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和他的诗歌批评

——《中国现代诗人论》（代序）

谢冕老师要对他自己认为“均不满意”的以往所作进行一次自我反思和总结，还要我这个学生帮他思考得失，写一篇“要有分析，批评，并指出再往前走，应当如何”的“序言”。这就把他的学生推到了一个既无法胜任又惶恐之至的境地，也使他自已又一次显得“数典忘祖”。我们中国的传统向来是前辈给晚辈，老师给学生，名人给非名人作序的，谢冕老师却偏偏喜欢听青年人的意见，可见他终不能在各种指责中觉悟。难怪青年诗人江诃的妻子蝌蚪（一个很有希望的小说作者）会充满敬意而又幽默地说他是个“二十岁的教授”，难怪他的批评会有那么多毁誉对立的意见！

这本著作的作者谢冕，是新时期一个相当活跃也相当有争议的诗歌批评家。也许我们的诗歌批评过于贫弱，也许谢冕的批评过于鲜明和尖锐，他的文章和著作在获得众多同情与赞成者的同时，也招引来一个又一个的怀疑和反对者。在一种特别紧张的气氛中，谢冕是不无困惑的。他曾说过：“一个新的时代曾召唤我去思考诗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我这样做了。但它自己宣告了结束，我的思考于是也应该结束。”我自然没有能力也不打算为谢冕的诗歌批评以及围绕它的争论作出结论。我想说的是，没有一种有价值的理论与观点的提出不是从遭到同情与反对开始它的生命的；对于它，同情与反对的对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批评文章不激起人们的同情与反对，也许并非幸事。“我们没有跌倒过，因为我们没有攀上过有跌倒之虞的高度。我们把攀登勃朗峰的任务让给了别人。我们小心翼翼地防止折断脖子，但我们也摘不到只在山巅和悬崖旁边开放的阿尔卑斯山的花朵。”^[1]勃兰兑斯的话说得何等精辟和深刻。

这不是说谢冕的诗歌理论及其关于现、当代诗歌的见解是无懈可击的，虽然他的不少对立论者在批评谢冕时，的确有抓其一点而忽略了全面观察的倾向（在一个人的文章里指出某些缺点和错误，总是比全面理解和作出实事求是的价值判断要容易得多），但如果认为那些论者是一种非友谊的表示的话，那就把事情看得简单化了。就像任何涉足新的课题，提出独特见解的理论与批评一样，一方面，谢冕的诗歌批评的确不是完美无缺的；另一方面，习惯成自然的观点和看法有它传统的心理优势。正因为这样，谢冕关于“诗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诗本来是什么样子的”思考，在诗歌和理论界激起了异乎寻常的回响，也正因为这样，谢冕能够在争论中不断发展、深化自己的批评，并把它建筑得更加宏伟和具有历史感。不管如何，我们面前的谢冕，是专注于，也是较全面、系统地思考过年轻的中国新诗的批评家，研究中国新诗的同代人及其后来者是不可能不读他的著述的。当然，重要的还有，谢冕关于中国新诗的思考，他对于历史道路的检讨和反思，以及他的批评新风格，除了其学术价值外，还昭示我们在民族生活经历了重大历史挫折后，他与同代思考者从盲目走向自觉的思想感情变化，他们的进取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觉醒。

一代知识分子的幸与不幸

有的历史学家把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六代人，认为“这几代知识分子缩影式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他们的命运和道路，他们的经历和斗争，他们的要求和理想，他们的悲欢离合和探索追求，他们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牺牲和苦痛，他们所迎来的胜利、欢乐和追求……如果谱写出来，将是一部十分壮丽的中国革命的悲歌。”并指出，“第五代（笔者按：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满怀天真、热情和憧憬接受了革命，其中的优秀者在目睹亲历种种事件后，在深思熟虑一些根本问题。”^[2]如果按照这种观点，谢冕无疑属于第五代知识分子的行列。谢冕的少年时代是在民族的灾难和战乱中度过的，中学生时曾因诅咒黑暗的作文《秋日公园》得到语文老师的好评而被发表在当时的福建省城的报纸上，那是1948年，他才16岁。从此他开始发表诗和散文。第二年，福州解放，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的诗还在第三野战军得过奖。

如果不是后来他跨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如果不是徐迟、沙鸥等前辈诗人的关心，交给谢冕和他的几个同学写一部新诗简史的任务，谢冕也许会成为新中国诗坛一颗平凡的星星，或者干点别的什么。谢冕和他的同学是有幸的，他们的青春年华浸润在新生共和国的阳光下，在北大受到五四革命传统的陶冶，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知识，并一开始就得到文学前辈的扶掖，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都成了有建树的作家、诗人、编辑、教授和研究员。对于谢冕和他那些写新诗简史的同学来说，他们当时幼嫩的肩膀也许还不足以胜任这样一项严肃的、开拓性的工程，但这无疑为他们以后的学术和批评活动打下了基础并影响了他们以后的道路。谢冕就是从此开始他的诗歌批评的。他说过：“事情开了头，便收不住，我竟写起诗评来了。”（《湖岸诗评·后记》）

当然，“清醒是伴随年龄而来的”。就谢冕的早期诗评而言，与其说表现了一个诗歌批评家的洞察力和历史眼光，毋宁说是显示了他敏感的鉴赏力。他所放弃的诗歌创作，以一种内在的力量化作了他对诗歌作品心领神会的感悟，并影响了他生动、流畅的行文风格。他是热情的、敏感的。刊物也看重这种初露的批评才能，常交给他一些写作任务，因此他写了不少赞美诗坛新人新作的文章。不过这些文章的主要价值是在作品和读者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还未能显示出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因而在今天看来让人觉得虽然热情却不免肤浅。这种情况当然不唯年轻的谢冕所独有，也许它是当时不少年轻的以及不那么年轻的批评者的通病，——他们往往缺乏成为一个真正批评家的独立思考精神。

