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明末悍将
一、辽东豪族
在渤海之滨，河北与辽宁两省临近交界处，矗立着一座雄关，它就是名闻遐迩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山海关北枕叠嶂，南襟大海。峥嵘险峻的燕山，峰峦林立，高插长空。万里长城沿着峰峦极顶，飞腾直上，似蛟龙起舞，消失在云霭缥缈的苍穹深处。它向南延伸八里，即是长城的起点，俗称老龙头，伸向大海，畅饮着万顷巨浪。山海关整个城垣与万里长城连接，背山临海，虎踞龙盘，所谓“襟连沧海枕青山”，山海关之名，即源出此意。
山海关的位置，恰好处于辽西走廊西端的咽喉之地。从辽宁锦州直至山海关下，共长四百里，于山海之间有一线之通。这一狭长地带，位辽河以西，故称为辽西走廊。山海关像一把大锁，牢牢地锁住了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陆上通道。在军事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正如俗话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以山海关之险，当之无愧。难怪古人称颂它：“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自从明洪武十四年（1381），魏国公徐达创建关城，设山海卫，始名山海关，她就成了“关里”与“关外”的分界线。按方位，“关外”也就是山海关以东的地方，所以人们习惯地叫做“关东”。
在明代，山海关以东，包括现今辽宁省大部，称为辽东。山海关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关门：东门叫“镇东”，即“天下第一关”门，西门叫“迎恩”，南门叫“望洋”，北门叫“威远”。东门外即属辽东地方，是关城的重点防区，像威远城、八里堡等城堡，墩台罗列，紧紧护卫着东门，像哨兵一样，警惕地注视着东方。
出东门三十余里，为山海关第一个前哨军事据点“中前所城”（辽宁省绥中前所），由此继续东行三十多里，又有一城，叫“前屯卫”（辽宁绥中前卫），再前行数十里，就到了“中后所城”（辽宁绥中县城），距山海关约一百二十里，与中前所城均属广宁前屯卫管辖。
中后所，全称叫中后千户所。明在辽东实行卫所区划，大者称卫，小者称所。中后所是一座“斗大”小城，但所处位置却很重要。它地处辽西西端，西距山海关不甚远，东距辽西重镇宁远（今辽宁兴城）不到百里，恰好居于两城的适中之地，交通便利，商贾往来，不绝于道。周围“田地饶腴”，濒辽东湾，又有海产之利，城内“积蓄颇殷”。
中后所在军事上很有价值。到了明末，它已成为关外八城的“冲要”之地。[1]明朝在这里常年派驻军队驻防，筑有坚固的城墙，分设东西南北四门，城内军用与民用设施很齐全，官舍、民居、牌楼、庙宇、店铺、仓储、军械库等，应有尽有。全城有房舍七千余间，人口约三万余人。[2]
明万历四十年（1612），吴三桂降生在中后所城一个低级军官之家。[3]父亲吴襄给他取名三桂，字长白[4]，又一字月先。生母姓氏不详，其继母祖氏是辽西豪族祖大寿的妹妹。据现掌握的材料，三桂排行老二，哥哥叫吴三凤。后来，他又有了一个弟弟，叫吴三辅，两个妹妹。[5]他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尚健在。
我国古代很看重籍贯。它包括祖籍与现籍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户籍所在地，也就是现居住地；二是原籍或祖籍，指先人的居住地。古人报籍贯，一般都是严格按照这两个方面加以说明的。
吴三桂一家原不是中后所人，他们的先祖本是徽州（今安徽徽州）人，再迁居至高邮州（今江苏高邮）。在他出生前，大约祖父时，第三次搬迁，“流寓辽东”[6]，才定居下来。所以，论籍贯，吴三桂应是中后所人，祖籍徽州或高邮。[7]
三桂的先人们离开富饶的江南水乡，一再北迁，最后“流寓”于遥远的塞外。他们为什么多次迁移，又为什么迁到关外定居？当时，辽东系边疆重地，是明朝防御的军事要地。它先是跟蒙古，其后又跟女真人经常处于战争状态。明朝在这一地区派驻大量军队，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民的生活不是那么安定。而且这里地处辽远，气候苦寒，居民少，给人以苍凉之感，与内地那种村屯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与江南的繁华以及宜人的气候更是无法比拟！因此，内地人视辽东为“危地”，以去辽东为苦，畏途之心，人皆有之。
有明一代，去辽东的基本有四种人：一种是应戍的兵士，包括将吏，为执行战备和守御任务而被派遣来的，一种是犯有重罪的各种人犯，被处以谪戍，就是俗话说的“充军”，遣来辽东服苦役的；一种是为生活所迫，从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来的贫苦农民流入辽东谋生，其中也有的因逃避赋税，或畏罪出逃而潜入辽东的；一种是商人，从内地来此经商的。辽东与蒙古、女真人等少数民族为邻，朝廷准许在开原、铁岭、抚顺、宽甸等处开设马市等市场，与汉人互市。汉人所产布匹、铁器、茶叶、食盐等为少数民族所急需；他们所产各种马匹、人参、鹿茸、毛皮等均属名贵之物，皆为内地所不出，因而强烈地吸引着关内远自长江以南的商人慕利而来。有一事为证：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后金汗努尔哈赤攻下抚顺时，俘获了山东、山西、涿州、杭州、益州、河东、河西等处商贾十六人。这些商人不惜远涉数百里、数千里，冒险来到抚顺这个边境小城，与女真人搞贸易。他们还算幸运，努尔哈赤一个不杀，把他们都释放回家。[8]
关于吴氏先人的家庭状况，及其屡次迁徙的细节，历史失载，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过，可以肯定，三桂的先人一直北迁，直至边疆“危地”落户，这大抵与其家庭经济状况有关。他们既不是应戍的将士，也不是因罪谪戍而来辽东，很可能出于生活窘迫或行商这两种情况，才逐渐北迁的。从父亲吴襄习文习武来看，其家庭不像是贫苦之家，但也不是很富裕，如果家中有可观的产业，也不致多次迁移。根据其先人居徽州，累次北迁的情况来判断，可能从事商业活动。据说吴襄善养马，这与经营和贩卖辽东马匹有关。自明代始，徽州经商之风颇盛，多以经商致富，其中亦不乏家资巨万的富商大贾。他们的活动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故有“徽商”之誉。他们趋利是图，不顾风险路艰，无所不至。《管子》一书对商人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人贩运，加倍行路，夜以继日，虽行千里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吸引着他们。渔民入海，海深万仞，在风波大浪的危险中航行数百里，昼夜宿于海上，是因他追逐的“利”在大海之中。[9]商人趋利所至，家随人迁，也是常有之事。三桂的先人出自经商成风的徽州，不能不参与商业活动，如以贩卖辽东马匹为其营生，最后“流寓辽东”，也就成为可能。
三桂的先人何时迁至辽东？历史文献也没有记载。但是他的“祖父坟园葬立中后（所）”，提供了重要参考。这是三桂于顺治五年（1648）在向朝廷的一份奏疏中透露的。三桂有大功于清朝，世祖赐封为王，又荣及已故祖父，“特赐葬祭”，显见他的祖父去世未久。又据三桂自叙，他“生于辽，长于辽”，故把中后所看成是他的家庭之“源”。[10]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早在三桂的祖父一代，他们全家就已迁来辽东，祖父病故后，就埋葬在中后所。[11]
有的书说三桂的“祖墓在锦州”，他反叛清朝后，被“掘而弃之”[12]。还有的史书说宁远（今辽宁兴城）也有三桂的先人坟墓，俗称“吴王坟”。据说该城还有一处三桂先人坟园遗址，有碑记“骠骑将军吴公先茔”等残留的字。[13]在我们已掌握的有关三桂的历史档案和其他资料中，尚未发现他曾提到在上述两处有他的祖坟的事。如果确有的话，可能是吴氏族人的坟，人们误以为是三桂的祖坟。这一情况，似乎可以说明三桂的祖父辈“流寓辽东”时，先居于锦州一个时期。锦州是明广宁中屯卫、广宁左屯卫的治所，地方高级官员如辽东巡抚曾驻于此。锦州坐落于小凌河畔，南临海，北依蜿蜒起伏的医巫闾山，中有平川，兼有川海之利，又是陆上交通枢纽，扼辽西的东端，为关内外商旅往来必经之地。明中叶以后，它已发展成一座政治与军事并重的城市。锦州的有利的自然条件和战略地位，吸引着关内人来此居住谋生，促进了它的经济与商业活动的发达，是辽西地区的政治与军事中心。因此，三桂的先人一进入辽西，就为锦州的繁荣所吸引，先在锦州立足，而后迁至中后所，成为吴氏家族的稳定居住地。宁远居于锦州与中后所之间，三桂和他父亲吴襄都曾在这里生活过，特别是三桂发迹后，多年驻守此城，他的家属和部分族人自然也住在城里，并拥有一定的家产，这是没有疑问的。难怪人们有的说他家在锦州，有的说他家在宁远，有的说家在中后所。因为这三处是吴襄父子往来之地，他们的军事与政治活动也多集中在这一地区。不错，人们的种种说法各含有一定的真实情况。
可以想见，当吴三桂的祖父与父亲初来辽东，家中境况并不佳，当然也不是很窘迫。但是，这个外省“流寓”来的家族却奇迹般地发达起来，称得上是辽西地区的豪族巨姓。这有一个发展过程。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促使吴氏迅速发迹。
一是靠仕宦之途。在三桂降生时，这个家族还不显赫。父亲吴襄于天启二年（1621）中武举进士，这年，三桂已经十岁。吴襄中举前，有关他早期的身世，迄今没见有可靠史料加以证明。但他以武举，适足以证明他长期习武。为适应同蒙古骑兵和女真人作战的需要，必须熟练地掌握骑射的技能。据说他善养马，这就给他练习骑术创造了条件。后来，他投辽东名将李成梁部，成为一名边防骑兵，在军事实践中，练就了一套高超的马上功夫，能一面在马上疾驰，一面飞箭射目标。他凭此本领在考场上一举夺魁，从此便步入仕宦之途。虽说中举，开始只能出任低级军官，还谈不上社会地位的明显变化。在吴襄的上一辈人中，也就是三桂的祖父辈，我们还没看到有一个为官的。无论是三桂本人，还是当时及其以后的史书，都没有提到其祖父的职业或社会身份。在封建社会，从事贩卖等商业活动，往往被人们视为贱业。三桂大概耻于谈及祖父与父亲经商的事，对这一点，从来不予透露。在他位至王爵，回忆往事时，也绝不谈其祖父、父亲的早年身世。因为在吴襄中举前，他的家实在没有可向人们夸耀的东西。这就是说，吴氏家族跻身于官僚阶层，并以此为发达之阶，实始自吴襄。随着父亲官位的不断提高，其家庭地位和经济状况也稳步上升。
吴氏发迹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与辽西望族祖氏联姻，靠着跟祖氏的广泛的社会关系，便迅速地发展起来。
祖氏世居辽东，是宁远卫世将，到祖大寿时，已历五世，皆以军功发家。大寿于泰昌元年（1620）为官，授职靖东营游击；天启元年（1621）为广宁（辽宁北镇）巡抚王化贞部属，任中军游击。后与袁崇焕同守宁远，获“宁锦大捷”，立下大功，至崇祯元年（1628），擢为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14]随着祖大寿地位的迅速上升，祖氏满门皆官。他的兄弟祖大乐、大成、大弼，子侄有祖泽远、泽沛、泽盛、泽法、泽润、可法等，都是上自总兵、下至副将、参将、游击的各级军官，分驻宁远、大凌河（今辽宁凌海）、锦州诸城。祖氏是辽西首屈一指的巨族，他们都在当地为官，更助长了这个大地主大官僚军阀的权势。为表彰祖氏世代镇辽的功勋，至崇祯即位后，特命于宁远城内敕建祖氏四世镇辽的功德牌坊。至今，这座牌坊仍矗立在兴城内中心大街。
吴氏以祖氏家族为后援，得到他的庇护和扶持。两家结成关系，大约也是从吴襄投效祖氏门下开始的，进而招为祖氏的门婿，大寿的妹妹嫁给了他。于是，从部属关系进一步发展成血缘的裙带关系。吴襄在祖大寿手下任参将，累官至都指挥使，留镇宁远。崇祯四年（1631），已是锦州总兵官。总兵一职，在明代是一地区的最高军职，拥兵万人乃至数万的高级将领。六年（1633），以军功授为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百户世职。[15]吴三桂因此得到提拔，此是后话。
借助祖氏的力量，吴襄官运亨通，不仅如此，而且吴氏的人能当官的纷纷登上仕宦之途。三桂的哥哥吴三凤也是祖大寿的部将，驻守大凌河。姨夫裴国珍同为大凌河的军官，都在祖大寿的指挥之下。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1631），大凌河城被围，他们都投降了后金。[16]通过这种血缘关系，使祖、吴两家结成一个独霸辽西声势煊赫的望族。他们执掌兵权，握有数万军队，又有数千家丁的私人武装。因而这又是一个以祖氏为首的军阀集团。旁及有关亲戚、部属、心腹等等都紧紧地依附于这个集团，他们分布辽西地区各城镇，占据一切要津，把持着这一地区生杀予夺大权。实际上，这一地区已成为祖、吴两家的天下。就连朝廷大员，直至皇帝也不敢轻易触动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即使犯了大罪，也不得不采取宽容的态度。
后金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八旗兵第一次突袭入关征明，设反间计，诱使崇祯皇帝将入援的袁崇焕逮捕。祖大寿是袁的部将，他见主将被逮，惊恐万状，竟置勤王于不顾，率部逃离北京，掠山海关，返回宁远。他敢于离京出关，就是仰仗他在辽西的势力以图保全自己。按律，临阵脱逃，形同叛逆，必处以极刑。令人意外的是，崇祯并没有怪罪，也不予处罚，还发下诏旨，极力安慰他。[17]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发动了大凌河之役，将该城围困起来。祖大寿守城，因援绝食尽被迫投降。他以回锦州取家属、智取该城之计脱身。回锦州后，还与皇太极秘密书信往来。他投降的事，很快被辽东巡抚丘禾嘉侦知，密奏朝廷。崇祯却按下此事不提，装做不知道，竟然容忍下来。[18]
清崇德七年（1642），明与清在松山（今辽宁凌海松山）决战，明军惨败，祖大寿率部献锦州城投降。按明律，他们的亲属都要受到牵连，但吴襄父子却是个例外，没受到任何责难。参加此役的吴三桂，战斗刚开始，就同总兵王朴等率部逃跑，以致明军全军覆没。事后，崇祯下令将王朴处死，仅给三桂降级处分。[19]
这些事例最好不过地说明了祖、吴两族在辽西势力雄厚，盘根错节，朝廷不敢触动毫毛，惟恐惩治一人，将激成大乱，会逼使他们拱手把辽西送给清政权。了解内情的降清汉官石廷柱等看得很清楚，他指出：“第明国京都，倚祖大寿为保障。”[20]连皇太极也说：“以其（祖大寿）族党甚强，且据锦州故”，明朝是不敢对祖氏集团轻举妄动的。[21]
