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关上家门做皇帝的紫禁城生活

一、辛亥革命与清朝封建统治势力的崩溃

自从义和团人民伟大运动在我国北方展开以后，首先是洋务派官僚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辈，便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把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动卖国政策公然地实行出来，形成了“东南互保”的奇怪局面。跟着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也因为遭到了帝国主义的痛打，便也随风转舵地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和洋务派合作起来。于是，这些反动统治势力就更进一步地配合着外国侵略军队，内外夹攻来镇压起义的人民了。

当帝国主义各国在一九〇〇年共同派遣侵略军到我国来的初期，曾经大喊大叫要用武力来瓜分我国，但由于中国人民在这一反帝伟大斗争中表现出民族团结的巨大力量来，它们不得不把各自的如意算盘重新另打一遍；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因为分赃不均的问题，已由同床异梦的矛盾，逐渐扩展到争食相咬的地步。这时，美帝国主义害怕各国乘机把它们的势力圈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使自己的侵略利益受到排挤，就把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及行政完整的挂羊头卖狗肉的骗人幌子挑起来，达到“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分赃目的，于是，把维持清朝反动政权来作为“以华治华”的新侵略方针了。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不独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越发暴露无遗，就是清朝反动政府的卖国殃民本质，也同时暴露得清清楚楚。再加上九亿八千多万两的庚子赔款以及一连串随之而来的丧权辱国条约，等等，就越发激起广大人民的无比义愤。

除了《辛丑条约》后的大赔款，尚有各个地方对教堂教民不计其数的地方赔款也都随之而来。难道说这些赔款都由清朝反动统治者的身上拿出来吗？难道地方的官吏能够自己拿出来吗？不是的，仍然是从广大人民身上去想办法。这些都是通过榨油式的苛捐，敲骨吸髓式的苛税，从人民群众中硬挤出来的。

跟着，日本和帝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又在我国东北打了一年零七个月（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的分赃不均的仗。可是当时的反动清朝政府，却眼看着外国的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着不可容忍的战争，眼看着自己的同胞在两军炮火之下纷纷丧失生命，在两支外国侵略军的蹂躏之下，我国无数人家的田园庐墓化为灰烬，一家老幼妻离子散，颠沛流离，而不知羞耻地宣布了中立。这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竟会在清朝政府的唾面自干政策下，堂而皇之地做了出来。并且还在这种无理取闹的战祸结束后，清朝政府更恬不知耻地承认了打赢了的强盗——日本来继承帝俄在我国东北的种种非法利益。不但如此，清朝政府还变本加厉地给予这个殖民地的新“主人”以窃据我东北的种种新权力。

再加上这个腐败透顶、反动到家的清朝统治政权，在这样的坏事做尽、脸面丢尽的情况下，反而要一箭双雕地既想借着图谋自强的机会来敛财；更想借着这个机会来增强自己镇压人民的武装力量；同时还可以借以缓和一下国内的尖锐阶级矛盾，于是就耍出来一连串假维新的卑鄙花招，想来缓和一下国内人民的仇恨心理。例如，什么编新军、废科举、办学堂、派遣留学生、颁布商律，以及后来的准备君主立宪，等等，便都成为筹饷理财的好借口，而越发加紧了对广大人民的无情压榨和多方欺骗。

广大人民就是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势下，在各地纷纷展开了抗捐拒税的正义斗争的，例如一九〇二年刘永清、景廷宾领导下的河北广宗人民的起义，一九〇三年广西人民的反抗捐税的农民起义，一九〇四年在夏廷义领导下的乐平人民的反捐拒税群众性大运动，等等，都和百川汇海一般，集结成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伟大革命斗争洪流。

尽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结合下，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联合侵略机构已告完成，日本和帝俄也把化敌为友的阴谋企图和分占我国东北利益的实际行动表现了出来，尽管这些帝国主义强盗想要给气息奄奄的清朝反动政权拼命来打强心剂，好利用这帮忠顺奴才，来替它们做一个挡箭牌，尽管清朝反动统治者调兵遣将接二连三地镇压了多少次的革命势力，但在各地的纷纷起义的影响下，更在各地保路运动的浪潮推动下，成为我国民族历史伟大转折点的辛亥革命，便终于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汉爆发了。于是，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都先后宣布了独立，沿江的海军也起义参加了革命。清朝的反动统治势力，便在这种历史伟大转变的车轮下，宣告土崩瓦解。

结果是清朝的“皇族内阁”破了产，穷余的一策只能是求助于北洋军阀的大头子袁世凯了，同时各帝国主义也对清朝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灰了心，于是，也都认为除了袁世凯，再没有别人能阻挡中国革命的洪流了。因此，袁世凯就在这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复杂微妙关系中，登上了当时的时局舞台，采取了利用革命来压制清朝，同时又利用清朝来打击革命的双重手法，完全把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安安稳稳地弄到自己的手中，以此作为达到他的野心的政治资本，而开始去干那篡夺革命胜利果实的政治讹诈勾当。

