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人世最初几年，我常梦到他。如果在济南，就梦到他是个病卧在床、瘦骨嶙嶙的白胡子老头儿；如果外出比如到满洲里、乌鲁木齐，父亲就是个健康快乐的中年人，像1952年代表华东地区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在怀仁堂向毛主席敬酒时的样子，像1964年赴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代会的模样。

大姐说，这是父亲不放心你一人外出，所以跟着你。她还说，她出差时，父亲也跟着她，每次都跟。我却不相信，如果父亲对我们如此不放心，他怎么还是离开了我们？

“你为什么不写父亲？”姐姐指责我。

“等我能替父亲脸上增光时。”我说。

这不过是我怕写不好的挡箭牌，按这个标准，我就永远不要写。不料，有一次大姐原话照说，回答一位父执问为什么我至今还没写父亲，惹得我自己都觉得浅薄，差点儿没晕过去。可我仍然没有写，甚至青州史志办公室的人让给市志写父亲的传记，而且不限字数、不限题材、不限写法时，我仍难以命笔，因为有好多问题不好处理。例如，怎样写父亲入党的事？为什么老爹当了一辈子民主人士，后来是“山东省无党派首席民族人士”，要离开人世时，却以七十五岁高龄入党？在父亲那样的年龄和地位，即使仍继续工作，党员不党员的也无所谓了。他老人家却一定要名正言顺地做布尔什维克！而且当省政协秘书长到他病榻前通知他已被接纳为中共党员时，父亲热切地问：“我的预备期从什么时候算起？”回答是：“您没有预备期。您早就符合条件，不过因工作需要留在党外。”父亲热泪盈眶，惹得一个第三代小家伙说了句近于反动的话：“用得着吗？真事儿似的！”

“我们这些人都不如父亲！”家人常说。

在哪一方面？学术上？父亲和祖父虽是青州两代名医，却没有多少著述传世。在官阶上？父亲更不曾位极人臣……是的，是在人们心目中，特别是在平头百姓心目中。

省政协一位青年背了一架照相机把父亲追悼会全过程拍了下来。后来他如数家珍地说：“马老的追悼会到了八位省长，六位大学校长，三位八十岁的教授，还有‘活包公’方荣翔……送葬的汽车占满了英雄山停车场……”

按照讲究规格者的看法，父亲备极哀荣，可以瞑目了。说那样的隆重、气派，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倒不是实话。父亲既然在政界干了大半辈子，倘若地下有知，不可能不在乎这盖棺论定的最后形式。何况追悼会上大部分人是自发而来，还都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整过父亲的人，说祖父是“土豪劣绅”的人，批判父亲是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把七个孩子培养成修正主义苗子的人。那几个处心积虑让父亲恰好在1967年春节前夕被扣发工资却永远被我们很客气地称作“叔叔”的人，在父亲的追悼会上如丧考妣痛哭流涕。当时我很震惊，想起在父亲肯定“预后不良”、大哥转弯抹角问父亲后事安排时提到要不要开追悼会，父亲说，我的事要按党组织有关规定办，如果需要开，一定请某某和某某叔叔(几个“文革”造反骁将)参加。到底是父亲早已“费厄泼赖”(不用不正当的手段)，还是未卜先知某某们肯定会在被他们残酷迫害者灵前良心发现，还是向他们表示 ：错了的是那个时代，不能全怪他们？虚弱得无以复加的父亲竟然有那样的气度、襟怀和周到的考虑，颇让我吃惊。父亲的追悼会后，不知是因为“响当当”意料之外的灵前痛哭还是别的什么，我们同那些残酷迫害父亲的人的历史旧账从此烟消云散。

我常为了父亲机关的同志在追悼会上的表现而感动。政协许多办事的人，没有受人差遣、完成任务的做派，而是像家属子女那样哭得泪人儿一般。机关会计还讲了这么一件事：政协年龄最大的副主席王哲，在马老追悼会开罢好几天，忽然拄了拐杖到办公室说：“我虽然参加了对马老的悼念，可是没有在他那个签到簿上签名，像马老这么个好人，我怎能不在纪念本上签上我的名字？我现在来补签一个名。”