吴氏是继祖氏之后发展起来的大地主。就辽西而言，他们的富有恐怕任何官僚地主也望尘莫及。吴氏家究竟有多少财产，迄今我们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详细材料。的确，当时没有留下记载，仅有吴襄、三桂父子在个别场合无意中透露的点滴情况，为我们估计吴家的财产提供了线索。
这是顺治五年（1648）二月，三桂奉命携家西迁，在即将离开故土时，他给世祖皇帝写了一份奏疏，内中透露：在中后所原有他安设庄田十处，他不愿舍弃这些庄田，请求准许他留人丁看守。[22]
吴家十处庄田，究竟有多少土地？还是再看一份材料，就不难得出结论。
那是在明崇祯十七年（1644）初，崇祯皇帝召见吴襄谈话，询问兵数与粮饷之事。他告诉崇祯，他们老吴家有三千骁勇敢战的家丁，他们都是由吴襄的子弟、子弟的诸兄弟、亲属等组成的。吴襄自称：他吃的是粗茶淡饭，而三千子弟兵吃的是细酒肥羊；他穿的是粗布褐衣，而三千子弟兵都穿纨罗纻绮。虽说朝廷长久发不出饷，他们照旧生活得很好；吴襄透露出其中的秘密，这就是三千子弟兵在外皆有数百亩庄田。他们得此厚赏，所以肯为吴家出死力。[23]
这支以吴氏父子、兄弟、亲属及其子弟、家丁组成的三千人的军事力量，是名副其实的吴家军，纯属吴氏家族的私人武装，他们依靠吴氏家族的势力，真是个个富有！明朝末年，灾荒不断，经年用兵，弄得国家穷困，民不聊生，而这些子弟兵的生活如同贵族，就是因为每人都有数百亩庄田，为他们生财与享受之源。他们的生活如此，吴氏家族的富有可想而知。如按一处庄田百亩推算，吴家的“十处庄田”，最多可达千亩以上。中后所一带，西至偏北，皆山地，中部为起伏平缓的丘陵，东南至海为平原。当时，“自山海关至宁远，山木阴翳。”[24]因此，可耕地并不很多。吴家占地达千亩左右，可以肯定，他是本地的首富。加上吴氏子弟与家丁占地，实际上，中后所远近的土地都属于吴家所有。吴氏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主，他们的家丁则是中小地主。
吴氏是集官僚、军阀兼大地主三位于一体的辽西豪族。这个大家族的发迹与神奇般的发展，还靠其权势来巧取豪夺，才聚敛了惊人的财产与庞大的家业。
吴氏同辽东地区其他许多军阀地主一样，他们掠夺的主要对象是服役的军士及其耕种的土地。
原来，早在明建国初期，就实行军屯制度，用驻防士兵就地屯田，不管是驻防内地，还是边疆，每个兵士都由国家分配给一定数量的土地，都要自己耕种，自给自足，可免去百姓的负担与转运粮饷的困难。辽东地区是从洪武二十八年（1395）起，皆令屯田自食。[25]每一军士给地五十亩，至永乐初年，全辽二十五卫，屯地已达二万五千三百余顷，屯粮一年可收入七十一万六千余石。[26]应该说，这种以守军耕种的屯田法在一定时期收到了效果。但是，好景不长。广大军士辛苦耕种的土地和收获的粮食逐渐被他们的直接统治者——各级将吏、地方大员任意占种和侵夺，屯田制遭到破坏，而夺占耕地者迅速富裕起来。这些夺占者有镇守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总兵官、副总兵官、都司指挥使，就连那些千户、百户等低级官吏和他们的子弟也敢于侵夺。到正统八年（1443），实行屯田才几十年，朝廷大臣们就惊呼：沿边各将吏“广置庄田，私役屯军，改挑渠道，专擅水利，又纵下人占种膏腴屯田，是使军士怨嗟，民政废弛”[27]。这是说，驻守边疆的将吏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都私自设置自己的庄田，霸占水利设施，夺占肥地、好地，随意役使部属军士为他们耕种，收获全部归己。
明代的边防军多由罪犯充任。列居九边之首的辽东，戍边“军士多以罪谪戍”[28]。他们被加上各种重罪名目而充军到辽东，编入军队。一年到头，他们除了修城、担任守卫，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屯田。他们真正成了当地各级将吏的农奴，他们的份地随意被夺占，他们的收获物可以随意被征收或全部没收。据正统十年（1445）报告：辽东都司卫所官员“近年……多私役军余，将膏腴者耕种收利入己，硗薄者拨与屯军，有名无实”[29]。成化十三年（1477），辽东“近城各卫，膏腴田地多被卫所官员富豪占种”[30]。明中叶以后，夺占军士土地的情况更为严重。以嘉靖八年（1529）为例，这一年就连续揭发了镇守辽东的镇守太监白怀、镇守总兵麻循、监枪少监张泰、镇守辽阳副总兵张铭，以及分守监丞卢安、参将萧滓、李监、游击将军傅瀚等一大批人，“各占种军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余顷，少者十余顷”[31]。按当地标准，一顷为一百亩，占地二百五十余顷，合二万五千余亩；占地十余顷就是一千余亩。万历初年，张居正当政，清丈土地，在辽东清查出被侵占的屯地共八千三百九十顷，屯粮是十九万九千八百四十余石。[32]以辽东历年屯田最高额永乐初年的二十五万三千余顷做比较，到这时，被当地官员将领侵占的土地已在三分之一以上！
辽东屯种破坏的情况，大抵是在吴氏迁来辽东前后发生的。到万历末年，屯田遭到进一步破坏。大学士叶向高指出：在洪武、永熙年间，辽东屯粮达七十万石，而此时才十七万石！他特别指明辽西地区“屯堡萧然，十室九空”[33]。军屯民地，都被当地统治者收罗一空。天启时，当是吴家蒸蒸日上，财源滚滚而来的时期。天启五年（1625），朝廷披露榆关即山海关外各镇将侵占屯田的情况：这些人把“各处膏腴瓜田弥望者，皆镇将霸为养廉，远而硗者始为军屯。屯之利在武弁，不在朝廷”[34]。这里所说山海关外，就是指中前、中后、前屯至宁远、锦州这一地区。这份材料没有指名道姓参奏，说明各镇将的不法行为，已成为当时非常普遍的情况。凡是好地、肥地，都美其名曰“养廉”而加以霸占。所谓“养廉”，是指朝廷为照顾地方官吏的生活，于正常俸禄之外，另拨些耕地，其收入或粮或折卖成白银，均归入他们个人所有。这种办法，是使他们获得足够的物质利益，不再盘剥百姓，保持为官“清廉”。他们就以“养廉”的合法名目，多侵占好地，把那些距离远、土质又很差的土地派给兵士去耕种。所以，有识之士痛切地说：屯田之利已转到武弁即各镇将之手，朝廷再也不会得到丝毫好处。家居此地的吴氏，肯定参与了当地将吏侵占屯地的种种不法活动，也就是说，榆关外镇将侵占屯田的当有吴氏父子在内。三桂与其父兄等先后出任锦州、大凌河、宁远、山海关的总兵或其他军职，他们不可能洁身自守，而同所有将吏一样，利用职权，大肆掠夺军屯的土地，变成大土地所有者。
镇守各边的总兵等各级武官将吏，拥有很多土地，他们自己是不种田的，以当地防军为廉价劳动力，大批役使他们为自己种私田。这种情况，在辽东地区早已是普遍之事。这些地方将吏靠役使广大士兵做无偿的劳动，获取了巨量财富，便以部分资金转入到经商、开矿、捕鱼、采木等行业，迅速增殖财产。
吴家发迹与致富的过程，绝不会出侵占屯田这一基本途径。他家有十处庄田，就是侵夺军屯地与民地的明显证据。三桂率部西征农民军时，曾请求留下人丁百余人，还留下一游击军官与他的哥哥督率他们看守这十处庄园。这百余人并不是平民百姓，而是军丁，又留下一名军官负责，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吴家庄田历来是靠役使军丁耕种、责成下属军官代为管理的。
吴氏发家的秘密正在这里。这个在明中叶前后曾是到处流徙的“流民”之家，到辽东后，却以无偿役使军丁的劳动和侵占他们的土地，而一跃成了大地主。他们家的土地财产，除了仅知有十处庄田，史无记载，也就无从知道了。至于他们富有到何种程度，也无一字材料可以证明。不过，我们先看看祖氏的财富，也能从中透视出三桂一家的富有。
清官方史书《清太宗实录》提供了一点线索。那是在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皇太极大破松山明军，锦州不战而降。祖大寿和他的诸兄弟向皇太极献出了一大批宝物：珊瑚树、琥珀、珊瑚、珍珠、珠箍、珠花、沉香、玉带、赤金首饰、玉壶、玉、犀、玻璃、玛瑙、金银等杯盘、各种银器、貂、猞狸、狐、豹、天马皮等裘、蟒倭素缎，纱、罗、绸、褐、氆氇、绒毯、蟒衣、缎纱罗衣、黄金、白金、红毡帐房、雕鞍、弓面雕翎、虎豹皮、琉璃灯、角灯、磁器、柜箱、椅杌、床、轿、镀金盔甲、苗刀等物。[35]
祖大寿等人献上一大批宝物，是为了向皇太极表示对他们赦免之恩的感激之情和投降的诚意。这些出自南海北国，乃至名山大川的全国稀有的罕世之宝和珍品，竟集于一个塞外的将官之家，在被围困了一年以后，家业无损，突出地说明祖氏的富有令人惊叹！
李氏朝鲜国王的世子李
随清军进关，途经锦州，曾亲至祖大寿、祖大乐兄弟的旧居参观，他写道：两家旧居，“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碧炫耀，瓷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而大寿之家则尤为侈奢”。他不禁感叹：“我国则虽至尊之居，不能如是其华者。”[36]身为一国之主的朝鲜国王所居宫室，竟不如偏处一隅的一个中国军官住宅那样华丽，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个对比，是出自朝鲜国王世子之口，就不能不使人信服了。处在辽东警报频传、不断交战中的锦州，照理说，作为守城的主将祖大寿哪有心思营建美宅华屋？也许战争对他们来说已属司空见惯之事，他们一如平日，追求无尽的享乐，花大量金钱，耗费在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处处显示出他们惊人的富有；同时，也使人们看到，明末统治阶层奢侈无度的极端腐败的社会风气。
从祖家看吴家，不难想像吴家的富有，也不在祖氏之下。进而再看辽东，哪个将官不搜刮？哪个有权之家不富有？只是富有的程度不同而已。
二、武功世家
山海关外，辽河两岸，东至鸭绿江畔，北至开原，南抵大海之滨的旅顺，明称为辽东的这一广大地区，自古就是“英雄百战之地，所谓虎步龙骧，高下在心”。朝鲜人对此有过这样的精彩评论：
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远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庭之限，此所以为中国必争之地，而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37]
事实确是如此。历史上，这里从来就是兵家用武之地。有多少一代创业之君奋然崛起，问鼎中原；有多少治国之能臣、能征惯战之悍将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战斗，创下惊天动地的业绩！远的不说，在明代及明清之际，吴三桂之前，诸如威震辽东的名将李成梁父子，腹有良谋、统率过千军万马的熊廷弼，杨镐、孙承宗、洪承畴、“铁面御史”何尔健、独胆英雄袁崇焕、敢战敢胜的一代骁将满桂、祖大寿、赵率教，首创海上雄师的毛文龙、一度主持辽东大计的王在晋等，以及清代的创业之君如努尔哈赤、皇太极和他们的兄弟子侄一大批名君、名臣、名将，都在辽东这个军事舞台上施展出他们纵横捭阖的才略，演出了一幕幕历史的活剧。吴三桂的一家参与了明清的激烈的军事斗争，成为一个将门之家。
明代的辽东，西北与西面都跟强悍的蒙古为邻，东北与东面地接女真，是它的边防最为险要的地区。明朝自建国始，直至末年，两百多年间，不惜倾注亿万金钱，修边墙，筑城堡，兴建数以千计的墩台，派驻重兵防守：“自山海关至开（原）、铁（岭），每三十里即筑一城，势若连珠……皆列兵戍守。”还在山顶上每五里或十里即筑一台，俗谓：“十里一墩，五里一台。”置烽燧以报警。每台高约数丈，仰望山巅，如在云天。再向远望去，座座墩台林立，像是一个个威严的哨兵，警惕地注视着蒙古、女真人的举动。整个辽东，充满了战争的气氛。
清初，有个叫王一元的人，目睹明朝的这些遗迹，不胜感叹地说：“明季防边既周且备，不知费去几万万钱！”[38]
明朝防备如此森严，仍不能阻止蒙古、女真铁骑的袭扰。武装冲突，大规模的交战，几与明朝相终始。辽东地区是真正的战场。
当地军民长期生活在战争的环境之中，已看惯了刀光剑影，铁骑飞奔，即使望见报警的烽烟滚滚，耳听得战马嘶鸣，也已习以为常，并不感到意外和惊慌。任何战争都会给人民百姓带来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它也教会人们如何保卫自己。因此，辽东的百姓把习武从军看成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并成为青壮年所从事的职业之一。许多家庭几乎满门皆军，称得上是“军人世家”。辽东名将李成梁有五个儿子，都投身行伍，在战争中成长为统率三军的将军。他们父子镇辽二十余年，“师出必捷，威震绝域”[39]。祖大寿兄弟子侄个个从军。吴氏父子四人，先后从军，都是名副其实的“军人世家”。
辽东军民同蒙古、女真人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但也有和平交往。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人人精于骑射，善于奔驰，无论在山间林崖，还是在平原旷野，都能吃苦，有耐力，一往无前。这些优胜的民族长技和风俗习惯，也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比如说，人人爱马、骑马也都成了当地汉人的习惯。男孩、女孩才两三岁，只要见到马，便手舞足蹈起来，跃跃欲试。当大人把他（她）抱上鞍坐，就高兴得不得了，一边笑着，一边吆喝，催马快走，还一边用手作加鞭之势。长到五六岁时，就开始练习骑马。父亲给制作一个小木架，放在鞍坐上，把孩子抱上去，手扶木架，慢慢演习。在辽东，不只是男人会骑马，女子也善骑，“较男子更胜，加鞭疾驰，了无畏怯，而姿态飘逸”[40]。遇有个别女子不会骑马，还会被人笑话呢！所以，在这里，男女不会骑马，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辽东的特殊社会环境，养成了人们一种尚武精神，特别能战斗。在明朝军队中，辽兵以剽悍敢战闻名，被誉为一支劲旅。在同新兴的后金爆发战争以后，明朝从江南调至辽东作战的军队，几乎每战都败。两度经略辽东的袁崇焕改用“以辽土养辽人，辽人守辽土”之策，完全起用辽兵，不但顶住了后金的猛烈进攻，还把他们打得大败，连获大捷，突出地显示了辽人敢战的雄风！
吴三桂降生的时候，历史已给他准备了军事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并由此走上了他活动的主要舞台——军事舞台，终其一生，与战争和军事斗争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出生在一个将门之家，受到社会尚武风气的熏陶，家庭、亲属的影响，尚武的观念从小就被灌注到他幼小的心灵之中。在他只有几岁的时候，父亲就尝试对他进行骑射训练，随着年龄的增长，训练也逐年严格。这种训练，如同做功课一样，每天手不离箭，身不离鞍。父亲善养马，在马匹的选择和骑术方面，都能给他以指导。三桂很聪颖，据三桂的教生陈邦选说：三桂小时，“聪明自然超群”[41]。他学习很用心，也颇刻苦，骑射进步很快。还有舅父祖大寿对他很关心，不时地加以指教。他经常出入军营，很喜欢军队的战斗生活，一心想将来长大了当一名军官……
