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我的北京时代

第一章
我的出生和当上清朝末代皇帝的经过

在谈我出生以前，我想先谈一谈我的出生地北京醇亲王府。

其地点是在北京的北城什刹后海北河沿。这个地方，是在北城最著名的一个风景区。从地安门鼓楼的西边起，一直到德胜门的西方，把什刹前海、什刹后海和积水潭三个湖泊连接起来，形成了一片风景宜人的水乡。在夏天真是绿柳荫浓，荷香扑鼻，执竿垂钓的人们，可以一边静听着树间的蝉吟，一边来钓那银鳞跳跃既新鲜又肥美的鲫鱼和鲤子，简直不知道什么是夏季的炎暑。每当夕阳渐渐藏到西山的层岚叠嶂的背后时，又可以在一天劳动之后沏上一壶香茶，拿着一把蒲扇，坐在那一带柳堤之上，听到一片此起彼伏的咯咯蛙鸣。再加上一轮明月，慢慢爬上了星空，把它那美丽的清辉冰影，映入到暮霭苍茫的水面的时候，真许会使人怀疑：这居然就是车马喧嚣的北京城内？而这个醇王府，就是在这样一个“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好地方，毫不客气地围上了城墙般的砖墙，硬把这劳动人民在当时的一个绝无仅有的休息游玩地给占去了一大半还多。

这在我们新社会中的人来说，尤其是生长在劳动人民已经当了家做了主的新中国后一代来说，也许不会把这块“后三海”的地方，看成是一个怎样了不起的地域。本来嘛，在现在的北京，既有中山公园，又有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和陶然亭等，说风景有风景，要设备有设备的无数可供游赏和休息的好地方，甚至连郊区的颐和园、碧云寺、香山和西山八大处等，也都可以坐上宽敞而舒适的郊区公共汽车或是出租的汽车，风驰电掣地游玩个够。可是在我出生的一九〇六年前后的情况，就和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的中山公园，在清朝封建统治尚未垮台之前，它乃是绝对不许一般人入门一步的“社稷坛”，又叫作“地坛”；北海公园则是专供帝王后妃等特权阶级游宴使用的“禁苑”；景山公园更是清朝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陶然亭呢，那时，还不过是一片浑塘芦苇，一块废洼遗址和有三间两厅房以及几株老树和一块“谜的墓碣”的一个所在而已。只由于在当时，所有的名园胜地，不是属于“宫苑禁地”，就是属于皇族大官的私有，这个并不出奇的陶然亭便在酸溜溜的文人墨客的诗歌的夸大形容下，自然而然地名满全国了。它怎能和现在的既有山又有水，并有奇花名木以及绿毯子一般的草地，富丽堂皇的牌楼和现代化的游泳池、儿童运动场、舞场、图书馆、文化厅等应有尽有的人民大众的陶然亭相提并论呢？所以在那个时代里，什刹后海就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了不起的所在了。

还有这里所说的这个醇王府，并不是我祖父醇贤亲王奕譞从宫中分封出来就住的，那座老府坐落在北京西城的太平湖。因为太平湖老府中，生了光绪，所以就连光绪的生身之父奕譞，也不能在这生过皇帝的所谓“生龙圣地”内住下去了，而是按照当时的惯例就得把这个地方当作庙宇或是把它空闲起来。像是北京有名的雍和宫喇嘛庙，那就是清朝第三代皇帝雍正在他当皇帝以前住过的王府，在当时是把它叫作“潜邸”或是“潜龙邸”的。当然我出生之地的什刹后海醇王府也不例外。就是因为这个，又动员了无数劳动人民，新建了一座新的醇王府。这座比过去还广阔还穷奢极侈的新王府，在它将要落成的时候，就赶上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于是就成了中华民国的国务院。我真替它庆幸，没有被利用为王府而成为革命政府的机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封建时代，人们对于皇帝的看法和封建统治者怎样狂妄自大，以及怎样拿偶像崇拜来迷惑人民借以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的卑鄙手段了。

过去的所谓“生龙圣地”既然不能再住，于是便由当时的王朝政府另在这富有野趣的什刹后海的北河沿，动员了无数人力财力重新建了一座拥有房屋数百间，更有山石林木池沼之胜的新“七爷府”。而我就是生在这个府中的。

一、我的祖父奕譞和我的祖母叶赫那拉氏

我生在一九〇六年，我的祖父名奕譞，是光绪的生身之父，生于一八四〇年（清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他的母亲是道光的妃（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我祖父因为曾帮助过慈禧（西太后）杀过肃顺以及管理过“神机营”等被认为有功，后来就被晋封为“世袭罔替”的所谓“铁帽子王”，也就是世世代代永远承袭亲王爵位的醇亲王。他活到五十一岁，死于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在我出生十六年前死去的。他死后的谥法是“贤”，所以后来人都把他叫作醇贤亲王。

我的祖母叶赫那拉氏，是西太后的妹妹。据我揣测，她和祖父的结婚，也是和西太后的拉拢政策有关。因为我祖父既和恭亲王（我祖父的六兄）杀了肃顺等，造成了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一同“垂帘听政”的局面，西太后当然也就要竭力拉拢他了，所以就使她的亲妹妹和我祖父结了婚。我对于我这个祖母是死在哪一年，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并且我觉得没有和她见过面。现在我只把关于她的传说介绍几行，我认为从这里面，也许可以看出一些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吧。

我小时曾听旁人说过，她和她姐姐西太后的脾气秉性完全相反，是一个极其拘谨固执的旧式家庭妇女。据说当时同治死后没多久，西太后就在宫中看戏，也叫我祖母进宫去看。我祖母虽然不能不去，但当坐到戏台前面时，却闭着眼睛不看。西太后问她为何闭眼不看时，她便直气噘嘴地说：“现在正在‘国丧’中，我不能看戏！”西太后听了她的话也无可奈何，竟至被她给顶得落下了眼泪，叹道：“你怎么这样地别扭！”还有，从前醇王府的老太监牛祥也曾说过：这位福晋太太真是性情古板极了。自从“光绪爷”进宫以后，她心里真是如同吃黄连的哑巴一样，简直有苦也说不出来，没有法子，只能对她所生的三位“小爷”（少爷之意）特别疼爱了。她的所谓疼爱的方法，就是怕吃多了生病，永远给他们减食，因此把这三位小爷都饿成皮包骨。有时，“看妈”（保姆）实在看着不忍，就偷偷地给他们一些东西吃。这究竟不顶什么事，结果是这三位小爷都由于营养不良活活地饿死了。所以除了光绪不算，二爷三爷四爷都没有了。所以五爷（我父亲载沣）才当上了王爷的。诸位想一想，就连旧社会的母爱都是这样的可怕，简直是“爱之适所以害之”了。

还听到旁的太监说过，我这位祖母，在平时真是一个不苟言、不苟笑的所谓典型的“贤妻良母”。据他说，每当我父亲和我六叔（载洵）、七叔（载涛）在小时大声说笑时，我这位祖母便正颜厉色地申斥他们说：“笑什么！”还说她信佛甚笃，不杀生，以至在夏天的时候不敢到花园去散步，说什么怕踩死蚂蚁。

我的亲祖母刘佳氏（我祖父的次妻，她是生我父亲和我六叔、七叔的）曾对我弟弟妹妹们说过：“你们的那个祖母，她在平日是个忌讳很多的人，像是什么‘死’‘完了’一类的话，她是非常忌讳的，有一年，你玛父（满族称祖父为玛父，呼父亲为阿玛）因为西山的妙高峰‘园寝’（即坟地）刚修好，他就带着全家到那里去看，因为看到修得很称心，祖父便高兴起来，于是就叫人把饭拿到坑穴中来吃。那时你那位祖母因为觉得丧气，就不高兴已极，但又不能表示反对，就在那顿饭之间连筷箸也都没有动一下。在和你玛父的兴高采烈对比之下，越发显得她的垂头丧气的状态了。大家看了这种情形，真是既不敢说什么，又不敢笑，那顿饭吃得真难过极了。”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既荒唐又滑稽的故事来。这是我母亲对人讲的。她说：西太后因为和光绪闹了母子不和的宫闱风波，于是就迁怒到我死去的祖父身上来。有一天她听到了一种无稽传说，说妙高峰的“风水好”，所以才从醇王府出了一个光绪皇帝。理由是在醇贤亲王坟茔附近有两棵大白果树，白果的“白”字和埋在地下的王爷的“王”字连在一起，不就是个“皇”字吗？不但出了一个光绪，还许出第二个皇帝呢？于是她就命人把那两棵白果树锯掉。现代的人听了此话，一定觉得做这样事的人，未免太荒诞不经。可是在那个时代里，却是觉得做那样事并不算什么稀奇哩！

再就是把那两棵白果树锯倒了的时候，曾从那两棵老树的树穴里，爬出了不少的蛇来，于是有人又以讹传讹地说：就是因为锯了那两棵树，所以后来才有了庚子的“义和团”事件，就是说那些蛇来作祟的。在当时很多的人，都是很相信这种说法，并且是津津乐道的一件事。

我想在这里也把我亲祖母刘佳氏的事情表一表。她是我祖父的次妻，生了我父亲和我两个叔父，她也是一个吃斋念佛的老太太，她是最喜欢我的。我现在谈一谈她为什么喜欢我的缘故。

也许有人会这样想：“你是长孙嘛！在旧式封建家长制度的家庭里，当然是最宠爱承重长孙的呀！”

这种想法，我觉得也是一部分理由。但我认为还不能算是从全面来看这个问题。不过，这也难怪，因为我的那个家庭环境，太复杂离奇了。请不要性急，我还是得从头说起。

像是醇王府那样的旧家庭里，由于封建家长制的关系，由于“家规国法”都错综在一起的关系，种种不近人情的离奇现象，真是说不尽数不完的。先拿几项和我有关系的例子来说。在醇王府内，不论是男孩子、女孩子，都是一生下来，就分门立户地各自有一个小小势力圈子。普通的是每一个人都有附属于他或她的“看妈”（我们把“看妈”呼作“精奇”，她是三人中“职权”最高的一个）、“奶妈”（乳母，我们呼她作“嫫”，次于“精奇”的地位）和管杂务的“保姆”（我们呼她作“水上”或是“水妈”，专管劈柴、烧火、洗衣、做饭等杂事，挣钱最少，职位最下）各一名。不过在男孩子的“势力圈子”内有时还有一名太监被拨调过来，女孩子则是只有保姆三名的权利。所以在醇王府内是享受不到一般家庭的父母兄弟姊妹之间的温暖空气的。不但是每天吃饭，各个小集团要各起炉灶；就是玩具日用品之类，也都各有领域，不得互相侵犯。只是做衣服被褥等需要大笔经费的事项，才由各自所属的长辈来负责。

说到这里，我想也许有人对此或者又要产生一种疑问，因为“各自所属的长辈”这句话太难解了，说由父母或是祖母来负责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用这样绕弯子的艰涩难懂的名词呢？

这也难怪，本来那是封建专制家庭内的事情么，拿现在的合理常识去想是想不通的。请看我的这句话的注解。

为什么不说由父母等负责而偏偏要说“由各自所属的长辈负责”呢？因为在那醇王府内是不能简单地用父母两个字来包括一切的。说了半天话才归入到“为什么我祖母最喜欢我”的这个本题来，按照我家的规矩（说是我家的习惯也无不可）生下第一个孩子来，是要归我祖母扶育的。我的二弟溥杰则是归我母亲自己扶育（当然不是自己喂奶，因为各人都有各自的乳母）。至于我长妹韫英（现已死去）呢，则是又该由我祖母扶育了。但是也有例外，我的二妹韫和生下来后，本应由我母亲自己扶育，因为我离开了醇王府进宫去当皇帝，所以这种“扶育分配律”也就被弄乱，而让我二妹去补我的空缺了。我三妹韫颖呢，仍是按照新的“分配律”归我母亲自己扶育。此外我的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三弟溥倛几岁时便死了）则是因为由庶母邓佳氏所生，便又把他们编在这一“分配律”之外而由其母亲自己负责扶育。

这就是我祖母最疼爱我的原因，也就是当我三岁奉命进宫时，我祖母为我急得患了时发时愈的精神病，而我母亲反倒没有急得怎样的又一个缘故。

不难由此想象得出来，我和我长妹、二妹对祖母是比对母亲还要亲，而我的二弟和三妹则是对母亲近而对祖母要远些。

不但如此，我们家庭中各个成分的“手下”的保姆、乳母、太监、丫鬟之类，也都是忠心耿耿地各为其主。于是就在这种口舌是非的旋涡中，就把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亲爱情分扰得稀薄，因此，封建大家庭中的怪现象，也就层出不穷了，这就是我生身之处醇王府大家庭中的当时环境。至于我进宫后的宫廷环境，请各位往下看就会知道。不过我敢保证，它不但不会比醇王府好多少，并且可以说是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二、光绪和慈禧

光绪名载湉，是我祖父奕譞的长子，他生于一八七一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祖母叶赫那拉氏。她是慈禧的亲妹妹。同治死了之后，就应该过继一个“溥”字辈的人，继承同治之后才对，为什么却要过继一个和同治同是“载”字辈的人为后嗣呢？如果说在当时“溥”字辈中——同治后一辈的侄子当中竟会没有一个适当的人，那是不切合实际的。像是“近支”中的溥伦等，都是在当时比较年长的人，为什么偏要立光绪呢？也许有人会认为因为我的祖母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胞妹的关系，所以才要立自己的亲外甥当皇帝，这种看法也确有一部分理由。不过拿西太后的平生政治野心来看，再从她一生中的惯用手段的种种事实来看，与其说是为了亲外甥的缘故，倒不如说是为了要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叫他去打着皇帝的招牌，而自己就好再尝一尝“垂帘听政”的味道。这样想，我觉得倒是确实些和全面些。

现在我想先谈一谈西太后的简单历史，然后再述说她和光绪的关系，我觉得这样做，或许对于那些宫闱中的复杂关系，容易了解一些。那么，就先从慈禧的入宫后谈起吧。

不过，在这里，我不能不先声明一下，因为凡是关于宫闱秘事，这一类的东西，在清朝统治者执政的时候，一般人是不易得知的。即使是从宫中漏出了一些，一般人也是不敢公然地笔之于书或是随便乱讲。至于拿我来说，我的家人，差不多都在为亲者讳的旧礼教束缚下，没有人敢随便谈论自己先人的那些不太漂亮的往事。所以我虽然生在王府，长在宫中，却对于自己先人的那些属于秘密的事例，反倒知道得很少很少。但是就在我所知道的范围之内，不管它是真实的历史也好，或是由传闻得来的街谈巷议也好，我打算本着有闻必录的精神，把它尽情地描述出来。我认为唯有这样，才能从多方面来说明旧社会制度的腐朽、堕落、罪恶本质，才能把反动的封建统治者为了个人权力，怎样钩心斗角、不择手段地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和他们的那些既卑鄙又狠毒的惯用手段等，都给全盘托了出来。不论是慈禧抑或是光绪，或是我自己，固然谁都有不同的政治环境与政治资本，但我相信，在自私自利这一点上，在为了向上爬而不顾一切的这一点上，则全是如同一个模型中铸出来的东西一样，就拿慈禧青年时代的例子来说。

据说西太后乍一入宫时，是个宫女，名叫兰儿，咸丰皇帝很喜欢她，便在暗中有了孕，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听到了她和咸丰的关系（但不知有孕的事情），便趁咸丰坐朝听政的时候，命人把兰儿抓了来，打算对她加以拷问毒打。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咸丰赶了过来，就拿“兰儿有孕”这一句话，消灭了这场风波。于是兰儿就被册封为兰贵人，跟着生了同治之后，由于母以子贵，而且因为皇后没有儿子，她就扶摇直上地俨然也成了皇后。当咸丰死于热河，她和钮祜禄氏便成为西、东两位太后了。

按旧社会的宿命论来说，也许曾有人认为是她的“命好”和“运气好”。不过，如果按照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做分析，她确实是有一些聪明和遇事有办法的人。并且她还有一种封建统治者所应具备的阶级本质，那就是心狠手辣、为了自己不顾一切的“才能”，不然怎么会把曾受过咸丰“顾命”的大臣和亲王，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地给杀掉；把声望地位一切都在自己之上的东太后也给简简单单地收拾掉；害死了珍妃，幽禁了光绪。总之，在当时，她的确是有一种作恶的“才能”的。

在光绪年幼时，固然由东太后和西太后一同执掌了国家政权，可是在东太后死后，当时的那个政权，便由她一人执掌。不过是，等到光绪渐渐长大起来之后，“垂帘听政”惯了的西太后，却再也无法老坐在帘子后面了。在这种新情况面前，她当然不能不把国家政权交到光绪之手，而重回到深宫去过那养老生活。可是，她在那好几年的执掌大权中，早已经培养扶植了一帮心腹羽翼，那些人都是代表当时守旧势力的有名人物，如“亲贵”中已死去的恭忠亲王奕䜣和后来的庆亲王奕劻，大臣中则是死去的曾国藩和后来的李鸿章、荣禄等。他们都是以西太后为中心而窃权弄势的有力者。先不要说光绪只不过是慈禧的外甥，就拿她的亲生儿子同治来说，在他长大成人由他母亲手里把政治大权接过以后不久，不就把在当时大臣中居首要地位的恭亲王的世袭罔替亲王给一抹到底了吗？固然是在政界的表面上，我们只能看到在西太后的转圜之下——直爽地说也可以说是在西太后的矫正之下，立即恢复了恭亲王的爵位。我们能不能光就当时政界的表面动向来看这一“新”和“旧”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而认为是顽固守旧的母亲和年少气锐的儿子之间的尖锐矛盾表现，仅仅由西太后的婉言相劝，就能够把黜罚“亲贵中的亲贵”恭亲王的这件大事，简简单单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急旋回？真说不定他们曾经有过怎样的大吵大闹，才把这事给平复下去的呢。请在后面看一看西太后和光绪正面冲突的发火点的实例，就可以想象得出来，这次母子之间的矛盾出现，是带有怎样尖锐性质的了。

而光绪呢，则是因为自己逐渐长大成人，又由西太后手里接过了政权，特别是当时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已达极点。国内是由于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朝统治势力和威望日益减退。在国际间更是在当时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下，今天割一块地，明天赔一笔款，越发把满族统治者的纸老虎原形现了出来。更加上康有为等的改良主义思想，逐渐抬起头来，国内革命势力也在一天天高涨，所以光绪也就在这种内外压力之中，对于当时的顽固守旧势力不再感到有什么兴趣了。

不过是，改良主义的这种新势力，只是在守旧势力的圈子内，刚刚长出了萌芽，并且它又不是把根子扎到人民群众里面，而是要给清朝封建统治的这座眼看就要倒塌下来的大厦支上一两根支柱而已，所以它和守旧势力比起来，是脆弱而经不起旧势力的一击的。光绪和西太后的主要矛盾就在于此。

不过是，这是从政治全盘上来说的。当然，在人与人的感情之间，在宫廷中的日常实际摩擦之间，在西太后和光绪的个性之间，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实例，还有不少。我打算在后面的各个小题内因人就事地再加以具体说明，在这里不多去牵涉它。现在只把与西太后以及光绪的个人性格有关的几项实际生活琐事加以描述。我认为从这里可以认识到一些封建统治者的狰狞面目和其阶级、制度的本质。

我现在还是按着由母及子的顺序，先从西太后谈起吧！

甲、“老佛爷”和“老祖宗”

“老佛爷”和“老祖宗”这两个名词，都是当时在清宫中的太监和宫女们对于西太后的称呼。要是拿现在的心理来想象，当时的这两个词，如果说是一种“昵称”吧，可又在这个“老佛爷”三个字中，找不出一些亲昵的含义来。要说是“老祖宗”这三个字有些血缘的意味在内吧，可是我总觉得在所谓“亲昵”的成分之外，还含有很多的既尊严又阴森森的感觉。总之，这是在当时宫中的两顶最高的大帽子，既谈不到什么亲昵，更谈不到什么尊严，只能使人听了之后，感到有一种麻酥酥的滋味：既觉得喊人作“佛爷”“祖宗”的人，有一种奴颜婢膝的奴才口吻，同时也会使人觉得被人唤作“老佛爷”和“老祖宗”而居然居之不疑的人，也未免有些“那个”。