更使我伤感的是没有也不可能收到讣告的人的一些表现。

一位煤店的小营业员听说马老去世，很难过地说，如果早知道，她怎么也得去送送老人家。

父亲和一个煤店营业员有何相干？我们大为奇怪。

原来“文革”中有一天父亲去写煤本，煤店营业室在小窗口营业。父亲把钱递上去后，营业员说，少十块。父亲惊奇地说：“我交的钱够啊！”营业员火了，吼道：“你这么大年纪，不讲理？”那时十块钱是普通大学生半个月的生活费，也是营业员月工资的三分之一，营业员当然得理论一番。父亲一听，连忙道歉，说：“对不起，可能是我数错了。”立即补交十块钱。下班时营业员清理房间，发现有十块钱掉在窗口下边。她连忙根据送煤地址找到了父亲所在的机关，一问之后，大吃一惊，说：“老人家还是高干？怎么脾气那么好？受冤枉还那么有修养？”

事后父亲却说：“我算什么高干？我不过是个普通医生，草木之人。是那孩子心眼儿好，若是她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发现了钱也不更正，我岂不成了老财迷？”

不打不相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成了忘年交。

当年和父亲一起在青州工作的一位阿姨在父亲去世后，说父亲的好处，说了一大堆，突然冒出一句话：“早知道马老不行了，把他的药方留下呀！”

几十年前，那位阿姨有不孕症，已做副县长的父亲就用家传秘方给她夫妇二人治病，还亲自给他们找缺药，结果他们有了一儿两女。无巧不成书，现在他们的女儿也有不孕症，还没来得及找马伯伯治呢，老人已驾鹤西去！

有多少人在生病时想起父亲？说不清，有很多人家，尤其是回民区的人，保留着从前父亲给他们开的药方。有病时就再拿出来用，好像那是万应灵药。

父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不当中医了，却几十年一贯制，经常给人看病，他下乡去“四清”时还治好了许多久治不愈的病人。济南很多回族贫民都找过马主任(父亲长期担任省民委副主任)看病。有一次，一个被大医院宣布不治的老太太被父亲治好了，就让孩子给送了些回民糕点来。父亲如临大敌，马上命大姐算算那些糕点的价值，加倍买东西送回去。大姐说，是不是也送点心？父亲说，不，给回民区的群众买的要实用，买鸡蛋吧。于是，他的病人相传相嘱，从不给马主任送礼。

父亲做医生做得最成功的当然是给母亲看病。母亲在60年代就被大医院宣布为冠心病后期，可是父亲不屈不挠地坚持用中药给母亲治了二十几年，自己开药方，自己掏钱，自己上药店取药，有缺药，就当场另换。母亲患心力衰竭，还又坚持了十几年，直到父亲去世后四年，她老人家才与世长辞。

父亲去世后，我尽量不上他经常取药的泉城路宏济堂药店，那总会让我想起当年第三代小家伙病了时，老人家亲自去药店取药、与营业员谈笑风生的情景。有一次，因为其他药店缺药，我不得不去宏济堂，营业员用令人泪下的语气说父亲，好像说自己故去的老人。他们说，他们现在中午仍然在马老帮他们安排的食堂吃饭！老头儿居然替药店营业员找食堂，我听了，惊讶至极。

常驻我心中的，是些十分琐细的事，感伤而近于迷信的事。

我总不能忘记，我至今不知姓名的青州阿訇和教民自发给刚刚“无常”的马县长隆重开经。人们说：这清真寺是马县长领着修好的啊！

故乡群众对父亲的种种不同称呼联系着他为大家做的许多事儿。解放前回族群众多半做小买卖，生活“三没底”：明天有没有钱吃饭心里没底，卖菜的筐破得没了底，脚上的鞋磨得没了底。那时，名医“马胡子”总是无偿地给穷苦回族群众看病。解放初，县人民代表大会马主席又组织起“没谱儿”的教民办“伊光织布厂”，织布厂成为齐鲁大地上率先发展起来并卓有成效的少数民族自救组织。不久，剃掉长胡子的马县长鼓励回族青少年上学参军就业，改变了回族群众落后的文化状况。50年代中期，淄博金岭镇因婚姻问题发生民族冲突，回汉两族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民兵分列大街两边，手里都拿了枪，剑拔弩张，一场大型枪战一触即发，省有关部门考虑到民族矛盾只能请民族方面有崇高威望的人士出面解决，遂急如星火地调请邻县马县长到现场。父亲临危受命，奋不顾身地穿梭于两边荷枪实弹的群众中，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说服教育，分析厉害，化解矛盾，终于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当地群众绘声绘色说“马县长化干戈为玉帛”，像说英雄传奇。人们还将临危受命、舍己救民说成是“马家门风”——父亲的祖父既是武秀才又是著名的伤科医生，曾为一个绿林好汉治好重伤。当这个绿林好汉兵临青州城下向知府“借粮”时，青州古城面临屠城之灾，马老先生不顾个人安危，缒到城外，说服绿林好汉退兵，保护了四乡黎民，成为古城青州一段佳话。

