当乘机临于宁远，“声言吴兵所属各官之罪，摇动其志”，必能得宁远，“未必不如得松山后，即得锦州之速也”^[163]。

尽管清朝中有此主张，明朝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因为清太宗还不打算乘胜加兵于宁远，他以为处于惊慌失措中的宁远明官兵无力抗拒清兵的攻击，可以传檄而定。他在处理锦州明官兵及家属时，特别强调，凡在锦州的原属宁远等处的官员，一律“留养”保全，不得伤害。^[164]看来，他要用招抚的政策，不动干戈地得到宁远。同时，清太宗又派遣八旗兵屯驻于宁远以西的大路，保持对吴三桂的军事压力。他指示在前线的诸王贝勒，说：“宁远之人，若欲归顺，令我军入城，必索城中大员为质，命我兵严守城门，然后可入，不然，恐堕其计。”^[165]

时间一天天过去，已经到了四月，仍然看不出吴三桂投降的任何迹象。汉官张存仁再进取宁远之策。这次，他不主张进兵宁远，提出对宁远采取和平攻势，阐明政策，招之来归。他说：“皇上宜颁敕谕于宁远城中镇将等官，开明松、锦生杀之理，顺逆之端，诛留分别，一一详示。吴三桂并非奇才良将，有不摇动其心者乎！”他忆及当年守大凌河城时，屡次读到清太宗的招降信，促使守城的将官包括他本人无不“动念”，最后献城投降。他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特提醒清太宗当乘“今之宁远正在仓皇无措之际”，速给宁远吴三桂等人写信劝降，“仗我皇上之福，一纸赐书，胜于加兵数万，人心动摇，势如破竹，皇上乘机运策，因时速成”^[166]。

清太宗接受了张存仁的建议，立即以他的名义，分别给宁远吴三桂诸将及被围的塔山、杏山官兵写信招降。特派刑部启心郎额尔格图赶往前线，将他的信件交围城的诸王贝勒，由他们传送各处。

这是清太宗首次直接给吴三桂写信，呼吁他认清形势，乘时归顺。为了解清朝对吴三桂的政策，不妨将此信的内容引述如下：

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吴大将军：

朕以大兵围困松锦，松山副将夏承德先行纳款，率众来归，故彼眷属，并所部之人俱加留养，洪承畴亦留养之矣，其余抗命者尽行诛戮。惟祖大乐等，因系将军之戚，姑留之。锦州祖大寿归命，其眷属部众俱获保全，此正大将军趋吉避凶建功立业之秋也。倘狐疑未决，不速来归，尔明国皇帝有不疑将军而加之罪者乎？将军果能乘机构会，决意来归，则明哲之智，诚附之功，与迫而后归之松锦诸臣，大相悬绝。将军之亲戚可以完聚，富贵可以长保矣。否则，将军之全军已为我所取，印信已为我所夺，松锦陷没，坐视而不能救，种种罪愆，尔明国皇帝宁有轻恕将军之理耶！

曩者祖大寿之在锦州也，尔明国皇帝每疑之而欲加以罪，然而终不能者，以其族党甚强，且据锦州故耳。今将军以孤立之身，负危疑之迹，岂能自保无虞！况尔明国，“流寇”转炽，土宇凋残，倾亡之象，将军已目击之。时势若此，将军虽勇，一人之力，其奈之何哉！将军不于此时幡然悔悟，决计归顺，劳我士兵，迟我时日，彼时虽降，亦不足重矣。今尔明国皇帝，虽遣使讲和，其诚伪难知，成否亦未可必，而将军亲故，俱在于斯，归我之念，诚宜早定。朕以真情反复开谕，将军其详虑而熟思之。

清太宗还给同守宁远的白广恩和柏副将各一封信，文字不长，中心内容与给吴三桂的信基本相同。他要求他们能“开导吴将军”，“同心协谋，举城归顺”，将给予优厚待遇。^[167]

紧接着，清太宗授意与吴三桂有亲属关系及个人交情最厚的人，都给他写信，力促其归降。吴三桂的挚友张存仁、其兄吴三凤、舅父祖大寿、姨夫裴国珍、表兄胡弘先（为姨母表兄弟，皆系祖大寿外甥）等都“遵旨各遗三桂书一函”。限于篇幅，这些信的内容不便一一引述，全文详见《清太宗实录》卷六〇。我们还从其他记载中看到吴三桂的好友，如汉官邓长春^[168]、陈邦选、姜新等人^[169]，也与张存仁等先后分别“致明宁远总兵书”，不用说，他们也是“遵旨”而写的。

以清太宗为首，动员这么多人给吴三桂写信，确实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攻势。他们的信，都写得很实际，都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其利害，娓娓道来，不禁令人感动。

吴三桂读到这些如雪片飞来的信，该作何感想呢？恐怕不会无动于衷吧！写信的这些人，除清太宗外，都是他的至亲好友，有的甚至是同他一起长大，因而最了解他，也能洞察他的思想活动，尤其是能体谅他此时的处境，他们的话，不能不引起他思想的起伏。首先，三桂的处境是他三十年来最困难的时刻。他真的陷入孤立和最危险的漩涡之中，他正处在十字路口，需要作出抉择。他所依靠的与之有血缘关系的祖氏满门，包括祖大寿等三个舅父，祖泽润等十余个表兄弟皆降，还有他的哥哥、姨夫一家，以及共事多年互为依赖的好友都投入清政权，“俱臣服于此”，“明国岂有不疑”三桂？而他欲“洗骨肉之嫌疑”，实不可得。这就是，鉴于三桂的亲属皆降清，崇祯不会再信任他。主疑臣危，自古而然。其次，松山大战时，三桂“在阵逃出，大兵尽丧，总督文武官俱陷”，三桂独存，“罪将安归”？不惟富贵不能“举保”，连身家性命“又不知作何结局”。他们警告三桂，崇祯不会宽恕他临阵逃跑的罪过的。第三，三桂在军事上已遭惨重损失，现固守宁远，势单力孤，如清兵一旦兵临城下，明朝无力援救，那时，或是被迫降，或是为明尽节而死，除此两途无它。三桂的宗族亲朋都认为不可取。正如清太宗所明告：归降早，功最大，与迫于形势而归的松锦诸将官则待之完全不同。所有这些，三桂比谁都更清楚自己的目前处境，他从自己的亲属和好友在对方已得到的优待，当然不会怀疑他们提出归降条件的诚意。清太宗向他发出归降的呼吁，的确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殷切之意，不可谓不诚，替他剖析事理，不可谓不深，提出优待条件，不可谓不厚。总之，这一切，都无可挑剔，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然而，吴三桂对此毫无反应，这些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一点回响，这多少使人感到有点意外。三桂的亲属与至交都满以为有把握的事，却没有出现，这不能不让他们失望。

转眼之间，夏去秋尽，已是崇德七年（1642）十月的初冬季节，清太宗和三桂的亲属好友的招降仍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三桂继续保持沉默，不置一答。这时，清太宗以他的哥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又组织了一次对关内的远征。^[170]与此同时，他仍不放弃对吴三桂的争取，再次给三桂发出了劝降信，写道：

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

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属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

清太宗这封信写得简短明确，实则是催促吴三桂尽速作出回答。他“又命总兵官祖大寿致书吴三桂”，希图以吴三桂最依重和最信任的祖大寿来打动他。祖大寿立即写信，并附上他自己常佩带的小刀一口，作为信物，来取信于三桂。祖大寿的信是这样写的：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余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沾渥泽，而洪（承畴）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幸贤甥勿以为虑，但未知故乡光景如何耳。以愚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军覆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而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171]

清太宗与祖大寿的信，送去宁远，又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不久，十一月初，吴三桂以实际行动做了回答：这就是继续与清军对抗。据多罗豫郡王奏报：明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马步兵出战，清兵将其骑兵击败，获马七十二匹、甲三十七副、弓三十九张及其他少量军用物品。^[172]由此看来，三桂仍无降意。

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祖大寿深感于清太宗的厚待，特上进取之策。他提出：宜先取关外五城（指宁远、沙后所、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诸城，今属辽宁绥中与兴城两地）最为上策。他认为“彼（指明）已虚弱，燕京震动，关外惊惶，况吴（三桂）总兵罪重忧深，文武官属，心皆恐怖，罔知所措”。应乘此时，“或收抚，或征讨”。他特别提到：“先攻取中后所，收吴总兵家属，吴襄必为之心动，吴三桂亦自然扰乱。”其余各城，“不劳而自动矣”，宁远失去支持，更易攻取。^[173]祖大寿这一建议的中心意思，还是着眼收降吴三桂。他在锦州投降时，曾许下说降三桂的诺言，至今未见实效。因此，他要清太宗出兵先攻三桂家所在的中后所城，取其家属，逼迫三桂自动投清。但这一建议未能实施，而清太宗于半年后去世了。

就在祖大寿提出这一建议后的第八天，正月十九日，突然，接到吴三桂派一名叫索内的蒙古人给他送来的一封信。吴三桂终于回信，总算给了他舅父一点面子。祖大寿立即将信呈交清太宗御览。可惜，清朝官方史书没有把这封足以反映三桂思想的重要信件记录下来。这也难怪，因为信是写给祖大寿的，倘若写给清太宗，很可能“实录”于史书之中。尽管我们无从知道此信的内容，但从清太宗阅后给三桂的信中，多少可以窥见三桂的基本态度。清太宗的信一开头便说：“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耳。”^[174]清太宗读了信，概括三桂的态度是“犹豫未决”。这就是说，三桂已有降意，但尚未下定决心，还在考虑之中。三桂选择这个时机给舅父祖大寿写信，确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此时距明亡仅有年余，明已处在亡国的前夕。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正在蓬勃发展，矛头所向，确指北京无疑。关外清兵正向山海关、进而向北京逼近。关内外这两大军事力量，不管他们的各自利益多么不同，而在实际上却形成了对北京的夹击之势。明朝如一个垂危的病人，已失去任何自卫的能力。等待它的只有灭亡！凡有识之士已看出明亡仅是时间问题。正如明末有人指出：“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175]以三桂之明哲，不会看不出这一险恶的形势的。一年前，他拒不答复多方劝降信，表明他对明朝尚未丧失信心。而现在复信，至少反映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他对降清一事“犹豫未决”，虽流露出一点降意，不过是为将来降清留下根据，把进退选择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究其本意，至少在眼前，他还不打算归降，或者进一步说，他根本就没有降清的想法。他不直接写信给清太宗，对这位渴望招抚的皇帝一番好意不置一词，就已清楚地说明他不想尊奉或不承认他是皇帝，只从亲属的关系上来答复舅父的劝说。他也明知此信一定会落在清太宗手中，因此以委婉的口气透露自己左右为难的想法，明处是求得他们的理解，而实际是婉言谢绝劝降。清太宗在给他的复信中，又不厌其烦地阐述形势，力劝尽早来归。三桂不予理睬。此后，直至顺治即位，还不断招抚，也没有使他改变主意。甚至他一度决定投降农民军，而不投清朝。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事联系起来，就会明白，吴三桂确实与他人不同，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没有降清的思想。

吴三桂为什么长期坚持不降清？史学界通常有一种几乎固定的说法，认为三桂是“明朝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顽固的阶层的政治代表”，他没有降清，据说“是纯从个人利害考虑的”，如说他有庞大的家产，父子皆贵，居于优越的地位，等等；他没有公开降清，仅是“表面现象”，因而“迷惑了明朝统治集团中不少人，包括崇祯皇帝在内”^[176]。这只是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不尽正确的一个方面。考察三桂的主导思想，还是“忠君”的思想制约着他的行动。我们看到，在明清长期交战中，有大批明朝将官降清，基本有三种情况，一是战败被俘，如洪承畴；一是走投无路，被迫接受招抚，如祖大寿二度被围，二度投降；三是受到明朝迫害，无法自存，转而投清，谋求生路，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在险遭明朝谋害时，毅然归降。除此，极少自动投顺，特别是在明朝高级将吏中，更属罕见。他们生活在封建礼仪之家，接受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教育，尤其是到了明代，思想统治更严于历代，所受思想训练亦更严格，他们重名节，放在人生的第一位。在朝为官，则把忠君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此，明朝皇帝无论昏庸与否，也以忠心对“上”——皇帝。在同清的战争中，死节之士屡见不鲜，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投降。祖大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第一次被围于大凌河，达数月之久，城里粮食吃尽了，杀马吃；马快吃完了，杀人吃，没柴烧，以人尸骨代替。已到了如此悲惨的绝境，还是坚持下去。直到清太宗再三招抚，才被迫停止抵抗。他以智取锦州作脱身之计，重返明朝，又与清兵打了整整十年仗；最后他守锦州，第二次被围，坚持了整整一年而后降。明朝将士这种顽强精神，清太宗十分钦敬。他认为，这都是读书明理的结果，所以才以生命忠君不移。^[177]明末人在论及明衰败原因时，揭露其“失德”种种，但却肯定其思想教育可取，说：“惟学校教养之泽，涵濡人心，四方忠义之士，捐躯断痘，迄国亡之后犹不绝，此以见太祖法制之善，历三百年而未敝也。”^[178]可以说，明朝士大夫及将吏都受此“教养之泽”，以丧名节为耻。吴三桂同他们一样，这一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虽然战败于松山，但仍然有宁远，有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岂能轻易投降！中国向有轻“夷狄”的传统大汉族主义思想，作为“天朝”的臣子，臣服于“夷人”，也为士大夫所不齿。要使他们放下架子，屈尊于“夷人”之下，一般来说，也是很难做到的。吴三桂的基本思想不会超出这个范畴的。他“忠君”的思想，较之已降的那些汉官，似可以说，更坚定些，这在以后的事变中一再表现出来。如果说，明未亡时，他尚有所恃，那么，当命他撤宁远进京“勤王”时，他还没有动摇；即使明亡时，他也没有向清求降。他是清入关前明在辽东最后一个降清的人，仅以此而论，难道还不能说三桂“忠君”吗？三桂少时就有“忠孝”之名，即忠君、孝父母，及长，他将此奉为至圣的准则。有父亲在朝，他是不会违背“忠孝”而降清的。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他在给世祖的奏疏中，公开说：“臣受前朝知遇最厚。”正好说明当时他恰恰是出于感恩图报，决不肯叛明投清。^[179]一句话，他在明清关系上，直至明亡，他是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的。他给祖大寿的信，表现出“犹豫不决”，大抵是敷衍塞责，不好伤害舅父的苦心，并不说明实质问题。

朝廷对三桂和他父亲深信不疑，可以说，与日俱增，恩泽深厚。崇祯对祖、吴两家采取优容厚待的政策，以两家为撑持辽西危局的支柱，是明得以保持辽西这块残土和阻止清兵进关夺权的基本力量。崇祯明知祖大寿在后金围大凌河城时已降清，故作不知，仍给以信任；祖大寿随同袁崇焕入援京师，因袁被逮，大寿率众哗变，逃离北京返宁远，崇祯亦不加罪。同样，三桂父以先后援大凌河城和大同得罪而一度被削职，很快又恢复职务。三桂本人在松山逃脱，仅降级而已。清太宗和祖大寿、张存仁等人所写信中一再警告他，崇祯不会轻饶其临阵脱逃之罪的。这样估计，一般说来，并不错误，但他们没有想到崇祯为了全局的利益，对他会采取特殊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不但稳定了三桂，更使他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三桂自知逃罪之重，却不叛明，亦说明他忠明之心不变。这种情况，到了崇祯十六年（崇德八年，1643）秋，清太宗去世，顺治即位后，迅即夺取了中后、前屯、中前三城，惟宁远孤存，处境更难于前，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忠明的立场。因此，用诸如财产多、在明地位高等原因来解释三桂没有降清，显然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三桂的家产大都在关外，父升官，在北京供职，那已经是很晚的事了，他在北京的时间很短，不会有更多的财产。至于地位，清太宗许诺的条件是“分茅裂土”，意即封王，恐怕比明朝给他的总兵官要高得多。伴随而来的，财富也不会比明朝给得少。这些对三桂个人来说，是他思想考虑的因素，但主要的不在于此，实在是“忠孝”思想起主导作用，支配着他的行动。不这样从具体人具体思想去分析问题，就会把极为复杂的思想活动简单化，很难深刻地阐明历史的真相。

六、赎买圆圆

在明清两大势力搏击的舞台上，有这样一个女人，她，既不是战场上的勇士，却随侍军中，南北涉足；也不是政治角逐场上的能手，却出入宫闱、王府，与皇帝、王爷、农民军领袖有着错综纷出的联系。她没有参与1644年的伟大事变，却是被卷入这一事变的巨大波涛中泛起的一朵浪花；她更不是明清交替这出悲壮的历史活剧的主角，却是一个其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从序幕到剧终，无不与她有着某种牵连。她，说到底，就是一位色艺倾城的绝代佳人。历史的种种奇遇，把她这个小人物推上了政治舞台，为明清之际的伟大悲剧抹上一层玫瑰色。

她的名字，叫陈圆圆。

吴三桂与陈圆圆的艳史，自然是他个人生活中的部分内容，似乎无足轻重。其实不然。因为这个女人，在1644年事变的关键时刻，对吴三桂的思想情绪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这个女人，又给李自成农民军种下了一个小小的祸根。明清以来，多少史家，乃至文学之士，不惜笔墨，为之评论、歌咏，有关他们的故事，盛传不衰。此时，当我们书写吴三桂的个人历史，他与圆圆的悲欢离合是不可或缺的，更不应轻视。

说起三桂和圆圆的结合，有着一段曲折而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崇祯十六年（1643）盛夏。

有一天，吴三桂正在当朝贵戚田弘遇府上做客，主人备佳肴盛馔，殷切款待。

三桂一直坚守宁远，何以到京师，又何以有此闲情在田家做客？原来，还在上年秋，关外清太宗派他的七兄阿巴泰率大军征明，一直深入到山东兖州等地，铁骑踏遍河北、山东等地。至次年（崇祯十六年，1643）春，吴三桂奉命，迅即率部驰援京师。同他入援的，还有山海关总兵马科、山东总兵刘泽清等数镇兵马。大学士周延儒督师，集结官兵，在螺山（怀柔区北）附近，同清兵展开激战。大多将领不战而逃，惟三桂、马科所部敢战，屡有斩获。^[180]五月十二日，崇祯指示兵部：“如各总兵入援，至近郊许陛见。”^[181]

十五日，崇祯把入援的三桂、刘泽清、马科等请入宫中，在武英殿设宴，慰劳他们。崇祯特别看重三桂，把他视为关外的保障，赏赐独厚，赐上方剑，寄以重托。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贞自诩也”^[182]。

这时，清兵正从冷口北退，警报解除，三桂也不能久留京师，略事休息后，准备返宁远。忽然，京城大富豪、皇亲田弘遇请他到府上“观家乐”。

田弘遇，原是山西人，曾在扬州任千总小官，娶扬州娼妇吴氏为妻，故又视为广陵人（江苏扬州），他的养女嫁给了崇祯为妃，称皇贵妃，她“能书，最机警”，很受崇祯的宠爱。田弘遇从此身价十倍，官封右都督。因为他是皇亲，人们习惯称他为“田戚畹”。他仰仗女儿得宠，“窃弄威权”，京城里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他，敢怒不敢言，心里无不痛恨他。^[183]他作为崇祯的宠臣，当然也最了解国势已危急到何等地步！农民军日益向京畿逼近，不能不引起他对自身安全与家室财富的忧虑。田贵妃已于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病逝，田弘遇失去内援，更感孤立。他看到三桂年轻有为，又受到皇帝的器重，便有心与之交结，欲把他当做自己的保护人。于是，就趁三桂进京陛见之机，请至府上，博取欢心。

吴三桂接到邀请，欣然前往。因为田弘遇如此有权势，他能得到这位皇亲的青睐，心里自是感到高兴。再说，他长期生活在烽火连天的关外，趁此时在京之际，看看歌舞，听几支小曲，享受一点晏平之福，何乐而不往！

田弘遇亲自降阶躬迎，接入豪华的客厅，陈列各式珍馐，令人赏心悦目。他礼仪更周，显得十分虔敬，频频让酒。至酒兴正浓时，田弘遇唤出本府一群歌妓，个个盛装艳丽，如出水芙蓉，随着悠扬的丝竹声，三桂魂魄已被摄入仙境。在这群歌妓中，为首有一美女，天生丽质，穿着素淡，先自唱了起来，边唱边舞。其舞姿，体态轻盈，飘飘欲飞；其歌声，音质清丽，恰似夜莺啼鸣。三桂看得“神移心荡”，忽对田弘遇说：“这位不就是人们说的圆圆吗？真有倾城之色！”田弘遇听到三桂夸他的歌妓，一时高兴，命圆圆给他斟酒。三桂停酒，不住地顾盼。他在关外，无日不忙于军务，或者打仗，整天听到的是，军中特有的金鼓及各式号角之声；看到的是，千军万马，山头上报警的狼烟，除了带给他激昂、准备厮杀的情绪以外，还能得到什么？但在这里，远离战场的京师繁华之地，一个有权势的豪奢的府第，亲眼看到了世上最美的女人，听到了与军号完全不同的江南靡靡之音，对他这位三十刚出头的青年将军来说，这也许是平生第一次吧！他大饱眼福，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

这个为首的最美的青年女子，正是陈圆圆^[184]。

趁吴三桂开怀畅饮，我们就把陈圆圆的来历作一交代。

陈圆圆，《明史》写作“沅”，字畹芬^[185]。

陈圆圆像

江苏武进县金牛里（即今奔牛镇）人。她出生时间，史缺载，从她十八岁那年入籍梨园，可推知她约生于天启（1621—1627）初年。家境贫寒，“父业惊闺，俗称陈货郎”^[186]。父亲操此小本经营，走街串巷，出屯入村，卖些针头线脑之类，所得寥寥，勉强口。这个行当，手摇铃鼓，还须口唱，所以养成了喜欢音乐、好歌曲的嗜好。他还招来能唱歌的人与他同住，家里常有十数人，“日夜讴歌不辍”。本来挣钱不多，家里还常养这么多人，家境就更窘迫，以至家产破败。也许因为圆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受父好歌的熏染，后来她也很会唱歌。命运不幸，她为生活所迫，流落至苏州，“卖身为妓”^[187]。十八岁时，正当豆蔻年华，隶籍梨园。据当时看过她演戏的人说：“每一登场，花明雪艳，独出冠时，观者魂断。”^[188]圆圆色艺双绝，“擅梨园之胜”^[189]。她善唱弋阳腔，“演西厢，扮贴旦红娘角色，体态轻靡，说白便巧，曲尽萧寺当年情绪”^[190]。更有的说：圆圆“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191]。她的色艺远近闻名，被誉为苏州名妓。当时，人们众口一辞，无不说她长得美，压倒群芳，有倾城之色。她的歌声也超群逸众，无与伦比。

自古红颜多薄命。在人奴役人的封建时代，一个女子长得美，也会招来很多灾祸。在天下所谓升平时，她们成了公子哥儿追逐的求欢对象，尤其是在兵荒马乱之际，年轻女子的命运就更是朝不保夕。明末，黄河以北，长城内外，兵连祸结，连续不断的战争把人们推入痛苦的深渊。而在长江以南，有天堑阻隔，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圆圆被当地花花公子当做玩物，供他们恣意取乐。更不幸的是，她在苏州两度遭人抢掠。一次是崇祯十四年（1640）秋，“窦霍豪家”企图劫夺，她藏到别处而得脱。再一次是崇祯十五年（1642）春，遭人抢掠，掠夺者就是豪门大家田弘遇。

这年，田弘遇携带千人，去南海进香，沿途所经之地，非抢即夺，凡遇货船客载，“掳掠一空”。还抢劫美女，只要听说有点姿色，不论娼妓，必千方百计弄到手，甚至不惜施以暴力行抢。地方官吏惧其势力，谁也“不敢诘问”^[192]。田弘遇路经苏州，派其心腹、爪牙到处搜求美女。圆圆闻讯，又躲藏起来。当地百姓集千人出来保护她。但田弘遇以权势相威胁，又不惜千金贿买。地方吏民怕得罪这位权贵，遭其报复，便把圆圆交出。^[193]据苏州人邹枢说，圆圆曾在他家多次演戏。而田弘遇索要她时，出了两千金的高价，将钱付给了圆圆的母亲，这才把圆圆带到北京。与陈圆圆同被掠买的，还有名妓顾寿、杨宛等人^[194]。据说，田弘遇将圆圆带进宫中，准备进献给崇祯。崇祯焦虑国事，无心眷顾，田弘遇便把圆圆领到自己府第，成了他宠爱的歌妓。正是：“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195]。

田弘遇掳掠歌舞女子，甚至不惜高价贿买，目的是用女色取悦崇祯，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崇祯原很宠爱田妃，可是，其他权贵，如太监曹化淳也从南方掠来不少美女，供崇祯玩乐。崇祯一时被女色迷住，十分宠爱，竟“累月未与（田）妃相见”^[196]，田妃未免吃醋。田弘遇见自己的女儿失宠，也趁进香机会掠美女，以图博取崇祯的欢心。不料，崇祯没有收留，使田弘遇大为扫兴。

这样，圆圆就落于田弘遇家，为他歌舞，供其玩乐。为结交吴三桂，他又让圆圆出面，轻歌曼舞，陪三桂饮酒，极力让他高兴。他已注意到三桂对圆圆目不转睛，心中已明白了几分。在谈话间，三桂已流露出钟情于圆圆的意思。田弘遇自思自己已年迈，不如赠三桂，以尽其拉拢之意。想到这，田弘遇即以圆圆慷慨相赠。三桂喜不自胜，得一美女，绝代佳人，是他人生一愿。他为实现此愿，禁不住喜形于色。不过，三桂也不想白要，他从崇祯所赏银两中拿出千金付给了田弘遇。至于圆圆，不用问，心里也很愿意。因为跟一个年迈的老人怎比得上同一个年轻有为的将军在一起生活更合心意呢！虽然三桂已娶妻辽东人张氏^[197]，而圆圆只能做他的侍妾，这对一个沦落风尘的青年女子来说，也是不易得的事。

吴三桂的家不在北京，其父尚未进京供职，一时无法迎娶，也不便带到烽火连天的关外，于是就暂居在田弘遇家。正是：

许将戚里空侯伎，

等取将军油壁车。^[198]

既然田弘遇已经答应，就只等三桂用装饰华美的油壁车来迎娶她了。

三桂得了圆圆，免不了产生某种眷恋之情。就在田家宴后，从关外不断传来警报，崇祯催促三桂从速离京。三桂不敢违，驰马出京，又奔向宁远战地去了。他哪里会料到，此一去，竟是他与崇祯诀别，他所报效的大明政权一朝垮台，而他的爱姬也因此遭到种种磨难。

《圆圆曲》有一段，形象地道出了他与圆圆的分别和圆圆的殷切期待：

白皙通侯最少年，

拣取花枝屡回顾。

早携娇鸟出樊笼，

待得银河几时度？

恨杀军书底死催，

苦留后约将人误。

长得脸面白净、年少英俊，为明王朝立下了大功的三桂，他得到如花似玉的我，频频回顾，充满无限依恋之情。盼望他快快把我这只关在笼子里的娇鸟放出来，我们见时才能像牛郎织女那样相会，在一起生活呢？令人烦恼的出征命令，狠命地催促你出征，尽管苦心留下了约言，岂不是误了你我的人生！

诗意哀婉、凄切，幽怨重重，真实地再现了他们当时分别及别后的相互思念之情。^[199]

七、孤守宁远

松山决战，皇太极挥师八旗劲旅，以摧枯拉朽之力，大败明军十三万，连夺松山、锦州、杏山、塔山四城。城头上原插明将的帅字旗，已被色彩鲜艳的“八旗”所取代。在城外，大道上，清巡逻、侦探、信使等骑兵，往来奔驰，马项下的铁铃声时远时近，铁蹄荡起的尘埃，如阵阵迷雾，时散时聚……

早年，明统帅孙承宗、袁崇焕精心布置，坚持二十余年的宁（远）锦（州）防线，以失锦州四城而告瓦解，作为这条防线的中枢一环，已不复存在。它孤零零地处于强大的清军的直接威胁之下。离宁远最近的塔山，相距不过百里，骑兵仅数小时可达。清军进攻宁远，随时都会发生。清军占领锦州四城，对明军已无所顾忌，他们不但来往于四城之间，而且可以沿着大道，越宁远城而西，直抵山海关前窥视。在山海关与宁远之间，明还据有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三城，城小，兵力单薄，已成惊弓之鸟，自顾不暇，对宁远已无力护卫。显然，实际上宁远已成了一座孤城。而清兵有锦州四城为根据地，进攻宁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有利。宁远已处于清军的控制之下。

宁远城面临着自天启六年（1626）以来近二十年中最危险的局势。

天启六年那次，是努尔哈赤亲自率领号称“十三万”大军（实际为五六万）将宁远城团团包围，努尔哈赤以必克之心，不惜一切代价欲攻占它。当时，关外明军，除了袁崇焕独守孤城宁远，已全部撤到山海关。就在这孤立无援、听任后金兵围攻的危机情况下，袁崇焕率军民顶住了它的猛烈攻击。努尔哈赤损兵折将，无可奈何，只得悻悻而去。宁远转危为安。

宁远遭到第二次危险，是在努尔哈赤败退不久，仅隔一年多，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1627）夏，努尔哈赤已去世，他的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为报其父宁远城下之耻，亲率大军先攻锦州，再攻宁远。这次与前次不同的是，明军又返回到关外已弃城镇，筑城布防，特别是又有锦州作为宁远之屏障，而它本身又加强了自己的防御能力，明军自是有恃无恐，顽强抵抗，继续发挥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威力，很轻易地击败了皇太极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此时，松山决战刚刚结束。毫无疑问，宁远已成了清军下次进攻和夺取的主要目标。眼下，尚没见清军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迹象。辽西走廊暂时呈现出沉寂的状态。稍有点军事经验的人都会看出，这种一时的沉寂预示着更大规模的战斗。

吴三桂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身处孤危之地，仍然坚守着。而朝廷全力加强宁远的防御能力，又使他增强了坚守的信心。当松山城破两个月后，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初，崇祯立即任命原兵部左侍郎范志完为督师，总督辽东宁锦军务兼巡抚，^[200]赶往宁远，整顿败卒，收拾残局，稳住阵脚。四月十二日，崇祯亲自发下手谕，指示范志完：“宁远守御以积贮粮饷”最为重要。经松山一战，明在关外仅剩宁远、前屯、中前、中后四城，其中宁远首当其冲，如若失守，其他三城则无法保障。因此，崇祯特别强调对宁远的防御，还要“兼顾”其他三城，多积贮粮饷，作固守之计。崇祯发帑金十二万，户部发折色银三十万两，再调天津漕米，陆续运至宁远。指示他将这些钱粮“酌量分贮各城，俾处处有备，庶保无虞”。四城原存贮的粮食，以三分之二给三桂，剩三分之一给白广恩、李辅明二将所统之兵，如三桂招募新兵，即准按户给食。^[201]

钱粮已足，吴三桂等又请示盔甲、弓箭、枪炮等军需。四月二十日，崇祯当即批示兵部“即速察发”。兵部奉命，不敢迟缓，令兵杖局迅速筹办，由兵部差官“速解赴军前，以资援剿之需，万勿延缓”^[202]。

在很短时间内，宁远集兵三万余人，军需已足，防御能力大大增强。崇祯意识到守住宁远的重要性，凡有吴三桂、范志完所请，无不允准。他把吴三桂视为辽西安危的保障，专责其抵御清兵。因此，尽管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步步逼近，明政权危机日益加深，崇祯宁可调白广恩等辽将进关增援，也不让吴三桂离宁远一步。而三桂专心守御，不断加强宁远的战备。我们从一份档案记载，可以看出三桂对清兵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崇祯十六年（1643）二月，他派出得力将官率“惯哨兵丁，远出侦探”清兵动静。他们“昼则埋伏深涧重岩，夜则且哨且行”，侦察到大量可靠的“虏情”，他向朝廷作了详细奏报，得到崇祯的重视，指示：“关外门备御宜周，著再行严饬。”^[203]此时，已至明亡前夕，三桂非但没有降意，仍一如既往，坚守危城。

自松山战后，至皇太极去世前有一年多时间，清兵对宁远一直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皇太极企图利用祖氏兄弟及其他汉官与三桂的亲故关系，劝其投降，可收不战而收宁远之效。另外，他大概不会忘记乃父和他本人两次攻宁远的惨败教训，宁远并非强攻所能奏效，况且他也深知三桂骁勇敢战，武力强逼过甚，必激起他拼死一战，可能招致他第三次宁远城下之败，且不说损兵折将，就连他的威信也怕是扫地以尽。他宁愿不厌其烦地劝降，即使等待下去也在所不惜。第二，松山战后，他又派他的弟弟阿巴泰等为“奉命大将军”率大军进关袭明，如同时发动对宁远的进攻，力量惟恐不足。第三，皇太极身体不好，不断发病，特别是他的爱妃宸妃刚刚去世，他的情绪一直很低落，也减弱了他在军事上大举进取的锐气。因此，宁远才没有遭到大规模的进攻。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皇太极突然病逝，他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位，称世祖，明年始，改元顺治。因为他年龄太小，众议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摄政。由于正为皇太极办丧事，也暂时停止了军事活动。

然而，这段军事的间歇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皇太极死后仅一个月，济尔哈朗、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便做出征宁远的决策，凡出征的将领大臣先除丧服，为出征做准备。此次名为征宁远，实际是攻取宁远以西至山海关之间的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三城。他们的这一战术很明显，就是要先剪除防守薄弱的前屯卫三城，这在军事上叫避实击虚。夺取此三城，便切断了宁远与大本营山海关的联系，从而把宁远彻底孤立起来，再集中力量对它发动攻击。

崇德八年（1643）九月十一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统领大军，携红衣炮和各种火器自沈阳出发，直奔宁远而来。^[204]