慈禧

更从被人呼作“老佛爷”“老祖宗”的那一方面来做进一步的分析，这也就是过去的封建统治者，为了要让她手下的人无条件地来服从她，绝对地去尊敬她的一套惯用老办法。因为人家称她作“佛爷”还嫌有些尊而不亲，于是就叫人家唤她作“祖宗”，也就是，在有形无形的人为条件下，好使别人对她永远做人身的依附，使别人要心甘情愿地任凭统治者的喜怒爱憎，生杀掠夺，而事事能够俯首帖耳地逆来顺受。请想，把一些活人都束缚到这样子，还能轻易地起什么反抗的心？这真是把人奴化到底的一种毒辣办法。不仅是要压制、剥削和蹂躏他们的肉体，还想进一步来麻痹他们的思想，征服他们的精神。像是“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的认命思想和“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奴才观点等，不都是从这种基本观念上生出来的吗？像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这种狂妄、毒辣的自私心情，并不止西太后一人如此，就拿我来说，自从我三岁进宫起，就有人称呼我为“万岁爷”或是“老爷子”。请想一想看，一群比我年岁大有八倍，甚至其中还有白发盈头的老人，都把一个三岁的孩子叫作“万岁爷”或者“老爷子”，这岂不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大笑话吗？可是自从我懂事以来，便也习以为常地毫不觉得奇怪，一直到伪满完蛋，我所“使用”过的人，都曾是这样地称呼我。

为什么在当时不会觉得这种称呼是不合理的，而现在则感到肉麻呢？我认为这就是一个人的立场问题。

像是在前半生的四五十年中，一直是站在反人民立场的我，为什么现在会转变到人民这方面来呢？

这都是共产党马列主义从根本上洗涤了我的灵魂，给我除去了蒙眼的布、堵耳朵的塞子，才使我这冷酷贪婪非人的心，又恢复为柔软和知好歹的正常人的心。所以才使我能从“久而不知其臭”的“鲍鱼之肆”中脱身出来，开始懂得了什么是香，什么是臭！

乙、一个马要了一条命

有一天西太后和一个太监下棋，那个太监说：“奴才杀老祖宗一个马。”西太后听了“杀”字很觉刺耳，便生气道：“我杀你一家子！”于是这太监便被“立毙杖下”。

丙、自行车血案

我听说在同治小的时候，有一个太监买了一辆自行车，教同治骑着玩，被西太后听到，认为太监胆敢拿自行车教皇帝来骑，真是“罪无可赦”。于是这位想要讨同治“万岁爷”喜欢的“聪明”太监，也就在一顿竹板子下，献出了他的生命。

丁、今天天气冷不冷？

我听我的一位老家丁曾说过：“有一天太后由早晨一起来，就觉得心里不太痛快，就向一个太监问道：‘今天外边冷不冷？’太监回答道：‘今天生冷生冷的。’太后发了脾气说：‘什么叫生冷生冷的？’就打了他二十大板。”

戊、这是我坐的椅子！

我在德龄所著的《清宫二年记》中，看到有这样一项记载：有一些外国人要到宫中来参观，西太后便把德龄叫到跟前，吩咐她明天当外国人来参观时，“必须注意他们的行动。如果当外国人要往我坐的椅子上坐时，你虽然不必去拦阻，但须用别的话把外国人引导到别的地方去。上次就有外国人坐了我的椅子……”。事情固然仅是一个坐椅子的问题，但我认为，从这件事情中，是可以充分看出西太后的既自尊自大（太后的椅子别人不配坐）而又怕外国人的尴尬相来。我觉得这虽是她个人生活中的一段极微小的琐碎细节，但也可以从中看出反动封建统治者是怎样自以为是“既神且圣”，而在另一方面则是对外国人的又害怕又敢怒而不敢言的窘态。同时也可以看出“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潜在反动心理。这种精妙入微的反动统治者的心理分析，不是过来人便谁也体会不出的。

己、太后的三顿饭

说来很惭愧，我虽自幼即“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但是宫中的每天三顿饭，要丰盛到怎样的地步，我却没有明确数字，可以来做说明。这次我看到潘际坰先生所著的《末代皇帝传奇》一书中，写有一段使我看了也觉得吃惊的材料。因为他曾为了调查这种材料，费了不少的力气，好容易才在北京看到了一个曾在清宫做了二十五年工作的、现已八十多岁的老太监信修明所写的《宫廷琐记》手稿，恰有一则“两膳房（指太后和皇帝用的两个厨房）积弊”的材料，所以我就把这段转抄下来，以补我记忆的不足。内容是：

“……太后之份例：每日用盘肉（即猪肘子——原注）五十斤，猪一口，羊一只，鸡鸭各二只，新细米二升，黄老米（即紫米——原注）一升五合，江米三升，粳米面三斤，白面十五斤，荞麦面一斤，麦子粉一斤，豌豆折三合，芝麻一合五勺，白糖二斤一两五钱，盆糖八两，蜂蜜八两，核桃仁四两，松仁二两，鸡蛋二十八个，枸杞四两，晒干枣十两，香油三斤十两，面筋一斤八两，豆腐二斤，粉锅渣一斤，甜酱二斤十二两，青酱二两，醋五两，鲜菜十五斤，秋有茄子二十个，王瓜二十条。”潘先生对此也曾加注解道：“名义上，每天为西太后供应的膳食至少是如此，皇帝的享受还要优厚些。”潘先生还在该书中，又补充了曾在清末做过内务府大臣的金梁，曾根据内廷档案编辑的一部《清宫史略》。其中除做了类似的记载外，还在“王瓜二十条”之后，又给补充了照明费和燃料的开销，内容是：“白蜡七支，黄蜡二支，羊油蜡七支，羊油更蜡一支。红箩炭：夏二十斤，冬四十斤。黑炭：夏四十斤，冬八十斤。”我还可以另外补充说，这只是说太后的每日三顿饭的开销略数而已。此外，太后和皇帝、后、妃等还有厨房以外的“茶房”的每日开销呢。至于山珍海味如燕窝、鱼翅、银耳等，因为早从各地方的所谓贡献中，堆满了许多库房，根本用不着到市上去买。特别是那些“一食千金”的奢侈食品，不但是白在库房里堆积着，有时还把它用来做看而不吃的装饰品。如用燕窝堆成“万寿无疆”的字样等。这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要厉害多少倍哩！说到这里，我还要附带着说明一下“茶房”的历史。

茶房是专门给太后、皇帝等准备两饭之间吃的零食的一个单位，在那里每天都有有专门技术的人，在制造糕点、蜜饯和奶制食品、水果、糖馅以及各种干果，等等。我虽然不知道每天需要多少开销，但据我过去享受过的经验来说，其开支虽然不能像厨房那样多，但也是相当可观的。

在潘先生的书中，还说了当时在宫中对比层层中饱、上下分肥的实例，我不想在这里再引用它，只把我所知道的一个实例来做层层中饱的证明就够了。

我曾听到一个绰号叫“胡吵子”的太监说，宫中例有“尝膳”（即在食前先由指定的太监到厨房遍尝每个菜之后，再把它端到太后、皇帝的面前来，意思预防有人下毒）的制度。可是太后宫里最有权势的总管李莲英，他的“尝”法却是与众不同的，他的“尝”法是把和太后所吃的差不多同等的饭菜都成桌成桌地摆到他的居室来，以准备他“尝”到肚饱为止。

我所举的只不过是层层中饱中的一个环节罢了。依此类推，便可以知道当时清宫中的奢侈与腐败到了什么程度。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宫中层层赚钱的一个实际例子。据说道光皇帝的日常生活，是比较俭朴的。有一天他曾问某大臣说：“在早晨上朝之前，你在家里都吃些什么东西？”大臣回答说：“很简单，只不过吃几个鸡子而已。”道光听了大吃一惊地说：“吃鸡子还说简单？”后来才知道，在宫中当时的公定价格一个鸡子是需要几两银子（大约是二两？我记不太清楚了），所以道光的吃惊，也不能算是“小气”的。

这样的琐事例子，是说也说不完的，暂且把它说到这里为止。接着我想谈一谈光绪的事情。

甲、爱情也没有自由

大家都知道光绪是很爱他的珍妃的，可是他的皇后，则是西太后的侄女。光绪是由于珍妃的关系而不爱她呢，抑或是由于太后的关系而不爱她呢？这是我无从知道的。简单一句话，反正他不爱她就是了。据曾经服侍过光绪的一个老太监说，光绪每当穿过他的皇后所住的地方时，常带着几只哈巴狗看它们往皇后所住的地方——宫殿的台阶或门帘上撒尿以为快，并令跟着他的那一群太监故意跺着脚一阵风似的走过去。事情只是如此而已。也许有人认为光绪的举动太幼稚太没有意思也未可知。不过，我却觉得光绪的这种举动，纯粹是为了发泄发泄他那郁藏已久不易发散出来的愤怒罢了。从这点小事上，是可以充分看出光绪在爱情上是怎样得不到自由，更是怎样在苦恼着的。

乙、“肩担日月”

这句话也是听老太监说的：光绪因为心情总是不好，身体是非常孱弱的。而肩上的骨头瘦得出了两个凸出的棱，那些工于谄谀的太监，便说“万岁爷不是瘦而是‘肩担日月’，这是当皇帝的‘福相’啊！”从这里固然可以说明太监们胡拍乱捧，竟到了怎样既可气又可笑的地步；同时也可以说明，光绪的这种“福相”，正是他的一副可怜相。

还听说光绪每当气愤到了不能自解的时候，便把一些高价的西洋“八音盒”一个一个地摔到地上；有时还故意在西太后每天派来监视他的特务太监面前，笞打服侍自己的小太监。但这是预先定好的圈套，暗中示意打人的“敬事房”太监，不要用力笞打，只要做出形式上的责打就行，他事后还曾对自己的心腹太监说过：“这是为了给他们看而不是要打你们！”

丙、六亲不能认

“六亲不认”这句话，本是形容过去反动统治者的绝对利己主义的一种讽刺。可是在光绪来说倒还不是“六亲不认”，而实实在在是连六亲都不能认，都不敢认。就拿他从几岁起当皇帝时说起吧，在封建宫廷中，就没有皇帝把自己亲人随便接进宫来相会的规矩。尤其是在慈禧那样的太后当权下，再加上她们母子的不和，即使醇贤亲王的福晋叶赫那拉氏，是西太后的亲妹妹，也是没有丝毫的通融。因为“祖制”这两个字，是会压得人喘不上气来的，有时甚至是会压死人的。当然大权在握的西太后，她是有变更“祖制”的权力的，如“垂帘听政”就是一个破例的事。可是对于光绪，“祖制”二字，则是有着充分压服的力量的。据说她曾因为政治上的关系，把朝鲜国王的生身父亲大院君，关押在保定很多时候。一方面也就是为了向醇贤亲王示威，暗示他：皇帝的父亲是不准许多事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光绪根本不能随便见到他的父母，也就是这样才使他连六亲也不敢认的。

珍妃

还听我叔父说过：就是光绪的几个兄弟，也是不能随便见到光绪的面，只是在朝廷正式大宴会的时候，我的叔叔才能有向光绪跪献金杯（大宴会时皇帝使用的是纯金的器皿）的机会。就是在那样的时候，也只能是弟弟跪在地上把酒杯献上去，哥哥也只能像是一个木偶似的端坐不动地用手接过酒杯来。最大限度，不过偶然向弟弟微微露出一丝笑容而已。

丁、“打龙袍”和臭肉

据说自从西太后和光绪母子反目以后，她对于光绪真是用尽了精神上的虐待的方法。例如，在光绪的生日演剧时，慈禧就故意使演《打龙袍》或是《伐东吴》一类的戏。前者是讽刺打“不孝”的皇帝；后者是故意演全军挂孝的戏，借以表示诅咒之意。

又听说，自从光绪被幽禁以后，每天在他饭桌上所摆的菜肴，仍和过去一样，一点也没有被削减，不过是，菜里的鱼肉之类都是腐臭不堪吃的东西。一则为了表示对光绪并没有使他受委屈；一则是故意让他吃不饱。

三、慈安太后的死之谜

就像在上项中所介绍的那样，自从同治当了皇帝，杀了肃顺等之后，慈安和慈禧就以东西两太后的资格，“垂帘”听起政来。固然这时的慈安和慈禧，不论是在宫中的地位上，还是在当时政治的作用上，她们二人都是一样，并没有什么上下。但在当时社会习惯上，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总是觉得慈安比慈禧的资格和声望都高得多。这在从来就不甘久居人下的慈禧说来，当然是一种难堪的事情，所以，在当时的宫中日常生活里，她和慈安之间的摩擦矛盾，自然是免不了的。现在择其中最明显的几项感情冲动的实例来说说。

据说同治在小的时候，因为慈安待人和善，他对慈安的感情，有时比对自己的母亲慈禧还要亲密些，所以慈禧就感到很不满意。她不肯反省自己的一贯态度和作风不好，反倒暗恨起慈安来。后来光绪在小的时候，也是和同治小时一样，总是对慈安觉得更亲近些。这更加使慈禧对慈安不满了。

又听说在光绪六年，赴东陵致祭时，东西两个太后自然是要一同来致祭的，不过，慈安这时，在心中却对慈禧有了一种感想：平日在宫中倒还没有什么，今天是在祭祖先，她过去本是由“贵人”一步一步升起来的人，怎能和自己一模一样地站在一起呢？于是就在这种不可遏止的冲动下，慈安小声告诉慈禧往后退一些，慈禧当然不肯答应的了。因此险些就发生了两个太后的争吵。但是慈禧毕竟是很乖巧的，虽然她非常恼怒，却还能冷静地抑制住自己，于是就在心里想，在皇陵旁边争吵，太不像话，或许还会招来王公大臣的非笑。想到这里，她遂强忍下这口怒气而向后退了一些。

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慈禧对慈安是让步了。可是她心中的怨气却没有消。她想来想去，又想起安德海被杀的事情来了。

在这里先得补叙一下太监安德海被杀的前后概略经过。

安德海是慈禧最得意的心腹太监。在慈禧等杀载垣、端华和肃顺的时候，安德海确实出过一些力气（详见下项）。所以在两个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形成之后，他在宫中的权力就一天大似一天。据说在当时宫中，除了两个太后，就没有一个人敢来违反他的意思，连同治还得遇事让他三分哩。所以在当时，不论在宫内或是宫外，人们都给他起了一个“爱称”——“小安子”。

小安子很善于揣摩、逢迎慈禧的意旨。例如，慈禧平素喜欢看戏，他就竭力替她网罗著名的演员充作“内廷供奉”，同时组织太监排戏，以讨西太后的欢心。从此，西太后就经常沉溺于观剧的光阴中。据说，当时有个叫贾铎的御史，因为听说小安子有擅权胡为、逢迎西太后看戏的癖好，每演一天戏，所费就达千金之多，于是就奏上了一本。但在这篇奏文中，他并没有敢直接说到慈禧，只是含沙射影地写了一些太监近日胆大妄为，应严加禁止等语。慈禧看到这篇奏章，也意识到他的言外之意，遂装模作样地下了一道“懿旨”说：责成总管太监认真查究，如果发现有不法情事，便应由该总管太监揭发，否则定将该总管太监革除治罪，等等。她的这道口是心非、假装好人的“懿旨”想不到居然赢得了当时王公大臣的称赞，并歌颂她能“从谏如流”。而慈禧呢，只不过拿这番话来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而已。在宫中她每日仍然是照旧看戏。

后来在同治快要结婚的时候，安德海便怂恿慈禧派他赴江南一带督制新郎皇帝的“龙衣”。慈禧也知道在清代“祖制”中有不许太监无故出京四十里的惯例，但禁不住安德海的巧言诱惑，尤其是他所说的“江南一带舶来珍物很多，趁此也可以多买些带回来”等话，终于打动了追求奢侈豪华的慈禧的心，于是便在口头上准许他去，但仍嘱他须要沿途谨慎，不要惹出事来。

谁知安德海从同治八年六月出京之后，便坐了两只大船，彩旗高悬，张灯结彩，并大吃大喝地闹得乌烟瘴气，还携带着戏班娼妓多人，笙管笛箫，深夜不绝。一路上真是说不尽的招摇和数不尽的勒索、纳贿，弄得人人侧目，敢怒而不敢言。出了当时的直隶省境以后，他的胆子就愈闹愈大，因之他的勒索骚扰也就越发厉害起来。当他走进山东境内之后，当时的山东巡抚丁宝桢，在忍无可忍之下，就把这种情形，写成奏章，命人送到北京奕䜣处，求其代为转告两个太后。慈禧还想以安德海是奉自己的口头命令出京，想为他解脱，但在慈安的“祖制”铁帽子之下，她也没有办法，只得狠着心，下令丁宝桢，允许他逮捕安德海就地“正法”。

据说，慈安还在“祖制”这一有力法宝下，得理不让人地申斥了慈禧，并说这个守正不阿的丁宝桢应该嘉奖。慈禧在这种境况下，只能是笑在脸上，恨在心里罢了。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当奕䜣把丁宝桢的奏章拿进宫中时，恰巧慈禧正在看戏，于是奕䜣就劝慈安不如趁慈禧未在眼前，迅速下令丁宝桢，命其就地捕杀安德海，以维祖制而振肃朝廷的纲纪，慈安对此颇有难色。但在奕䜣的“祖制”“纲纪”不绝于口的劝说下，并在奕䜣所说的“如果西太后有异议时，王公大臣当据理力争”的鼓舞下，慈安终于听从了不告慈禧而处理安德海的意见。

以上就是关于安德海被杀的两种传说。

当慈禧把近年来的千怨万恨，统统归结到慈安身上时，她又转念一想：慈安的一切，在政治上都比自己要优越得多。尤其是最使慈禧害怕的，就是她有一个最大的把柄，确确实实地掌握在慈安的手里。如果不先把这一危险的“武器”夺过来，对自己真是一个危险万状的事情。于是就在这样的深思熟虑之后，她便想起了一条又阴险又恶毒的计策来。

也许有人要问，慈禧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并且那个“最大的把柄”又是什么呢？

提起这件事来，不用一段倒插笔是说不明白的。那么就回过头来，再从咸丰由于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从北京逃到了热河，后来在热河得了重病的时候说起吧。

且说咸丰由于卧床不起，自知万无好转希望的时候，有一天，就秘密地把他的皇后钮祜禄氏叫到病床旁边，悲痛地向她说：“我这次的病，是好不了的了……连累了你也陪着我逃到了这个地方……”钮祜禄氏，就连忙阻止道：“不要想这个想那个的，请千万好好养病吧！一两天后一定会好的……”咸丰连忙摇手说：“你不用安慰我，自己的病自己还不知道吗？好是不容易的了！”钮祜禄氏正要用话安慰时，咸丰就有气无力地说：“我……我有要紧的话对你说，你不要拿……空话来安慰我。你……好好地听我说。”于是咸丰就把叶赫那拉氏（西太后）“母以子贵”的缘故说给皇后听，更说：“我知道你为人过于老实，而她（指西太后）又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我恐怕她将来会闹出大事，而你制不了她，所以我把我写成的遗言交给你。如果她能够安分守己便罢，如果不然你就可以把我这道谕旨向王公大臣发表出来，立即令她自尽，以除后患！”钮祜禄氏就哭着把这份遗言接了过来，秘密藏好。

鸟过尚且有影，又哪里有永远不透风的墙呢？当然这件事，结果是入到西太后的耳中。这次又由于在东陵的这条导火线，西太后便打定了主意，要来一个一劳永逸、斩草除根的办法。想那富于心机的西太后，是不肯鲁莽从事的。她就想：“不把那份可怕的东西（指咸丰的那道遗旨）先弄到手中，终究是不妥的。可是又怎能和她（指东太后）提到此事呢？有了，唯有如此如此，才能达到目的。”于是西太后从第二天起，便向东太后表示了亲热无比的态度。

有人说，慈禧为了要买得慈安的欢心，有一次慈安得了病，慈禧便演了一出“假割肉计”来欺骗她。但不知这种传说是否可靠。

我们可以先不必去研究它可靠或不可靠，反正慈禧确实是用了假亲热的诡计欺骗了老实的慈安。

据说慈安终于上了她的当，认为慈禧确实真正对自己有好心肠，于是有一次便情不自禁地把咸丰在临死时给她的遗言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老老实实说了出来。慈禧虽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但她却不肯放过这个机会，遂又更进一步地做出了假惺惺的感激涕零的样子来。以忠厚出名的慈安，当然更架不住她这一套，索性做好人做到底罢，于是就把藏在箱底的咸丰遗言拿了出来，还说：“现在咱们这样的姊妹，还用得着这个？”于是就在慈禧面前，把这个唯一可以降得住慈禧的有力武器，用火焚化了。