一些国家领导人对父亲的称呼则在山东传为美谈并被党史和民族工作者载入史册：1952年父亲进京观礼，被推举在怀仁堂向毛泽东主席敬酒，周恩来总理见他长髯齐胸，赞曰：“真是美髯公。”父亲叹曰：有关老爷在，我怎敢当此名？周总理在延安时才是真正的“美髯公”！80年代，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山东视察，亲切地询问：马老，您跟马本斋是一家吗？父亲谦曰：我是个普通回族中医，岂敢让总书记以“马老”尊称！

父亲入殓是在深秋，按季节说已不可能打雷了，那晚忽然骤雷大作，暴雨急至。第二天，一位回族医生说：“马老归真，雨打新坟，保佑后人。”这话令我感动不已。我知道，回族群众只对德高望重的长者才肯用“归真”二字。

父亲住院两年半，他跟医生、护士、病友打交道的事深深印在我脑海中。

父亲追悼会留下的照片中有一个给父亲治了两年半病的医生、胸科教授赵崇伟。其实，是你当医生的没有把病人治好，你来参加追悼会总有点儿尴尬。可是赵崇伟却心怀坦然地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拉住我们的手，哭得涕泗滂沱。我们做子女的心里更清楚：如果没有大夫们的全力救治，这追悼会大概两年前就举行了。赵大夫当面对老爷子的称呼是“马老”，背地里却和我们这些没上没下的子女一样，亲切而随便地称之为“老头儿”。因为他是地道的北京人，那声“老头儿”就格外悦耳，透着亲切。有人告诉说，赵大夫把“老头儿”的病例作为治疗范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上报告过了，因为那类病人在先进国家也只有几十周的存活时间，而老人却活了两年半，这当然依赖赵大夫的妙手回春。这胸科教授可真是个认真负责的好人。父亲手术后住在观察室，他总是天一亮就跑进病房观察病情，父亲度过危险期，赵大夫用哄小孩儿的语气说：“马老的胡子太长了，明天刮一刮，我也一起，刮个精神焕发。”他还通情达理地允许父亲在有生之日，在化疗间隙不定期地回家享受天伦之乐。父亲恰好在家期间有了胸水而医院偏偏没床位，赵大夫就亲自跑到家中为父亲治疗，用一个长针管把胸腔积液抽出来。随我进修的美国博士生恰好跟我回家，看到那个抽胸水的场面，大为惊奇地和赵大夫用英语说了好一阵子，然后问我，像这样出诊要多少钱？听了“一分钱不要”的回答，美国女博士生的绿眼睛瞪得溜圆。

1985年10月23日下午，省立二院干部病房向山东省委紧急报告“马老病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建春，省政协主席李子超、副主席周星夫，省委统战部部长金宝珍到病房看望我父亲。病房出现生离死别的感人场面：

父亲用最后力气说：“我给党做的工作很少，党对我关怀备至。”

李子超大声说：“你是党的好干部！”

周星夫接上说：“是人民的好干部！”

金宝珍忍泪说：“是民族的好干部！”

李子超又说：“山东的党组织忘不了你！”

周星夫又说：“山东人民忘不了你！”

金宝珍又说：“山东各民族忘不了你！”