年轻时代的谢冕及其同代人在幸运中也有他们的不幸。这种不幸开始是在悄悄的，不知不觉中生长的。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黑暗之后，其优秀代表终于找到了一条整肃腐败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和通往理想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伟大的成功，由此宣告了旧社会的灭亡和新生活的开始。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但对长期处于封建宗法制度和后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人民及其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在几十年内从封建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仍然有着迅雷般的震撼力。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面对着全新的生活和全新的道路，他们庆幸从漫长的暗夜突然来到了一个昌明盛世。在许多知识分子中间，传统的忧患意识退隐了，激情和欢乐从心灵深处洋溢出来，表现在文学中，如鲁迅预言的：“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3]政治与文学，作家与人民，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都因新时代的光临而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和谐统一。这当然是生活的进步，也是文学和批评的进步。

我们应该充分肯定这种进步，看到它顺理成章的历史合理性，以及深刻的时代、心理和感情上的原因。当然，事物总是复杂的，这种情况也造成了文学和批评对于政治和方针政策的极大依赖性，使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独立思考与创造性，这就使得他们作品的价值和生命力，与我们的指导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有着直接联系。历史的复杂性在于，我们的新社会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和国家的历史不长，它的发展规律“更多的还有待于探索”，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4]；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是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尖锐激烈，从民族革命迅速转向了社会革命，启蒙工作对于一个以极为广大的农民小生产者为基础的社会来说，进行得很差。”^[5]这样，当潜伏的悲剧因素逐渐发展，最后酿成“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灾难的时候，中国人民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在惊心动魄的警醒中重新检讨思考自己的追求和失落。

正因为灾难是潜伏的，悲剧发生在不知不觉中，从最高决策者到普通百姓都未曾在开始就有所预料。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都经历了一个从“想不到”到“想得到”的痛苦觉醒过程。从“想不到”到“想得到”，其间我们的人民和知识分子都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甚至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苦涩和讽喻。不过这是大有补偿的苦涩和讽喻。而最大的补偿就是，他们获得了独立思考精神和成熟的理性，“在深思熟虑一些根本问题”。就整体而言，他们先是把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放上了实践的天平，继而又往历史的深处追寻更深远的原因。在这种现实和历史的沉重反思中，他们对当初满怀天真和热情所接受的革命，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化作了一种内心的（不仅是感情上的，而且是理智上的）要求和自觉奋斗的目标。清醒的理智取代了早年的单纯和盲从，进取、批判意识代替了过去的满足和赞颂。这就从近处接续了鲁迅为代表的前辈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出路和民族文化的思考，意味着自我发现和社会发现的忧患意识也重新回到他们身上。

仿佛是一次回归，其实是一次螺旋式的上升。它的深刻意义在于：通过那种艰难和痛苦的觉醒过程的磨练，中国知识分子来到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种出发点不仅以重新获得了思考和批判进取精神为标志，而且以对自身性格弱点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扬弃为标志。在我们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积淀着与我们民族深刻的悟性伴随在一起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曾导引我们民族以高瞻远瞩的目光寻找追求坚实的道路，不断从苦难和困境中解脱出来，以实现新的飞跃。但这种意识也促使一些文士形成了出世与入世对立的人生观。出世思想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进步是，随着封建宗法社会的解体和小生产经济结构的改变，他们感到了科学民主的迫切需要，在世界新的思想潮流的冲击下，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并且迅速把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要求溶进了党所领导的社会解放的斗争。时代造就了鲁迅这样的杰出战士，他从五四时期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6]的切身经验中，看到了传统旧势力的强大，认识到社会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密切关系，社会启蒙与知识分子自身启蒙的双重必要性。作为现代中国的“民族魂”，鲁迅的思想方法与批判态度，他的雄伟人格与对传统的清醒认识，对放松过对两千年封建社会留下的阴影的警惕的后代知识分子，应该是有更亲切也更深刻的启迪的。因此，当林彪、四人帮把我们民族推向绝境的时候，出现张志新这样为真理献身的强者，出现与五四运动呼应的四五天安门诗歌活动，出现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史学界、文学艺术界的种种严肃而又大胆的学术讨论，包括出现《绿化树》这样在“苦难历程”中扬弃自己、提高自己和超越自己的作品，都不是偶然的现象。它们说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思想上和性格上的进步与觉醒，尽管这种进步与觉醒在现实中明显有着高与低、深与浅的不同层次，但的确有一批人在各自的领域里自觉思考着我们的成功和挫折，经验与教训，加深了忧患意识而扬弃了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谢冕也是其中的一个。

不言而喻，伴随着思考，伴随着年龄而来的清醒，使谢冕超越了像年轻时那样只为赞助新进或由别人出题写诗评的阶段。面对着劫后的诗坛，他感到“诗歌已被那四五个声名狼藉的政治流氓糟踏得不像样子了。诗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诗本来是什么样子的？我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那些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们。”（《北京书简·后记》）于是，为了回答师友们的关心，在编完“以编辑出题，遵命而作的居多”的《湖岸诗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对旧作迸行了一次总结和告别后，他开始真正表达“自己的想法”，相继出版了以书简的亲切形式阐述诗歌知识的《北京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诗歌论文集《共和国的星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并写了大量尚未结集的论文。谢冕的这些著述，开始时获得了人们毫无保留的欢迎，后来在有所保留中被宽容，1980年以来的作品则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甚至连一些扶掖过他的前辈也感到“古怪”了。谢冕因“自己的想法”失去了平静也扰乱了别人的平静。他的文章激励了许多人的思考，也激动了一些人站出来指责他“背离传统”，“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道路”。