从山海关经中后，至宁远以东，抵锦州，北面一望丘陵、山岭，绵延不尽，林木繁茂，多飞禽走兽，虎、豹、野猪等猛兽，无时不出没林中深处。行猎是当地猎户的衣食之源，而对于达官贵人来说，却是一种消遣。三桂的父兄每于闲暇携家丁进山打猎，当他能独立骑马时，便跟随父兄左右，骑逐山林之中。稍大点，他就自带家丁，独闯山林，与禽兽周旋，每次都有收获，这养成了他“好田猎”的习惯。[42]这种带有军事味道的生活，培养了他勇敢、不畏艰险、“沈鸷多谋”的思想性格。[43]他掌握的骑射技能，后来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哥哥、弟弟。他演习过各种兵器，最喜欢使大刀，练得很有功夫。从此，这柄大刀就成了他在未来的岁月中南征北战的制胜武器。现今保存在昆明市博物馆的一口长柄大刀，据说是三桂的遗物。
三桂十六七岁时，应试武功，得中武举。[44]国家设置武场，通过考试“技勇”，选拔将才。明末，按武场考试规定，一般以九箭射中目标为状元。[45]三桂以其少年应试，在强手如林的角逐中，获得武举人，颇为难得。这都得之于平时的严格训练。
他得中武举后，取得了在军中任职的资格，开始了军事生涯。《庭闻录》的作者刘健说他“自少为边将”，他的教生陈邦选也说“总爷（指三桂）少年悬印”[46]，指的就是这个时候。三桂初任军职，就在舅父手下任中军官。[47]这是个低级军官，是三桂走向将帅的起点。他在舅父祖大寿的指挥下，参加了对后金的战争。很快，他崭露头角，日益显示出悍将的素质。
崇祯五年（1632），他已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却已升为游击将军。[48]虽说这个职位还不算高，但已进入将军的行列，而父亲这时已升到总兵官这个高级军官的地位。
二十岁这个年龄，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身体长成，思想敏锐，精力旺盛，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二十岁的吴三桂，比一般青年更引人注目：大耳垂，高鼻梁，脸色富有光泽，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瞻视顾盼，尊严若神”[49]。他的身材不算高，看起来，也不那么魁伟，可是“臂力过人”[50]，没有人能赶得上他的力气大。难怪凡见过他的人都用“美丰姿”、“状貌奇伟”的话来赞美他，[51]大概并非虚语，亦非媚人之辞。不过，他的相貌也不是完美无缺，只要仔细察看，就会发现他的鼻子稍有缺欠：鼻梁右高左低，中间有一条黑纹如丝，像是受过刀伤的痕迹。他的鼻子的确受过刀伤。[52]那是在几年前，他为救父亲，一往无前地闯入数万后金兵重围之中……
吴三桂十七岁那年冬，正是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发动了奇袭北京的战役。他亲率五六万大军，避开明朝构筑的宁（远）锦（州）防线，绕道内蒙古地区，从大安口、龙井关等处突入长城，直趋北京，给明朝以猝不及防的打击。不幸的是，崇祯误中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逮捕入狱。祖大寿惊恐，携吴襄父子及辽兵一万五千人自北京仓皇撤军，急返宁远，以图自保。崇祯听从大学士孙承宗的建议，赶快派人安抚。使者疾驰至山海关才撵上祖大寿，当众宣谕朝廷慰劳之意，声明只逮治袁崇焕一人，与众将无涉。辽兵得到朝廷宽大，人心才安定下来。
次年正月，祖大寿奉命与孙承宗分驻三屯营（今河北遵化附近）、丰润（今仍名）之间，互相“联络犄角”。祖大寿又命所部分驻乐亭（今河北乐亭）、昌黎（今河北昌黎）、抚宁（今河北抚宁）、石门、台头营、燕河营（均在河北抚宁北、长城南）诸城镇，以堵截后金兵归路。[53]然而，后金兵“潜师饱飏”，行动非常诡秘，明官军常常捕捉不到它的任何消息。[54]为摸清后金兵的去向，他常派出多达三百人的“侦骑远探”[55]。
二月，祖大寿率部出长城，北进至建昌（今辽宁凌源）。该城周围多山，丘陵连绵，其西北面与内蒙古喀喇沁等部相接。皇太极绕道内蒙古入关和北返，建昌是他所经之地。明兵集结于此，企图截断后金兵归路。
吴襄携带三桂随征，不离大寿左右。三桂年龄还小，在军中不担负具体军务。父亲和舅父对他很喜爱，不愿让他做任何冒险的事，让他随军，是想训练他，增长见识。父亲已是一员参将，常受派遣，执行任务。可是，有一次发生了意外情况……
一天，吴襄率数百人出城侦察，突然与数万后金兵遭遇。后金将领没有把几百明兵放在眼里，实行围而不攻的战术，迫其投降。吴襄无意投降，只有突围才能摆脱险境。他与部下“急奔”，后金兵就“急围”；“缓奔”就“缓围”。直至近城处，吴襄仍无法摆脱后金兵的围困。祖大寿凭城楼远望，知后金兵势大，明兵出击，如以卵击石，倘遭全军覆没，丢失城池，将犯不赦之罪。他不能救吴襄，只好听天由命了。
三桂见父亲被围，心急如焚，便跪在舅父面前，请求发兵，为父亲解围。祖大寿以双方兵力相差悬殊，不敢出战，说：“我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归！”三桂请求再三，大寿就是不答应。最后，三桂痛哭流涕地说：“总爷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以死相救。”大寿似应非应地“嗯”了一声。他以为三桂必不能救，但三桂马上应口说：“遵令！”站起身来，转身下了城楼，率家丁二十人，出城救父。大寿心情矛盾，也没严加阻止，由他去吧！
三桂左右各置一将领，自己居中，分十八人为两翼冲阵。后金兵见明兵极少，而敢轻易出战，很是怀疑，便闪开一个阵口，将三桂二十人裹入阵中。
三桂入阵，以风驰电掣般速度向后金兵展开了冲杀，连续射出两箭，后金兵应弦而倒。后金一员将官拥纛旗向他冲来。三桂迅即搭箭，用尽气力，一箭射中，这员将官从马上跌落下来。三桂急驰近前，下马割取首级。不料此人受重伤未死，他眼看三桂举刀之际，说时迟，那时快，抽出随身的短刀，奋力跃起，照准三桂面部刺来，三桂没有防，一刀砍中他的鼻梁，顿时血流如注。他顾不得伤口，手起刀落，将这个将官的头砍了下来，并疾速地拣起死者扔在地上的红旗，撕下一块，胡乱地把鼻子裹起来，飞身上马，呐喊着冲杀。寻到了父亲，大呼：“随我来！”数百名明兵都随他往外突围。这时，大寿在城楼上眺望，命城上明兵擂鼓助威。城上城下，阵里阵外，喊杀声、战鼓声响成一片，似有千军万马奔腾之势。
后金始终怀疑明兵以少冲阵，可能是“诱敌”之术，也不敢用力堵截，加之三桂冲锋在前，来势凶猛，锐不可当，他与数百名明兵冲到哪里，哪里就纷纷闪开。于是，三桂带领明兵冲围而出。后金兵怕中诱兵之计，并不敢追赶，眼睁睁地望着这一小队明兵飞速远去。
三桂疾驰至城下，大寿已亲自出城迎接，看到他血流满面，不禁发出赞叹：“好样的，贤甥！”三桂下马，向大寿跪拜，忍不住哭了起来。吴襄站在旁边，痛楚地说：“要不是我儿舍命相救，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大寿抚摸着三桂的肩背，爱抚地说：“儿不要忧虑不富贵，我马上题请超擢！”[56]关宁援兵太监高起潜是三桂的义父，他得到三桂救父出围的消息，大喜，说：“真是我的儿子啊！”[57]
三桂就是在这次战斗中，鼻子受到创伤而留下了轻微疤痕。幸亏他受伤时很年轻，靠着他旺盛的生命力，恢复得很快，疤痕还不那么显眼。也许他感到这是一个缺陷，每当与人谈话不投合时，就用手“自扪其鼻”，这已成了习惯，到了晚年，也未改变。据长期同他一起共事的人说，观察他的这个下意识的动作，“百不失一”[58]。
吴三桂的地位和名望的显著变化，大约就是以此次闯围救父为转机的。他的这一壮举，被人们以“忠孝”之名而传颂着；他的“娴骑射”的高超技能，他那“勇而敢战”的无畏精神，他“沉鸷多谋”的韬略，都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三桂时来运转，步步晋升。他由中军升到游击，确切时间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是在这次战斗后不久的事，因为他在崇祯五年（1632）时，作为游击将官参加了山东“平叛”的战斗，所以，他的这次提升时间应在崇祯三年至崇祯五年之间无疑。这期间，他隶属傅宗龙。崇祯三年（1630）傅宗龙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三桂的提升也与他有关。有一事，可以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三桂在云南封王时，傅宗龙的儿子傅汝是三桂的部属，三桂待他如“亲兄弟”，以报当年其父之恩。[59]傅宗龙在辽任职时间很短，很快就被解职回家。[60]
崇祯四年（1631），由于父亲兵败而被削职，使家庭小有挫折。事情是这样的：
这年八月，皇太极发动了攻取大凌河（今辽宁凌海）之役，他以数万军队包围了大凌河城，祖大寿率城内三万军民固守。皇太极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掘壕筑墙，四面以重兵把城围住，断其饷道，又于城西另驻一军，专截锦州方面的援兵，企图经过一段时间的围困，城内粮尽援绝，逼使祖大寿献城投降。
明朝识破后金的作战意图，不能坐视不救。辽东巡抚丘禾嘉督率总兵官吴襄、宋伟[61]合兵四万余赴援。[62]行至离松山（今辽宁凌海松山乡）三十里许的地方，即长山与小凌河之间，与后金兵遭遇，双方展开大战，互有杀伤，明援兵撤回。九月中旬，后金兵一面继续围困大凌河城，一面又出击锦州，直抵城下，吴襄、宋伟率部出战，没有取得战果，便退入城中。二十四日这天，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又会同吴、宋两军援大凌河。明军渡过小凌河，行五里，“筑垒列车营”。后金兵扼守长山，明兵不得前进。二十七日，皇太极亲率八旗骑兵，分作两翼，直冲明兵大营。明兵施放火器和弓箭，铅子如雹，矢下如雨。后金兵右翼首先冲入张春大营，明兵奋起接战，但抵挡不住后金兵的猛烈冲击，阵势混乱。“（宋）伟与（吴）襄又不相能”[63]，吴襄等未经接战，先自逃奔。后金兵趁势从后面追赶，疾追三四十里才收兵，吴襄及其部属早已逃脱。由于吴襄先逃，招致张春以下诸将三十三人都被活捉。[64]三桂是否参加了这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史无明文，但据吴襄说：“臣每奉调，父子俱入行间。”[65]看来，三桂必在军中，并与父亲一起脱逃。
明朝屡次增援大凌河城，屡次失败，损失一次比一次大，而以张春、吴襄、宋伟等这次增援损失最为惨重。自此，援兵断绝，祖大寿再也不敢出城突围，坐以待毙。败报传到北京，“举朝震骇”。[66]在追究兵败责任时，给予吴襄以削职的处分。三桂是低级军官，不负败兵之责，自然还处分不到他的头上。
吴襄被削职，并没有给家庭带来根本影响。因为朝廷还允许他在军队中继续供职，戴罪立功自赎，而他也等待机会，以图东山再起。
就在吴襄被削职时，山东爆发了以孔有德、李九成为首的兵变。孔有德原任山东登州参将，后金兵围大凌河城时，受登、莱巡抚孙元化派遣，率八百骑兵出关赴援。行至河北吴桥，“兵乏食，肆掠村堡”，继而哗变。[67]孔有德与李九成等密议，宣布起义叛明，率军回师山东，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县城（今仍名，均在山东济南北）。次年（崇祯五年）正月，孔有德回师攻下登州（今山东蓬莱），设官置署，他自称“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等为总兵官。于是，整顿兵马，攻城略地，反明的斗争浪潮席卷山东。
山东近京师，关系甚重，孔有德起兵反明，使朝廷十分惊慌，急令保定、天津、昌平诸镇兵马会剿。官军连连遭到失败，朝廷一时手足无措。
六月初，户部右侍郎刘重庆、四川道御史王万象建议调战斗力顽强的山海关与宁远的辽兵来对付孔有德的“叛兵”[68]。经朝廷重臣讨论，奏请崇祯批准。九日，崇祯下诏，命监视关宁总监太监高起潜督率副将祖大弼、总兵官金国奇等携数万兵马前往山东镇压。[69]崇祯给吴襄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特许以“戴罪立功”的总兵官随军出征。吴三桂以游击将军跟随父亲与舅父祖大弼参加“平叛”。
辽兵不愧为一支劲旅。八月十九日，辽兵与孔有德部首先战于沙河（今山东掖县城西），将对方击败；三十日，推进至白马，双方大战，孔有德寡不敌众，被迫后撤，退守登州。辽兵乘胜前进，于九月一日兵临登州城下，迅速将全城包围起来。开始，孔有德遣兵将出城交战，企图打破明军的包围。到十一月，孔有德连续于二十一日、二十七日两次组织突围，结果都被逐回城中。副元帅李九成不幸中弹阵亡，兵士也多有损失。“叛军”处境越来越困难。祖大弼与金国奇、吴襄指挥明军严密围困，欲把他们困死于城中。
从明方的战报中看到，吴襄作战勇敢，往来冲杀，表现出色。关宁监军太监高起潜为他题请，朝廷当即恢复其原总兵官职务。[70]
明军围城已经三个月了，城内士气低落，对于能否坚持下去，逐渐失去信心。孔有德决定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突围，“决一死战”，以求得一条生路。不料十二月二日，一名叫洪成训的士兵，乘夜逃出城，投降了明军，并泄露孔有德将于三日夜从城西门出城突围。
总兵官金国奇得到这一重要情报，急与监军高起潜、吴襄等重要将领定计，分设埋伏，其余各营将士皆“披甲上马预备”，又调来三百名火器手埋伏于山前，专轰击孔有德的大队人马。
三日，天将黎明，孔有德悄悄率军倾城而出，计马步兵七八千人，分作三股突围。官军也分三路埋伏，准备迎击。金国奇与高起潜、吴襄率领副将以下，至千总、把总等大小将官四十余员为其主力，挡住孔兵出城的要冲。三桂也在这众多将领之内，参加对孔兵的伏击。
孔有德完全不知道突围计划已被泄露，明军已作了围剿的准备。他率部放心大胆地出城，行至金国奇部的埋伏圈，明军立即挥红旗迎战，截住厮杀。顿时，喊杀声响彻黎明的晨空，枪炮声同时大作，震得大地不禁抖动起来。
金国奇、吴襄部刚一交战，祖大弼率部从东南方向飞驰策应。孔军抵敌不住早有准备的明军的四面堵截，无法突围出去，便拨转马头，向城内疾退。明军穷追至城下，力图一举破城，但城上“炮石如雨”，无法靠近城下。金国奇只好传令，举号收兵回营。[71]
登州北面临海，官军无法围堵。就在兵败退回城的当天夜里，孔有德决定从海上逃走，率余部连同全部家属共万余人，分乘数百只船，航海辽东，投奔后金去了。