关于这次战役，在明朝官方文献中很少反映。惟《清实录》作了准确的记载。据济尔哈朗与阿济格自军中发出的战报，清军越过宁远，首先攻击中后所城。攻城是在清军抵达中后所的第二天，即九月二十四日傍晚开始的。清军先填平壕堑，拥至城下，用云梯、挨牌攻城，红衣大炮轰击城墙。激战一夜，于次日将城轰开，明兵溃退，清兵随之入城，擒斩明游击吴良弼、都司王国安等二十余人，歼灭明马步兵四千五百人，俘虏四千余人。^[205]接着，九月二十九日转攻前屯卫，至十月一日破城，斩杀明总兵李辅明、袁尚仁等三十余员将官，歼灭四千余人，俘获两千余人。济尔哈朗乘胜扩大战果，派护军统顿阿济格尼堪率部分八旗兵进攻中前所。守城的明总兵黄色得知前屯卫城已陷落，惊惶失措，弃城而逃。清军进入中前所，俘获千余人。^[206]

此次战役，前后不过七八天，明军做了力所能及的抵抗，很快被清军连连击败。这反映了明军已不堪一击，而清军却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攻必克，战必胜。明朝方面，三城损失了一万五千余人，城中所储的军需物资，都被清军收掠一空。

三桂的舅父祖大寿降清后，曾建议先取中后所，搬取三桂的家眷做人质，以胁迫他投降。但清朝官方却没有记载这次济尔哈朗攻取中后所后取三桂家眷的事。惟一的可能是，三桂已在清军攻城前，将其家眷撤离中后所。不久，他的父亲携家眷进京，也证明他们并没有被清兵俘获，似无疑问。

中后所三城失陷了，从锦州至山海关四百里间如今只剩下宁远，它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座孤城。虽然济尔哈朗、阿济格在夺取三城后并没有向宁远发起攻击，但它已完全处于清军的控制与包围之中。城内军民人心惶惶，不断有逃亡及降清的事发生。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守备孙友白自宁远逃出，投向清朝，受到优待。^[207]宁远城和吴三桂的处境更加险恶。

吴三桂忧心忡忡，焦虑不安。他眼睁睁地看着清军把中后所三城逐一攻克。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他神不守舍，烦闷时，不由自主地登上城楼，举目远眺，在大道上，清侦察兵不断地出没；远处山峦，明修建的烽火台、哨所、台堡林立，都已被清军夺占。入夜，四周死一般的沉寂，只听得南边海潮涨落的涛声，偶尔隐隐传来几声牛角号声。三桂感到一阵心寒，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使自己的心情安静下来，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命运。他以忧郁的目光关注着局势的哪怕是微小的变化，寄托着某种期待，究竟期待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有一点他是想得很明白的，这就是在三城失去之后，他感到他和他的将士们继续留在宁远已失去实际意义，坐以待毙，只能是为皇上尽忠了。然而，人越是在危机时，求生欲越是强烈。这时，在他心里确实产生了欲求脱离险境的愿望。于是，他的思绪便集中到一点。倘在此时，圣上下旨调他离开该多好！……谁知道哪一天才能做得到！他是忠君的，在没得到朝廷的命令前，他决不能离开宁远城。况且，律法规定：“守土者擅弃封疆，律无赦。”^[208]他是不敢擅自弃宁远而逃的。他想到忠君报国，似乎又恢复了某种信心。

形势发展出乎意料地快。他在宁远的时间的确不长了。谁能料到命运就将把他推进历史潮流的漩涡之中呢？

八、应诏勤王

1644年终于来到了。

这一年正是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这一年，在我国编年史上堪称是伟大的年代之一。在这一年之内，不，几个月之中，甚至数日间，形势变化之大，恰似天翻地覆，明建国近三百年之定局为之巨变。历史公平地给每个人特别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提供了新的机遇，生死浮沉，荣辱升降，无不决于瞬息之间。

新年伊始，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建中央政权机构，以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位列丞相；以宋献策为军师。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以五等爵大封功臣。^[209]李自成建国改元，标志着农民军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向腐朽的明政权发起最后的攻击。

事实正是这样。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统率百万大军自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分两路向北京进军：一出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趋居庸关；一出河南，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然后，两路大军会师于北京。

农民军势如破竹，进展迅速，“近逼畿甸”，对明政权来说，已到了“危机存亡之秋”^[210]。李自成在进军途中，不断散发讨明檄文，并向明兵部转送通牒，表明农民军誓与明政权决战的严正立场。^[211]这一切，都使明统治集团十分震惊。崇祯忧虑至深，临朝时，对诸臣不住地叹气，说：“卿等能无分忧哉！”^[212]明廷无饷，“内帑如洗，一毫无措”，而“民穷财尽”^[213]。兵不足用、不堪用。崇祯向他的大臣们说出的这番话，确实说明了这个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崇祯正计无所出时，忽然将三桂的父亲吴襄调京候用。吴襄得旨，于十七年正月初，即携带家眷进京。表面看，是因为“秦寇势迫，调襄入京协守”^[214]。实际上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在调吴襄进京之前，他作为“废将”已退休在家，闲居数年，连“俸廪”也给取消了。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经蓟辽总督王永吉代为请求，崇祯批准“给吴襄俸廪”^[215]。这次把吴襄调进京，授予提督御营的要职，显然是重用。崇祯看得明白，吴三桂手握重兵，关外防务全依赖此人，为笼络他，不能不重用其父。三桂的亲属故旧多已降清，也难保三桂不受其诱劝，随时可能被招降。崇祯把其父及家属升调北京供职，实则也有拘为人质之深意，以此来稳住和牵制三桂，绝其降清之念。应该说，崇祯的这一策略，对三桂至少在心理上能产生某种影响。

崇祯调吴襄进京，无补于大局的好转。相反，整个局势继续迅速败坏下去。崇祯和他的大臣们已苦于拿不出一项切实可行的对策，每天君臣问答，章疏不少，议论纷纷，不过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各持己见，相互扯皮，敷衍塞责。其中，有个官左中允的李明睿秘密提出：“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都城南迁，事关国家根本，崇祯虽早有此意，又担心遭群臣反对。及至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果持异议，也就不了了之。^[216]这时，崇祯便想到可否调守边将士进关防堵农民起义军。他一想到此事也难，说：“此时兵在关门，大将俱在各边，调遣甚难，奈何？”李明睿表示：“关门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他建议就近京八府处招募兵员。然而，在“府库殚竭”的情况下，招募又谈何容易！^[217]

招兵困难重重，而现有的明兵在各个战场上几乎都不是农民军的对手，败报不断从前线传来，使崇祯日益陷入绝望之中。他反复思量，谁能担任抵御农民军的重任。于是，他猛然想起了吴三桂，年轻有为，身任边疆要职已多年，积有实战经验，若将此人调来，一定不会辜负他的委任。崇祯的想法，不失为一个补救措施。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十九日，正式提出这个想法，向大臣们征询意见。谁也不否认吴三桂在当时总兵这一层高级将领中享有颇高的声望，人们皆称“三桂敢战”，他所率领的辽兵号为关门“劲旅”^[218]。调他进关征剿农民军，应当承认，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此事本来是不会有争议的。但是，与崇祯的愿望相反，围绕调三桂一事，却又引出了一场纷争。崇祯这个人，虚荣心很强，总怕大臣们揭短，特别是出了问题时，他会把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办事大臣的身上。为了保全个人的尊严，不惜陷人于死。他妄杀兵部尚书陈新甲即是一例。在明兵被农民军打得丢盔卸甲时，他曾打算与清兵议和，以便腾出力量对付农民军。此事只有他与兵部尚书陈新甲知道，崇祯特嘱他秘密进行，惟恐大臣们知道要受到攻击。岂料陈新甲做事疏忽，明跟清议和的事很快张扬出去。大臣们以跟“虏”谈和为耻，群起而攻击陈新甲，纷纷质询是否有此事？如有，就是“陈新甲主和辱国”^[219]。崇祯很恼火，严厉指责新甲，而新甲不服，不但不认错，还自以为有功。崇祯怒不可遏，批准把他处死。^[220]可怜的陈新甲竟做了崇祯的替罪羊。这是崇祯十五年的事，人们记忆犹新。

目前，在调三桂进关的问题上，他又耍此手段。他很清楚，把三桂及其精兵调进关，也就等于把宁远放弃给清兵，他怕落个不战而弃祖宗土地的罪名，企图把“弃地”的责任推诿给诸臣共同承担。他委婉地说，此次只调三桂和五千精兵，关外“余兵尚多”，尚可维持局面，但又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221]崇祯一席话，就把这样的大事轻轻推给了诸臣，让他们承担“弃地”的后果责任。调三桂所部，关系宁远是否放弃，直接涉及国家安危。崇祯当断不断，却有意推卸责任。诸臣多久历朝廷，深知崇祯的心术，谁肯自取杀身之祸！他们便唱高调来应付，巧妙地把责任再推给崇祯。首辅陈演冠冕堂皇地声称：“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兵万不可调。”寸土也不能丢弃，表示不同意撤宁远。^[222]他也明白，维护而不是丢弃国家土地到任何时候也不致有罪。因此，他明里称赞崇祯的主意可取，暗里又婉转塞责。如他说：“第关（山海关）宁（远）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指清兵）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如“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皆如此，实未敢轻议也”。最后，他诚惶诚恐地表示：“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刚提升为兵部尚书的张缙彦一句话点中要害：“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可是他并没有“决”出个所以然来，崇祯无法，不得不说出他的决定：“收守关（山海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223]崇祯做出了决定，陈演仍不肯承担责任，又召集阁臣们会议，浮议一通，不敢说真话，有主张不可调的，有持两可的，有主张南迁的，意见歧出，莫衷一是，不过敷衍崇祯的谕旨而已。陈演故意拖延，继续把责任下推：“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山海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急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问题又返回到崇祯手里，他无可奈何，只得又下达谕旨：“差官前去，及取回奏。”^[224]形势变得越来越紧迫，刻不容缓，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毫无责任感，上下推诿，直把责任推给了在外各督抚，等把他们的意见收拢上来，又要误去多少时间！这岂不是误了国家大事！

一晃二十多天过去了，调三桂的事还没定下来。而农民军已于二月八日攻下山西首府太原。消息传来，“京师为之震动”。边镇各督抚得到征求撤宁远意见的谕旨，也在慎重考虑。蓟辽总督王永吉抓住杨鹗的胳膊，叹了口气说：“上（崇祯）倚吾蓟门一旅，今所调习整练者几何？而可以御贼计，莫若搬关外四城而守关。召吴帅三桂之兵亟入，以卫京师。都下公卿莫肯先发，吾两人于责无所诿，其何可以不请！”杨鹗说：“对！”极表赞成，就以两人的名义写给崇祯一份奏疏，建议请撤关外四城。^[225]他们认为，“前后屯失守，宁远孤悬二百里外，四面阻敌，防御极难，且寇氛日迫，三辅震惊，宜撤宁远，令吴三桂统边兵守山海关，即京师有警，关门之援可旦夕而至也。”^[226]他们指出：“不独宁远军民欲入关内以图存，即山海军民，亦欲借宁远兵力以自助，请敕镇臣吴三桂料理。”^[227]

崇祯将王永吉的奏疏出示给阁臣陈演、魏澡德等人。陈演、魏澡德惊疑，不敢表示意见，却又提出：此议应征求各抚镇将的意见后再定夺。他们私下窃议：“上有急，故行其计，即事定以‘弃地’杀我辈，且奈何？”一语道破了崇祯为人猜忌之深，难怪陈、魏等大臣如此胆怯。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争辩说：“此何时而可顾后患！”^[228]他表示完全同意王永吉的建议。崇祯征询陈、魏意见不得结果，又在德政殿召集科道九卿诸臣会议，讨论撤宁远的事。在众多臣僚中，只有大学士范景文、倪元路、朱元俊等少数几个人支持王永吉的意见，而吴麟征辩论尤为激烈。他说：“宁远当徙与否，该抚镇当于皇上密议之，而辅枢二臣与皇上密议之，委之盈庭，谁执其咎？然臣请任少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难，死法死敌者比比，而朝廷曾不之惜，则夫裹革沙场、横尸西市者，皆赍志而未瞑目者也。宁远一镇（指三桂）一抚，皆当今人杰，臣有三思，不觉汗泪俱下。”^[229]阁部议久不决，他又进一步申明撤宁远势在必行：“宁远孤城，其势必弃。今日弃之为弃地，明日弃之为弃人。弃地已不可，弃地兼弃人更不可。吴三桂勇将宜收用，（不可）委之敌人。今寇旦夕至，若使来捍京师，一举两得。”他要求六科共同署名，但他们相互推诿。麟征气极，独自署名，将这一奏疏交崇祯，但崇祯却扣留了奏疏，不批示，不下发。^[230]接着，麟征又补充一疏，写道：“边臣不可令有惧心，尤不可令有死心。臣读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惧心，始以裹尸自任，终为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今寇势方张，不早徙近，捍卫京师，何所恃乎！”^[231]

从吴麟征的奏疏中，我们才得知三桂已给崇祯上过奏章，言词恳切，透露出他孤守宁远的恐惧心情，如奉命坚守到底，势必一死，却也不敢明确说出撤宁远的意见，有“不忍言之意”，立誓效死疆场，马革裹尸，为此，他向崇祯为他的父亲和弟弟乞恩，给予格外关照。很明显，三桂的陈述，已暗示了他主张撤宁远之意。^[232]

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不能不认识到撤宁远辽兵，集结于山海关至北京近郊一带，是惟一可取之策。吴麟征的疏言，已清楚地阐明撤宁远、调三桂守关的极端重要性。可是，廷臣们囿于以往成见，不知通权达变，以“弃地”为耻，而不顾形势已发生大变，根本不考虑农民军正日益而迅速地逼近京师所造成的严重危机，更出于惟恐得罪于崇祯的明哲保身的私心，顽固反对弃宁远，对吴麟征的疏言完全不予理睬。这时，陈、魏等人又想出一招，建议崇祯召见三桂父吴襄，征求弃宁远、守关门之议。二月十二日^[233]，崇祯在中左门召见户、兵两部和吴襄，征询“弃地守关策”。

吴襄明确而坚定地说：“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

崇祯明知他害怕承担“弃地”的责任，忙解释说：“此朕为国家大计，非谓卿父子弃地也。”话又转到三桂能否对付农民军：“贼势甚迫，料卿子方略足以制之乎？”

吴襄胸有成竹地说：“臣揣贼据秦晋未必来，即来亦遣先驱尝我耳。若逆闯（指李自成）自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献陛下！”

崇祯听吴襄说得如此轻松，不禁笑了，说：“逆闯已百万，卿何言之易？”

吴襄分辩说：“贼声言百万，实不过数万耳。中原乌合，未遇边兵交手战。”他指斥以往诸将所率之兵皆无战斗力，遇农民军非溃即降，以五千人往，就等于给对方增加五千人；以一万人往，则又增加一万人，遂使农民军越聚越多，势力愈加壮大；相反，明兵势力越发衰落下去。他又说，如今农民军屡胜而骄，是因为没有遇到强劲的对手。他向崇祯保证：“若以臣子之兵当之，直成擒耳！”

崇祯便询问他们父子的兵力：“卿父子之兵几何？”

吴襄忙顿首请罪：“臣罪万死！臣兵按册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也。”

崇祯又问：“此三万人皆骁勇敢战乎？”

吴襄说：“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

崇祯很惊讶：“三千人何以当贼百万？”

“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伫绮，故臣能得其死力。”

话题由兵数转到粮饷：“需饷几何？”

“百万！”

崇祯一听“百万”，不禁吓了一跳。忙惊问：“即论三万（人），何用多饷？”

“百万犹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金（亩？）庄田，今舍之入内，给何地屯种？额饷少十四（个）月，作何法请补？关外尚有六百万生灵，委之非算，今驱以同入（关），用何道安插？推此而论，百万（两）恐不足以济，臣何敢妄言！”

吴襄算了这笔“百万”账，崇祯也只好认了，但一想国库空虚，如何能拿出百万两？不禁面带凄色，说：“国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二三十万耳。”^[234]

吴襄这番议论，竟是信口开河，大话连篇，崇祯却被他说动了心。这些年来，官兵越剿杀，农民军仍不见减少，却日益发展，官军也越败得惨，不可收拾。吴襄所列举官军败绩，不足以对付农民军，多少也道出了些实情。另一方面，吴氏父子所领“边兵”毕竟没同农民军作过战，他吹嘘他的儿子三桂敢战，能擒住李自成，这肯定会给崇祯留下深刻印象。但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撤宁远援京师，吴襄作了否定的回答，弄得崇祯又没了主意。

尽管崇祯已有撤宁远的想法，也得到了京外许多督抚的赞成，但以陈演、魏澡德为首的廷臣们仍抱定“弃地非策”的主见^[235]，声明：“无故弃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就是怕崇祯事后以“弃地”论罪，所以咬定不能撤。^[236]议撤宁远足足折腾了一个多月，由于阁臣们反对，崇祯自己也不愿承担“弃地”的责任，就把这件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给压下去了。

误了宝贵的时间，失去了良机，京师终于无可挽救了！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农民军已兵临宣府城下，正向京师逼近。宣府距京师五六百里，指日可达。告急文书传来，举朝惊慌。崇祯召集文武大臣、科、道各官，问“战守之策”。诸臣默默无语。崇祯叹了口气，愤愤地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说完，拂袖而起，恨恨地离座而去。^[237]

随着形势的急速恶化，京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一起谣言，说吴三桂投降了清朝。廷臣不胜惊惧，崇祯急忙询问吴襄，核实此事。吴襄很肯定地说：“三桂忠孝，必不至此。”经此解释，崇祯和廷臣才放下心来。^[238]

面对极其危险的局势，廷臣们仍无一言可进。京外督抚大都认为撤宁远援京师为便，祟祯这才后悔不用吴麟征之议，赶急把扣留的奏疏发下，决定弃宁远以卫京师。为了挽救覆亡的命运，他不惜用重赏、高爵位来激励将士用命。三月四日，崇祯手诏赐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与三桂同封的还有左良玉、唐通、黄得功，皆封伯，后又补封刘泽清为“平东伯”。另给刘良佐等二十余员将官晋级。

六日，崇祯下令弃宁远，征召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入京“勤王”^[239]。崇祯发出征召全国兵马“勤王”，却几乎无人响应。刘泽清谎报坠马，脚受伤，借故不奉诏。吴三桂、王永吉等离北京远，何时发兵，尚不得而知。只有唐通部离北京近，率八千人马先到北京。这真是杯水车薪，怎能救得了明朝的危亡！况且唐通其人“口辩无勇略”，也是无济于事的。^[240]崇祯视之如救星，当即给予重赏，封“定西伯”。唐通慷慨激昂，表示不辱君命。不料他与监军太监杜之秩率部赴居庸关防堵农民军时，投降了李自成，居庸关不守而破。此关是北京的门户，农民军一无阻挡地直趋北京。

崇祯直到农民军已临近北京门户才下令撤宁远，征召吴三桂等入援，可惜为时太晚了。明政权已亡在旦夕！

吴三桂一直焦急地在等待撤宁远的命令。他先得到赐封的喜讯，当然感到高兴。他以三十三岁之盛年得封平西伯，这在他的仕途上无疑又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此刻，他确是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然而，在他短暂的兴奋之后，不能不想到，崇祯这次破格优赏意味着什么。他凭自己多年的经验，意识到崇祯慷慨加封必有用自己之处。再深入一层想一想，他感到形势变得严重起来，已到了十分危机的程度，否则，崇祯怎么会突然把“平西伯”的赐封加到自己身上？他身居辽东，封号不加“平辽”“征辽”字样，却加了“平西”两字，这不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准备打西边的农民军吗？果然，崇祯特使太监谢文举星夜驰至宁远，向他下达了征召“勤王”的旨意。三桂当即拜诏，感激皇恩浩荡，不敢怠慢，立刻部署撤离事宜。与此同时，王永吉奉命出关，督率关外宁远军民入关。

吴三桂所部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夷丁突骑数千，尤骁悍”^[241]。如果仅是撤军，自然容易，但还要撤走当地百姓，就麻烦多了。三桂生长于辽东，他的部属也多系辽东人。由于长期同清兵仇杀，一旦失去辽兵和三桂的保护，处境可想而知。所以，辽民和士兵家属不愿留在宁远。三桂也不能不为他的部属着想，便决定把宁远及其附近的兵民全部迁入关内。尽管形势紧急，刻不容缓，他“迁延不即行，简阅步骑”，为准备撤退仍耽搁了数日^[242]。撤离诸事完毕，约在三月初十日或稍后，三桂率军民五十万众^[243]，遗弃明朝苦心经营近两百年的宁远孤城，向山海关进发。百姓离家乡随军逃难，妇幼老少啼号，拥塞于道，每天行路不过五十里。此时，三桂如急国家所急，本来可以选出精锐，亲率他们兼程疾驰，就像当年袁崇焕驰赴北京解后金兵之围那样，是能够早日抵达北京的。可是，他仅以部分步骑兵先入关，他自率精兵殿后^[244]，随百姓缓缓行进，看来他并不急于进兵。如为护卫百姓安全，免遭清兵袭击，不能疾行，也不无道理。事实并非如此。清兵破了中后所等三城，很快撤军，没有占领。因为中后所三城处于山海关与宁远之间，清朝担心腹背受敌，宁可弃城而不守，仅对宁远施加军事压力，时加侦探。这次宁远军民撤离，一路上没有受到清军的阻击或拦截，任其离去。事后才得知，防守锦州的清将艾度礼等从“逃人”口中获悉：“宁远一带，人心震恐，闻风而遁。”至三月十六日才将这一消息传达到沈阳，当即决定“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大举进讨”^[245]，可见清朝在得知吴军撤离宁远后，并没有追击或拦截他进关的企图，也没有立即夺取宁远的企图，而是作为准备，等到四月时再进兵。因此，可以认为，三桂颇有意拖延时间，不愿意捷足先登，他宁愿让其他各镇兵先行北京与农民军一战，而后坐收渔人之利，既保全了自己的实力不受大损失，又得与各镇总兵分享“勤王”之功。从宁远至山海关两百里，骑兵日行可达一百余里，如日夜兼程，一日夜便可到达山海关。三桂并没有这样做，在路上行了五天左右，迟至十六日才入关，而农民军先头部队已过昌平，进入北京郊外。三桂还是不急于进京，特向朝廷兵部“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246]。救兵如救火，崇祯虽心急如焚，又有何办法！

吴三桂与宁远军民进了山海关，总兵高第接应，将百姓分驻在山海关附近昌黎、乐亭、滦州、开平等各州县。他“犹豫不进”，又迫于君命难违，只得率所部继续向北京进兵。^[247]

三月二十日，抵丰润，恰与李自成派来攻滦州的降将唐通、白广恩遭遇。三桂挥军将他们击败，收降八千人。^[248]

北京已于前一天即十九日被农民军攻破，崇祯走投无路，登煤山，吊死于寿皇亭下。

这的确是历史上一大悲剧。倘若及时把吴三桂及各边镇劲卒悍将调到北京，至少会延缓悲剧的发生。事情就坏在那些掌实权的阁臣一再贻误时机，崇祯优柔寡断，刚愎自用，重用太监指挥守城，自取灭亡。崇祯至死也不承认自己有失误，还发出“文臣人人可杀”的切齿痛恨。这遗恨不过换来后人的几声叹息罢了。

北京失陷的消息，很快传来。吴三桂在震惊之余，感到进京“勤王”已无实际意义，便拨转马头，回师山海关。^[249]至此，三桂“勤王”无功而终。何去何从，三桂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

九、徘徊关上

吴三桂入卫京师不成，返回山海关屯驻。他焦灼、苦闷；往事、眼前的种种事变，都涌上了心头……

自投身行伍以来，三桂一直驰骋于辽西大地，与清兵长年周旋。他以防边固疆自任，自恃关隘坚固，加之辽兵勇悍，料清兵也难以突破。他忧虑过时局艰难，却不曾想到农民军会如此迅速地把建都达两百余年的北京攻破，也不能想像庞大的明兵和众多如云的将官竟是如此不堪一击！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昨天，他还是堂堂的总兵官、平西伯，而今天，君王是亡国之君，他是亡国之臣。他又想到自己的家，父母与妹妹等亲人三十余口尚在北京，生死未明，吉凶未卜。一阵阵悬念而产生的隐忧撕扯着他的心。他这时才感到自己真成了一个无国无家之人。他想到这里，不禁茫然，悲从中来。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想到死，不会以身殉国。要知道，他才三十三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他为什么要想到死呢？他还是一军的统帅，掌握四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其中有三千余人还是他吴氏的子弟兵，凭借这个资本，他自信还会有作为的。今后怎么办？他徘徊不定，心里尚无定算。投清吗？这一出路不能不在他思想中闪现过，但回顾以往他对清的一贯态度和他的基本思想，这时他不会想得那么多，或者可以说，他把这一想法暂时排除了；投农民军吗？谁知道李自成能否立住脚跟，建立一代新王朝？再说还不清楚李自成对自己的态度，眼下也不能考虑。三桂正处在明清政权换代的十字路口，在他眼前摆着的这两条路，他必须做出选择，寻找出路。他感到目前形势变化莫测，鹿死谁手，还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三桂估量了各方面的力量，权衡利害得失，还是采取了静观形势变化的态度。他要等待形势明朗，并且稳定下来以后再作打算。他觉得此着不失为万全而保险之计。所以，他在山海关按兵不动，暂不采取任何行动，重要的是，等待时机。

果如所料，吴三桂选择的时刻很快来到。这就是李自成主动向三桂采取行动，向他发出了招抚的信息。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各镇将皆降，三桂道未通”^[250]，这引起了李自成的注意，他意识到了占有山海关的重要性，志在必得。他曾派明降将唐通、白广恩率部东攻滦州（河北滦县），作为夺取山海关的第一个步骤。唐、白的进攻没有得逞，被三桂击败，退回北京，三桂也没有追击，仍驻师关上。李自成最担心的是，驻兵山海关的吴三桂何去何从，对大顺政权至关重要。他深知三桂和他的辽兵都是勇兵悍将，实为农民军的一支劲敌。山海关距北京七百里路程，又跟清兵一关之隔，近在咫尺。因此，三桂进，可威胁北京；退，可凭山海之险固守；逃，可举足即至清兵营中。如若两者联合起来，将置农民军于险境。李自成想到三桂及其辽兵的存在，寝食不安。有一次，他带着忧虑的心情对丞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说：“山（西）陕（西）、河南、荆襄（湖北）已在掌握之中，大江以南传檄可定，惟山海关吴三桂是一骁将，当招致麾下，而辽东劲敌又使我衽席不安。”^[251]如何解决山海关的问题，只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用武力夺取，直至彻底消灭吴部；二是和平招抚，避免流血战斗，这对农民军最为有利。他的心腹谋士顾君恩献计说：“闻南方立藩王皆不足有为，惟山海关外不可无虑，宜储饷练兵以待之。”自成赞成他的意见：“吾亦以此为虑耳。”^[252]但自成不想动用军事力量，争取政治解决。此举堪称明智。这一解决办法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象征明政权的北京被占领，亦宣告它的统治垮台，人心向着大顺政权，已是大势所趋，原明将吏非降即死，三桂不能自存，也势必走投降这条路。李自成以为招降吴三桂是很有把握的。

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农民军入北京的第三天，李自成召见从狱中放出原职方司郎中张若麒等人。他在明与清松山决战中负有战败之责，被捕下狱，这时他极力申诉自己的督战之功，并表示投降农民军。李自成当即授他为山海关防御史^[253]，其目的是让他做吴三桂的劝降工作。三桂称张为“老师”，关系密切，有助于劝降。此人后来经三桂介绍，投降了清朝。^[254]这说明三桂对待他是很友好的，而由他出面劝降，对三桂一度欲降农民军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自成还“令诸降将各发书招三桂”，对他施加影响。^[255]

接着，三月底，李自成派唐通率所部，携犒师银四万两，前去山海关赏赐辽兵。同时，特授明降官左懋泰为兵政府左侍郎与唐通协守山海关，又派出将吏各一人携白银万两、黄金千两、锦币千端赏三桂，另有敕书一通，封三桂为侯。^[256]

三桂的父亲在北京已被农民军逮捕，自成令他给儿子写信，劝其来降，信全文如下：

汝以皇恩特简耑阃，非真累战功历年岁也，不过为强敌在前，非有异恩激劝不足诱致英士。此管子所以行素赏之令，而汉高（祖）一见韩（信）、彭（越）而予重任也。今尔徒饰军容，巽懦观望，使李兵长驱深入，既无批亢捣虚之谋，复无形格势禁之力，事机已失，天命难回，吾君已矣，尔父须臾。呜呼！识时事者可以知变计矣。昔徐元直弃汉归魏，不为不忠；子胥违楚适吴，不为不孝。然以二者揆之，为子胥难，为元直易。我为尔计，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骄愤，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谬辱，身名俱丧，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语云：知子莫若父。吾不能为赵奢耳，尔殆有疑（赵）括也。^[257]

世传此信出自牛金星的手笔。观其信的口气，大加训示三桂，博引典故，极力劝诱投降，完全表达了李自成劝降之深意。如父子间通话，似不至如此写法。看来，此信为牛金星所写应是可信的。牛金星起草，吴襄照抄，以取信三桂。

吴襄掌握在农民军手中，对劝降三桂起了直接作用。在授意唐通和吴襄劝降三桂前后，李自成还曾派原明密云巡抚、降李后任兵政府尚书的王则尧等不断进行劝降的活动。以巡抚李甲和兵备道陈乙为使，“持檄招三桂曰：尔来不失封侯之位”^[258]。

三桂安顿好来使，便秘密召集诸将官商议是否向李自成投降。本来，他对李自成招降很动心，已“忻然受命”^[259]。三桂突然改变立场，欲与过去的死敌农民军握手言和，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效忠的大明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李自成的大顺朝将取朱氏王朝而代之，成为中国的新的主宰，只有依附于这个新政权，才有自己的出路。而且自成给予的条件的确是再优厚不过的，礼遇有加，这对三桂来说，正是多年来他所追求的东西，一朝到手，心里亦感到满足。他还顾虑到父母亲属生命及家产均系于农民军之手，如投降，不仅保全一家生命财产，而且不失荣华富贵。此时，三桂所部严重缺饷，急需补充，不然，将士们就会动摇，乃至瓦解。三桂将士在宁远时已缺饷十四个月^[260]，处境很困难，而现在李自成送饷到门，恰似雪中送炭，何乐而不取！从眼前考虑，投降农民军大有好处。否则，一切就会化为乌有。三桂经过深思熟虑，已有投降的定见，却不明说。因为他顾虑部下的想法能否跟他一致，特别是在当前政局激烈动荡的时候，人心混乱，还摸不透他们的真实打算。所以，他要先试探部下的思想动向。他故意问诸将官：“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

诸将官默默无语，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三桂连问了三次，还是没有一个人敢表示意见。三桂以逼人的目光环视了每个将官的脸，语调沉重地说：“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军不能自立。”说到这里，三桂提高了声音，斩钉截铁地问道：“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

三桂咄咄逼人的追问，诸将官心中不由得一惊，好像如梦初醒，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个声音：“今日死生惟将军命！”诸将官已表态一切惟三桂之命是听，他这才宣布决定：正式接待来使，投降农民军。于是，“报使于（李）自成，卷甲入朝”^[261]。三桂由忠明转而投向农民军，这一根本转变，完全是以个人利害为转移的。“八成支配着他的性灵的主要成分，是贪求尊荣的心理，其次也就是不见得高尚的个人动机”^[262]。

李自成得报三桂投降，很是高兴，便乘势给明将左良玉、高杰、刘泽清写去劝降信：“大顺国应运龙兴，豪杰响附，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朕嘉其志，俱赐彩缎、黄金，所将兵卒给四月军粮，俟立功日升赏。”^[263]

三月二十八日，吴三桂为殉难的崇祯帝及其后妃治丧，全军缟索举哀。他虽然决定投降农民军，还要以此举动表明自己不忘明室对他们一家的恩情。

治丧之后，吴三桂将山海关交唐通守御，自率所部进京谒见李自成。约四月初，军至永平（河北卢龙县），“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264]。四日，抵永平西沙河驿，遇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三桂询问父亲的情况，家人禀告：父亲已被捕。三桂没有在意，说：“此胁我降耳，何患！”又问到他的爱妾陈圆圆，家人以实相告：陈圆圆已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掠去^[265]。与此同时，三桂派往北京密探其父消息的人也报告说，父亲正在被拷追赃。据《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塘报》，说农民军在北京提拿大批勋戚文武大臣，拷掠追银，吴襄也在其中，“拷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还有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秘密出京，“将京中一应大事”，向三桂“一一诉禀”，并说：“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三桂听了这些情况，“不胜发竖”^[266]，尤其是陈圆圆被掠，对他刺激更大，深感奇耻大辱，好像挖了他的心头肉，不由勃然变色，怒气冲冲，咬牙切齿地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267]他不假思索，当即下令停止前进，挥师返山海关，一改“秋毫无犯”的保证，一路“纵掠”，直奔山海关而来。正是：

恸哭六军俱缟素，

冲冠一怒为红颜。　（吴伟业：《圆圆曲》）

吴襄被捕，圆圆被掠，这都是事实。此事还须从头说起。李自成率农民军一进入北京，就采取一项重大行动，即对京中各级官吏实行追赃派饷，予以无情地打击。从三月二十日开始，至二十五、二十六日，农民军“遍街提士大夫”^[268]，以大册登记姓名，每一百人为一组，由八名骑兵武装押送到各营拘禁，从早到晚，“冤号之声不绝于耳”^[269]。追赃助饷，是从翰林官开始的。当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发现一翰林家藏巨金时，便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新旧翰林官，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其后，明官吏“被刑拷”，追赃银，向农民军助饷，即由此而起。^[270]二十七日，向“京中各官”派饷，规定：不论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饷，其中起用的，派饷数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摊派的数目多，敢说一句“不办”的话，立即用夹棍严刑拷追。自刘宗敏寓所以下，各处兵营、勋戚名官之家，甚至在路旁街边，“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派饷的具体数目，按等追缴：中堂官即原明首辅、大学士一级的官，须出白银十万两，各部院、京堂、锦衣官为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官为五万、三万，翰林官多则为三万、二万，少则为一万，各部属员以下的，均以千计。至于皇室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已”。至四月一日，追赃刑拷扩大化，“各处搜求渐宏，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老稚冤号，彻于衢路。”据亲眼目睹的杨士聪说：刘宗敏所居府第有三个大院，每院落被夹的有百余人。这三百余人中，缙绅占十分之一二，绝大部分是史馆办事、卫幕杂流、指挥千百户、各衙门办事人员，及各部书办等基层小官。他们被夹，有哀号的，有不能哀号的，“惨状不忍见闻”。凡已被夹死，然后用绳子拽出去，“不啻千余”。上述三百人尚未被夹死^[271]。“夹棍”，这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它是农民军进京后新造的，夹棍皆有棱，且用铁钉相连，用此棍夹人，“无不骨碎立死”。京中原明朝各官凡受此刑者，很少有活命的。^[272]