谢冕的变化是否正常呢？他的论点对我们新诗的发展是有害还是有益？对他的批评是否公正和有说服力？诚然，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说过谢冕的著述不是完美无缺的，在一些文章中的确有不严密和片面之处，这些不足甚至反映了作者思想上、哲学上和美学上的不完善和不深刻，从中可以看到他与他的同代知识分子所接受的理论体系、思想资料，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结构和思考方式等方面的某些局限性（这些后面将会谈到）。然而，假如我们把碧玉的瑕疵无限夸大到否认其为碧玉的程度，我们的眼力就不免要受到嘲讽。我认为，离开了如上的历史考察和基本估计，离开了对谢冕诗评的全面观察，是难以认识谢冕的觉醒和忧患，追求与失落，并对其成就与局限作出实事求是的容观评价的。

落脚点是对传统的思考

考察谢冕的诗歌批评，离不开他与他同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特定时代条件，但是每一个作家批评家与时代发生联系的形式，及其对时代精神作出反应的特点，又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还是具体观察一下谢冕的著述吧。谢冕的著述主要不是一个学者的著述，而是一个批评家的著述，尽管他长期在大学执教，掌握着比较全面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出现在他文章中的时候，早已被他的思想（还有热情）洗掉了卡片箱里的霉味而变得富有生气和血肉了。他用思想透视他的材料，他是一个有思想的批评家。

谢冕着眼的是新诗，促进新诗的进步和繁荣是他批评的出发点，而落脚点是对新诗传统的思考。与这个总特点相联系，他的著述有如下三方面的情况和演变：第一，他是从具体诗人诗作的评论开始他的批评道路的，并且始终未曾放弃这项工作。但显然，随着对具体作品和诗人愈来愈多的接触和研究，他愈来愈对一些根本性问题和历史的、规律性的东西感兴趣。从1979年开始，先是写了《和新中国一起歌唱》，后来写了引起广泛争议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失去平静以后》《新诗的进步》，直至《历史的沉思》和《论中国新诗传统》等，命题已十分庄重，规模也更为宏大。第二，由此可以看到，他是由局部的思考转向普遍规律的探寻，从现状的批评进入历史范畴的批评的。第三，普遍性问题的严肃思考与对具体诗人的同情和原宥结合在一起。在对具体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的论述中，谢冕总是以热情和鼓励的态度，昭彰他们的艺术成就，对他们诗中时代造成的不足则表现出了最充分的理解与宽容，但对新发展中的流弊和历史教训，他决不文过饰非，轻描淡写，而是保持着鲜明的批判立场，并时常流露出恨铁不成钢的激动情绪。

不难看出，在体现新时期总的批判进取精神时，谢冕的思考和探寻是从自己的批评个性出发的。他说过：“我不是诗人，我设法加入诗人们噙着泪花的狂欢式的合唱。但我爱诗，也爱写诗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受屈辱，受压迫的年轻的诗作者们），我要为他们贡献自己微薄的心力。”（《北京书简·后记》）因此，当他开始走上诗歌评论道路的时候，“但凡事关繁荣诗创作，赞助诗坛新进的，不论题目大小，多半总不推辞。”（《湖岸诗评·后记》）但是，随着感性材料和思考的不断深入，随着客观条件（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历史转折和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的科学民主精神的提倡）和主观条件（思想的、理论的和美学的）逐渐成熟，他显然为当代诗歌许多摆在眼前的问题所困扰。谢冕面临着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诗歌复兴：当几代人在1979年的中国诗坛大放光芒的时候，他们的思想风貌，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以及他们的表现手法，都与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有所不同。这一切都呼唤着读者和批评界的理解和承认。谢冕是敏锐的，他首先向人们指出，这是“重获春天的诗歌”，讲了它与过去的承续关系；接着又进一步说明，它是“新诗的进步”，阐述了其历史发展。后来他又为新诗的这种复苏和进步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在新的崛起面前”。

《在新的崛起面前》最早发表在1980年5月7日的《光明日报》，它所激起的波澜至今还没有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自这篇文章发表以来，正确与不正确的阐发和引申，公正与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纷纷不绝。平心而论，这篇文章刚提出问题就作出结论，把新老诗人探索内容与形式的突破时写出的一些“古怪”诗篇，归结为“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方式”的结果，确实失之于浮泛。这些论断把这些作品的审美价值大大地简单化了。但是，谢冕的着眼点并不是谈论这些诗的艺术来源。他只是指出这种所谓“背离传统”的迹象其实是对新诗传统（形式服从内容，不断开拓和不断创造）的继承，同时认为“传统不是散发着霉气的古董，传统在活泼泼地发展着”，这是很富于真知灼见的。因此，如果把这篇文章理解为“反对传统”，“提倡西方现代主义”，那就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联系作者的其他文章，他所指的“新的崛起”，是新时期诗歌“不拘一格”的内容和形式对于“令人窒息的平静”的否定，是新诗的希望、活力和生命的崛起。

面对新诗这种期待已久的复兴，谢冕的思绪的确是不平静的。以前所有对于诗人诗作的观察、感受、记忆，那些朦胧感觉到的新诗的发展与挫折，成就与问题，已经在他如同折磨般的思考中变得清晰和具体。作为一个与共和国一起成长，也与共利国一同经历了坎坷曲折的批评家，自然格外珍重同时代诗人对于中国新诗的历史贡献。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他写了《和新中国一起歌唱》的长篇论文。作者由衷地感到骄傲，“我们的新诗，歌唱了人民共和国的伟大诞生及其成长，诗已被光辉地记载入共和国的编年史”。“我们依然有着我们时代的骄傲，我们骄傲于我们毕竟有着前人无可代替的、我们自己的星座。”当然，这种骄傲也是苦乐参半的，因为与此同时谢冕已经看到，我们一度辉煌灿烂的诗歌星空，那些闪烁着奇异光芒的星星后来一颗又一颗无端被湮没，至十年动乱已经一片空茫寂寥。问题还在于，不仅这些星星的凋落是无端的和令人遗憾的，而且一些未凋落的星星的光焰和才华也令人遗憾地未能全部发挥出来。因此，在谢冕近年写的诗人论中，作者不能不把他们应该得到的同情和公正还给他们。