登州已是一座空城，很快就被明军占领。关宁援山东之役，历时近一年，就这样结束了。吴襄在这次战役中，总算没有辜负崇祯和朝廷的期望，实心任事，勇敢作战。所以，他不但恢复了原职，还于七月间被授为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百户世袭。[72]吴三桂在上百员战将中，他是资望最浅、年龄最小的一个，地位不显。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史料具体反映他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但可以想见他一定不会放弃这个立功的机会，必能施展出他的敢战、冲锋陷阵的本事。特别是有他的义父高起潜监军，父亲在军中任高职，立功受奖，这就使他在明将中处于很优越的地位。不言而喻，三桂此次军事实践，为他以后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吴三桂是个很勤奋的人，除了习武，还勤于读书学文。从少年时起，他每天鸡叫就起床，到半夜才就寝休息，“终日无惰容”[73]，就是到了晚年，也保持这个习惯。他坚持读书，不断从古人那里汲取思想营养，并从中萌发和树立了自己的志向。青少年时，他曾读过《汉记》，其中有两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这两句说：“仕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意思是，当官应做皇帝身边的官，娶妻应得到像汉代阴丽华那样的美人。他对此大发感慨，脱口而出：“我亦遂此愿足矣！”[74]在封建主义时代，一个刚涉世的青年，追求的无非一是显爵名宦，二是绝代佳人。三桂有此思想，自然不足为怪。他为达到这个目标，终生奋斗不已。后来，他果然功成名就，想得到的都得到了。然而，这一思想竟成了他自取灭亡的祸根。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吴三桂在仕宦之途进展迅速，到崇祯八年（1635），才二十三岁，就被提为前锋右营参将；[75]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他已是前锋右营副将。[76]我们虽然暂时还不能确定他被提拔到副将的具体时间，但可以肯定，必在崇祯十一年九月之前，或者说，当在崇祯十年（1637）前后被提到副将。在不到八年的时间，三桂由游击而参将、而副将，提升的速度，还是相当快的。他还有一步就要登上总兵官的宝座。这对于他来说，已是唾手可得。
吴三桂正以飞快的速度，一步步地走向权力的顶峰。
三、登坛拜将
吴三桂崛起之时，庞大的明王朝正处在急速崩溃中。天启七年（1627），在陕西澄城县爆发了农民抗粮的武装斗争，它如星星之火，点燃了明末农民战争的燎原大火。[77]崇祯初年，天下群雄并起，各路农民起义军已深入到中原腹心地区，他们活动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四川、湖北等省，向明朝展开了猛烈的进攻。[78]后来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主要领袖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也在这时先后参加了起义，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至崇祯九年（1636）前后，全国农民大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明朝穷于应付，它的将士疲于奔命，扑灭一处，另处又起；打跑一股，另股又出现在明兵面前。明兵防不胜防，打不胜打。明朝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拖得苟延残喘，它像一个久病的巨人，已临近精疲力竭、摇晃不定的可悲地步！
在山海关外，新建的满族贵族政权，在经历努尔哈赤开基立业后，皇太极大胆变革，已变得空前强大。皇太极于天聪十年（崇祯九年，1636）四月在沈阳正式即帝位，变国号为“大清”，气象一新。他和他的兄弟子侄、文臣武将比任何时候都充满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信心。明朝仅凭借着宁锦防线，还在奋力挣扎着，勉强维持着辽西残局。
但是，曾在辽河两岸和这条走廊上同清（后金）兵激战、顶住它进攻的一大批将领、运筹帷幄的统帅，诸如杨镐、杜松、刘
、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袁崇焕、孙承宗、满桂、赵率教、何可纲、毛文龙等，就像夜空中的一颗颗流星一样，转瞬消逝了。他们或战死于疆场，或失意于官场而遭排斥，多数则死于党争，成了明末黑暗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时，在辽西惟剩祖氏一家和他们的亲兵家丁，始终坚持固守辽西，所幸朝廷不敢触动祖氏，故能保全而没有受到伤害。吴襄与吴三桂父子作为祖氏姻亲，命运所系，共撑残局，同度艰难。吴氏父子在明朝统治集团中政治与军事地位变得日益突出，终于一跃而扮演了辽西最后一幕的主要角色。
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提升的机会又一次降临到这位幸运的青年将领的身上。这年，三桂刚二十七岁，喜报传来：他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79]还在崇祯五年（1632）他仅是个游击，而在此后的六年中，他很快由游击升到参将，再升到副将，由副将升到总兵，也只隔了四年时间。这个晋升速度，应该说，还是相当快的。对于三桂来说，可谓少年得志，平步青云。跟他同时代的所有辽西将领相比，以他这个年龄，竟升到总兵官这一要职，大概他是第一人吧！他的好友姜新大为感叹：“仁兄廿七登坛，儒门出将，父子元戎，讵谓奇遘哉！”[80]
自明清战争以来，特别是战事发展到辽西以后，宁远已成为明朝防御清兵的一大军事重镇，与锦州并重，是宁锦防线的重要一环。先有袁崇焕、孙承宗力主筑宁远，两次获得大捷，给清（后金）兵以重创。袁崇焕冤死，祖大寿继任守此，后又调到锦州驻防。吴三桂则继袁崇焕、祖大寿之后，驻防宁远，已显示出朝廷对三桂的倚重。关外八城，以锦州、宁远两城最为重要。监军、巡抚、道台等官都在此城设衙办公，三桂以总兵官驻守于此，也就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
吴三桂升任总兵官要职，开始跻身于封疆大吏、朝廷显官的行列，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政治基础。他的锦绣前程，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是，应当承认，三桂确有才能，这在他的同辈人中已受到广泛称赞，在朝廷中也颇受赏识。人们都说他才华出众，“聪俊绝人”[81]、“聪明自然超群”[82]，自少年已“勇冠三军，边帅莫之及”[83]，他的勇略使“夷夏震慑”[84]，堪称是“智勇兼备之大将”[85]。连清朝人也承认在明边将中惟三桂“敢战”。诸如此类的称颂，不无溢美之辞，但平心而论，三桂实为一将才，非是庸碌之辈可比。他就是凭借个人的才能，为自己获取越来越多的功名利禄。所以，不论来自哪些人的赞扬，并不都是毫无根据的吹捧。
二是，他晋升如此之快，也是靠了内外交结，多方提携的结果。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前程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有后台的强有力的支持。就是说，要寻找一个或几个有权势的人物做自己的后台，就会保证步步高升。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恰是说中了问题的要害。三桂的晋升的途径也不出这个范围。他有舅父祖大寿兄弟为后盾，加意培养，不断地给予他立功创业的机会，不时地向上司或朝廷为他请功、晋职。这一点，三桂的姨夫裴国珍看得很清楚。三桂提升总兵时，他说：“贤甥登显职，皆由于祖镇台（祖大寿）。”[86]不过，只靠祖大寿兄弟几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三桂与其父深通官场之道，他们并不惟祖大寿是赖，而是广交朝廷内外大员，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关系，从而保证了他们父子仕途顺利，扶摇直上。三桂任总兵，就是由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名，约辽东巡抚方一藻共同推荐，经总监关宁两镇御马监太监高起潜同意，并由他向朝廷报告，经崇祯批准的[87]。这三个人，地位相当重要。方一藻为辽东地区行政最高长官，洪承畴为一方统帅，而高起潜虽说是宫廷中掌管御马的太监，却是由皇帝“钦命”，位在诸将帅之上的“监军”。三桂与他们都有着特殊的关系。方一藻巡抚辽东时，三桂即“拜其门下”，与其子方光琛“缔盟为忘形交”。洪承畴以兵部尚书出任蓟辽总督，三桂“又拜其门下”。洪氏幕僚谢四新博学，深得其信用。三桂与之“纳交最厚”[88]。高起潜对于三桂来说，更是一个强有力的后台人物。明末，宦官操纵权柄，凡为官为将的，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很难立足于朝廷。特别是皇帝信任宦官，派到各地“监军”，而“在边镇者，悉名监视”。高起潜“以知兵称，帝（崇祯）委任之”，“监视”宁远、锦州及山海关诸军。[89]不论哪一级将官，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处于“监军”严密监视之下，稍有得罪，不惟丢官，甚至有掉脑袋的危险。三桂拜高起潜为“义父”，他们之间的关系必定要超过同方、洪等人的关系，毫无疑问，会得到他们格外庇护，给三桂加官晋爵只是时间问题。这些权势显赫的人物都成了三桂的后援。所以洪承畴一提名三桂任总兵，正合高起潜心意，他亲自写“题本”，立即被批准，[90]与三桂同时提名的还有刘肇基任总兵，却没有获准（至次年才通过）。洪承畴出关将“虚冒”钱粮的千总刘某处死。此千总为“高起潜私人”，高对洪大为不满，因此洪提名与高没有多少关系的刘肇基，高不予支持，即成罢论。[91]可见高起潜权势之大！
由于有高、洪、方等三人的一致支持，吴三桂轻而易举地登上将坛，身挂帅印，达到为将者所企望的地位。三桂入选总兵，除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关系，也是当时军事的需要。洪承畴原任陕西三边总督，同李自成农民军周旋十余年。当辽东军事时局日益恶化，明军防御吃紧时，于崇祯十二年（1639）初被调到这里，出任明军的统帅。他一到任，就检查各处兵士训练，兵力配置及将领优劣等情况。他阅示山海关内外，发现明兵的训练不足。来自前线的侦察情报，使他感到“虏情紧急”，而明兵“必刻期”尽速完成训练，以应付同清兵的不可避免的战斗。此时，急需“选举辽东练兵大将”，“速图整练”军队，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他与高、方等选中吴三桂，来负责“统练辽兵”[92]，包括演习刺杀、熟练使用各种武器，布阵、进退方法、掌握战斗号令，等等，这对于每个士兵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关系到战役战斗的胜败。担任此项任务训练的人，不仅要有实战经验，而且应当通晓兵法，以此而论，吴三桂倒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洪承畴提出一项练兵计划，业经高起潜同意，朝廷批准，即从现有辽兵中抽出一万，分驻中后所与前屯卫两处，正居关外八城的适中之地，责成吴三桂和监纪通判朱国梓“详审安插，分合操练”。三桂的部下辽人游击董永显，“管领内丁，胆勇超众，屡次建功”，也被选中，由游击提升到后勤中营管参将。[93]洪承畴认为，宁远、锦州各有“总镇”（即总兵官）驻扎，再于各冲要之处布置劲兵，使宁锦一线首尾相应，八城不单虚，山海关则“益厚保障”[94]。三桂即照其部署，与朱国梓分练辽兵。他“日日言练”，提出：“不独练人，尤宜练（武）器，必人与器相合，器与人相合，而后可以言练。”[95]他严格进行训练，兵士的战斗素质明显提高，仅用两年的时间，三桂与其他负责训练的将官已练兵三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劲旅。
吴三桂任团练总兵，不限于练兵，同时也参加对清兵作战。
这是在三桂提升总兵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1640）五月十八日，明兵与清兵在杏山（今辽宁凌海杏山）附近的夹马山发生一场遭遇战。原来，在杏山西五里台居住的蒙古多罗特部民，共有三十家，六十余人。他们秘密约降清朝，请求清兵前来接应，保护他们免遭杏山、松山、锦州等处明兵的堵击。正巧皇太极亲历锦州一带巡视，当即指令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等一批骁将率护军一千五百人前去迎接这批蒙古人。清兵为躲过明兵的阻击，便于十七日夜偷过锦州城，次日即十八日，天还没亮，顺利到达杏山西五里台。护卫蒙古人急速回返。黎明，被明兵发现。[96]驻防杏山的辽东分练总兵刘肇基率军出城迎战。他于七日奉命率五千余精锐兵马自前屯卫起行，十一日赶到杏山“安插”[97]。他闻警，即从所部五千人中抽调三千人马，从原驻守此城的明兵中调出三百人，共三千七百人，投入战斗。吴三桂在离杏山北十余里的松山附近驻防，一得到警报，立即出动三千人马，“长驱直过杏山”[98]。锦州总兵祖大寿会游击戴明率马步兵七百赶来会战。很快，明兵集结七千余人马，进逼清军。[99]清将济尔哈朗为避开城下明步兵，引诱其骑兵出战，便把所部撤退到离城九里的夹马山地方，扎住阵脚，明骑兵紧紧追随，至阵前，明百余骑兵首先出击，呼喊冲来。济尔哈朗纵兵还击，分队冲入。紧接着，济尔哈朗挥众将冲入阵中搏战，清护军皆系精锐，勇猛异常，更兼有济尔哈朗、多铎、阿达礼一批悍将，特别能冲锋陷阵。三桂虽然不示弱，表现了高超的战斗技能，却敌不住对方的凶猛攻击。清兵以他为目标，迅速把他围在中间，他拼命冲杀，“与贼血战”，却无法出围，幸亏刘肇基及时援救，才使他脱离危险。明兵且战且退，在杏山城下，清兵不敢恋战，乘机回兵，明兵亦不敢拦截，任其通过。此役明兵“失亡千人”[100]，副将杨伦、周延州、参将李得位等被俘，当场斩首。[101]三桂奏报：此役明兵“大获全胜”[102]，不尽符合实际。从副将杨伦等人被擒，亦可看出明兵损失不小。清兵损失与明兵大致相当。六月十五日，皇太极从沈阳发来一万兵马增援；十七、十八日又“发披甲兵”，虽说是“发兵换班”，确“因杏山上阵损伤故”[103]。显见清兵为迎护蒙古多罗特部民付出一定代价。
接着，在七月间，吴三桂又参加了两次战斗。
