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遗泽至今崇

在四川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发展均居于全国前列的繁盛时期首推西汉。那时四川所以能够繁荣昌盛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若从倡导者与组织者的角度看，有两位杰出的人物是永远令人缅怀的，这就是战国末期的蜀郡太守、政治家李冰，与汉景帝至汉武帝时期的蜀郡太守、教育家文翁，李冰与文翁都不是四川人，但他们对四川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文翁的生平，由于资料有限，今天已不太清楚，只知他姓文，名觉，字仲翁，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人，年少好学，对《春秋》钻研尤深。汉景帝末年，任蜀郡守。他为人仁爱，重视教育。当他在蜀郡了解了全面情况之后，深感蜀地偏僻，文化不昌，加之秦代禁止私人办学的后遗症，故而“学校陵夷，俗好文刻”，若要使蜀郡有大的发展，必须从文化教育这一根本大事抓起。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首先，他从郡县小吏中选拔了“开敏有材者”即为人聪敏、有培养前途者如张叔等十八人，先亲自教导，然后送到首都长安向博士求学，有的学习五经，有的学习律令。临上路时文翁还让他们带上一批蜀郡的名特产品如铁刀、麻布等，到京师去送给博士，作为培训的费用。几年之后，张叔等顺利完成学业，回到蜀郡，文翁即任命他们担任郡中的高级官职或郡学教授，成为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政界骨干与高级知识分子。

其次，文翁拨出经费，“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这一所郡立学校是用石料修建的，故称为“石室”，后又称“文学精舍”。入学者都免除各种徭役，使之专心学习。为了让学生接触实际，锻炼治理政务的真正能力，文翁经常组织学生到郡县办公处参观实习。文翁出外巡视郡县，还选择一部分学生做随从，“传教令”，担负某些政务工作。这样做，既在实践中使学生增长才干，又让各地百姓看到认真读书就可以为官的好处，“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这样一来，蜀中习俗逐渐得到改变，重视培养子弟读书，一时成为风气。这个经验受到汉武帝的高度赞扬，“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就这样，我国最早由地方政府开办的学校从文翁石室开始，并逐步推广到全国。所以说，文翁不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在当时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教育家之一。

文翁采取的以上两项行之有效的措施，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明显的结果：一是郡县政府不断得以补充既有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官吏，文翁培养的学生中，“官有至郡守刺史者”；二是有大批人到长安求学，“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齐鲁是汉初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焉”。汉武帝以后，蜀中杰出的人才不断涌现，与此有极大的关系。东汉写成的《汉书》称“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并非夸饰之论，是有事实根据的。

还应当指出的是，文翁在蜀中并不是只抓教育的。为了使百姓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并在此基础上使政府有一定的行政经费，他还努力从农耕与水利方面进行开发。例如，他在都江堰已有的水利工程的基础上，又组织指挥广大民工“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就是指开凿今天的蒲阳河，分岷江水东北流，再与青白江会合，可以灌溉汉代的繁县（即今天的都江堰、彭州、新都区新繁）的大片农田，造成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兴旺景象。

由于文翁对蜀地经济、文化建设的杰出贡献，当他在蜀地辛勤一生并在蜀地病逝之后，长期受到人们的怀念与赞颂。《汉书》将文翁列于整个西汉的“循吏”的首位，认为他“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蜀地百姓更是“为立祠堂，岁时祭礼不绝”。特别是文翁兴办的石室，则自汉至今近两千年来，一直是成都的学府所在，不断地培养蜀地青年，从未中断。这种在同一地址连续办学两千年的情况，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在石室旧址，汉代为蜀郡郡学，唐宋为成都府学，元代改为书院，清末改为学校，至今仍是全省重点中学，且仍名石室中学。在石室之侧，历代还有文翁祠、文翁坊、经史阁等建筑。五代时曾刻十经于石，立于此地，是为全国闻名的“孟蜀石经”，至今还有少量残石遗存。

为了称颂这位为蜀地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贤，历代的骚人墨客写过不少赞誉之作，如唐代的裴铏有“文翁石室有仪型，庠序千秋布德馨”之句；宋代苏轼有“苍苔高朕（指东汉时于战火后重建石室的蜀郡守高朕）室，古柏文翁庭”之句；老一辈革命家李一氓同志还亲笔写了“锦江春色来天地，石室文风烁古今”的对联。我们这篇小文的标题“文翁遗泽至今崇”，也是用的清代四川名诗人彭端淑的七律《再掌教锦江书院作》的首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