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君井畔忆相如

在风景如画的川西平原的西部，有一座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邛崃。邛崃城内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公园，名曰文君井。园内有古井一口，相传就是我国古代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与其情深谊笃的妻子卓文君汲水酿酒、开设酒店的旧址。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年），字长卿，西汉辞赋创作的代表作家，也是四川古代文化史上第一个最著名的文学家。他出生在西汉蜀郡的首府成都，父母给他取了一个颇为亲昵的名字叫“犬子”。他自幼好学，并勤学剑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识日增，武技日进，阅历日广。他十分崇敬战国时期赵国名臣蔺相如临危赴难，智斗强秦，完璧归赵，为国增辉的英雄业绩，崇敬蔺相如心怀大局，忍辱负重，将相团结，安定国家的高尚品格。为了终生仰慕并学习蔺相如，遂更名为“相如”。司马相如这个流芳千古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司马相如初入仕途，是到首都长安做官。汉景帝以其外表英武而授予武骑常侍之职，即侍从汉景帝打猎击兽的武官。其实，司马相如学习武技只是为了锻炼身体，掌握自卫与杀敌的本领，心中真正热爱的是文学，尤其喜欢辞赋创作。恰在此时，梁孝王刘武来到长安，这位汉景帝的亲兄弟，不仅位高势重，而且喜爱文学，特别喜好延揽文才。京中一批著名的辞赋家如邹阳、枚乘、严忌等都成了他的座上客，颇受礼遇。司马相如为了能施展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抱负，遂托名有病，辞去官职，与邹阳等人日日切磋辞赋创作。粱孝王离开长安，他也和邹阳、枚乘等一道随之去到了梁国（梁是西汉的诸侯国之一，都城在今河南商丘市南），开始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生涯。在梁国，司马相如写出了他的成名之作《子虚赋》。

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回到成都，因无官无业，家贫难以自活，遂接受了过去的老朋友、当时的临邛（今四川邛崃）县令王吉的邀请来到临邛。

临邛在西汉是相当繁盛的工商业城市，以产盐铁而闻名远近。西汉王朝专门在这里设立了管理盐铁生产与贸易的盐官与铁官。这里盛产井盐，特别值得介绍的是，这里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开采、利用天然气的地区。用天然气煎煮井盐，使临邛成为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井盐生产中心。直到今天，临邛还有一个乡以“火井”为名。临邛在汉代又盛产富铁矿，用以炼铁并制造各种铁器，远销西南各地。

司马相如到临邛之后，受到王吉与当地名流的热情款待。有一天，他应约去赴临邛最富有的工商业主卓王孙的家宴。卓王孙有位既聪慧又有文才的女儿叫卓文君，结婚不久就死去丈夫，寡居父家。司马相如早已闻知卓文君对文学与音乐的造诣，闻知卓文君不幸的遭遇，故而有意在宴席上弹琴，用琴声表示对她的同情与爱慕。卓文君听到司马相如优美而深情的琴声，见到司马相如雍容闲雅的风采，在心中深深地爱上这位风流倜傥的才子。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俩终于得以传书递柬，表达了各自坚贞而深沉的爱。可是，卓王孙拒不同意这门婚事。对爱情无比忠诚的卓文君，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了封建伦理的罗网，独自逃出家门，夜奔相如，两人结为夫妻，并立即逃往成都。可是，夫妻虽百般恩爱，却是衣食无着，不得已又回到临邛，司马相如将车骑全部卖掉，开了一家酒店，“文君当垆，相如涤器”，虽然粗衣淡食，但却乐在其中。面对着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这种敢于向世俗挑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顽固的卓王孙也无可奈何，只得追认了这门亲事，并分给卓文君部分财物。小两口方才摆脱了穷困的生活，回到成都，专心致志地研讨文学，从事创作。

这时，汉景帝已经去世，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继位。有一天，汉武帝读到已在京中流传的《子虚赋》，大为赞赏，万分感叹地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恰好，汉武帝身边有位管理猎犬的官员叫杨得意，乃是蜀中人士，与司马相如相识，就向汉武帝介绍说：“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汉武帝大喜，立即召见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只得辞别文君，应召来到长安。

汉武帝时期的长安，乃是当时全世界最繁荣的大城市之一。汉武帝选贤良，设乐府，立学校，置五经博士，各地著名文士如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东方朔等都云集于此。司马相如到长安之后，得以与他们交流作品，切磋文艺，还可以饱览石渠、石室、延阁、广内、麒麟、天禄等国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因而技艺日精，创作益丰。在向汉武帝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子虚赋》之后，很快又写出了《子虚赋》的续篇《上林赋》，这两篇大赋用铺张手法，描绘并渲染了皇家的苑囿之盛、畋猎之乐，也描绘了山川的壮丽、物产的丰饶。结构宏大，辞藻华丽，排比对偶，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是我国大赋的代表性作品。