这时，皇太极正在积极谋划攻取锦州，早在三月间，已采取第一个实际步骤，派遣济尔哈朗与多铎为左右翼主帅，率部进驻锦州北九十里的义州，作为清兵进取锦州的战略基地。他们一面筑城，一面屯种；同时，不断向锦州地区出击，袭扰明宁远、锦州驻兵。锦州地区的军事形势变得日益紧张起来。明朝的战略家们对清兵意图已有所察觉，崇祯指令辽东督抚与各镇臣速筹应急方略。辽东新任巡抚丘民仰会同吴三桂、祖大寿、刘肇基等“昕夕商榷”，谋划战守之策。[104]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出：“今日筹辽非徒言守，必守而兼战，然后可以成其守；而战又非浪战，必正而出之以奇，然后可以守其战。”[105]这就是，对付清兵不能单独防守，要守战兼顾，才能守得住；战又不能总是正面交锋，还要采取多种作战方式，如奇袭、打埋伏等，才能见效。这一方略，成为明兵作战的指导方针。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明兵开始对清兵主动出击，展开各种形式的进攻。七月八日夜，吴三桂指挥马步兵五百自松山奇袭锦州附近的清兵镶蓝旗营地。清将贝子罗托等人仓皇率兵出营，双方在黑暗中展开一场混战。三桂的意图，是对清兵进行骚扰。当大批清兵出动时，便急速引兵撤退。清将一时不知明兵究竟有多少，害怕误中埋伏，不敢追赶。据清方报道：次日见战场留下八具尸体，马九匹。[106]又据吴三桂给朝廷的塘报称：“贼于初八日夜被我袭击，旋即移营。”[107]从双方战后报道可以看出，明兵与清兵伤亡很小，战斗时间短促。如果三桂的报道属实，清兵真的移营，那么，这次小股夜袭达到了目的。
继八日夜突袭清军之后，蓟辽总督洪承畴会同三桂、东协总兵曹变蛟、援剿总兵左光先、辽东总兵刘肇基四镇统帅共议，组织了一次对清兵的新的进攻。另调山海关总兵马科率部助战。清官方记载，明出动马步兵四万至杏山。[108]战斗在松山与杏山之间展开。根据明清战后的报告，我们可以窥见此次战役的大致情况。
十日夜，三桂、曹变蛟等各挑选数十员勇将“带领精锐马兵”，进至离杏山城十里地方，在山洼地埋伏起来，并各派出哨探在周围山上潜伏瞭望。
第二天（十一日）晨，三桂率领副将以下将官五十余员，“齐出杏山城，整列队伍”，令骑兵居前，便于冲击；步兵火器居后，以备堵击。明兵力多少，未见记载，但从三桂亲自出马，将官如此之多，可以判断明兵当在四五千人。这时，担任侦察的大拨都司张成报告：清兵两万余骑从汤河子向西南奔来。三桂闻讯，即亲统副将于永绶、张鉴等领骑兵飞驰至五道岭，与先埋伏在这里的明兵会合，准备迎击。清兵已发现明兵，便向五道岭疾驰，直抵张官屯。[109]这支清军由善战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等统领，“蜂拥”般向明兵冲来。三桂一声令下，以逸待劳的明兵呐喊着冲上去，“跃马冲砍”。清兵退至夹马山，各镇官兵“飞驰夹击”。三桂挥军冲杀，兵士皆“胆勇倍奋，士气益鼓”，又有炮火轰击，枪箭交加，激战数回合，清兵死伤甚多。吴军为争得功劳，纷纷下马割死伤清兵的首级。三桂发现山头还有大量清骑兵“密布”，料定是接应前军的，他惟恐部属忙于割首级误事，下令：不许下马，只以“恶砍”为功。鏖战多时，清兵已感不支，逐渐败下阵来。在山头接应的清兵不敢出战，急忙保护驮拉“死尸”，向北遁逃。在战斗进行时，坚守锦州的副将祖大乐率数十员将官出锦州三十里，与三桂等四镇兵汇合，以策应他们。因风沙蔽天，不便追剿，依次收兵，齐回杏山。此役明将士阵亡十一人，受轻重伤的，有六十五人，被射死的马五十六匹。[110]清兵伤亡多少？明清官方皆不见载。多尔衮向皇太极隐瞒实况，只说：清兵“追至（杏山）城壕，掩杀之，获马七十匹”[111]。也不提明兵伤亡情况。显见此次战斗虽说规模大，而彼此伤亡并不重，都在一定程度上各自夸大本军所取得的胜利。实际上，此战为明诸镇“合击”，兵力占有明显优势，“凡三战，松山、杏山皆捷”。[112]经此打击，清兵失利，“退屯义州”[113]。
崇祯十四年（1641）初，“自锦（州）城东、南、北三路，奴骑充斥，势殊猖獗”[114]，逐渐形成对锦州的包围之势。明将官担心锦州被围，一旦缺粮，就无法坚守下去。眼下，运粮比增兵更为急需。可是，负责运粮各官“惊心奴儆”，不敢往锦、松、杏等前锋三城运送，仅运至宁远以西各城，致使宁远西各城储粮猛增至一万石，前锋锦州、松山、杏山三城各仓只存米二千石。[115]从朝廷到前线将士都为此万分焦急。蓟辽总督洪承畴与辽东巡抚丘民仰（于崇祯十三年三月擢升右佥都御史，代方一藻巡抚辽东，驻宁远）、三桂等再三商酌，决定冒险向锦、松、杏三城运米，“以实根本”。正好赶上春节，他们便“以新年过节，出其不意”将粮运去。此项任务交由三桂完成。正月初二、初三两天，以牛骡驴车三千四百辆，装米一万五千石。初六日，三桂亲自“督运米车”出发。此计果然躲过清兵的监视，于次日中午，顺利到达锦州。当即卸车，至当天晚上二更时分全部卸完。八日，空车又安全地返回宁远。此次运米，往返“并未遇警，绝无疏失”。至初九日，清兵才有觉察，出动两万余骑分为四股追击，企图夺粮，遭到沿途守护的明军炮击，一无所获，“仍从原路北遁回营”。此次运粮成功，“俱蒙诸上台筹画周详，而更蒙（吴）练镇防护谨毖所致”[116]。
吴三桂冒险督运粮食，显见他的胆略远在众将官之上。在人们视锦松等为险途而畏缩不前时，他却敢于承担责任，实心任事，一举成功，因而受到朝廷和周围将领的赞扬。由于锦州得到了给养的补充，更坚定了全城将士守城的信心，并长期坚持下去，虽被清兵围困，亦毫无所惧，这与给养充足有直接关系。
自从三桂被提升总兵官以后，效力朝廷更倍于前，“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剿杀虏级独多”[117]。朝廷给予他的这几句评语，不仅概略地反映了他在这一阶段的军事活动情况，而且把他的功绩置于所有将官之上，也可看出他的地位明显提高。朝廷表彰他勇敢杀敌，屡建战功，但最根本的是赞扬他对朝廷表现出无限的忠心，夸为“忠可炙日”。三桂得到明廷的信任和器重，其父亦身居显官，其亲属无不富贵，这自然使吴氏及与吴氏有血缘关系的宗族跟朝廷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三桂当然明白，只有忠实于朝廷才能得到他追求的功名富贵。因此，他凭一股青年人的锐气为朝廷效力，在他看来实属天经地义。他在升任总兵官前前后后的表现，都说明他在为保卫大明江山而战斗。就个人而言，如同历代那些有作为的青年人所怀有的志向一样，他要建功立业，获得他所追求的一切荣誉。这就是正在蓬勃向上，在前程似锦的道路上疾驰的吴三桂的基本思想。
四、松山之败
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1641）初，明清在辽西的交战频繁不歇，日趋激烈，终于导致明清兴亡史上又一次大战——松山决战的爆发。
这次大战，首先由清太宗皇太极发起。自从天启初年袁崇焕构筑宁、锦防线，迫使清兵不得长驱直进，在大、小凌河之间徘徊不前长达十余年，严重阻碍了清朝同明朝的争衡。皇太极曾屡次企图打破明军的防御，但没有成功。他获得的惟一战果是在天聪五年（1631）围攻下大凌河城（今辽宁凌海），便再没有取得尺寸进展。锦州与宁远这两座如坚不可摧的堡垒横亘在清军通向山海关的辽西走廊的咽喉之地。这使皇太极喟然叹息，而莫可奈何。但是，皇太极在其他战线取得了巨大胜利，他东征朝鲜，使之臣服；西讨强大的蒙古察哈尔部，使之俯首听命。皇太极以十余年的奋战使清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明朝正遭遇“三百年来未有之饥荒，父子相食”[118]，民不聊生，铤而走险，纷纷揭竿而起，汇入到农民战争的洪流之中。明朝被李自成、张献忠等为领袖的农民军打得焦头烂额，难以喘息；在关外，清兵咄咄逼人的进攻使它陷入深深的困境，只有勉强挣扎，却无还击之力。庞然大物的明朝内外交困，一天天垮下去，迅速走向没落，而整个形势对清政权空前有利。清谋臣们不禁欢呼：“今四方咸归，后患已绝，既无内顾之忧……试看南朝（指明）君臣将相，谁是敌手！”[119]这些话不无自我夸耀的成分。但总的来说，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形势的明显变化。
皇太极正确地估量了明清双方的力量，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决心打破明清在辽西的长期僵持状态，对明的新的强大进攻就从首当其冲的锦州开始。崇德五年（崇祯十三年，1640）春，他采取第一个步骤，就是在义州筑城，屯田，积粮饷，作为向锦州进兵的基地，然后向锦州进逼。到崇德六年（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清兵严密包围了锦州，“填壕毁堑，声援断绝”[120]。
清兵进居义州，筑城屯田时，锦州告急，已引起明朝统治集团严重警惕，及至逐步逼锦、围锦，他们不禁感到惊慌。这时，他们才看清对方的战略意图，不仅要夺得锦州，还要谋取战略要地松山。有人指出：“松（山）城与锦（州）相隔十八里，奴贼离锦五六里下营，即近在松城左右，今锦城濠栅已成，奴众精骑尽绕松城，势虽困锦，实乃伺松。”[121]兵部认为，清兵此举，“是又困大凌（河）故智也”，便紧急指令蓟辽总督洪承畴“设计解围”[122]。
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上旬，洪承畴奉命出山海关，驻宁远，指挥各路兵马援锦。三桂是援锦大将之一。洪承畴首先召集三桂和前屯卫总兵王廷臣、玉田总兵曹变蛟、蓟镇总兵白广恩，议破围锦之敌。然后，洪承畴亲至锦州外围军事要地松山，相度地势，察看清军态势，感到明朝兵力尚嫌不足，请求增加兵力，应达十五万。十二月，经阁臣会议，崇祯批准，同意增兵。于是，增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山海关总兵马科等四员战将，各率所部援锦。加上前四总兵，共为八镇总兵，合兵力十万、马四万、骡一万。还不足十五万之数，朝廷又做了番努力，最大限度续增至十三万而止。令各镇总兵“刻期出关”[123]，速会兵于宁远。
吴三桂作为八大镇将之一，应召率部参加援锦解围。这八员大将，“仅白广恩、马科、吴三桂敢战”[124]。论战斗力，也以三桂的辽东兵为强悍善战。他率兵两万，按自己独特的治军办法进行组织：从中选出精锐骑兵一千，以五十骑为一队，共分二十队，每队设一领骑官，计二十名。他把这二十名领骑官姓名分别书写在二十只竹签上，插在自己的靴筒上，遇到紧急情况，便信手从靴筒中取出一签，呼叫某领骑官，该领骑官即统领本骑队，跟随他冲突决阵，“无往不利”[125]。的确，年仅二十九岁的吴三桂统率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称得上明兵中一支精锐的部队。难怪统帅洪承畴认定三桂与白广恩、马科三员勇将可独当一面，其余五将只有合力，不宜单独采取军事行动。
崇祯十四年（1641）四月下旬，洪承畴挥师进至松山与杏山之间，除唐通，其余七镇总兵各率部分路移军至松山城附近的东西石门，皆照分定营次，分别旗色，摆开阵势：在离松山南数里的地方，自南向北布列车、步、火器营，以骑兵组成两翼：在西石门，吴三桂部居左翼之首，按顺序，以下是王廷臣与杨国柱部；在东石门，曹变蛟部居右翼之首，以下则是白广恩、马科部。而王朴部居两翼之间，与右翼相连接。
围锦的清步兵已部署在锦州与松山之间的乳峰山上，占据着有利的地势，而在东西石门屯聚精骑约两万，各埋伏于周围待战，其战略意图是，伏击前头增援的明兵。
四月二十五日，明清双方在乳峰山上山下，东西石门处，展开了一场激战。
明七镇各挑选精锐步兵，携弓箭、枪炮，分别从山下东西两翼向山上的清兵发起进攻，山上的清军居高下击。明“兵心甚壮”，冒着如雨点般的矢石奋勇登山进击，抢占近台高处，放炮张旗帜，大批明兵勇气倍增，喊声震天，拼命冲锋，被围在锦州城内的明兵听到枪炮与呐喊声，知道援兵已到，祖大寿即挥军出城南门外，摆列营阵，与援兵遥相呼应，形成了内外夹击清兵的态势。当明兵抢上山与清步兵搏战时，山下埋伏的清骑兵先自西石门冲出七八千，居左翼的三桂等率部迎战，“鼓锐当先”，直冲十余次，“兵气强劲”，阵斩清骑兵十人，挫败了清骑兵的攻击。它原欲以精锐骑兵将明兵阵势冲垮，不料明“马步官兵拒战甚猛”，因而没有得势。在东石门，有明炮兵营，居东山险要处轰击，有力地配合了步兵的进攻。[126]
清兵攻击不成，便用牛车推运红衣大炮三十门，从东西两面向明兵轰击，明兵炮营不甘示弱，奋力与之对射。战斗持续到傍晚，清兵被迫退却。清方承认此次战斗“失利”。
这是松山决战前的一次接触战。明七镇出动兵员约六万。又据明方报道，清骑兵两万，加上乳峰山上的步兵，总共约三万余人，但双方实际上投入的兵力并不多。故伤亡还不算严重。来自明兵前线的报告，说在阵上斩杀清兵首级只有二十人，还生擒一人。明伤亡颇重，据洪承畴统计：阵亡七百三十八人，不同程度的轻重伤员七百九十三人，被击毙的马骡达六百五十七匹。[127]清将济尔哈朗称斩首明兵两千级[128]，与事实不尽相符。但明兵处于进攻一方，又是在山下“从下仰攻，最难着力”，同时还受清炮火攻击，其伤亡肯定要大于清兵。
战斗结束后，洪承畴将有功人员向朝廷呈报。他把吴三桂列为首功，称颂说：“吴三桂英略独擅，两年来，以廉勇振饬辽兵，战气倍尝，此番斩获功多。”他请求给予加升一级。三桂此次斩首清兵十级，内有头目一人，居各镇第一，获战利品也不少。部下伤亡也比起其他各镇较轻，计阵亡三十八人，重伤三十八人，轻伤四十八人，营马被射毙较多，达一百三十四匹。比较之下，三桂战功还是显著的。[129]
松山东西石门之战，明兵以较大的代价获取小胜，并没有达到解锦州之围的目的。洪承畴意识到恶战还在后头，他向朝廷表示：“大敌在前，兵凶战危，解围救锦，时刻难缓，死者方埋，伤者未起。半月之内，即再督决战，用纾锦州之急。”[130]
主帅洪承畴决心如此之大，可他所信赖的吴三桂竟在即将爆发的决战中当了逃兵。
洪承畴原主“持久之策”，即“且战且守”，稳扎稳打，拖住清兵，使其欲战不能，粮饷不继，逼它“自困”，然后明兵一鼓而击败。但主管军事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以旷日持久，靡费粮饷为由，力主速战速决，竟责备他出关“用师年余，费粮饷数十万，而锦围未解，内地又困”，怎能对得起皇上的信赖与朝中文武重望！[131]不仅如此，他还极力说服崇祯皇帝支持他的战略，令洪承畴“刻期进兵”；同时，他又分任马绍愉、张若麒为兵部职方主事、职方郎中，“出关赞画”军事，督促洪与清兵决战。承畴无奈，被迫放弃自己的方略，于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二十六日正式誓师援锦，二十八日进兵，次日，抵松山城[132]，统八镇大军倾注于松山“孤危之地”[133]。自八月二日，洪承畴乘明兵锐气，连连发动进攻。宣府总兵杨国柱战死，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替。这些进攻虽然“未能奏凯”，已给清军造成重大压力，并使它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失利。[134]战场形势的发展，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战迫在眉睫。
清太宗正为清军连续受挫而焦急，及至得到洪承畴率大军援锦的消息，心急如焚，便倾国中之兵，亲临前线指挥。疾驰六昼夜，于七月十九日到达松山附近的戚家堡。他察看地势后，当机立断，指挥精兵从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向阴屯、灰窑山，至南海口一线下营，并指令将士就地挖壕，仅一天工夫，就掘壕三重，每道壕深八尺，宽丈余，“断绝松山要路”，顿时切断了明军饷道，将明八镇兵围于松山城附近。[135]清太宗为防明兵突围逃脱，派兵围杏山，使明溃兵不得入城。自塔山南至海边，北至山岭，以及宁远北的连山，“一切去路，俱遣兵邀截，又分兵各路截守”[136]。清太宗这一番部署，已把明军置于全歼的绝境。