这时，在慈禧说来，现在慈安太后已经自动解除了她自己的武装，是没有丝毫可怕的地方了。从此她对慈安的亲热，也就逐渐冷了下来。

不过是，慈禧的平素为人，却是不肯得罢手时便罢手的。如果不把慈安这个眼中钉除掉，她是不会甘心的。于是就又有了这样的传说。

有一天，慈安患了一点小病，慈禧就令人给她送了一服药去，于是慈安就死了。也有人说是放毒在糕点里毒死的。此外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在慈安暴死那一天早晨，她还坐朝听政，到了傍晚的时候，忽由宫中传出了慈安暴死的消息。王公大臣急忙进宫以后，慈安已经小殓完毕。按照惯例：当后、妃死时，须使其亲属入宫亲视小殓。而这次却未曾沿用旧例，所以人们就越发疑窦横生起来。于是一般人就传说慈安是被慈禧给毒死的。我虽对于此事，也只是从传说中听来的，但我可以引用另外一个事例，来作为对此的旁证。

同治在十七岁时，和比他大两岁的嘉顺皇后结了婚。他还娶了一个比他小三岁的慧妃，后来又娶了瑜嫔、珣嫔和瑨贵人。他在十九岁（一八七四年）时，因为患了“天花”，共病了二十五天就死了。还有一种传说，说他是私到宫外冶游，致染了梅毒而死。更有一种说法，说他患了天花之后，受到西太后的突然惊吓，致“痘内陷”而死。

至于他是由于天花丧了命，或是由于梅毒而死，抑或是在病中被他的母亲给吓死的，因为这与本问题无关，并且我的手中也没有什么可靠的材料，我认为现在可以不必去研究它。现在我想要做介绍的，就是那位二十一岁就当上了“寡妇皇后”的可怜女人，她不但是当了青年寡妇，就是当寡妇的时间也并没有多久，不久她“殉夫”了！

如果想知道她是怎样“殉夫”的，请听我再介绍介绍她的惨死情形。

当同治病死后，西太后便把痛悼儿子的心，化成为逼死儿媳的借口。她借口同治的病本来不至于死，就是因为受了嘉顺皇后的“引诱”，致使病情恶化，所以才丧了命的。于是就在她严厉吩咐之下，不得给嘉顺皇后送饭吃。这时嘉顺的父亲崇绮（也是当时一个在京官吏，职位不详）闻知此事，进宫去见他的女儿。在父女两人相向痛哭之下，最后崇绮不能不忍心地对他自己的亲生女儿说了一句：“请皇后‘尽节’升天吧！”说完就掩面而去。而这位不幸的同治皇后便终于活活饿死，这便是在当时被宣传为“同治皇后殉夫美谈”的一个内幕。

请想一想能够忍心把自己的儿媳活活给饿死的西太后，对于她的当前政敌慈安，谁敢保证说她不会下毒手呢？

四、肃顺

自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了我国大沽口，逼近了北京，迫使咸丰带领着百余名宫眷于八月八日逃往热河承德起，一直到他得病和死为止，仅仅才有十个月的工夫。据说在咸丰十一年六月当他病势危笃时，曾把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并户部尚书肃顺和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五个“军机”叫到避暑山庄的离宫内受了“顾命”，立他的六岁儿子载淳为皇太子。过了一天咸丰就死去了。

在这里不能不表示一下，载垣和端华固是两个当时的亲王，他们八个人，虽然同时受到了咸丰的“托孤”，但是肃顺却成为他们之中的主宰和灵魂，还有一样，就是他们八个人在反对太后干预政治的这一点上，确是一致的，把这种情形交代明白之后，跟着再叙说一下咸丰死后当时的情况。

于是肃顺等三人就以“顾命王大臣”的身份，使皇太子载淳即位当了皇帝，拟定了新年号“祺祥”，并尊称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和新皇帝的生身之母叶赫那拉氏皇贵妃同为皇太后，然后肃顺等更以“参赞政务王大臣”的名义，先颁布了新皇帝即位的所谓“喜诏”，跟着又颁布了咸丰死去的所谓“哀诏”。

这时在北京正负责与英法议和并从事留守的王公大臣，是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据说奕䜣在当时听到怡、郑二王和肃顺掌握了朝廷实际政权，心中便觉得老大不痛快，于是就在北京王公大臣的会议席上，对于当时的政界新局势，透露了一些不满之意。在这帮留守的王公大臣之中，有不少人是和肃顺素有意见的，也有一些人则是看穿奕䜣的心情，所以就一齐对奕䜣说出了不少带有挑拨性的言辞，而这些话就成了鼓舞奕䜣向肃顺等实行进攻的思想准备，这是在北京方面当时的情势。

而在热河这一方面呢？固然是以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新政治机构已告成立，新皇帝也爬上了“宝座”，这一切一切在表面上似乎都是“风平浪静”，可是，在那避暑山庄的幽静离宫内，却正在酝酿着并生长着一股跃跃欲试的潜流和暗潮，那就是刚刚当了太后的慈禧的满怀政治野心。

慈禧虽然是由一个皇贵妃“母以子贵”地和慈安并肩当上了太后，但她却没有以此为满足，尤其是对肃顺等的独断专行，一切政事都不向太后请示，更是感到了愤懑。于是她就对慈安谈起了肃顺等的坏话。慈安那样的老实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垂帘听政”的念头，不过是在慈禧的这种危言耸听之下，也对肃顺等起了疑心，认为他们确实是要图谋不轨。

当然到了这样的时候，像慈安那样的忠厚老实的宫廷妇女，是不会有办法可想的。可是慈禧却崭露头角变成了当时离宫中的一个“诸葛亮”。她不但强调要把奕䜣找来，还拟定了宣召恭亲王的太后“懿旨”；并解决了利用咸丰的图章——“同道堂印”的图章，来代替太后尚没有制造出来的玉玺问题；同时还巧妙地套用了三国时代“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把她的心腹太监安德海痛打了一顿，并声言把他押回北京并关进“慎刑司”监狱里去。于是安德海就在“押送”之下，脱出了热河，到了北京。

安德海到了北京，立即跑到恭王府和奕䜣密谈了半日，奕䜣就发出了请求要到热河奔丧的奏折。

肃顺等接到了奕䜣的奏折后，当然也知道奕䜣的来意不善，于是也就拿“京师重地”并且“留守责任重大，毋庸前来奔丧”等的大帽子来扣奕䜣。同时在热河也忽然有个叫董元醇的御史，提出了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意见来。肃顺等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太后干政，于是也立即抬出了“祖制所无”四个字的回马枪，把董御史的意见给驳得体无完肤。末后他们又把“太后垂帘”的这道大门，给紧紧地关上说：“嗣后如再有这样胡说八道的人，当按律治以应得之罪！”当然不用说，使董御史敢放这第一炮的，是有其政治势力背景的。至于主使他的人是谁？我想谁也不会说是慈安，而一定要说是慈禧干的。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肃顺等才把董元醇的炸弹式的提议捂盖下去，跟着奕䜣就星夜兼程地来到了热河。他们见了面之后，当然会有一场针锋相对的“寒暄”了，结果是肃顺等人多口众，同时他们又把“叔嫂不通问”的儒家旧礼法的最后法宝祭了出来，迫使奕䜣只能是祭拜一下咸丰的灵柩，而不能去见两个太后。

但是那个曾经被“押送”到北京“治罪”的安德海，此时早在大家“求情”的转圜下，又得到了西太后的“赦宥”，而回到热河照旧供职了。于是就在他的传风报信下，奕䜣就装扮成了一个宫中的“萨满”（满族祭祖时的巫婆）模样，利用夜暗，就在当日的夜间，混进了避暑山庄的离宫，见到了东西两太后。第二天早晨八九点钟，他就跑到了灵前哭奠了一番，并到怡亲王等处辞了行，然后才悠然不迫地回到北京去了。

在奕䜣走了之后，慈安和慈禧的态度，就陡然强硬起来，传出了即日奉“梓宫”回京的命令，肃顺等三人就到离宫去陈述应稍从缓的意见，于是在太后和这帮参赞政务王大臣之间，就展开了一场不能妥协的争论。结果还是决定了在九月随同咸丰的灵柩一同返回北京。

慈禧等先灵柩一步回到北京（照例是送灵柩的人须先到一步以便在京迎接灵柩）之后，第一步便命恭亲王奕䜣和大学士桂良、周祖培等率人逮捕了护送着太后的载垣、端华等；更以新皇帝的名义，免去了他们八个人的职务；跟着就命令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去逮捕护送灵柩尚未到京的肃顺。结果是载垣和端华是“赐帛”自尽，肃顺被砍了头；景寿、穆荫、匡源、杜翰和焦佑瀛等都分别罚的罚，免的免。

还有一件事情，不能轻易看过的，就是肃顺等在热河所拟定的“祺祥”年号，在处死了肃顺以后，立即由两宫太后下令，使王公大臣另拟新的年号。这时，那帮惯于逢迎取宠的王公大臣，都揣摩着两个太后的意旨，共同拟定了“同治”两个字的新年号。这“同治”的意义就是意味着两个太后一同来治理国政的意思。当然这个应时而生的新年号，立即被采用了。

总之，从这种事情中，也可以清楚看到，封建统治者内部的钩心斗角争夺统治权的丑态。慈禧的政治野心自不用说了，就是肃顺等人，又何尝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势而在组织着小集团；就是奕䜣等人又何尝不是由于嫉妒肃顺等的权位在自己之上，才和慈禧站在一条战线上去的。

所以从这里面，不但可以充分看出封建制度下的“君臣”关系，同时也可看出那种社会里的龌龊黑暗来。因此，我对此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在蓝靛缸中是找不出一块白布来的！

我小的时候曾听人家说：我祖父奕譞很以这次捉拿肃顺之“功”自豪，有一天在王府里演剧，当演《铡美案》的时候，我六叔载洵因为年岁很小，看到陈世美被包拯用席子卷起放入铡刀口下血淋淋地一铡时，便吓得他跌坐在地，放声大哭起来。我祖父看到这种情形，便声色俱厉地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几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得起国家大事吗？”

我在这里，并不想来分析我祖父所说的这篇话的思想意识内容如何，只是想借他这篇话来证明他和杀肃顺的关系而已。

在这里，我还想把肃顺在当时是个什么角色，借一个旁敲侧击的例子，来旁证一下。

据我所知，那个曾国藩就曾在肃顺那里做过幕府，很得到肃顺的赏识。后来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在清廷那样信任下，彻底对太平天国起义做了血腥的镇压，都是由于有肃顺在北京替他做奥援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知道肃顺在当时也是一个曾经替清朝反动统治拼命镇压过人民起义的凶恶刽子手。咸丰向他托孤寄寡，我认为或许就是这个缘故。

五、戊戌政变中的袁世凯和荣禄

提起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来，就像是上节中所说的曾国藩和肃顺的关系一个样。袁世凯是给荣禄做过幕客的，而荣禄和西太后的关系，那就是荣禄曾在清宫中当过“护军”（当时的皇宫警察），在咸丰逃往热河时，他曾担任警卫的任务。据说肃顺等打算在从热河回北京的途中杀害慈禧，赖荣禄警卫森严才幸免于难。又加上他善于逢迎拉拢，像是李莲英（事见后）和安德海之流，便都成为他献殷勤的对象。在那个旧社会里，这种善于钻营的人，又怎能不升官发财呢？荣禄就是这样当上了北京的九门提督并当上了直隶总督和军机大臣的。

而袁世凯的钻营拍马、投机取巧的能力，更是比荣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荣禄既是这样地官运亨通，袁世凯又怎能被他落下呢，当然也是“三级跳”似的大红大紫了起来。像是他在小站的练兵，不就是由于荣禄的力量吗？他后来能够成为北洋军阀的“开山祖师”，不也都是荣禄给他打下的基础吗？

在戊戌政变中，正是十足表现了袁世凯和荣禄、荣禄和慈禧的“连锁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种改良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在当时和那腐朽、反动透顶的守旧势力相比较，它是有着某种程度的革新气味，但因为它根本不能代表当时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仍然脱离不了替封建专制统治阶级服务，所以它根本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只不过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似的，在那黑暗的社会中，放出微弱的火花，结果仍是被那根深蒂固的守旧势力压倒而已。

袁世凯

即使这种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在那次政变中一时成了功，尽管它能比以前有些进步，充其量也不过是把当时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勉强给结合在一起，依然是脱离不了那反动统治的真面目，即使能让清朝在当时的摇摇欲坠的统治势力，稍能延命于一时，结果仍然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车轮之下被轧得粉碎。

现在谈一谈戊戌政变的前因后果。

自从光绪到了十八岁结婚以后，慈禧自然不得不把掌握多年的政权交给光绪。在当时，这种政权的移交，叫作“撤帘归政”。不过是这种“归政”，也是一种形式，一切重要的政令，仍须报告慈禧认可后才能实行。特别是光绪的皇后，就是慈禧的侄女，并且在光绪身旁的太监之中也有不少人是经常给慈禧通风报信的。所以光绪虽然是亲了政，其实仍然是脱离不了慈禧的明中暗中种种的监督。

这时清朝的政治，腐败已达极点，像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结党营私、上下争利等，已成为普遍现象。对外则是自从鸦片战争起到现在，真是办一回交涉就失去不少主权，打一回仗，就多一次割地赔款。最显著的例如台湾、澎湖列岛的归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帝俄霸占了旅顺、大连；德帝国主义侵占了胶州湾；英帝国主义强据了威海卫；法帝国主义夺去了广州湾……真是疆土日蹙，门户尽失。因之全国人民越发看穿了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无能。就是在当时的官吏之中，如曾经给光绪当过老师，后来又在军机处办事的翁同龢等，也渐渐觉得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非变法革新，就无路可走。于是，在这种情势之下，他们首先就参劾了同在军机处办事的孙毓汶等。因此，在当时的政府中央机构中无形中就形成了维新和守旧的两派对立。结果是维新派（以翁同龢为中心）就拥护光绪，而守旧派（以李鸿藻等为中心）就趋附着西太后。在当时的社会中，有着“李党”“翁党”的称呼。后来又把他们唤作“后党”和“帝党”，甚至有人把“后党”叫作“老母班”，而把“帝党”叫作“小孩班”。到了光绪二十三年，守旧派的李鸿藻死去，该党的党羽，因核心已失，遂去结交慈禧手下得意人物，如刚毅和荣禄等。于是守旧派的势力反而更加巩固起来了。一方面翁同龢等也不肯示弱，便把在当时以维新自命的康有为荐给光绪。这时康仅是工部里的一个主事，由于他献策积极主张施行新政变法图强，得到光绪的宠信，新党越发得了势。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光绪就下了一个决心变法的诏书，并把康有为所荐举的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都拔擢在军机处办事（当时名为“军机章京上行走”）。因此，在朝中守旧的人员都纷纷表示不平。再加上在当时所谓的“新政”，都是和清朝历代祖制不相符合的。所以每当改革一个政令，变更一个制度，都必须经过当时的礼部核议，才能施行。在礼部里有个当尚书的怀塔布，他是慈禧的一个表亲，还有一个许应骙，也是慈禧所信任的人物。自然他们是不满意新政的了。于是一切新政，一到了礼部衙门，就经常被搁置起来。宋伯鲁、杨深秀便上书光绪参劾许应骙阻挠新政。光绪本想严办许，因碍于慈禧的面子，只严命他“明白回奏”（即令他写检讨书）。许遂逐项做了辩解，并参劾康有为“妄逞横议，勾结朋党，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并请把他“立即斥逐回籍”。光绪看到这个，越发不满，过了几天，有个叫文悌的御史，便参劾宋伯鲁、杨深秀二人，说他们“欺君罔上，若非立加罢斥，必启两宫嫌隙”。光绪大怒，立即革去了他的职务。文悌忙求怀塔布向慈禧求援，慈禧总佯做不理睬的样子，但却一针见血地迫令光绪罢斥翁同龢。光绪无奈只得忍痛照办，第二天，慈禧更特下命令，使光绪任荣禄为直隶总督，裕禄在军机处行走。光绪不得不从。但光绪也深知这纯粹是由于怀塔布，便下令把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人免了职。于是守旧派大为恐慌，都希望慈禧重理朝政。正在这时，又有一个叫王照的人，连次上书，先是请求剪去辫发，后又请求光绪偕慈禧游历日本。这更如火上浇油一般触怒了守旧派，认为这乃是绝对岂有此理的奏章。特别是这些维新派所主张的“要行新政必须驱逐太监”的说法，更是触犯了慈禧的大忌讳。于是慈禧便和李莲英（慈禧的心腹太监）密议，授荣禄一条密计。荣禄随即上书请光绪偕慈禧赴天津阅兵。慈禧遂使光绪定于九月初五日启程赴津阅操。光绪虽然怵于威势，不得不答应，但也在事后犯了狐疑，遂召集康有为等计议此事。康认为此去恐怕凶多吉少，于是就定出了先把荣禄杀死在天津，然后调一万部队火速来京，在兵围颐和园之后，就把慈禧劫入城内幽禁在西苑到她老死为止的计划。光绪认为当时“京畿”一带的兵权，都操在荣禄的手里，非先物色一个有胆有识的人，使之夺去荣禄的兵权不可。恰好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见，光绪因为素日听说他有才能，便在见他时，故意问他新政是否适宜于今日。袁遂极力赞扬新政。光绪更向他试问：“如果使你管理军队，你肯诚心为我尽忠吗？”袁的回答光绪很满意，于是第二天便下令擢升他为侍郎，并责成他专办练兵事务。

守旧派看到了这样情形，便越发疑惧起来，遂赶紧向慈禧处报信，因此，慈禧在袁世凯来到颐和园谢恩时，便立即召见了他，并做了耐人寻味的慰抚。

袁世凯临行时，光绪更召见了袁，把一切密谋都告诉了他；并令他到天津立即扑杀荣禄，然后到京包围慈禧；并说如事成之后，就使他继荣禄之后而为直隶总督；更与他小箭一支作为凭证。

袁辞去后立即搭乘该日第一次的列车赴津，把光绪的一切密谋都告诉了荣禄。荣禄于是就在该日的下午五时乘专车来到北京，连忙把此事报告于慈禧。

慈禧立即召集了王公大臣，并把守旧党的首领等也都破格叫了来，遂命荣禄把他带来的数千名亲兵（卫队）留下捉拿康有为等，更命荣禄火速回津堵截康党，不要走脱一人。然后她坐轿赶回宫中，不费吹灰之力便把光绪幽禁在“瀛台”之中了。据说慈禧回宫见到光绪时，因在愤怒之下，曾亲手打了光绪几个耳光，然后才把他拘在“瀛台”的。

当然，这个戊戌政变的结果，是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势力得到了胜利，以光绪的被幽禁，康有为的逃走和杨深秀、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康有为之弟）六人的被杀而告终。这就是前后仅达一百天的维新变政的经过。

此外，我还打算借几个袁世凯和荣禄、荣禄和西太后的内幕事例，作为我对戊戌政变的侧面说明。

甲、我母亲瓜尔佳氏口中的袁世凯

我听说我母亲有一个翡翠的扳指儿，我弟弟溥杰小时曾和她要，她说：“这是袁世凯送给你老爷（满族呼外祖父为老爷）的。这是你老爷的‘遗念品’（亲人死后遗留的纪念品），现在给你怕你弄坏了，等你长大了我再给你。”又说这是袁世凯花了几千两银子买来的。“你老爷不好意思要，是我逼着他才留下的。”

还有，在辛亥革命以后，醇亲王府中无论大人和小孩没有一个人不恨袁世凯的，有时看到了袁世凯的相片，我的弟弟们就用小手指头把袁世凯的眼睛挖了去。可是我母亲就不然了。我并不是说我母亲同情辛亥革命，而是说她对于袁世凯的看法。据说每当大家都在咬牙切齿来骂袁时，我母亲经常爱说：“这不怨袁世凯，全怪孙文不好。”