吴襄自为御营提督，自然不能幸免。李自成为了要挟三桂就范，是把吴襄一家作为人质收系的。他们被拘禁于刘宗敏寓所，也同样受刑追赃。当时刘宗敏负责追赃，大部分明官都被拘禁于他的寓所。对吴襄拷掠的说法不一，有的说，“其父（吴襄）为贼刑掠且甚”^[273]；有的说他被“拷掠甚酷”^[274]；甚至还有的说“已受闯贼刑法将死”；有的说他“被获将夹，复宥而宴之”^[275]。关于追饷数目，也有种种说法，一说向吴襄“索饷二十万”^[276]，一说他被拷打，只凑了五千两白银，交给了农民军，而索饷确定额数不得其详。如此等等。考之史实，吴襄被捕已无疑问。又据三桂派往京中密探消息的人证实，他的父亲被刑拷，追赃银；再有吴襄密派旗鼓官傅海山向三桂密报他“受闯贼刑法将死”。可以肯定，这些当事人所报不无夸大成分，就基本方面，当属事实。这就是说，吴襄受刑追赃，同样是没有疑问的。但从吴襄及其家属既无生命之危，也没有致残来判断，可知吴氏一家受刑不重，派饷数目也不大。当李自成需要利用吴襄劝降三桂时，就把吴襄释放，甚至宴请他，也是可信的。吴襄深知自己“终不免，遗人贻书于子（三桂）”^[277]。明里“遗书”招降，暗中“遗书”三桂速来“救父”。

刘宗敏逮捕和拷打吴襄，除了追赃，还勒令他交出陈圆圆。搜求美女，这在农民军中已不是个别事例。农民军进入北京，一方面大肆追饷，一方面也抢劫美妇艳女为妾，极尽享乐之事。身为农民军领袖的李自成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一进北京，就住到皇宫，“即唤娼妇小唱梨园数十人入内”^[278]，将宫中掌书宫女杜氏、陈氏、窦氏、张氏占有，而窦氏尤受宠爱，号曰“窦妃”。他还把宫女集中起来，分赐给随来诸将，每将各三十人，如牛金星、宋献策等要人都各得数人。^[279]他批准将戚畹家妇女分给各队营长，按册配给，不拘老少，有子女的也一并随养，有的得到一个年少而貌美的，就兴高采烈地抱到马上；有的得到年龄大或相貌丑的，也无可奈何。^[280]

农民军的领袖们自李自成而下，一进入繁华大都市，便追求享乐。李自成入居皇宫，各将帅则“分居百官第”，如刘宗敏占都督田弘遇府第，李过占都督袁祐府第，谷可成占万驸马府，田见秀据曹驸马府，李岩占嘉定伯府等等。“其余多踞富民臣室”，有的甚至还“占其妻子”^[281]，“子女玉帛尽供其用”^[282]。刘宗敏掠妇女尤甚。他占据皇亲田弘遇府第，《甲申纪事》的作者明工部主事赵士锦被拘于刘宗敏宅，据他亲见，三月二十日农民军进京的第二天，他在刘宗敏的宅前，看见一位长得漂亮、衣着艳丽的少妇，同数十名女人随之而进入刘宅，这些女人都是田弘遇家的媳妇。她们中除了被刘宗敏占有的，其他都被营队长及其部属分占。有的明官为逃脱助饷、保全身家性命，竟以赠送美女来收买农民军领导人或下属将领。如明礼部侍郎杨汝成被夹一天，献出美婢、玉杯、金壶等物，送给农民军一名小军官王旗鼓，便被释放。^[283]这说明追赃者受赃，已乱了纪律。著名的耶稣会士汤若望曾被引见“二王爷”刘宗敏。他在第一个室间内看见明朝许多高级官员正在受刑拷问。刘宗敏见他来时，“登时就把屋内正在献技之女优、女伶驱至屋外”^[284]。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等领导人尚且如此，其部下所为亦可想而知。农民军刚进北京城时，纪律尚好，但很快就变得败坏，往往到夜间，“兵丁斩门而入，掠金银奴女，民始苦之”^[285]。

陈圆圆之美，京中尽人皆知。刘宗敏据田弘遇宅，当然不能放过她，必搜求而后已。田弘遇下江南时，同时以重金买来陈圆圆、杨宛、顾寿等名妓。刘宗敏一入田宅，就把她们挟为己有。杨宛曾对人言：她与圆圆同时被宗敏所执。杨宛不甘心，化装成乞丐，携带田家幼女离京南下。到了南京近郊，遭到强盗污辱，抗拒不从而被杀害。^[286]陈圆圆、顾寿也与男优“私约”潜逃，但事行不密败露，刘宗敏大怒，将七名男优抓回一并处死，但顾寿已逃，刘宗敏没有抓到^[287]，而陈圆圆“为刘宗敏所挟去，不知所往”^[288]。吴伟业《圆圆曲》：“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恰是形象地道出了陈圆圆被劫的事实。

李自成在向北京进军过程中，宣布“三年免征”，兵士又无固定军饷，皆靠没收和抄掠明室宗亲、勋戚，以及富豪、官僚的家产来维持财政开支。进京后，又继续以追赃的办法，抄官门之家和没收宫中储藏金银来获得财政来源。因此，士兵“皆资掳掠，其囊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289]农民军实行这一政策，大规模追赃派饷，毫无疑问，是对官僚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它表现了广大农民对封建统治者的无比痛恨。当他们一进入北京，看到这些寄生虫的奢侈腐化的生活，其仇恨的怒火如火山一般爆发出来，对他们实行毫不留情地打击。从本质上说，这是农民革命性的自发的反映。

但是，李自成把这种对封建统治者的仇恨和打击给扩大化了，不分主次，竟殃及一般富裕人家，甚至连平民也遭到抢劫，是完全错误的。虽然历史记载皆出自地主官僚及其文人之手，其中不无失实甚或污蔑之词，但仍能透露出农民军在北京的过火行动，触犯了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只能使农民政权陷于孤立。而抢财物、掠美女，也是不得民心的。农民军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们，过早地追求享乐，腐化了本身的战斗力，他们除了整天的追赃派饷，搜求财物，占女人，忙于登基大典的筹备，却不知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亟待处理。误了时间和机会，以致招致迅速地覆亡。诚为可惜！严格地讲，农民军在北京所作所为，还停留在打家劫舍的低水平的斗争上。李自成等不像是一个创业之君，说他是一个只图痛快一时，而无远谋的草莽英雄也不算过分。难怪那些降农民军的官僚士大夫无不大失所望，后悔不该投向这个新政权，因而对农民军这个新政权不予支持。李自成、刘宗敏盲目蛮干，连吴三桂的家也给抄了，父母亲属都被拘禁，爱妾陈圆圆也被劫掠。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绝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农民军严重伤害了三桂一家的切身利益，他当然不能置若罔闻。他出身行伍，是在同清（后金）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员骁将，他年岁正轻，血气刚烈，在君死、亲人蒙难、爱妾遭人凌辱的情况下，他怎能忍辱再投向李自成！同时，纷纷传来的农民军在京大规模追赃派饷、严刑拷索的消息，更使他望京师而却步，岂肯自投罗网，前去束手就擒。他本来就忠于明室，当世公认他对父母至孝，迫于形势，为保父母生命，不得不接受农民军的招降，而此刻父母遭难，爱妾被占，顿时把他的勉强投降的信念击得粉碎，想到国仇家恨，怒火中烧，他再也按捺不住对农民军的极端仇恨，对部下说：“我不忠不孝，尚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拔刀欲自刎。部将们急制止，说“将军何至此？吾辈当死战”！^[290]于是，他发誓“讨贼”，誓与农民军不两立！

吴三桂降而复叛，是李自成、刘宗敏等人的非常错误的政策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而这个恶果又直接迅速地导致了李自成悲惨的结局。

吴三桂怀着满腔愤怒，于四月四日突然返至山海关，向唐通部发动袭击。唐通受自成指使，曾给三桂写过招降信，“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291]。虽然三桂没有回答他，却根本没料到三桂会中途变卦，毫无防备，仓促迎战，被吴军杀得人马几尽，仅剩八骑逃还北京。^[292]山海关重新被吴军占领。三桂率部返回关上，人们对这一事变都感到突然，不免惊惶。关城乡绅佘一元写诗记其事^[293]：

吴帅旋关日，

文武尽辞行。

士女争骇窜，

农商互震惊。

二三绅儒辈，

早晚共趋迎。

……

三桂返回关城后，决心征讨李自成。他陈兵演武场，举行阅兵誓师，激励将士的战斗意志。他的兵力，已达五万人^[294]。在他的激励下，这支数目可观的战斗部队，已显示出一股敢战勇斗的气势。三桂的这一举动，博得了当地士绅的欢心，他们“饷以牛酒”慰劳吴军。有诗为证：

一朝忽下令，

南郊大阅兵。

飞骑唤吾侪，

偕来予参评。

壮士贯甲胄，

健儿拥旆旌。

将军据高座，

貔貅列环营。

相见申大义，

誓与仇雠争。

目前缺犒赏，

烦为一赞成。^[295]

三桂得意地问他们：“我兵何如？”众乡绅们都说：“真天兵也！”又问：“可杀李贼否？”这时，大家把目光移向了李自成派来的两名使臣，一个叫李甲，官巡抚；一个叫陈乙，官兵备道。李、陈是来劝降的，到这时，尚未离开吴营。他们俩虽觉得气氛不对头，料吴三桂也不会敢把他们怎么样。当三桂问乡绅们：“可杀李贼否？”众乡绅以李、陈在座而不敢答，他出其不意下达命令：立斩李甲，割下首级祭旗；割下陈乙两耳，放他回京，让他传话说：“令李贼自送头来！”^[296]三桂的这番勇气和魄力，赢得了一军的赞叹：“吾帅忠孝人也！”^[297]

三桂同李自成彻底决裂，给父亲吴襄写了一封绝情的信，其文曰：

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下：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便当扑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羁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关，事已后期，可悲可恨！

侧闻圣主晏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素绱号恸，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著英烈。我父唶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男三桂再百拜。^[298]

吴三桂的这封信，明里是针对父亲，实则也是针对李自成、牛金星等农民军领袖而写的。他直斥父亲隐忍偷生投降，对他训以非义，断然表示拒绝，并宣布自写信之日即与父亲断绝关系，即使李自成将父亲置于油锅或菜板之上，他也毫不动心，义无反顾。这封信不仅与父诀别，而且也是同农民军的彻底决裂。三桂是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倾注了他的全部心声，悲壮慷慨，气冲霄汉，读来有撼人心肺的气势。

四月六日，李自成刚刚得到他的使臣被三桂处死的消息，十分震惊，转而大怒，余怒未息，九日又得三桂绝父的信，当即“徘惶失据”^[299]。他感到事态严重，便责备刘宗敏不该拷掠吴襄，为了补救失误，悄悄地把他从狱中放出来，还宴请他，“厚加抚慰”，以示笼络。^[300]但为时已晚，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这时，不断传来吴三桂募兵备战“讨贼”的消息。李自成别无选择，招降不成，只有兴兵致讨。

十、关键选择

吴三桂斩杀李自成使臣，与父诀别，从而彻底断绝了同农民军的讨价还价，公开宣布“讨贼”，向各处散发告示，写道：

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吴示：为复大仇，歼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被弑，亘古奇殃；剧寇披昌，往代未有，凡属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殒心！今义兵不日来京，尔绅衿百姓，须各穿缟素，协力会剿，所过地方，俱接应粮草，务期罄捣巢穴，纤介无遗。庶使克复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301]

这篇告示已表明他与农民军为敌的原则立场，使自己陷于孤立，腹背受敌，西有李自成的农民军威胁，关外之东有清军压境。虽说三桂及其所部辽兵善战，毕竟力量不足，无法抗拒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此时，他又一次面临着十分困难的选择，既然投向农民军这条路已堵死，剩下的选择是否投向清朝。他在同农民军彻底决裂时，尚未想到投清，而是自任“讨贼”之责，以报君父之仇。他在山海关“传檄远近”，号召和动员人们同他一起对抗农民军。他召集溃散的士兵及唐通的部分降兵，约二万人^[302]，加上原有的三万人，总计五万余人。显而易见，只凭这些兵力，仍然无法同久经战阵的农民大军相抵抗。三桂充分地估计到李自成不会放过他，迟早会来攻关的，他很忧虑双方力量悬殊，“众寡不敌”^[303]。他几经与诸将官讨论对策。有人提出“借兵”之策：“莫若请北兵（即清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304]三桂极欲自存，报仇心切，除此，别无良策。后来，他曾回忆：当时“正值闯贼构乱，召卫神京，计不能两全，乃乞师本朝，以雪君父大仇”^[305]。这是吴三桂的自饰之词。实际上他是在报君父仇的旗号掩饰下，为了一己之私，转而乞请清兵。

吴三桂从一度短暂的降李迅速转向请清兵，这是他的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机。促使他根本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报复农民军对他的家庭的触犯，陈圆圆被劫，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在的思想因素。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因素不予重视，往往批判封建史家夸大其词，误把一个女人被劫当成三桂投降清朝的主因。固然封建史家不能正确解释历史，而今反其道而论之，亦不见得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一个人来说，客观环境、本人出身、家庭状况等诸种情况从来就是决定他（她）的政治思想倾向的基本因素。人是有血有肉、赋予感情的具体人，性格、品行、某个时候的感情、心理状态无不对其行为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人的一喜一怒，一动一静，都可能改变某种既定的行为。尤其在大事临身的紧要关头，这种情绪无不起着某种哪怕是微弱的制约作用。吴三桂处在选择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他的心情既复杂而又动荡不定。心理上的、感情上的、性格上的因素都在影响着他作出选择。如果说三桂置国亡家破、父亲遭难于不顾，却为了一个女人而变脸，显然是不正确的。然而，在他本来心非所愿地投向李自成时，骤然得知自己所爱为刘宗敏劫夺，感情上不能不受到猛烈刺伤，深感蒙受耻辱，由感情上的创伤进而激成暴怒，一变而为复仇心理。如他所说：“大丈夫在世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面目立于世上！”就是他这种心理的真实写照。于是，一瞬之间，政治态度骤变。这就是说，陈圆圆被劫一事在他的感情上起了催化、激愤的作用。吴伟业《圆圆曲》说他“冲冠一怒为红颜”，是讽刺他为了一个女人而投了清朝。但这句话却点明了此事对三桂感情的刺激之大。无须解释，刘宗敏劫陈圆圆只能激起三桂对农民军的仇恨，而仇恨一经产生，便无法再弥合他与农民军之间的感情联系。反过来说，刘宗敏为了占有一个女人，不惜拷掠吴襄，而完全不顾及三桂，这不是自坏大事吗？陈圆圆与三桂对农民军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所以，刘宗敏占有圆圆，不能说只是一个女人的问题，恰恰相反，它是一个重大的政策与策略的原则问题。李自成、刘宗敏因小失大，最终把三桂推向了清朝一边，不是很可悲吗？^[306]这千古遗恨，又能怨谁？

吴三桂决定向清朝乞师，是在形势日益紧张，深感危机的情况下作出的。清朝能否同意出兵，在吴三桂看起来，确有相当把握。首先，清朝与农民军各有着根本不同的利益，清朝不会愿意看到一个农民政权成为他的新对手；同样，农民军也不会容忍关外的清朝觊觎它的利益。三桂利用清兵打农民军，就成为可能。其次，三桂的亲属如哥哥和姨夫、他的舅父祖大寿一家及他的好友张存仁、洪承畴等都已降清，他们肯定会劝说清朝君臣同意出兵。再次，清朝已屡次向他发出过招降的信息，对他抱有好感，他自信自己在危难之时，清朝也会积极考虑给予帮助。退一步说，即使这些情况都不存在，三桂也只有冒险一试了。

三桂命书吏起草了一封致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请兵的信，全文如下：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

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

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锄暴剪恶，大顺也；拯顺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礼，不敢轻渎圣聪，乞王转奏。^[307]

书毕，三桂特遣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为使臣，大约在四月十一二日，离开山海关，星夜疾驰沈阳请兵。

这封信颇形诸于绘声绘色，把三桂对农民军的仇恨和请兵急切而诚恳的心情都写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封请兵或“借兵”的信，不是请降的信。何以见得？

第一，三桂以“亡国孤臣”的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帮助他报君父之仇，以图明朝“中兴”，恢复其统治。此无意降清甚明。

第二，三桂称清为“北朝”，与“我国”——明朝对称，南北两政权“通好”二百余年，但泾渭分明，即使明朝已亡国，他仍属明朝，与清无涉，这又明确自己的立场不容混淆。

第三，三桂给清兵规定了进兵路线，一从“中协”即喜峰口、龙井口等处，一从“西协”即墙子岭、密云等处入口。这两条路线是清兵经年屡次入口征明的旧路，三桂却牢牢地控制着“东协”即山海关与界岭口等重要关隘。从山海关至京师便捷，独当正面进兵。从西协、中协走，已属侧翼，要绕路，误时日。显然，三桂自为主，而把清兵置于“客兵”的地位。从三桂的这个安排，也看不出他与清为一家之意。

第四，最后，三桂郑重声明，“我朝”报答清兵“兴亡继绝”的扶助之功，不只给财物，还将“裂地”即割让领土酬谢。三桂俨然以明朝的代言人许以优厚的条件，此与降清毫无共同之处。

通览全信，丝毫也看不出三桂欲降清的蛛丝马迹，迄今，有的把三桂的请兵说成是降清，未免言之过早。

且说李自成在北京为三桂降而复叛已深感不安。及至他的使臣被杀、三桂斥父的信传来，知道事已无法挽回。这时，每天都有一次、多至四次快马飞报三桂募兵声言“规复京师”的消息，他更是心烦意乱。百官多次“劝进”，他也无心即位，一再展期。他最担心的是，如果三桂投向清朝，造成吴军与清军的合势，直入北京，后果不堪设想。招降的路已堵死，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军事手段解决吴三桂问题。于是，他调集部分骑兵先行。^[308]

李自成决策出师山海关，遭到他的几位重要谋臣将领的反对。李岩提出四项主张，其中一项主张是：“吴三桂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主上不必兴师，招抚三桂，许以父子封侯，仍以大国封明太子，奉明祭祀，世世朝贡，与国咸休，则一统之基可成，干戈之乱可息矣。”力主政治解决，不宜派兵攻打。自成看了他的奏疏，很生气，拒绝了他的劝告。^[309]牛金星也劝自成：“我新得京师，人心震叠，彼必不敢轻动，亟即真而颁爵赏，示激劝，编师往击，未晚也。”^[310]宋献策一言挑明：“皇爷（指自成）去，皇爷不利；三桂来，三桂不利。”^[311]这些意见，自成都不听。开始，自成并没有想到与吴三桂打仗，更没想到与清军打仗，乃至决定出师，也没有做认真准备，对打大仗缺乏足够的估计。他以为占领北京，大局已定，“天命”归己，只需再派一支部队去山海关，便可马到成功，三桂束手就擒。因此，他打算派刘宗敏、李过出征。不料“诸伪将耽乐，殊无斗志”^[312]，在讨论出师时，“仓皇无定”^[313]。四月十二日，自成集群臣再议东征吴三桂，“刘宗敏等逡巡未应”。自成无法，只好“亲行”出征。他授明降臣张若麒为“兵政府尚书”，随他到刘宗敏等诸帅处，敦促他们出征。^[314]这些因素已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在李自成决策出师的当天即十二日晚，为“绝内患”^[315]，将勋戚大臣、锦衣卫堂上官、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贞、新建伯王光通、博平侯郭明振、清平伯吴遵周、永宁伯王长锡、平江伯陈治、都督袁祐、周铭、周铎、周铉等共六十余名明朝大员，斩于西华门外。李过将“中吉营”拷讯的明官员彭琯、李逢甲、申济芳等五十三人全部绞死。自成将尚未处决的原明诸官员都集中到刘宗敏处，“纍纍坐路侧，按籍次第杀之。”到二更时，才停刀，释放了其余的人。^[316]就在这天夜里，北京城外到处张贴吴三桂讨伐农民军的檄文，约“士民缟素复仇”，有的人秘制素农，准备迎接三桂进京。^[317]

吴三桂檄文至北京，“近京一路尽传”，人心越发惶惶。^[318]同时，谣言纷起，更助长了人心不稳，连自成的谋士宋献策也私下对人说：“我主马上天子，惜其杀戮太过，益造祸耳。尚有三年富贵，过此恐予术未必验也。”此话一传，“贼心益摇”^[319]。

十三日，天刚亮，李自成正式出师，共计马步兵六万^[320]，先出东长安门，他亲率精兵七千，“擎刀牵马，列长安街”。在大将刘宗敏、李过等一批将领的簇拥下，自成出正阳门，留守京师的牛金星、宋企郊等官员送至金水桥。百姓闻讯，多跑到东西长安街上观看……

在李自成和他的重要将领后面，还有几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们是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以及三桂的父亲吴襄，各骑一匹马，随后而行。自成把他们挟往山海关，目的还是指望利用这几个重要的人质，对三桂作最后一次的争取。自成要让三桂亲眼看到亲生父亲还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如念父子之情，投降还不算晚。同时，他也暗示，如仍迷途不返，他会随时将吴襄处决。自成携带明太子及二王，也是出于同样的用意。三桂通过使臣和散发檄文，已向自成提出索要他们的强硬要求。三桂意在把太子控制在自己手里，以为“中兴”之计，一旦把太子朱慈烺拥上皇帝宝座，他自然就成了拥戴的元勋。自成是要三桂确信，太子及二王还健在，如愿效忠故主，就乖乖归顺。他们各怀有个人的政治目的，能否如愿，还是让事实做出回答吧！

李自成率大军经通州，至密云，过永平，浩浩荡荡，朝山海关进发。一场关系命运的决战正在日益临近。

十一、接引清兵

当吴三桂遣使郭云龙、杨珅驰离山海关前往沈阳请兵时，清朝刚出动大军，已离沈阳，踏上了进关夺权的征途。

还在三月中旬，清朝获知明放弃宁远进关的消息，就已判断出明朝面临严重危机，时刻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并“下令修整军器”，储备粮饷、马匹，预定四月初旬“大举进讨”明朝。^[321]在此之前，正月间，主持朝政的摄政王多尔衮曾遣使携带书信，取道内蒙古地区，寻找农民军，企图实行联合伐明，从中分享胜利果实。这表明清朝统治者急于推翻明王朝，又力不从心，才出此计策。但李自成根本不予理会，遂使此项谋划落空。^[322]而李自成率百万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捷足先登，已于三月十九日进入京师，形势发展之快，大出清朝的意料之外！这个消息，大约在三月末至四月初传到沈阳。多尔衮闻讯，迅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当时，刚到盖州（辽宁盖州）汤泉养病的重要谋臣汉官范文程被召回，参与“决策”。范文程老谋深算，胸有成竹，侃侃而言：“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旦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卹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又说：如果国家只想留居关东，不图大进，那就“攻掠兼施”；如想统一全国，“非乂安百姓不可”^[323]。

范文程首议，乘明朝刚被推翻，局势混乱之机，挥师进关夺权，建立全国统治。他提出的这一战略目标，无疑大大鼓舞了以多尔衮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的勃勃雄心。而他阐述农民军“三败”的论点，又从思想认识上加强了他们夺权的信心。会后，文程言犹未尽，于四月四日^[324]书千百言，再次阐明他的基本战略思想：

乃者有明，流氛踞于西土，水路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此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承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泽令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今明朝受病已深，不可复治，河北数省，必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其不得，患我既得而不能有。夫明之劲敌，惟我国与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为今之计，必任贤抚民，远过流寇，则近者悦而远者来，即流寇亦入而为臣矣。……不然，是我国徒受其劳，而反为流寇驱民也。使举其见在者而驱之，后乃与流寇争，非计之长也。往者弃遵化而屠永平，我兵两次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无大志，所为者金帛女子耳，纵来归顺，亦不久留，其不服者容或有之。彼时得其城而屠之，理也，其何敢以谏？但有已服者，亦有未服而宜抚者，当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又示以昔日得内地而不守之故，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是抚其近而远者闻之自服矣。如此，河北数省可传檄而定也。……

此行（指即将出征）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信。惟摄政诸王察之。^[325]

范文程在这份奏疏中，强调此次进兵，与往次进关伐明根本不同，不在得金帛子女，而要的是得“河北数省”（如《清世祖实录》所改：“大河（黄河）以北”），占据中原，有半壁江山，才进而有全国。他疾呼：这次进关，是清朝兴亡的紧要关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成大功而建一统江山在此时，失机会而遗恨将来亦此时。他正确地指明，清朝的敌人已不再是明朝，却是更强大的农民军，同它进行角逐而决最后胜负。为保证清朝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他规定了具体的政治政策，并建议在军事上或直趋北京，或在山海关以西选择一座坚城，驻兵固守，作为关内外之间的门户，以保持前方与后方的畅通无阻。

范文程深刻的阐述，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武装了清朝统治集团，后来的事实证明多尔衮完全采纳了范文程的意见，一切都按他的预见而逐一实现。

在清朝勃兴史上，具有命运攸关的一次进军即将开始。多尔衮果断作出决定，下达紧急动员令，征调兵马迅速集结。四月七日，举行庄严仪式，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八日，七岁的顺治皇帝驾临笃恭殿，大会诸王诸将，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以自己年幼，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战守方略，一切赏罚，“俱便宜从事”。多尔衮受敕印，行三跪九叩头礼。顺治帝又赐给黄伞等御用之物，以重事权。其他随征将领也都按军级赐给衣服、鞍马等物。^[326]

九日，多尔衮率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及范文程、洪承畴等一大批满汉蒙古将领，还有留质于沈阳的朝鲜世子李，齐聚堂子，奏乐行礼，再向天行拜。拜礼毕，炮声大作，多尔衮统率“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与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启行。^[327]

清军出征兵力实数，官方文献不载。以清入关前总计兵员十二万计之，满洲与蒙古八旗兵抽调三分之二，应为八万人；汉军八旗全部，加上恭顺等三王、续顺公沈志祥部约四万余人，此次投入的兵力约在十万以上。^[328]渡辽河后，又有朝鲜国王奉召派出兵员六百人随征。^[329]据李氏朝鲜方面报道：清朝征集“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清朝“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330]。可见清朝在它所统治的范围下达了全面的动员令，出倾国之师，志在必胜。不过，它不会把六七十岁的老人、十几岁的孩童投入前线，而让这批老少辈人代替出征的青壮兵留守后方。可以肯定，留守沈阳及各城镇的兵，除了少量的青壮，多属老弱病。出使朝鲜的清使臣郑命寿对朝鲜使臣不无忧心地说：“成败之判，在此一举。”^[331]这番话反映了多尔衮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孤注一掷、冒险一战的共同心情。为夺取全国政权，不惜倾国出动，把清朝的命运寄托于这次战争。

师出沈阳，每天大约以六十里左右的速度行军。^[332]时值仲春，不时刮起大风，广阔的辽河平原一无遮拦，尘土随风而起，加之军兵车马浩浩荡荡，搅得灰尘乱飞，弥漫如雾，连人的眼睛都无法睁开，行军也难以加快。此时，多尔衮对于山海关方面的情况还一无所知，不敢贸然疾进，边行军边探听情况。沿途只见野兔、野鸡到处奔窜，还组织行猎，鸡、兔无一逃脱。^[333]

四月十三日，大军已渡过辽河，前进至辽河西一百二十里的地方宿营。^[334]多尔衮身任统帅，全军乃至清朝兴亡命运系于一身，他感到一种沉重的压力压在肩上。实在说，他对此次事关重大的进兵似乎还感到没有把握。这也难怪，因为清兵多年来一直同明兵作战，已熟知它的作战特点，但从未与农民军交过锋，能否取胜，他确实有几分担心。他无法入睡，便请来洪承畴，征询他的见解。洪承畴原是明朝蓟辽总督，在松山决战中战败被俘，降了清朝。他出任蓟辽总督前，已任陕甘三边总督，统率明军征剿农民军达十余年，积有丰富的经验，一度把自成军打得溃不成军，逃到商洛山中隐藏。多尔衮正是考虑到洪承畴了解农民军，才召他来谈谈想法。承畴稍事思索，便一口气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以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重务也。况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昼夜兼程，可二三百里，及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逆恶不得除，士卒无所获，亦大可惜也。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贼扑灭……

初，明之守边者，兵弱马疲，犹可轻入，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岩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觇其埋伏，俾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若沿边仍复空虚，则接踵而进，不劳余力，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侦探勿绝，庶可断陕西、宣府、大同、真（定）保（定）诸路，以备来攻，则马首所至，计日成功矣。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335]

洪承畴这篇议论是在范文程奏疏的第九天发表的。他再次强调申严纪律的极端重要性，要改变清军以往抢掠财帛所造成的令人惧怕的形象，以新的面目出现，这就是要扭转范文程奏疏中被删掉的“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的不利清军状况，要同农民军在政治与思想上“角逐”，是不容忽视的“要务”。其次，承畴以他的经验，指出了农民军“遇弱则战，遇强则遁”的作战特点。同时，他根据同农民军多年打交道的经验，正确地分析了农民军得京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的致命弱点，料定它一经听到清军将至，必携财焚宫殿而遁，清军应限定时日，以精兵为前驱，速行追剿，即使农民军据京师不撤，更给清军造成攻破和消灭它的最好机会。但是，他也明白地告诫多尔衮，农民军战斗力很强，不可与明军等同看待，轻视不得。为慎重起见，保证清军万无一失，他建议用马步更迭之法，防止误中农民军埋伏。遗憾的是李自成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承畴从军事上不得不防，实为计虑周全之法，亦见承畴用兵之细密。关于进京路线，他认为，须从蓟州、密云接近京师的地方突破。这一方略，当然没有把三桂开关请兵考虑在内，换言之，他没有料到三桂会有如此惊人的举动。说明直到十三日，多尔衮、洪承畴等对山海关情况还是一无所知。

洪承畴一席谈，确实进一步坚定了多尔衮的信念，大军按着奔蓟州、密云的方向前进。

十五日早晨五点以后，大军进至翁后（今辽宁北镇附近），才行军五里，突然停止前进，众将士都感到很奇怪，随军的朝鲜世子李指使翻译官徐世贤探听消息，听范文程神秘地告诉他：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遣副总兵一人，游击一人来，说山西“流贼”犯围皇城，三月攻陷，皇帝与后妃自缢。国事至此，已无可为，“贼”锋东指，列郡瓦解，惟有山海关独存，而力弱兵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指多尔衮）业已出兵，若及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336]。

原来，来的两个人正是郭云龙、杨珅。他们兼程疾驰，终于在翁后遇到了清军，面见多尔衮，递上吴三桂的信。多尔衮展读后，一下子了解了目前形势变化的真相，大感意外。他为李自成攻克北京，逼死崇祯帝及后妃自缢不由得暗暗吃惊，而对先帝（清太宗）曾一再招降而不顾的吴三桂如今自找上门来，又是一阵惊喜。但他细细推敲三桂的信仍无降意，感到困惑不解。这位年仅三十余岁的摄政王确实精明过人，他思前想后，没有轻信三桂千恳万恳的话语，却是更多地想到了此中有诈，又不便说明。他很友好地安顿好郭、杨二位使者休息，便急忙召来阿济格、多铎等人商量。结果，他们都无法确认吴三桂的真实意图。明清长期处于交战状态，双方积怨甚深，很难取得相互信任。三桂一直同清军作战，拒降坚守，这封求援的信来得太突然，他们思想上毫无准备，仅凭一纸书信，怎能叫他轻信！最后，议定取慎重戒备态度，先搞清虚实再说。于是，多尔衮把杨珅留作人质，派其妻弟拜然与郭云龙一起回山海关探视真情。^[337]尽管多尔衮对三桂疑虑重重，他凭其敏锐的目光，仍然看到了某种希望，这就是他信中所说，未必都是假话。况且又有人质在手，谅三桂也不致大胆轻举妄动。他入关心切，决定冒险一试，不按三桂所约走中协、西协，而是改变行军路线，转向山海关。为加强清军的攻击力量，以防不测，又遣学士詹霸、来衮前往锦州，调汉军携来攻城用的红衣大炮，发往山海关。^[338]

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朝服像

多尔衮在关键时刻改变行军路线，已显示出胆识超人。如照原定行军路线，或按三桂信中所示，就会造成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其结局如何，就很难预料了。清军继续以原行军速度前进。次日，十六日，进至西拉塔拉。多尔衮给吴三桂复了一封信，派人飞马送去。

多尔衮在信中写道：

向欲与明修好，屡行致书，明国君臣不计国家丧乱，军民死亡，曾无一言相答，是以我国三次进兵攻略，盖示意于明国官吏军民，欲明国之君，熟筹而通好也。若今日则不复出，惟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及伯（指三桂）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敌，尚复怀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河山之永也。^[339]

无须怀疑，这封信必出自汉官之手。在多尔衮周围，有汉官范文程、洪承畴、孔有德等一批谋臣战将，他们随时都会向多尔衮提出自己的建议。此信撇开三桂所提的具体条件而不论，简要地概括了范、洪几次建言和奏疏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向三桂昭示了大清出兵之本意，打出了“期必灭贼，出民水火”的旗号，从而与三桂提出的为君父“报仇”，与“流贼”不共戴天的呼吁取得了完全一致。但这封信的主旨，还在最后几句话，即劝三桂“来归”（投降），以裂土封王的最高奖赏诱其动心。劝诱三桂投顺，是多尔衮执行皇太极清太宗在世的一项既定政策。他感到在三桂眼前遇到危难，无所凭依的情况下，进行劝诱，可以说是抓住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三桂投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十五日晚，多尔衮下令：“明日当倍程”前进，但次日行军没有加快；从十七日开始，清军行速稍加快，每天行八十里，十九日中午进至锦州，在城中歇息半天，第二天早才开拔。^[340]多尔衮不急于进兵，目的还是等待他的妻弟拜然随郭云龙探听消息后，再作决定。^[341]所以他边行军边等待，看不出他内心的急切心情。当天中午前后，清军已至连山驿城（今辽宁葫芦岛市，位宁远即今兴城北），忽见原使者郭云龙与新来的孙文焕两人飞马而至，叩见多尔衮，十万火急地说：“贼兵已迫，朝夕且急，愿如约促兵以救！”^[342]说着，呈上三桂的第二封信：