洪承畴发现清兵掘壕断饷道，颇感惊慌，当天（十九日）晚上，召集各镇总兵官紧急会商破敌之策。最后，决定明天与清兵交战，以突破其围困。
二十日，各镇兵一齐出动，与清兵大战，激战一天，胜负未分，明兵仍然没有闯出包围。
二十一日，各镇步骑兵再次发动进攻。但是，清兵拼命拦截，明兵“终不能闯壕”[137]。
当时，明兵只携三日行粮，眼见饷道被断，粮食吃尽，人心惶惶。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洪承畴别无选择，只有同清兵速战，才能摆脱困境。八月二十一日晚，他召集八大将，决定作战方略，要求他们：“各敕励本部力斗，予身执桴鼓以从事，解围在此一举。”但诸将忧虑粮饷不足，主张暂回宁远补充给养，以图再战。议论纷纷，未有结果。兵部尚书陈新甲派来的心腹张若麒支持诸将回宁远取粮饷的意见。这实际上是撤军，“大敌当前，岂有退师就饷之理”！一下子便涣散了将士的斗志。洪承畴深知闯出包围实非易事，但还是鼓励说：“虽粮尽被围，应明告吏卒：守亦死，不战亦死，如战或可死中求生，不佞决意孤注，明日望诸君悉力。”[138]
会议结束时，天已经黑了。洪承畴把诸将送走，各自回营作突围的准备。
吴三桂颇有心术，回营即与将士商量突围办法。有一新降的蒙古人献计说：“敌兵诡计极多，小路必严兵堵截，大路当设备稍宽，宜从大路。”看来这位久居清政权中的蒙古人十分熟悉清用兵的特点，这就是中国兵书上所说的：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人们一般心理，以为在大路上必设重兵，而小路不会设兵或少设兵。清太宗恰是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反其道而行之，在不引人注意的小路或地方埋伏重兵。吴三桂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用蒙古降人之计，决定从大路突围。[139]正在这时，忽听明兵各营人马嘈杂，打破了夜空的沉寂，火把晃动，构成了零乱的颗颗光点。原来，怯懦的大同总兵王朴为保全性命，不顾军令，回营便率本部人马首先乘夜突围逃跑。其他各镇总兵官一看形势不好，谁也不愿被消灭，惟恐落后，仓皇争先拔营，顿时一片混乱。三桂既不想尽节，也不想束手待毙，一听各营要逃，亦不怠慢，当即传令本部人马起行，直奔大路杀出。
清太宗料到明兵粮绝，很可能乘夜逃跑，早作了截击的准备。黑夜中，明兵“且战且闯，各兵散乱，黑夜难认”，不辨方向，互相拥挤，自相践踏。当突进至壕边，遭到严阵以待的清兵的迎头截砍，死伤累累，而掉进壕堑里的不计其数。[140]大批明兵无法突围，被压缩到南海边，适遇涨潮，都让无情的潮水席卷而去。
吴三桂从大路杀出，直奔杏山城。果如所料，清太宗布置兵力，大都在小路邀集明兵，而大路兵力不多，只有他与文武随从三四百人守卫营帐。虽然盛设旌旗、帐幕，却无重要将领。清太宗见吴兵来势凶猛，无力狙截，下令说：“归兵莫遇，纵之可也。”还赞叹：“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141]据清朝官方记载，清太宗埋伏在杏山路的兵，是蒙古固山额真库鲁克达尔汉阿赖和察哈尔毛海各率所部拦击逃向杏山的明兵。命他们不许远追。[142]清太宗任命的这两员并不重要的将领和少量兵力不足以抵挡吴兵，三桂乘其虚，终于闯过拦击，奔入杏山城。在逃跑中，自顾逃命，连印信也顾不得拿，为清军所得，显见惊慌到何等程度！[143]先逃的王朴也逃来此城。其他将领如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等相继逃出重围。鼓吹决战的张若麒等临战惊慌，逃至小凌河口，从海上驾舟逃向宁远去了。曹变蛟、王廷臣突围不成，退回松山城，与洪承畴固守。
清太宗继续部署兵力聚歼明残兵余众。八月二十四日，他命内大臣宗室锡翰、国戚多尔济两员骁将率济席哈、车尔布、巴兰及精兵二百五十人、蒙古翁牛特、四子部落都尔拜率兵二百五十人，分别埋伏于杏山明兵逃走必经之地的高桥（锦州西南、属凌海）大路和桑噶尔寨堡，另派甲喇率京隋荪、格尔泰、郎球等战将率三旗精锐护军一百五十人协助堵截三桂兵。太宗所派满蒙八旗兵数量不多，但皆多精锐，其将领也都是骁将，足以击败已成惊弓之鸟的明残兵败将。当天，杏山明兵一千人自城中逃出，遇到清伏兵，迎头痛击，明兵死伤甚多。太宗闻讯，亲自赶到高桥东，指授方略。指示如明兵自杏山逃出，尾随追击，不得使明兵入城。为加强兵力，又派多罗贝勒罗洛宏、固山贝子博洛、内大臣图尔格等以每旗精兵二十名及正白旗护军、翁牛特兵、锡翰、多尔济兵，统由善战的名将多罗贝勒多铎指挥，继续设伏以待杏山明逃兵。
吴三桂、王朴已感到杏山岌岌可危，不宜久留，便于二十六日率部出城逃跑。埋伏杏山西的清兵立即迎战，将明兵截入大路追击。三桂与王朴“且战且退”[144]，向高桥逃去。清将多铎一声号令，伏兵四起，迎面截住，而后面清兵紧追不舍。三桂、王朴与明兵手足无措，无心恋战，急欲夺路逃跑。清兵奋力攻击，明兵大败，四处溃逃。清兵边追边攻击，到傍晚，已将桑噶尔寨至海一线列兵固守，严密封锁。三桂、王朴率残部乘夜逃跑，兵士死伤殆尽，三桂与王朴以个人的高超的武功，拼着性命侥幸冲出重重堵截，仅以身免，逃到了宁远。[145]据宁前道石凤台向朝廷密报：三桂的“兵丁尚多，还能整搠兵马，誓拯封疆”[146]。
三桂等逃离杏山后，城里还有数千明兵，他们已成惊弓之鸟，或千人，或数百，或几十人，分股逃窜，都被埋伏的清兵所歼灭。[147]
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战，短短几天，清兵大获全胜，歼灭明兵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获马七千四百四十余匹、骆驼六十六峰、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而被海水淹死的明兵“浮尸漂荡，多如雁鹜”[148]。其余溃兵散勇，都逃向了宁远，被三桂收留起来。由于明兵惨败，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连失，明辽东骁将祖大寿举城投降，致使“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149]此役之严重后果，已直接危及大明江山之安危。明朝连失关外四城，已使稳固的宁锦防线处于瓦解之中。朝廷得此消息，“京师大震”。按例，朝廷要追究丧地之责。三桂同其他各镇将不能逃脱责任。但出乎意料的是，大约在八月末，崇祯却给三桂加升提督职衔，指示他“收残转败”，把各镇残兵败卒总归三桂收拾集中，“上紧整顿，徐图再举”[150]。祖泽溥等“首请大彰法纪，以振肃将来”[151]。受到惩处的是王朴，以临阵“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开庭审讯。这种不公平的处置引起朝廷舆论哗然。御史郝晋发言：“六镇（指已逃活命的马科、李辅明、白广恩、吴三桂、王朴、唐通。另二镇总兵曹变蛟、王廷臣死守松山没逃，后城破被杀）罪同，皆宜死。”他认为，六镇总兵都应按逃罪处死，而朝廷只问罪王朴，却不追论其余五人之罪是不公平的。郝晋对此大为不满，特别提到“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复议，向崇祯提出处理意见：只斩王朴，勒令马科立军令状，再有失误必处死。三桂失地，也应斩首，但姑念其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152]崇祯帝批准，于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五月十九日将王朴处决。[153]三桂仅受到降级处分，仍守宁远。职方郎中张若麒受到朝野谴责，要求重处，迟至八月末逮捕处以死刑；十一月，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给予削籍的处分。[154]
吴三桂自投身行伍以来，一向以“敢战”而著称，他显著的军功和飞速晋升，已成为朝廷内外军事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晋升为总兵，独掌一方帅印，已说明朝廷对他的器重。这次援锦他又是八大将之一，实为一员主将。照以往的表现，三桂必能冲锋决战，再立功勋。出人意料的是，在至关重要的闯围战斗中，他并没有认真地进行拼战厮杀，当王朴先逃时，他竟随其后，逃之夭夭。他的决战勇气顿然消失，霎时，他对大明的忠心也不复存在。这一点，他连曹变蛟、王廷臣都不如。他们坚持与洪承畴同命运，没有逃跑，与之同守孤城松山。三桂却置他的老师洪承畴于不顾，自率所部拣大路先逃至杏山，再逃至宁远。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可以说明其不可告人的内心的材料。但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即三桂为保全自身性命，也为了保存他与父亲辛苦积聚的军事力量，不惜一逃。也就是说，他不愿在这次不能取得胜利的决战中消耗或消灭自己的实力。在他的将士中，其骨干将士都是他的亲丁家将充任的，这一部分人可以说是他的私人武装力量。自明初以来，凡辽东将帅无不有自己的家丁任军职。三桂自然不能例外。据其父吴襄说，他们父子有家丁将士三千余人。这些家丁都效命于吴家父子，听其指挥。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往往依赖他们出力。不用说，不论哪一位将帅都不会愿意自己的亲丁家将被消灭。事实上，在松山大战中，他的亲丁家将保存独多，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三桂“不战而逃”，不会出于别的原因，只能是为保存实力而不惜一逃。他作为一个后起的军阀，当然懂得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否则，失去实力，也就失去了他力求保持的地位。
朝廷不追究他的死罪，予以宽大，绝不是随意作出的，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吴氏在辽东已占据要津，是地方的一大实力派。继松山之败，祖大寿降清，在这里除了吴氏父子已无更合适的人选为朝廷固守这块残土。显然，朝廷不敢得罪吴氏，因吴氏父子尚有可利用的价值，朝廷中有吴氏的靠山，为其开脱，也不无作用。对比之下，王朴的地位，没有吴三桂那么重要，他所得军功不显，名曰总兵，但在朝廷中并无实际影响。他在关系明朝危亡的松山决战中，带头逃跑，搅乱军心，以致各镇将纷纷效尤。王朴的行径恶劣，罪在不赦。按律处斩，人们无足惜。当然，也不能把所有败将都处死。问题是，独斩王朴，而其他各帅只给以降级的象征性处分，这就看出三桂等人与王朴在朝廷心目中的悬差的地位了。后来的事变，恰恰证明此次战败对三桂的前程丝毫没有影响，相反，继续得到晋升。
不管怎么说，吴三桂做了松山决战的一员逃将。这在他为明效忠的历史上是一页并不光彩的记录。也许因为这一逃，保全了身家性命与实力，历史却在不久的将来给了他一个机遇，使他成了明清兴亡大事变中的举世瞩目的人物！
五、婉拒诱降
吴三桂先自松山，再自杏山，几乎独身一人逃归宁远，所部人马损失殆尽，他也在所不惜了。朝廷对他仍给予信任和重用。他被提升提督后，授权宁远辽兵和援兵都听他调遣。对三桂来说，眼前最重要的是，搜集散亡，招募兵勇，重新集结兵力。至崇祯十五年（1642）初，三桂练兵已达一万[155]，加上其他各镇新练的兵，约是二万五千之数[156]。崇祯指使他：“整练主官兵马，既有头绪，着□□枹冲锋破垒，有进无退，糜坚不抗。立解久困之围。”[157]崇祯把松山败后解锦州、松山、塔山之围的重任完全托付给吴三桂了，命令他“奇正互用，马步各驱，励必死之心，奋无前之气，誓师进剿，击惰捣虚，务期一鼓解围。庶几除凶雪耻”[158]。显见，吴三桂这时已成为明在关外的惟一依靠了。而他依靠这支重新组织起来的军队，继续坚守宁远。
吴三桂自知犯有逃罪，也许出于赎罪之念，他在松山战后的第二年，即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三月，松山刚破，便与另一逃将白广恩等率兵四千，试图组织一次进攻。他们进至塔山扎营。塔山已处在清军的围困之中，三桂下令以一半兵力至高桥，与清兵遭遇，但“不战而退”[159]。三桂此次军事行动，大抵是试探清军虚实，并非是寻找清兵展开战斗。
过了四天，三月八日，祖大寿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愿献城投降。他向围锦的清将诸王许下诺言：“我若归顺，宁远亦可得也。”诸王准降。于是，锦州经一年的围困，终于不战而克。锦州一破，“诸王议取宁远之策，当乘大寿妻子尚未搬回，总兵吴三桂尚未交替之时，亟当前往”[160]。他们认为，吴三桂犯有逃罪，肯定要被朝廷撤换，当乘其尚未撤换之时，利用祖大寿在宁远的家属与他的亲属关系，一举夺取宁远。但是，吴三桂并不想降。据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罗睿郡王多尔衮奏报：他们曾派人到宁远，想与祖大寿的儿子取得联络。守城官员知大寿已降，不许入城。派去的人被拒之城外，对城上喊话，城上守官没听几句，就不予理睬。此项取宁远计划遂告落空。[161]
松山、锦州相继攻取，杏山、塔山日夕可破，清太宗和他的诸王、大臣便把注意力转向宁远。此城距锦州仅两百里，骑兵瞬间可至。宁远原先有锦州及松山诸城作屏障，明兵进退自如。而此时，宁远已直接暴露在强大的清兵面前，驻守此城的明朝官兵已失去安全感。明朝谋臣、统帅最担心的是，清兵随时可以直驱城下，以围锦的战术来围宁远。[162]
清朝内部确有人主张乘清兵大胜，迅速取宁远。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马国柱、雷兴等汉官向清太宗建议说：“今锦州既下，宁远惊骇，山海溃乱，燕京震动，明总兵吴三桂以松、锦失守之故，既踏可杀之罪，今祖氏全归，吴镇自不能安，又必有脱死之术。祖氏之子妇在宁远者，已心切来归矣。况其为祖镇之遗类，与其在门墙者，岂不畏死而求生乎！”因此，大军当乘机临于宁远，“声言吴兵所属各官之罪，摇动其志”，必能得宁远，“未必不如得松山后，即得锦州之速也”[163]。
尽管清朝中有此主张，明朝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因为清太宗还不打算乘胜加兵于宁远，他以为处于惊慌失措中的宁远明官兵无力抗拒清兵的攻击，可以传檄而定。他在处理锦州明官兵及家属时，特别强调，凡在锦州的原属宁远等处的官员，一律“留养”保全，不得伤害。[164]看来，他要用招抚的政策，不动干戈地得到宁远。同时，清太宗又派遣八旗兵屯驻于宁远以西的大路，保持对吴三桂的军事压力。他指示在前线的诸王贝勒，说：“宁远之人，若欲归顺，令我军入城，必索城中大员为质，命我兵严守城门，然后可入，不然，恐堕其计。”[165]