乙、慈禧当了媒人

我父亲载沣和我母亲瓜尔佳氏的结婚，是由慈禧给当的媒人，当时把皇帝或太后所命令的结婚叫作“指婚”。据说在和我母亲订婚之前，我父亲已订好了一个人家的女儿，由于慈禧的“指婚”，所以这门婚姻便以“拉吹”完事。在当时慈禧是很重视醇亲王的，同时荣禄又是她的心腹重臣，使这两家结成亲属，这是在当时政治上的一种新的作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慈禧的政治拉拢手段是怎样厉害的了。同时在这里，我还要附带说一下，慈禧对于醇贤亲王既是如此极尽拉拢怀柔的能事，那么对恭忠亲王等，当然更是没有放过。例如，把恭忠亲王的女儿，认为自己的义女，封以“荣寿固伦公主”的称号，以及把庆亲王奕劻的三女儿、四女儿（当时呼作三格格、四格格）经常接入宫中，等等，都是慈禧在当时政治上的一种拉拢手腕。还有，关于荣禄和西太后的关系，如何密切也可以从下面的一段传说中，得到一些证明。有人说，西太后有一天曾对荣禄这样说过：“你的女儿（指我的母亲）很顽皮，无论对于谁，她都不放在眼里，真是连我也不怕。”从这段谈话中看来，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慈禧对我母亲的疼爱，同时还可以看出慈禧与荣禄的亲密关系程度。像那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不择手段的西太后，是不会把一个毫无利用价值的人放在眼里的，我母亲当然也不能例外。

六、我的父亲载沣和我的母亲瓜尔佳氏

关于我父亲载沣之所以继承了醇亲王王位，以及和我母亲的结婚，早在以上各节中简短做了介绍。我在这里只想把我父亲和我母亲的个人性格和当时的生活环境等加以描述，这样为的是从中可以看到一些过去封建贵族家庭的花花絮絮。先从我父亲载沣谈起。

听家中一些旧人说，我父亲从小就很怯懦，甚至有人曾说他有些傻气。还说在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因为和我六叔打架，被六叔推倒致磕伤了门牙，我父亲就大哭不止，家人劝他，并问他疼不疼了。他回答说：“疼倒是不疼了，可是怎样吃饭哪？”家人就劝慰他道：“吃不了饭不要紧，今后专门吃面就行了。”于是他就破涕为笑。

在庄士敦所著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就曾描述过我父亲过香港见当时的英国总督的情形。大意是说：这个亲王是一个孩子，见了人还羞羞腆腆地不爱说话。更在金梁所著的《光宣小纪》中，也曾形容过他在当了“监国摄政王”之后，仍是见了当时的王公大臣常对坐无言。即请机宜，亦嗫嚅不能立断。因此，他对于我父的结论是：“难矣哉”和“识者早知朝政不能问矣”等的贬词。

我的母亲曾对溥杰说过这样的话：“在辛亥‘逊政’后，你阿玛从宫中回来对我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我听到这样的话，又看到他那满不在乎的神情，就气得我痛哭起来。你将来长大了，可不要学你阿玛那个样子……”我认为这就是我父亲和我母亲两个人不同性格的一个鲜明对照，不过是我母亲所具有的反动阶级烙印，是比我父亲鲜明得多。所以，这些影响对于我和我的弟弟等是相当大的。

我母亲的性格，是活泼快活的，见了人也很会交际，吃喝穿戴都很奢华。而醇王府则是一个极其古板正经的老家庭。例如，不但醇亲王是世袭罔替，就是他家中用的仆从，也无一不是父死子袭。甚至家中的厨师，也全是子子孙孙世袭不断的“铁帽子大师傅”。所以他家所做的饭菜简直坏得使人难以下咽。因此我母亲乍一来到醇王府，第一个不满意的，就是伙食太不讲究。她曾向我弟弟谈过这样一段她婚后的回忆说：“乍一进这王府的门，和你阿玛第一次在一个桌上吃饭时，就差一点使我哭出声来，势派倒不小，有几个太监在伺候着开饭，都穿着袍褂（清时一种礼服），挽着白袖头，规规矩矩地奔走着，可是当端上菜来的时候，却使我吃了一惊。原来那些衣冠楚楚的太监，个个都是大烟鬼，满脸的烟灰气还不算，更把他们那藏满污垢的黑黄色手指甲，在菜汤中涮来洗去。据说这些菜还是从饭馆子叫来的呢。你阿玛却是狼吞虎咽地在吃着，我真是一看到那种情形肚子就饱了……”所以我的母亲过了些日子便自己另立了一个精美的小厨房。我父亲对此当然是没有什么异议，可是我祖母（刘佳氏）则对于这样的儿媳，颇感到不满。到我母亲死的那一天，祖母便立时把那个小厨房明令解散，驱逐出府了。

还听太监们说，我父亲在当上摄政王时，曾把所得的亲王俸禄等装在一个大躺箱内，当时人们都把它叫作“十万箱”。不料这满满一箱的白银不多时候便被我母亲花光了。这次我父亲却生了气，从那时，他们二人便在家庭财政上分了家，不过是当我母亲把自己的钱花光的时候，仍是强硬要求我父亲额外救济的。

据我弟弟妹妹们的反映，他们从小时，都是不怕祖母和父亲，而独怕母亲，就连我虽然自从三岁就进了清宫，十一岁时才和她见了面，但在见了她的时候，也是有几分惧怕她。因为她和我祖母刘佳氏的作风确有不同之处。我祖母见到我时，总是喜欢得含着眼泪，住了几天临走的时候，照例总是洒泪而别。我的母亲却不然，总爱板着脸对我讲些官话大道理，后来甚至和光绪的妃（端康太妃）互相勾结，各使其心腹太监，通过当时北京步兵统领衙门内的右翼总兵袁德亮（袁是荣禄、袁世凯的旧部下，在中华民国时代，还叫我母亲为“八姑太太”呢），拿出不少的财宝金银，打算买通奉天系的一些要人，利用他们来做颠覆民国、再次复辟的迷梦。当然，这些钱财不是入到太监的腰包中，就是落到袁德亮的手里，可是我母亲却不可一世地非常得意，听说有一次我弟弟看到她那鬼鬼祟祟的情形，曾问她和太监在商量什么事。她说：“现在你还小呢，将来长大了，就能明白我在做着什么了！”

我的祖母刘佳氏和我的母亲都是非常迷信的，不过是我的祖母每逢八日（初八、十八、二十八）必吃斋，每日早晚必念《金刚神咒》《往生咒》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母亲则是既不吃斋也不念佛，只是在高兴的时候偶尔念几次而着重于求圣水和喝香灰之类。我父亲载沣则是自命为破除迷信者，也曾驱逐过给我祖母看病的巫婆，也曾面色苍白地把府中花园内的刺猬一脚踢落在小河之中。可是他逢年按节都从未缺过向天地祖宗十方神祇的烧香膜拜，并且还因为他的生日是阴历正月初五，有人把初五叫作“破五”，他就老大地不高兴。于是他就在正月初五的那一篇日历上，贴上红纸，上写“福寿”二字。当有人问为什么把寿写成那样长的腿时，他说：“长寿么！”

这些家庭中的日常烦琐例子，只是渺沧海之一粟而已。不过是，我那最初的生身环境，就是笼罩在那种空气之中的。

七、庚子事件

这也是在百年来近代史中人人皆知的重大国耻事件——帝国主义强盗联合起来镇压我国人民反帝正义斗争的严重罪行之一。我不想在这里再重复人人已熟知的那些事情。现在只就和宫闱秘密有关的几项事情，概述如下。

素来就以“宁赠友邦，勿予家奴”而臭名远扬的清朝反动统治政权中的代表人物——西太后，在那对外连战连败、不断割地赔款的颓势下，居然会有了勇气下诏要和一切外国宣战。

有人说，她是被农民起义的压力影响，才敢于这样做的。

也有人说，西太后等是由于迷信了“天兵天将”“刀枪不入”的邪说，才鼓起了无计划而且盲目的勇气来的。

还有人说，是由于深恨外国人的蛮横无礼已极，她才在忍无可忍之下，做出了泄愤之举的。

还有人这样说，是由于“大阿哥”的事，所以她才深恨那些外国人；因而又受了载漪等别有用心的鼓动，所以才做出这种儿戏般的对外一齐宣战的。

我觉得以上这几种说法，都有一部分的理由。不过是以上这几种说法，并不是能够各自孤立起来而存在的东西，而是有着相互关联和错综在一起的前因后果。我还是先从西太后和光绪的失和谈起。

慈禧自从幽囚了光绪，重又垂帘听政以后，虽然想要废黜光绪，而另立一个听自己摆布的皇帝，但又恐操之过急，致激出乱子来，于是便宣布了光绪因病不能办理国政而由太后再度垂帘。她一方面更下令征求全国名医到北京给光绪医治；另一方面则是看中了惇亲王奕誴（和奕䜣、奕譞是兄弟）的孙子——端郡王载漪（奕誴的长子载濂袭爵位后，因获罪革除了王爵，而使其弟载漪袭为端郡王）的儿子溥?，为了使他替代光绪，遂把他唤进宫中，号称“大阿哥”，而使之伺机去当预备皇帝。

再谈一谈偏偏要立溥?为大阿哥（即变相的皇太子）的缘故。

大阿哥——溥?是道光的曾孙，端郡王载漪的儿子。载漪是钻了慈禧不信任汉族官吏的空子，他也逐渐担任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又因为他的福晋也渐渐得到了慈禧的一些欢心，所以他们的儿子溥?，也时常被叫到宫里去。载漪看到了这个好机会，便与崇绮、启秀和徐桐勾结起来，打算迎合慈禧仇恨光绪的心情，秘密商定了一个废立的阴谋计划，想使自己的儿子代替光绪去当皇帝。

这里所说的这个崇绮，想大家都还记得，他就是曾在本章第三项中所说过的“饿死殉夫美谈”中的可怜人物——同治皇后的父亲。自从他的女儿被慈禧给活活饿死之后，他由于受了自己女儿的连累，丢官在家闲居了好几年，结果还是痛惜自己女儿的心，敌不住馋人的官瘾，于是就想怎样才能够向那害死了自己女儿的慈禧讨个好，弄个官儿来做。真是人以类聚。不久他就和想要在中央执政的启秀以及想要设法巩固自己既得权位的徐桐勾搭到一起。为了拉拢荣禄，先由启秀去做说客，碰了一鼻子灰；崇、徐二人亲自去拜访，又被荣禄饷以闭门羹。但他仍不死心，终于在启秀的献策之下，由崇、徐二人直接向慈禧上了废立的条陈。果然这个意见，正合了慈禧的心意，于是她就把王公大臣召入宫中计议，慈禧更开门见山地宣布了自己废立的决心。但由于军机大臣大学士孙家鼐的反对，这场会议遂暂时无结果而散。荣禄遂乘机进言说：“废立大事，须要慎重。特别是光绪的罪状不明，恐怕外国出来干涉，反为不美。”慈禧听了也为了难。于是荣禄便顺水推舟地说：“现在光绪皇帝年纪已相当不小，还没有儿子，不如先立溥?为大阿哥，以继承穆宗（同治）之后，将来慢慢再使他去登大宝也不为晚。”慈禧想了半天，也只得同意了他的意见。她就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召集了王公大臣，发表了要立溥?为大阿哥，以继承同治之后的意见，并假惺惺地问光绪对此事意见如何。光绪能有什么话可说，只是唯唯称是地表示赞同。于是，就在第二天早晨，她以光绪的口气，下了一道命令，正式使载漪之子溥?当上了大阿哥。

在那内政外交样样都得先看外国人脸色行事的濒死的清王朝，像那废立皇帝的重大事情，更非要好好看一看外国列强的脸色不行的了。为了使大阿哥的地位，在国际上得到承认，便以庆祝立大阿哥为名，邀请当时各国驻京使节前来参加。不料各国使节，都拒绝出席。这一来，光绪是暂时不会从皇帝宝座上被人推下来的了，可是却在慈禧的心中，深深种下了恨外国人的种子。

当然我不能武断地说，西太后在这以前不恨外国人。不过是，要从封建统治者的卑鄙自私心理来分析，像是对于鸦片战争以来的每战必败，每败必割地乞和，甚至被撵出了皇宫，火烧圆明园等的屈辱历史回忆，封建统治者也并不见得丝毫无动于衷，只不过是对于那些人民遭受涂炭、失去领土主权等的事，在反动统治者说来，恰好像是剪去了他们的头发和指甲一般，只是有被剪去些什么似的感觉，是感觉不到什么疼痛的。可是这次却不然了。立了大阿哥，人民并未遭到什么大屠杀，国家领土也未遭受到什么损失，可是在西太后说来，则不是像剪头发和剪指甲那样，而是感到了切肤之痛和不可遏止的愤怒。因为这和她的切身利益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她对于这次外国人的不来参加庆祝会，便认为是最大的无礼，最大的敌意。又加上载漪等别有用心，更多方蛊诱慈禧，并收买和利用了义和团农民起义中的不稳分子，致把“兴中灭洋”的人民伟大口号，变成为“扶清灭洋”的灰色东西。更由于流氓地痞的乘机混入，于是就把生根于广大农民之中的义愤和力量，移植到少数腐败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泥沼里去。因而把广大人民爱国、御侮的正义烽火，给彻底地变了质。这就是在庚子事件中，我听说的一些重要内容和内幕。

八、逃亡西安和珍妃的死

据说在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兵力，总共才有几万人，可是腐朽透顶的当时统治者的力量真是不堪一碰，战争开始仅仅才一个月的时间，便失去了大沽，丢了天津，一直让敌人长驱直入迫近到北京城下。在一个月以前，还以光绪的名义，大喊大叫要“慷慨以誓师徒……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西太后，这时只能在三十六策中选出了走为上策的法宝，悄悄地换上普通妇女装束，丢下了文武百官，带上了光绪、大阿哥等，分乘了三辆普通的骡车，慌忙逃命而已。可是她就在这百忙之中，还没有忘掉贬到冷宫的珍妃，她传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进宁寿宫后面的井中给活活淹死。

又有一种说法，就是当慈禧临亡命时就令太监崔玉贵从“三所”（即所谓冷宫）把珍妃带到面前，对她说：“我本来打算带你一起走，因为沿途盗匪横行，你年纪又轻，恐怕会遇到什么意外的事情，那倒有损宫闱的名誉。你还是现在自尽了吧！”珍妃听了，自知必死，也就顶撞道：“皇帝应该留在京里……”慈禧不等她把话说完便大声怒喝道：“你死在眼前还胡说什么！”于是便喝令姓崔的太监把珍妃推进宁寿宫后面的井里。光绪看到了这种情形，不能眼看着自己心爱的珍妃就这样被人给害死，于是就硬着头皮连忙跪在地上替她求情，慈禧冷笑说：“你起来！现在不是你替她讨情的时候，叫她去死吧！也好惩戒惩戒那些不孝的孩子，还可以叫那些‘鸱枭’看看自己的羽毛还没有长得丰满就来啄他娘的眼睛！”珍妃这时已被崔太监扯了出去，尚在泪眼晶莹地不住地回头来看光绪呢！不多时崔太监回报说：已把珍妃推入井中盖上井盖了。慈禧就像是得了胜利似的用眼睛望了望光绪，但她这种对于胜利的快感霎时便消逝了！因为无情的外国鬼子已经一步步地逼近了耳边。她只能逼着呆若木鸡的光绪快上骡车，并叫人把车帘放下，以免有人认出。自己也上了另一辆车子，密闭车帘，并使溥?跨坐在她的车辕上。另一辆车则是令光绪的皇后和珍妃的妹妹瑾妃乘坐。她更坚嘱李莲英道：“你不会骑马，但需尽力赶上，不得走失！”这时不敢从前面的宫门走，他们遂悄悄地溜出了神武门。只有一心想要自己儿子大阿哥去当皇帝的载漪和对于满汉种族界限有着十二字诀“汉人强，满人亡，汉人疲，满人肥”的军机大臣刚毅和鼠目寸光、汲汲保持自己禄位的顺天府府尹兼军机大臣赵舒翘骑马随行。当到了颐和园，稍事休息的时候，又有太监来报说：“洋鬼子追来了！”于是又如惊弓之鸟似的爬上骡车急急忙忙逃走。急行了六七十里，也找不到吃饭的地方，好容易到了贯市，才投宿到一个回民家里，当然不敢吐露真名实姓的了，只能说是下乡逃难的过路人，路经此处求多关照，等等。吃的是既冰冷又不干净的剩绿豆粥，夜间只有慈禧一人睡在土炕上，其余的一行人便都睡在地上。就是这样一直挨到怀来县，这时因为一些王公大臣已陆续赶到，护卫的喽啰也有了，才敢露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的大架子来。这时都再也不吃绿豆粥睡土炕了，慈禧住的是县太太的房间，光绪则是住上了县衙内的签押房，皇后等则占了少奶奶的屋子，也吃到了县内最上等的菜饭，并且当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王文韶赶到时，慈禧还把自己吃剩下的燕窝汤分赐给他们吃哩！尽管如此，她还向他们诉苦说：“你们在这三天所受的苦，大概也跟我们差不多，我们已经是狼狈不堪了！”

从怀来起身到太原又到西安的沿途，受罪的再也不是这行人了，而是沿途的老百姓。当然沿途的地方官由县直到巡抚总督，谁不拼命地来孝敬过路的太后和皇帝？吃的、住的、花的，虽然赶不上宫中生活万分之一，但是在沿途各个地方说来，已是一种沉重非常的负担了。反正是用不着地方官自己来掏腰包，强行摊派在广大的农民身上，谁又敢说个“不”字呢？我记得过去曾在一个私人笔记上，看到慈禧一行人在沿途以及到了西安以后的情形，似乎有这样一条，就是在逃亡期间，随行亲王每日的生活费，是每人五十两白银，其他王公大臣依次递减。姑且不论别的，逃难中的亲王生活尚且如此，那么，皇帝和太后的生活，更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这里我还想补叙一下珍妃被害的一种原因。我之所以要补叙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她也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被黑暗势力给夺去了青春生命的可怜牺牲者之一。从这里可以充分看出，在当时的宫廷中，曾是怎样暗无天日，是怎样带有血腥气息的。

珍妃和她的妹妹瑾妃，都是当时的侍郎长叙的女儿，姓他他拉氏。据说，光绪在选皇后的时候，本是看中了珍妃的。但在慈禧的压力下，他不能不同意选立副都统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慈禧的侄女为皇后，而以珍妃姊妹为嫔。既然叶赫那拉氏皇后是由赝造的人为爱情而来，在结婚后，光绪当然仍是要爱珍妃而疏远皇后的。但皇后是有她姑姑——慈禧做奥援的，当然也就会经常向慈禧去汇报她在爱情上竞赛不利的消息了，于是慈禧也自然就会恨上了珍妃。这时的珍妃，恰如被老虎给盯上了的孤身旅客一般，只要一有机会，老虎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在光绪亲政之后，有一天，这个妒恨的发火点爆发起来了。

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光绪既是宠爱着珍妃，光绪又亲了政，像是珍妃的家中哥哥志锐等，便也钻了这个空子，兴风作浪起来。例如，向他托人情纳贿赂的种种事情也就发生了。慈禧是不能放过这一点的，于是就在这种借口下，说珍妃和这些卖官鬻爵的事有关，更抬出“祖制”的大帽子来，狠狠扣在珍妃头上。就在这种得理不让人的前提下，慈禧摆出了最高家长——帝母太后的威风来，责打了珍妃几十大板，并把珍妃和她的妹妹都降号为嫔，又把珍妃贬入冷宫之内不让她和光绪有见面的机会。这固然也只是当时宫闱中的一段家庭风波，可是在那朕即国家的封建制度下，母子的失和，兄弟的不睦，都是会把这种风波的影响扩大到当时的政治上去的。光绪眼睁睁地看到自己心爱的珍妃，受到了这样的摧残和侮辱，可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道德束缚下，是无法向自己的母亲——慈禧去反抗的。不过，公然反抗既不能，心中的愤恨却是封建道德所限制不了的东西。光绪又怎能不恨这别有用心的老家长，又怎能不想摆脱慈禧的严格约束？所以我常想，像是在戊戌政变中的兵围颐和园的计划等，这固然是由于新旧两派的尖锐矛盾和冲突，谁又能说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家庭的关系在内。