对于父亲这样一位极重名节的老人，省委、人大、政协领导的当面嘉奖，不啻生前听到自己的悼词。他脸上露出坦然的笑容。几小时后，父亲飘然而逝。

父亲深度昏迷后，让他两年来痛苦不堪的剧咳终于停止。那天深夜，七兄妹围坐在他的病床前，大姐时时蘸了独参汤给他拭口腔、舌尖。突然，护士长用消毒盘托块白纱布跑进病房，气冲冲地说 ：“我得把马老的嘴蒙上一点儿，他这样呼吸，太干燥了！”说着，她眼中含着泪水，用镊子将纱布夹起，用热水烫过，再晾得近于体温，轻轻给父亲蒙到嘴上，给一位深度昏迷的病人减少一点儿痛苦，一点儿也许病人自己都已感受不到的痛苦！为了这一件小事，我永远感念这位心肠像水晶一样的护士长。

父亲逝后，护士长常对人们念叨：马老从不让护士为难，有时候，老护士忙不过来，年轻护士给他输液，要扎好几针，老人家非但不责备护士，还说，我的血管真糟糕！马老咳嗽得厉害，医生不得不给他开带麻醉成分的止咳药，嘱咐一日三次服用。但他白天不用，集中到晚上用，这样可以不影响其他病友休息，却损害了他自己的身体。医生说了几次，你病成这个样，首先是减轻自己的痛苦，不要考虑影响不影响他人！马老就是不听！护士长感叹：从没见过这么自觉的病人！

父亲逝世后，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的唁电一起到达的，有很多唁电、唁函，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翔抱病用毛笔写的唁函。

父亲住院时和“活包公”方荣翔住同一病房。那时方荣翔刚做了冠状动脉搭桥术，正在恢复期，医生严格限制他外出活动。父亲临危那个傍晚，我们都不吃饭，方荣翔轻轻推开父亲的病房门，亲切地问：“这边坐得下吗？你们轮班上我那儿休息一会儿，吃点儿饼干？”我们认为父亲和方荣翔是同病相怜的病友，父亲逝后，怕他伤心，就没给方荣翔发开追悼会的讣告，估计医生也不会同意他参加追悼会。没想到，追悼会照片洗出以后，我竟在人群中发现了方荣翔！原来，这位京剧名家没去贵宾休息室，悄悄去了，悄悄祭拜，又悄悄回到他们的病房。这事可见出方荣翔为人之质朴。实际上，追悼会还没开，我们就收到了方荣翔用毛笔亲笔写的工工整整的吊唁信：

唁函

山东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马老不幸逝世，我表示沉痛哀悼！马老是我们一位可敬的前辈，我们共住一个医院数月，亲眼所见马老为人热情、和蔼可亲，他忍痛向病魔做斗争，尊医敬护，对病友亲切关怀，对我这个演员更是关怀备至，他对党总是感之不尽。他热爱党，关心人民和事业。我们失去了马老这位尊敬的老前辈，是极大的损失。向马老的亲属表示亲切慰问。向尊敬的马老沉痛哀悼。

尊敬的马老英名万古长青！

演员方荣翔 泪书

山医附院二西病房

1985年11月1日

方荣翔何以跟父亲有这么深的感情？他们做病友期间经常谈些什么？方荣翔是怎么跟病魔做斗争的？我曾跟“活包公”约好要谈一谈。可是，我一直不敢去父亲住过的病房。一年后，方荣翔也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父亲去世后好久，仍然有不知凶信的人给他写信。有一位在沂南工作的人写了封非常动感情的信来，说解放初是马县长引导他参加抗美援朝，他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现在他在沂南工作，因为民族习惯，孩子难以解决婚姻问题，希望老首长给以帮助……还有一位医生写了信来，说他的职称和房子因为马老帮忙，已经圆满解决了……

几年前我回故乡受到贵宾般的热情接待，颇有点儿“衣锦还乡”飘飘然之感，当现任市长给我敬酒说“为本县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的马楚珍老县长干杯”，我猛然明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们的热情主要并不是因为我是个写过几本破书的“猫儿眼”，而因为我是老县长的女儿！人们不断地来跟我回忆在马县长手下工作的日子，这个跟他办过城内第一座卫生院，那个跟他一起研究过专区运动会夺标，另一个说起马县长如何解决北城即满族聚居区若干问题……

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百年，许多相识和不相识者的心中都留下了父亲的人生痕迹。遗憾的是，父亲自己却不知道了。

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