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犹其小也。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从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民安，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343]

从三桂的这封信中，多尔衮已知道农民军正逼近山海关，三桂处境危险。这次，三桂要求多尔衮尽速进兵，“直入山海”。这比前一封信提出走西中两协的路线是一个根本改变。仅此一点，已使多尔衮清楚地感受到了三桂救兵如救火的焦急而紧迫的心情。同时，他也为先辈数十年欲得山海关的夙愿即将实现而深受鼓舞！多尔衮还感到满意的是，三桂把他的军事部署通知给他，约清兵与他“首尾夹攻”农民军。多尔衮稍感疑惑的是，三桂尚未答复他提出的归顺的事。真的，三桂在信中只字未提。不过，信中有“京东西可传檄而定”，清军如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就会民心服，财物与土地并得等话，最后一句是：“何事不成！”语意深长，包含了多少内容！一切都在不言中，只可意会，不便言传。多尔衮似乎领会了三桂的妙意，便不苛求于他，眼前的关键是彻底击败农民军才是上策。他不再疑虑，当即下令急行军，轻骑疾驰。入夜，大风刮得很猛，尘土蔽天，夜色如漆，睁不开眼，咫尺不辨。驰行达夜，人马饥渴，到半夜时，经宁远城又飞驰而过。拂晓，至沙河所城外，此处距山海关仅一百里左右。多尔衮传令住兵小歇。这已是二十一日，天刚亮，又急行军四十里，稍作短暂休息，然后，继续疾驰，连续越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至傍晚，夜幕低垂时，已抵山海关外十五里的地方，多尔衮下令停止前进。至此，清军疾行一昼夜，奔驰两百里^[344]！

就在多尔衮接到三桂第二封信时，即十九日，三桂已得到李自成率大军正逼近山海关的情报，事不宜迟，他“传令聚讲武堂，合关辽两镇诸将，并绅衿誓师拒寇”。有诗为证：

仓府净如洗，

室家奔匿多。

关辽五万众，

庚癸呼如何。

事势不容诿，

捐输兼敛科。

要盟共歃血，

士民尽荷戈。^[345]

这首叙事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吴军处境艰难，缺饷，仓库如洗，百姓逃出躲避，形单力孤。三桂只好向绅衿与未逃的百姓征集“捐输”，以继饷源；把当地百姓武装起来，以资兵源。在农民大军压境的情势下，三桂冒险同农民军决一死战。他把求生求胜的希望还是寄托在清军及时赶来参战。

在吴三桂两次遣使的接引下，清军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及时到达山海关前，已听到“关上炮声，夜深不止”。从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可以判断吴军已与农民军交火。多尔衮这步棋走得完全正确。如果他仍走原道，进入内蒙古地区，与三桂遣使不能相遇；如果多尔衮听信三桂意见，走中、西两协路线，势必不能在李自成大举进攻山海关的关键时刻赶来。三桂难免有被歼的危险，整个结局很可能就会是另个样子。但多尔衮的决策，不仅拯救了三桂，也为清廷定鼎中原提供了可能。一个偶然性因素，三桂遣使，被多尔衮捕捉住，并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多尔衮的谋略，可谓巧妙之极。

多尔衮率大军抵达山海关前，倒是更警惕起来。虽然清军连日夜地急行军，已经疲劳不堪，他仍令清军“披甲戒严”，以防不测。到半夜时，突然下令各营移营。他害怕偷袭，或担心被吴三桂欺骗，招致失败，就会前功尽弃，清朝的前途就会毁于一旦。到这时，多尔衮对三桂还存有某种疑虑，仍在保持戒心。多尔衮如此精明，虑事如此周详而细密，实在不同凡响！

由于清军及时赶到，一场由农民军、吴军、清军三方参战，而且又以后两者的联军专攻农民军一方的空前规模的血战，就要在这座雄关面前展开。

十二、血战关门

山海关是万里长城东段的起点，居诸关隘之首的“天下第一关”。它的关城与长城连接，浑然一体，构成了一座极其坚固而不可逾越的险关。

山海关的主体建筑关城，呈四方形，周长八里一百三十七步四尺，环以护城河，宽五丈，深二丈五尺。关城东西南北各设一座关门：东门叫“镇东”、西门叫“迎恩”、南门叫“望洋”、北门叫“威远”。在东、西两门外，与关城紧密相连有两座小城，称罗城。它是为加强关门的防御能力而建的。在东门外的，叫东罗城，西门外的，叫西罗城。东罗城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其城墙高二丈三尺四寸，周长五百四十二丈四尺，东、南、北三面各设一个门，门外有护城河环绕；再有水门两个、角楼两个、敌楼七个。在与东罗城相交接的城墙上，还有两座楼，用以屯兵设防。西罗城在关城内侧，西门外。迟至崇祯十六年（1643）才动工修建，只修了一个西门，明朝就灭亡了，工程随之而停止。

在关城南北两侧两里处，长城的内侧，南水关、北水关附近，各建一座小城，称翼城。南侧的，叫南翼城；北侧的，叫北翼城。城墙高二丈余，周长三百七十七丈四尺九寸。各设南北两个门。南北翼城是驻关的防兵屯驻之处，它从南北两个方向拱卫关城。^[346]

西罗城图

东罗城图

山海关城，依山临海，与长城连为一体，于城外设城，门外设门，构思奇妙，防御十分严密，自成一完备体系。只要有足够的军队防守，任何强大的敌人很难破关。自清太祖努尔哈赤，特别是到清太宗皇太极时期，一直在窥视关门，一心想得到它。可是，他们深惧山海关防御无暇可乘，坚固无比，从不敢履险攻打关城，每次进兵总是绕道内蒙古地区，从长城薄弱的龙井关等处入口。他们望关门而兴叹二十余年。像清军如此强大善战竟不敢兵临关门之前！李自成亲率农民军前来攻关，不能不冒几分风险。

在吴三桂探知李自成率军攻关的消息后，一方面派人出关向清朝请兵；一方面又派出高选、李友松、谭邃环、刘泰临、刘台山、董镇庵等六人作为他的代表，前去李自成军营诈降。^[347]目的是先稳住李自成，延缓其进军，争取时间，既加强关城防御，又便于清军在农民军抵关前赶来。高选六人，“行至三河（今河北三河）遇贼”^[348]，与农民军相遇，见李自成，诡称吴三桂愿意投降，希望不要进攻。李自成对此真假难辨，虽不敢全信，仍对三桂抱有希望。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军事进攻，他还是把这六人带在军中，企图亲去招降三桂。因为受到这六人的诈降欺骗，李自成没有急于行军，行速缓慢，给三桂腾出了请兵与备战的时间。

李自成率大军行军九天，迟至四月二十一日才到达山海关。黄昏时清军才至山海关外十五里的地方。李自成兵临山海关前，迎接他的不是吴三桂或他的代表，却是在石河西已摆开阵势的辽兵！他当即识破了三桂诈降的诡计，这时，高选等六人企图逃跑。自成大怒，下令逮捕他们处死，其中一人没抓住，身中三箭，跑掉了。^[349]

正像三桂给多尔衮的第二封信中所报告，他已遣精锐兵马出关城，在山海关以西，即石河西岸占据战略要地。三桂部下一位姓佟的副将，并由一个姓臧的将官协同，奉命率部“列营排阵”，自龙王庙至谭家颇罗，又征召当地乡勇三万余人，协助吴军。三桂虑及关城兵少，粮饷不济，就求助当地士绅，组成地主武装，其中有不少知识分子——“生员”参加组织“乡勇”，他们助饷白银七千八百五十余两，稽查战马一百二十余匹，以助吴军，他们共同督率这支“乡勇”，经过短期训练，投入战场。^[350]

李自成到达山海关时，曾派使者最后一次通令吴三桂投降，遭到拒绝。发现吴军已列阵迎战，不再对三桂抱有幻想，迅即部署兵力：一在石河西，以主力作正面进攻，一派唐通率少部骑兵迅速从九门口出关，绕到关外，至一片石立营，^[351]截住三桂东逃之路，与关内一侧农民军夹击吴军。

战斗首先在石河西（今山海关区燕塞湖一带）展开。

这是一场拼死的恶战，吴军与农民军部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以战胜对方。据战后三桂部将姓臧的报告：他与其他将官作前锋，与农民军“死战”，“连杀数十余阵”。农民军又发动突袭，冲入佟副将营内，他发现后，急率兵解救，将农民军击退。又据三桂的教官战报：他督率的乡勇同吴军配合作战，向农民军发起一次次冲锋，生员谭有养、刘以祯等冲入农民军营中被击毙，还有一些生员被击伤。

战斗从早晨开始，一直激战到中午，吴军与乡勇有些招架不住，西北防线被突破，有数千名农民军骑兵飞奔至关城的西罗城北侧，正要登城，守御此处的吴将又以伪降欺骗攻城的农民军将领，暗中传令偏将从北坡鱼贯而下，偷袭农民军，同时，城上守兵轰击，农民军的进攻被打退，遭受严重伤亡。

农民军大战石河西，李自成又以部分兵力攻打北翼城。“此城逼山受敌”，农民军集中兵力直取，欲打开一缺口，占领山海关，因此“日夜狠攻”。负责指挥守北翼城的山海关副总兵冷允登拼死防守，屡次击退，又屡次进攻。至次日晨，农民军蜂拥强攻，竟直扑到城下，有的已登城，情况十分危机，冷允登只得率亲丁拼力堵击。“正在呼吸存亡之间”，急请三桂拨兵支援，及时赶到，才把已爬上城的大批农民军击落至城下。^[352]当地乡绅马维熙、刘克礼、吕鸣章等十人率乡勇“总理”和“协理”镇城与东、西罗城，而东罗城“孤当贼冲，危机劳瘁，倍于两城”^[353]。马维熙等备击农民军，保住了东罗城。

吴军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承受住了英勇善战的农民军的不间断的重击，与之大战一整天，曾几度危机，又几度转危为安。战况已显示出吴军的顽强战斗力，称得上是一支劲旅。这是其他各镇明兵所不能比的，也不是农民军向北京进军中所遇到的那些一触即溃的明兵。战况表明，吴军并不是如人们所想像，以为它不堪一击，农民军可以轻而易举得到山海关。事实的确不是这么简单。农民军要想彻底击败吴军，必须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当天晚上，三桂见农民军锐气正盛，便把主力撤回关城，双方转为炮击不止，爆炸声在夜空中轰鸣，如天际的雷声，显得沉闷、有力，似乎大地也为之抖动，刚进至距山海关十五里外的清军不由得一阵心悸……

有诗为证：

逾日敌兵至，

接战西石河。

伪降诱贼帅，

游骑连北坡。

将令属偏裨，

尽歼副城阿。

遥望各丧胆，

逡巡返巢窠。

我兵亦退保，

竟夜严巡呵。^[354]

这十句诗说的正是二十一日一整天的战事。不事渲染，也无夸张，为我们再现了当时双方争战的一幅清晰的画面。

多尔衮刚出营，三桂的哨骑便来报告农民军已占领一片石。他当即命令诸王各率精兵向农民军发起攻击，图赖率前锋兵与唐通的骑兵数百人相遇，一举将其击败，生擒两人。^[355]这表明清军已开始参战。这次战斗，规模不大，更激烈而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是次日的第二次石河大战。

吴三桂料定明日必有一场恶战。他为清军迟迟不进关而十分焦急，一夜之中，连续多次派使者至清营，敦请多尔衮尽速入关。据载：“三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往返凡八次。”^[356]处事谨慎的多尔衮始信三桂请兵可能真实。至下半夜，他下令清军向山海关移动，黎明时，推进到离山海关只有四五里的欢喜岭。^[357]只见关上烟尘弥漫，听得“炮声大发”不绝。^[358]到这时，多尔衮还没有完全释去对三桂的疑虑。他与阿济格、多铎密议说：“莫非吴三桂知道我南来，故意设此圈套来引诱我吗？我兵曾三次围过北京，都不能马上攻克，李自成却一举破之。看来，此人的智勇必大过一般人。现在他统大军亲至，志不在小。他是否欲乘此次战胜的精锐，有窥我辽东之意？不如分兵固守，以观察动静。”多尔衮对三桂、李自成都表示了怀疑，为慎重起见，他命令部队驻扎欢喜岭，屯兵不进。“高张旗帜，休息士卒。”^[359]岭上有一座威远台，筑有城堡，原是山海关前的瞭望哨所。他与诸王进威远台，继续观察动静，又遣使前往山海关，进一步等待三桂的消息。

三桂得知清军已至欢喜岭，还不见清军行动，又急忙派出山海关士绅冯祥聘、吕鸣章、曹时敏、程邱古、佘一元五人代表民意前去敦请。佘一元曾作叙事诗数首，专记此事经过，其中一首写道：

清晨王师至，

驻旌威远台。

平西（三桂）召我辈，

出见勿迟回。

冯吕暨曹程，

偕余五骑来。

相随谒摄政，

部伍无喧豗。

范（文程）公致来意，

万姓莫疑猜。

煌煌十数语，

王言实大哉。

语毕复赐茶，

还辔向城隈。^[360]

这首诗真实地记叙了他们五人面谒多尔衮的详细经过。佘一元首先点明清军在二十二日晨已到欢喜岭，三桂委托他们代表他去见摄政王多尔衮，并嘱他们速去速回，透露出三桂的急迫心情。他们到了威远台，多尔衮立即接见，还有范文程陪同，“赐坐赐茶，款接温蔼”^[361]。范文程向他们说明清军此次出兵的意图，请他们转告山海关军民不需“疑猜”。多尔衮“煌煌十数语”，无非把他们出征前规定的政策及帮助三桂报君父之仇的堂皇之言解释一番，这使佘一元等五人置信不疑，倍加感激。说完，又一次赐茶，就告辞回关。从诗中所说，已知这次会见短促，因军情紧急，仅“十数语”而罢。

会见结束，多尔衮派范文程随同佘一元五人返回山海关，面见三桂，“晓谕军民”，通告清军即刻入关。范文程是清朝的高级决策人物，他的到来，对三桂是个很大的鼓舞。他跟三桂说了些什么，没留下任何记载。但范一去山海关，三桂即决定面谒多尔衮。这正是多尔衮所渴求的。他迟缓不进兵的目的是，迫使三桂亲自出马，当面把话说清楚。这里面当然包含了诱三桂投降的基本意图。

天已大亮，哨探不断送来农民军正在迅速集结，准备攻城的消息。三桂更是焦急。他感到此时必须亲自走一遭，当面敦请进兵。他点齐十余员将官、精骑数百，^[362]出关“突围”，关上放炮助威，一口气驰至欢喜岭。

多尔衮得知三桂亲自前来，大为兴奋，说：“天下在掌中矣！”^[363]他与洪承畴共同出面接见。

多尔衮问：“此来何意？”

吴三桂斩钉截铁地回答：“请大兵共诛李贼耳！”

“此意果真？”

坐在一旁的洪承畴不等三桂回话，便抢着说：“三桂报君父之仇，岂得不真！”

接着，三桂慷慨而言，“情词恳切”，“声与泪俱下”，力请进兵。^[364]

多尔衮不禁为之动容，说：“你们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我领兵前来成全这一美事。先帝（崇祯）时事，在今日不必说，也不忍心说。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你们可以通告大小官员百姓，勿须惊慌。”^[365]

多尔衮要的当然不是三桂对明朝的忠心，更不是感情愤激的眼泪，他想得到的是三桂投降，以及出兵助战应得的报酬。因此，话题很快就集中到具体条件上来，双方展开了一场开门见山的紧急谈判。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载，幸好有《谀闻续笔》一书卷一载其事：

桂念腹背受敌，势不得全，乃与清帅约云：“从吾言，并力击贼，吾取北京归汝；不从吾言，等死耳，请决一战。”（多尔衮）问所欲？曰：“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清帅许之，攥刀说誓，而以兵若干，助桂击贼。

这里，三桂提出酬谢清朝的条件，归结起来，一是寻找到崇祯的太子，在南京重建大明政权；二是以黄河为界，以北归清，以南归大明，两国通好，互不侵犯；三是请清兵入北京，不得侵犯明历朝皇帝陵寝，也不得伤害百姓。三个条件以前两条最为重要。

问题是，三桂与多尔衮果真达成如上协议吗？应该说，从后来的种种迹象透露出这一协议的真实性。首先，三桂的第一封请兵信中已先自提出“裂土”酬谢的许诺；在第二封信中，他表示，击败李自成，“京东西可传檄而定”，并许下“财土亦得，何事不成”的诺言。他与多尔衮谈判时不会自食其言。“裂土”何处？亦如谈判中约定以黄河为界，河之北即分给清朝，这与三桂信中提出的“裂土”酬谢是一致的。三桂降清后，曾自求封地齐鲁，“且悉用旧人”。^[366]齐鲁（山东）正当南北之间，与之黄河为界正相吻合。特别是在山海关决战后，他追击李自成，索要崇祯的太子，并向京城发出迎立东宫的通知。显然也是得到多尔衮的首肯的。清兵进入北京后，并无南下之意，一度声明南北“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也证明当时确有划黄河为界之约。清朝准备信守^[367]。当三桂后来叛清，特给康熙帝上书，指责当年多尔衮“顿背前盟”，“贪心无厌，驱兵南入，以致灭我社稷”^[368]。他在讨清的檄文中，公开声讨多尔衮“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都，窃我先朝神器”^[369]。清朝对“背盟”一事不敢正面反驳，避而不答，又反证出三桂的指责不是子虚乌有之事。所有这些，都与《谀闻续笔》记载不谋而合。^[370]

清朝出兵前，曾详细讨论并确定它的战略目标是夺取河北数省，以自己的力量有限尚不敢有更大的希图。它不曾料到会有吴三桂请兵之事，如今他亲自前来，愿与清兵合击李自成，这等于借助吴兵消灭清的劲敌，而三桂又借助清兵之力雪君父之仇。两者在对付农民军这个问题上利益完全一致。多尔衮何乐而不为！三桂提出“裂土”酬谢，把黄河以北土地让给清朝，是完全符合它的既定的目标的。当时，军情紧急未能商细节，就基本原则问题达成了协议。有此意料不到的成果，多尔衮高兴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满族习俗，凡有大事，如政治、军事性质的结盟等，必得举行仪式，拜天，各出警言，以昭信守。因为清与明素无盟约，多尔衮要求正式盟誓，又提出农民军与吴兵装束甲仗相似，无法辨认，恐致误伤，令三桂与其将士剃发以相区别。形势紧迫，容不得犹豫，三桂慨然应诺：“说的是。我并非懦怯，使我再得万名骑兵，何惧于贼！今为兵少，故向您乞师，盟誓、剃发无恨！”^[371]说完，即行剃发，表示归顺清朝。这是清（后金）建国以来，至清入关前，继李永芳第一个降顺后，吴三桂是最后一个降清的明朝重要将领，也是清入关之际第一个降清的人。

吴三桂降清一事，时人有种种评论。著名史学家谈迁写道：“三桂乞援建州（指清朝），非其意也。……三桂内贼寇，外怵建人，权其两害，势必东款以击寇，而三桂孤矣”。“三桂孤旅，又无一人佐其谋，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至不暇顾，惜哉！”又写道：“甲申之变，仓猝不及料，中外震慑，吴氏不胜其忿，瞋目语难，捐身家以从之。”他认为，在突然的事变面前，“吴氏既不能分身以应，又不能先事以防，天未厌祸，蒙羞左衽，虚五日之期，成九州之痛。寡助之至，未可独责三桂，而揆以春秋责备之义，三桂又安所辞乎！”^[372]谈迁充分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和三桂的艰难处境，被迫乞援清军，此实非得已，表示理解。但从春秋之义来衡量，三桂不能不受到责备。

另一文化名士夏允彝，著《幸存录》，其中称赞三桂请兵复仇，如“包胥复楚”，他当之“无愧”。但他“借东夷，而东夷遂吞我中华，岂三桂罪哉？所遭不幸耳！”三桂降清，而清趁机夺了汉人的政权，并非是三桂的罪过，是时代加给他的不幸。当时，一般士绅多表示了赞许的态度，少部分人持批判的立场。如目睹和亲身经历甲申之变的杨士聪，在其《甲申核真略》中痛斥三桂的变节行为，写道：“吴三桂西不能讨贼，东不能守关”，有何功而言？以忠孝来说，他“有何当焉”！

稍后，大约在康熙年间，更有人做了尤为严厉的批判。如《甲申传信录》引述一位刘生的话写道：“自古不子不臣之人，鲜有如吴三桂者。当自成薄城日，假令自成虽迫死君亲，而不图夺其妾，三桂固已卷甲归之矣。徒以嬖妾故，与闯（指李自成）争床笫之私，然后效申胥之泣，乞王师，剿巨寇，彼披发于面，悬首于纛者，曾何足系三桂之心耶？厥后受封于王，又复地僻生恃，鼓浪潢池，而论者因仅诛其晚节，而犹称其昔复仇事，以是知三桂之一身固始终一不忠不孝之人也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就当时或稍后人们的认识，对三桂称誉者多，同情者多，即使不赞成他降清，也理解他的处境，不得已而为之。

闲话少说。多尔衮对三桂如此痛快地表态，并剃发，愿意盟誓，不由得大喜，就在威远台设下仪仗，吹螺，杀白马祭天，宰乌牛祭地，向天行礼，歃血订盟，斩衣折箭为誓，^[373]表示双方恪守诺言，绝不反悔。

仪式举行完毕，三桂把他所率诸将引见给多尔衮。他考虑到时间万分紧迫，吴兵来不及剃发，便对三桂说：“你回去，可令你的兵士用白布系在肩上，作为记号。不然，同是汉人，无法分辨，恐致误杀。”^[374]说完，令三桂先行，他随后传令清军准备入关。

三桂率随从将士疾驰，返回关城，果断地下令：开城门。于是，山海雄关的东大门洞开，迎接着它的新主人的到来。不一会儿，只见浩浩荡荡的清军分作两路，如两股洪流，飞奔而来：左翼是英王阿济格，统万余骑兵，从北水门入；右翼是豫王多铎，统万余骑兵，从南水门入。多尔衮自率主力三万余骑兵殿后，从关中门入。余部仍驻欢喜岭待命^[375]。有诗为证：

虎旅三关入，

桓赳尽雄才。

须臾妖氛扫，

乾坤再辟开。^[376]

这四句诗，出自当时山海关一个士绅之口。他对清军的赞扬和对农民军的怒骂是显而易见的。

当清军正在大规模进关时，吴三桂按约定，先率五万余众出战，直奔石河西而去。

李自成指挥大军已在石河西岸的红瓦店一带摆开决战的阵势：北自山，南至海，绵亘二三十里，阵如一字长蛇，面向山海关，展开了一举夺关的态势。自成带少数随从人员，还有崇祯太子等，立马于西北角一座高岗上，在他的背面，燕山峰峦耸峙；在前面，向西南至山海关，向南至海，展现出一片宽阔的平川地带，石河流贯其间，它从燕山谷底流出，南入大海。时值四月下旬（公历已是五月），正是它的枯水季节，水势浅缓，清澈见底，人马涉水，如履平地。自成立马高岗，战场全貌，尽收眼底。此刻，他的心情起伏不定。他起自西北高原，而跃马纵横于中原大地，征战已十多年，出生入死，经历了多少血战！刚到山海关时，他并不把吴军放在眼里，曾说：“吴三桂兵仅三千，我三十万，以一百人捉一人，可用靴尖踢倒！而且三桂与北兵（指清军）久相仇杀，必不相救，即使来救，北兵住满洲，衣粮马匹器械，尚须整顿而来，也得旷日累月。”^[377]出征前，他还许下诺言：“等攻下山海关，我再即位。”^[378]他低估了吴军的战斗力，也没想到清兵会来得如此之快，“因此全不提防。”可是，他从昨日（二十一日）与吴军首次战石河，已感到辽东边兵是他与明兵作战以来所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之一。他已意识到，今后的命运，“成败决于一战”。为了保证这次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他已把全部军队包括精锐都投入了战场^[379]。尽管他已倾注了全力，仍不免有几分担心呢！

他正想着，吴军呐喊着飞驰过河。忽然刮起了大风，飞沙走石，尘土蔽空，刮得对面不见人。吴军的呐喊声，伴着狂风怒号声，不顾一切地直冲农民军右翼（即阵首，靠近北山一侧）的后部。农民军毫不畏惧地迎了上去，一场空前的血战开始了。

吴三桂复仇心切，见到农民军分外眼红，又有清兵的后援，勇猛倍增，鼓噪全军奋击。三桂亲自出马，他的大将吴国贵提刀跃马，身先陷阵，被三桂激励起来的士卒个个自奋^[380]，“无不一当百”^[381]，在阵中奋力冲突。

农民军毫不示弱，奋勇进击，前者死，后者继进，以优势兵力对吴军实行三面包围。吴军拼力反击，东西驰突。吴军向左突，农民军的号旗左指，迅即进围；吴军向右突，农民军的号旗向右指，再进围，吴三桂再冲开。如此反复，“阵数十交，围开复合”，不知凡几！^[382]

激战在继续进行。“炮声如雷，矢集如雨。”^[383]李自成立马观战，屡下号令，“连营并进”^[384]，吴军逐渐失去进攻的势头。

正当吴军与农民军“酣战”，难解难分之时，多尔衮才进入关城，听得西边喊杀声震耳，金鼓大作，惊天动地，风助喊杀与鼓声，直震百里，战场上的“飞丸乱射”，已散落到城内数里许的庙堂附近。^[385]他不想马上参战，他要看看农民军的虚实，更主要的是，他要利用吴军打头阵消耗农民军的实力，使清军以逸待劳。他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及出征的诸大臣，说：“你们不能越伍躁进，此兵（指农民军）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大业就会成功。”接着，他部署兵力：清将士向海的方向鳞次布列，冲击农民军的阵尾。^[386]阵首已被吴军咬住，两头进攻，使农民军无法合围。

部署完毕，清军待命。多尔衮继续观阵，寻找战机。

战斗已持续到中午，吴军激战半日，已筋疲力尽，眼看支持不住了。多尔衮看得十分清楚，抓住战机，突然下令突击，蓄锐待战的清军闻令，如弦上之箭，一下子飞也似地冲了出去。三吹角，三声呐喊，以正白旗骑兵为先锋，数万铁骑从吴军的右侧插入，恰似“万马奔腾不可止”^[387]，惯于骑射的清兵，从马上发射出一批批箭矢，像飞蝗一样密集地射向农民军，刀枪并举，“剑光闪烁”^[388]，锐不可当。

李自成发现白旗一军已冲破农民军阵势，下令后军迎击。可是，农民军也已鏖战半日，处于疲惫状态，加之损伤不少，战斗力急剧下降。而清军铁骑正以旺盛的锐气，勇猛冲锋，其势如“风卷潮涌”，铁骑所至，无不披靡。三桂军得到清军增援，顿时振作起来，与清军展开联合作战，战场形势迅即改观。

李自成正惊异之际，有一僧人急忙跪在他的马前，说：“执白旗的骑兵不是关宁兵（指吴军），必是满洲兵，大王赶快回避。”^[389]自成没有说一句话，策马下岗西走。

李自成治军颇严，不得命令，谁也不敢后退。农民军仍在拼搏，大将刘宗敏一直在战场上厮杀，也中箭负伤。当沙尘散开，一发现带发辫的骑兵，都惊呼：“满兵来了！”农民军阵势顿时崩溃：丢戈弃弓矢，忽拉拉地败退下来，自相践踏，一片混乱。吴、清联军穷追猛打，农民军死伤累累，活着的竞相逃跑。约有一顿饭的工夫，随着尘沙远去，石河战场顷刻变得空旷寥廓，^[390]清军、吴军跟在农民军之后，一直追击四十里才收兵。有一部分农民军跑到城东海口处，被清军追上，逐一斩杀，而投海淹死的又不知有多少！^[391]

石河之战，是一场拼实力、拼消耗的空前规模的血战，打得十分惨烈。农民军死数万人、大帅十五人。吴军死伤也不少。^[392]双方留下的尸体已“弥满大野”，沟水尽赤，^[393]被遗弃的辎重、军械到处都是。据战场目击者佘一元说，石河西的红瓦店一带是交战最为激烈的地方，“凡杀数万人，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394]有《石河吊古诗》一首为证：

二十年前战马来，

石河两岸鼓如雷。

至今河上留残血，

夜夜青磷照绿苔。^[395]

关门一场血战，其结果竟改变了清朝、李自成、吴三桂的各自命运，而中国的历史进程亦随此而改观。这一点，他们当时都已经意识到了这场战略决战的胜负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多尔衮曾说：大业成否在此一战；李自成也知成败在此一战；而吴三桂的命运系于清朝，荣损与俱。清朝是很幸运的，由于种种的偶然，历史最终把一个特大的硕果赠送给了它。对清朝来说，关门血战，不过是以数万人流血为它一统天下举行了一场悲壮的奠基礼。而清朝的得胜，也为三桂开辟了更加辉煌的锦绣前程。这场决战的失败者是李自成，对他而言，是一场真正的悲剧，也是农民军的大悲剧。谚曰：朱家面、李家磨，做好了馍馍，送给对过赵大哥（指爱新觉罗氏）。这未免太不公平。然而，历史对每个人确实无远无近，无亲无疏。事之成败，归之于天意，那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胡说；否认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如政策、策略、个人的才能大小等），也不是唯物主义。自成之败，归根到底，是他进北京后一系列的失误，包括对三桂的政策，都表明李自成缺乏政治眼光，不足成大事。他出征山海关，失之轻率，没作准备，就匆匆出师，已伏下了失败的因素。军队的士气已不如前。进北京后，“恣意淫掠，身各怀重赀，无有斗志”，^[396]一听说清兵将至，已生怯心，而刚一接战，即溃逃不敢战，招致全线溃败！造成李自成失败的又一个因素，是他遇到了一个正在勃勃兴起的强大敌人——清朝。这是历史既成的客观事实，谁又能回避，甚至逃脱呢？人们不能离开历史已准备好了的条件去创造历史，而只能顺应历史，充分利用已存在的条件，顺应民心，在实践中展开人的本身能动作用的较量。优胜劣败，是自然之理。叹息失败者是不能改变历史的。

一场关系命运的决战——山海关大战就这样悲壮地结束了。在此之前，明王朝的历史被农民军给翻过去了，而经此一战，清军则把农民军的历史给翻过去了，并开辟了它自己历史的新纪元。吴三桂作为大明臣民的历史业已终结。从此，他要为新主人——大清王朝谱写出有声有色的新的历史篇章！正是：

千人石上坐千人，

一半清朝一半明。

寄语娄东吴学士，

两朝天子一朝臣！^[397]

此诗系一少年写给降清的著名诗人吴伟业的。此处借用，赠给三桂不亦宜乎！

十三、封平西王

李自成率农民军余部自山海关向永平撤退，于当天晚上退到永平，收揽溃散的士卒，重新集结兵力，又得数万人。^[398]他一方面，力图保存农民军的力量；一方面，阻击清、吴军的追击。自成为了赢得撤退的时间，缓解清、吴军的追击，特派明降官张若麒赴三桂军中议和。正在紧追不舍的三桂，接受了自成议和的要求，其条件是：李自成必须归还崇祯的太子和两王；速离京师，奉太子即位而后罢兵。自成表示：只要允许他不受阻碍地回到北京，一定把太子送到三桂的军中。^[399]三桂当即同意，便停止了对农民军的追击，率部返回山海关。三桂明知其父尚在自成手中，却不提以交还其父为条件，相反，坚持要朱太子和两王。这不能不使人强烈地意识到，三桂心中别有长图；将太子掌握自己手中，获护驾拥立之大功，且能以此号召天下，达到个人的极欲之目的。显然，索要太子远比索要其父的价值不知要大多少倍！从三桂与自成议和的条件，越发使人相信三桂与多尔衮谈判时所议定拥立太子于南京的真实性。

但是，这毕竟是三桂与自成的一厢情愿，多尔衮岂能放过农民军！他的目标是彻底消灭农民军，夺取全国政权。毫无疑问，他不可能允许三桂以得崇祯太子为交换条件，放弃对农民军的追击。恰恰相反，他要遵循既定方针，乘胜进军，不给农民军喘息的时间，防止他们逃离北京，携带宝物而去。虽说他急于进军，也虑及到他和他的八旗将士及三桂军连日跋涉与苦战，需要暂作小憩。所以，他于山海关之战当天晚上在追击农民军一段路程以后，也返回到山海关，他们不进城里，却选了离山海关五里靠近战场的地方宿营。多尔衮一意要收揽人心，宁可在城外住宿，惟恐清军入城惊吓了百姓。

清军从关门大战中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多尔衮用此战利品，大赏诸将士。吴三桂获得了最高奖赏：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封他为平西王，赏赐玉带、蟒袍、貂裘、鞍马、玲珑、撒带、弓矢等物；又令三桂以下各将领，及山海关城内吴军皆剃发。^[400]三桂受封为平西王，标志着他彻底降清。他从请兵、献关、与清军联合作战，到受封为王，是一个短促而复杂的过程。从吴三桂方面来说，他是在形势的迫使下，才走上了降清这条路，用农民军的鲜血换来了一顶王冠！从多尔衮方面来说，他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形势和三桂处境困难，有步骤而又迅速地诱迫三桂就范，把他招降过来。清太宗晚年孜孜招降三桂不成，多尔衮则顺利地实现了太宗的遗愿。因此，三桂被招降和受封为王，是多尔衮的政策和智谋的胜利。

自后金建国，中经改国号大清，至入关初，直至清亡国前，汉官被封为王爵的，只有四人，即恭顺王孔有德（后改封为定南王）、怀顺王耿仲明（后改封为靖南王）、智顺王尚可喜（后改封为平南王），加上新封的平西王吴三桂，共为四王。^[401]孔、耿、尚三人是在天聪七年（崇祯六年，1633）一年中先后叛明归后金的，他们从登州航海来归，带来精兵近万名，战船百余艘。在他们归降前，清（后金）既无水师，又缺乏新式大炮，同明朝相比，它显得力量不足。孔、耿、尚之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对后金具有重大的政治与军事意义。这使皇太极大喜过望，在他即皇帝位时，把他们三人晋封为王爵。这是皇太极给予的至高无上的奖赏。