当然，正如谢冕追究的并不是个人的责任一样，他也并不简单地把责任推给历史。他思考的主要不是责任问题。一个批评家不是法官，宣判不是他的责任。他的责任是思考和回答所发生的一切。谢冕的贡献在于，面对当代诗歌的历史曲折，以一个批评家的勇气和独立思考精神，作出了历史的回答。他不像一些批评者那样，把中国诗歌之舟的一度覆没，单方面归结为十年动乱以及更长远的社会问题，他同时探索了新诗发展过程自身的问题和失误，从而把社会问题的考察与新诗发展过程中自身问题的探讨真正地结合起来了。作为一种反复思考的果实，谢冕认为：当新诗跨入新中国门槛的时候，带着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为现实生活服务（在很长时间叫做为政治服务）的传统，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政治的、思想的、心理和感情上的等等），当代诗歌在歌颂、服务、配合现实中顺理成章地形成了“颂歌”的时代。由于这种诗歌时代本身的特点，也由于其他更为复杂的原因（政治思想、文艺方针、各种各样的“运动”等），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由出现了革命性的进步走向了后来背离诗歌特点的“变异”。这时丰富多样化的形势逐渐失去；接着，在越来越高的“革命化”和“政治化”，以及在民歌或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的要求中，新诗便走向不正常的“统一”。最后，“文化大革命”兴起，新诗的扁舟便在沙漠中消失。

谢冕对于这一曲折行程留下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要而言之是：首先，诗决不因为服务于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政治性的加强而降低了自己，反之，这是诗歌一个伟大的和历史性的进步。我们的问题不是这方面的加强，而是存在着把服务现实生活单方面解释为服务于政治的理论倾向（这在人民革命战争年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正常的生产、建设年代却有其片面性）。这就不仅使诗的艺术生命与政治路线（在生活中具体体现为方针、政策和“运动”等）的正确与否发生了直接关系，而且导致了它的某些功能的丧失，毫无疑问将给诗的感情的真实性和题材、风格的多样性带来影响。其次，与上述存在相联系，在革命意识的勃兴和阶级解放的行程中，代表个性解放的抒情形象，以迅疾的速度溶进了争取社会解放的大众形象中。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带来了新诗的巨大转机，更新了诗的生命。但是，由于我们一度把诗的功用看得过于简单，加上对“时代歌手”的片面要求和对诗歌表现规律的忽略，就造成了诗歌自我形象的真实性与丰富性的削弱以至丧失。作者指出，“诗人应当不回避自我，他应当通过真实的属于‘自己’的抒情以表达普遍的属于‘我们’的抒情。也就是说，觉醒的‘民众’应当通过觉醒的‘自我’来表达，后者应当生存于前者之中”。再次，是形式问题。这个问题比起上述两个问题来虽不那么重要，但也不可忽视。作者认为中国新诗革命的开端，是从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出发而在形式方面下手的。革命的对象是旧诗，武器是白话，而诗体的主要借鉴模式是外国诗。前辈诗人对本民族古典诗歌缺乏分析，采取一概打倒的办法是片面的，后来致力于在民歌和古典诗歌中吸收营养，以滋养新诗的繁荣，有利于克服五四当年的片面性。但问题是，我们的理论由此认为古典诗歌和民歌是“新诗发展基础”，排斥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发展过程的传统影响，这是片面的，不科学的。这一“基础说”并没有要求新文学的其他众多文学样式，只有诗歌是一个例外。谢冕认为，新诗发展的道路不能只有这么一条，一个基础，一条道路，它造成了新诗的单调与贫乏。因为它排除了从多种多样的渠道取得营养的来源，从而获得多种多样的借鉴，它排除了多种艺术风格、艺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也排除了多种创作方法的运用。

对于我国的当代诗歌，这样严肃负责、具有历史风格和真正独立思考精神的批评并不很多。不唯创作上对于政治、方针政策的长期依赖性导致了“颂歌”文学的局限，我们的批评也曾因此失去了其刚正不阿的科学风度，以至于今天不得不对过去所作出的许多评价来一次“再评价”。不具备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精神的批评不是真正的批评。批评是人类心灵的指路牌。批评沿路种植了树篱，点燃了火把。批评披荆斩棘，开辟新路。因为，正是批评撼动了山岳——撼动了信仰权威的山岳，偏见的山岳，毫无思想的权力的山岳，死气沉沉的、传统的山岳。”^[7]谢冕关于当代新诗发展道路的回顾和总结，如果我们不怀偏见和不回避问题，不纠缠作者细枝末节上的疏漏的话，我们会承认：他以觉醒了的批判意识和求实态度，对我们的当代新诗作了一次有批评良知的全面思考，为我们画了一幅有思想透视力和历史感的图画。同时，作为我们时代进取、批判精神的回响，给我们在“颂歌”轨道上滑翔惯了的批评带来了一个认真的挑战。

