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五七言古诗的壮大和新体诗运动——八代诗

第一节　五言诗的崛起和《古诗十九首》

一　五言诗的诞生及其体制的优长

中国诗的一大转关，是乐府五言的兴盛，从《古诗十九首》到陶渊明告一段落。五言诗的最大特征，是把《诗经》变化多端的章法、句法和韵法变成整齐一律，把《诗经》的低回往复一唱三叹的音节变成直率平坦（参朱光潜《诗论》十一）。所谓“八代”，是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是唐代以前，中国诗史的一个重要阶段，五言诗在这一阶段中成为最重要的诗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汉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单音素为基础。在古代，单音词占多数。要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每个诗句至少要由两个词组成，原始歌谣开始就是二言的形式。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发展，双音词、联绵词逐渐增多，二言体就不能满足表情达意的需要，于是产生了四言体。四言体是适应语言发展趋势的产物，它比二言体更自由更宜于抒发感情和描写事物，四言诗的出现，造就了《诗经》时代的诗歌繁荣。

此后，屈原根据楚地的民歌，创造了辞体；汉代民歌中又产生了杂言诗。这是诗体的一次大的解放，四言的格局被突破，但由于辞体后来演变为赋体，脱离了诗的范畴；而杂言的形式不固定，诗句的节奏、用韵缺少规则，所以没有解决四言诗后中国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五言诗的出现才被打破。

文学史上新的体裁往往产生于民间，五言句式虽然《诗经》《楚辞》中皆有，然而作为齐言体的五言诗的出现，却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征于文献，较早如《孟子·离娄》所载《孺子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如去掉两个作为语词的“兮”字，就是一首齐言的五言诗。而完全整齐的五言体诗，至少在秦汉时已萌生于民间。秦汉民谣中，颇有五言之作，如：

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骸骨相支拄。（《水经注·河水注》引秦始皇时民歌）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后汉书·马廖传》引长安民谣）

而汉乐府民歌如《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陌上桑》《长歌行》等，则更是形式圆熟的五言之作。

五言诗较之四言诗，在体裁上有明显的优越性。钟嵘谓四言“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诗品序》）。四言句只包含两个音步（二二节奏），单音词和双音词在配合时有一定程度的受限；而五言句则包含三个音步（二二一节奏），在四言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节拍，既可方便地容纳双音词，也可容纳单音词，以至多音词，便于组词达意，较之四言体句容量更大，刘熙载认为它一句抵四言两句（参《艺概·诗概》）。

四言体节奏虽然鲜明，却嫌单调，未能曲尽抑扬顿挫之美。五言句以单音步收尾，便于句末适当拖长或停顿换气，比双音步收尾要从容得多，对于咏歌玩味、因声求气更为有益。同时，诗歌也是呼吸的艺术，应用语言学研究表明，人均每分钟正常呼吸为14-15次，即60秒内单呼（或单吸）30次左右，因此，单呼（或单吸）一次人均时值为2秒，而汉语口语表达的正常语速为每秒3.6字，所以，单呼（或单吸）一次吐字的正常情况为3.6×2（秒）＝7.2字，也正好相当于七言诗句。但吐字徐缓一点，则为五言诗句。而九言以上的诗句在感觉上则偏长——因而，偶尔为之是可以的（林庚曾实验过），但难以推广为一种齐言体诗。

因而，五言诗的出现，对于两汉文人，遂成挡不住的诱惑。由于文人的参与创作，而渐成时尚。有人认为《古诗十九首》中部分作品，成为太初改历以前（参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现存较早而又无可争议的文人五言之作，是史家班固的《咏史》，诗写缇萦为赎父刑请求没身为婢之事，直咏其事，质木无文。至少在东汉，五言诗已流行于文坛，产生了诸如张衡《同声歌》、秦嘉《赠妇诗》、赵壹《疾邪诗》、蔡邕《翠鸟》以及所谓的“苏李诗”等佳作。至于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的出现，更表明东汉文人，在学习汉乐府民歌方面，已达相当圆熟。

二　《古诗十九首》及其时代、作者

《古诗十九首》代表着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这一批诗最早著录于《文选》，萧统把两汉十九篇无主名的文人五言诗选编在一起，标明是“古诗十九首”，后来竟成为一个专名。所谓“古诗”，本是六朝人对古代诗歌的一个统称，特指流传久远的无主名的诗篇。而汉代有一些未被乐府采录的民间诗歌，及一部分原已入乐而失了标题、脱离了音乐的歌辞，无以名之，也称古诗。

现有资料证明，汉代同类文人诗至少有五十九首之多，而这十九首古诗，则是萧统经过严格挑选后保留下来的，它们经过时间的考验，历信弥新，既标志着汉代五言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概括了同类古诗的大体风貌。

古诗和乐府有一部分重合，如《文选》把《羽林郎》《长歌行》也称为“古诗”，而它们也被收入《乐府诗集》。其实，《古诗十九首》和乐府有显著的区别：（一）乐府诗一般是民歌，而《古诗十九首》完全是文人之作，在文化水准上有一定差异。（二）乐府多叙事之作，或多叙事成分，而《古诗十九首》基本上是抒情诗。（三）乐府诗的篇幅或长或短，《古诗十九首》的篇幅则在八句（“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到二十句（“东城高且长”、“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之间，属于短篇抒情诗。因此，《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史上开出新的生面。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今人根据诗中地名和内容，认为是汉代以洛阳为活动中心的失职之士，主要应出自太学生阶层。汉代自武帝以来奉行养士政策，东汉质帝时代太学生已发展到三万多人，而他们的出路就是通过选举，由中央或州、郡征辟。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传统的“游学”方式，要说是漂泊也可以。营求功名富贵的人数一天天增多，而官僚机构的容纳毕竟有限，幸进者少而失意者多。心怀不平，遂发而为诗。