吴三桂是在清入关的关键时刻，献关投降，又与清军联合作战，一战而败李自成。三桂为清朝入关首开胜利纪录，奠定统一全国的基础，其功勋之大，非孔、耿、尚三人所能比拟。当时，清兵固然强大，但农民军也不是轻易能击败的。这一点，在清军出征前，范文程特别是洪承畴等熟知农民军战斗力的人，无不承认农民军是一个“劲敌”，而且又强调它得民心，更难于与之争锋。三桂归清，就使力量的对比变得对清极为有利。他请兵献关，使清军大大缩短了进军北京的时间，长驱直进，使胜利提前到来。如果三桂投向农民军一边，牢牢守住关门，即使按范、洪等人的谋划进行，清军也很难得志于中原。中国的历史，很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很清楚，在清兵与农民军两大势力之间，三桂倒向哪一边，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而改变了明清战争的进程，保证和加速了清朝的胜利早日到来。多尔衮完全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山海关大战一结束，他就把对三桂的诺言毫不迟疑地付诸实现，给他的特大功劳以应得的酬报。这以后，清对他的酬报不断加厚，居其他“三顺王”之上。

清入关前后，敢于封异姓汉官王爵，这是一个很大的政策突破。明立国两百多年，从不封异姓为王，至高爵位，也不过公、侯、伯而已。清反其道而行之，完全是出于笼络汉人，进取中原这个大目标所需要。由于三桂之降，受封为王，引来无数明朝文武将吏大批降清，为它统一全国消除了层层阻力。三桂降清这一事件，对清入关后顺利取得天下，取明而代之，关系是很大的。

四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山海关大战的第二天，多尔衮决定乘胜追击，向农民军展开新的攻势，直取北京。行前，多尔衮下令将李自成的兵部尚书王则尧斩首。王则尧原是明朝密云巡抚，明亡，投降了农民军，李自成授予兵部尚书。山海关战役前夕，王则尧被派去山海关，劝说三桂投降，三桂再次予以拒绝，并把他扣留起来。现在，三桂把他交给多尔衮处置。王反复无常，毫无气节，留之无用，多尔衮把他处死了事。^[402]

这天早晨，清军、吴军整装出发，多尔衮调给吴三桂马步兵一万，作为先锋，追击农民军。多尔衮发布军令：“此次出师，所以除暴安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他又颁布文告，晓谕官民，声明清军“取残不杀，共享太平之意”。逃窜山谷避乱的百姓得此布告，都放心地返回乡里，剃发迎降。^[403]

李自成率残部自山海关溃败，连夜逃至永平，驻营歇息。他以为三桂会遵约，许他从容撤至北京。但是，已经降清的三桂只能惟多尔衮之命是听。他既受命为先锋，率部先行，为清兵入据北京打头阵，是不敢行动迟缓的。

当天，吴三桂率部进逼永平。农民军虽说已集结数万，但败退之后，士气大衰，与吴军刚一交战，就被击败了。李自成拔营被迫继续向北京退去。行至永平城西二十里的范家庄，他再也无法容忍对三桂叛卖行径的愤怒，下令将吴襄斩首，用竹竿挑着头颅示众。^[404]自成为抛开三桂的追击，马不停蹄地日夜兼程逃往北京。

四月二十六日，自成及其败军回到北京，即匆匆准备登极正大位。面对清、吴联军即将兵临城下的紧迫形势，遭到惨败的农民军，士气低落，无法再固守住偌大个孤城北京。自成在出师山海关前，已有了回关中的想法，而如今在兵败之后，便决意放弃北京，向关中撤退，再图固守。他找来牛金星商量，心情忧郁地说：“北京（指清兵）势大，城中人心未定，我兵岂可久屯于此！即十个北京，不敌一秦中险固。今为之策，不若退处关西，以图坚守。”牛金星表示赞成，说：“大内（指皇宫）金银搜刮已尽，但皇居壮丽，焉肯弃掷他人！不如付之一炬，以作咸阳故事（指西楚霸王项羽焚咸阳）。即使后世议我辈者，亦不失为楚霸王之英豪。”自成点了点头。^[405]有关撤退大计，就这样决定了。此时，自成本无心即位，但受到部下的一再催促，考虑到有利于今后的斗争，他还是同意了。

从农民军扬眉吐气地进入北京，天下唾手可得，到兵败之后即将退出，前后不过一个来月。时局变化如此之大，后果又是这样令人沮丧，这一切，难道不是三桂勾引清军造成的吗？自成对三桂痛恨已极，不能有半点宽恕，他要使三桂的叛变付出血的代价。二十七日，他把三桂的继母祖氏、弟弟、妹妹及其族人共三十四口全部处死，尸体丢在王府二条胡同。^[406]昔日的吴氏大家族遭到了灭顶之灾，仅三桂和他的一个哥哥吴三凤幸免。正是：

全家白骨成灰土，

一代红妆照汗青。^[407]

清、吴联军大败李自成“已得破竹之势”，而三桂事先已给至北京沿途各州县发去通告，令他们归降，不得阻碍。这些州县无力抵抗，乖乖听命。清军一路顺利，所过之处，无不迎降。^[408]

二十八日，三桂率所部进至近畿，传檄远近，通告人们，他的“义军”不日就要进入北京，他要求“降贼诸臣反正自赎”^[409]。城内城外，人心更加惶惶，那些士绅们暗暗高兴，盼望三桂早日入城。原先他们提心吊胆，害怕抢掠轮到他们身上，纷纷逃出京城南下，三桂的檄文使他们镇定下来，停止出走，只等三桂来。已降农民军的明朝官员也准备摇身再变，向三桂投靠。

北京局势呈现混乱状态。李自成不愿因三桂的逼近而打乱他即位的计划，命刘宗敏、李过、李岩等出城拒战，唐通为先锋，合各军连营十八座，阻止吴军入城。三桂挥兵进击，后有清军陆续赶到，兵锋甚锐。两军接战，农民军又遭失败，连失八座营寨，据称：伤亡两万人，唐通被刺落马，刘宗敏等败退入城。^[410]

二十九日，这是农民军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也是农民军入城的第四十天。清、吴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北京郊外，李自成毫不理会，毅然即位，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追尊七代祖妣为帝后，由天佑阁大学士牛金星代行祭天礼。时间紧迫，即位仪式草草结束，立即着手撤退。令全军整束行装，收拾宫中尚未运完的宝物，随军带走。午后，用马骡驮薪木运至内殿，用车辆把大量硝磺、桐油等易燃物散放在薪木之上。接着，发出通告，令百姓出城。霎时，城内到处人喊马叫，一片混乱。约到夜里十时左右，自成下令放火、发炮。硝磺、桐油一见火，腾地一声，转眼之间，星星之火已变成烈焰，被引着的薪木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炮弹击中宫殿，倒塌声震天动地。宫城九门雉楼及大部分宫殿笼罩在火海之中。城外草场也被点燃，火光熊熊，与宫中大火相映，火光烛天，照耀得如同白昼。^[411]

农民军对统治阶级的愤怒，皆付于这大火之中。他们就要离开这座曾使他们欣喜，又使他们沮丧的都城，他们不能把用民脂民膏筑成的巍巍宫殿留给新的统治者享用，宁可把它化为灰烬，来表示他们的抗议！

三十日，天蒙蒙亮，宫中大火继续在燃烧，李自成挟太子、两王从容出齐化门，刘宗敏等继其后，撤出北京，留原降将左光先及谷大成率万名骑兵殿后。

农民军刚出齐化门，忽见烟尘滚滚，眼睛被迷得难以睁开；马蹄相撞，坐骑不稳，又听得不远处喊杀声，人马受惊，队伍一阵大乱。原来，三桂见城中火起，侦察到农民军将要向西撤退，便在西山设疑兵，搜求数千个酒罂，里面装入石灰，乘夜埋在齐化门外的大道上，每隔数尺埋两个酒罂，上面覆盖浮土。李自成毫无察觉，当大批骑兵路经此处，马蹄踩中酒罂，陷了进去，惊得马匹乱踢，后边的马也跟着乱踢起来，一下子踢得石灰飞扬，人马被石灰呛得睁不开眼，埋伏在西山的吴军只虚声呐喊，结果把农民军队伍搞得大乱，互相挤压、撞击，在慌乱中争先逃命^[412]

李自成和他的广大战士，如一过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只作了北京的新主人不过四十一天，才当了两天皇帝，便带着终生的遗憾去了。然而这短暂的四十一天，将永载于史册之中！

吴三桂欲乘农民军混乱之际，拥兵进城。多尔衮不同意，据当时传闻：“三桂与□□力争，不令其众入城”，只许各将领与三桂保护明太子入城。这都是谣传，实际情况是，三桂并未入城，明太子也未被三桂控制，他受多尔衮指令，率部“绕（北京）城而西”，随同阿济格、多铎追击农民军去了。^[413]

吴三桂及其所部作为先头部队，先到北京，多尔衮却不准他入城，令他去追农民军。表面看，军情所急，似无疑问。但稍作分析，这里面大有文章。清朝日日夜夜梦想夺取北京，当北京唾手可得时，多尔衮宁可虚城以待，却不让三桂夺取。照理说，他已知道农民军弃北京西撤，城内情况如何？是否有可能被他人占领？在这种未卜吉凶的情况下，他本来应让三桂率部先入城，探虚实，肃清农民军余部，为后续的清军廓清进城的道路。这对清军是有利的。还有，多尔衮也明知三桂的家属都在北京，三桂入京心情甚切，是人之常情。多尔衮从笼络汉人出发，可以体恤三桂先入城的。但事实正好相反，他把北京留给自己去占领。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多尔衮不准吴三桂先入城，到底出于何种动机？各书都载三桂坚持要明太子、永王、定王。目的是扶植太子即帝位，重建大明政权。这当然是清朝所不能允许的。多尔衮看得很明白，谁先入北京，谁就会占优势。如果三桂先入京，成了新主人，“建虏将不复纳矣”^[414]，即使清兵随后入城，那么，就将清兵置于“客兵”的地位，它就难以实现很早就确定的政治目标。这又使我们联想到，三桂与多尔衮在山海关威远台谈判时，已约定三桂拥立明太子为帝，划黄河为界。足智多谋的多尔衮不便明显反对，便借口农民军势大，急需追击，就把三桂打发走了，他自己却从容进城，从而把北京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吴三桂自山海关出发，向北京进军时，曾发布文告，要求京城百姓摆香案、穿素衣，为崇祯发丧。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哄传三桂在山海关大战中夺得太子朱慈烺，进京后，就把他嗣立为新君。都人于久乱之中渴望得到安定，所以对三桂拥太子入京抱有某种期望。这时，人们还不知道吴三桂已降清，对他请兵报君父之仇无不怀有感激之情。为讨好三桂，米巷的商人们自愿出资，凑集在一起，联合为三桂家办丧事，共购买了三十四口棺木，壮年以上的，每棺价值百余两白银，小孩所用棺木，每棺值三四十两白银。又给死者每人置衣衾，穿戴整齐入殓，总共花费数千两白银。^[415]这个数目，相当可观，三桂对商人此举，一定感到高兴。

从李自成退出北京，到多尔衮进城，其间三天，北京真正成了无主之城，于是明旧官纷纷出来维持社会秩序，在朝阳门预备法驾，迎接太子朱慈烺。

五月二日^[416]，都中士民出朝阳门外，跪伏道旁，迎接东宫太子。谁料，从辇中出来、换乘肩舆的人，却是“胡服颀身”，根本不是东宫太子。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摄政王多尔衮！“臣民相顾失色”，不胜惊讶时，多尔衮所辖满洲正白旗兵已在部分关、宁兵的引导下，傲然入城，城头各处遍插白旗。^[417]有些还有点气节的官员，骇愕之中悄悄溜走，有一部分官员将错就错，把多尔衮迎接进宫。

宫中大火已被昨夜一场大雨浇灭，剩下的是一片残垣断壁，烧焦了的宫木，散发出一股焦煳的刺鼻气味。整个宫城，正阳门楼、大明门及东交民巷尚未烧及，宫内只有太庙和武英殿还算完好。宫殿虽然残破，仍不失神圣庄严，进居于此，政权他人莫属。江山易代，主人更替。从这一天起，中国历史进入以大清为标志的新时代了。八月二十日，顺治帝自沈阳出发，正式迁都北京，九月十九日进城，登上金銮殿，成为清朝君临天下的第一个皇帝。

十四、畿南逞威

吴三桂眼巴巴地看着北京却不能入城，心中不无烦恼。他最惦记的就是陈圆圆下落不明，一想到她，那绝代佳人的美貌就出现在眼前，入城之心尤为急切。王命不可违，只得从命。但想到对农民军的深仇大恨，又驱使他毫不迟疑地去追赶，必欲置农民军于死地而后快。他忍住内心的隐痛，于五月一日迅速渡过卢沟河，疾驰追击农民军。途中，三桂还在想着陈圆圆，命人回京师，替他寻找。^[418]

农民军出京时，用骡马载驮大量物资，行军速度缓慢，才出城三十里，他们的殿后部队就被三桂追上。农民军回避交战，丢弃金银财物和无数妇女，都被三桂夺走。农民军丢弃的仅是很小一部分，携带过多的财宝已成为他们的巨大负担，每天行军不过数十里，三桂从后边穷追不舍。农民军不得不继续抛弃大量金银财物和辎重物资，减轻负担，轻装快速撤退。从卢沟河至固安百里，所弃“衣甲盈路”，都被吴军收去。^[419]

李自成率部离京经畿南地区，计划走陕西，奔向西安。但他处境日益艰难：后边有三桂与清兵的追击；前边有已降农民军的原明朝官员与地方的地主武装纷纷倒戈，拦截农民军撤退。农民军被迫前防后堵，两面作战，伤亡、溃散、逃跑，使农民军大量减员，实力不断遭到消耗。

五月一日上午，李自成及其将士才到达北京南一百二十余里的涿州（今河北涿州）。在这里，原明官员冯铨等人纠集地主武装，占据涿州，阻击农民军。自成大怒，挥军攻城，激战达半日，城未攻下，农民军却是“尸横遍野”。^[420]自成无奈，被迫弃而不攻，继续向南撤去。这一战误了时间，使清军、吴军迅速赶了上来。

二日，农民军退至保定。由于仓皇撤离北京，连日行军，屡遭袭击，广大战士已是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人马皆疲。进保定府时，虽说钲鼓喧天，但部伍不整，骑兵无行列，漫无秩序。农民军没有吃饭，就用宝物向当地百姓换些食物充饥。^[421]

三桂兵已追到，农民军奋起迎战。已受到饥馁折磨和过度疲惫的农民军经受不住清、吴军的凶猛攻击，又失败了。农民军不能立足，迅速撤离保定。为了赢得撤退时间，延缓清、吴军的追击，农民军把从皇宫内带走的锦、绮等御用织物都缠挂在树上，把重新烧制成的金、银块抛置在路旁，目的是诱使追兵争抢财物，可以稍缓追击，而农民军加快行军速度，日夜兼行三百里，把追兵抛在后头。^[422]

三桂与清将领自然懂得农民军的意图。对于一向以掠夺财物为目的的清军来说，财宝不能不要，却不容许因取财物而误了时间。他们很快又从后面追了上来。

三日这天，清、吴军追至定州（今河北定州）北十里清水铺，已远远望见农民军正在向前赶路。与此同时，负责断后的李自成部将谷大成也发现后面尘土飞扬，渐渐地显露出骑兵飞奔的踪影，知道追兵已到，便勒转马头，传令部众停止前进，排成阵式，等待与追兵交战。不一会儿，三桂兵赶到，立即发起攻击。农民军已连日奔波，归心似箭，无意恋战。两军刚开始接战，农民军后阵先乱，谷大成厉声呵斥，对临阵逃缩者即以军法处置，挥刀连斩数人，仍然没有制止住部众的骚动。三桂看出对方破绽，驱兵大进，农民军阵势顿时大乱。在混战中，谷大成不幸阵亡。部众见主帅被杀，掉头奔溃，自相蹂践。吴军趁势猛攻，农民军死伤累累。李自成部将左光先率部来救，后继的清兵一涌上阵，举长刀，砍断他的马足，马当即扑倒，左光先从马上跌下来，腿跌断。护卫给他换了一匹坐骑，扶他上马，他痛得连马也不能骑。兵士们就把他扛起来，慌忙退出战场，逃走了。余众都往西北方向逃去。此战，农民军死亡数千人，追兵夺回被带走的妇女两千余人，还有金、银砖七百二十块，以及骡马、器械不计其数，都成了吴军的战利品。清兵又追杀十四五里，然后收兵返回定州屯驻。但见：

骷髅尽是良民骨，

日幕沙场化作灰。^[423]

定州的地主武装擒斩大顺政权的州牧董复^[424]，把头颅献给三桂。三桂为他的父亲设灵位，特割下谷大成首级，放在吴襄灵前祭礼，“泣血尽哀”。^[425]所获辎重财物都赏赐给他的将士。三桂召集溃散的农民军，两三日之内，集万余人，收为自己的部下。^[426]三桂以喜悦的心情，向摄政王多尔衮报捷。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陈圆圆回到了吴三桂的身边，经过一场生死的磨难，他们终于团聚了。

陈圆圆如何在兵荒马乱之中投入到三桂的怀抱，却是有一段难以说清的经历。根据可靠的记载，李自成撤离北京时，刘宗敏将占据的田弘遇府第搜掠一空。当他们出京后，街民涌入田府，宅里空无一人，偌大个府第，到处是遗弃的酱醋食物、生活用品。田氏家的人，包括陈圆圆在内都不知去向。田家女眷、“妾殊美者”，都被刘宗敏等分占。^[427]在农民军撤离后，田宅忽然不见一人。一种可能是藏于民家；一种可能是被农民军带走。如果刘宗敏把她们遗弃在田府，她们自不必藏于百姓之家。最有可能的是，她们被农民军带走了。从北京至定州途中，三桂已从农民军手中夺得大量财宝，数千妇女。在这些妇女中，田家女眷当在其中。李自成杀吴襄一家时，陈圆圆没有被害，亦证明陈没在吴家，或是因她的姿色不肯加以杀害，而把她保留下来。所以，刘宗敏撤走时，是不会不带走她的。在农民军被吴军与清军追杀紧迫，且被战败之后，于混乱之中，陈圆圆随同其他妇女也就被遗弃在路上。陈圆圆知道追兵系吴三桂所部，便找上门去，两人于战场上重逢，喜悦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有诗为证：

若非壮士全师胜，

争得蛾眉匹马还？

蛾眉马上传呼进，

云鬟不整惊魂定。

蜡炬迎来在战场，

啼妆满面残红印。^[428]

如果不是“壮士”（吴三桂）打了大胜仗，怎么能重新夺回圆圆“匹马还”？三桂得知她归来，急不可待传见。由于受到惊吓，途中颠沛，她的美丽的头发凌乱不整。看得出来，她惊魂未定，心有余悸。迎来她的时候，正是在战斗刚刚结束的战场上，蜡烛、火炬通明，照在她那喜泪流的脸上，留下了淡淡的一道道红印。

短短几句诗，就把一个经战乱的风尘女子的形象，劫后幸存的喜悦心情描述得惟妙惟肖。虽说是经艺术加工的诗句，却是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三桂与圆圆久别重逢的动人情景。三桂重得圆圆，夙愿以偿，心满意足，不必细叙。^[429]又有诗为证：

武安席上见双鬟，

血泪青娥陷贼还。

只有群亲为故国，

不因女子下雄关。

取兵辽海哥舒翰，

得妇江南谢阿蛮。

快马健儿无限恨，

天教红粉定燕山。^[430]

定州之役，是李自成南撤后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此次战役表明，农民军的士气与战斗力在继续下降，已成惊弓之鸟，使人很难相信它会重新振作起来。吴军、清军士气仍处在最佳状态，战斗力不见毫减。名为清、吴军联合追击，但从战斗实况来看，吴军却是充当了开路先锋和追击的英雄，它一直冲战在前，清军基本上充当了后援的角色。据后来有人揭发，与吴三桂一起追剿李自成的豫郡王多铎，在庆都激战中“潜身于僻地”，躲避在一旁，尽量回避与农民军交战。^[431]

自定州败后，农民军于五月四日退至定州南的真定（今河北正定）。这是一座不大的城邑，大街小巷都充塞了农民军战士。^[432]自成也退居此城暂息。自从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以来，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农民军遭到一连串的失败，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还在四五个月前，他挥数十万之众，渡过黄河东征，直趋北京，所遇多少险关、劲旅，无不摧枯拉朽，所向无敌，长驱数千里，未尝一败！不意遇到吴三桂这个劲敌，屡战屡败，所得金银财物多被他劫夺，这还不算，如今又被他撵得无立足之地，仅仅几个月，局势变化之大，几如天壤之别！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他从一系列的失败中感到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而将士们也因他的失败渐怀二心，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他们一向崇拜的“闯王”，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自成把这一切后果都归于三桂的无耻叛变。因此，他把愤怒都集中到三桂一人身上，恨得咬牙切齿。他不想在追兵面前显得自己怯弱，应当给三桂一次教训，表明他有能力敢于击败任何强敌！于是，他决定亲自同三桂一战。他挑选精锐骑兵，率领他们北上出击。正驻营于定州的三桂发现农民军驰来，迅速指挥布阵，张开两翼迎战，从东西两个方向展开进攻。很不幸，农民军又被击败了，损失万余人，自成眼见自己又败在吴三桂手下，心中愤懑已极，但无力挽回败局，忍痛抛下躺在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农民军战士的遗体，拨转马头，跑回了真定。^[433]

次日，李自成调集大队兵马，督率诸将，要与吴三桂决一死战。在阵前，自成厉声高呼：“今日亲决死斗，不求人助，乃为豪杰耳！”^[434]他指的是三桂不许借助清兵，与他决一胜负，才是真本领。三桂根本不予理睬，指挥吴军冲阵，清将固山额真谭泰、准塔、护军统领德尔德赫、哈宁噶等率前锋兵参加战斗。^[435]双方纵兵大战，从上午一直激战到傍晚，互有杀伤。忽然，东风大作，黄沙蔽天，农民军阵中旗帜或被刮倒，或被折断。自成感到难以取胜，担心农民军久战有失，急下令收兵，撤离战场。当他正要回营，一流矢飞来，恰射中他的肋下（一说中其肩），从马上跌落下来，护卫及诸将忙把他救起，奋力疾驰还营。^[436]清、吴军也已力竭，没有追赶，返回营地休息。

这天，农民军陆续撤出真定，据当时在城外目睹实况的边大绶写道：“自北而南，尘土蔽天，然皆老幼参差，狼狈伶仃，十‘贼’中夹带妇女三四辈，全无纪律。”^[437]李自成受伤后，没有进城，暂驻玉皇阁，正要吃饭，听说吴三桂的追兵将到，就顾不得吃饭，拔营西走，^[438]将携带不方便的辎重都烧毁，轻装疾驰。他们经获鹿（今仍名）、井陉，于六日出固关，退入山西境内。^[439]

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曾以雷霆万钧之力，掀起了浩大的革命浪潮，势如万马奔腾，迅猛异常，把明朝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吞没于浪潮之中。不幸的是，它遭遇到了吴三桂与清军这两块巨大的顽石，经几次猛烈撞击之后，浪潮终于悄然而疾速地退去了。定州、真定两大战役，农民军受到重创，更加速了它的退却。随着农民军主力和自成本人退出河北，京师以北，居庸关内外各城，以及天津、真定等处都投降了清朝。^[440]但是，李自成不会就此甘心失败，他要重整旗鼓，掀起新的波涛，向他的仇人吴三桂和其主子清朝统治者发起新的冲击！他进入山西境内，先屯平阳（今山西临汾），布置兵力，分守山西各战略要地，堵截追兵，不得入山西。然后，他北上太原，回到西安，重新筹划他的恢复计划。^[441]

且说吴三桂，在真定一战大获全胜，让将士们略作休息，又传令进军，尾随农民军之后，跟踪追击。五月七日，当农民军已过平定州西的时候，追兵已到核桃园（固关北侧），直抵固关前。李自成调后营人马返回关上防守。^[442]此关居山西与河北之间，为一战略要地，易守难攻。吴军与清军自山海关至固关，长驱数千里，不间断地行军，常常是昼夜兼程，据朝鲜人报道：“自北京至保定府凡七日程（此为朝鲜人的计程方法），八王（阿济格）疾驰三日才及于保定，马困人疲，不能远逐云。”^[443]特别是在途中，屡经激战，更是形神皆疲，在险关面前，不堪再战，急需休整。吴三桂到此决定班师。

五月十二日，吴三桂与英亲王阿济格等出征将领还京。多尔衮派大学士范文程等出城迎接慰劳。入城后，即谒见多尔衮。^[444]

吴三桂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借助清兵的支持，连续击败农民军，夺取了京师，将农民军主力驱逐出河北，巩固了京畿地区，为清朝统一全国取得了牢固的立足之地。三桂及其将士的这一功绩，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肯定和高度评价。三桂在给兵部的文件中详述他和他的主要将领的功绩，写道：

本藩忠义激昂，誓不与贼俱生，父母身家举置度外，不待言矣。仍多方鼓舞联络，幸辽镇文武官兵同心谬（努）力倡之于前，而关门各将士并能协和鼓励应之于后。四月二十一、二两日战，守者均矢肝脑涂地之心，用能催坚破垒，净扫妖气。此一役也，立肇造大定之基，揆厥勋劳，原非浅鲜……

文件还具体提到立有大功的将领的事迹，如总兵何进忠，“捐躯突阵，血功特懋”；再如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参将孙文焕“效力最多”；还如监记同知童逵行、陈全国“摧锋借箸，以文史而兼武弁之劳，其功更难泯灭”；再有游击鲁登，副将陈时登、夏登仕、胡亮“保关御寇，宣力并著”，特别是夏登仕、胡亮“当关门抚道投贼求生之时，独能同仇战守，忠义可喜”。这四个人“智勇兼资，俱属有用之材”。这些有功人员，有的“格外酬异”，有的“优加京衔”，有的“破格升赏”，有的“优补”重要官职。^[445]

在另一份文件中，就山海关与真定（或为庆都）两大战役作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家应天顺人，定鼎燕京，不期月间，率土来王，已成车书一统之治。揆厥始基，实肇造于关门之一战，而庆都（或为真定）之追剿，独暑星驰，摧锋陷阵亦不可泯之劳勋。”

吴三桂“已叨王爵”，请求给他的有功将吏晋级赐赏。三桂说：

查辽镇文武将吏诸生千有余员，其间有同谋归命者，有远请王师者，有当先迎驾者，有陷阵前登者，有效死守堞者，又有以一人而兼数劳者，虽功有大小，秩有崇卑，其归命投诚以宣力于朝廷，策勋于开创，则一也。……查当日同谋归命，又兼督战守者则同知童逵行也，前册另款开列矣。又，远请王师兼任战守者则副将杨珅、郭云龙、孙文焕也，前册亦另款开列矣。此前，册开之总兵、副将、参、游、都、守等二百四十八员，同知、参谋三员，则皆顺天归命，先登血战，应居首功者也。至云某月日，某地战守，此在摄政王（多尔衮）目击，亦贵部之所心悉，本藩（三桂自称）不敢赘阵琐屑……

当日明祚斩绝，本藩总统两镇，值人心皇皇，靡定之秋，其与本藩同肝胆而归顺清朝，舍性命而捍御逆闯，倘非动以望外之功名，万不能有济。今追溯成功之机，全赖此著。本藩又不得不申说明白，仰邀同仁之视也。总之，关门、庆都之役，人人用命，战系实战，功系实功，既开首功，又与寻常战守之功大有区别。破格升袭，赏一劝百，关系重大。贵部必能见及于此矣。

吴三桂力陈他的将吏功勋卓著，为他们邀功请赏，连续上奏疏，编定文武清册两本，要求按功劳“撰给敕书者，即与世袭敕书；文职应超等擢用者，即与转咨吏部超等擢用”^[446]。

清朝正当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并需进一步向全国发展之际，多尔衮比谁都需要三桂及原明将吏的合作与支持。因此，他加意笼络吴三桂和他的将士，招降更多的汉官参加清政权，举凡所请，绝大部分都予满足，这使他们感恩于清朝，拼命效力，更踊跃于前。这些，都不在话下。

对于吴三桂来说，爵位已至王位，为人臣之限，无以复加。他所希望的是，给他一块封地。他选择了齐鲁，打算向多尔衮提出这个要求。齐鲁（山东）地区为南北适中之地，历史源远流长，物阜民厚。西周时，周公旦封此；春秋时，有齐桓公称霸。三桂大概想作周公旦，或有朝一日成齐桓公的霸业吧！他的这一企图，是方大猷传出来的。方大猷原任蓟州监军，随三桂一起降清。三桂令他暂驻通州，他于五月一日、二日间入京。这就是说，他是随同三桂一起到了北京的。三桂南下追击农民军，方大猷没有参与这一军事行动，仍驻守通州。七日，他曾护送他的老师杨士聪出京，经通州，在方家小住数日，至十一日，他又进京，次日即十二日，见到了刚返回京城的三桂。十四日，他离京回通州。第二天，他送别杨士聪南下。三桂求封齐鲁的事，就是他在自己家中向杨士聪透露的。他还说，三桂“切嘱抚镇属各武官不得散往他处”，在批准封地齐鲁后，打算“悉用旧人”。^[447]据杨士聪记载，方大猷说这番话的时间，是在五月七日。显然，三桂于南下追剿农民军前，向方大猷等人透露了自己的这一想法。杨与方是师生关系，自然无话不谈。方提供的这个情况颇重要。大抵三桂估计时局，只要彻底打败农民军，大功就算告成，南北即可议和，划黄河为界，他则居两国之间，可收南北之利。这便联系到三桂与多尔衮在山海关前威远台谈判时所达成的口头协议，大概不是子虚乌有之事！

不过，三桂一厢情愿的想法毕竟没有实现。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当时掌握实权的多尔衮根本无意给三桂封地。他给自己的将吏请功邀赏，多尔衮都予满足，而给三桂赏赐也相当丰厚，却闭口不谈“裂土”封藩。在他看来，清朝仅得到京畿地区，大局还不稳固，而且无地可封，所以此时封藩为时尚早。三桂也算识趣，他观察多尔衮意向，也就绝口不提封藩的要求。他最终封藩云南，那是数年以后的事。此是后话，暂且不提。三桂回京后的活动，史无记载，大概是闲住京师，与士卒休息吧！

十五、弘光赐封

当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北京时，明朝的陪都南京一无所知，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迟至二十九日，始传京师陷落，但人们仍然半信半疑，南京方面引起警惕，开始戒严。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等人为首的大臣们感到事态严重，便集合起来，联合发布公告，“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献资财，佐助国家讨伐农民起义军。^[448]他们还蒙在鼓里，根本不了解北方的情况，更谈不到星驰赴援，不过发发号召罢了。

四月十二日^[449]，北京陷落、崇祯殉国的消息终于传到南京，百官无不震惊，相顾失色，预感到大难临头！国不可一日无君，他们意识到必须赶快拥立新君，才能稳定局势。

崇祯诸子都落于农民军之手，生死未卜，无法迎立，只能在明宗室中物色合适的人选。这时，明宗室诸王纷纷逃向南京，其中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已到了淮安（今江苏淮安）避难，受到淮扬巡抚路振飞的保护。南京诸臣想在这两王之中推戴一人。因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拿不准该立谁。再说，一些重臣不在南京，如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正在浦口督师勤王，所以不敢贸然做出决定，他们议了一次，不了了之。

潞王朱常淓是隆庆穆宗帝之孙、简王朱翊谬之子、万历神宗帝的侄儿。福王朱由崧是万历神宗的孙子、福恭王长子。崇祯十四年（1640），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河南，将其父福恭王处死。^[450]十七年二月，农民军攻陷怀庆（今河南沁阳），朱由崧逃到卫辉（今河南卫辉），与他的母亲邹氏失散，仅带内侍数人，辗转逃到淮安。论血缘关系，潞王是福王的叔辈，但福王跟崇祯是近支。若论人品，潞王贤明，为众臣所看重，而福王品行恶劣，他在藩地时，荒淫不法，早有恶名。比较两人，诸臣多数愿立潞王为君。兵部侍郎吕大器、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等人联名给史可法签发一份文件，明确表示反对立福王，指出他有“七不可立”：不孝、虐待下属、擅权干预政务、不读书、贪鄙、淫乱、酗酒。真是五毒俱全！这样的人，当然不该立为君。他们认为“潞王贤明”，可以信赖。^[451]史可法赞成他们的意见，说：“非英主不足以定乱！”^[452]

握有重兵的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凤阳总兵马士英另有企图，欲乘此拥立新君的机会把持朝政。为达到这一目的，他选择了昏庸的福王，一心夺居“拥戴之功”，以取悦于福王。他抢先秘密派人去淮安，向福王朱由崧传递他的拥戴之意，并授意路振飞为福王备舟急速来南京。同时，他又致书史可法、吕大器等人，反对立潞王，极力主张立福王，声称论亲疏，论贤能，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福王。史可法、吕大器表示反对。马士英阴谋内贿操江诚意伯刘孔昭，外结总兵黄得功、刘泽清、高杰、刘良佐等手握重兵的将领，发兵护送福王至仪征（今江苏仪征），以造成既成事实，向诸臣施加压力。接着，串通诸臣开会，压他们表态支持立福王。可是，谁也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吕大器负责执掌礼、兵两部印，迟迟不到会，给事中十九人联名送帖，令其速来，吕大器这才从容而至，不肯附和立福王的意见。会议从黎明开始，一直议到中午，还没议出结果。给事中李沾厉声说：“今日有异议者，以死处之！”刘孔昭怒气冲冲，当面大骂吕大器，不得出言惑众！韩赞同大叫：“快取笔来！”吕大器在他们的威胁下，再也不敢说话。与会诸臣心怀恐惧，不敢持异议。^[453]史可法得知情况，无可奈何，被迫同意立福王。^[454]立新君的大事几经周折，在马士英等人策划下，就这样定了下来。福王朱由崧已到了仪征，南京方面派出礼部官员前往迎接。