我之所以对谢冕的诗歌批评作出这样一种估价，当然不仅基于他的思考和批判精神，而且基于他对材料的把握和研究。单有怀疑和批判精神的批评家只是半个批评家，在他对所批评的对象和历史文献未有充分把握之前，是不可能有说服力与历史感的。谢冕对于当代诗歌的批评之所以是比较全面和有一定历史感的，既在于他作为一个同时代的批评家，对自己时代的诗人诗作比较熟悉和了解，自觉地和有意识地作过大量的观察和研究；也在于他对现代诗歌及其文献有相当的了解和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缺陷，是众多批评者对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缺乏深入研究或没有独到见解，不能从整个新文学的宏观背景来观察自己时代的文学现象。谢冕有学生时代写新诗简史的基础，后来又对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艾青等各个时期的典型代表进行过微观研究，在长期积累中形成了对现代诗歌的独到见解。正因为有对这祥大量的具体诗人诗作、创作流派的研究作基础，他才能把思考的落脚点移到传统方面来。谢冕提出新时期的诗歌有一个“新的崛起”，是基于他对整个当代诗歌的“历史的沉思”的，也是基于他以《论中国新诗传统》为主的许多关于现代诗歌的论文的。他认为，中国新诗的传统主要由三方面构成：“一，它写着两个大字：创造”，“二，多样而丰富的艺术探求”，“三，始终活跃着战斗的生命”。据此，他真诚地期望我国新诗“沿着本世纪初叶那一番‘河流改道’的新流不断开拓，使之有更宽阔的河床，更洪大的流量”。谢冕的全部诗歌批评，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解释。

真实、开放的文艺观

批评家在解释他的对象的时候，其实也是不自觉地解释着自己。这不是说批评家不使用理论的武器，而是说他使用何种武器和怎样使用这种武器，都是带着一定的时代、人生和文艺背景的。与理论家那样进行形而上的抽象思辨有所不同，批评家的作品是自己生命大书上撕下的书页，是自己文艺观和人生观的生动注释。

谢冕对于新诗的思考，他所凭依的武器，或者说，作为评价现当代诗歌作品和诗歌文献的标准尺度是什么呢？它竟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个“真”字，综观谢冕的著述，他抨击得最尖锐的就是那些没有真情实感、没有思想的“空中音乐”。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新诗的病，首先是它的失‘真’”。他呼唤得最强烈的是“真”的归来。这个“真”，在他的意念中就是“人民的真情实感”。他说：“新诗不能代人民立言，人民在诗中听不到自己想说而不能说，或是不敢说的话，人民还要诗干什么？”他的《北京书简》是从“诗属于人民”这个命题出发的，他的《历史的沉思》大而言之也是对诗是如何失去真情实感，最后脱离人民的发展过程的一个认真的检讨。而他对新时期诗歌的基本估价也是真情实感的觉醒和回归，他曾引用“我要用真话武装我的诗句”概括近年来诗人们的创作态度，认为“真”是新时期诗歌蓬勃生命的根本所在。

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对于诗歌来说，真实的歌必然是出自心底而不是言不由衷的。同时，生活是丰富复杂的，现代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人们的心灵和感情世界变得更加丰富缜密。这样，出自心底的歌又必然是丰富多样，而且必须通过丰富多样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来表现。这是谢冕对于真实的诗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基本认识。他几乎是带着为诗请命的态度呼唤着真实多样的诗歌（包括小说、戏剧等），并为已经争取来的这种局面而反复要求保护与宽容的。他认为多元的、丰富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是新文学优良传统的组成部分，多种多样的诗歌、小说的出现，是文学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谢冕的这种文艺观，在客观上，是我们民族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求实精神以及改革、开放的现代意识在文艺和学术领域中的反映。在主观上，则是作者不断摆脱“左”的文学观念在头脑中留下的阴影，对文学的特点和传统深入思考的结果。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释放了人们涌泉般活泼的思想，思想的旋风吹落了那些失血苍白的花朵，旧的地基开始得以清理并生长起了多姿多样的鲜花。然而，在几十年的艺术“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素质”和观念^[8]，却不大注意当历史把文学从“神”那里夺回来交还给“人”之后，内容和形式必将出现的深刻变革。拨乱反正后的批评界，已经不再有人怀疑真实在文学中的根本地位了，但是很少人注意到，离开了思想感情、艺术风格、创作方法的丰富多样，所谓“真实”必然是片面的和有局限的。失去丰富多样而走问“统一”，其实也是失“真”的开始。把丰富多样作为“真实”的文学的一部分，的确是谢冕道常人不常道之处。它体现了作者艺术上的民主思想，以及在现代生活潮流冲击下开放、改革的文艺观。他的《通往成熟的道路》受到许多批评，但我却在“温元凯答《文艺报》记者问”中看到这样的话：“经济走向多样化，教育多样化，社会生活也必然是多样化。于是，多样化必然是未来文学的特征之一。不再存在‘严格划一’，不再强调某一种艺术规范。……人们更加强调‘我喜欢’和‘我不喜欢’，即‘共鸣性’，欣赏口味更加多样化了。”^[9]温元凯是就文艺改革问题，从生活发展必然引起人们审美心理变化的角度来谈多样化的，与谢冕从文学传统、文学现状的角度谈多样化不一样，也无意支持谢冕的看法，但观点却惊人的相似。这真令人深思。

从真实出发，提倡多元和丰富的文艺观，是一种开放的、民主的文艺观。这种艺术观既是竖立在批评者和文学现象之间的三棱镜，又是其折光的聚焦点。谢冕显然不是一下子获得它的。在刚动笔写《北京书简》的时候，作者曾毫不掩饰地说，“我有一种矛盾的心理：诗应当是美的，我们需要华美的诗；但是，我们又对那些繁采寡情的诗，特别是那些缺少时代气质的、不能发出粗犷的呐喊的诗产生恶感。”他把“美的”“华美的诗”，看成与“时代气质”很难统一的东西，认为具有“时代气质”的诗必然是能“发出粗犷的呐喊的诗”。这说明作者当时的诗歌观念还没有能够摆脱过去某种理论的制约，把诗与时代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把诗的审美功用理解得过于狭隘。这种心理矛盾在当时具有某种代表性，反映着谢冕及其同代觉醒者的真实心态。他们为新的艺术局面欣慰，但又习惯于使用过去的尺度，不能完全甩开业已形成的一整套观念。《北京书简》有不少真知灼见，特别是谈论诗的写作特点时颇为精当深入，但在涉及诗歌所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时却理论深度不足，整个建构也无大的创造性，原因就在这里。不过这些心理上和理论上的矛盾也意味着“重新起步”的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生活潮流中，谢冕执着于自己的思考和探寻，执着于新的思想艺术资料的吸收消化和旧的观念的扬弃，终于不再以“第一、第二”的标准，而是以更符合艺术特点和艺术规律的尺度衡量着文学的今天与昨天，并以鲜明的批判意识对阻碍新诗健康发展的弊端展开了认真严肃的批评。在谢冕近年的著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作者文艺观的发展，而且还看到了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赤子之心和科学态度。