三　两地相思与伤时失志：“十九首”的内容

《古诗十九首》各首独立成篇，整合而观，它们又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时代主题——中下层文士的苦闷、牢骚和不平。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与屈原赋所表达的忠君爱国的思想感情，已迥乎不同；是寒士之歌，而非志士之歌，却更接近普遍的人情。从内容题材上看，《古诗十九首》可以分为两类。

（一）思妇游子之歌。在古代农业社会里，生活是比较简单的，最密切的人与人的关系莫过于夫妻、朋友，由于兵役、徭役或游宦，这种亲密的关系往往长期被切断，这就成为许多人私生活中最伤心的事。因此，中国诗词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表现别离情绪的。具体到游学者，对于漂泊之感、夫妇分居之苦，更有切身体验。所以思妇游子之悲，遂成为《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一个主要内容。游子之悲与思妇之怨，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之辞甚至多于游子之辞，实际是文人的代言之作。把一种苦闷从男女性不同的角度表现出来，在内容上就显得更加丰富，在艺术上也更加动人。如：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

牛郎织女的故事是一个古老的爱情神话传说，因为家喻户晓，所以一提到它，就会引起在长时间里积累起来的丰富联想和感情。《迢迢牵牛星》以女方的哀怨为主，属于思妇之辞。却借天上牛女双星写人间别离之苦，形象性和概括力更强。《古诗十九首》的游子思妇之歌，开拓了我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题材，形成了两个传统的主题，一是羁旅行役题材，一是宫怨闺怨题材，影响是深远的。

（二）伤时失志之作。汉代尤其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相干政，为政者安插亲信、亲属，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大大影响了一般士人正常的晋升之路，在中下层士人中就产生了许多伤时失意的作品，有的愁荣名不立，有的恨知音稀少，有的愤慨世态炎凉，有的叹老嗟卑，总之是表现了他们的内心苦闷、彷徨和不满。然而，由于他们自身的依附性和两重性，这种不满又并没有指向对制度的批判，而是表现为对找不到出路的、颓唐悲观的人生的感喟。这种感喟往往和时序流逝的感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较之常人更为强烈的人生无常、生命短暂、当及时行乐的消极观念：“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明月皎夜光》）、“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固不免产生消极影响，却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从思想内容上看，《古诗十九首》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作者都不同程度地受过道家和名理之学的熏陶，对人生价值和人生归宿这两个问题进行思索，并使这种思考上升到了哲理高度。如“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去者日以疏》）、“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等。“皆透过人情物理，立言不朽，至今读之，犹有生气。每用于结句盖全首精神专注末句。其语万古不可易，万古不可到，乃为至诗也。”（沈用济、费锡璜《汉诗说》）“此皆昔人甘苦论定之言”，令人“冷水浇背，卓然一惊”（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

诗中表现的人生态度，从总体上讲很低调。但可以肯定的是，诗人认识到传统道德和宗教迷信的虚伪——“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驱车上东门》），进而大胆暴露了在传统观念上被认为是不可告人的思想：“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今日良宴会》），“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不如饮美酒，服被纨与素”（《驱车上东门》）。志趣不高，却说得快意当前。因为没有客气假象，所以王国维说：“但觉其亲切动人”、“但觉其精力弥满”而“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人间词话》）

更有价值的是，《古诗十九首》在男女相思情爱方面表现出一种纯真质朴之情：“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冉冉孤生竹》）、“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孟冬寒气至》）、“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客从远方来》）。这种刻骨铭心的深情，磐石一样坚定的情爱，被表现得力透纸背，它和“空床难独守”的情感，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冰炭不相容，但在标榜人性的精神实质上有相通之处。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涉江采芙蓉》与《庭中有奇树》是“十九首”中最短的两篇，诗皆由采花而怀人，把对自然的爱与对人的爱连在一起，情调古朴。前诗以“所思在远道”一句为转折，有力表达了“同心而离居”的苦恼。诗中如“涉江”、“芙蓉”、“兰泽”、“采之欲遗谁”、“长路漫浩浩”等，点化楚辞入妙，使诗中弥漫着芬芳馥郁的气息。后诗笔法安详，由树到花、由花到人缓缓写来，最后才揭出幽闺怀人的主题，表现了很深的思致。

四　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十九首”的造诣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造诣，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抒情言志，情景交融。《古诗十九首》在抒情中也间有自然景物和环境的描写，但它写景只是为了表现主观心情而做的必要的衬托和渲染。《古诗十九首》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并不是生活现象的叙述，而是表现了人生中某些最动人的感觉和经验。总之，《古诗十九首》的情景、情事水乳交融，达到了极自然和谐的境地。

（二）深入浅出，自然而工。《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生活接近下层，对民间文学、民间语言较为熟悉，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活跃着民歌的气息，呈现出一种生动而自然的语言风格。谢榛说它“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如‘客从远方来，寄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是也。……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然，家常话自然”（《四溟诗话》卷三）。成书说它“不使一分才气而语语耐人十日思”（《古诗存》）。另一方面，诗人沉浸浓郁，含英咀华，恰当运用古典，丰富了诗句的内涵。有的诗句对仗自然工整，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行行重行行》）。诗人还喜欢运用互文的表现手法，达到文省而义见的效果。如《明月皎夜光》“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语本《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播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六句之省言，上句的意思，需从下句的见之。所以黄子云说：“如‘十九首’岂非平淡乎？苟非绚烂之极，未易到此。”（《野鸿诗的》）