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帝位，以次年为弘光元年。

朱由崧一即位，马上封赏百官。以史可法、马士英为兵部尚书、张慎言为吏部尚书、高弘图为礼部尚书。史、马、高三人俱为东阁大学士。其他各官都得升授新职晋爵：进黄得功为靖南侯、左良玉为宁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史可法提出，分长江以北地区为四镇：命刘泽清辖淮海，驻于淮北，经理山东一带军事；高杰辖徐州、泗州（今安徽泗县），驻于泗州，经略山东、河北开（州）、归（德）地区的军事；刘良佐辖凤（阳）、寿（州），驻于临淮（今安徽凤阳东、淮河南岸），掌管河南陈（州）、杞（县）一带军事；黄得功据滁（州）、和（州），驻于庐州（今安徽合肥），经理光（州）、固（始）地区的军事。各镇设额兵三万，所需额粮钱，由各镇自行征取。各辖区军民，州县各官均听本镇节制。设督师一人驻扬州，节制四镇。^[455]这四镇大都与农民军所占地区接壤，设置的目的，就是以四镇阻挡农民军南下，并以此作中兴计。史可法说得很清楚：“国家设四藩于江北，非为江左偏安计也，将欲立定根基，养成气力，北则为恢复神京之计，西则为澄清关、陕之图，一举而遂归全盛耳。”^[456]

马士英果然以拥戴之功格外受重用。朱由崧下达旨意：“马士英保障东南，肤功更著，着加太子太保，荫一子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袭。”^[457]本来，他应出外督师，诸臣也希望他去，把史可法留在南京，主持大计。但马士英根本就不想离开南京，企图把持朝政，就对史可法虚情假意地说：“您的威名素著，军士们都钦佩您。您能经营于外，而我居中，各帅听令，一切事都好办。”史可法明白他的意思，也想避开他，就说：“居者守，行者御，莫能偏废，敢辞难乎！”向朱由崧请求到扬州督师。南京城士民听说史可法要出镇扬州，舆论哗然：“为何夺我史公？”太学士陈方策等人上疏：“淮扬，门户也；京师，堂奥也。门户有人而堂奥无人，这能行吗？”朱由崧正倚重马士英，不愿他出镇督师，拒绝了舆请，下达旨意：“辅臣可法，身系安危，朝廷鉴知已悉。”^[458]批准史可法去扬州督师，特加太子太保衔，令百官至郊外饯行。

朱由崧即位一个多月，说话谦和，处事谨慎，待人平和，拘拘守礼。他听从各方面的建议，选贤任能，部署军事，判定施政措施，宣布实行“国政二十五款”，颇有一番维新的气象。人们对“中兴”大业抱有希望。

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现象。从弘光政权成立时起，就已经重开党争，党同伐异，而且愈演愈烈。以马士英为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起用崇祯钦定的“逆案”（指魏忠贤案）中在册的人物阮大铖，进而加剧了这一斗争。像正直的大臣大学士张慎言、高弘图、吕大器、姜曰广等先后被排挤出朝廷，史可法在外督师，受到孤立。马士英操纵朝政，“浊乱国是”。弘光朱由崧变改初衷，原形毕露，他“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他大兴土木，修兴宁宫，建慈禧殿，糜费了大量资金，开宴、赏赐无度，已使国库“匮乏”^[459]。

且不说弘光政权如何腐败，在面临战争这个关系命运存亡的问题上，也是举足失措。他们天天讲“讨贼”、喊“中兴”，报君父之仇，把主要危险和敌人看成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军，以全力防御。其实他们对北方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还看不到威胁南明存亡的已不是农民军，恰恰是清政权。六月间，史可法在《款清灭寇疏》中，还强调：“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事实是，农民军已被清、吴军击败，退到陕西后，一蹶不振了。而清已据有北京及其畿辅地区，正在准备南下。史可法及南明决策人还不以为意，说：“但清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其前辈，借兵力之强而尽歼其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他们把清入京看成是帮助明朝复仇的友好举动，主张继续借用清兵全歼农民军。^[460]在此之前，马士英先自提出：“若可羁縻专力办贼，亦是一策。”^[461]他认为，崇祯末，授意陈新甲与清议和，当时是“下策”，而“今之上策也”^[462]。与清议和，实行“联虏击寇”的方针，是举朝一致的意见，已成为南明一项国策。殊不知清朝岂能满足于北方数省之地！他们对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久就被冷酷的现实所打碎。

南明统治集团对吴三桂抱有同样的幻想。当他们陆续得到三桂战败农民军的“捷音”时，无不兴高采烈，“举手加庆”，简直把吴三桂看成了大救星、大英雄！太仆少卿万元吉盛赞吴三桂“惟凭忠义，当闯百万，遂能屡挫贼锋，凯奏收京，功成勒鼎”^[463]。南明君臣都捧他，把他比作中兴唐朝名将郭子仪、李光弼，与郭、李“同功”^[464]。还有的甚至说：“吴三桂克复神京，功在唐郭、李之上！”^[465]大学士马士英向朱由崧奏报吴三桂战败农民军的事，朱由崧大夸“三桂倡义讨贼，雪耻除凶，功在社稷”^[466]。他们以为，有吴三桂的累战累胜，又有清兵的援助，感到明朝中兴有望。于是，纷纷建议要同三桂取得联系，派兵进至黄河一带，与三桂成“犄角”之势，可置农民军于死地。有的提出：“宜速檄三桂提全师，及号召秦晋两边宿将义旅，并力入秦”，与左良玉部“前后夹攻，指顾扫灭（农民军）”^[467]。为了鼓励吴三桂效忠南明，不惜封爵之赏。大学士马士英首先建议，对“吴三桂宜速行鼓励，接济其用”^[468]。五月二十八日，朱由崧赐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子孙世袭，^[469]加赐坐蟒滚纻丝八表里、银二百两。户部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责令沈廷扬负责，自海道运送给吴三桂。其他有功将士，由吴三桂开列名单，以便给予升赏。^[470]

在给吴三桂封爵时，南明弘光政权还不知道他已降清，还认为他借了清朝的兵平息了农民军，对国家创下不世之功。他们所提建议都不过是不合实际的一厢情愿。当然，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清兵此次进关的目的，一直把它当成是扶危济困的“义师”。为此，弘光政权打算派一个代表团，前去北京。一则对清出兵为明复仇表示感谢之意，同清议和，平分江山；一则面见三桂，把勅书与封赏交给他，以使他为南明效力。

代表团由三人组成：以左懋第为正使，陈洪范、马绍愉为副使。为重事权，特加左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加给兵部职方司郎中马绍愉太仆寺少卿，进总官兵陈洪范为太子太傅左都督，还有锦衣卫祖泽溥作为重要随员同行。七月六日，朱由崧召见他们，托以重任之事。尚书颜锡畴起草的《恭拟祭告陵园文》《祭告大行皇帝后文》《吴三桂封爵制书》《勒谕铁券》《黎玉田、高起潜勅命》《谕宣北京人民》《谕宣彝御书》等七个文件，进呈朱由崧过目，然后交付左懋第等携带北行。经与会诸臣讨论，确定了北使议和的方针，一致同意颁赏吴三桂。^[471]授权使团执行如下命令：在天寿山特立园陵，为崇祯改葬，与清议和，可割山海关外地，每年给钱十万为限；往来国书按古称“可汗”；通使礼仪，宜遵“会典”，不得曲膝，以致辱命。^[472]

七月十八日，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三使臣与锦衣卫祖泽溥携带黄金一千两，白银十万两，蟒缎、里绢万匹离南京北去^[473]，与清修好。

北使团刚走，总兵刘泽清又请求封三桂父亲吴襄，使三桂感恩于南明。刘孔昭也上奏：“吴三桂父子效忠，宜加殊礼。”朱由崧即封赠吴襄为辽国公，谥忠壮，三桂母祖氏为辽国夫人。^[474]三桂既受封于清，又被南明封赠，父子得到两个彼此敌对政权给予的殊荣，这大概是吴三桂所不曾料到的吧！其实，在给吴三桂加封时，南明弘光“举朝皆知三桂无心本朝，而奸党故欲崇之，已寓卖国之意矣”^[475]。后来的事实很快证明了这一点。

七月底，陈洪范等人途经东平伯刘泽清驻地，刘给吴三桂写了一封信，托陈洪范捎去。他信中的主要意见，是要吴三桂努力促进明与清的议和，建议吴“何妨劻勷两国而灭闯”^[476]。他要吴为两个政权效力，共同消灭李自成的农民军。刘的信充满了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吴已降清，怎么可能首鼠两端，脚踏两只船，既为南明又为清效力？这是无法行得通的事。八月一日，使团正准备渡淮河，陈洪范、马绍愉也分别致书吴三桂，现节录陈洪范书如下：

国家遭此大变，臣子应共痛心，独老亲台（指三桂）忠义动天，借兵破贼。至闻太亲台、太亲母（指三桂父母）俱殉节捐生（被李自成处死），一门忠义，万古流芳。更荷清朝仗义助兵，复为先帝发丧成礼，何莫非老亲台精忠感动也！今皇上以亲王登极，锐志中兴，感清朝助兵之义，嘉老亲台破贼之忠，拟遣重臣至北通好……朝仪佥谓：洪范与老亲台托谊……特命同少司马左懋第、同卿马绍愉捧书币，奉酬清朝，崇封老亲台蓟国诰勅，褒励懋勋，奉命驰驱，见在渡淮，先此附闻，诸祈老亲台鼎力主持，善达此意，两国通好，同心灭贼，保全万姓，徼福无穷矣。希先遣一旅，导行利往，余容面罄。^[477]

马绍愉的信，内容与陈洪范大致相同。^[478]马、陈与吴家早有关系。当此吴三桂“大义灭亲”，逼走李自成，恢复北京之举，已赢得明士大夫阶层的广泛赞扬，一时成为风云人物，那些原与吴家多少有些联系的人，极力攀龙附凤，不遗余力赞扬吴三桂，其中也不乏溢美之词。马、陈两信，同刘泽清一样，都把吴三桂吹得很高，再传布南明对他及其父母的封赐，进行鼓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借重吴三桂在清朝的地位，和吴三桂同它已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从中予以斡旋，说得明白些，要吴充当中间人，替南明说好话，所谓“善达此意”，完成和好。从刘、陈、马三人的信，可见他们完全不了解清朝此次出兵的战略意图，以为它出于大义，真正帮助明朝复仇，不惜大唱赞歌；而对吴三桂已降清一事，也似是而非、似明非暗，以为他还会为南明效忠，利用他来达到两朝和好的目的。这也是南明统治集团的共同想法，他们不久就明白，这些都不过是一种幻想。

陈洪范等人，想在适当时候，把信先送到吴三桂手中，使他预先知其内情，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八月中旬，使团渡过黄河，继续北上，差一名随行官员曹应试先行，向天津总督骆养性通报。据骆养性给朝廷的报告说：八月二十七日，他已接到陈洪范的信，内叙使团北行之意，酬谢清朝礼物与犒赏吴三桂的礼物清单，及陈、刘、马致吴三桂书三封。陈要求，他们到临清（山东仍名）暂住，请天津方面派兵迎护。为此，清内院批示，同意“天津拨兵迎护，无敌疏虞”^[479]。至九月十五日晚，骆养性已奉朝廷命令，派兵至临清接陈洪范等。^[480]

九月下旬，使团至沧州（今河北沧州市），这时，才听说吴三桂由清朝已改封“平西王”。陈洪范三人还是决定派人携带册命与他们的三封信先期赶到北京，转授给吴三桂，并说明使团此行之使命。三桂接到册书，不启封，原样进呈给位高权重的摄政王多尔衮，表示他对清朝的忠诚不贰。^[481]多尔衮打开赐封吴三桂蓟国公册命，内有“永镇燕京，东通建州”的话，^[482]勃然动怒，想拒绝南明使臣进京。但诸臣议论，南明既以理来，应令使臣入京传见。多尔衮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令使臣来京。^[483]二十六日，使团至静海（今天津静海），总督骆养性亲来会见使团，传多尔衮之令，使团只准带百人进京，其余皆安置此地待命。^[484]

九月二十九日至河西务，听说明日顺治举行即位典礼，不便赶路，暂住下来。

十月十日，清派礼部官员迎至张家湾。祖泽溥父祖大寿已降清，清朝对祖泽溥格外关照，已先行到京。这时，他派人来，传来吴三桂的消息：已秘密地告以北使团来京，但三桂说：“清朝法令甚严，恐致嫌疑，不敢出见。”还表示：对南明“终身不忍一矢相加遗”。^[485]他感叹地说：“时势至此，夫复何言？惟有闭门束甲，以俟后命耳。”谢绝了福王朱由崧的一切赏赐。^[486]三桂降清才几个月，他这番话，表明他对亡明故国的怀恋尚未完全割断，换言之，他的良知还没有泯灭净尽。然而，他既受命于清朝，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行动自由。后来，剿杀大顺军、灭亡南明，都是他报效清朝的最好的证明。所谓“终身不忍一矢相加”南明的诺言，也被他的行动予以彻底推翻！趋利避害，是他的准则。眼下，他权衡利害，为保全自己的利禄乃至性命，只有跟清朝走，何况清朝给他的封赐远比南明更丰厚！他说清朝“法令甚严”的话，一点也不假。天津总督原明降官骆养性，因为在接待南明使臣中表示了亲热，竟被人告发，吏兵部议罪，拟革职为民。多尔衮从轻发落，改为带兵督任，保留太子太保左都督衔。^[487]眼前发生的这件事，不能不使他感到恐惧。为保全自己，他回绝了一切对他的诱惑，宁肯不见使臣！陈洪范南返时，曾向朱由崧报告与清议和情况时，透露了三桂的近况：“陷北诸臣吴三桂、祖大寿等，咸杜门结舌，不敢见南人。”^[488]更不敢受福王朱由崧封赐，重要的是，必获得多尔衮的信任。

在陈洪范使团离南京之前，南明已派遣光录寺卿兼理饷务的沈廷扬^[489]从海上押运米十万石、犒师银五万两，前往慰问和犒赏吴三桂将士。吴三桂不敢要，婉言谢绝，一粒米不收，一文钱也不要。^[490]结果，沈廷扬只好携银米原封不动地从原路退回。

十月十二日，陈洪范使团从正阳门进入北京城。过了三天，清内秘书院与户部官员到使团驻地收取南明所酬谢的礼物。陈洪范等说：“银币是送给你们的，即刻收去。先将银鞘十万、金一千两、蟒缎二千六百匹付给，其余陆续运到。”^[491]

吴三桂对南明使臣谁也不见，不拜福王诏书，陈洪范携带赏给吴三桂的白银一万两、缎二千匹，无法当面交付给他，便与另两位使臣私下商议：既然吴三桂不肯出面，赏银等物也就不必给他了。这些来收礼物的清朝满族官员，一看还有剩余银缎，也不管谁的，争抢上前攘夺。陈洪范只好说：“这银一万两，缎二千匹，是赏给吴三桂的。既到此，你们就收去，转给他吧！”他们一听，都乐得抚掌，扛起来就走。^[492]这笔财物，三桂不敢要，大概是被他们私分掉，或上缴充公。

陈洪范等至京五六天，吴三桂奉命同英亲王阿济格出征陕西去了。

南明苦心笼络吴三桂的目的落空了。它想同清朝议和，划界为守，也没有达到目的。多尔衮拒不出见，只派内院大学士刚林及其属下官员出面交涉，断然拒绝南明的议和要求。使臣提出致祭崇祯、重新埋葬的要求，也被拒绝。十月二十六日，刚林向使臣下逐客令：“你们明早即行！我已遣兵将，押送至济宁。”同时还宣布：“你们回去通告，我们即将发兵南下！”次日，使臣怀着沮丧的心情离开北京南返。十一月四日，行至沧州，忽见一清将率四五十名骑兵追来，将左懋第、马绍愉等人扣留，携回北京，只许陈洪范一人回江南。^[493]原来，使臣三人刚离北京时，陈洪范给多尔衮写了一封密信，表示愿降清朝，要求把左、马二人扣留，他一人回南京后，可招徕刘泽清诸将，把江南献给清朝。多尔衮大喜，特派学士詹霸等人追赶，至沧州才追上，向陈洪范密传多尔衮的指令：“勉其加意筹画，成功之日，以世爵酬之”。多尔衮按陈洪范的主意，把左、马扣留下来。^[494]后来，左懋第不屈服于清朝的威逼引诱，慷慨就义。马绍愉率所从将士剃头投降。陈洪范南返后，于次年六月病死。^[495]

南明出使失败，对清朝的幻想破灭了，同时，也完全了解到吴三桂降清，再无意于明朝的真实情况，对他所寄存的希望，亦被严酷的事实击得粉碎。就在驱逐南明使臣出京时，多尔衮遣大军南下，进征南明，整个形势又为之一巨变！

十六、追剿山陕

多尔衮入据北京不久，即决策迁都。顺治元年（1644）九月十九日，福临世祖皇帝正式迁入北京。在多尔衮为首的满汉百官的请求下，于十月初一日，告祭天地，即皇帝位。清迁都与顺治即位之举，开辟了清史的新纪元。^[496]

十月十三日，顺治封赏满汉诸王，开盛宴庆贺。吴三桂以功勋特大，位列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等异姓诸王之首，封赏优厚，为孔、耿、尚所不及。特赐平西王册印、白金万两、鞍马一匹、不带鞍之马两匹。其册文曰：

朕闻有一代应运之君，必有一代翊运之臣，结以腹心，共襄大业。是以尊贤用能，崇功尚德，乃国家之大典。乘机构会，达变通权，乃明哲之芳踪。朕登大宝，特仿古制，视诸臣功德差等授以册印，俾荣及前人，福流后嗣。

咨尔平西伯吴三桂，洞识天时，当叔父摄政王（多尔衮）统兵西征之际，尔即擒流贼说士，遣官归命军前。迨王师式临，开关迎入，又随叔父摄政王破贼兵二十万，底定中原。大功茂著，宜膺延世之赏，永坚带砺之盟。特授以册印，封为平西王，尔其益励忠勤，屏藩王室。钦哉无斁！^[497]

山海关战役一结束，多尔衮履行诺言，口头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到这时，由顺治钦命，授以册印，才算正式封王。

此时，清朝已在京畿站稳了脚跟，但面临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它在山海关的一场决战决胜，为它统一全国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可是，李自成并没有被彻底击败，他退入山西，还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张献忠已夺占了四川，眼前尚构不成威胁，从长远来说，也是清的一个劲敌。清已拒绝了南明的议和，正如史可法指出的：“今日之计，和不成，惟有战。”^[498]这已成为不可避免。论地盘、物力与军力，南明都不容忽视。与李自成农民军和南明进行较量、争夺，乃是多尔衮所考虑的战略目标。他没有陶醉于山海关决战的胜利声中，也不以轻易取得北京而心满意足。他曾派人向随军进京的朝鲜凤林大君传达他的志向：“既得中原，势将混一，自此事无可疑。”他要得到的是整个中国！^[499]

早在六月下旬，顺天巡抚柳寅东曾建议西征李自成农民军。他说：“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指李自成）。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延绥、宁夏、甘肃），举大兵以收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须先计扼蜀（四川）、汉（中）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多尔衮“是其言”，赞赏他的见解。^[500]八月初一日，招抚山西、应袭恭顺侯吴惟华又“陈征西五策”，把柳寅东的意见进一步具体化。主要有：第一，发“重兵出关，全力驱剿”，山西“指日可平”。第二，应派吴三桂、洪承畴率兵出征。吴“与贼有不共戴天之仇”，洪“素为三秦将吏所服”。朝廷专命二臣，统旅西征，则三秦军民，畏威怀德，扑灭贼焰，可计时而待。第三，在战略战术上，应兵分两路渡河，一路趋蒲、津（蒲州、河津，均在山西），与农民军相持；一路从保德（山西保德），即由延安、澄城、郃阳（均在陕西，今仍名）等处，直捣腹心。当农民军内溃时，清兵可飞渡蒲、津，长驱大进。第四，当两路军渡黄河时，同时发精兵数万，并调长城口北卜套各属蒙古兵，先期由边外渡河套，自延、宁接界入口，从长安（即西安）西路截击，会兵关中，则“三秦”望风震动，并可断农民军西奔之路。^[501]多尔衮对此表示赞成。

他们的建议，为多尔衮征剿农民军提供了重要参考。不久，他决策西征的战略大体是在他们的建议基础之上制定的。就在吴惟华建议时，多尔衮已于上月末派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从山东移师，会同固山额真叶臣部出征山西。^[502]李自成在山西，没有组织抵抗，很快放弃了山西，使清军一到，即奏克捷。截至八月，清已领有河北、山东、山西等省及河南部分地盘。

多尔衮及时把握形势，牢牢掌握主动权，他不想给农民军和南明以喘息的时间，迅速作出新的决策：分兵两路，南北出击，对李自成农民军与南明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击。

十月十九日，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发布命令，任命和硕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领将士出征陕西，追剿李自成农民军。目标直指李自成建都的西安。命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率所部从征。^[503]多尔衮让吴三桂参加此次军事行动，正是吴惟华所建议的，利用他与李自成的杀亲灭族的不共戴天之仇，会更加用力征剿。

同时，多尔衮决定二十五日出兵江南，命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随征。

但是，多铎等还没有出发，河南巡抚罗绣锦发来告急军情：李自成的骑兵一万、步兵二万余人正向怀庆、卫辉两城发动进攻。并已攻下济源、孟县等地，离怀庆三十里扎营。怀庆总兵官金玉和出战，在柏香镇以西被农民军击毙。^[504]从后来抚恤战死将士名单看，知道此役阵亡各级将官二十二名，兵丁一千七百五十五名，可见此役清军遭受到重大损失。^[505]形势非常危急。据报，农民军此次行动，不仅要夺取怀庆城，而且要占据黄河渡口，万一与黄河南农民军连成一片，“势所难图”。怀庆守将已把兵撤回城内坚守，吁请朝廷“亟敕兵部，速催大兵星夜兼程前来”^[506]！河南出现这一意外情况，使多尔衮感到事态严重，如不彻底击败农民军，就无法顺利进军江南。于是，他改变进征江南的计划，迅速通知已出征的阿济格、吴三桂，并令多铎所部停止南下，先救怀庆，转攻陕西，取潼关，两军夹击，会师西安，“务期合力进剿”，将农民军彻底打垮。^[507]

原来，农民军以相当的规模进攻河南怀庆地区，是李自成组织的一次反攻尝试。从时间上说，李自成此举为时稍晚。还在他撤到山西时，河南、山东原明降官和地方士绅纷纷举兵反正，截杀农民军。李岩曾主动请兵两万赴河南，重新组织力量，镇压原明降官和地方士绅的叛乱。河南是李岩的家乡，他在这里颇有影响，如果他真能成行，很有可能稳定那里的局势。这在当时未尝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建议。李自成不但没予理睬，反而对他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他听信了牛金星的谗言，竟设谋在布下伏兵的宴会上把李岩给杀了。^[508]李岩一死，刘宗敏、宋献策等人愤愤不平，引起起义军内部文武不和，士气更加低落。李自成退到山西，未作停留，也没有进行必要的防御，就匆匆奔陕西，返回到西安驻扎下来。

李自成自山海关败退，直至固关为止，虽然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其实力还相当雄厚，占地广阔，管辖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湖北、河南部分地区，还有数十万军队。凭借这些实力，是可以同清军抗衡下去的。李自成回西安后，重新进行军事部署，准备反攻。现今保存的少量档案，留下了这方面的记载。据清大同总兵姜玉瓖获得大顺永昌元年七月初七日发出的行牌“晓谕事”，内称：“今报长安（西安）二府田（即田见秀）、绥德、汉中高（一功）、赵（光远）从西河驿过（黄）河，统领夷汉番回马步兵丁三十万；权将军刘（宗敏）统兵十万过河，从平阳（今山西平阳）北上。”又报“皇上（指李自成）统领大兵三百五十万，七月十二日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来。先恢复剿宁武（今山西宁武）、代州（今山西代县）、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关），剿除辽左（即辽东、今辽宁省境），至叛逆官兵尽行平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清将从这个行牌所载内容，已看出李自成“妄图复逞”。

上述这份档案，的确反映了李自成已做了反攻的部署。为先声夺人，在兵力数字上尽量夸大。清朝也认为是“虚声恐喝”，却不敢掉以轻心，疾呼：“严加防守，力为进剿，固不可一日缓也。”^[509]

李自成虽然做了新的部署，并没有实现。在失去了山西后，他仅在怀庆地区展开了局部反攻。一度得势，但当多铎率大军抵怀庆后，农民军不足抵御，就撤退了。多铎率清军从孟津（今河南孟津）渡黄河，经陕州（今河南陕州），直驱潼关二十里外驻扎。

当李自成得知清军南北两路夹击的消息时，已感到自己腹背受敌，陷入被动局面。原先的部署被打乱，他便与刘宗敏率部出西安，北行至洛川县，稍事停留，他在对清军的两路进攻作出估计。这时，吴三桂与阿济格军进展缓慢，短时间还不能来此，而潼关方面的形势却异常危急，这才决定赶往潼关增援。

潼关战斗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打响，刘宗敏首战失利，延至次年即顺治二年（1645）正月，李自成几次进战，都被多铎部击败。这时，李自成得到北路清军已向西安推进的消息，被迫撤回主力，回师西安。守潼关的农民军将领马世耀被迫投降。清军于正月十三日，一举占领了潼关。^[510]这次战役是一次战略性的决战，经过十余天的激战，农民军再次遭到了失败。潼关一失守，西安失去屏障，已岌岌可危。

多铎率部于十六日离潼关，仅两天，便于十八日抵达西安。而李自成自料西安不能守，已于十三日焚宫室撤出西安，出蓝田口，奔商州而去。西安遂为清军占领。^[511]当多铎占领西安时，还没见吴三桂、阿济格部一个人影呢！连多铎也不知他们已到了什么地方。吴三桂同阿济格、尚可喜军的战略目标是，出大同，渡黄河，会同蒙古兵，取陕北的榆林、延安，击陕西农民军之背。在途经宣府、大同时，把这两城镇的降兵尽数随征，“搜刮无遗”，兵力已达八万^[512]。但是，他贻误了进军时间。本来，他先奉命出征，却落在了后出征的多铎后边。因为他擅自出边，“至土默特、鄂尔多斯地方，枉道索取驼马，复转入边，以致逗留”。在多铎先取西安时，阿济格与吴三桂部“未知尚在何处”。为此他受到多尔衮的严厉斥责。^[513]阿济格略定宣府（宣化）和大同，招降唐通后，本应传令边外蒙古兵前来会师，他率所部则挥师南下，迅速渡黄河，当不误进军时间。可他擅自出边，进入内蒙古的土默特、鄂尔多斯游牧地，随意索取当地驼马，然后转而入边，这一往一返，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

迟至年底，他才率师由山西保德州（今保德）结筏渡黄河，进入陕北地区，大顺军正迅速瓦解。新任命的保德州总兵官、降将唐通招抚了河堡营、唐家会下营、黄甫川、清水营、木瓜园、孤山镇、永兴、神木、大柏油堡、柏油堡、葭州（佳县）等处农民军余部，皆归服清朝；^[514]新任命的榆林总兵官、降将王大业，差人招抚了自响水至宁塞等十一营堡，“俱倾心迎降”。惟有榆林守将高一功，是李自成的心腹大将，“坚拒相抗”，拒不投降。^[515]榆林是陕西重镇，李自成令高一功镇守，企图阻止清军南下。这时，阿济格、吴三桂一时攻不下，眼看又误行期。“因西安事大”，他不敢滞留。十二月三十日，委派随同出征的大同总兵姜瓖为总督，率领唐通、王大业等降将继续围攻榆林，他自统大军南下。

唐通等自绥德赴榆林附近的双山堡，给高一功写了一封信，向他约战。顺治二年（1645）正月十二日，派人送去。十四日，高一功被迫撤出榆林。当天晚上十时左右，唐通率部直抵城下，天亮时，进入榆林城。十六日，姜瓖、王大业也来到这里，安抚百姓。数日间，返回城的男女不下一两万人^[516]。安抚妥当，唐通奉命赴西安。

阿济格、吴三桂离米脂，南下绥德，直趋延安。李自成侄儿李锦率部坚决抵御，与清军相持不下。正在这时，高一功率部撤至延安，同李锦汇合，坚守延安。清军采取分道进逼，农民军无法支撑。坚守了二十天后，被迫突围而走。延安为清军占领。由于在榆林、延安受阻，也是阿济格延缓进军的一个客观原因。

多尔衮斥责阿济格“逗留”缓进，对吴三桂却无损伤。因为阿济格是主帅，掌握一切战守之权。多尔衮也明白，他任命自己的长兄为帅，那些随征的汉官将自然听命于主帅。所以，朝廷只能批评阿济格，而不能涉及吴三桂等人。

尽管阿济格所部误了进军时间，毕竟给西安的农民军造成了腹背之患，由于该路的清军日益临近，李自成感受到了两路夹击的沉重压力，在西安已无法立足，他被迫决定撤离西安。这就给多铎部迅速占领西安创造了条件。

到二月间，多尔衮才接到阿济格发来的战报，据称：自入边，“八战皆捷”，攻下陕西州县四城、投降的三十八城，共获白银千两，马三千二百九十匹、四百六十余只骆驼。^[517]

攻下西安后，清朝统治集团欢呼“大业已成”，即令多铎迅速整装，照原定计划，向江南进军，对南明弘光政权展开总攻击。征剿农民军残部的任务交由阿济格完成，指令他“务期剿除，以赎从前逗留之咎”^[518]。

阿济格自知已犯军律，奉诏后，不敢怠慢，会同吴三桂等，尾随李自成，紧紧追赶。三月追入河南，李自成拔营南下，奔向湖北，抵襄阳，进驻武昌。^[519]此城本为新封不久的明将宁南侯左良玉的藩地，李自成来攻取时，他恰好率领本部人马离城，顺江东下，赴南京“清君侧”，讨伐福王的心腹大臣马士英。这场乱子是由辨识真伪太子引起来的。当自成入北京时，确实把太子俘获，后带往山海关，及至被吴、清联军击败后，太子的下落就无人知道了。一年后，这位大明的最后一个太子突然出现在浙江金华，很快被弘光政权得知，护送至南京。经明朝老臣和太监辨识，有说是真太子，有说是假冒。福王惟恐是真太子，害怕夺了他的皇位，也支持假冒的说法。而持“真太子”说的大臣就不敢再坚持了。福王下令严刑拷问，必使这个青年人承认假冒，以便斩草除根。消息很快传到各镇将耳中，议论纷纷。宁南侯左良玉确信此人系真太子，上疏请求“保全太子，以安臣民之心”^[520]。福王批答，予以驳斥。左良玉不服，心中不平，而马士英又裁他的兵饷，进而激怒了他。他的部属都气愤不过，极力鼓动左良玉兴师问罪。于是，左良玉发布讨马士英的檄文，并率本部人马赴南京“清君侧”。武昌成了一座空城，自成毫不费事地进占了全城，改称“瑞符县”，驻留长达五十余天。

阿济格、吴三桂等随后尾追到武昌，把城包围起来。自成命刘宗敏、田见秀指挥五千步骑兵出战，结果又被清军击败了！在强大的清军的进逼之下，大顺军无心作战，大量逃亡，不少人投降了清朝。自成眼看武昌守不住，被迫弃城，继续向东撤退。四月初，清军与吴三桂部分水陆两路尾追至兴国州（今湖北阳新县）附近的富池口，与大顺军遭遇，乘其不备，再次给予重创。大顺军沿江奔向江西九江。同月下旬，进至距九江四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清军随后追到，双方展开大战。清军攻破大顺军老营，李自成部众被彻底击垮，全军覆灭，他的大批将领或被歼或被俘，还有的投降了清军。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吴三桂把自西安至九江追剿农民军的情况作了如下奏报：

流贼李自成亲率西安府马步贼兵十三万，并湖广襄阳、承天（湖北钟祥）、荆州、德安（安陆）四府所属各州县原设守御贼兵七万，共计二十万，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我兵亦分水陆两路蹑其后，追及于邓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今湖北阳新县富水附近）、桑家口、九江等七处，降者抚之，拒者诛之，穷追至贼老营，大败贼兵八次，兵尽力穷，窜于九公山。

阿济格在这份奏报中，具体地开列了在九江一战中所获得的战果：“俘自成两叔伪赵侯、伪襄南侯并自成妻妾两口；获金印一颗，又获伪汝侯刘宗闵（敏）并一妻两媳、自成养子伪义侯姜耐、伪齐侯顾英妻、伪总兵（原明降将）左光先并一妻三子，及术士伪军师宋矮子（即宋献策）。”清军追剿李自成总计，“凡十有三战，获驼三十一、马嬴六千四百五十、船三千一百八艘；又有故明宁南侯左良玉子（左）梦庚。总督袁继咸、守道李犹龙、巡按黄澍率总兵十二员、马步兵十万并家口，泊舟于九江之东流县界扬子江中，俱投降，共带大小船艘四万。合计河南属城十二、湖广属城三十九、江西属城六、南京属城六，共六十三城，已尽设官抚定矣。”^[521]

阿济格、吴三桂率部自陕西而南，转而沿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剿抚并用，拓地开疆，全歼李自成主力，收降南明左光先之子左梦庚及其大批将士达十万余众，缴获数以万计的军需和其他大量物资，取得了重大战果。特别是歼灭了李自成主力和俘获刘宗敏、宋献策等重要人物，是对农民军的致命打击，因而从根本上解除了清政权的一个心腹之患，也解了三桂的心头大恨。他为父报仇，向阿济格提出，把刘宗敏交给他，欲施千刀万剐，来祭祀其父的亡灵。阿济格不敢迁就这一要求，说：“国法规定，不得任意行刑。”他按照刑法规定，把自成的两位叔父和刘宗敏“斩于军前”^[522]。其他重要人物如何处理，阿济格、吴三桂的奏报中没有涉及。据信宋献策和左光先等都投降了清朝。^[523]丞相牛金星父子也已逃跑，投了清军，其子牛佺（或铨）后被委任为黄州知府，又升任湖广粮储道，牛金星得到清政府的保护，安度晚年至死。^[524]