谢冕愈来愈执着于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他的不断增强和深刻的批判意识，以及对于旧传统观念、形式的决绝态度，使我想起生长在他故乡土地上的明末思想家李贽。李贽是反对文学上拟古主义的战士，他的思想对晚明文学有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李贽身上，体现了中国名士人生观的分化。虽然在明末之后，为数众多的名士仍然以出世态度对抗社会和人生的纷扰，一直做他们的隐士到明朝的灭亡，甚至到清朝的灭亡。但是从李贽开始，也有一部分名士（从龚自珍到早期的章太炎，到早期的鲁迅等），取消了入世与出世的对立，甚至泯灭了生与死的界限，致力于真理的追求和人生道路的探寻。他们那种带着深刻批判意识和积极浪漫思想的人生风貌，连同他们所经历的悲壮挫折和灾难，都作为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影响着后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和性格。当然，我这里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长河中发生的人生观的分化，指出他们在新的经济、思想因素作用下的历史进步；而不是把受过马克思主义光辉思想洗礼，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他们的前辈等量齐观。时代在前进，“中国广大的并且愈来愈增多的知识分子，看来更难被哄骗威吓，他们将不会再愚蠢而徒劳地践踏自己的价值和尊严，他们将读着马克思和鲁迅的书，理解历史所赋予的重任，不怕风吹雨打，为十亿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矫健地走在前列。”^[10]

我们应该高度肯定谢冕从真实出发，提倡多元和丰富多彩的文艺观，看到它所揭示的艺术规律，它的拨乱反正的作用，以及它在我们民族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历史趋势中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积极意义。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具体运用这种文学观进行批评的时候，谢冕也有过失误。这种失误主要表现在他对革命现实主义诗歌与其他创作流派的价值估量上。例如对于新月派和象征派某些诗人的评价，谢冕的确有偏爱他们的艺术成就，忽略了他们思想感情与时代主流的某种偏离的倾向。的确，这些诗人的思想感情就局部范围来看，也有相当大的合理性，有“真”的一面，此外他们很讲究形式和技巧，艺术上的探求与贡献往往不亚于革命诗人。但是，这些诗人的作品是否与革命诗人的作品具有同样的价值呢？他们在新诗史上的地位该如何看待呢？面对这些问题，光有真的尺度和美的尺度是显然不够的，而谢冕，无疑在这方面显得过于执拗于观念，过于天真和书生气了。诚然，谢冕在谈论他们时，有自己特定的选题角度（大多是从风格、创作方法多样化的角度），有自己特定的时代背景（即面对着当代越来越走向“统一”的诗歌，不能不想起新诗最初十年出现的多风格多流派的繁荣景象）。但不管如何，根据现代中国民族斗等与阶级斗争尖锐激烈，政治问题异常突出的特点，我们不仅要使用另一把善的尺度，甚至首先要使用这把尺度，这样才会对不同流派诗人的贡献作出更符合历史条件的估量，同时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新时期诗歌的进步作出更为深刻的论证。这样看来，虽然谢冕的文艺观、美学观在正面阐述时并无偏颇，他始终没有忘记为社会的前进和“为人民立言”，但在贯彻到某些具体现象的批评时，仍然不那么全面和彻底。又如对新时期诗歌（尤其是青年诗人的诗歌），尽管谢冕的评价是热情的，同时凭着他从历史的反顾中获得的启示和锐敏的直觉，在很多方面接近了它的本质，比起那些在不正常的政治运动中形成了一套文风的批评者，有着更多深入具体的分析，但是谢冕的论述仍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深刻和有说服力的。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他多在形式和艺术手法方面提出问题，而未能在作用于诗歌形式和手法变革的心理动力方面作更深入的探讨。

随着我们民族生活的历史进程，文艺领域内拨乱反正清理地基的工作和搭脚手架建设大厦的工作，一古脑儿全压上了像谢冕这样的一批有着赤子之心和独特见解的文艺家们的双肩，他们见危受命，知难而进，没有推卸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但也应该看到，我们每前进一步的确存在着如同谢冕所形容的“像拔河绳子两端那样逆方向的较量”，阻碍人们以更快的速度到达未来的理想境界。这里主客观原因都有。如果撇开客观原因光从主观方面看，我认为谢冕在一次作家、评论家座谈会上的发言并非出于自谦（可惜像他那样能正视自己问题的人还不很多）。他说：“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工作者，我感到一种力不从心的困窘，我所熟悉的那一套评论模式，有的已不够用，有的是不适用了。”^[11]就谢冕而言，他比一些当代文学批评者更早、也更自觉地意识到现、当代文学的联系，注意从当代诗歌看现代诗歌，又从现代诗歌来观照当代诗歌的进步与挫折，因而他的诗评取得了新的深度和新的突破，获得了某种历史感。他也比一些同时代的批评者更早地意识到了自己过去接受的理论体系和思考方法的某些局限性，十分注意新的思想艺术资料的消化吸收，以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然而，这毕竞要有一个过程。就总的方面而言，谢冕的批评感觉敏锐而理性不足。根源之一是，原来的理论系统和批评方法“已不够用”之后，他还未获得完整的新的理论架构和方法论。根源之二是，新的理论架构和方法论的建立，需要从边缘科学（主要是哲学和历史）获得有力的支持，但谢冕在此方面显然有所欠缺。也许这又是我国文学批评界一个共同的弱点：多数批评者只关心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而不善于在哲学和历史的新成果中吸取营养（我国哲学和历史方面的研究近年来有相当的进展，很多方面比文学批评要深刻）。文艺批评是介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既然它带有科学的性质，就需要“来自哲学高度的监督”。康德说，学者如果“缺乏哲学的眼光”，他就会变成一个独眼龙，人如果受一门狭隘知识的局限，就会产生一种致命的缺陷。^[12]中国伟大批评家的出现，是有赖于从哲学、历史和其他学科中获得营养与启迪的。