（三）浑融完整，天衣无缝。《古诗十九首》重视表现总体的诗意感受，故绝无雕琢拼凑痕迹。钟嵘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魂，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上）王士禛说：“‘十九首’之妙，如无缝天衣。”（《带经堂诗话》卷四）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说：“深衷浅貌，短语长情。”诗人吸取了乐府民歌的营养，保持了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因此在工整、细致方面又有所提高。这组诗数量虽然不多，但作为早期文人五言诗的典范之作，对后世的影响极大，被刘勰称誉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

第二节　五言诗的蓬勃发展——建安、正始、太康诗人

一　志深笔长，梗概多气——建安诗人

《古诗十九首》造诣虽高，却没有主名。到汉末建安至曹魏正始时代，五言诗成为诗坛的主要诗体，名家如林，产生了曹操、曹植、阮籍、左思等承前启后的重要诗人。

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天下大乱，军阀混战。这二十几年间，政局走向三国鼎立，而主要作家却集中在北方，在政治上隶属于曹氏集团。产生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一方面反映着社会动乱与民生疾苦，充满悲天悯人的情调，如“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一方面便是表现乱世英雄建功立业的雄心，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刘勰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前人为谓之“建安风骨”，建安风骨简而言之，即是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风貌。

建安诗文的代表作家，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和蔡琰，共同形成一个邺下文人集团，曹氏父子是这一集团的核心。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以镇压黄巾起义起家，后迎献帝迁都许昌，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他又是当时改造文章的祖师，提倡清峻通脱的文体。有《魏武帝集》。曹操爱好音乐，“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绝，不可复知。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晋书·乐志》）。

曹操喜用乐府旧题，作政治抒怀。敖陶孙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诗评》），刘熙载则说：“曹公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诗概》）气韵沉雄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诗中多以周公自比，对《东山》诗特别偏爱。曹操的行伍诗，亦多立足于士卒平民而为之吟咏，具有平常心，这使他的诗充满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色彩和博爱的情怀。在帝王诗中，可谓古今无二。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苦寒行》）

《苦寒行》最值得玩味的是，作为军事统帅，诗人并不强作英豪之态，而是老老实实写下了士卒的苦寒和他自己内心的波动，表现了对不得已而用兵的深沉感喟，称得上是“古直悲凉”的典范。

曹操又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诗人，汉代四言诗不脱三百篇的套头，独他的四言不同，《短歌行》借用《郑风·子衿》《小雅·鹿鸣》诗句，而风格自殊；《观沧海》《龟虽寿》抒情言志，在建安诗中均属一流。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

《短歌行》歌咏渴慕贤才的政治怀抱，以兴会为宗，点化《诗经》妙语，且善于写景，创造了一个光风霁月的境界，与思想内容高度契合。全诗感于哀乐，欣慨交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观沧海》作为中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以写海取胜。虽然写在秋季，却写得大气磅礴，笼罩万有，一洗悲秋的感伤情调，这与诗人积极用世的人生观，非凡的气度品格乃至美学情趣都是紧密相关的。

曹植（1920-232）字子建，他“生乎乱、长乎军”（《求自试表》），以出众才华深得其父曹操的赏识。曹丕及其子曹睿当政后，对他在政治上予以排斥，他最终死于忧愤。其创作大致以曹丕即位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多抒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后期诗多写被压抑的苦闷心情。有《曹子建集》。他是建安时期创作最负盛名的作家和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诗人。曹植今存五言诗六十多首，其诗脱胎于汉乐府与《古诗十九首》，长于发端、形象生动、词采华美、韵律和谐，且多警句，具有浓厚的新鲜绮丽之感和蓬勃的朝气，与其父的古直悲凉不同，故敖陶孙说“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诗评》）。曹植的五言诗开了六朝绮丽的先河，对提高五言诗的艺术性有推动作用；但也有过于雕饰，与乐府渐远，更趋文人化的倾向。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野田黄雀行》）

作为一篇寓言诗，“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是《野田黄雀行》主题句，陈祚明谓“此应自比黄雀，望救于人，语悲而调爽；或亦有感于亲友之蒙难，心伤莫救”（《采菽堂古诗选》）。

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汎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冈。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

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

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常太息。……（《赠白马王彪》）

《赠白马王彪》是诗人的长篇力作，诗前有序，略言黄初四年（223）五月，诗人和胞兄任城王曹彰、异母弟白马王曹彪一起进京城洛阳参加“迎气”的例会。在京城期间，曹彰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七月朝会完毕，诗人本与白马王曹彪顺路同行，中途为监国使者灌均制止，诗人遂在与曹彪分手时写了这首诗。诗中抒发了身为亲王而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与兄弟死别生离的情况下的悲愤心情。全诗篇幅宏肆，笔力非凡，章自为韵，逐章转意，除首章外，其余各章之间顶真蝉联。方东树云：“此诗气体高峻雄深，直书见事，直书目前，直书胸臆，沈郁顿挫，淋漓悲壮，……遂开杜公之宗。”（《昭昧詹言》卷二）