司马相如以超群的才华得到了汉武帝的信任，被任命为郎（西汉时帝王侍从官员的通称）。这时，奉武帝命开辟从今四川通往贵州、云南地区（当时统称西南夷地区）的道路的唐蒙，在巴蜀大肆征调人力，胡乱屠杀地方首领，引起“巴蜀民大惊恐”。汉武帝便命令司马相如为特使速发巴蜀，设法抚喻，并分析、批评、纠正唐蒙的过失。于是司马相如立即入蜀。他写成了一篇《喻巴蜀檄》的专文，晓喻巴蜀各地，讲明朝廷开通西南夷地区是为了解决“道里辽远，山川阻深”的困难，唐蒙“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等做法，“皆非陛下之意”，希望各地安定毋恐。同时，司马相如对西南夷地区的情况，西南夷与中央的关系作了调查，然后回京向汉武帝作了汇报。他认为，西南夷是很愿意同中原和睦相处、加强联系的，道路也不难打通。如果纠正了唐蒙所采取的“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的错误政策，“为置郡县”，一视同仁，西南夷的问题是完全可以顺利解决的。汉武帝欣然同意司马相如的看法，任命他以中郎将的官职作为朝廷的全权代表，随带一批副手，前往成都，处理有关西南夷的事务。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当司马相如辞别文君赴京之时，文君送别于北郊的升仙桥，桥头有送客观，相如曾指着升仙桥在观门上题字：“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如今，司马相如果然手持皇上符节，乘着高车驷马荣返成都，“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

司马相如在现今的四川西部、南部少数民族的广大地区，与当时的邛、笮、冉、、斯榆等西南少数民族进行了广泛的交往，排除关隘，开辟道路，设置郡县，使西汉中央与边区的友好关系一直发展到牂牁（今贵州中部）邛都（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地。“还报天子，天子大悦。”为了消除蜀地一些人对开通西南夷地区的疑虑，他又写了一篇著名的《难蜀父老》的长文，反复宣传西汉王室的“偃甲兵”、“息诛伐”、“垂仁义”的宗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应当说，在司马相如的一生中，他在致力于四川边区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和睦相处并加强其间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所取得的业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其价值并不亚于他著名的文学创作。

司马相如晚年住在长安茂陵，“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只担任着负责管理汉文帝陵园事务的“孝文园令”的闲官。可是，他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强盛。针对汉武帝迷恋狩猎与幻想成仙，他写了意在讽谏的《谏狩猎疏》与《大人赋》，针对汉武帝晚年的若干失误，又写了劝其吸取秦代二世而亡的深刻教训的《哀二世》一文。直到患糖尿病去世之前，还写了一篇《封禅文》，希望汉王室能够“彰至尊，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

司马相如的文学创作受到历代的高度评价，对后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班固称为“弘丽温雅”；王世贞称“长卿之赋，赋之圣者”；鲁迅先生评价为“广博闳丽，卓绝汉代”。特别是他以自己的创作成就，影响与带动了蜀中文学创作的繁荣，正如班固所说：“西蜀自相如游宦天下，而文章冠天下。”巴蜀人民为了怀念这位杰出的文才，又为了称颂他与卓文君对真正的爱情的追求，一直在以各种形式纪念着他，如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在成都凭吊相如遗迹，写下了“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的诗句；李商隐在成都也写下了“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的诗句。直到今天，在成都北郊，有相传他当年告别文君，挥笔桥头的“驷马桥”。在邛崃，有相传是相如弹琴之地的“琴台”和文君汲水酿酒的“文君井”，而且，修建了占地十余亩的园林。值得一提的是，在成都西郊三洞桥附近，有一个高十五米、直径八十几米的大土丘，成都人一直称之为“抚琴台”，认为是司马相如当年在成都弹琴之所，作为有关司马相如的遗迹加以纪念。直到1940年，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在此挖掘防空洞，发现是一处古墓。后来，在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主持下进行发掘，方知这就是五代时期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永陵”，现在已成为我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四川文化史上一个有趣的误解，但这一误解却清楚地表明：文学家司马相如较之皇帝王建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要高得多。当地居民用“抚琴”而非“永陵”命名所居之地，这不是更能说明问题么！

成都市青羊区琴台路，就是以汉唐仿古建筑群为依托，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示汉代礼仪、舞乐、宴饮等风土人情的街道。周围有杜甫草堂、青羊宫、百花潭、文化宫等古文化遗址及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