时间一天天过去，已经到了四月，仍然看不出吴三桂投降的任何迹象。汉官张存仁再进取宁远之策。这次，他不主张进兵宁远，提出对宁远采取和平攻势，阐明政策，招之来归。他说：“皇上宜颁敕谕于宁远城中镇将等官，开明松、锦生杀之理，顺逆之端，诛留分别，一一详示。吴三桂并非奇才良将，有不摇动其心者乎！”他忆及当年守大凌河城时，屡次读到清太宗的招降信，促使守城的将官包括他本人无不“动念”，最后献城投降。他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特提醒清太宗当乘“今之宁远正在仓皇无措之际”，速给宁远吴三桂等人写信劝降，“仗我皇上之福，一纸赐书，胜于加兵数万，人心动摇，势如破竹，皇上乘机运策，因时速成”[166]。
清太宗接受了张存仁的建议，立即以他的名义，分别给宁远吴三桂诸将及被围的塔山、杏山官兵写信招降。特派刑部启心郎额尔格图赶往前线，将他的信件交围城的诸王贝勒，由他们传送各处。
这是清太宗首次直接给吴三桂写信，呼吁他认清形势，乘时归顺。为了解清朝对吴三桂的政策，不妨将此信的内容引述如下：
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吴大将军：
朕以大兵围困松锦，松山副将夏承德先行纳款，率众来归，故彼眷属，并所部之人俱加留养，洪承畴亦留养之矣，其余抗命者尽行诛戮。惟祖大乐等，因系将军之戚，姑留之。锦州祖大寿归命，其眷属部众俱获保全，此正大将军趋吉避凶建功立业之秋也。倘狐疑未决，不速来归，尔明国皇帝有不疑将军而加之罪者乎？将军果能乘机构会，决意来归，则明哲之智，诚附之功，与迫而后归之松锦诸臣，大相悬绝。将军之亲戚可以完聚，富贵可以长保矣。否则，将军之全军已为我所取，印信已为我所夺，松锦陷没，坐视而不能救，种种罪愆，尔明国皇帝宁有轻恕将军之理耶！
曩者祖大寿之在锦州也，尔明国皇帝每疑之而欲加以罪，然而终不能者，以其族党甚强，且据锦州故耳。今将军以孤立之身，负危疑之迹，岂能自保无虞！况尔明国，“流寇”转炽，土宇凋残，倾亡之象，将军已目击之。时势若此，将军虽勇，一人之力，其奈之何哉！将军不于此时幡然悔悟，决计归顺，劳我士兵，迟我时日，彼时虽降，亦不足重矣。今尔明国皇帝，虽遣使讲和，其诚伪难知，成否亦未可必，而将军亲故，俱在于斯，归我之念，诚宜早定。朕以真情反复开谕，将军其详虑而熟思之。
清太宗还给同守宁远的白广恩和柏副将各一封信，文字不长，中心内容与给吴三桂的信基本相同。他要求他们能“开导吴将军”，“同心协谋，举城归顺”，将给予优厚待遇。[167]
紧接着，清太宗授意与吴三桂有亲属关系及个人交情最厚的人，都给他写信，力促其归降。吴三桂的挚友张存仁、其兄吴三凤、舅父祖大寿、姨夫裴国珍、表兄胡弘先（为姨母表兄弟，皆系祖大寿外甥）等都“遵旨各遗三桂书一函”。限于篇幅，这些信的内容不便一一引述，全文详见《清太宗实录》卷六〇。我们还从其他记载中看到吴三桂的好友，如汉官邓长春[168]、陈邦选、姜新等人[169]，也与张存仁等先后分别“致明宁远总兵书”，不用说，他们也是“遵旨”而写的。
以清太宗为首，动员这么多人给吴三桂写信，确实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攻势。他们的信，都写得很实际，都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其利害，娓娓道来，不禁令人感动。
吴三桂读到这些如雪片飞来的信，该作何感想呢？恐怕不会无动于衷吧！写信的这些人，除清太宗外，都是他的至亲好友，有的甚至是同他一起长大，因而最了解他，也能洞察他的思想活动，尤其是能体谅他此时的处境，他们的话，不能不引起他思想的起伏。首先，三桂的处境是他三十年来最困难的时刻。他真的陷入孤立和最危险的漩涡之中，他正处在十字路口，需要作出抉择。他所依靠的与之有血缘关系的祖氏满门，包括祖大寿等三个舅父，祖泽润等十余个表兄弟皆降，还有他的哥哥、姨夫一家，以及共事多年互为依赖的好友都投入清政权，“俱臣服于此”，“明国岂有不疑”三桂？而他欲“洗骨肉之嫌疑”，实不可得。这就是，鉴于三桂的亲属皆降清，崇祯不会再信任他。主疑臣危，自古而然。其次，松山大战时，三桂“在阵逃出，大兵尽丧，总督文武官俱陷”，三桂独存，“罪将安归”？不惟富贵不能“举保”，连身家性命“又不知作何结局”。他们警告三桂，崇祯不会宽恕他临阵逃跑的罪过的。第三，三桂在军事上已遭惨重损失，现固守宁远，势单力孤，如清兵一旦兵临城下，明朝无力援救，那时，或是被迫降，或是为明尽节而死，除此两途无它。三桂的宗族亲朋都认为不可取。正如清太宗所明告：归降早，功最大，与迫于形势而归的松锦诸将官则待之完全不同。所有这些，三桂比谁都更清楚自己的目前处境，他从自己的亲属和好友在对方已得到的优待，当然不会怀疑他们提出归降条件的诚意。清太宗向他发出归降的呼吁，的确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殷切之意，不可谓不诚，替他剖析事理，不可谓不深，提出优待条件，不可谓不厚。总之，这一切，都无可挑剔，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然而，吴三桂对此毫无反应，这些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一点回响，这多少使人感到有点意外。三桂的亲属与至交都满以为有把握的事，却没有出现，这不能不让他们失望。
转眼之间，夏去秋尽，已是崇德七年（1642）十月的初冬季节，清太宗和三桂的亲属好友的招降仍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三桂继续保持沉默，不置一答。这时，清太宗以他的哥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又组织了一次对关内的远征。[170]与此同时，他仍不放弃对吴三桂的争取，再次给三桂发出了劝降信，写道：
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
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属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
清太宗这封信写得简短明确，实则是催促吴三桂尽速作出回答。他“又命总兵官祖大寿致书吴三桂”，希图以吴三桂最依重和最信任的祖大寿来打动他。祖大寿立即写信，并附上他自己常佩带的小刀一口，作为信物，来取信于三桂。祖大寿的信是这样写的：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余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沾渥泽，而洪（承畴）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幸贤甥勿以为虑，但未知故乡光景如何耳。以愚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军覆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而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171]
清太宗与祖大寿的信，送去宁远，又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不久，十一月初，吴三桂以实际行动做了回答：这就是继续与清军对抗。据多罗豫郡王奏报：明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马步兵出战，清兵将其骑兵击败，获马七十二匹、甲三十七副、弓三十九张及其他少量军用物品。[172]由此看来，三桂仍无降意。
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祖大寿深感于清太宗的厚待，特上进取之策。他提出：宜先取关外五城（指宁远、沙后所、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诸城，今属辽宁绥中与兴城两地）最为上策。他认为“彼（指明）已虚弱，燕京震动，关外惊惶，况吴（三桂）总兵罪重忧深，文武官属，心皆恐怖，罔知所措”。应乘此时，“或收抚，或征讨”。他特别提到：“先攻取中后所，收吴总兵家属，吴襄必为之心动，吴三桂亦自然扰乱。”其余各城，“不劳而自动矣”，宁远失去支持，更易攻取。[173]祖大寿这一建议的中心意思，还是着眼收降吴三桂。他在锦州投降时，曾许下说降三桂的诺言，至今未见实效。因此，他要清太宗出兵先攻三桂家所在的中后所城，取其家属，逼迫三桂自动投清。但这一建议未能实施，而清太宗于半年后去世了。
就在祖大寿提出这一建议后的第八天，正月十九日，突然，接到吴三桂派一名叫索内的蒙古人给他送来的一封信。吴三桂终于回信，总算给了他舅父一点面子。祖大寿立即将信呈交清太宗御览。可惜，清朝官方史书没有把这封足以反映三桂思想的重要信件记录下来。这也难怪，因为信是写给祖大寿的，倘若写给清太宗，很可能“实录”于史书之中。尽管我们无从知道此信的内容，但从清太宗阅后给三桂的信中，多少可以窥见三桂的基本态度。清太宗的信一开头便说：“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耳。”[174]清太宗读了信，概括三桂的态度是“犹豫未决”。这就是说，三桂已有降意，但尚未下定决心，还在考虑之中。三桂选择这个时机给舅父祖大寿写信，确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此时距明亡仅有年余，明已处在亡国的前夕。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正在蓬勃发展，矛头所向，确指北京无疑。关外清兵正向山海关、进而向北京逼近。关内外这两大军事力量，不管他们的各自利益多么不同，而在实际上却形成了对北京的夹击之势。明朝如一个垂危的病人，已失去任何自卫的能力。等待它的只有灭亡！凡有识之士已看出明亡仅是时间问题。正如明末有人指出：“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175]以三桂之明哲，不会看不出这一险恶的形势的。一年前，他拒不答复多方劝降信，表明他对明朝尚未丧失信心。而现在复信，至少反映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他对降清一事“犹豫未决”，虽流露出一点降意，不过是为将来降清留下根据，把进退选择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究其本意，至少在眼前，他还不打算归降，或者进一步说，他根本就没有降清的想法。他不直接写信给清太宗，对这位渴望招抚的皇帝一番好意不置一词，就已清楚地说明他不想尊奉或不承认他是皇帝，只从亲属的关系上来答复舅父的劝说。他也明知此信一定会落在清太宗手中，因此以委婉的口气透露自己左右为难的想法，明处是求得他们的理解，而实际是婉言谢绝劝降。清太宗在给他的复信中，又不厌其烦地阐述形势，力劝尽早来归。三桂不予理睬。此后，直至顺治即位，还不断招抚，也没有使他改变主意。甚至他一度决定投降农民军，而不投清朝。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事联系起来，就会明白，吴三桂确实与他人不同，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没有降清的思想。
吴三桂为什么长期坚持不降清？史学界通常有一种几乎固定的说法，认为三桂是“明朝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顽固的阶层的政治代表”，他没有降清，据说“是纯从个人利害考虑的”，如说他有庞大的家产，父子皆贵，居于优越的地位，等等；他没有公开降清，仅是“表面现象”，因而“迷惑了明朝统治集团中不少人，包括崇祯皇帝在内”[176]。这只是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不尽正确的一个方面。考察三桂的主导思想，还是“忠君”的思想制约着他的行动。我们看到，在明清长期交战中，有大批明朝将官降清，基本有三种情况，一是战败被俘，如洪承畴；一是走投无路，被迫接受招抚，如祖大寿二度被围，二度投降；三是受到明朝迫害，无法自存，转而投清，谋求生路，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在险遭明朝谋害时，毅然归降。除此，极少自动投顺，特别是在明朝高级将吏中，更属罕见。他们生活在封建礼仪之家，接受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教育，尤其是到了明代，思想统治更严于历代，所受思想训练亦更严格，他们重名节，放在人生的第一位。在朝为官，则把忠君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此，明朝皇帝无论昏庸与否，也以忠心对“上”——皇帝。在同清的战争中，死节之士屡见不鲜，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投降。祖大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第一次被围于大凌河，达数月之久，城里粮食吃尽了，杀马吃；马快吃完了，杀人吃，没柴烧，以人尸骨代替。已到了如此悲惨的绝境，还是坚持下去。直到清太宗再三招抚，才被迫停止抵抗。他以智取锦州作脱身之计，重返明朝，又与清兵打了整整十年仗；最后他守锦州，第二次被围，坚持了整整一年而后降。明朝将士这种顽强精神，清太宗十分钦敬。他认为，这都是读书明理的结果，所以才以生命忠君不移。[177]明末人在论及明衰败原因时，揭露其“失德”种种，但却肯定其思想教育可取，说：“惟学校教养之泽，涵濡人心，四方忠义之士，捐躯断痘，迄国亡之后犹不绝，此以见太祖法制之善，历三百年而未敝也。”[178]可以说，明朝士大夫及将吏都受此“教养之泽”，以丧名节为耻。吴三桂同他们一样，这一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虽然战败于松山，但仍然有宁远，有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岂能轻易投降！中国向有轻“夷狄”的传统大汉族主义思想，作为“天朝”的臣子，臣服于“夷人”，也为士大夫所不齿。要使他们放下架子，屈尊于“夷人”之下，一般来说，也是很难做到的。吴三桂的基本思想不会超出这个范畴的。他“忠君”的思想，较之已降的那些汉官，似可以说，更坚定些，这在以后的事变中一再表现出来。如果说，明未亡时，他尚有所恃，那么，当命他撤宁远进京“勤王”时，他还没有动摇；即使明亡时，他也没有向清求降。他是清入关前明在辽东最后一个降清的人，仅以此而论，难道还不能说三桂“忠君”吗？三桂少时就有“忠孝”之名，即忠君、孝父母，及长，他将此奉为至圣的准则。有父亲在朝，他是不会违背“忠孝”而降清的。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他在给世祖的奏疏中，公开说：“臣受前朝知遇最厚。”正好说明当时他恰恰是出于感恩图报，决不肯叛明投清。[179]一句话，他在明清关系上，直至明亡，他是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的。他给祖大寿的信，表现出“犹豫不决”，大抵是敷衍塞责，不好伤害舅父的苦心，并不说明实质问题。