“七子”这一称呼，最初见于曹丕《典论·论文》，指的是邺下文人集团中除三曹以外的七个作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高，因持不同的政见被曹操所杀，其余六人则依附曹氏。王粲创作成就较高，史传上说他博闻强记，过目成诵，能凭记忆重布棋局，文不加点，而身材短小、其貌不扬，所以原先依附刘表为其冷落，后来归附曹操，受到重用。此外，刘桢的五言诗名气也很大，曹丕以为妙绝时人。七子的诗多反映动乱时世，王粲《七哀诗》、陈琳《饮马长城窟》等，尤为深刻：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七哀诗》）

《七哀诗》记初平三年（192）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作乱长安，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可与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参读。诗中最深刻的一笔，是写途中亲眼看到母亲遗弃孩子，而过客行色匆匆，各走各路——这是一幅何等生动的乱世的世态人情画。母爱是出于人之天性的，而饥妇居然抱幼子而弃之，可见战争是何等灭绝人性。

建安时代五言诗最伟大的创获，当数蔡琰《悲愤诗》。蔡琰，女，生卒年不详，字文姬，父蔡邕为东汉学者。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汉末乱世中被董卓的部下所掳，辗转流入南匈奴，一住十二年，配南匈奴左贤王，生二子。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念蔡邕死而无嗣，用重金将文姬赎回，再嫁董祀。《悲愤诗》乃蔡琰自传体五言长篇，它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在汉末大动乱中诗人独特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人民共同的苦难，具有史诗的性质和悲剧的色彩。全诗结构恢宏，挖掘感情，极有深度。诗中所记如“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实已超越个人悲惨遭遇，而着眼于民众共同的苦难。诗人站在受害者的特殊角度，揭露了战争对妇女人权的践踏，力透纸背。诗中最为感人的，是中间一段：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唏，行路亦呜咽。……（《悲愤诗》）

作为被掠夺的妇女，女主人公天天思乡，一旦天从人愿，归国在即，却又导致了慈母与幼子诀别的悲剧。故国老亲之思和膝下幼子之爱，对于诗人本是同等揪心的感情，现在奇怪地变成了不容得兼的熊鱼，必须做出选择，等于让她自己把心剖成两半。当她五内俱焚，恍惚发狂之际，偏还有一等难友，对她羡慕得要死，也悲痛得要死。力透纸背的描写，展示的是一颗被损害的妇女的心和一颗破碎的母亲的心。沈德潜认为：“少陵《奉先咏怀》《北征》等作，往往似之。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古诗源》卷三）

二　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正始诗人

魏齐王正始年间（240-249），去建安时代相隔不过二十年，文人的思想、文学的内容和风格，却为之一变。魏晋时期的政治特点，鲁迅概括为两个字：乱和篡（《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魏晋统治者却提倡名教，非常虚伪，使当时名士十分反感，形于辞色。其时政治迫害滋多，如嵇康、何晏、夏侯玄等皆死于非命，故史称“魏晋之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于是老庄思想抬头，佛教亦乘虚而入，与汉末以来人伦月旦之风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清谈的风气。当时文士行为放达而心情苦闷，饮酒、吃药成为时尚。前人谓之“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实际上是旷达的表现与苦闷的象征。文学创作中，建安诗人那种积极入世，反映现实，慷慨悲歌的特点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师心使气、忧生畏祸的思想和曲折含浑的诗风和文风。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作家隶属于号称“竹林七贤”的文人团体，代表人物是嵇康和阮籍。

嵇康（223－262）字叔夜，魏谯郡铚（今安徽濉溪县）人。早孤家贫，博学有奇才。与魏宗室通婚，拜中散大夫。因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被诬陷致死。有《嵇中散集》。诗以四言见长：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赠秀才入军》）

陈祚明谓其“四言中饶隽语，以全不似三百篇故佳”（《采菽堂古诗选》卷八）。

阮籍（210－263）字嗣宗，阮瑀之子，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竹林七贤之一。官终步兵校尉，故后世又称阮步兵。有《阮嗣宗集》。阮籍怀济世之志，而不满现实，曾登广武山观楚汉相争的古战场，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和嵇康一样反对名教，曾说“礼岂为我设耶”（《晋书·阮籍传》）。不过，他较嵇康谨慎，口不论人过，以酗酒的方式逃避现实，表面上狂放不羁，但精神上非常痛苦。他常常一个人驾着小车出游，走到路的尽头就痛哭而返，这在其生平中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习惯。

阮籍是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的诗人，也是曹植以后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的诗人。今存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集中表现诗人内心的寂寞、痛苦和愤懑，也委婉地讽刺曹氏集团的腐败，间接揭露司马氏集团的虚伪和残暴。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咏怀诗》其一）

《咏怀诗》产生在政治黑暗、压抑恐怖的时代，整个儿表现了找不到人生位置和归宿的、歧路彷徨的人生苦闷。其诗多用比兴、典故，因而隐晦曲折，独具特色。故刘勰说，“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上），李善说，“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注）。《咏怀诗》还开辟了文人抒情诗的一个专题，如北周庾信《拟咏怀》、唐陈子昂《感遇》、张九龄《感遇》等，都明显地处在它的延长线上。

三　繁文绮合，时见风力：太康诗人

晋武帝太康年间（280-289），涌现了一大批五言诗人，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诗品序》），“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以潘岳、陆机为代表的太康诗人，继承发展了曹植的作风，追求辞藻华丽和对偶工整，“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对未来新体诗做好了铺垫。佳作如：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黾勉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隻。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潘岳《悼亡诗》）