再想慈禧在那所谓“八国联军”已经逼到眼前，在那手忙脚乱准备逃走的瞬间，还没有忘掉杀害珍妃的性命，可以说慈禧的心毒手辣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不过是，这种凶狠毒辣的形象，并不是慈禧个人所独有的，我认为古今中外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专制独裁者，差不多谁都有这一套本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见羊现凶手相，见凶手现羊相。”像是慈禧在她一生中的杀肃顺、害慈安、饿死儿媳、打死太监、溺死珍妃等的一连串狠毒行为，并不能掩盖她对于帝国主义的卑屈顺民行径。同时也反省到我自己的身上，我就是有着这样的两种不同人格的。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又何尝不是卑躬屈节地去逢迎谄媚；对于在自己势力下的软弱者，又何尝不是像吃人的魔王一般。总之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旧社会里的反动统治阶级，谁也逃脱不了鲁迅先生的锋利匕首的。

九、光绪的死

光绪自从四岁当上皇帝起，一直就在慈禧的抚养管教下成长起来，固然在慈安活着的时候，他还曾是两个母亲的儿子，但在擅于争强斗胜的慈禧势力下，他一向是受着慈禧的绝大影响的。慈安死了以后，更不用说，他就完全落在慈禧的掌握之中。他的生身父醇贤亲王和生身母叶赫那拉氏，尽管前者和慈禧有叔嫂之亲，后者更是有姊妹之谊，但在皇帝高于一切的祖制宗训的绝对压力下，在慈禧的防范备至的情况下，他根本尝不到家庭骨肉温暖的滋味。可以说，自从他入宫之日起，直到他结婚为止，他是从来没有懂得什么才叫家庭的爱情的。但我所说的结婚并不是指他和叶赫那拉氏皇后，因为他和皇后的结合，根本就不是出于他的本意，只是慈禧的压力，才把他们给生拼硬凑到一起，与其说是他结了婚，是得了一个佳偶，倒不如说是更添了一双慈禧监视他的眼睛。他所挚爱的是珍妃，在慈禧的阻力下，在皇后的妨碍下，他们的爱情生活，并没有享受怎样长久。自从他结婚起直到他被幽禁，一共不到十年之间，总算是有了一些在政治上的权力，因之也就有了生活上的自由和爱情上的自由。除了这一段所谓他的“黄金时代”，他一直到死，都完全陷于不能自由和有恨无处发泄、有理无处讲的情况之中。

我从前曾在照片中看过光绪在颐和园内被软禁的地方，在他住的正殿两旁都砌上短墙，以断绝来往的交通，只有正门可以出入。在殿中尚有他曾经坐过的黄缎褥垫，坐的地方已被他磨得开了花。并听人说过，不给他换新的，也是对他的一种惩罚之意。坐垫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了。在瀛台幽禁他的地方，则是四面环水的一个水榭，本来是个很好的游览地方，自从光绪被关在那里之后，便把通到池岸的桥梁拆去，它便形如孤岛了。每天早晨由太监给架上了一节浮桥，一到晚上便被拆去。总之，他一直到死时为止，完全成了一个徒有其名的皇帝。在他后半段宫廷生活中，可以说是没有丝毫人生乐趣。

在政治方面更是提不到话下了。对外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负日甚一日，除了赔款割地，谢罪道歉，简直成了他们的俎上肉。在国内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怒潮，已经由潜流暗脉逐渐变成为此起彼伏澎湃而来的怒涛。继太平天国之后，专门和清室腐朽势力相对抗的各种会门，也逐渐面目一新，纷纷集合到革命的势力之下，在各地不断燃烧起打倒满清的怒火。再加上维新派和守旧派的明争暗斗，官场的黑暗龌龊，满族的官员、士兵的腐化堕落，催促立宪的舆论呼吼，铁路风潮、矿山风潮的联翩而来……就像破屋更遭连夜雨一样，四面八方都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清廷的腐朽黑暗统治。到了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他那积忧成病的身子，便越发支持不住了。当这年慈禧寿辰的那天，他已因病不能率领王公大臣向西太后拜寿，只能在那天的早晨拖着重病的身躯，由太监扶掖着从瀛台上了轿，到了慈禧的面前，一嗽二喘地磕了头。据说慈禧看到了他那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样子，也居然动了一些怜悯之念，并对他做了从来未有的温言安慰，但慈禧也在寿日狂欢之后得了痢疾，到了第三天，慈禧和光绪便都不能坐在宝座上听政了。

嗣后光绪的病势越发沉重，慈禧就决意立我为嗣，驳斥了奕劻主张立溥?的意见，而把我接入宫中，并命我父亲载沣任监国摄政王。

然后她又命奕劻赴瀛台到光绪病榻前传达这件事，这时光绪已经瘦成皮包骨了，只睁着眼睛在喘气。在他病榻旁边只有一两个老太监服侍着他，连皇后和瑾妃也都不在身边。据说奕劻看到了这种情形，也不由得落下泪来。光绪看到他也热泪盈眶，有气无力地说：“你来得正好，我已叫皇后禀报太后，说我现已病到这个样子，恐怕不能长远侍候在太后的膝下，请太后赶紧给我过继一个儿子，我就是死了也可放心……”奕劻就把太后选我为嗣的事，婉婉转转地告诉了光绪，光绪听了沉默半晌之后，才吞吞吐吐地说：“找一个年岁大些的岂不更好吗？不过是，这是太后的意旨，谁敢违背呢？”奕劻把使载沣为监国摄政王的事也告诉了光绪，他这才像是放下了心似的点点头。

因为我父亲已经当了摄政王的关系，遂有了和他潦倒一生的胞兄做了一次临死前的见面的可能。这时光绪的胆子也壮了起来，遂把二十多年来的旧恨新仇，声泪俱下地倾泻出来，并说：“荣禄根本是太后的心腹人，我倒不怎样恨他，至于袁世凯他出卖了我，不杀他我死也不甘心。听说太后近日病势也很不轻，不过是我也病成这个样子，大概我是不能亲手来报此仇的了！你是我的亲弟弟，务必把袁世凯给我杀掉。”他拉着我父亲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地叫他千万不要饶了袁世凯，并上气不接下气地写了五个大字，秘密地塞到我父亲的手里说：“这就是我的遗言。”

不久我父亲去见光绪的事就由太监传到了慈禧的耳中，因为到了这个时候，这已不仅仅是慈禧和光绪二人之间的问题，而是成为“帝党”和“后党”的最后你死我活的问题，光绪如果早死一天，那便是万事大吉，还不至于有什么大事发生，但如果慈禧死在前头，而光绪尚未失去知觉，那么这出“大报仇”的历史剧，就会出现在当日的整个政界，就不只限于袁世凯一人了。像那一贯狐假虎威的李莲英，推珍妃入井的崔玉贵等，恐怕都会有人头落地之虞。在这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时候，慈禧听了这样的消息又怎能不起疑心呢？何况是惯于说小话的太监，便又添枝添叶地报告说，光绪前几天听说太后生病曾面有喜色，这怎能不使慈禧大动其怒。于是慈禧就恶狠狠地说：“好！我决不能死在他前头。”

这天下午光绪的病果然危笃了。关于他的死，也曾有两种传说：一说是慈禧使人给光绪送去一服药；一说是贴了袁世凯所呈献的膏药之后，就不能起床了。

不管光绪是服了慈禧的汤药，或者贴了袁世凯的膏药，反正是光绪死在慈禧的前一天，“大报仇”的戏是唱不成的了。

慈禧听说光绪病已垂危，仍不敢放心，便支撑着年老病重之躯，亲到瀛台去问病，这时光绪早已昏迷不醒，慈禧便命人在他未断气之前，把寿衣礼服给他穿上。正穿之间，光绪醒了过来，便用手来拦拒，不肯听任摆布。直到该日下午五点钟，他就抱着未报之仇，含冤茹恨地闭上双眼死去。这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的事情，慈禧亲眼看到光绪死去之后，才匆匆地回到自己的宫里去。

至于我的父亲载沣在受了光绪的遗命之后怎样处理袁世凯的问题，据说是在第二天慈禧也死去之后，才召开了一个各亲王等出席的秘密会议。他在席上把光绪亲手交给他的遗嘱取出，乃是朱笔歪歪斜斜写出的“袁世凯处死”五个字。庆亲王奕劻看见了这一遗嘱大吃一惊。但他在这种弟弟要给哥哥报仇的场面下，又不敢公然提出反对的意见，他为起难来了。不过他本是一个在当时腐败透顶的宫海浪潮中饱受过洗炼的人，他是由一个远支的普通贝子，竟自混到世袭罔替庆亲王地位的仕途老手。在慈禧当政时，他就一贯以对上阿谀逢迎，对下不负责任，卖官鬻爵贪赃受贿闻名，因此，不仅得到了慈禧的宠爱，也得到了权臣荣禄等的欢心。像是拼着命硬往上爬的袁世凯之辈，更都是早就用金银珠宝把他喂得肥肥的了。所以，他略事沉吟之后，便想出了怎样对待既年轻又怯懦的监国摄政王的计策来。他看了看这张由二十年来血泪所贯注的光绪遗嘱之后，便假惺惺地说：“王爷明鉴，这件事恐怕得慎重考虑考虑……”我父亲抢着说：“先帝自从戊戌政变以来长期被幽禁在瀛台，所有一切忧伤困苦的情形，叔叔总应该知道。现在先帝含恨而崩，不杀袁世凯，恐怕先帝九天之灵，也断难瞑目！”说着不觉热泪盈眶。但是这个老奸巨猾的庆王叔父是不会被他侄子的这几句话给吓退了的。他装作“老成谋国”的样子，沉痛地说：“王爷说得对，我也是这样想，不过是，现在两宫新丧，王爷摄政时日尚浅，畿辅兵权，又都操在袁世凯一人手中，如果操之过急，激出兵变等事，那又怎能对得住先帝在天之灵？”果然这几句话，真是把这位监国摄政王给吓回去了。他见我父亲默不作声，便打开了一个下台的缺口说：“我听说袁世凯正患足疾，不如先给他几天假，打发他回到原籍，再徐为后图吧。”被他给玩弄在股掌之上的摄政王，当然只有勉强点头而已。于是，袁世凯也就得到了这个风声，立即以“足疾”为理由呈请辞去一切职务，匆匆收拾财物，携带家属跑回彰德府安阳县养病去了。我弟弟曾说，看到他在安阳所照的身披蓑衣、手执钓竿的渔装照片，这并不是他“遁世渔樵，无心问世”的一种表现，而是他“欲擒先纵”的一种欺人伪装。

这就是光绪之死的一个尾声，也是我父亲载沣所谓替兄报仇的一段经过。

还有一段有关光绪生平遗事的小消息。

在我小时，曾在北京戏剧界享有盛名的余玉琴——艺名余庄儿——他对光绪是无条件地爱慕，就是到了民国以后，他不论是在什么地方或是在什么人面前，只要听人说出了光绪或德宗两个字，他立时就会放声痛哭，这是屡试不爽、千真万确的事。虽然在当时也没有人向他问过和光绪的过去关系，但也有人揣测说：“在戊戌政变时，他大约曾以内廷供奉的资格，在光绪和康有为之间，传递过什么消息。”也有人说他曾得到光绪的特别赏识，可惜在当时没人向他打听过他要哭的原因。我觉得如果能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话，定可以有一些有关宫闱秘史的材料，可以补历史传说之不足的。

十、西太后死后的隆裕太后

据说西太后在光绪死后，关于使我继承谁的问题，也曾费了一番唇舌，按照慈禧的本意，是只使我继承同治之后，但在奕劻的婉言说服下，慈禧才勉强地同意了过继同治兼祧光绪的意见。

在第二天慈禧吃午饭时，据说她曾昏倒在椅子之上，后来自知病将不起，便令军机大臣草拟遗旨，看了之后，向王公大臣说：“我的几次垂帘听政，是因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如此。今后对于妇女干预国政和太监擅权应该严加限制，和妥为防范……”说到这里便说不出话来，不久便死去了。这就是隆裕没有垂帘而由我父亲当了摄政王的缘故。

西太后死了以后，隆裕太后虽然没有垂帘听政，但在重要政务上，仍是有听报告和裁夺之权。不过是她并没有慈禧那样的野心，而是专门在自己的享受上想要去模仿慈禧的奢华生活而已。自一九〇九年改元为宣统元年以来，她也想给自己修建一个宫廷中的消遣地方，于是就在“御花园”左侧的“延禧宫”里，召集技术工人，兴造一个水殿。原来的计划是在水殿的周围，挖成一个富有艺术性的池子，再把玉泉山的水引入宫中，要使荡漾清液萦绕着半西式的水殿，窗棂门户，都拟用透明的厚玻璃装嵌，这样便可以在水殿中来欣赏那藻荇横斜游鱼上下的龙宫生活。隆裕也曾自己写了一块“灵治轩”的匾额。虽然预定的享受计划是如此，但是由于辛亥革命的发生，跟着清朝的统治就垮了台，所以这座水晶宫式的殿堂，也不得不在修建的半途中停了工，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我退出紫禁城为止，这座豪华的宫殿半成品，还是在枯池无水、墙柱骨立、铁户生满红锈的残破状态中矗立在废墟般的院子里。

还有在该年的中元节，慈禧的灵柩还没有运往东陵安葬时，隆裕为了追悼她的姑母兼婆母慈禧，便在清朝封建统治总崩溃的前夕，在北京做出了一场使人震惊的阔法事来。

她命人特别定制了一只大法船，都是用顶好的绫罗绸缎糊扎而成，长约十八丈，宽有两丈，在船上像是金瓦银柱碧檐丹户的亭台楼阁，以及殿阙池囿等，无不齐备。真可以说是实现了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过去对于秦代阿房宫的幻想。并且殿宇中的陈设家具等，也都是应有尽有，样样逼真，还扎有数十个辑手篙工和侍从等，也都高矮和真人一般，衣帽鞋裤等项都是实际活人穿的真东西，在上边还扎有一个美丽的宝座，两旁有扎成的太监和宫女多人侍立着，仪杖器皿，一概俱全，在宝座下面，还扎有身穿金银彩绣官帽礼服的官吏，跪在地上，犹如平日面见文武大臣的情形一样。当中更悬有一个用上好黄色缎子制成的大船帆，在上面写有“普度中元”四个大字，在船外还围绕不计其数的红白莲花，每朵花上都燃有巨大的蜡烛。那灯光灿烂、锣鼓齐鸣、僧道唪经、百官跪拜的大排场，直使当时的北京市民大吃一惊，都扶老携幼地聚到这里看热闹。监国摄政王用我的名义恭敬庄严地举行了大祭之后，更用无数的人民把这只大而无用的大法船运到东华门外，把这个白白耗费了数十万两白银而制成的大“纸活”霎时间用火化为灰烬。

在过了两个月之后，慈禧大出殡的前三天，又烧了不计其数的松亭、松轿、纸人、纸马、楼库、器皿之类，到了出殡的那一天更是铺张浪费得到了发疯的程度。有一眼望不到边的金瓜钺釜朝天镫之类仪仗行列，有一队一队的鹰狗骆驼行列，有成排成排的假作哭泣的举哀专员，有五彩缤纷的旌旗幡旆，有和尚道士喇嘛的钟鼓齐鸣……一队队的行列都在慈禧灵柩前面一步步走着，更由摄政王载沣骑马前导，隆裕带着我和妃嫔等都坐着车跟在柩后送葬。道路的两旁有无数的官员和军警随行护卫，一直由北京向东陵进发，只东陵埋葬慈禧的一个坑穴就花掉了八百万两的国库白银。此外，这次由出殡到安葬的花费据说曾把粒粒皆辛苦的人民血汗结晶白白靡费掉一百二十五万两白银以上。

光绪的殡葬比慈禧早约半年，据说：尚是竭力从俭，但还花费了四十五万两之多。

就是从这样的事例中，也可以看得到封建统治者的一生是多么残酷剥削压榨人民来供自己无度挥霍。每天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哪一样不是全国人民的一滴汗一滴血换来的东西，真是一顿饭就抵农民一家几口人吃几年也吃不了的糊口之粮，一件衣服就能抵劳动人民多少家人的穿用几辈子。此外盖宫殿，修园囿，赡养不计其数的后、妃、嫔、嫱、宫女、太监，以及皇族大臣，并养兵、筹饷等的莫大费用更是无法估计的了。不仅如此，就是到了他们临死的前后，还得征求全国的名医，募聚全国的珍药，豪奢惊人的祭奠，铺张得吓人的殡葬，等等，哪一样不消耗人民大量的膏血！足见这种剥削寄生的生活，简直是在喝人民的血，吃人民的肉，甚至连骨髓也都要把它敲出来吸干。这种杀人魔王般的君主专制制度，如果不早日推翻它，广大人民还能有什么活路可走！可是我在过去却认为“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乃是治人者应该独享的福气，认为这就是天经地义，现在想起来，不但悔恨过去，也感到惊讶，为什么我在过去竟会有这样严重反动的思想意识？现在才认识到这就是因为所站的立场不同，所以，对于事物的看法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慈禧的大出丧中，可以说这完全是清朝封建反动统治的一种临终前的“回光返照”现象，这种回光返照式的荣华残梦，此后并未继续多久，到了第二年的一九一〇年，当我父亲不得不把自己哥哥的仇人袁世凯卑词厚礼地请回来主持残局大政的时候，隆裕也就不能不为无有军饷而需要拿出内帑（宫内存款）来而痛哭流涕了。接着在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她为了清室退位的问题在召集王公大臣的御前会议上又哭了一次。最后一次则是在宣布退位诏书上盖章时，她又大哭了一场。她在慈禧死后，所做出的政治上的表现，概略就是如此。到了一九一三年春天，她就死在北京的宫中了。

十一、隆裕和四太妃的关系

因为慈禧的遗命，我继承了同治兼祧了光绪，所以，在我当上了末代皇帝之后，光绪的皇后，自然被推为隆裕皇太后了。所以，自从慈禧死后，她便是我在名义上的唯一母亲。此外固然还有同治的瑜妃（后称敬懿皇太妃），珣妃（后称庄和皇太妃），瑨妃（后称荣惠皇太妃）和光绪的瑾妃（后称端康皇太妃），但在隆裕太后在宫中“说了算”的时代，她们四个人是根本说不上和我的母子关系的。

在封建制度下，特别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大本营——清宫中，对于“嫡庶”之分是异常严格的。例如，当隆裕有时和我一同吃饭时，隆裕和我都高高坐在椅子上吃，而瑾妃只能在“同桌”（即陪食之义，在当时宫中叫作同桌）的名义下，站在地下吃饭。

还听说那三位同治的妃，因为我有继承同治的身份，为要和隆裕平分春色地争着当我的母亲，曾和隆裕闹翻了脸，当然闹翻的结果是“庶”字敌不过“嫡”字。况且，隆裕是握有太后大权的，所以这三位“庶”字的妃，便被软禁在西六宫即所谓冷宫里。直到一九一三年隆裕死后，这三位才由西六宫出来。据说瑜妃曾指着隆裕的尸身说：“你也有了今日！”于是，瑜妃等三位便和光绪的瑾妃联合起来，把当时的宗室王公召集到小朝廷内，逼问他们：“今后将给予我们以怎样的地位？”所以，便从那天起，我才开始向并着坐在一起的四位磕了头，一视同仁地称她们为“皇额娘”。

从此，我才算完成过继同治兼祧光绪的家庭使命。

十二、李莲英与小德张

过去在北京，只要一提到清代太监的事情，差不多的人便都会联想到慈禧时代的李莲英和隆裕时期的小德张。他们二人，都是曾在清宫中利用太后对他们的宠信，干了不少贪赃受贿，甚至左右政局的事情。从这里也可以充分看到当时的政治已经腐朽到了怎样的地步，封建统治者的堕落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那么，按照次序先从李莲英说起。

