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序言

面向广阔的生活

——张惟《雁行集》代序

《雁行集》，也许不会有更恰当的意象和词汇能替代这个集子的命名。远飞的大雁，把它的剪影和啼鸣留在长空，我们的作者，把他在这个时代经历过的生活、思想、情感写进了他的散文。

与其说张惟酷爱创作，毋宁说他酷爱生活。这不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他也不光创作散文，然而这里所选的十几篇作品，都是他漫长生活道路上“走到哪，感受到哪，写到哪”的有感而发之作。他在追求广阔生活的同时，追求着他的艺术花朵，他伴随着时代生活的步伐和他自己的脚印，观察着、感受着、思考着，向我们展开他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

反映在这本集子中的生活世界不是单一的，它的题材涉及军事和农垦，现实与历史。这里有首都的灯火、塞北的冰霜、江南的松涛和帆影。作者是一只北去南归的飞雁，到过许多美丽的地方。当这只雁从汀江岸边扇起翅膀飞向北京的时候，他还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那时候，我们中华民族获得了新生，军队已由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转入保卫和平与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生活。由于张惟这时已经有了数年的部队生活经验，熟悉战友的思想感情，又有了一定的艺术准备，他心中萌生了用笔来反映我军官兵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忘我投入新生活的精神面貌这样一种创作愿望。于是，他写下了《卢沟桥畔》，接着又写了《统帅部深夜的灯火》，等等。从一个生活侧面，描写了普通士兵和副总参谋长的形象，反映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军民关系和我军壮大发展的历程。

北京是令人留恋的地方，在祖国首都工作无疑是一种幸福。然而当我们还在注视着他描绘的统帅部灯火的时候，张惟的背包已经搁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了。他写信告诉我们：“这儿的天气虽然冷一些，但我们的心却更热了。生活里有缓流和激流，我们是涌向激流中了。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更丰富更闪耀的生活啊！”（《初上北大荒》）香山的红叶、天安门的华灯绿树、北海的湖影波光，都留不住50年代血性青年追求“真正的生活”的心。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和当时的青年隔着一堵时间的墙，不过这堵墙并不妨碍我们理解和爱戴自己的前辈。那种单纯的心境是可爱的，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的热血豪情永远令我们钦敬。我们应该像当年一样投入生活激流，为祖国的大船扬起前进的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感谢作者，他给我们留下了和共和国一道迈步前进的创业者痴情于艰苦生活、豪迈乐观的“50年代精神”，描绘了在由刺刀见红的战场到建设基地战略转移过程中，新生活建设者的精神风貌和人物群像。

事实上，张惟不仅在《初上北大荒》《长征的战士》中为我们留下了这种精神，而且通过三个不同时期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20世纪5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历史。这在散文中的“我”中得到了显现。“我”中当然有作者自己，但又不仅仅是作者自己。他有某种程度的典型性。这个“我”，向往广阔的生活天地，带着50年代特有的单纯、乐观和那么一点罗曼蒂克的激情，投入生活的激流（《初上北大荒》），在闪耀着党的光辉、洋溢革命友谊的集体生活中，感受到一种深远的幸福，决心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的事业。他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美好的信仰和憧憬使他很少考虑自己个人的幸福。他甚至不相信前面会有不幸和灾难。但灾难毕竟来了，而且是一场长长的深重的灾难。祖国、人民的灾难和个人经历的坎坷，使他忧心如焚（《梦秋白》等）。而后是光明又一次战胜了黑暗，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使他看到了希望，信念重新升起，他决心投身到实现祖国四化的时代洪流中去（《从汀江扯起风帆》《用血昭示的信念》等）。我们把散见于各篇中有联系的“我”集中起来，显然看出这个“我”具有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经历。可贵的当然还在于，经过一段坎坷的路程之后，尽管这个“我”也有不幸和伤痕，却从未消沉过，他现在既扬弃了过去的单纯感，又保持了当年的豪迈和乐观。

张惟对生活比较敏感，注意从全局出发反映他的所见所闻，作品中涌流着时代生活的脉搏。这本集子的作品，格调比较高昂，情绪比较乐观，充满豪迈气概，实属“歌德”之作。但公正地说，绝大多数作品是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流行一时的政治概念出发，感情是真挚的，没有廉价的粉饰和浮夸。甚至还可以说，在广阔的生活面前和不算短的创作历程中，作者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