《悼亡诗》用白描的手法、通俗的比喻，将悼亡的深情婉转流动于清浅的字句之间，取得一种娓娓动听、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为传统诗歌开出了一个专题。

太康时代最杰出的诗人当推左思（250？-305？）。思字太冲，出身寒门，史称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其妹左芬虽被选入宫中，他本人仕途并不得意。有《左太冲集》。左思五言诗的代表作为《咏史》八首，其最富创意之作是《娇女诗》。《咏史》写道：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诗人不满现实，在诗中表现了与门阀势族对立的、布衣之士新的价值观，较阮籍诗有更深广的社会内容。“题云《咏史》，其实乃咏怀也”（何焯《义门读书记》），其诗“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十）。诗人胸次浩落，大处落笔，夹叙夹议，音情顿挫，“修词造句，全不沿袭一句。落落写来，自成大家。视潘、陆诸人，何足数哉”（吴琪《六朝选诗定论》卷十一）。

左思的另一创获是他的《娇女诗》。在重男轻女的时代，诗人怀着父爱，以细腻的笔墨为两个女儿传神写照，堪称创体，对后世颇有影响。

刘琨（271-318）字越石，出身士族，怀帝永嘉元年（307）为并州刺史，愍帝时拜大将军，先后与匈奴族的刘渊、刘聪，羯族的石勒作战，艰苦卓绝，为王室效忠，死而后已。“英雄失路，万绪悲凉。故其诗随笔倾吐，哀音无次。”（沈德潜《古诗源》卷八）有《刘越石集》。其作品《扶风歌》《重赠卢谌》，得建安遗风，可与左思媲美。

朝发广莫门，莫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扶风歌》）

《扶风歌》是一首持危扶颠的壮士之诗，本可以写得豪情满纸、激昂慷慨，诗人却采取了一种低调的写法，突出行军中种种凄凉感伤而忧惧的心情，展示的是普通的人情，与曹公《苦寒行》十分地相近，表现出“英雄失路，万绪悲凉”，“随笔倾吐，哀音无次”（沈德潜《古诗源》卷八）的特色。

第三节　题材开拓和境界提升——陶渊明及六朝诗人的成就

一　从玄言诗到田园诗：陶渊明的创举

东晋时期，天下仍未安定，但于世事沧桑，人们已司空见惯，文学思潮渐趋平和。清谈老庄玄理的风气进一步影响到文学，产生了玄言诗，许询、孙绰为一时所宗。其代表作如：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孙绰《答许询诗》）

不过，这一时期的诗人借诗歌形式谈玄说理，“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唯郭璞《游仙诗》借助形象来阐述玄理，增加了抒情成分。在较长时间内，未能出现卓有成就的大诗人，清新可喜的作品也不多。直到东晋末年，才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大诗人陶渊明，给诗坛带来了新的内容和风格，并昭示着充满希望的未来。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曾祖陶侃出身寒微，晋时为大司马，是个务实而洁身自爱的人物，外祖父孟嘉是标榜自然的名士。陶渊明一生三仕三隐，最后的一次是义熙元年（405）八月出任彭泽县令，同年十一月郡里派了一名督邮来，县吏提醒渊明应该穿戴得整齐一些，而他已厌倦县务，当天就解去印绶，辞官回家，从此再没有出来做官。有《陶渊明集》。

钟嵘称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但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士。他很看重温饱，为人有极平常实际的一面，既亲近农业，然而当种田不能过活时，也不惜去做小官。做官不称心了，还回来躬耕。渊明诗以五言为主，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咏怀（如《杂诗》《饮酒》等）、咏史（如《咏荆轲》），与阮籍、左思一脉相承；一类是田园诗，则是渊明的新创。

中国以农业立国，在古老的大地上，很早就产生了关于农业劳动的歌谣，如《击壤歌》《豳风·七月》等农事诗，但农事诗不等于田园诗。田园诗较农事诗更多审美趣味，它从田园风光和农村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素材和灵感，表现山水田园风光之美，赞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歌颂农村淳朴的风俗及表达诗人对和平、自由的热爱与赞美。

陶渊明算得是中古时期新型的、具有田园色彩的士大夫典型，“六朝第一流人物”（沈德潜）。他的诗品与人品统一，他的全部诗文展示着一种平实而有深度、有魅力的人生境界。其诗品与人品对后世文人影响都很大，唐代大诗人如王孟、韦柳、李杜、白居易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他超越于自己的时代，称得上是唐诗的先驱。宋代的苏东坡与陶渊明风味最似，其对陶诗的推崇也不遗余力——以为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二　回归自然：陶诗开拓的新境界

自汉末天命观发生动摇，魏晋时代的个性觉醒走出了旧的悖谬，却又陷入新的困境。从《古诗十九首》到曹植、阮籍，诗中充满忧生之嗟，诗人在苦苦思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但走不出人生的苦闷，为严重的心态失衡所困扰。陶渊明田园诗的产生，其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第一次对这些问题做出了明确答复，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做出了肯定答案。本来，诗人和同时代人一样，也有苦闷，但他通过回归自然、参加劳动、享受亲情、从事创作，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并提出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桃花源），以内心的充实与贫乏动乱的现实对立，找回了心理的平衡。

陶诗表现了一种新的人生观与自然观，这就是反对用对立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同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向自然的回归。人们欣赏陶诗的“冲淡”，而这才是“冲淡”的本质。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录一）