先说李莲英的作恶才能和向上爬的本领。

李莲英绰号“皮硝李”，据说他在入宫以前，曾贩卖过皮硝，在安德海活着的时候，他在慈禧眼中，也还只是一个二路角色，自从安德海被杀之后，他才一步登天地露出了头角。

据说安德海被杀时，慈禧还不知道，直到山东巡抚丁宝桢把办理此案的经过报告到京时，李莲英才知道这件事，遂连忙把此事报告于慈禧，慈禧听了还是半信半疑，认为这或许是一种谣言。后来听李莲英说“听说慈安太后已经下了好几道密旨，大概不能是谣言”时，她才命他到外边打听明白，快来回报。李莲英奉命后，立即跑到恭亲王奕䜣处去探问，奕䜣无法，只得把经过情形，从头到尾都告诉了他。他遂趁这个机会对奕䜣说：“太后的脾气王爷您是知道的，如果我一五一十地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太后恐怕不会答应的！”奕䜣仍是一本正经地打着官腔说：“遵照祖制怎能不这样办呢……”李莲英别有用心地打断奕䜣的话，微笑道：“您提起祖制来，奴才还敢说什么？可是两位太后的垂帘，这也不是祖制呀！怎么王爷您又赞成了呢？”这一番话把奕䜣堵得闭口无言。于是李莲英就装腔作势地告辞要走，这时，恭亲王却沉不住气了，便拿出另一副面孔来，向他说出了真心话，并托他设法在慈禧处给他转圜。这时李莲英才正式献策道：“大公主（奕䜣的女儿、慈禧的义女）在宫里，太后很喜爱她，可以请大公主从中调停。”说到这里把话顿了一下，又看一看奕䜣的脸上的颜色，然后又继续说：“……如果这样也办不好的时候，奴才可以替王爷尽一些力量！”奕䜣听了不由得高兴地说：“那么，全仗着……”李莲英不等这句话说完便狡猾地笑了一下抢着说：“奴才将来仰仗王爷照应的地方多着哩！这一点点的事，王爷请放心吧。”于是，奕䜣就把慈安的密谕底稿交了出来，李莲英就喜形于色地告辞而去。

慈禧看了这张底稿之后，果然大怒起来，便要到慈安处去质问。李莲英便胸有成竹地说：“这件事也不是慈安太后自己一个人的主张。”于是把奕䜣与此的关系说了出来，这就是为了使慈禧省悟到自己的理亏，而不至于意气用事去找慈安自讨没趣。慈禧是很乖巧的，便在他这一暗示下，把找慈安的勇气消去了一半，但仍是怒气冲冲地坐在椅子上闷不作声。李莲英便过去用手轻轻地给慈禧捶着背，良久才在慈禧的怒气稍微平息下去之后，慢慢地说：“安德海总管实在也过于在外招摇，听说他一走出都门，便扬言说奉了太后的密旨，而使沿途的督、抚、州、县捐献相当的巨款，所以才会闹出这样的事来的……”慈禧听了也不由得说出：“竟有这样的事情，不过东太后也不应该瞒着我这样做呀！”正在这个时候，奕䜣的女儿荣寿公主来求见。慈禧就余怒未息地向她大声说：“你阿玛做的好事！”公主听了装作不懂的样子呆站着，这时李莲英就赶紧从旁插嘴说：“就是为了安总管的事情……”公主这才连忙跪在地上叩头，就把自己因为经常住在宫里，素日不知道外边的事情做辩解，更说因听到了此事曾大吃一惊，赶紧回家向她父亲去打听的事情说了一遍，又把听到的安德海在外招摇情形也做了汇报，跟着又把丁巡抚密奏到京，和她父亲奕䜣因慈禧正在看戏未敢贸然惊动，以及如何奏明慈安，如何遵照祖制做了处理的经过，做了详细的叙述。慈禧听了叱道：“你总是回护着你的阿玛！”李莲英见太后怒气已渐渐平复，便插诨似的说：“您快给您‘皇爸爸’谢恩吧！只要您一出来，什么事都能过得去。”于是就在大公主的叩头赔礼之后，这场应有的风波，便算是不了自了。足见李莲英之所以能够代替安德海一直得到了慈禧的宠信，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看他所弄的这些花样，也就可以知道他在当时的宫中，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再说颐和园和李莲英的关系。

我们谁都知道，在北京西郊的那个颐和园是慈禧把当时兴办海军经费中的三千万两银子，用偷天换日手段挪来修建的，可是给这一罪恶行为实际牵线的人，却是李莲英。我们对于这件事，固然忘不了慈禧，但也不能忘掉李鸿章，尤其不能忘掉这个李莲英。

先从要兴办海军的由来说起。

在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役时，清朝的南洋海军，在马江之战中吃了大亏，致使闽海舰队剩下的舰艇寥寥无几。因此，清朝的反动统治者，迫于国内的舆论，便也高唱起“锐意兴办海军”的高调来，于是就在北京设置了海军衙门，委奕譞为总办，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善庆和曾纪泽为帮办。凡事都必须由这五个大臣共同协商办理。

奕譞和奕劻以及善庆，本来对于海军的事情，都是一窍不通，为什么偏要把他们摆在那里呢？那就是因为一个是醇亲王，一个是庆亲王，一个是满族官员，这样在海军中，不就是形成了满三汉二的优势地位了嘛！不过是这只是表面上一种形象，说实话，曾纪泽呢，充其量也不过是由于他父亲曾国藩，并且他本人又曾和西洋人做过一些接触，他也曾倡导过兴建海军的议论，所以，他也就占据了海军创造者首脑中的一个席位。实际上能够办些事的，在当时只有李鸿章一个人。

办事是办事，经费是经费。李鸿章对于筹措经费这件事，也确实感到了头痛。因为每当他向清朝中央政府方面去请求款项时，总是被慈禧予以批驳的多，加以允许的少。

不过李鸿章在当时的政界中，乃是一个出名的老奸巨猾人物。他觉得慈禧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刁难手段，其中必有文章，于是他就打定主意，设法求见慈禧一面。

当然，在君臣各打官话的谒见时，是探听不到什么内情的，他就借着这次到京的机会，在暗中寻找着开窍门的钥匙。结果是从李莲英处得来消息说：“太后近年来打算过一过安静悠闲的生活，想修建一个园子。但没有款项可筹，因此总是闷闷不乐。”在李莲英的这种有意说出和李鸿章的有心听取这一机缘凑合下，李鸿章只稍稍沉吟了片刻，悟得了话中的含意之后，便若有所得地连忙走到李莲英的耳旁，小声嘀咕了几句话。只见李莲英一面听着，一面不住地点着头。于是，李鸿章就高高兴兴地回到他的任地天津去了。

从此以后，李鸿章每当再向朝廷请求款项时，便再也不受批驳而是一请就准的了。

原来李鸿章的“附耳妙计”就是为了迎合慈禧的享受主义意旨，提议以筹款兴办海军为名，责成各省的地方官每年须向中央筹拨定款，好使慈禧从其中提出一半来，充作修建颐和园之用。这就是颐和园和李鸿章特别是和李莲英的关系。

再说李莲英在当时政界中的潜势力。

在北洋的海军已经兴办了一两年之后，慈禧和李鸿章的互相拉拢利用，把全国各地筹拨过来的人民血汗，平白地耗费了不少。尽管是在封建统治者为所欲为的黑暗时代里，但也得做出一些表面成绩来，才能掩盖一下全国人民的耳目。于是就在胡乱购买了几只军舰，形式上训练了几千名海军之后，便大吹大擂地宣布成立了新式海军，这时，慈禧便也煞有介事地特派醇亲王奕譞为阅操大臣，到天津来阅操。李鸿章听了便选派能干的官员给奕譞筹备行辕，并坚嘱务要准备得尽善尽美才行。不料这时，由宫中又来了一封密函，李鸿章看了，便又使准备行辕的人在行辕之内，再特别布置一个房间，并吩咐承办的官员，这个房间的局势，虽然要比奕譞住的地方稍降一等，但须力求其格外精致、清雅才行。并再三叮嘱务须妥善布置，不得稍有遗漏。承办委员们虽然是唯唯连声地不敢多问，却都狐疑了起来。在这个房间内，究竟是谁要来住呢？在行辕内外的布置都做得妥妥帖帖之后，李鸿章还不放心，在贵宾到来以前，更亲赴行辕查看了一遍。对于奕譞所要住的正房大厅，倒也不过是大略看了一遍，就算查看完毕。对于那个略降一等的厢房，却是非常仔细地做了周密的检查并且还挑出不少的毛病来。例如，这样的设备未免太粗枝大叶，那样的铺陈未免过于简陋，等等。委员们越发暗中惊讶起来，这间厢房到底是谁来住呢？为谁准备的呢？比醇亲王住的地方还显得重要，可是为什么却又不住正房呢？大家所抱的这个闷葫芦直到阅操的钦差大臣到来以后，才被完全揭破。

当李鸿章去迎接醇亲王奕譞时，彼此做了寒暄之后，便立即向奕譞的一个随员，满脸堆笑地去打招呼并恭敬谦和地连声称他作总管。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厢房里的这位贵宾就是在当时赫赫有名的太监李莲英。

到了行辕之后，李鸿章便照例同奕譞周旋了几句话，便又陪同着李莲英到了这间曾经是个谜的华丽厢房。李鸿章还口口声声地说：“多多屈尊请总管多加原谅。”可是李莲英却只是随随便便地看了一下，淡淡地说出了“费心”两个字而已。

这次装饰门面的大阅操不打紧，却又把层层剥削下来的海军经费，又给白白地靡费了一大笔，反正是由李鸿章随意一报销就算完事。再多花些也不过是慷他人之慨，还有谁能来过问呢？

自从这次阅操回来之后，李莲英在官场中的幕后势力和威风更是上涨了不知有多少倍，致使在宫中服务的人，都暗中呼他为“九千岁”，于是就有一个叫朱一新的御史上了一本奏折，文章有“李监随醇亲王阅兵，恐蹈唐朝监军覆辙”等语，不料慈禧看了后，却勃然震怒，立命把这个御史降了级。从此以后，更没有一个人敢非难李莲英的了。一般蝇营狗苟、钻营拍捧成性的官迷们，便都纷纷麇集在李莲英的门前，致使李莲英的臭名声一天大似一天。

李莲英贪赃受贿的一例：

听说过去有个姓王的大官僚，在袁世凯失败以后，曾在天津旧日本租界过长期的寓公生活，他常自豪地说平生曾做过一次很露脸的事，他说：“我曾奉了袁项城之命，秘密地把白银二十万两送到李莲英处，他见了这份厚礼，便佯作吃惊道：‘这如何使得，袁宫保不是要我的脑袋吗？’我听了这样的话便为了难，但情急智生地对他道：‘我们的袁大人倚仗您大力维持的地方多着哩，这不过是一点点孝敬之意，您要不赏脸收下，我可怎样回去交差呢？并且这件事，只有您和我们袁大人知道，这点小小的来往，又有什么关系呢？您收下这份礼物，不但是我们袁大人高兴，就是我这个做小差事的，也是感激您的盛情。您收下，就如同救了我一样啊！’李听了，想了一会儿，才放心地收下了。我回去把此次交涉的经过报告了袁项城，他曾拍着我的肩头高兴道：‘老弟，你真有随机应变之才。像这样的事情，如果今天换了别人，非把这事搞糟不可！’我之所以得到袁项城的赏识，就是由于我的口才啊！”

李莲英的残忍性格之一例：

在德龄所著的《清宫二年记》中曾对李莲英的残忍成性和助纣为虐的行为做了概略如下的一段记载。

西太后是很珍惜自己的头发的，每天有一个专门的太监给她梳头发，和盘挽旗装的头髻。有一天这个太监因病请了假，临时换了一个太监来代替他，他知道慈禧最怕自己的头发脱落，今天担任起这一艰巨的差事，未免觉得心慌，但又不能辞，只得硬着头皮干，不料越是心慌，手脚就越发忙乱起来。于是，在他的木梳上，果然落下了一根很长的头发，再加上他又没有那个专门给慈禧梳头的太监的本领，不能把梳落的头发悄悄地藏了起来，因此，他就越发心慌手乱了。按理说，偶尔落了几根头发，慈禧是不会感觉到的，可是在镜中却看见了他的张皇失措的样子，于是便问道：“把头发梳掉了吧？”这一问不要紧，吓得他跪在地上直发抖。慈禧看到他这种样子就越发生起气来，厉声道：“把这根头发照旧给我长到头上去！”他越发害了怕，哭起来了。慈禧便命人把他带到下面，重责了几十大板。事后李莲英来了，慈禧便把适才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他听了狠狠地说：“一顿板子把他打死就得了，那样的人，留着也没有用处。”德龄对此事曾批评李莲英是个阴险狠毒的人，处处逢迎着慈禧的意旨，除了对自己以外，对谁都没有好心。

现在我再介绍一下小德张的事情。

小德张，也有人叫他小张德，我记得他的大名叫作张兰德，在隆裕处为大总管，在清宫中虽然没有李莲英擅权专势期间那样暴戾，但在慈禧死去后直到隆裕死时为止的三年之间，对于当时政界的影响，有的地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小德张和袁世凯的勾结。

从戊戌政变以后，一直到慈禧死，袁世凯一直是在李莲英身上苦下功夫的，而从一九一一年袁世凯二次出山大显身手之后，所抓住的对象则是小德张。利用他在隆裕面前的地位，使他充作给袁暗中效力的内应。

至于袁世凯在这种历史重大改变中，给奕劻和小德张等馈赠了多少贿赂，固然局外人无从得知，但从庆王府的富名满全国和小德张的房产遍京津来看，充分可以想象得到，袁世凯是充分地把他们给喂饱了。据说袁还欺骗奕劻说，将要立他的儿子载振为皇帝，因此颇得到奕劻在政治上的大卖力气维持他。

暂且抛开奕劻，光就小德张来说。自从辛亥革命以后，他便在北京永康胡同明目张胆地新建了一所穷奢极侈的大宅第，房屋之多，院宇之大，轮奂铺设之华美讲究，真是令人吃惊的。在他的这所宅第中，还修了一座专门模仿故宫御花园里养性斋的楼房，论起考究程度来，真是比清朝时代的各王公府邸还要高多少倍。

不仅在北京如此，就是在天津的旧英国租界内，他也曾盖有高大的西式楼房，这种阔气真是就连当年的李莲英，也万万赶不上他几分之几的。

原因就是袁世凯钻了清朝反动统治的空子，小德张也钻了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彻底的空子，所以他们才能够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转折过程中，一个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一个则是得到了袁世凯的巨额运动费，成为一个清朝历史中最有名的阔太监。

小德张的威风。

我乍一进宫当了皇帝，每到隆裕太后处问安的时候，如果碰到了他，还须照例先向他搭话，称呼他一声“张俺达”。当时连我对他尚须这样，那么其他的人对于他，又该是怎样恭维？听说他每天吃饭的时候，顿顿饭都有几十种的菜肴摆在桌上，并且他任凭自己的喜怒随意责打太监等。

在宫中他这样作威作福，还不能算是稀奇，奇怪的就是当辛亥革命成功隆裕死了之后，他还能在天津的外国租界内，以一个寓公的身份，做出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杀人惨案呢！

据我的岳父荣源说：有一天曾有一个阔家妇女跑到旧英国租界地的巡捕局哭求救命，她说她就是前清太监小德张的姨太太，并说他家中规矩奇严，童仆婢女经常要遭受他的笞杖，这次却认为她有玷家声，非要处死她不可，所以才拼命逃出来请求保护等语。尽管她九死一生地逃了出来，尽管她号啕痛哭地呼请救命，可是在那钱能通神的万恶旧社会中，她最终又被送回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虎口，果然不几天，她就被小德张给大卸八块，尸首装入大皮包中，悄悄地被拿到市郊之外，掩埋起来完事。

从这里可以看出小德张的淫威，绝没有因为清朝封建统治势力一倒便被消灭掉，而是更在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重又生下根发了芽，改弦更张地另以一副金钱万能的面貌，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中。他仗着金钱的魔力能使一些可怜的妇女来做太监的妻和妾；能使一些中华民国的公民，在他的颐指气使下，受着他的奴役，受着他的竹板皮鞭；能使已经逃出他毒手的人，重回到他的手里来，任凭他的摆布；能随意把人害死，分尸灭迹而不怕案情暴露……这是当时的社会就能容许他这样地干下去，连一个为惨遭祸害的牺牲者表示同情，或是打抱不平的人，也找不到，这说明了什么？这既可以说明封建残余势力的可恨可憎；同时也可以说明殖民统治者的唯利是图，丝毫没有一点人性的地方。因此，还可以说明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的一鼻孔出气的共同反动本质。此外，还可以说明帝国主义强盗怎样把抢夺去的租界特权，除了利用它当作策划侵略阴谋的策源地，还利用它来作为包庇危害我们国家的失败军阀、亡命政客和无处容身的匪徒特务之类的“逋逃薮”，好把这些人民的敌人保存下来，准备留作有朝一日充当汉奸走狗之用。至于一般人民，即使他们有天大的冤枉灾祸，这些租界当局是不会为他们表现出一点点同情之念的，是绝对不会为这些可怜的人去得罪他们所豢养的走狗的。

由这里更不由得回想到自己曾经身为帝国主义“药笼中物”时代的种种情形。言念及此，真是觉得悔恨得无地自容和惭愧得抬不起头来。因而使我越发清楚认识了什么是反动阶级本质，什么是人民的立场。

十三、三岁孩子“登极”的滑稽剧

我先从三岁初次进宫的回忆说起。

当我初次被抱进清宫时，虽然年龄仅三岁，但还有一些强烈的印象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固然都是一些零星片段的东西，可是直到现在还能记忆，足见在当时对我的刺激是怎样大了。首先，使我永远不会忘掉的，就是当我初次看到西太后的时候，在那刹那之间，我感到的是一种异常惊恐。

因为我突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更看到了许多极其陌生的人，在那阴森森的床帐内，扶拥着一个瘦削得怕人的老太婆坐在床上，立时我就被吓得大哭了起来。我对于这件事的记忆就止于此，但后来长大后，又听到别人对于此事的补充说：

当时西太后看见我哭了，便叫人给我去拿糖葫芦。不料我用手把它接过来以后，就把它一下摔在地上，一边哭着，一边连喊“要嫫嫫（即乳母）”“要嫫嫫”地闹个不休。

我这一喊“要嫫嫫”不要紧，后来在外边就传开了，说我哭着要找一个叫“毛毛”的孩子，并且还有枝添叶地说：叫“毛毛”的这个孩子，是我在醇王府时，经常陪我玩的一个对象，所以我才这样哭喊着要找他的。

暂且抛开这个莫须有的孩子问题，把话头掉转过来再谈慈禧。当她看到我这种不识抬举的样子时，她是感到了老大不痛快的，便说：“这个孩子真别扭，让他上那边玩去吧！”于是我就被带到别的屋子里去了。

在这间屋子里，我又有一段片段的记忆：我仿佛记得在这间屋子的周围都安装着玻璃，里面的纸窗都在垂放着。这时正是夕阳向这里反射的时候，恰好就把在窗外来来往往的许多梳旗装“两把头”（即京剧中《坐宫》里的“铁镜公主”的装束）的王妃命妇的影子，映了出来，这时我看得出神就笑了起来，还连声喊道：“看走马灯啊！这走马灯多么好看哪！”

这就是我入宫以来头一次被吓哭的概略经过。

我第二次被吓哭，是在光绪和慈禧都先后死去之后，我被我父亲硬给抱上了“宝座”，也就是所谓“登极”那一天的事情。

在一九〇八年，当我父亲载沣抱着我坐上了太和殿的皇帝宝座上后，正在那金鞭三响，金钟玉磬齐鸣，云锣鼍鼓铿锵迭奏，文武百官各按品级长跪叩头的时候，我这三岁的孩子，便又在这种素未曾见的大场面下，又被吓得大哭起来。当然，这位肃穆庄严的监国摄政王，由于我的这种“失仪”行为，急得满头大汗。在这样的时候，他既不能拿出惯有的父亲威风来呵斥我不许我哭；又不可能做出什么逗哄小孩子的举动，来让我破涕为笑。据说他在技穷之余，只能小声地安抚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而已。但在当时，饱受作弄和惊吓的我，绝不是他这几句不解决问题的温言所能安静下去的，我仍然毫不客气地在天子宝座上，向着王侯将相、济济百官号泣不已，这次我父亲可真急了，便顾不得什么体统不体统，而命令恭敬鹄立在两侧的侍从，把止哭的最后一个法宝——纸糊的老虎玩具递到我的手中。这个办法生效了，我不住地玩弄着它不哭了。于是这一幕“三岁孩子登极”的趣剧，才算是礼毕如仪。