一个有风格的批评家

谢冕的诗歌批评当然还不够那样深刻，但他不愧为一个有自己风格的批评家。在诗的殿堂里有风格的诗人不少，但真正称得上有“风格”的诗歌批评者简直是寥若晨星。单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重视，因为诗歌批评实在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诗无达诂”，你要批评得叫多数人信服，实在不是易事。

这得真正懂诗，甚至更进一步，得打进诗人的灵魂，不仅理解诗作所描绘的事物和背景（这往往是不困难的），更要能感受诗作背后诗人灵魂的律动（这可真是难于上青天）。因此，高举现成的理论原则是无法真正进行诗的审美判断的，要进行诗的审美判断还须具备使用理论原则时的直觉^[13]。在此方面，谢冕的先天和后天的条件显然比较优越。他是一个有诗人气质的批评家，同时有早年的写诗实践作他批评的底子。因此他能够把一般的文艺批评原则和诗的特性结合起来，体现诗歌批评的特点。他不像有些批评者那样把波诡云谲的诗魂简单列入文学理论或政治原则的表格，甚至堕落为方针政策的注释，而是真正去把握诗的脉冲和诗的机心，同时在诗作中看到诗人，在诗人身上发见气质和性格。他把“知诗”作为诗评的基础，努力体会创作的苦心：不论长诗短诗，照例“诵之再三，越熟越好”，并认准一条死理：“不熟悉作品，绝不作诗评。”（《北京书简·诗批评》）正是这种独具才能和严肃精神的结合，使谢冕对于诗人诗作特点的判断，大多准确精当。这在《和新中国一起歌唱》（建国三十年诗歌创作的回顾之一）与《现代诗歌概述》中可见一斑。

最能体现上述特点的是谢冕的诗人论。它们是作者著述中写得最为得心应手，同时也是他本人不无偏爱的部分。在这些诗人论中，谢冕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可以信得过的诗人和风格的肖像。第一，评人和论诗熔为一炉，真正把诗作为诗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14]，体现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15]。第二，能把思想感情分析和艺术审美分析统一在行文中，没有把内容与表现分开论述的缺点，更没有以思想、道德分析为主，再加一点隔靴搔痒的艺术评语作点缀的弊端。第三，从不把诗人的思想和艺术风格当作静止不变的东西，而是注意其变化和运动，捕捉相对稳定的因素，看它如何在主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和摩擦中得到合乎逻辑的发展。

这里以谢冕对公刘的论述为例。作者首先从公刘的个性入手，通过他早年的一首诗，指出其战士的特点：要坚守在“真理的据点”，把“和恶魔斗争”作为自己的使命。然后，结合公刘在反右运动中沦为“骆驼”的独特道路，观察诗人风格的变化：公刘的诗曾像“一朵奇异的云”，带着难以捉摸的光彩，升起在祖国的西南边疆。后来，“由于缺乏活命的水”，这朵云的山岚水气被蒸发，变得“凝重，充满了纷纭的思想”，——“这简直不是云，而是火！”并且进一步指出：这是仙人掌的诗情，“洋溢着对于丑恶的诅咒的热情”。谢冕总结道：“公刘的诗风在转变中，他逐渐地失去了对于大自然美感的关注，他更习惯于在政治性很强的命题中思索。他变得更喜欢思辨，乐于对客观事物作哲理的阐发。要是说二十多年前，那朵升于西盟山上空的，是一朵奇异的云，那么，在今天，说它仍然奇异的话，已不再是旧日意义上的奇异了。如今由人民众多的热泪与赤血蒸腾凝成的云，它孕育着雷电，随时准备发出巨响，随时都准备以强光划破沉郁（假如它还会变得沉郁的话）的长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诗人与诗风的真正内在联系，看到了艺术风格合乎主客观逻辑的运动，看到了诗人悲壮的经历如何锻炼了他的诗剑。然而还不止指出了这些，谢冕论述公刘时还引用了郁达夫对于鲁迅的一段评价：“这与其说是他的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16]据我所知，谢冕并没有看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公刘在江西《中国新报·文林》上发表的几十则散文诗，不知道鲁迅作品对公刘年轻时代的影响，但作者却感觉并指出了公刘与鲁迅的某种联系，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一。第二，谢冕引述的这段话，既是“公刘的诗风在转变中”的一个佐证，同时又是对诗人的预言。因为不完全是公刘的天性，而是环境使然，因而随着时代条件的改变，公刘的诗风必然会有一个更合乎天性的发展。这就不仅仅是知人知诗的问题了，而是显出了一个批评家的聪慧眼力。没有对于作品的深入考察，没有穿过作品进入诗人的灵魂和性格中探险的本领，是写不出这样独到的诗人论的。

谢冕是把文学批评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批评家，因此他把“诗评要有诗意”作为自己的追求和批评主张。作为这种主张身体力行的实践，是他非常讲究文章的标题、结构和语言，讲究开头和结尾。他的标题几乎个个醒目，既标出论述要旨又有惊人的形象美感，他的结构十分注意部分与部分的过渡，从不给人割裂、突兀之感。开头则出手不俗，收束能留下缭绕余音。最能体现这种批评主张的，还是他的批评语言。谢冕的批评语言不是那种冷冰冰的纯理性语言，它包裹着一种感情，带着描述和比喻的成分，具有某种散文风格。它不那么清澈见底，却获得了形象和含蓄的美感；它不那么冷静，但在启迪你的悟性的时候，还俘虏你的情绪。这种具有诗人情感和散文描绘力，挣脱了学究气的批评语言，无疑是谢冕批评风格的重要特征之一。试看《真实依然是它的生命》开头一段：