《归园田居》作于渊明在辞去彭泽令的翌年，五首诗分别从辞官、居闲、农事、访旧、夜饮几个侧面描绘诗人归隐后的生活及情趣。第一首写辞官归来如释重负的愉快心情。诗中“尘网”、“羁鸟”、“池鱼”、“樊笼”等比喻，前后映带，表现出诗人对官场的厌倦。“守拙”是一个关键词，与官场的机巧相对，“守拙”就是讲要老老实实做人。诗中用疏淡的笔墨画出一派田园风光，表现了诗人初回田庄喜悦。诗人从与社会对立的自然，与城市对立的农村，与破坏对立的生产中看到希望。他用冲淡的五言诗，以平和从容的语调，叙述着他的愉悦和发现，使人在潜移默化中向真向善向美。所以方东树赞美渊明与陶诗“衣被后来，各大家无不受其孕育，当与三百篇同为经。岂徒诗人云耳哉”（《昭昧詹言》）。

三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陶诗的造诣

陶渊明的田园诗在艺术上的造诣概括而言有两个方面。（一）平淡与醇厚的统一。诗人惯运用白描的手法，日常生活的语言，朴质自然乃至疏淡的笔调来精练地勾勒形象，一切明白如话，所以平淡。然而，诗人对自然与生命作诗意把握的悟性极高，从而诗味不薄。苏东坡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朱子语类》一三六）。所以说其平淡中有醇厚。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

（二）情景与哲理的结合。陶渊明诗常通过写景抒情，有意无意地表现出诗人从生活中领悟到的哲理。如：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二十首》录一）

“结庐在人境”四句，就含有心为物宰的至理，“远”是玄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指超脱于世俗利害的、淡然自足的精神状态。“心远地自偏”是一篇之要言妙道，王安石以为“自有诗人以来无此四句”。更多的时候，陶渊明并不采用说理，而直接通过景物本身来传达他的颖悟，如“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等，都含有梵家所谓“梵我一致”、冥忘物我、和气周流的妙谛。要之，渊明诗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美学型范，其特点是和谐静穆圆融庄严，达到古典主义的极致。

四　极貌写物，穷力追新：谢灵运与山水诗

晋宋之际，山水诗代替玄言诗，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山水诗和田园诗均出现在玄言诗后，它们歌咏的主要对象都是自然，不过前者偏重山水景物，后者偏重田园风光。

山水诗的产生有时代的原因。魏晋以还，社会动乱，政治黑暗，隐逸之风遂盛。东晋以来官僚贵族集居于江浙的山水秀丽之地，佛寺道观亦多筑于名山，士大夫们既以隐逸为清高，又以徜徉山水为快乐，山水对于他们自然成为审美与描写的对象。玄言诗人高谈老庄玄理，亦崇尚自然，所以诗中间及山水景物。加之游宦、行旅、离别等诗歌题材，都可以借着山水的描写来表现。于是山水诗也就应运而生。

六朝山水诗是与谢灵运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谢灵运（385－433），小名客儿，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名将谢玄之孙。东晋末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刘宋王朝建立后，降为侯爵，既不见知，常怀愤懑。永初三年（422）被排挤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一年后回乡隐居。宋文帝即位召为秘书监，常称病不朝，而事旅游，后及难。有《谢康乐集》。

谢灵运是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山水诗写作的杰出诗人。他的山水诗绝大部分是在他做永嘉太守以后写的，诗里描绘了浙江、彭蠡湖等地的自然景色。其诗带有一种孤清闲适的情调，有意无意打上作家生活的烙印。他描绘山水力求精工与形似，有不少诗句生动细致地刻画了自然界的优美景色，情调比较开朗，给人以清新之感，前人谓之若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然亦时见雕琢与堆砌，与陶渊明白描的、浑成的、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境界相比，略逊一筹。刘勰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谢灵运就是这种诗风的代表。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迳，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山水诗和田园诗虽然具体歌咏的对象有一些差异，但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彼此是息息相通的，所以它们后来在唐代合一，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山水田园诗派。

第四节　五言诗的律化——新体诗运动

一　低昂互节，回忌声病：永明体的产生

中国传统诗歌发展，总的趋势是从不甚规范到比较规范，从自由体发展到格律体。从辞体、杂言到五言，就反映了这样一个趋势。在这个大的趋势中，五言诗的兴盛是一个重大事件，律诗的形成是另一个重大事件。

律诗的形成有一个先五言、后七言的过程。五言诗的律化，始于南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最初是由四声的发现而避忌声病，从而产生了“永明体”——王闿运《八代诗选》称之为“新体诗”。

永明体的产生是文学史上重要事体之一，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首先提出四声说的周颙；一个是首先揭示律诗音乐美、倡导避忌八病的操作原则的沈约。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里说：“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这段话极精要地道出了新体诗形式美的特点。所谓八病是指：平头（两句的前一二字同声）、上尾（两句非韵脚所在的末字同声）、蜂腰（句中二五字同声）、鹤膝（隔句末字同声）、大韵（两句中有与韵脚同韵的字）、小韵（两句中有彼此同韵的字）、正纽（两句中有不相连的双声字）、旁纽（两句中有不相连的叠韵字）。八病的规定不但过于烦琐，也缺乏科学依据，难于全部遵循，然而它是通向简捷的调声术的第一步。永明体诗歌炼句工稳，音韵谐婉流利，风格圆美流转，篇幅趋短也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些都对近体诗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以下是新体诗的实例：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沈约《别范安成》）