我这一哭不打紧，却引起了当时一些醉心于唯心论的高官显宦的口里嘟囔和心头懊丧，他们认为这乃是历代历史中所仅见的不祥之兆。尤其我父亲所说的“快完了”这样的话，更成为他们杞人忧天的唯一资料。到了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封建统治被推翻之后，这些位大人先生，更振振有词地在茶余酒后大谈其“谶纬之学”和事后诸葛亮之见呢。

在一九二三年前后，曾一度当过清室小朝廷内务府大臣的金梁，就曾把这件事大笔特书地记在他所著的《光宣小记》里，内容是这样的：

“宣统登极，余未在京。有人赴太和殿观礼，见摄政王拥上座。上泣啼不止，左右颇惶窘。王招近侍进一物，上玩弄，始止哭。众既讶为不祥，而又疑不知所进何物。私问之，则庙会所售玩物曰虎小儿者也。”

以上所列举的就是过去我这个三岁孩子，在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野心摆布下，被拖出了自己的家庭，离开了自己的父母，而当上了清朝末代皇帝的一些概略经过。

我第三次被吓哭，是在慈禧出殡的那一天。那时有很多的王公大臣和侍卫、太监等，都簇拥着我在慈禧的灵前叩头，在这种不寻常的情况下，我又被吓得大哭起来。不过是，这次的哭，却和上次的哭不同，因为，在上次是我的不该哭而哭，致招来慈禧心中不大乐意，而这次哭则是哭对了，因为是应哭而哭。

照例在丧中祭奠时，必须举哀。说起举哀来，也是在过去旧社会制度中相沿成风的一种形式上的礼节。就是在祭奠时，照例得有两名或数名太监分站两旁，从口中连续喊出“?！”“?！”的悲鸣来，这就是表示着在哭泣，也就是所谓的“举哀”。请想这种假哭，只是由两行面无戚容、有声无泪的太监，规规矩矩地排列着，一个个口是心非地发出一种类似哭而实际上并不哀的哭声来，这不是引人发笑的滑稽场面是什么？像是这种专讲形式而不求实际的虚伪表现，在旧社会中，特别是在清宫中，真是触目皆是，指不胜屈。这就是封建王朝的种种制度越来越趋于腐化，越来越成为极端形式化的一种实际表现。

像是这种既可笑又可厌，并且还会使人憎恨的滑稽剧，居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国家盛典的形式，在全国人民的视听之下，扮演出来，真可以说是封建制度“家天下”的一个特征。本来一般的封建地主阶级，就是把这一部分土地和农民，硬给霸占为自己的私有。每当老地主死去，只要是他的儿子或孙子，不管是几岁的儿童也好，或是吃奶的婴儿也罢，他们有继承他们父亲而为下一代地主的权利。何况是身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中心的中心——最大封建主的皇帝，当然是更把私有的范围扩大起来，而成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局面的了。我就是在这种坑人的制度下，从不懂事的三岁儿童时代起，就被人称作什么“真龙天子”或是什么“皇上”“圣上”“圣主”以及“万岁爷”之类，而我也终于居之不疑起来，认为这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人家向我叩头，对我跪着说话，甚至对我“碰头”（即叩响头。按旧例，在进级进等时，臣下须向皇帝把头磕在地上作响，叫作碰头谢恩），我也是司空见惯，不以为怪，不要说我的老师在朝贺等正式见我时，得向我三拜九叩地行礼，还须向我称臣，就是我的长辈如伯父、叔父甚至祖父辈的人，也得对我请安叩头，并自称为奴才（按清朝惯例，汉人称臣，满人称奴才）。甚至连我的父亲也得算是我的臣下，也须对我叩拜和自称为奴才的。不过是，在我当了皇帝以后，由于太后和王公大臣的细心体贴和在煞费苦心的研究下，才想出一个通融的办法来。就是在新年和我的生日等正式朝贺时，我父亲可以避而不见我。这样，他就可以不必向我来行君臣大礼了。至于平日，当我见到我父亲的时候，就按照家礼而向我父亲请安而不叩头。并且我也不喊他为父亲，只称他一声王爷。此外，对于我的母亲和祖母也都准此而行。换句话说，这只是一种私情而不是公开的礼节。

在过去的封建制度严格束缚下，我就是这样过着皇帝的生活。要不然，怎么要称呼皇帝为“至尊”呢？我过去的“唯我独尊”“自命不凡”的思想，以及我那多年的皇帝迷，总而言之，都是从这样的饱含毒素的日常生活环境中，一点一滴地日积月累而成的。回想起来，真使我不能不痛恨过去的一切。

十四、我在宫中的家庭生活环境

我从一九〇八年三岁起，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我十九岁时为止，都是过着宫廷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真使我觉得如同是做了一场光怪陆离的荒诞噩梦一样。在当时认为是理所当然、丝毫不足为怪的事情，在今天想起来，简直觉得是怪诞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在我说来，过去那段迥异寻常的童年生活，可以说是给我整个的前半生打下了一个无穷无尽的罪恶的坚固基础。我恨那万恶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更恨那罪恶的吃人肉喝人血的寄生生活。同时也恨我自己，还恨那在过去对我溜须奉承的人们。我唯有把它痛痛快快地揭露出来，唯有把自己过去的一切罪恶暴露出来，才是我今天学习改造过程中应有的态度，这样对于我，是对旧东西的一刀两断，对于旁人也是足供新旧对比的一些参考资料。

那么，我就按照衣、食、住、行的次序说起，先拿衣服穿戴来说。

清朝时代最尊重黄色，尤其是明黄色，认为只有皇帝、皇后等才能使用，自亲王以下只能用杏黄而不能用明黄。所以我所穿的朝服（等于大礼服）里子、系的腰间带子，甚至帽里子、坐垫、包袱之类，无一不是明黄的颜色。因此，这种“崇黄病”也就深深浸入我的头脑，认为只有自己，才配使用这种颜色。就连偶尔看到我的弟弟妹妹等，穿有近似明黄色的衣饰时，我也会板起脸来，叫他们换掉。至于用人等，更是连接近黄色边缘的东西，也不敢上身的了。

至于要谈起皇帝所穿的春、夏、秋、冬四季衣服来，也真够麻烦死人的。除了便服，还有朝服、袍褂（等于普通礼服）、行装、戎装，等等，真是和安徒生所著的《皇帝的新衣》那篇童话一个样，衣服是会把一个活人给生生捆住的。最讨厌的，就是得按一年二十四个节令的转移，来穿适合于节气的衣服。关于具体的种类名称，我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现在只举尚在记忆之中的几个名称来概其余吧。例如，在春、秋时，有薄棉、夹衣、单衣，等等之分。在夏季光是纱类，就分有多少种，如实地纱、铁线纱、明纱之类。在冬季则是有各种各样的毛皮衣服，如珍珠毛（胎羊的一种）、银鼠、银灰、大麦穗羊皮（滩羊皮）、天马（狐之一种）、青白獭、貂皮之类，都是以毛的长短、底绒的厚薄，来适应寒暖的程度的。

专门掌管皇帝所用的“冠袍带履”四项用品的地方，叫作“四执事”。在这个单位中也有十几名太监，专门担任着应乎季节调换衣履等项的工作。此外，在历代皇帝皇后忌辰（死的日子）时的素服，和历代皇帝皇后诞辰（生日）时的“花卉”（即吉服之意），等等，按期准备，也都是他们重要工作中的一部分。

按季更换衣服这件事，不但是我如此，就是在京的王公大臣，也都得按照“四执事”所按期发表的应穿衣服种类，各自按时更换（在过去关于更换衣服的日期和某王某大臣的请假谢恩、呈献贡物以及升级或调动工作等的每日政治概况等，都有一种粗印的小纸折子，每天在宫内分发给上朝的官员，当时把这种极其原始的印刷品，叫作“宫门抄”。据说还是后来政府公报的最初老祖先哩）。皇帝和那些王公大臣，当然不会由于更换几套棉、皮、罗、纱的衣服感到什么经济上的压迫，可是在京中做小官吏的，则未免对此要叫苦连天。不过是，在当时仍是有“穷思通”的妙法，可以用来补救的。那就是在棉袍棉褂的周围外缘上镶上一条应乎节令的毛皮，还有名称呢，当时都把它叫作“出锋毛”。这样就可以鱼目混珠地把差使应付过去。最可怜的，莫过于有关“蟒袍”（即穿吉服时，穿在“褂”内的锦绣云龙花纹的礼服，名叫“蟒袍”）的小官吏哀话了。那就是一般的小官吏因为位小禄薄，有的连吃饭都发生问题，怎能买得起在宁绸或库缎之上绣有金银彩线的高贵衣料呢？但他们也不是没有窍门可找，他们会用以高丽纸糊成的纸袍，在上面用彩笔画出张牙舞爪的金龙、彩色斑斓的海水，以及什么轮、螺、伞、盖、花、罐、鱼、长之类的美丽民族图案来，这样就可以混杂在文武百官之中，高视阔步地在品级台前，朝见君王了。

在这里我还想附带着谈一下我在宫中时所戴的帽子。在穿朝服时，照例要在朝帽的中央顶上，安有一大串的珍珠，它的名称是“朝冠”。这是只有皇帝、皇后才能戴的朝帽。在穿袍褂时，则须在“昆丘帽”（春秋和冬季用）和“纬帽”（专门夏季用）上安有一颗大橄榄形大珍珠，叫作“珠顶冠”。再次一等的礼帽，则是在同上的帽顶上，安有一个用红线结成的大帽结（俗称为算盘疙瘩，正式名称为盘龙结顶冠）。这也是只有皇帝一个人才配戴的官帽。在穿便服时，我小时所戴的便帽，则是和一般的瓜皮小帽并无大差，只是上面的红算盘疙瘩要比普通的帽结要大些，帽子周围的几块瓜皮也不是黑色的，而是在彩色缎子上绣有金线的长寿字之类的花纹，帽子前面，照例还要安上一颗珍珠，珍珠之下还要安上一块宝石，帽后还垂有一绺八九寸到一尺的红线穗子。至于我十四五岁以后，所戴的便帽，则是普通的红结黑缎瓜皮小帽，不过是帽前的珍珠宝石尚未去掉而已。

其次，我再说说关于饮食的事情。

在过去的旧社会中，很多人都传说，“皇帝吃饭是吃一看二眼观三”。这是一种想象，是不合实际的，并且也不合乎中国的文法。“吃一看二”这还讲得通，至于在“看二”之后，又加上“眼观三”三字，则反倒有些讲不通了，总之，这种传说的由来，只不过是为了形容皇帝的奢华享受而已，是可以不必在字眼词句之间找什么确实根据的。现在我想谈一谈关于我在清宫中吃饭的事情。

一般人所说的吃饭，到了皇帝身上，便变为“进膳”。一般人所说的开饭或打饭，到了皇帝那里，则须说是“传膳”。一般的厨房，在皇帝则被叫作“御膳房”。一般人每日所吃的饭，在皇帝则称为“膳”，这固然只是一些字面上的差别，然而在改换字面的含义中，则并不只限于字面上的问题，而是在其中蕴藏有严重的阶级区别，这就和皇帝不说“我”而称“朕”一个样，就是为了要把皇帝的一切一切，都和普通人做出人为的天地的差别，好用来表示皇帝的绝对特殊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说明了这就是特权阶级的狂妄自大和一贯奴役人民的反动本质。

我在宫中，每天吃饭的情形是这样的，在我吩咐传膳的一声令下，便由在我身旁的太监（当时呼作御前小太监）应声虫似的把这声传膳的命令传到屋外的太监（殿上太监），然后更由其次的殿上太监传到鹄立在门外候令的御膳房太监，然后更传到其次的……就用这种逐个递传的方式，把这个传膳的声音，由我所住的养心殿，通过遵义门，更经过西长街直到几百米外的御膳房那里。

开饭的情形就更特别了，就如同旧社会结婚时“过嫁妆”的情形一个样。由冠戴齐整的御膳房太监把成桌子的菜都摆在许多盒子里，一齐地端上来，再由小太监接过来给摆在桌子上。菜共有二三十种，点心有四五种，粥类有四五种，咸菜之类有十几种。端到屋里以后，先放两个一尺多高的红木桌架子，在上面再放上两张像是炕桌那样的长方黑漆桌子，和这两个桌子相连接，更放上一张八仙桌。在我椅子旁边还放一个长方形的长脚几，那是为放咸菜和小菜之类用的。盛菜的盘碗并不大，都是烧有“万寿无疆”四个篆体字的彩瓷器皿。盘碗之上，都盖有银盖。每个菜内都放有约三寸长的一个银牌。据说是防范有人下毒药。其实有些毒沾到银质器具上并不见得能使银质物品变色，反而沾上一些鸡蛋黄和带碱性的白米粥之类的，它倒是会呈现一种黑黄色。现在且不必研究银质物品验毒是否合乎科学原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封建制度下的专制皇帝，不论何朝何代，他们都是经常害怕有别人来暗算。因为，他们素日的所作所为，本来都是鱼肉广大人民来养活自己的罪恶勾当，当然他们要经常疑神疑鬼地来图谋尽可能地自卫了。像是那种日日夜夜战战兢兢的害怕心情，也是只有和人民为敌的专制魔王，才会深刻尝到的一种特别滋味吧！

皇帝所吃的菜，当然是多得惊人，可是“多而不精”这句话，却是最适合于说明御膳房的饭菜味道的。因为当时宫中厨房积弊过深，除了层层剥皮，它那暮气沉沉的工作作风，仍然处处脱离不了因袭光绪时代御膳房的成规惯例，菜都是在前一顿饭的时候，预先把它做好，放在炉灶上不使它冷却，所以每当听到传膳的接力式命令，便可以立即摆到盒内，鱼贯而来地端到我跟前。当然这样的菜，是不可能好吃的了。换句话说，就是和上祭的供品差不多，只是为了摆样子而已。

在隆裕太后活着的时候，她在每顿饭时，都给我送来七八种菜，她死之后，便改为四个太妃每人给我送五六样菜吃。这些菜都和我那“御厨珍馐”不同，都很精美可口。因此，我自己厨房的菜，就成为供我看一看的东西，而由别处送来的菜，则成为我每餐必吃的主要副食品了。

现在再谈一谈当时御膳房的机构组织概况。

掌管这个厨房事务的，有总管一名，各级的太监百余名，担任烹调的有二百余名。最可笑的，就是虽然在数字上，有那样多的大师傅，但在实际上，他们却不见得都有洗手做羹汤和烹羊宰牛的才能，他们也都是在封建王朝的家长式制度影响下，和皇帝以及亲王等一样，差不多也在世袭着祖和父的家传职业。例如，父亲死了，他儿子便可以顶替他父亲的名字，到厨房来工作，至于会做菜与否，那倒是次要的问题，甚至还有不少只挂上一个空头名字而不到厨房来工作的名誉御厨师哩！

在当时宫里，除了“御膳房”这一庞大机构，隆裕在世时，尚有太后专用的御膳房，而后四个太妃也各有专供自家用的厨师二三十名。

不但厨房如是，就是专门承做糕点的“茶房”以及治病的医生和药房等，也是各有各自的机构。现以“御药房”和“太医院”为例，皇帝有自己专用的贮存药材和配药的药房机构，有院长、副院长各一名，“御医”百余名的太医院。在同治的三个妃处另有一个药房叫作“寿药房”，也有医师二三十人。在光绪的瑾妃处，同样也是另有自己的药房和二三十名医生。

还有一件很可笑的事，就是每天在我吃完每顿饭之后，我那里带班的太监，还得照例向太后——后来则须到四个太妃处去报告我的进餐状况。照例是太监到了太后或太妃处双膝跪倒，跪在地上说：“奴才报告，万岁爷进了一碗白米或老米膳（就是白米或老米饭），半个馒首或是一个烧饼，一碗粥或是半碗汤。”最后还得附加上一句“进得香”（就是吃得好）来作为这篇报告的结语。这就是表示太后和太妃在挂念着她们的儿子，也就是表示她们在抚育着她们的儿子，而在尽着为母之道。其实前往报告的人，是背诵着千篇一律的词句，虚应故事地在说着未必完全切合实际的报告词，而听取报告的人，也是把这一天两次的报告，当作是左耳入右耳出的应有的东西。在今天想起来，在封建制度下特别是在积习重重的宫廷中，就是母与子的关系也会变成为一幕笑死人的滑稽剧的。不过是，在当时，这样的事，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一桩重要行事呢。

附带再谈一下我在宫中喝水的问题。

在那时，宫中既没有自来水可喝，也不喝井里的水，而是每天在喝着北京西郊玉泉山的所谓“天下第一泉”的源头活水。要问这样的水是怎样取法？那就是每天有一辆或两辆大车，车上满载金属的大水罐，上面都用黄色棉布套罩着。大车插有三角小黄旗一面，上写有“上用”两个字，不论是谁都不能妨碍这个御用拉水车的行动。不但是在清朝统治政权当令时如此，就是在清朝政权被推翻直到我十九岁出宫为止，这种取水车从来没有间断过。

总而言之，不论是帝王自己的享用，也不论是宫廷中的层层剥削机构的腐败透顶制度，我认为这些盘剥寄生的东西，就如同是寄生在人体中的蛔虫、绦虫一样。不但是这种寄生体的本身，一向全靠窃取人体内的营养来生活，而且还滋生出无数专靠吸取膏血而生存的寄生虫来。可是我在过去却错误地认为像是那些专靠我吃饭的太监等，都是抱住我死啃不放的寄生者，并没能认识到我抱住死啃不放的又是谁？还不是当时全中国人民的无数血汗和脂膏！至于围绕在我身旁的那些白吃饭的家伙，又哪一个不是从我所榨取来的劳动人民结晶中，来分取一些残渣余沥的分肥者。并且比较起作恶的程度来，他们还都是同时又受到我的压迫和榨取的可怜虫呢。这就是帝王的生活，也是我所饱尝的万恶寄生生活。

也许有人会认为，像我所尝过的那些养尊处优的宫中生活，一定都是舒服自在到了顶点的吧。当然不能说享受得还不到家，不过是，在那荒唐怪诞不近人情的宫廷生活中，我不但是挨过饿，并且还做过旧社会中小瘪三那样抓吃抓喝的事情呢！

在我六岁那一年，因为我吃糖炒栗子吃多了，就生了病，太后因为疼爱我，便完全推翻“我爱吃什么就给我什么，我爱吃多少就给我多少”的惯例，而亡羊补牢地定出了一个限制我吃饭的新办法，于是我就连续吃了一个月左右的糊米稀粥，结果是把我饿坏了，饿得像是一只饿狼似的。

有一天太后同我在“中海”边观鱼，她就命太监拿一些干馒头块递给我当作鱼饵。我因为饥肠辘辘，饿得实在难过，看到了这些鱼饵——干馒头，怎能不眼红呢？于是我就利用大家都在看鱼喂鱼的机会，偷偷地把一块干馒头连忙塞在嘴里。当然我那种偷吃的本领还很幼稚，就被眼快的人给发现了。不过身为太后的人，他是不能说出皇帝偷嘴吃的话来的。可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却再也得不到喂鱼的好机会了。

还有一次，我在宫中西大街散步时，看到由各王府贡献给太后的节礼，都是装在食盒之内，大大小小地陈列在那里。我就本着人类生存的本能，立刻跑到食盒那里掀开盖子一看，原来在那个盒子中，装满了香味扑鼻的熟猪肘子。当然这比那干馒头更能引人垂涎的了，于是我就抓起一个肘子，拼命地往嘴里填，跟随我的太监，看到了这种情景，怕太后知道此事，他们会受到有亏职守的处分，便连忙飞奔过来，从我手中往外抢。就在这种各自立场不同的你争我夺的激斗中，因为他们人多势众，我却人小力单，最终这块已经到嘴的肘子，又没有能够让我随心所欲地吃到肚子里。

此外，还有一件令我不大愉快的回忆，也是由我的贪嘴而来。

我小时常到我身旁太监住的地方去玩，看到他们在吃什么，我也过去要尝一尝。有一次我闻到他们烙馅饼的香味，便走过去抢了一个吃了就走。

这还没有什么，不过有一次却吃出麻烦来了。这就是有一次我一连吃掉了六张春饼，事后负责太监知道了此事，怕我吃多撑出病来，便想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消食新法。方法是使两名太监架起我的两只胳膊像“砸夯”似的把我的身子提起往坚硬的砖地上蹾，一连蹾了二十几下才算是“医疗”完毕。那次我之所以没有被六张春饼给撑坏，引用他们所说的话来说，就是仗着这一猛蹾才会遇难成祥地帮助了我的胃部消化。可是我在今天，却自己在庆幸着，居然没有把我给蹾出盲肠炎来。