关于李自成的下落和最后结局，阿济格、吴三桂作了这样的报告：

在江西九江击败大顺军后，其余众“窜入九公（宫）山，随（遂）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方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525]

阿济格、吴三桂的报告是不准确的。他们从降卒的传闻中得知自成自缢而死，当找出认识自成的人去辨认其尸时，因尸体已经腐烂，无法辨识，便又不敢肯定自成或死或逃，所以才表示再作进一步察访。

其时，李自成确系已死。究竟死于何处、何时、因何而死，史书记载最为分歧，今人对此亦论断不一。以死地而言，有通城、通山、辰州、新昌等说法；以死的时间而言，有顺治二年（1645）四月、五月、六月、九月^[526]等说法，有的甚至定为顺治三年（1646），乃至康熙年间。除此，还有未死之说，认定李自成出家当了和尚，则有五台山、武当山、湖南石门夹山寺、野寺（湘黔交界的清水江之畔）诸寺庙为僧的种种奇说轶闻。所有这些说法，都不符合事实。考史书各说及今人的深入考证，可以确认李自成战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

李自成之死的经过是这样的：

李自成在兴国州（今湖北阳新县）附近的富池口被清军击溃后，他自率约三万人的部队向西南方转移，中途将此部队交由“他贼统之”，奔向江西。而他自己只率十八骑（有写二十骑，有写二十八骑等），直插通山县，计划翻越九宫山到江西，与大部队汇合。九江大战，大顺军溃败，刘宗敏等重要骨干被俘，显然战斗时，李自成没有在场。因为他与少数亲随自走一条路，目的也是为了迷惑清军对他的追击，因此暂时躲过了九江之战的劫难。可是，当他来到通山县九宫山下，路经李家铺河滩时，厄运突然而迅速地降临在他的面前！

自成在李家铺饮马时，不曾料到清军突至，慌忙迎战，边战边逃。他的随从瞬息间败亡已尽，他只剩下孤身一人，单骑逃脱，他沿着九宫山迤西一线羊肠山路向江西宁州方向逃去。他慌不择路，经小源口，误入葫芦造。从九宫山口的李家铺到小源口，约三十五里，再前行七八里，便是长约两里许、两边山势峭壁、中有一线之通的葫芦造。自成从这条无人迹的沟中走出，面前有一岭，叫牛迹岭。他必须翻过此岭。正赶上大雨滂沱，他只好下马，用手牵着，步履艰难地一步步登岭。他从岭上下来，已疲惫不堪，还要翻越小月山。山下就是山里朱寨，是程姓的聚居地。自成突然出现在山里朱寨墙外，惊动了山下程姓族人。就在这时，源口寨乡勇头目程九百领着一群乡勇，翻过小月山，前来追击李自成。因为到处是崎岖的山路，无法骑马，程九百就与李自成以手搏斗，两人厮打在一起，滚到泥潭之中。自成已占上风，坐到了程九百的臀下，想抽出腰刀杀死他。刀原有血渍，鞘又灌进了泥水，抽不出来。程九百拼命呼救，他的一个外甥姓金，适巧赶来，便举起铲，照定自成头部，狠狠一击，自成当即遇难身死。这正是顺治二年（1645）五月二日。^[527]

一代英雄，农民战争的杰出领袖李自成，就在阿济格、吴三桂的穷追之下，终于牺牲了生命！尽管吴三桂没有直接杀害李自成，但他对李自成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吴三桂自顺治元年（1644）十月下旬出征，到下令班师之日即二年六月，已达八个月。以八个月的时间，剿除李自成农民军二十余万，并导致李自成之死。他奉献给清朝的功绩是非常之大的。而且他们行军路途最长，也最艰苦，除了前段延缓进军速度，其后可谓进展神速，不容农民军喘息和休整，直至把他们彻底打垮而后快！消息传到北京，举朝兴高采烈。多尔衮在给阿济格、吴三桂及众将的贺信中，给予高度赞扬，其中说：“念王及行间将士驱驰跋涉，悬崖峻岭，深江大河，万有余里，可谓劳苦而功高矣！”这大概不是客套话，倒是反映了此次出征的实况。鉴于李自成主力被打垮，多尔衮准许阿济格、吴三桂率部从九江班师，得胜还朝。^[528]

八月四日，吴三桂自战场返回北京。照理阿济格获此大胜，需举行隆重仪式迎接。但他屡次违犯军令，多尔衮取消一切仪式，派人通知他们，“至午门会集，俱各归家”^[529]。真是冷冷清清，无一点欢迎的气氛。这与此后不久多铎班师回京，顺治亲出迎南苑、设旗奏乐、隆重欢迎成了鲜明的对比。^[530]十日这天，吴三桂同阿济格及其他出征将领进宫朝见顺治皇帝，特于午门内赐宴。然后，赏给吴三桂、尚可喜绣朝衣各一袭，马各两匹，以下将领包括蒙古各部随征的将领，都赏赐了数量不等的金银衣物。^[531]特别是对吴三桂，更是另眼看待，进封为亲王！这是吴三桂所想不到的。与吴三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这路军的主帅阿济格，不但没有受到赏赐，反而受到申斥，被议罪，削去王爵，降为郡王，剥夺王爵所属仆众，“量给人役”，还罚银五千两。^[532]因为他擅自出边，夺取驼马，误了行军时间。还有个别生活小事，也被揭出，都作为他的错误而加重了处罚。多尔衮处罚了阿济格，却对吴三桂、尚可喜不予追究，仍给予赏赐，跟随多铎出征江南的孔有德、耿仲明与之相比，却又少得多。^[533]没处罚他们，多少还赏赐一点，这已经很宽大，甚至很优厚了。从这件事，可看出多尔衮等对汉官的尊重，对他们实行了一种特殊的政策。

阿济格出征万里，所至克捷，主要是靠了吴三桂、尚可喜的汉军力量。官方虽没有披露这方面的材料，可以想像到，吴三桂及其部队实力相当雄厚，很有战斗力。而他跟李自成有杀父之仇，更促使他以加倍的力量来打击农民军。

征剿山陕，穷追农民军，置李自成、刘宗敏于死地，是继山海关大战之后，吴三桂为清朝建树的又一功勋。

十七、还镇锦州

当吴三桂于顺治二年（1645）八月初还朝时，多铎却早在两个多月前，从江南传来捷报：南明弘光政权已被消灭，福王朱由崧被俘，各级将官二百余员、马步兵二十三万八千三百人归降。^[534]在短短的七个多月的时间，清军南北出击，以破竹之势，基本上消灭了农民军。灭亡南明政权，李自成被戮，福王朱由崧束手就擒。其他战线，进展无不神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交战，只是扫荡其残余势力。以多尔衮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天下形势，已成一统之局，战事随之减少，无须动员更多的军队投入战场。再说出征的大军已很疲劳，很需要休整。在这种情况下，把吴三桂等异姓王和他们的大批部众留在北京城内，已有诸多不便。于是，计虑周全的多尔衮决定把他们都打发回关外，各到原先驻防处屯戍。八月，命三桂还镇锦州。到十月，又命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两人带部众回盛京（沈阳）；尚可喜回故乡海州（今辽宁海城市），指示他们“各厉兵秣马，以俟调遣”^[535]。

事先，多尔衮对他们的驻防和生活都做了安排。吴三桂所部人员较多，特拨出锦州、义州（今辽宁义县）、宁远（今辽宁兴城）、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四城“安插’。但朝廷又作了小的更动：拟以义州土地作为牧马场所，而锦州、宁远、中后三处照拨外，又增拨中右所、前屯卫、中前所（均在辽宁绥中县境）三处。这就是说，除了北部的义州，自锦州以西，直至山海关前，辽西走廊四百里的大片土地，连同城镇在内，都拨给了吴三桂，作为他安排部众之地。又规定，按丁给地，每丁可得地五垧，^[536]以维持生活。

吴三桂部属有多少？他这次出征回来，曾向朝廷报告了他的“子弟”兵所属“旗下随征外出披甲兵丁并束喇”共一千四百六十一名，其中死于战场八名，行军途中因病而死的一百二十五名，剩下实有兵丁为一千三百二十八名。^[537]他这次西征回京后，就上奏皇帝，为他的部将请功，其中提到他所属的“额设大小将目及地方文武官生原不下千有余人”^[538]，仅是各级将吏有如此之多，可以想见他的部众会远远超出千人之数。吴三桂部属中还有大批蒙古人，又据他自报：所属蒙古壮丁男女共二千五百零八名^[539]，加上前叙汉人壮丁一千三百余人，可达四千人左右，而实际人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在吴三桂出征返京前，即二月间，朝廷已作出三桂部众“仍归故土”的决定，特发给米粮一万石，作为搬迁的生活之需。未参加出征的，三桂标下副总兵官张国忠、佟师圣、李应科，参将朱采、孙文焕等向朝廷提出报告，恳请再多发放粮米，以度艰难。他们在报告中写道：辽东“军民屡经搬移，蓄积裹罄竭无遗，人皆鹑衣鹄面，地当初复，房屋又属灰烬，且粮米有限，人民众多，啼饥号寒，不忍闻见”。据他们说，这次搬迁回故土的辽东军民共十万之多。^[540]这些辽民主要是随吴三桂撤出宁远时入关的百姓，也包括兵士在内。他们基本上也都是三桂将吏士兵的家属。现在，十万之众返回故乡，也不是一件易事。首先安置住所，在他们从事耕种前，还需国家供应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朝廷拨给一万石，“计口授食”，十万人均分，每人才得一斗，不过“苟延岁月”。眼下正值春播季节，没有种粮，“无力耕播”，如不另发给牛具、籽种，及时播种，后果不堪设想。^[541]

从副总兵官张国忠等人的奏报，知道还有一批将官没有随三桂出征陕西，而已出征和未出征的将士家属都留在进关后安置的地方。朝廷要他们都返回关外，三桂感到地土不足，就向朝廷提交一份奏疏，写道：“查各所房屋灰烬，地土脊洼”，要求再增加土地，有的还须调换^[542]。

吴三桂的话，反映了辽民搬迁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清入关前，从今辽宁北镇、义县，经锦州、兴城至山海关，称为辽西地区，是明清反复争夺的战场，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房屋废弃、毁坏。个别城镇如中后所、前屯卫，从被清攻击至陷落的过程中，毁坏的程度更为严重。但一些城市并没有受到多大损伤。如锦州、宁远等，几乎完整无损。留于沈阳当人质的朝鲜国王世子李随同清军入关，途经锦州，进城休息，看到“城内闾阎栉比”，依然如故，只是经兵燹之后，“居民鲜少”。他特别提到已降清的原明辽东总兵官祖大寿与祖大乐兄弟的旧居，“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壁炫耀，甃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而大寿之家则尤为侈奢”^[543]。祖大寿率锦州兵民投降时，城内并没有被损坏。至于宁远，明兵长期坚守，直至吴三桂应诏勤王时才搬出，烧了积储，其他均完好。清兵占了空城，关外已无明一兵一卒，没有必要进行毁坏。所以，吴三桂说各城都成“灰烬”，确有不实之处。他说，拨给他和所属部众的土地，不是贫瘠，就是低洼地，这也不全对。辽西走廊，北侧为山岭、丘陵，地稍瘠，南面沿海一侧，地势平坦，适于农耕。在未被清占领前，这一狭长地带居住兵民不下数十万，当地农民和戍城士兵都要种田，尚可维持生计。而经战后，清兵进关，这里人口急剧减少，凡属城镇几乎都空空荡荡，一个城也见不到几个人！因而留下大量无主荒田。即使按每人五垧地分配，三桂所属的将官与士兵分散各城，土地是够分的。三桂说给他的地都是“瘠洼”，也不尽合实际情况。经兵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整，多尔衮批准：山海关外土地，以一半给予吴三桂，一半仍留当地百姓为业。其中原驻此地官兵家口仍留居本地，以便耕种。^[544]

也许吴三桂以为，此去关外安置，将永镇锦州，为长远计，就拼命多要地，要好地，把辽西走廊尽数归于他的部属。对吴三桂的要求，朝廷还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了最大的满足。

吴三桂在请求多拨地的同时，还向朝廷要求为他的部将晋级，准予世袭，“乞加恩典，用劝将来”^[545]。顺治二年（1645）八月《清世祖实录》已载吴三桂提出此项请求，都没有具体写明叙升官职人员名单，但《明清史料》甲编已收入吴三桂为部将请世职的两份档案。一份是标明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收到了吴三桂的奏报，末尾署顺治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当为吴三桂起草奏疏的日期；另一份是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收到，奏报末尾仅署年月，而未署具体日期，从朝廷收到两份奏报的日期前后仅差四天，可知吴三桂在发出第一份奏报后，紧接着又起草了第二份奏报，在内容上，可视为对前者的补充。

三桂在追击农民军至固关返回北京后，已为他的部将请过功；而这次自九江班师，命其还镇锦州时，又一次请功邀赏。如果说，前两次都已满足他的要求，那么，这十一月份的再申请，可谓得寸进尺之求：请求在已授职的基础上，再加升，破格擢用。换言之，他嫌部将官职不高，有的官职已高，还嫌没得世袭的特权，个别还有遗漏而没有授职。请看他十一月初六日的奏疏。

他写道，应“计功授赏”，凡立功将士都应实实在在得到“各有应得之恩典”。他的部下，大小将吏官生不下千余人，都与他同心协力，共谋战守，勤劳备至。他们大多虽已得封赏，但还不够，如副将朱运亨、任得功、刘麟图、沈朝华、夏登仕、王天宠、冷允登与参将李显功八人，应给予“恩加世袭”，以优奖他们“功在开创”。还有没予叙功授赏的，有辽镇廪监生员刘应庚等、副将等官娄继忠、柳国梁、乡官吕鸣章等，按他们“投诚迎驾、共战共守”之功，他虽不敢为他们滥请“延世之赏”，但“优加职衔”，似不为过。^[546]

吴三桂为他的武职人员已专折呈请，兵部正在讨论中。他在第二份奏折中专为他的文职人员再请赏。按他前次请功，朝廷刚刚对他的文职人员做了任命。如监纪同知童达行命为江西南康府知府，同知陈全国补为延安府同知，而参谋许荣昌、钱法裕仅题授为州同职衔，尚未实授，还等待空缺呢！三桂的奏折，中心意思是说，已给他们提拔的职务与其功劳不相当，换言之，他们功劳大，给的职务却太低。为此他代他们请命。他首先提出童达行，对他大加推崇，极力赞扬。他写道：童达行“功居文武诸人之首”，这是山海关和关外上下将士所共知。他概述其功绩，主要有，当时“密切定策，投诚请师，血战关门，追剿庆都”，接着“西剿备尝艰险”。大概也惟有他可与我三桂“同生死，共患难、同事同功，以宣力于我国家者”。童达行立下了特殊功勋，其“才猷沈练，品行端方”，足以胜任朝廷对他的“大任之选”。

在历数童达行的功绩之后，又奏说陈全国、许荣昌、钱法裕三人的功劳。三桂写道：他们前有“协赞多功”，降清“归命独早”；后有“堵剿丕著，勤劳西征更历艰苦”。他要求给予从优提拔，以酬谢他们所立下的功劳。三桂表示，人有功，而不言其功，这是“隐功”，我不敢这样做；与别人同功，而不将别人应得之功归于人，就是“攘功”（意即夺功），我不敢这样做。做臣子的，不把下边实情向圣明的皇帝报告，这是什么行为？这就叫“蔽贤”。隐蔽和压制贤人，我更不敢。他还表示，朝廷实行“庆赏巨典”，对一个人来说，是小事，而关系朝廷甚大。因此，“本藩乃心王室，用是不避斧锧，冒昧再申前请”。他坚持认为，童达行之功，“实实系开国之首功”，而陈全国等“均效投诚战守之劳苦”。最后，他请求吏、兵部对童达行等重新进行审议，该破格即破格，该“升荫”的即“升荫”。^[547]

吴三桂的这份奏折，实际是为童达行等鸣不平，也包含了他个人的不平。因为童达行等一批文武将吏都是其部属，压低他们的升赏，亦有轻视他本人之意。更深一层说，三桂为他们请赏，代鸣不平，表现出他对部属的笼络。如果三桂没有夸大事实的话，以童达行等人的功劳，仅任命为一个小知府以下的官职，似不尽合理。看来，三桂确有充分的把握，才敢于一而再地为他们表功，请加重赏。两份奏疏辞气委婉、竭诚，又不失态度坚决，这使摄政王多尔衮和吏、兵部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意见，陆续调整原先的任命。

就在三桂发出上述奏疏后，过了一个多月，即顺治三年（1646）正月，朝廷颁布新的任命：升江西省南康知府童达行为该省布政使司参政、辽东生员夏寅为长卢都转运使司运使。^[548]五月，升卢部郎中吕鸣章为陕西布政使司参议，分守关西道。^[549]八月，已任命为昌平副将、都督佥事的冷元登，命以原衔充任江西九江总兵官。^[550]任得功由副将升任南阳（河南南阳市）总兵官；^[551]十一月，升山海中协副将沈朝华为署都督佥事，充陕西延绥总兵官。顺治四年（1647）九月，升山海路参将朱运亨为永平副将。^[552]其他被三桂提名的将吏陆续地得到新的提升。

顺治四年（1647）十月初，吴三桂开列了他的部属自总兵官以下、游击以上共一百二十四人的名单（该件送到吏部时间为十月十二日），为他们请世职。^[553]十九日，吏部呈请，顺治批准，公布了三桂所属一百二十三人（缺“和尚”）授予不同的世职。详见下表^[554]：

（续表）

吴三桂为他的部属表功、请求加赏和授世职，不遗余力，几乎全部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利益提出了新要求。三桂以全家三十余口人的生命和鲜血换得了一顶王冠。此刻，他要清朝为他做出的巨大牺牲付出报酬，来补偿他的损失。他的要求是，父吴襄、两位母亲（继母）、弟弟吴三辅被农民军杀害，应从优赐恤。南明给予的优恤，他不敢受，而只能向清朝申请。多尔衮当然知道吴三桂拒绝南明赐封与抚恤的事，吴三桂有此求，他是不能拒绝的，指示吏、兵部“详议具奏”。为了表示自己不忘恩于故主，适值为崇祯修陵之时，他主动捐银一千两，以佐助修陵费用。多尔衮指示“助工银两，照数察收”^[555]。

吴三桂趁战事结束、回镇锦州之际，为自己和部属，反复请恩，多要地，要好地，要官职，要世职、加特权，求优恤，等等，不一而足。凡他所求，朝廷无不慨然应允。他想要的都得到了，但只有一样珍贵的东西，他不敢要。这就是荣誉至极、尊贵无比的“亲王”称号。他征剿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返京、回镇锦州前，顺治以朝廷的名义给他加封亲王的称号。三桂称“亲王”，可与多尔衮兄弟中称亲王的同列，位至人臣的极限，无以复加。大概吴三桂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他没有思想准备，做臣子的谁不想飞黄腾达！“亲王”是个多么光辉灿烂的称号，但这一尊号对于每个人来说，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因为“亲王”爵号，只在皇室的范围内实行，也只有他们中功绩卓著的人才能得此殊荣。三桂以异姓、异族而突然得此称号，他不禁有些惶惑。但他很快就清醒过来，此称号万不能接受。他在辞“亲王”的奏折中写道：“臣倾心剿寇守关，不过臣子职分。荷蒙圣恩，特授王爵，又复蒙恩加称亲王，万难祗承，伏恳允辞‘亲’字，以安愚分。”^[556]短短几句话，已透露出吴三桂因得“亲王”称号的惶恐心情。他明白，以自己后降而得此尊号，难免遭人所忌，使自己处于众矢之的危险地位。朝廷也将疑心自己不安其本分，有贪得权势之野心。他不愿因得“亲王”而招致上下的疑忌，臣尊主疑。以他久处政治漩涡中，是深通此中奥秘的。因此，他明智地辞去，用“万难祗承”，表示自己的坚决态度。顺治命部大臣速议，同意了三桂辞去亲王的请求。这使人强烈感到，多尔衮等人并非真心诚意给他加亲王称号，或许有意测试他对朝廷的忠心、降后的思想动向。直到康熙元年（1662）又一次进封他为“亲王”时，朝廷出于诚意，他亦不拒绝。两相对比，不难看出这次晋封似有测试之意。

吴三桂请地、请赐恤，为部属请赏，这在一般人看来，是无政治企图的表现，不过是追求安乐享受，不会引人注意的。而在至关重要的加封亲王这个问题上，他采取了激流勇退的态度，看出他在政治上颇富有理智，因而赢得了朝廷的进一步信任。

山海关外，辽河两岸，昔日曾是明清常年争夺和较量的战场，而清入关时，它的军队、家属及其子弟皆“从龙”进关，留下一座座空城、废堡，令人触目悲凉。随着战争的进程，战场已远远地移向长江以南和西南、东南沿海地区，早年烽火连天的辽东已成为不知兵的大后方了。吴三桂携家眷与部属又回到离别才两年多的家乡，好像进入一个无人区。当年曾是为明驻守这里的一名总兵官，如今以平西王的高贵身份返回，人事变化之大，谁能料及！忆及往事，虽不免慷慨，甚至有点感伤，毕竟从多年的奔波中得到了安宁，既无往日长途跋涉之苦，也无战场上的拼死活的千钧一发之险。试想三桂此刻的心情，他会从这暂歇中感到慰藉吧！

吴三桂和他的部属已经不打仗了，周围也无敌人威胁，他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除了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就是料理农事。生活倒也安闲。朝廷并没有忘记他们，就在三桂返回锦州的第二年，即顺治三年（1646）七月，他奉诏进京觐见皇帝。他带了一批将官陪同前往，亲睹“天颜”，皇上也要让他们感到皇恩浩荡。二十二日，以顺治的名义在武英殿设宴，三桂和他的总兵官一员、副将十一员、参将、游击三十二员应邀赴宴。^[557]二十六日，又在武英殿单独赐三桂宴，恰好孔有德、尚可喜两王与续顺公沈志祥奉诏来京，与他一并受宴。宴后，赐给每人蟒衣一袭、帽一顶、靴袜一双、鞍马一匹。为酬劳三桂这次“迁移劳众”，格外加赏十匹马、白银二万两。^[558]朝廷频频向吴三桂加赏，极示特殊恩宠之意，往往在孔有德“三顺王”之上。

不仅如此，朝廷还通过礼仪来提高吴三桂的权威。顺治四年（1647）五月末，礼部专为三桂应否乘轿请旨。顺治帝指示：平西王以及“三顺王”允许在其驻镇地方乘轿，至北京时，“令乘马行走”^[559]。六月初，礼部又为三桂的仪仗请旨，顺治批复：平西王仪仗可依“三顺王”的规定制造：贴金红罗伞一柄、卧瓜一对、骨朵一对、吾仗一对、坐纛一杆、小旗八杆。^[560]顺治五年（1648）四月，当三桂将出镇汉中时，更定他的仪仗：销金红罗伞二柄、绣红罗团扇二柄、立爪一对、卧瓜一对、骨朵一对、吾仗一对、条纛一杆、大纛一杆、小旗八面、马四匹。^[561]经此更定，其仪仗之盛，又远出“三顺王”之上，与皇室王爵同等，这又使三桂的地位上升一步。所谓仪重则威，三桂有了这套仪仗，顿时八面威风，显示出高贵的身价与令人敬畏的地位。三桂从受封平西王，到规定和更立仪仗、礼仪，真正具备了一位王爷的一切象征。他这时不过三十五岁！

吴三桂受到的恩宠，连他的部属也大受其益，不仅有功必得高升，甚至犯有过失，也可轻易获得赦免。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是在顺治二年（1645）底，兵部处分随阿济格出征陕西犯有过失的将官。其中有一员护军统领，名叫巴克勇，是三桂部将，他犯有“随众私逃”罪。兵部议定予以革职。清朝法令颇严，这个处分已经照顾了三桂的面子，还是很轻的。但以顺治名义（实际是多尔衮）发下的旨意，否决兵部意见，予以“免罪”，不给任何处分，也不做什么说明。当然，谁都明白这是朝廷对吴三桂的格外优待，不再提任何异议。顺治四年（1647）时，这位曾犯有严重过失的副将被授予三等梅勒章京的较高世职！^[562]吴三桂所得到的恩宠，还仅仅开始，对他来说，更光辉的前程还在频频向他招手呢！

吴三桂在锦州的安闲日子并没有过多久，他又奉命进关，踏上新的征途。命运的安排，使他一去不复返，而在遥远的南疆开辟出新天地！

[1] 时明崇祯十三年，明在关外仅剩八城：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塔山、中前、中后、前屯。

[2] 《明清史料》甲编第七本，第626页。

[3] 吴三桂生年，史书极少记载，惟孙旭撰《平吴录》记为壬子年，为万历四十年（1612）。《清史稿·吴三桂传》只记卒年六十七岁，以此推算，其生年与孙旭所记吻合。又，其出生地不详，姑存此说。

[4] 多数史书记为“长白”，《清史稿·吴三桂传》写作“长伯”。其实白与伯读音近似，写法不同。又，《平吴录》：“吴三桂，字硕甫，一字雄爽。”

[5] 关于三桂的兄弟姐妹人数，各书均无完整记载，已知他弟兄三人，是否还有兄弟，不得而知。至于他的妹妹，各书也极少见载，仅见王永章《甲申日记》记有妹妹两人。

[6] 刘健：《庭闻录》，卷一。

[7] 吴三桂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史书记载不一，歧说纷出。如《清史稿·吴三桂传》笼统说是辽东人；《平定三逆方略》与赵翼《平定三逆述略》说是山海卫人；《明季北略》说是中后所人；《辽左见闻录》与《桑郭余铃》说是锦州人；《平吴录》又说是铁岭卫人，等等。今人也无一致意见。

[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第12页。

[9] 原文见《管子》，“禁藏”篇。

[10] 《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658页。

[11] 三桂的父与继母及弟三辅“俱死寇难”（为李自成所杀），他们的葬地很可能也在中后所。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他曾为之请，从优赐恤。见《清世祖实录》，卷二一，第20页。

[12] 王一元：《辽左见闻录》（手抄本）。

[13] （民国）杨荫芳：《兴城县志》，卷一〇，第15页。

[14] 《清史列传·贰臣传》，“祖大寿传”，参见《清史稿·祖大寿传》，卷二三四。

[15] 刘健：《庭闻录》，卷一。

[16] 《清太宗实录》，卷六〇，第10页，载，裴国珍降清后，在给吴三桂的劝降信中，称吴为“贤甥”，故知裴为吴的姨夫。除此，他书皆失载。

[17] 张廷玉等：《明史·袁崇焕传》，卷二五九，参见《清史稿·祖大寿传》，卷二三四。

[18] 张廷玉等：《明史·丘禾嘉传》，卷二六一，第6772页。

[19] 张廷玉等：《明史·曹变蛟传》，卷二七二，第6979页。

[20] 《清太宗实录》，卷五六，第23页。

[21] 《清太宗实录》，卷六〇，第6页。

[22] 《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658页，“平西王揭帖”。

[23] 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卷上，第37—38页。原文中一处“皆有数百金庄田”，“金”字疑为“亩”之误。

[24] 《奉天通志》，卷十二，第222页。现在，绥中县至兴城已无森林景观。

[25]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三。江苏国学图书馆本，下同。

[26] 《明宪宗实录》，卷二四四。

[27] 《明英宗实录》，卷一〇三。

[28]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四。

[29] 《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七。

[30] 《明宪宗实录》，卷一六一。

[31] 《明世宗实录》，卷一〇一。

[32] 《明神宗实录》，卷一二二。

[33] 《明经世文编》，第358页，“清理辽东屯田疏”。

[34] 《明熹宗实录》，卷六〇。

[35] 《清太宗实录》，卷六〇，第23页。

[36] 李：《沈馆录》，卷七，第2840页。

[37] ［朝鲜］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一，“辽东大野记”。

[38] 王一元：《辽左见闻录》。

[39] 张廷玉等：《明史·李成梁传》，卷二三八。

[40] 王一元：《辽左见闻录》。

[41]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陈邦选致明宁远总兵书”。

[42] 孙旭：《平吴录》。

[43] 钮琇：《觚剩》。

[44] 关于三桂中武举和从军的时间，还未见到具体记载。但他二十岁时已升为游击，可以肯定，他中举和入伍必在二十岁之前，而升为游击一职，也须一定时间和军功才有可能。故确定为十六七岁中举，与《庭闻录》，“自少为边将”似吻合无疑。

[45] 谈迁：《国榷》，卷九三，第5665页。

[46]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陈邦选致明宁远总兵书”。

[47] 孙旭：《平吴录》。据《庭闻录》，卷六：“三桂少时曾为毛文龙部将”。

[48] 《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9页。

[49] 刘健：《庭闻录》，卷一。

[50] 孙旭：《平吴录》。

[51] 钮琇：《觚剩》。

[52] 刘健：《庭闻录》，卷一。

[53] 谈迁：《国榷》，卷九一，第5512页。

[54] 谈迁：《国榷》，卷九一，第5516页。

[55] 谈迁：《国榷》，卷九一，第5512页。

[56] 吴三桂闯围救父，明清官书均不见载。《庭闻录》记其事，而不记时间、地点；《吴三桂纪略》记事详，也不记时间，却记此事发生在大同。《平吴录》同样不记时间，又记事在宁远。考之史实，祖大寿并未守过大同，故不存在大寿与后金兵遇于大同城下之事。惟天聪七年（崇祯六年，1633），皇太极率大军袭大同、宣府，吴襄奉命应援，三桂可能在军中，大寿则远在锦州。如此次有三桂救父之举，与各书所记“少年救父”不合，至于在宁远城外，遇后金兵，亦无史实可证。最有可能的是，天聪四年（崇祯三年，1630），皇太极第一次率大军绕道内蒙古入关，祖大寿应授，在建昌相遇，吴襄率侦骑远探被围，才有三桂救父之事。

[57] 刘健：《庭闻录》，卷一。

[58] 刘健：《庭闻录》，卷六。

[59] 刘健：《庭闻录》，卷六。

[60] 张廷玉等：《明史·傅宗龙传》，卷二六二。

[61] 宋伟，《清太宗实录》和个别史书写作“钟伟”，《明史》、《国榷》、《庭闻录》等多数史书写作“宋伟”，今从之。

[62] 《清太宗实录》，卷九，第41页称：明“马步兵四万余”，此系夸大数字，实则不过两万多人。

[63] 张廷玉等：《明史·孙承宗传》，卷二五〇，第6476页。

[64] 《清太宗实录》，卷九，第42—43页；《明史·丘禾嘉传》，卷二六一。

[65] 《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第136页。

[66] 张廷玉等：《明史·丘禾嘉传》，卷二六书一，第6771页。

[67] 《清史列传·贰臣传》，“孔有德传”。

[68] 刘健：《庭闻录》，卷一，“乞师逐寇”。

[69] 宦官本是皇帝的宫内奴仆，不能参与国家大政。但明自永乐时就起用宦官，特别是到天启时，将宦官放出宫，置于军队之中，命他们监视各级将领的一言一行，凡军情必请示他们而后行，名曰：监军。高起潜即是其中之一。崇祯即位，虽然镇压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却继续指派太监监军，此实为明末一大弊政。

[70] 《明清史料》首册第一本，“督发关宁援兵太监高起潜题本”，参见《庭闻录》，卷一。

[71] 《明清史料》首册第一本，“监视登岛等处太监吕直题本”。

[72] 刘健：《庭闻录》，卷一，“乞师逐寇”。

[73] 刘健：《庭闻录》，卷六，“杂录备遗”。

[74] 钮琇：《觚剩》。

[75] 《明清史料》丁编第五本，第478页、492页。

[76] 《明清史料》丁编第六本，第573页。

[77] 文秉：《烈皇小识》，卷二，参见《鹿樵纪闻》，卷下。

[78] 彭孙贻：《平寇志》，卷三，第57页。

[79]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86页。

[80]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86页。

[81] 《清太宗实录》，卷六〇，第9页。

[82]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85页。

[83] 夏永彝：《幸存录》。

[84] 无名氏：《吴三桂纪略》，载《辛巳丛编》，第1页。

[85] 《明清史料》甲编第十本，第958页。

[86] 《清太宗实录》，卷六〇，第10页。

[87] 谈迁：《国榷》，卷九七，第5848页。《明清史料》丁编第七本，第603页。

[88] 孙旭：《平吴录》。

[89] 张廷玉等：《明史·高起潜传》，卷三〇五，第7829页。

[90] 《明清史料》丁编第七本，第603页。

[91] 谈迁：《国榷》，卷九七，第5848页。

[92] 《明清史料》丁编第七本，第603页。

[93] 《明清史料》丁编第七本，第607页。

[94] 《明清史料》丁编第七本，第607页。

[95] 《明清史料》首本第一本，第32页。

[96] 《清太宗实录》，卷五一，第30页。

[9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十六号卷，四号。《清太宗实录》，卷五一，第30页记：“杏山总兵刘周智”误，实为刘肇基。

[9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十六号卷，七号。

[99] 关于此役双方兵力，清官方明确记载：明七千，清一千五百。明官方无此记载，据吴三桂报告：“明盔明甲奴贼一万五千余骑”（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十六号卷，七号），比清官方所报清兵一千五百人增加了十倍兵力。又据刘肇基所部五千人，战斗时出动三千人是可能的，加之三桂及锦州兵马，总数达七千，比较接近实际。但清方所自报兵力显系缩小。从战后双方损失相当，可知清兵至少在二千以上。

[100] 谈迁：《国榷》，卷九七，第5865页；参见《明史·刘肇基传》，卷二七二，第6982页。

[101] 《清太宗实录》卷五一，第31页。

[10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十六号卷，第七号。

[10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八十八号卷，第七号。

[10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一百五十三号卷，第四号。

[10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一百五十三号号卷，第二号。

[106] 《清太宗实录》，卷五二，第16页。清将报告此次夜袭，为“锦州马步兵”，误，实为三桂所属之松山明兵。

[107] 《明清史料》首本第一本，第24页。按，《清太宗实录》，卷五二，第16页。只记当夜战斗，不记清兵被迫“移营”事。

[108] 《清太宗实录》，卷五二，第16页。

[109] 《明清史料》甲本第一本，第24页载：据洪承畴、吴三桂报：战斗发生在张官屯、夹马山等地。而《明史·曹变蛟传》与《国榷》卷九七均载与清兵战于黄土台。考之两地，均在杏山附近。