《卢沟桥畔》是他的处女作，叙写参加过“七七”卢沟桥抗战，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已身为解放军中校的耿明，重游旧战场的情景。张惟没有简单地让他笔下的人物沉湎于对往事的追忆，或停留在新旧两种军队的平面对比上，而是透过人物的特殊经历，展开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思索。他把耿明这次卢沟桥的旧地重游，安排在兵种展览会的布置之后，又将这位有20年戎马生涯的中校置身于一群生龙活虎的青年官兵之中，使得耿明的思绪在今昔之间穿梭往来：一方面，思索着在旧军队，士兵虽有一股抗日怒火，在民族危亡面前斗志高昂，却仍然难免败阵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思考着只有小牛一般大的日式超轻型坦克让我军不断吃苦头的缘由。这就自然而然地把军队性质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人的勇敢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结合在一起思考了，因而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只有共产党才能引导人民越过重重险阻，实现我们苦难深重民族的生活转折；而在军事竞争中，“我们走路，敌人也在走，我们过去是落后的，现在要赶上前头，就要大大加劲”。这篇二十几年前的散文揭示的主题，就是放在今天也还不无意义。

更有意义和更说明问题的，也许是他那篇1959年受到万人广播大会批判的《第一书记上马记》，只是这篇反对风靡一时的主观唯心主义、官僚主义和浮夸风的作品是一篇小说，不收在这本散文集中，我们无需多谈。当然，由于特定时期气氛的影响，张惟也写过个别思想比较浮浅的作品，但这不是他创作的主流。总的看来，他是伴随生活思考着，并随着岁月的推移深入着的。作者在一篇散文里说：“人到中年，心也宽了，气也平了。纵然意犹雄，志未倦，看待事物总罩上一层深沉的历史感。”（《西海子漫步》）读他这几年的作品，我们会乐于这样认可它们。这种历史感，主要的还不是他近年所发掘的革命历史题材本身，而是带着特定时代烙印的、有哲理意味的真知灼见。历史感是运用唯物主义世界观，从历史的纵观和广阔生活的横观里思辨开出的思想之花，当它与纯熟的艺术技巧相结合，去创造艺术形象时，作品会产生沉着、持久的思想艺术力量。张惟在努力追求这一境界，尽管有时思想深度与形象厚度并不一致，但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了生活的底蕴和真谛。像《从汀江扯起风帆》，它写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文章将意境设置于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之上，让它们作为时代生活的象征，暗示了全国人民力求革新前进、振兴中华的社会潮流。又如《梦秋白》，笔力虽集中在澄清瞿秋白同志功过评判方面的混乱上，却通过他的形象让我们思索真实的人的问题，升华到了哲理的高度：“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总不会是百分之百的，杂质总是与光辉的本质同在，同时被时代的熔炉所冶炼着。唯严于解剖自己者，才更显出真实伟大。”

伟大的人首先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有天才和智慧，但同样离不开他所生活的时代，因此他也有局限和弱点。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的时候，张惟随游人漫步在西海子，思考着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是极其严肃的主题。我们嫌这篇《西海子漫步》过于单薄，但作者没有回避问题，又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觉得应当这样历史地、真实地、辩证地思考我们的过去。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用血昭示的信念》中有一句沉甸甸的见解：“比政权本身更重要的是民心和信念。”这个见解有它历史和现实的重量。对于作者，他二十多年的创作，始终没有忘记表现信念；经过“十年动乱”之后，又增加了对民心的注意，作者的思想趋于成熟，显得更为深刻。

张惟1964年才从北大荒调回福建工作，他在部队和北方度过了整个的青年时代。北方的环境和屯垦戍边的集体军事生活影响到他的文风。他的散文基调是豪迈奔放的，几乎从中看不到一般南方作家所特有的轻柔和细腻。诗与政论的结合是他散文的特色，他很少把注意力放在客观世界的细致感受和描绘上，他重视的是典型、壮美画面的选择，在粗线条的勾勒中展开抒情和议论。他的所长，是热烈、开阔地展开画面，想象联想大幅度飞越时空。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充分表现出思想主题，让作品及早进入预定的抒情境界，他总是像作诗那样，将那些精选过的具有较强抒情意味的细节和画面巧妙连缀起来，叙写中抒情议论，议论抒情中继续叙写。这一特点，在《从汀江扯起风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以土地革命战争的见证者——汀江为视角，选择了现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几个生活片断：傅连暲的问话、同陈丕显交谈、“八七”会议的召开、寻找邓子恢外孙的情景，以及有关老一辈革命者的点滴事迹，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详细铺写，而是在感情的递进层次中一个一个顺便带出来，又让它们反过来诱导和触发感情的升华。与此同时，经过议论的点化，作为自然景物的江河也赋予了革命历史的象征意味。《大兵的脚印》有较多细致的描述，画面也更为清晰，但这只是由于写人的需要和题材的不同。作者从议论起笔，备述“大兵”这个称呼的由来，然后在复沓咏叹中进行朱德同志若干事迹的叙说。作者的着力点，仍然不在画面和人物的精细雕琢，而在通过它们的叙写，倾吐自己的思想情怀。