其次，我想谈一谈我的乳母“王二嫫”的事情。因为这也是和我的吃的问题有关，同时，也是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残忍本质，有着莫大关系的。

我的乳母姓王，就是我在乍一进宫时，大哭大喊要找的那个“嫫嫫”。她从十九岁就因为家计贫寒，不得不把自己亲生的儿子，一狠心寄养在亲戚家，而到醇王府去当我的乳母。我不但在三岁进宫时，还在吃着她的奶，就是到了宫中之后，仍然是继续在吃着，一直到我九岁用牙咬伤了她的乳头，才算是不得不断了奶。光就这件事来说，现在的人听到了，也一定觉得可笑。但是在旧社会中还有人这样说：我的身体之所以如此健康，未尝不是长年吃了人奶的缘故。有人说这样的话，我认为并不算奇怪，因为在旧社会中的某些人不可能懂得生理上的常识，同时，在那封建王朝的势力下，每月拿出几块钱来，就能把贫苦家庭妇女的母子关系给隔断。不但如此，就连人家一辈子的家庭幸福也能在这几块钱的压力下，使她不得不牺牲掉。

据说醇王府对待乳母比对待一般老妈子要优厚得多。但这并不是说对乳母会有怎样的温暖照顾，只不过是如以比较丰富的饲料来喂乳牛一样，目的是要多挤出她的奶来而已。因此，给乳母吃的东西，差不多都是一些富有营养的食品，例如，经常使她吃些蒸肘子、炖肥肉之类的。不过是，这些好吃的肘子和炖肉之类，并不是让乳母舒舒服服地吃下去，而是让她忍受着痛苦不敢不吃。因为，在这些油腻肥厚的东西中，既不许放盐，更不许蘸着酱油等带有咸味的调味料来吃，就等于强迫她无病而长期吃无盐食物一个样。理由是吃了带咸味的食物，会对婴儿不利。因此她为了要活下去，为了自己的爱儿，只好无条件地去履行这种当乳母的义务！这就是过去封建家庭中，对乳母的所谓优遇。

但是我乳母所遭受的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还不止于此。当我入宫以后，我那乳母唯一心爱的儿子，死在别人的家里了。这时在宫廷中，为使我的吃奶不致受到影响，便下了一道冰冷的严厉钳口令，说是如果有谁胆敢把乳母儿子死去的消息传到她的耳中，便对谁严惩不贷。因此，我那可怜的乳母，一直过了多年之后，才得知她的儿子死去的消息。

再次，便是我“住”的问题。

自从我入了清宫之后，便住在钟粹宫，后来又住上了长春宫，是在敬懿太妃所住的太极殿后面。当我稍稍长大之后，便移到养心殿去住。那个养心殿，是一座“工”字形的房屋。据说从雍正起一直到我，都是曾在这里住过的。就是在这座宫殿里，也曾有几代君主，过了多少年的骄纵放荡生活，有过多少样残害人民的血腥罪恶啊！例如，咸丰就曾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在这里行过最隆重的君臣抱见礼；就连我也曾在这里见过祖国人民的叛徒张勋……总而言之，这个养心殿是和清朝的几百年历史有关的。

在这座历代帝王曾经住过的华丽宫殿中，虽然在表面的殿壁楹柱上随处都能看到什么“中正仁和”“节用爱民”并“无逸”等的美词丽句；同时，也可以看到整整齐齐排列着的“历代圣训”等充其量都不过是装饰门面而已。在实际上，这些位威震一时的统治者，全都是些外强中干的怯懦独夫，不然，为什么会在这座统治全中国的大本营——养心殿的寝室中，居然没有忘掉开一个暗藏在画轴后面准备随时逃命的暗门呢？这就和每个菜必须派专人尝了之后才敢吃，每剂药必须使专人尝了之后，才敢服用一样。像是那些“君有疫，饮药，臣先尝之”的鬼话正是封建专制君主为了掩饰自己的疑心暗鬼丑态，所以才使专门给自己捧臭脚的奴才，造出这种强加于人的额外义务的。并且这种随时准备逃走的事情，也不是孔家店学说中所称许的什么“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所谓有备无患。实际上确是这些位一贯残民以逞的君主，在其内心里，总是害怕被骑在自己身下的广大人民群众，随时都有翻身而起的可能，所以才这样处处提心吊胆，经常过着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草木皆兵生活。所以他们所谓的朝乾夕惕，所谓的宵衣旰食，只不过是那些专制帝王一种自欺欺人的烟幕，实际上正是他们战战兢兢害怕人民革命的实在心情。我觉得孔老二所谓的为君难，也许就是指这种为君的可怜相而说出来的真心话吧！为什么我们新中国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以及以苏联为首的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各位人民领袖，都能扎根在人民之中，和人民成为血肉相连的关系，而处处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和衷心拥护呢？这就是前者天下皆瘦而我独肥，后者则是诚心诚意为广大人民服务；前者是以一小撮的封建专制独裁者来统治、剥削着绝大多数人民的人民公敌，而后者则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独立和自由，而领导人民站了起来，打碎了几千年来紧紧套在人民身上重重桎梏的人民救星——共产党。这就是二者之间在阶级本质上根本不同之处，二者是不能相提并论来做比较的。

钟粹宫

此外，在宫中给皇帝服务的单位据说共有四十八处之多，例如，管做饭的叫御膳房；承做糕点糖果的叫御茶房；掌管图书笔砚的叫懋勤殿；负责冠袍带履的叫四执事；保管钟表的叫自鸣钟；专门在内廷抬轿的叫尚乘轿；从事音乐戏剧的叫升平署或南府；兼做为虎作伥的角色而以太监打太监出名的地方，则叫作敬事房……诸如此类，全部的单位名称我也记不清楚。总之，在当时曾有这么多的单位这样多的人，在伺候着这个皇帝。此外，还有负责治病的太医院，负责绘画的如意馆，和负责宫外骑乘的“銮舆卫”等庞大臃肿的机构尚不在内。

养心殿

管理这四十八个单位的有一名高级太监，当时把他叫作四十八处都总管。其下尚设有九个总管分掌着几个单位的管理事务。另外在我身旁的还有总管一名、二总管一名，带班两名和御前太监两组各十名内外，他们是在带班的率领之下轮流着隔日一上班来服侍我。此外，还有担任房内外清洁整顿的太监几十名，在当时叫作殿上太监。像是太后和四太妃以及我的妻子等处，也各有一群相当数目的总管太监等服侍着她们。

宫中太监的数目，西太后在世时曾有过三千多名，后来逐渐减到一两千名，辛亥革命以后，虽然由于太监的来源枯竭然而尚有八九百名之多，后来在我解散了大批太监之后在宫中尚有百名上下之数。不过是，又添补了不少非太监的普通用人，小朝廷的架子并未瘫倒下来。

现在谈一谈关于“行”的问题。

先说一说我在宫中行动时的皇帝排场吧。

按照定例，太后和皇帝就是在日常从甲宫到乙殿或是偶尔到御花园散步时，也得像一窝蜂似的有不少太监前簇后拥着，总得有几十个人的程度吧。走在最前面做开路先锋的是皇帝的打手——敬事房的太监，他的任务就如同汽车上的电气喇叭一个样，像看到了人或是在尚未看到人而有碰到人之虞时，他便会接连不断地在口中用舌头和唇发出“嗤”“嗤”的声音来。目的是为了要报告人说：皇帝驾到，要急速回避的意思。在他相当距离的后面，有总管太监两名鸭步鹅行地走在皇帝的前面，叫作摆队子。在他们之后，就是行列的中心——太后或是皇帝了。照例是有两名太监分为左右搀扶着前进（我幼时也曾受过这样的待遇）。在这后面还有一大队的太监各司其事地紧紧跟随着，形成一条不甚规则的长长尾巴。其中有徒手随行的，有捧持“马扎”（折叠式小凳子）准备随时坐下休息的专职太监，有手捧包有备换衣服的专人。还有药房的太监，则是挑着常备的药品，如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等，如在夏季还得准备有藿香正气、六合定中、金衣祛暑、香糯丸、万应锭、痧药等暑药，以及帮助消化油腻或食伤的三仙饮，等等。还有御茶房的太监携有糕点糖果以及常备热水壶之类，另外还有拿着雨伞旱伞的专人。最滑稽的莫过于殿在长尾巴后面的专门捧持大小便器的太监了。如果不愿坐轿时，最后方还得跟着八人抬的一顶黄色空轿。光就轿子而论也是有暖轿和凉轿之分。在夏天用纱窗纱帘的纱轿，冬季则用内部装有灰鼠和貂皮的暖轿。至于在新年时，或是正式典礼时，轿子内部画着佛像，在轿前除了两名摆队子的总管，还须有两人身着五颜六色绣衣，各执一个金练垂悬的金质香炉，香烟缭绕地走在轿前。这时，抬轿的太监也都须穿上红色带花的衣服，戴着插有黄色羽毛的帽子。这就是皇帝在宫中的行动排场。

十五、王公、“黄带子”和八旗

在那清朝封建专制的家天下时代，那些专门给专制君主做爪牙的横行无忌的皇亲贵族就如同专制帝王的大大小小卫星一样围绕着它，形成了一个黑暗势力的大威力圈，他们就是凭借着这种黑暗势力统治祖国广大人民达二百余年之久的。

他们这些特权阶级的形成，也是按照着宗法家长制度的原则，以血缘的亲疏远近关系来决定近支皇族、远支宗室、觉罗和满蒙汉八旗的塔形层次的。

1.近支皇族

在近支皇族之中，也是有着不同的等级地位的。例如，亲王就有三种：第一种是在清初时代的所谓开国征战中，曾经立过功劳的皇族，例如，射死张献忠的肃亲王豪格，下江南的豫亲王多铎，借着吴三桂叛变而带兵入关统治了全中国的睿亲王多尔衮等八大家。他们在清朝势力巩固以后，便都被封为世袭罔替的亲王——铁帽子王。第二种是历代皇帝的儿子被封为亲王的。不过这种亲王却不是世袭罔替王爵，而只是限于他一生的爵位。他死后，他的儿子必须降袭一等为郡王，再下一代则须更降袭一等为贝勒，一直降到公爵（辅国公、镇国公）为止。最后的一种是既不论他已经降袭到什么样的爵位，也不论他的血统远到什么程度，只要是被认为有了功绩，便也有可能被封为世袭罔替的亲王。如奕劻贝子被封为庆亲王，我祖父奕譞以及奕䜣郡王被晋封为醇亲王和恭亲王就是这样的。

亲王之下为郡王、贝勒、贝子之爵，然后是公（镇国公、辅国公），之后是将军（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十等）。

2.远支宗室

在同样的远支宗室中，也仍是有着亲疏远近大小高低的层次的。

宗室在过去也呼之为“黄带子”。因为在清朝统治时代，凡是比较近些的宗室，不论有无爵位，照例都得在腰间系上一条杏黄色的带子。别看这一条黄带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在当时的“尚黄时代”中，普通人是绝对不准系的，因为它标志着宗室的特权身份，在当时的社会中，是起着横行无忌的特殊作用的。因为有了这一特别标志之后，便可以狐假虎威地去欺压一般人民，就是为非作歹，也受到当时法律的保护。据说对于黄带子，不论是谁也不许侵犯他们的身体和诟辱他们的祖先。辱骂他的祖先，就等于辱骂当时皇帝的祖先一个样，这在当时那还了得！不但如此，就是和他们去打官司时，一般人民所受的待遇也是和他们完全不同的。普通人到了公堂之上，须跪在地上和地方官说话，而黄带子则可立而不跪。普通的人有时还得伏在地上受拷打，跪在地上听受骂，而黄带子则是既打不得尤其是骂不得。这些还都算是小事，最令人不平的，就是不论多么大的地方官，也没有杀黄带子的权力。除了“宗人府”（专门办理皇族宗室案件的皇帝直辖机关）能够秉承皇帝的命令来惩治这些“龙子龙孙”，任何人也是奈何他们不得的。所以，在当时的黄带子，简直成为封建社会中经常威胁人民、荼毒社会的一群地痞恶霸，在清朝二百余年之间，真不知曾欺侮过多少有冤无处诉的广大人民。

其次，就是“红带子”了，当时也叫他们为“觉罗”，是比黄带子的支派要远些的爱新觉罗氏的宗族。因为他们也都是宗室的关系，虽然腰上所系的带子颜色不同，但那也只是和黄带子来做比较的问题，对于一般人民，他们仍是有着吓唬人的政治资本的，像是在街上的横冲直撞、打人骂人、为非作恶、遇事生风的无赖举动以及在地方官面前的摆架子，等等，也都是比黄带子并没有一些逊色，同样在旧社会中也曾抖了二百多年的威风。

最后，再谈一谈“八旗”的事情。

在八旗之中，也仍有着“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八旗”之分的。当然在满族皇帝的一统江山里，满族的八旗要占最优越的地位。其次才数得上蒙古族的八旗。到了最后才轮得上汉族八旗呢！

八旗本是当时军队的一种编制。在清朝的统治势力到达全中国之后，八旗的官兵便在开国有功的名义下，成了一批养尊处优的寄生团体。他们逢年按季受着优厚俸银、充足禄米的豢养，官职也是祖祖代代世袭的职位。只要家中子弟到了法定的适龄时期，便可以在一种骑马射箭的形式上的测验之下，当上只领饷银而不必身入营门的八旗兵将。有的则被分派到各省的要冲去当那监视人民的特务和镇压人民的刽子手。田地房屋是应有尽有。孩子一生下来，就被记入旗丁名册内，可以说是绝对用不着发愁没有拿钱不办事的官儿做。根本也不必顾虑什么一家人的生活问题，只要能在一年之内，在固定的几次轮训参练时，前往画个到，便算是义务已经尽到，而可以优游岁月了。所以，清朝二百多年来，就把那些曾经号称“朔方健儿”的八旗兵士，逐渐养成为一群不劳而食，只知吸鸦片、干赌博、酗酒、狎妓、提笼架鸟的无业游民。坑害了他们还算小事，可是在这二百多年来给予全国人民的灾祸，真可以说是说也说不完的。

这都是谁的罪？

怪他们这些人吗？

他们在当时，也不过是被野心帝王利用过的一些可怜的炮灰。全部的罪恶，仍然是得由这些统治全中国的封建君主来承担的。

关于所有的王公、“黄带子”以及八旗人等的具体的骄纵不法生活的细情，我想用不着一件件地来做介绍，只要本着射人先射马的宗旨，把我所熟知的醇王府内概略情形以及其他各王府中的几项突出的事例举出来，也就可以举一例百，依此类推的了。

醇王府的概略组织是这样的：

总管王府事务的有长史一名，这是由官中所派，然在实际上他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名誉官。实际能够帮助王爷作威作福，瞒上压下的，则是管事处里的管事官，就如同宫中的四十八处都总管一样，只是不是太监而已。在管事处之外，尚有庄园处，乃是假借王府的势力，亲自下乡逼勒佃户、督促田租的实际负责人。就和《白毛女》中的穆大管家一个样，确是个迫害农民的罪魁祸首。此外还有随侍处，则是专门在主人出门时，做簇前拥后的护卫工作的。另外还有厨房管烹饪，裁缝处负责缝纫事务，祠堂主管祭祀祖先和神佛仪式，等等。

在内院还另有首领太监一至二名，回事太监二至四名，服侍老福晋、少福晋、王爷以及世子等的大小太监共十余名，散差太监（负责洒扫杂役的）二十余名，以及老妈二十八名，丫鬟几名，等等。总计起来也会有百数十名之多（还有马厩、车房、看管“纳寝”坟墓的专人和管理花园别墅的专人等，尚未计算在内）。

总之，亲王府也就是仅次于宫廷的一个特权阶级的存在。

宫中有“宫中则例”，府里也有“府规”。像是责打太监、丫鬟，酷使“拨役”（在王府中有一种世世为奴的使用人，当时呼作“拨役”。据说就是过去在战争中捉来的俘虏，由分封时连土地一齐拨过来的），威逼佃户以及种种骄纵残狠的情形，可以说是在二百余年来一直是有加无已的。

我现在列举几桩在王府中比较突出的令人发指的实际例子。

在清初礼亲王府中，曾有王爷平日很宠爱的一个伶人。有一天，这个伶人曾向王爷打听当时政治上的一件事情，这位王爷马上变了脸，就把他立毙杖下了。事后，还有人称颂这位草菅人命的杀人凶手能识大体和公正无私呢。

在清末时，豫亲王府中素以虐待丫鬟闻名。每当笞打丫鬟时，总是使受责的人，自己把竹板子取来，然后自己再褫退裤子，伏地受笞。不论责打多少，也不准受责的人转动一下身躯，如果稍一转动，便把责过的笞数全部不算，重新由第一板打起，直到全数笞完才许起立。起立之后，还须向主人叩头谢罪，才算罢休。就是到了中华民国以后，还听说这个府中的老福晋曾亲手打死一个丫鬟呢！

在醇王府的妙高峰阳宅（坟地内的别墅）内，一次因为失了盗，遂把看坟人中的一名嫌疑者，交给当时地方衙门处以死刑。

我还听我弟弟说过，他幼时曾看到祖母抽屉中放有佃户们所出具的“甘结”，上面写有“下次定当如数补足欠下的田租，如再不补足时，情愿受法律上的制裁，决无异议”等语。从这里可以想得出饱受剥削的贫苦佃户，是在怎样威胁之下，才会写出来这样的血泪字据，真说不定在这几张农民的“甘结”背后，会有多少卖儿鬻女家破人亡的惨剧等待着这些穷而无告的贫苦人呢！自从看了《白毛女》电影之后，我越发有此感觉。

像是这些使人愤恨的罪恶事实是说也说不完的。总之，这就是封建帝王统治下的普遍事实真相。反正那些惨遭祸害的，都是一贯被压在他们身子底下的所谓“小民”。他们的死，也就如同一只羊一只鸡鸭被人宰掉一样，还有谁来同情？既然猪羊鸡鸭之类的欢蹦乱跳的生物，为了要吃它们，而把它们说成是“人间一口菜”，那么对于王府福晋打死丫鬟，王府庄园处逼死佃户，在那样黑暗反动统治的社会中，把它们说成是“严肃治家”和“惩戒刁民”，又何足为怪呢？在那样人吃人的血腥社会中，是不会找到什么人道主义，什么人格和人权来的。

尽管那些反动统治者，在那样长期间内欠下了那样多的血债，可是在人民打垮了这些恶魔的统治之后，对待他们却既不是报复，更不是记恨前仇，而是拿着人道主义的无限恩情，普遍地施加到他们的身上。这真是只有在人民的天下，只有在人民已经当了家做了主之后的新中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下，才能够有这样以德报怨的无比宽大政策，才能在马列主义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科学理想下，把这帮杀人不眨眼的鬼卒和魔王，都一个个地使之有了脱胎换骨、另做新人的机会。

这就是我对这第一章的全部总结。

福晋是满族对亲王、郡王等的妻子的称呼。正房称嫡福晋，侧室称侧福晋。

“义和团”事件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农民运动。

清朝皇室的辈分排序：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

钮祜禄氏即孝贞显皇后，她是咸丰帝的皇后，也就是后来的东太后——慈安太后。

敬事房主要负责管理太监和宫女的奖惩事务，隶属内务府。

清宫中后妃等级是：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答应、常在等。

“慎刑司”隶属内务府，专门用来拘禁人的监狱。

“垂帘听政”指太后临朝管理国家政事。始于汉朝。汉惠帝刘盈，是刘邦与吕后之子，为西汉第二位皇帝。汉惠帝不理政事，吕后临朝。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庭，号容庵，河南省项城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北洋新军的创始人。清末新政期间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统一国家，并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曾短暂称帝。后因尿毒症不治而死，归葬于河南安阳，享年57岁。

戊戌政变，是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发生在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血腥政变，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向以光绪帝为首的改良派势力发动的。最终以慈禧获胜，光绪帝被软禁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