新体诗的诗句几乎都是律句，不过还未形成粘对规律。

永明体或新体诗的最大特征，是丢开汉魏诗的浑厚古拙，而趋向精妍新巧。这种精妍新巧是基本汉语的元音优势及四声区别。因而，通过平仄变化与双声叠韵追求，可达抑扬顿挫之听觉美和骈句对仗之视觉美。

二　从清新到绮靡：新体诗与宫体诗

由沈约首倡风气，吸引了一代文人参与创作，新体诗的作者很多，南北朝合计有八十余人，其中名家有谢朓、王融、何逊、阴铿等，从而蔚为文学运动。直到唐初，才最终将四声简化为平仄，由消极的回避声病变成积极的调声，从而形成了具有一整套格律样式可循的五言近体诗（即五言律诗）。这一完整过程，就是中国诗史上新体诗运动。

谢朓（464－499）字玄晖，南齐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和谢灵运同族，后并称“大小谢”。曾任宣城太守，世称“谢宣城”。齐永元元年因事牵连，下狱而死，年三十六岁。谢朓诗主要表现亦官亦隐的士族情趣。他继谢灵运之后进一步发展了山水诗，诗工于发端，篇中多有警句，诗风较谢灵运清新明快。是李白特别钦佩的一位六朝诗人。有《谢宣城集》。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谢朓还在五言绝句的写作上，表现出他的趋新。如《玉阶怨》《王孙游》等，已启唐人绝句。关于五言绝句，以下将做专节讨论。

新体诗在梁陈时代的宫廷演变出一种诗风轻艳的诗体，当时号称宫体。其主要作家是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以及聚集于他们周围的一些文人，如徐摛、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诗的主要内容写妇女生活与体态以及咏物。

佳丽尽关情，风流最有名。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粉光胜玉靓，衫薄拟蝉轻。密态随流脸，娇歌逐软声。朱颜半已醉，微笑隐香屏。（梁简文帝萧纲《美女篇》）

《隋书·文学传序》指出宫体诗的特点是：争驰新巧，意浅而繁，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其影响所及，造成了诗风的靡弱。另一方面，宫体诗多用典，辞藻浓丽，比永明体更趋于格律化，故对律诗的形成有重要推动作用。

第五节　五言绝句与南北朝乐府

一　五言四句体和南朝乐府

南朝和汉代一样设有乐府机关，负责采集民歌配乐演唱。南朝乐府民歌大约有五百首，大部分属于清商曲辞，主要有吴歌三百二十六首、西曲一百四十二首。吴歌产生于长江下游，以当时的首都建业为中心；吴歌原是徒歌，采入乐府始配乐歌唱。吴歌产生的时代以东晋和宋居多。西曲是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以江陵为中心，在唱法上与吴歌不同。此外，西曲的时代比吴歌稍晚，以齐、梁居多。

东晋以来，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商业发达，城市繁荣。宋文帝时出现经济上升的势头，富庶的地区首推荆州和扬州，齐初几十年也是较为安定的时期，当时繁荣的城市生活奢靡，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竞相夸大，舞女成群，互有争夺，音乐文艺蓬勃发展。南歌多半出自商人、妓女、船户和市民，主要反映城市中下层居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内容比较狭窄，绝大多数是情歌，与《诗经》、汉乐府颇有异同。

“歌曲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大子夜歌》），当时以《子夜歌》为代表的歌辞大都是五言四句体。这种五言四句体，在汉代民间歌谣中已有少量出现（如《藁砧诗》），其体裁还可溯源到《诗经》的章四句。不过，这种体裁的小诗形成气候，却是在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南朝乐府之中。这种诗体恰好符合新体诗篇幅趋短的走向，所以为当时诗人乐用，最终形成为五言绝句。

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歌》）

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欢唤声，虚应空中诺。（同前）

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子夜四时歌》）

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扬。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同前）

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懊侬歌》）

南歌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主要特点为：（一）多自然景物的描写，在诗中明媚秀丽的江南风光与歌中所表现的柔情绮思表里融洽，与汉魏古歌和北歌相比，是一个很大的优长；（二）比兴和双关手法的运用，双关语是利用同音字构成的，比如莲花的“莲”和怜爱的“怜”，“莲子”和“怜子”，丝线的“丝”和相思的“思”，篱笆的“篱”和离别的“离”等，增加了语言的活泼和委婉；（三）多代言体和问答体，南歌多用女子独白的语气写来，设为问答的也不少，此外还有连章体。

《杂曲歌辞》中有一篇《西洲曲》，堪称南朝乐府的杰作。这首五言诗四句一节，共三十二句，仿佛由八首五言四句体连缀而成。这种体制当由连章体演变而成。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西洲曲》）

诗以长江中游明丽的自然风光，如西洲、渡口、桥头、南塘、乌臼、红莲等场景风物，衬托水乡男女在采莲季节的生活和情思。富于暗示性的诗句和欲断还连的诗节，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诗中人一往情深，而又欲言难言的内心活动。其中有不少律句，表现出新体诗的影响。

二　北朝乐府与《木兰诗》

北朝民歌今存约六十多首，多半是北魏以后的作品，陆续传到南方，由梁代的乐府机关保存下来，主要见于《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

北歌出于北方不同的民族，以鲜卑民歌为多，其中也有汉人的作品。由于北朝生产力水平较低，以游牧业为主，北人与南人生活状况大相径庭，北歌亦以五言四句体为多，但从内容题材到艺术风格、表现手法与南歌有显著的差别。北歌中的景物有北国情调，艺术表现较为质朴而生活内容却较为开阔：