这有它的好处，便于表现更广阔的生活图画和豪迈激越的情感，达到一种幅度较大的生活概括力。但随之而来的困难是：散文这种小型的文学样式，画面大了难以写得具体，人事多了容易出现粗泛。张惟小心谨慎地绕过雷区，他努力在阔大中求具体，丰富中求单纯，加上他有充沛的感情，就发扬了它的优越性而避免了不少短处，甚至出现了《梦秋白》《塞上明珠》《北山听涛》等宽阔与细致、写意和细描结合得较为完好的作品。不过，在《水仙花开放的时节》中，我们看出，行色匆匆的生活经历使他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揣摩细微的内心电波，工笔描绘也不是他的所长，因而他不易把豪放和轻婉统一起来。这个不足在他的文章中是比较常见的：形象与思想未能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个别精彩的抒发和议论因失去充分的铺垫而给人程度不同的游离之感。

自然，这个“比较常见的”不足不包括他早期的作品，他早期的作品是特写式的，缺乏的不是场面人物的描写，而是“散文的情绪”。张惟的散文从铺陈叙述，以记事写人为主的特写式格局，经过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过渡，如今已在借人借物寄托情怀、感赋兴歌的抒情散文格局上稳定下来。它给我们带来了“散文的情绪”（像他的散文政论色彩较浓一样，他把“散文的情绪”看得很严肃），也给我们带来了他艺术结构上的特点：以思想感情为线索，勾连编织具体可感的画面（人物、事件和场景），以虚带实，写意为主，构成跌宕起伏的抒情波澜；宽宽地铺开去，又注意及时勒住缰绳，力求在单一的主题中有较大的生活容量。譬如《用血昭示的信念》，它是一支回顾历史、面向现实、振奋精神地投入战斗的壮歌。开头用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幅历史场面的速写：逶迤的山间古道、赤如灿霞的旗帜、不畏艰难险阻的朱毛红军。这个画面是写意抒情的，作者无意于细致地描绘它，他笔锋一转，另写了一个山区儿童团长参加“少共”检阅的细节。而后也不围绕这位儿童团长的个人经历一写到底，作者是为了借他的经历展开红军北上抗日后老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斗争，牵引出别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来。这一系列蒙太奇般的画面，构成了一组前仆后继、红旗不倒的画卷，统一在这个思想主题上：“……当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几临濒灭之后，在丛林所保存的信念，这，就是最宝贵的源泉。”潇洒自如、不拘一格的运笔却不给人散乱之感，各个画面和细节在主旋律下有机地连缀起来了。《梦秋白》值得我们把它当做张惟的力作加以注意。它的对象是人，但作者又没有见过他，这比起《用血昭示的信念》可以借用儿童团长的经历串联事件来，难度是显见的。然而，由于作者以思想感情为经线，以生活剪影为纬线，将重点放在瞿秋白同志就义前后历史真相的澄清上，让烈士的事迹和身前身后的遭遇来冲击“我”的感情波浪，这篇散文就在起承转合中显出了感情的丰满、过渡的自然和形象的鲜明。这里，文章立足于“找”（找回瞿秋白同志的真实形象），而叙写时则把焦距对准于“梦”（烈士的形象萦绕“我”的梦，烈士身后的遭遇像场噩梦）。将梦的虚写与史迹的实录巧妙编织在一起，明里写“我”得而复失、失而永得的感情经历，实则处处为着带出瞿秋白烈士的壮烈业绩，为恢复他真实、伟大的形象服务。于是在摇曳多姿的铺垫和起伏曲折的感情波澜中，张惟完成了一幅以人物为中心的艺术构图。

也许有人会更喜欢《从汀江扯起风帆》，但对《梦秋白》，我们毫无顾忌地偏爱它。那个月夜，江水流过的汀州古城，松涛在北山轻唱，持枪站立的战士，怀思越过时间和空间……这里有一种幽深的艺术境界。感情也处理得比《从汀江扯起风帆》和《用血昭示的信念》要细致，它在结构上大幅度跨越的同时仍保住了各个画面的清晰可感。同时，它又是含蓄深沉的。我们知道，艺术品是性灵的花朵，它只能开在个性的土壤上，谁也没有权力用细腻的标尺丈量豪放，就像对苏东坡和柳永下判断需要不同尺子一样。但我们还是希望张惟能够写得细致些。他可以做到的，我们从《塞上明珠》和《大兵的脚印》看到，他并不缺乏细致的笔墨。

张惟是从共和国诞生时期开始创作的散文作家，细算起来，他的创作时间不会比我的年龄短多少，也许他最好是请他的前辈名家或同辈战友为《雁行集》作序。然而，他对序一类的东西太随便，也不在意这些年流行的“代沟”之说。我由于几年来断断续续读过他的好些作品，借此机会把一得之见敷衍成篇，序之不配。好在作品就在面前，它们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比我们聪明百倍的读者尽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去获得自己欣赏的富有。

（1982年9月）

（张惟著《雁行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