朝廷对三桂和他父亲深信不疑，可以说，与日俱增，恩泽深厚。崇祯对祖、吴两家采取优容厚待的政策，以两家为撑持辽西危局的支柱，是明得以保持辽西这块残土和阻止清兵进关夺权的基本力量。崇祯明知祖大寿在后金围大凌河城时已降清，故作不知，仍给以信任；祖大寿随同袁崇焕入援京师，因袁被逮，大寿率众哗变，逃离北京返宁远，崇祯亦不加罪。同样，三桂父以先后援大凌河城和大同得罪而一度被削职，很快又恢复职务。三桂本人在松山逃脱，仅降级而已。清太宗和祖大寿、张存仁等人所写信中一再警告他，崇祯不会轻饶其临阵脱逃之罪的。这样估计，一般说来，并不错误，但他们没有想到崇祯为了全局的利益，对他会采取特殊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不但稳定了三桂，更使他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三桂自知逃罪之重，却不叛明，亦说明他忠明之心不变。这种情况，到了崇祯十六年（崇德八年，1643）秋，清太宗去世，顺治即位后，迅即夺取了中后、前屯、中前三城，惟宁远孤存，处境更难于前，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忠明的立场。因此，用诸如财产多、在明地位高等原因来解释三桂没有降清，显然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三桂的家产大都在关外，父升官，在北京供职，那已经是很晚的事了，他在北京的时间很短，不会有更多的财产。至于地位，清太宗许诺的条件是“分茅裂土”，意即封王，恐怕比明朝给他的总兵官要高得多。伴随而来的，财富也不会比明朝给得少。这些对三桂个人来说，是他思想考虑的因素，但主要的不在于此，实在是“忠孝”思想起主导作用，支配着他的行动。不这样从具体人具体思想去分析问题，就会把极为复杂的思想活动简单化，很难深刻地阐明历史的真相。
六、赎买圆圆
在明清两大势力搏击的舞台上，有这样一个女人，她，既不是战场上的勇士，却随侍军中，南北涉足；也不是政治角逐场上的能手，却出入宫闱、王府，与皇帝、王爷、农民军领袖有着错综纷出的联系。她没有参与1644年的伟大事变，却是被卷入这一事变的巨大波涛中泛起的一朵浪花；她更不是明清交替这出悲壮的历史活剧的主角，却是一个其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从序幕到剧终，无不与她有着某种牵连。她，说到底，就是一位色艺倾城的绝代佳人。历史的种种奇遇，把她这个小人物推上了政治舞台，为明清之际的伟大悲剧抹上一层玫瑰色。
她的名字，叫陈圆圆。
吴三桂与陈圆圆的艳史，自然是他个人生活中的部分内容，似乎无足轻重。其实不然。因为这个女人，在1644年事变的关键时刻，对吴三桂的思想情绪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这个女人，又给李自成农民军种下了一个小小的祸根。明清以来，多少史家，乃至文学之士，不惜笔墨，为之评论、歌咏，有关他们的故事，盛传不衰。此时，当我们书写吴三桂的个人历史，他与圆圆的悲欢离合是不可或缺的，更不应轻视。
说起三桂和圆圆的结合，有着一段曲折而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崇祯十六年（1643）盛夏。
有一天，吴三桂正在当朝贵戚田弘遇府上做客，主人备佳肴盛馔，殷切款待。
三桂一直坚守宁远，何以到京师，又何以有此闲情在田家做客？原来，还在上年秋，关外清太宗派他的七兄阿巴泰率大军征明，一直深入到山东兖州等地，铁骑踏遍河北、山东等地。至次年（崇祯十六年，1643）春，吴三桂奉命，迅即率部驰援京师。同他入援的，还有山海关总兵马科、山东总兵刘泽清等数镇兵马。大学士周延儒督师，集结官兵，在螺山（怀柔区北）附近，同清兵展开激战。大多将领不战而逃，惟三桂、马科所部敢战，屡有斩获。[180]五月十二日，崇祯指示兵部：“如各总兵入援，至近郊许陛见。”[181]
十五日，崇祯把入援的三桂、刘泽清、马科等请入宫中，在武英殿设宴，慰劳他们。崇祯特别看重三桂，把他视为关外的保障，赏赐独厚，赐上方剑，寄以重托。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贞自诩也”[182]。
这时，清兵正从冷口北退，警报解除，三桂也不能久留京师，略事休息后，准备返宁远。忽然，京城大富豪、皇亲田弘遇请他到府上“观家乐”。
田弘遇，原是山西人，曾在扬州任千总小官，娶扬州娼妇吴氏为妻，故又视为广陵人（江苏扬州），他的养女嫁给了崇祯为妃，称皇贵妃，她“能书，最机警”，很受崇祯的宠爱。田弘遇从此身价十倍，官封右都督。因为他是皇亲，人们习惯称他为“田戚畹”。他仰仗女儿得宠，“窃弄威权”，京城里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他，敢怒不敢言，心里无不痛恨他。[183]他作为崇祯的宠臣，当然也最了解国势已危急到何等地步！农民军日益向京畿逼近，不能不引起他对自身安全与家室财富的忧虑。田贵妃已于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病逝，田弘遇失去内援，更感孤立。他看到三桂年轻有为，又受到皇帝的器重，便有心与之交结，欲把他当做自己的保护人。于是，就趁三桂进京陛见之机，请至府上，博取欢心。
吴三桂接到邀请，欣然前往。因为田弘遇如此有权势，他能得到这位皇亲的青睐，心里自是感到高兴。再说，他长期生活在烽火连天的关外，趁此时在京之际，看看歌舞，听几支小曲，享受一点晏平之福，何乐而不往！
田弘遇亲自降阶躬迎，接入豪华的客厅，陈列各式珍馐，令人赏心悦目。他礼仪更周，显得十分虔敬，频频让酒。至酒兴正浓时，田弘遇唤出本府一群歌妓，个个盛装艳丽，如出水芙蓉，随着悠扬的丝竹声，三桂魂魄已被摄入仙境。在这群歌妓中，为首有一美女，天生丽质，穿着素淡，先自唱了起来，边唱边舞。其舞姿，体态轻盈，飘飘欲飞；其歌声，音质清丽，恰似夜莺啼鸣。三桂看得“神移心荡”，忽对田弘遇说：“这位不就是人们说的圆圆吗？真有倾城之色！”田弘遇听到三桂夸他的歌妓，一时高兴，命圆圆给他斟酒。三桂停酒，不住地顾盼。他在关外，无日不忙于军务，或者打仗，整天听到的是，军中特有的金鼓及各式号角之声；看到的是，千军万马，山头上报警的狼烟，除了带给他激昂、准备厮杀的情绪以外，还能得到什么？但在这里，远离战场的京师繁华之地，一个有权势的豪奢的府第，亲眼看到了世上最美的女人，听到了与军号完全不同的江南靡靡之音，对他这位三十刚出头的青年将军来说，这也许是平生第一次吧！他大饱眼福，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
这个为首的最美的青年女子，正是陈圆圆[184]。
趁吴三桂开怀畅饮，我们就把陈圆圆的来历作一交代。
陈圆圆，《明史》写作“沅”，字畹芬[185]。
陈圆圆像
江苏武进县金牛里（即今奔牛镇）人。她出生时间，史缺载，从她十八岁那年入籍梨园，可推知她约生于天启（1621—1627）初年。家境贫寒，“父业惊闺，俗称陈货郎”[186]。父亲操此小本经营，走街串巷，出屯入村，卖些针头线脑之类，所得寥寥，勉强
口。这个行当，手摇铃鼓，还须口唱，所以养成了喜欢音乐、好歌曲的嗜好。他还招来能唱歌的人与他同住，家里常有十数人，“日夜讴歌不辍”。本来挣钱不多，家里还常养这么多人，家境就更窘迫，以至家产破败。也许因为圆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受父好歌的熏染，后来她也很会唱歌。命运不幸，她为生活所迫，流落至苏州，“卖身为妓”[187]。十八岁时，正当豆蔻年华，隶籍梨园。据当时看过她演戏的人说：“每一登场，花明雪艳，独出冠时，观者魂断。”[188]圆圆色艺双绝，“擅梨园之胜”[189]。她善唱弋阳腔，“演西厢，扮贴旦红娘角色，体态轻靡，说白便巧，曲尽萧寺当年情绪”[190]。更有的说：圆圆“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191]。她的色艺远近闻名，被誉为苏州名妓。当时，人们众口一辞，无不说她长得美，压倒群芳，有倾城之色。她的歌声也超群逸众，无与伦比。
自古红颜多薄命。在人奴役人的封建时代，一个女子长得美，也会招来很多灾祸。在天下所谓升平时，她们成了公子哥儿追逐的求欢对象，尤其是在兵荒马乱之际，年轻女子的命运就更是朝不保夕。明末，黄河以北，长城内外，兵连祸结，连续不断的战争把人们推入痛苦的深渊。而在长江以南，有天堑阻隔，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圆圆被当地花花公子当做玩物，供他们恣意取乐。更不幸的是，她在苏州两度遭人抢掠。一次是崇祯十四年（1640）秋，“窦霍豪家”企图劫夺，她藏到别处而得脱。再一次是崇祯十五年（1642）春，遭人抢掠，掠夺者就是豪门大家田弘遇。
这年，田弘遇携带千人，去南海进香，沿途所经之地，非抢即夺，凡遇货船客载，“掳掠一空”。还抢劫美女，只要听说有点姿色，不论娼妓，必千方百计弄到手，甚至不惜施以暴力行抢。地方官吏惧其势力，谁也“不敢诘问”[192]。田弘遇路经苏州，派其心腹、爪牙到处搜求美女。圆圆闻讯，又躲藏起来。当地百姓集千人出来保护她。但田弘遇以权势相威胁，又不惜千金贿买。地方吏民怕得罪这位权贵，遭其报复，便把圆圆交出。[193]据苏州人邹枢说，圆圆曾在他家多次演戏。而田弘遇索要她时，出了两千金的高价，将钱付给了圆圆的母亲，这才把圆圆带到北京。与陈圆圆同被掠买的，还有名妓顾寿、杨宛等人[194]。据说，田弘遇将圆圆带进宫中，准备进献给崇祯。崇祯焦虑国事，无心眷顾，田弘遇便把圆圆领到自己府第，成了他宠爱的歌妓。正是：“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195]。
田弘遇掳掠歌舞女子，甚至不惜高价贿买，目的是用女色取悦崇祯，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崇祯原很宠爱田妃，可是，其他权贵，如太监曹化淳也从南方掠来不少美女，供崇祯玩乐。崇祯一时被女色迷住，十分宠爱，竟“累月未与（田）妃相见”[196]，田妃未免吃醋。田弘遇见自己的女儿失宠，也趁进香机会掠美女，以图博取崇祯的欢心。不料，崇祯没有收留，使田弘遇大为扫兴。
这样，圆圆就落于田弘遇家，为他歌舞，供其玩乐。为结交吴三桂，他又让圆圆出面，轻歌曼舞，陪三桂饮酒，极力让他高兴。他已注意到三桂对圆圆目不转睛，心中已明白了几分。在谈话间，三桂已流露出钟情于圆圆的意思。田弘遇自思自己已年迈，不如赠三桂，以尽其拉拢之意。想到这，田弘遇即以圆圆慷慨相赠。三桂喜不自胜，得一美女，绝代佳人，是他人生一愿。他为实现此愿，禁不住喜形于色。不过，三桂也不想白要，他从崇祯所赏银两中拿出千金付给了田弘遇。至于圆圆，不用问，心里也很愿意。因为跟一个年迈的老人怎比得上同一个年轻有为的将军在一起生活更合心意呢！虽然三桂已娶妻辽东人张氏[197]，而圆圆只能做他的侍妾，这对一个沦落风尘的青年女子来说，也是不易得的事。
吴三桂的家不在北京，其父尚未进京供职，一时无法迎娶，也不便带到烽火连天的关外，于是就暂居在田弘遇家。正是：
许将戚里空侯伎，
等取将军油壁车。[198]
既然田弘遇已经答应，就只等三桂用装饰华美的油壁车来迎娶她了。
三桂得了圆圆，免不了产生某种眷恋之情。就在田家宴后，从关外不断传来警报，崇祯催促三桂从速离京。三桂不敢违，驰马出京，又奔向宁远战地去了。他哪里会料到，此一去，竟是他与崇祯诀别，他所报效的大明政权一朝垮台，而他的爱姬也因此遭到种种磨难。
《圆圆曲》有一段，形象地道出了他与圆圆的分别和圆圆的殷切期待：
白皙通侯最少年，
拣取花枝屡回顾。
早携娇鸟出樊笼，
待得银河几时度？
恨杀军书底死催，
苦留后约将人误。
长得脸面白净、年少英俊，为明王朝立下了大功的三桂，他得到如花似玉的我，频频回顾，充满无限依恋之情。盼望他快快把我这只关在笼子里的娇鸟放出来，我们见时才能像牛郎织女那样相会，在一起生活呢？令人烦恼的出征命令，狠命地催促你出征，尽管苦心留下了约言，岂不是误了你我的人生！
诗意哀婉、凄切，幽怨重重，真实地再现了他们当时分别及别后的相互思念之情。[199]
七、孤守宁远
松山决战，皇太极挥师八旗劲旅，以摧枯拉朽之力，大败明军十三万，连夺松山、锦州、杏山、塔山四城。城头上原插明将的帅字旗，已被色彩鲜艳的“八旗”所取代。在城外，大道上，清巡逻、侦探、信使等骑兵，往来奔驰，马项下的铁铃声时远时近，铁蹄荡起的尘埃，如阵阵迷雾，时散时聚……
早年，明统帅孙承宗、袁崇焕精心布置，坚持二十余年的宁（远）锦（州）防线，以失锦州四城而告瓦解，作为这条防线的中枢一环，已不复存在。它孤零零地处于强大的清军的直接威胁之下。离宁远最近的塔山，相距不过百里，骑兵仅数小时可达。清军进攻宁远，随时都会发生。清军占领锦州四城，对明军已无所顾忌，他们不但来往于四城之间，而且可以沿着大道，越宁远城而西，直抵山海关前窥视。在山海关与宁远之间，明还据有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三城，城小，兵力单薄，已成惊弓之鸟，自顾不暇，对宁远已无力护卫。显然，实际上宁远已成了一座孤城。而清兵有锦州四城为根据地，进攻宁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有利。宁远已处于清军的控制之下。
宁远城面临着自天启六年（1626）以来近二十年中最危险的局势。
天启六年那次，是努尔哈赤亲自率领号称“十三万”大军（实际为五六万）将宁远城团团包围，努尔哈赤以必克之心，不惜一切代价欲攻占它。当时，关外明军，除了袁崇焕独守孤城宁远，已全部撤到山海关。就在这孤立无援、听任后金兵围攻的危机情况下，袁崇焕率军民顶住了它的猛烈攻击。努尔哈赤损兵折将，无可奈何，只得悻悻而去。宁远转危为安。
宁远遭到第二次危险，是在努尔哈赤败退不久，仅隔一年多，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1627）夏，努尔哈赤已去世，他的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为报其父宁远城下之耻，亲率大军先攻锦州，再攻宁远。这次与前次不同的是，明军又返回到关外已弃城镇，筑城布防，特别是又有锦州作为宁远之屏障，而它本身又加强了自己的防御能力，明军自是有恃无恐，顽强抵抗，继续发挥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威力，很轻易地击败了皇太极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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