[110] 以上见《明清史料》首本第一本，第24页。

[111] 《清太宗实录》，卷五二，第17页。

[112] 谈迁：《国榷》，卷九七，第5872页。

[113] 张廷玉等：《明史·曹变蛟传》卷二七二，第6978页。

[114] 《明清史料》首本第一本，第27页。

[1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八十七号卷，第五号。

[116] 《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27页。

[1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案卷号漏记）。

[118] 《明清史料》首本第一本，第25页。

[119] 《天聪朝臣工奏仪》，卷下，“陈锦请攻北京及甄别人才奏”。

[120] 张廷玉等：《明史·丘民仰传》，卷二六一，第6769页。

[121] 《明清史料》乙编，第296页。

[122] 《明清史料》乙编，第298—299页。

[123] 谈迁：《国榷》，卷九七，第5884页。

[124]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第1481页；参见谈迁：《国榷》，卷九七，第5898页。

[125] 孙旭：《平吴录》。

[126] 关于此役经过，详见《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第311—312页。

[127] 据《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第311页，“蓟辽督师洪承畴揭帖”统计。

[128] 《清太宗实录》，卷五五，第29页。

[129] 《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第312页。

[130] 《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第312页。

[131] 谈迁：《国榷》，卷九七，第5898—5899页。

[132] 谈迁：《国榷》，卷九七，第5901页。

[133] 谈迁：《国榷》，卷九七，第5899、5908页。

[134] 《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第327页。

[135] 《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第327页。

[136] 《清太宗实录》，卷五七，第31页。

[137] 《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第327页。

[138] 谈迁：《国榷》，卷九七，第5904页，参见《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第1483页。

[139] 无名氏：《吴三桂纪略》，载《辛巳丛编》。

[140] 《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第327页。

[141] 无名氏：《吴三桂纪略》。

[142] 《清太宗实录》，卷五六，第23页。

[143] 《清太宗实录》，卷六〇，第6页。

[144] 《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第328页。

[145] 《清太宗实录》，卷五七，第27—29页。

[146] 《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第328页。

[147] 《清太宗实录》，卷五七，第29页。

[148] 《清太宗实录》，卷五七，第29页。

[149] 谈迁：《国榷》，卷九七，第5905页。

[150] 《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第328—329页。

[151] 《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第360页。

[152] 张廷玉等：《明史·曹变蛟传》，卷二七二，第6979页。

[153] 谈迁：《国榷》，卷九八，第5927页。

[154] 谈迁：《国榷》，卷九八，第5940、5949页。

[155] 《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第384页。

[156] 谈迁：《国榷》，卷九七，第5908页，记为三万。《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第385页。

[157] 《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第384页。

[158] 《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第385页。

[159] 《清太宗实录》，卷五九，第10页。

[160] 《清太宗实录》，卷五九，第10页。

[161] 谈迁：《国榷》，卷九七，第5908页。

[162] 《清太宗实录》，卷五九，第24页。

[163] 《清太宗实录》，卷五九，第15页。

[164] 《清太宗实录》，卷五九，第17页。

[165] 《清太宗实录》，卷五九，第18页。

[166] 《清太宗实录》，卷六〇，第4—5页。

[167] 以上三封信全文，详见《清太宗实录》，卷六〇，第5—7页。

[168] 见《明清史料》首本第一本，第46页。

[169] 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85—86页。

[170] 《清太宗实录》，卷六三，第15页。

[171] 以上两信全文见《清太宗实录》，卷六三，第16—17页。

[172] 《清太宗实录》，卷六三，第27页。

[173] 《清太宗实录》，卷六四，第2—3页。

[174] 《清太宗实录》，卷六四，第5页。

[175] 佚名：《明亡述略》序。

[176] 《叛徒吴三桂政治活动中的阶级根源》，载《明清人物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77]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闰十一月。

[178] 佚名：《明亡述略》序。

[179] 《清世祖实录》，卷二一，第20页。

[180] 管葛山人：《山中闻见录》，卷六。

[181] 谈迁：《国榷》，卷九九，第5975页。

[182] 陆次云：《圆圆传》，载《陈圆圆事辑》，第6页。

[183] 张岱：《石匮书后集》，“戚畹世家”卷六。又，该书记田氏为贵妃兄，误。参见谈迁：《国榷》，卷九八，第5935页。

[184] 关于陈圆圆与吴三桂何时何地相遇，说法很多。要而言之，有两说。一说，圆圆为外戚周奎所得，周为结交三桂，宴请家中，故三桂得见陈圆圆。一说，遇于田弘遇家，其经过情节，同周奎。考之两说，以后说为是。其根据有吴伟业（号梅村）诗《圆圆曲》：“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刘健《庭闻录》亦认定三桂得圆圆于田家，并考各说，认为“惟吴梅村《圆圆曲》为得其真”。又有张岱《石匮书后集》载，田弘遇曾去江南掠美女，其时间、情节与它书所载暗合，足证陈圆圆为田氏所得。此点，本书将在正文中详证。刘健之父为三桂属吏，知吴事最详；吴梅村与吴是同时代的人，故能得其真。而其他传闻不足证明。至于三桂何时至京，众书多系含混之词。考之史实，明亡前夕，三桂进京，一次是在癸未年即崇祯十六年夏；一次是应诏勤王，时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刚进关，京师已陷，便回师关上。三桂见圆圆只能是前一次。

[185] 刘健：《庭闻录》：“陈姬，名沅，字圆圆。”有的书还载陈圆圆本姓邢，因母早逝，托姨母养育，故从姨姓陈氏。

[186] 《武进阴湖县志》（道光版），卷二七；（光绪版）卷三十。

[187] 李介立：《天香阁笔记》。

[188] 钮琇：《觚剩》。

[189] 冒襄：《影梅庵忆悟》。

[190] 邹枢：《十美词记》。

[191] 陆次云：《圆圆传》，载《虞初新志》，卷十一。

[192]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

[193] 冒襄：《影梅庵忆悟》。

[194] 邹枢：《十美词记》。

[195] 吴伟业：《圆圆曲》。

[196] 孙承泽：《思陵典礼记》，参见查继佐：《罪惟录》。

[197] 刘健：《庭闻录》，卷六，“杂录备遗”。

[198] 吴伟业：《圆圆曲》。

[199] 陆次云《圆圆传》，钮琇《觚剩》等各书所载，三桂得圆圆后，田弘遇即送至其父吴襄家，或说吴襄惧怕崇祯知其子纳歌女，不敢留，又送至田家，云云。诸种说法均不确。考其史实，吴襄被调入京，家随之迁来，时在崇祯十七年正月，在此之前，襄不在京，根本不可能有送圆圆至吴襄家之事。见《崇祯长编》《甲申传信录》。

[200] 谈迁：《国榷》，卷九八，第5921页。

[201] 《明清史料》丁编第七本，第685页。

[202] 《明清史料》丁编第七本，第689页。

[20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二四二号卷，第十六号。

[204] 《清世祖实录》，卷二，第2页。

[205] 《清世祖实录》，卷二，第8—9页。

[206] 《清世祖实录》，卷二，第12页。

[207] 《清世祖实录》，卷二，第16页。

[208] 无名氏：《吴三桂纪略》。

[209]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〇九，“流贼”，第7693页。

[210] 彭孙贻：《流寇志》，卷九，第13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11] 张岱：《石匮书》，卷第一，《烈帝本纪》，第34页。

[21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九，“甲申之变”，第1369页。

[213] 彭孙贻：《流寇志》，卷九，第137页。

[214] 钱：《甲申传信录》，卷八，第139页。

[215] 汪辑：《崇祯长编》，卷一，第34页。

[216] 彭孙贻：《流寇志》，卷九，第136、141页。

[217] 彭孙贻：《流寇志》，卷九，第137页。

[218] 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上），第33页。

[219]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第191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220] 张廷玉等：《明史·陈新甲传》，卷二五七，第6639页。

[221] 蒋德璟：《悫书》，卷十一。转引自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下同。

[222]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219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参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四，“闻警求去”。转引自《明末农民战争史》。张廷玉等《明史·陈演传》，卷二五三，第6547页；刘健：《庭闻录》，卷一，第2页。

[223] 以上见蒋德璟：《悫书》，卷十一；参见刘健：《庭闻录》，卷一，第2页。

[224]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四。

[225] 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上），第36页。《三垣笔记》载2月8日王永吉上疏撤宁远。

[226] 刘健：《庭闻录》，卷一，第1页。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第368页。

[227]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219页。

[228] 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上），第36页。参见张廷玉等：《明史·吴麟征传》，卷二六六，第6858页。

[229]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220页。

[230] 张廷玉等：《明史·吴麟征传》，卷二六八，第6858页。

[231] 刘健：《庭闻录》，卷一，第2页。参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

[232]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第368页。

[233] 汪辑：《崇祯长编》，卷二，第75页，记召见吴襄为二月十六日（乙亥），彭孙贻《平寇志》，卷八，第183页及谈迁《国榷》，卷一〇〇，第6025页，记为二月十二日（辛未），今从此说。

[234] 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卷上），第36—37页。

[235] 彭孙贻：《流寇志》，卷九，第149页。

[236] 张廷玉等：《明史·吴麟征传》，卷二六八，第6858页。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九，第1375页。

[237]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一，第36页。

[238]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四，“流寇大略”；参见谈迁：《国榷》，卷一〇〇，第6065页。

[239] 彭孙贻：《流寇志》，卷九，第152页，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九七，第1379页。

[240] 张廷玉等：《明史·曹变蛟传》，卷二七二，第6981页。

[241] 徐鼒：《小腆纪年》，卷四，第45页。

[242] 佚名：《四王合传·吴三桂传》，载《荆驼逸史》。

[243] 明清官方文献及私人著述，多记为百姓五十万，此数显然夸大。《国榷》，卷一〇〇，第6040页载：“三桂徙二十万众。”此说近似。又，撤离宁远时间，史无记载，以三月六日下达撤宁远令计之，可知正式撤离时间当在十日稍后。

[244] 赵尔巽等：《清史稿·吴三桂传》，卷四七四，第12835页。

[245] 《清太宗实录》，卷三，第21页。

[246] 各史书均载吴三桂率宁远军民于3月16日入关，但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关宁调援纪事”，记为三月十三日，又指出三桂要求“安歇家口五日”，救京师“遂无及矣”。

[247] 张廷玉等：《明史·流贼》，卷三〇九，第8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248] 赵尔巽等：《清史稿·吴三桂传》，卷四七四，第12835页。

[249]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第368页。

[250] 钱：《甲申传信录》，卷八，“借兵复仇”，第139页。

[251] 孙旭：《平吴录》，参见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五，“吴三桂始末”。

[252] 王朝：《甲申朝事小纪》卷三，“李自成始末”。

[253]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1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54]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35页。

[255] 钱：《甲申传信录》卷八，“借兵复仇”。

[256] 彭孙贻：《平寇志》，卷一〇，第228页。

[257] 《流寇志》，卷十一；《国榷》，卷一〇〇；《明季北略》，卷二十等书均载此信全文，字句略有出入。此据《国榷》之文照录。

[258] 王朝：《甲申朝事小纪》卷五，“吴三桂始末”。

[259] 钱：《甲申传信录》卷八，“吴三桂入关之由”。

[260]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四。

[261] 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一，第177页。关于吴三桂是否投降李自成，史籍记载颇有歧异。考之史实，三桂降李确有其事。参见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二期。

[262] 魏特：《汤若望传》，第214—215页。

[263] 彭孙贻：《平寇志》，卷一〇，第227—229页。

[264] 无名氏：《吴三桂纪略》。

[265] 刘健：《庭闻录》，卷一，“乞师逐寇”。

[266] 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

[267] 刘健：《庭闻录》，卷一。

[268]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230页。

[269]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23页。

[270]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22页。

[271]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30页。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第355页。

[272]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22、25、26页。

[273] 钱：《甲申传信录》，卷八，“借兵复仇”。

[274]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232页。

[275]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29页。

[276] 张怡：《溲闻续笔》，卷一。

[277]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29页。

[278] 赵士锦：《甲申纪事》。

[279]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四。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第348页；谈迁：《国榷》，卷一〇〇等书。

[280] 《甲申纪事》，参见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33页。

[281] 彭孙贻：《平寇志》，卷九，第207页。

[282] 《李闯小史》卷四，第123页。

[283] 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一，第75页；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第355页。

[284] 魏特著：《汤若望传》，第七章。

[285] 赵士锦：《甲申纪事》。

[286]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287] 陈济生：《再生纪略》。

[288]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九。史传陈圆圆为李自成掳去，误。又，近世有否认刘宗敏掠圆圆之说，亦误。参见陈生玺：《陈圆圆事迹考》，载《南开史学》1981年，第二期。

[289]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

[290] 谈迁：《国榷》，卷一〇一，第6071页。

[291] 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一，第178页。

[292] 谈迁：《国榷》，卷一〇一，第6909页；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十，第235页。

[293] 《临榆县志》，卷九，《舆地编·纪事》四，佘一元《叙旧事诗》。

[294] 《临榆县志》载佘一元诗：“关辽五万众，庚际呼如何”。又，程儒珍《关门举义诸公记》云：“甲申四月，吴三桂奉召入援，兵五万，号十五万。”佘、程两人均是当时人，为其亲见，故言吴军五万可信。

[295] 《临榆县志》，卷九，《舆地编·纪事》四。

[296] 孙旭：《平吴录》。参见佘一元：《山海关志》。

[297] 钱：《甲申传信录》，卷八，第144页。

[298]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第369—370页；参见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一，第176页。其他各书所记，仅个别文字有差异，内容相同。又，三桂写此信时间，史籍多不载，有的记载含混或不确。如《国榷》卷一〇〇、《平寇志》卷十均载三桂写信为三月二十九日，而载吴襄致三桂的信为三月二十七日（乙卯）。父子来往通信仅两日之隔，计北京至山海关为七百里，当时无论如何两天不能往返。故三桂绝父之信当在拒降袭山海关之后，即《明季北略》所记，应是四月四日写信，九日（丙寅）自成得信，一怒而兴兵致讨。此说近似。

[299] 谈迁：《国榷》，卷一〇〇，第6065页。

[300] 钱：《甲申传信录》，卷八，140页；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西平乞师”，第216页。

[301]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第374页。

[302] 李清：《三垣笔纪》，第232页，载三桂“募兵七千”；钱：《甲申传信录》，卷八，第114页，载三桂“共收兵一千八百人”。刘健：《庭闻录》，卷一，载三桂收溃卒，降唐通兵“约二万人”，加上原兵马三万，合为五万。

[303] 刘健：《庭闻录》，卷一。

[304] 向三桂进“请兵”之策者，多不见载史籍，如《甲申传信录》，卷八，第144页则道其姓名为部将胡守亮；《平吴录》另载此策为部将方光琛所提。又据三桂说：文官童达行也是当时的核心人物之一。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31页。

[305] 《平西王吴三桂传》。

[306] 参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写道：刘宗敏“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刘“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此事“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此论甚确。

[307] 《清世祖实录》，卷四，第13—14页。

[308] 谈迁：《国榷》，卷一〇一，第6070页。

[309] 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一，第183页。

[310] 张怡：《谀闻续笔》，卷一。

[311] 佚名：《东明闻见录》。

[312]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五。

[313] 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一，第183页。

[314] 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二，第158页。

[315]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32页。

[316] 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二，第185—186页。

[317] 谈迁：《国榷》，卷一〇一，第6073页。

[318] 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二，第185页。

[319] 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一，第184页。

[320] 李自成出征兵数，各书记载是：程源《孤臣纪哭》《四王合传》《明史纪事本末》《罪惟录》《石匮书后集》等记为六万。《流寇志》记五万，声言十万；《吴三桂纪略》记“发兵十万，号三十万”；《定思小记》记十万、《遇变纪略》记十万。综合各书所记，其六万为北京发兵之数，如加上派往山海关的唐通、白广恩余部二万三千万人，已近十万之数。

[321] 《清世祖实录》，卷三，第21—22页。

[322]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89页。

[323] 李霨：《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碑传集》第三册。

[324] 《清世祖实录》，卷四，载范文程的奏疏为四月四日，可知此次重要会议必在四月一至三日举行。

[325] 范文程奏疏全文详见《清世祖实录》卷四，第3—4页；《碑传集》《八旗通志》等书。清官方文献收录其奏疏时，已几经挖改删削，而上述三种所记，亦略有出入。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内有世祖实录稿本四册，封面题“二次本”，收录范氏此次奏本，虽经改过一次，但比上述三种所记更接近原文。故本书摘引时，亦照“二次本”。此转引自庄练水：《吴三桂封王》，1972年版。

[326] 《清世祖实录》，卷四，第7—9页。参见李《沈馆录》，卷七，第2838页，载《辽海丛书》第四册。

[327] 《清世祖实录》，卷四，第9页。

[328] 李：《沈馆录》，卷七，第2841页。“孔耿两将四万骑，领率大炮车子大路直行。”此四万骑当包括尚可喜部及续顺公沈志祥部在内。又云：清兵前后“军兵之数十余万云，而蒙古人居多焉”。

[329] 李：《沈馆录》，卷七，第2839页。

[330]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第3734页。

[331]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第3734页。

[332] 此据《沈馆录》之《西行日记》所记每天行程而计。

[333] 李：《沈馆录》，卷七“西行日记”，第2839、2841页。

[334] 李：《沈馆录》，卷七“西行日记”，第2839页。

[335] 《清世祖实录》，卷四，第11—13页。

[336] 李：《沈馆录》，卷七，第2840页。

[337] 李：《沈馆录》，卷七，第2840页。

[338] 《清世祖实录》，卷四，第14页。

[339] 《清世祖实录》，卷四，第14—15页。

[340] 李：《沈馆录》，卷七“西行日记”，第2840页。

[341] 一般史书及近著都说多尔衮接三桂信后，即兼程进发。此说非是。朝鲜世子李随军出征，逐日记录，自十七日始，行速稍快。而至二十日于连山接三桂第二封信后，才真正是“兼程”进兵。此纪为实。

[342] 李：《沈馆录》，卷七，第2840页。

[343] 《清世祖实录》，卷四，第15—16页。

[344] 李：《沈馆录》，卷七，第2840页。

[345] 佘一元：《山海关志》。

[346] 参见罗哲文：《长城》，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347] （光绪）《永平府志》，卷五八，“高选传”；卷六五，“李友松传”。

[348] （民国）《临榆县志》，卷二一，“事实篇·乡型”。

[349] （乾隆）《永平府志》，卷十八，“李友松传”。

[350] 转引自李光涛：《明末流寇始末》下编，第96—98页。

[351] 《清世祖实录》，卷四，第16页。

[352]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414页。

[353]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449页。

[354] 《临榆县志》，卷八，《舆地编·纪事》。

[355] 《清世祖实录》，卷四，第16页。又，《国榷》、《庭闻录》及《圣武纪》皆说唐通部两万人于一片石立营，并与清兵进行战斗。考其两说，李自成派唐通统率数百人出关一片石，兵力如此之少，不足与关内一侧农民军夹击吴军，似不大可能。《明季北略》载三桂“突围”出关外，面谒多尔衮，可见关外一侧仍受到唐通部包围。

[356]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第49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357] 欢喜岭，又叫凄惶岭，位于山海关以东四五里之地。以往出征或戍人至此，因离家乡而至塞外，心情“凄惶”，戍人返归故乡，至岭，眼望山海关，以举足到家而“欢喜”。见《临榆县志》。

[358] 李：《沈馆录》，卷七，第2841页。

[359]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第370页。

[360] 《临榆县志》，卷八，第18页。

[361] 《临榆县志》，卷二一，“事实篇·乡型”。

[362] 三桂出关迎清军的将士人数，各书记载不一，有的说“从数骑”（《鹿樵纪闻》），有的说“将数百骑突围出关外”（《平寇志》），有的更说：“自率精锐千余骑出关”（《平吴录》），惟目睹此事的随征朝鲜麟坪大君得其真，说三桂“亲率百骑出城”，此说是（《沈馆录》）。

[363] 孙旭：《平吴录》。

[364] 钱：《甲申传信录》，卷八，第144页。参见刘健：《庭闻录》，卷上。

[365] 《临榆县志》，卷八，第170页。

[366]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41页。

[367] 谈迁：《国榷》，卷一〇二，第6119页。

[368] 黄体芳：《醉乡琐志》。

[369] 林春胜等：《华夷变态》，卷二，第53页。

[370] 参见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二期。此文对吴三桂与多尔衮盟约一事有精辟考证与分析。

[371] 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一，第217页。

[372] 谈迁：《国榷》，卷一〇一，第6075、6084页。

[373]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第370页。关于“歃血订盟”，吴三桂后来叛清时，在伐清的檄文中也承认实有其事。

[374] 《清世祖实录》，卷四，第16页。

[375] 《清世祖实录》，卷四，第19页。

[376] 《临榆县志》，卷八，第18页。

[377] 无名氏：《吴三桂纪略》。

[378] 刘尚友：《定思小纪》，第73页。

[379]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第1363页。

[380] 钱：《甲申传信录》，卷八，第144页。

[381]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第1363页。

[382] 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二。

[383] 李：《沈馆录》，卷七，第2841页。

[384]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第1363页。

[385] 李：《沈馆录》，“西行日记”卷七，第2841页。

[386]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第17页。

[387]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一，第244页。

[388] 李：《沈馆录》，卷七，第2841页。

[389]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一，第244页。参见刘健：《庭闻录》，卷一，谈迁：《国榷》，卷一〇一，第6076页。

[390] 李：《沈馆录》，卷七，第2841页。

[391] 关于山海关之战，论著颇多，如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周远廉、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明清战争史略》等，叙述各有优长，均资备考。

[392] 谈迁：《国榷》，卷一〇一，第6076页。

[393] 张廷玉等：《明史·李自成传》，卷三〇九，第872页。

[394] 《临榆县志》，卷九，第26页。

[395] 《临榆县志》，卷六，第4页。此诗为康熙初山海卫掌卫印守备陈廷横所作。此时恰是关门血战二十年。

[396]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第371页，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一，第243页。

[397]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第10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398]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一，第244页。参见谈迁：《国榷》，卷一〇一，第6076页。

[399] 谈迁：《国榷》，卷一〇一，第6077页；参见刘健：《庭闻录》，卷一。

[400] 《清世祖实录》，卷四，第17页。

[401] 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原张献忠部将孙可望降清，被封为“义王”，是为汉人第五王。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第12页。

[402] 《清世祖实录》，卷四，第18页。

[403] 《清世祖实录》，卷四，第17页。

[404] 刘健：《庭闻录》，卷一；谈迁：《国榷》，卷一〇一，第6077页。

[405]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第375页。

[406] 吴氏家族被杀人口，有说三十八口，有说五十余口，有说三十余口。可信说法当是三十四口。见刘健：《庭闻录》，卷一；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36页；谈迁：《国榷》，卷一〇一，第6079页。

[407] 吴伟业：《圆圆曲》。

[408]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第3728页。

[409]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一，第245页。

[410]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一，第245页。

[411]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一，第248页；谈迁：《国榷》，卷一〇一，第6079页。

[412] 谈迁：《国榷》，卷一〇一，第6081页；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一，第249页。

[413]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37页。

[414] 谈迁：《国榷》，卷一〇一，第6084页。

[415]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38页。

[416] 多尔衮进北京时间，如《国榷》《明季北略》《甲申核真略》等书都记为五月三日，惟《清世祖实录》，卷五，第1—2页记为五月二日，今从之。

[417] 谈迁：《国榷》，卷一〇一，第6083页。

[418] 刘健：《庭闻录》，卷一。

[419] 谈迁：《国榷》，卷一〇一，第6081页；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一，第249页。

[420]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406页。

[421] 《保定府志》，卷十七，“忠烈”。

[422] 《保定府志》，卷十七，“忠烈”。

[423] 详见谈迁：《国榷》，卷一〇一，第6083页；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一，第250页；《李闯小史》，第154—155页。

[424] 《平寇志》写作“董复”，《国榷》写作“董牧”，《李闯小史》写作“董一阳”。

[425] 《平寇志》，卷十一，《李闯小史》等皆书“谷大成”，《明史·李自成传》、《吴逆始末记》则书“谷可成”，《国榷》，卷一〇一，书为“谷英”。

[426] 关于定州之战，各书均见载，且明确记为定州北。惟不见载于《清世祖实录》，仅载庆都之战，而各书除《庭闻录》却无此战之记。连清人修《明史》也记为定州，而不记庆都。考定州与庆都相距甚近，战役发生在定州北，似《清世祖实录》误记为庆都。所记战役日期为五月八日，亦与诸书记五月三日不合。可能把此后发生的真定之役日期误为定州之役。

[427]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52页。

[428] 吴伟业：《圆圆曲》。

[429] 三桂复得圆圆，众说纷纭。王永章《甲申日记》说山海关战后，圆圆就去找三桂；钮琇《觚剩》说三桂驻师山西绛州，将渡河时得之；陆次云《圆圆传》说得之于京师；吴伟业《圆圆曲》说得之于战场，等等。考各说，如山海关大战刚结束，李自成败归之时，圆圆如何逃出京师，匹马去山海关找三桂？三桂征山西是在顺治元年十月，在此之前数月，三桂居京师，为何不得圆圆，却至山西后，由飞骑送她至军中？自成撤走后，京师商人为吴家发丧，又哄传三桂将入京，如圆圆在京，为何迟迟不露面？又，清军入北京，也不见圆圆出来找三桂。由此可见，她此时不在京中，当被带走离京。惟《圆圆曲》说得圆圆于战场，接近史实。但在何地战场，却没有交代。一种可能是，山海关战后，或定州战后，在战场上得到圆圆，似后说得当。

[430] 吴伟业：《杂感六首》。

[431] 《清世祖实录》，卷四四，第21页。

[432] 边大绶：《虎口余生记》，第30页。

[433] 谈迁：《国榷》，卷一〇一，第6085页。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李自成之乱”。

[434] 《吴逆始末记》。

[435] 《清世祖实录》，卷五，第9页。

[436] 关于李自成受箭伤，详见《国榷》，卷一〇一，第6087页；《流寇志》，卷十三，第196页；《明史·李自成传》，卷三〇九；《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八等书，还有《李闯小史》载一份南明奏折中提到从“闯营”选出的一名兽医张奎明，也证实自成“肋下中箭”。《庭闻录》及《虎口余生记》不载受伤事。

[437] 边大绶：《虎口余生记》，第30页。

[438] 刘健：《庭闻录》，卷一。边大绶：《虎口余生记》：自成“不进城，在关帝庙吃中火即行。”

[439] 边大绶：《虎口余生记》，第31页。

[440] 《清世祖实录》，卷五，第9页。

[441] 边大绶：《虎口余生记》，第31页。

[442] 边大绶：《虎口余生记》，第31页。

[443]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第3735页。

[444] 《清世祖实录》，卷五，第70页。

[445] 刘健：《庭闻录》，卷一。

[446] 刘健：《庭闻录》，卷一。

[447]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40—41页。

[448]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第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449]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一，第1页，“安宗”；徐鼒：《小腆纪传》，卷一，第1页，“弘光上”。惟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第6页，载4月14日。

[450]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第8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51] 徐鼒：《小腆纪传》，卷一，“弘光上”。

[452] 温睿临：《南疆逸史·高弘图传》，卷六，第47页。

[453]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第200页。

[454]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第6—7页，“南京诸臣议立福藩”。

[455]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第26—27页，“史可法请设四镇”；徐鼒：《小腆纪传》，卷一，第3页，“弘光上”。

[456]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第77页。

[457]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第27页。

[458]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第162—164页。

[459]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第104页，“朝政浊乱”。

[460] 李天根：《爝火录》，卷四，第235页。

[461] 李天根：《爝火录》，卷四，第231页。

[462]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第189页。

[463]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第249页。

[464]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第66页，“贺士奇言慎刑赏”。

[465] 李天根：《爝火录》，卷四，第222页。

[466]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第197页。

[467] 李天根：《爝火录》，卷四，第221页。

[468]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第189页。

[469]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六，第21页。

[470] 《弘光实录钞》，卷一，第172页；参见李天根：《爝火录》，卷三，第19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第40页。

[471]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第135页。

[472] 徐鼒：《小腆纪年》，卷七，第4页。

[473] 陈洪范：《北使纪略》；《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95页。

[474] 《弘光实录钞》，卷二，第201、20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第136页。

[475]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第136页。

[476]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92页。

[477]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93页。

[478]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94页。

[479]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95页。

[480]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96页。

[481] 谈迁：《国榷》，卷一〇二，第614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四，第275页。

[482] 钱：《甲申传信录》，卷十，“使臣碧血”。

[483]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九，第68页，“左懋第传”。

[484] 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

[485] 《北使纪略》，第121页。关于吴三桂是否把陈、刘、马的私人信件上缴多尔衮，官方史书失载。但这三封信现已收入《明清史料》集中。据此可知，吴当时不敢收藏这三封信，即如数上缴，清朝把它作为档案存储起来，故留传至今。又，见《明季南略》，卷四：左懋第等“行次沧州，陈洪范遣使先致吴三桂封册”，也证明陈等三人信件先达于吴三桂。

[486] 《吴逆始末记》。

[487] 《清世祖实录》，卷九，第23页。

[488] 《弘光实录钞》，卷三，第238页。

[489]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十四，第101页，明崇祯末，沈廷扬以熟海运官户部郎中，入南明，仍官原职。

[490] 赵尔巽等：《清史稿·吴三桂传》，卷四七四，第12837页。

[491] 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3页。

[492] 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3页。

[493] 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4—125页。

[494] 《清世祖实录》，卷十一，第3页；参见《南疆逸史》，卷九，第68页，“左懋第传”。

[495]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四，第276页，“使臣左懋第”；参见钱：《甲申传信录》，卷十，“使臣碧血”。

[496] 《清世祖实录》，卷九，第1页。

[497] 《清世祖实录》，卷一〇，第4—5页。

[498] 谈迁：《国榷》，卷一〇四，第6175页。

[499] 朝鲜《仁祖实录》七，仁祖二十三年正月庚戍。

[500] 《清世祖实录》，卷五，第19页。

[501] 《清世祖实录》，卷七，第1—2页。

[502] 《清世祖实录》，卷六，第2页。

[503] 《清世祖实录》，卷一〇，第10页；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七四，“吴三桂传”；卷二三四，“尚可喜传”。

[504] 《清世祖实录》，卷十二，第2页。

[505]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第2—3页。

[506] 《明清史料》首本第一本，第90页。

[507] 《清世祖实录》，卷一〇，第12页。

[508]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三，第203页。目前，学术界关于李岩是否实有其人尚存争论。笔者认为，否认李岩一说，证据尚嫌不足，难以信服。

[509] 以上见《明清史料》首本第一本，第73页。

[510] 《清世祖实录》，卷十四，第1—2页。

[511] 《清世祖实录》，卷十四，第3页。

[512] 顺治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宣大总督吴孳昌启本，原件藏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转引自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284页。

[513] 《清世祖实录》，卷十四，第8页。

[514]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第497页。

[515]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第469页。

[516]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第497页。

[517] 《清世祖实录》，卷十四，第14页。

[518] 《清世祖实录》，卷十四，第8页。

[519]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第45—46页。

[520] 李天根：《爝火录》，卷九，第420—422页。

[521] 以上见《清世祖实录》，卷十八，第4—5页。

[522] 《清世祖实录》，卷十八，第5页；参见《流寇志》，卷十四，第226页。

[523]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宋献策”，另见《清世祖实录》，卷四〇，第5页。

[524] 《清世祖实录》，卷四五，第12页。据载：户科给事中常若柱劾奏“闯贼伪丞相牛金星从闯为贼，弑君残民，抗拒王师，力尽始逃，是王法所不宥者”。他还指责其子牛铨“同父为贼，今冒滥为官……”，要求将他们父子“立正国法，以快人心”。世祖认为，此奏“殊不合理”，指示给常若柱处分。

[525] 《清世祖实录》，卷十八，第4页。

[526] 张廷玉等：《明史·李自成传》，卷三〇九。

[527] 关于李自成牺牲的经过，详见《荒书》《弋闯志》《通山县志》等书。转引自童恩翼：《李自成通山之死实地考察记》，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三期。该文对自成死地和死时等均作了令人信服的考察。

[528] 《清世祖实录》，卷十八，第8—9页。

[529] 《清世祖实录》，卷二〇，第3—4页。

[530] 《清世祖实录》，卷二一，第5页。

[531] 《清世祖实录》，卷二〇，第4—5页。

[532] 《清世祖实录》，卷二〇，第11—12页。

[533] 《清世祖实录》，卷二一，第9页，载：孔、耿各得金一百两，银各一万两，马各两匹；还有貂裘、蟒缎、朝衣各一袭。

[534] 《清世祖实录》，卷十六，第19—22页；卷十七，第6页。

[535] 《清世祖实录》，卷二一，第9页。

[536] 《清世祖实录》，卷二〇，第9页。

[537] 《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36页。

[538] 《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30页。

[539] 《清世祖实录》，卷二一，第23页。

[540] 《明清史料》丙编第三册，第263页。

[541] 《明清史料》丙编第三册，第263页。

[542] 《清世祖实录》，卷二〇，第9页。

[543] 李：《沈馆录》，卷七，第1页。

[544] 《清世祖实录》，卷二〇，第9页。

[545] 《清世祖实录》，卷三一，第23页。

[546] 《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30页。

[547] 《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31页。

[548] 《清世祖实录》，卷二三，第9页。

[549] 《清世祖实录》，卷二六，第12页。

[550] 《清世祖实录》，卷二七，第24页。

[551] 《清世祖实录》，卷二四，第10页。

[552] 《清世祖实录》，卷三四，第2页；卷二九，第2页。

[553] 《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79页所载名单，与《清世祖实录》卷三四所载升世职名单除少载一人，完全相同。

[554] 此表据《清世祖实录》，卷三四，第13—15页所载名单制定。

[555] 《清世祖实录》，卷二一，第20页。

[556] 《清世祖实录》，卷二〇，第9页。

[557] 《清世祖实录》，卷二七，第11页。

[558] 《清世祖实录》，卷二七，第12页。

[559] 《清世祖实录》，卷三二，第12页。

[560] 《清世祖实录》，卷三二，第12—13页。

[561] 《清世祖实录》，卷三八，第12页。

[562] 《清世祖实录》，卷二二，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