这一年过得真不容易。诗歌如同一叶扁舟，在波浪急涌的海上颠簸。那白色的船帆依然鼓满催动前进的风，但捉不定的风向，使它不得不随时减速以调整自己的航向。但它未曾（也断然不会）沉没，它毕竟达到了彼岸。这是一年终了的子夜，古老的景云钟叩动。反顾来路的风声雨声，人们也许易于索漠，但审慎的乐观无疑仍是切合实际的判断。

这篇文章是综评1981年我国诗歌创作的。直线思维的头脑可能会认为它观点模糊，但是对于另外一些读者，则由于作者描绘了因来路的风雨而“过得真不容易”的共同心理经验，而感到是对该年度诗歌情势的准确的概括。用形象化的比喻所表现的“模糊观念”，有时比明晰的概念表达更为准确丰富，康德在1764年就使用过“模糊观念”这个术语，并看到它特别的长处。他说：“模糊观念要比明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在模糊中能够产生知性和理性的各种活动。”^[17]事实上，虽然我用了康德的话来为“模糊观念”申辩，谢冕在批评中所表现的观点却不是感觉和知性上的东西。它是理性的，只不过它在感情的作用下变得富有诗意和美感罢了。正因为观点是理性的，表达上追求诗意和形象化，所以他的批评语言往往像散文诗一样生动流畅，富有哲理。例如他为《中国现代爱情诗选》写的序言，就有如下令人难忘的段落：

以歌诗来表达爱情，几乎和爱情本身一样古老。事实也许是：在未有文字之前，便有了爱情的讴吟。但爱情这一古老的主题却也是永远年轻的主题。历史匆忙地过去，那些唱着恋歌的人们不在了，而他们所唱的恋歌却流传了下来。那些真挚而优美的诗篇，千百年间奇迹般地保留着青春的鲜艳，以至于能够激动世代年轻的和并不年轻的人们。

但是谢冕批评语言的最大特色还是他的鲜明和尖锐。像他这样一个批判意识不断加重，对新诗的历史和诗人的灵魂作过无数次探险的批评家，是不会为了优美生动而牺牲他的思想的，是不会放任情绪而牺牲批评的科学风度的。谢冕的批评语言，其实是一种科学与诗结合的语言。它反映着一个有诗人气质的批评家在不平静的文学面前的不平静的思考，他的思想闪光和情绪潮汐。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语言，因为它带着一个进取的民族在噩梦中醒来后的、激动的思考和思考中勃发出来的激动。谢冕评“七月诗派”的论文《献给他们白色花》，在命题、结构方面于作者有相当的代表性，其语言也颇为典型地代表了作者的个人风格。这是它开头的话：

也许这是中国现代诗史最为悲凉的一页。那些“把照在自己身上的阳光全部反射出来”的白色花，不甘情愿地凋谢在它们所渴望、所迫求的太阳光下。……

他们真正是无罪的。

这种带着感情的鲜明、尖锐的思想性的语言，给我们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力量。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语言风格就是思想的风格。谢冕的批评风格是明朗的。这就是“敢于立论，态度鲜明，有臧有否，又力求精当，不搞形而上学”。这是谢冕在《北京书简·诗批评》中自己说过的话，但我们通过他批评著述的观察后再得出这样的看法，却正好说明他相当程度地实现了自己的批评主张和个性追求。谢冕的确是一个获得了自觉的批评意识和思考精神的“敢于立论，态度鲜明”的、有思想的诗歌批评家，而在文风上“又力求精当，不搞形而上学”。他给我们的诗歌批评带来了生气，带来了新诗研究领域中的某些开拓性的贡献，带来了批评作风上的挑战。谢冕近年的诗歌批评活动，当然首先在于学术方面的价值，但又不仅仅局限于这方面的价值。

经过了许多不平静的日子，谢冕已经不感到困惑了。如今他依然继续着自己关于新诗的思考和批评。当我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窗外正升腾着国庆的焰火。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已经三十五周岁了。这是一个介于“而立”与“不惑”之间的年龄。现在，我国也已经有了更多“而立”的和“不惑”的知识分子。尽管像谢冕这样的知识分子，“而立”和“不惑”之年的现象是推迟到“知天命”之年来显示的。然而，他们毕竟已经觉醒并走向成熟，他们是不会忘记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的。我们的祖国大有希望，我们的文学批评事业也是大有希望的。

一九八四年三十五周年国庆前夜完稿

（谢冕著《中国现代诗人论》，重庆出版社，1986）

[1]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8页。

[2]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2，第470～471页。

[3]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20页。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十一屈六中全会1981年6月通过）。

[5]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79页。

[6] 鲁迅：《自施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6页。

[7] 勃兰兑斯：《法国的浪漫派》，《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李宗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83页。

[8]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艺术欣赏即“消费”，消费也能“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

[9] 《与渴望改革的人民共鸣》，载《文艺报》1984年8月号。

[10] 李泽厚：《刘再复〈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序》。《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1] 《创作多样化 评论怎么办——记作家、评论家的一次专题对话》，载《文学评论》1984年第5期。

[12] 转引自〔苏〕阿尔森·古留加著的《康德传》，贾泽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70页。

[13] 康德把这种直觉的能力叫做判断力。参阅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判断力的有关论述。

[14] 马克思语，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陆梅林辑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196页。

[15] 《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37页。

[16]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17] 转引自（苏）阿尔森·古留加著的《康德传》，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