快马常苦瘦，剿儿常苦贫。黄禾起羸马，有钱始作人。（《幽州马客吟歌辞》）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

这些诗有对侠义精神的讴歌、对命运不平的感喟、对不合理现实的幽默嘲谑，社会生活内容比较广阔，为南歌所罕见。与南歌书面加工痕迹较显，且有文人仿作不同，北歌口头创作居多，以谣体为主，总的风格是刚健质朴，生气勃勃。

北朝民歌中的《木兰诗》是一篇难得的杰作：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伴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木兰诗》）

诗写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塑造了一位保家卫国的女英雄形象，在思想上突破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尤其可贵的是诗人立足女性本位，通过心理刻画，表现出木兰虽然英雄，却毕竟是一个女孩儿这一事实。诗在“旦辞爷娘去”以前的部分，基本上以五言四句为一单元，颇具整饬之美。以后部分才打破这一程式，间用杂言。全诗音情跌宕，颇饶变化之致。

三　文人联句与绝句的产生

五言四句体诗的大量产生，引起南北朝文人的兴趣。文人聚会活动，就用这种体裁来进行联句，当时诗人如何逊、江革、范云、刘孝绰等集中，皆有联句诗。

所谓联句与后世文人唱和大体近似。一人先作了四句，别的人如果续作，便成“联句”。假如无人续作，便成了“断句”，或称“绝句”。

最初，绝句只是五言四句体的专名，后来其外延扩展到七言四句体，成为兼名。于是，五言四句体诗就称为“五言绝句”。

五言绝句的产生，先于近体，所以以古风为多，与七言绝句基本上属于近体不同。早其优秀的五绝诗人，南朝推谢朓，北朝推庾信：

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谢朓《玉阶怨》）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庾信《寄王琳》）

两人在取材上，谢朓近于民歌，庾信则偏重感怀。在风格上，谢朓清新，庾信老成，亦有南歌北歌之差异。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七言诗

一　七言诗体及文人的早期创作

五言诗自其优越性为人认识以来，就很快取代四言诗而得到普遍应用，从而成为汉魏六朝最流行的诗体。而七言诗的发展则相对迟缓。

所谓七言诗，是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的诗篇。七言诗历八代而到唐代大为发展，与五言诗同为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七言诗细分为七言古诗，七言律诗和七言绝句。在近体诗出现以前，七言诗即七言古诗。

七字句的出现较早，在《诗经》中偶尔一见，在《楚辞》中大量出现。旧说七言诗起于汉武帝时的《柏梁台诗》，恐不可信。七言诗当起于汉代的民间歌谣，由于未能像五言诗那样很快地受文人重视。当“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诗品序》）时，七言诗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体小而俗”（傅玄《拟〈四愁诗〉序》），不登大雅之堂。

较早的文人七言之作有东汉张衡《四愁诗》，不过，此诗奇句中夹有一个“兮”字，保留着楚歌的痕迹；直到晋代的傅玄，也还是如此。今存较为成熟的文人七言诗，是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二首，兹录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首诗是整齐的七言诗，没有句末的语词。它句句押韵，三句一组（即有奇句），与后来规范为偶句用韵，两句一群的七言古诗，还有一些差异。

二　俊逸鲍参军：文人七言诗的成熟之作

七言诗相对于五言诗，自有潜在的优势。相对而言，“五言尚安恬，七言尚挥霍”（刘熙载《艺概·诗概》），“五言绝尚真切，质多胜文；七言绝尚高华，文多胜质”（胡应麟《诗薮》内编六）。七言较五言如挽强用长，更能胜任纵横捭阖、淋漓恣肆的表达和形成多种风格。然而这一潜在的优越性，由于习惯的势力，长期被文人忽视，直到刘宋时代出了个鲍照，才出现转机。

鲍照（414？－466）字明远，南朝宋时东海（今山东郯城）人，出身寒微，曾干谒临川王刘义庆，初未见知，后贡诗言志，始得赏识，被提拔为国侍郎。后做过几任县令，后为临海王刘子顼前军刑狱参军，世称鲍参军。子顼反，死于兵乱。“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诗品》），有《鲍参军集》。

鲍照诗赋兼长，其诗主要表现建功立业的愿望以及对门阀制度的不满，有的作品描写边塞战争和征人的生活，是唐代边塞诗的先导。五言诗以清新俊逸著称，而最能表现艺术独创性的是他的七言古诗。七言古诗是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的古诗。以七字句为主，间有杂言的七言古诗，在汉魏乐府中多以“歌”、“行”命篇，故后世亦称“七言歌行”。鲍照的七言古诗，相对于曹丕《燕歌行》，已变句句押韵为隔句押韵，变一韵到底为灵活转韵，使得七言古诗更多地具有散文美和辞赋之美。它拓展了七言古诗的范畴，完善了七言古诗的形式，从而大大推动了七言诗体的发展。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拟行路难》）

鲍照今存乐府诗八十余首，最具艺术独创性的是《拟行路难》十八首。《行路难》古辞今佚，据《乐府解题》乃“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鲍照的拟作涉及不同的题材内容，体式、风格也不尽一致，看来并非一时一地之作。其共同的主旋律是对人生苦闷的吟唱，形式上则是齐言或杂言的七言古诗。无论在张扬个性的意识，还是在慷慨任气、磊落使才的作风及横发杰出的风格上，都对唐代诗人尤其李白，有不可忽略的影响。杜甫《春日忆李白》称其“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即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