结果是，虽然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正式宣布成立，但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政权，没有彻底的人民革命性，最终在君主立宪派士绅的参加和前清政府官僚的混入下，在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明枪暗箭的阴谋破坏下，在袁世凯的加紧卖国的罪恶活动下，袁世凯的政治骗局成功，而使这一个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在根本推倒数千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方面，做出了民族革命的辉煌灿烂的成就，并且也给我国社会发展，开辟了一条划时代的康庄大道，但是，却在革命不能彻底的致命伤下，与敌人做了妥协，特别是没有能够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当作同一敌人来看，所以结果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业，在国内外敌人的合谋夹攻中，以暗淡的失败而告终。

不过，辛亥革命乃是我国社会向前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点，却是肯定的，也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二、中华民国首都中央的“小朝廷”

自从辛亥革命以后，根据当时的所谓“清室优待条件”，我仍旧居住在紫禁城，仍然保留着“皇帝”的所谓尊号，仍然是居之不疑地在中华民国对待外国君主的礼遇下，过着关起家门当皇帝的养尊处优的生活。

从这里也同样可以说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只是打倒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政权，并没有挖出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君主的根子，并且也没能够把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勾结，给一刀两断，所以才会在当时，出现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怪现象。就是在北京首都内，既有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民国大总统，同时在那里的紫禁城内，又有依然如故的清室存在，并且还须由中华民国政府每年拿出四百万两的民脂民膏，豢养着这群包藏祸心、口服心不服的封建余孽，使他们在合法存在的掩护下，拿他们过去的政治地位和声望，来作为危害中华民国的政治资本。在光天化日下，居然有这种荒唐滑稽的怪事。

我就是曾在那扑朔迷离的时代中，一直就在“优待条件”的障眼法下，过着紫禁城小朝廷的安富尊荣享受和寄生生活的。

“优待条件”的全文如下：

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德宗陵寝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祀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唯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特别保护。

此外，还有“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例”从略。

所以，我从一九一一年起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止，都曾在那小朝廷体制内，拥有给我办事的各个机关和人员。如宗人府、内务府和看守历代祖先陵墓的守护大臣并内务府大臣管辖下的“上驷院”“銮舆卫”以及护军，等等。另外，还有实亡而名存的什么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御前侍卫和在乾清门每日轮流值夜、从头等到三等的乾清门侍卫，等等。最终使我在那封建专制思想意识仍然极其浓厚的宫廷生活中，把我唯我独尊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毫无遗憾地给培植繁育起来，而成为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狂妄自大的罪恶典型人物。

在那几年的小朝廷生活中，曾使我认为最突出的事例是：每当元旦和我生日时，各王公大臣等，仍和当日清朝统治势力尚未被推倒前一样，从他们的各自府第、邸宅中，把清朝的蟒袍补褂、红顶花翎打扮停当，并带着恰如其分的仆从家丁，仍是由官衣官帽骑在马上的“顶马”（开路前驱）和率由旧章的从骑簇拥着他们从大街小巷官气十足地齐集到神武门前下车下马。然后更在神武门，有的坐上宫中特许的二人肩舆，有的则跨上特许的乘马（按照清朝的旧制，对于王公大臣，有赐乘二人肩舆和特许紫禁城骑马的优遇办法），有的则三五成群地结队步行到乾清门外，等待着箫鼓齐鸣、钟磬迭奏的朝贺。虽然在那时，保和殿、太和殿已被划出小朝廷的势力范围，但是乾清宫却仍然被用作点缀小朝廷最后“尊严”的唯一处所。而这些专摆虚架子的满蒙王公、有名无实的大臣和恋栈不去的遗老，便都在这种三跪九叩的礼节中，重温一下过去的旧梦，也可以说是聊胜于无地过一过开倒车之瘾吧。

这在当时，已经可以算得上够稀奇古怪的了。可是稀奇古怪的事还不只此。就连当时的北洋军阀历任大总统，也是无例外地在这样的节日里，按例要派遣总统府内的大礼官或是侍从武官长，作为总统的特使来到乾清宫向我致贺。

现在就以我的生日为例。

这种祝寿仪式，也是按照清朝当时接见外国使节的仪式来做，我照例得衣冠齐楚地高高坐在乾清宫木质台阶上的中央宝座上，一声不响地如庙中的泥像一样，台下两旁分站有两行“御前侍卫”，一个个都是正颜肃目地腰间倒挂着绿鲨鱼皮鞘的腰刀，就好像是庙中泥塑的牛头马面一般，拱卫着我。桌上照例还放有一个黄匣子，里面放有我的答词。等到总统的专使读完代表总统的祝词之后，就由当时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走上那木质台阶上，在我的桌子前跪下，然后由我从那个匣子里取出我的答词来，交给绍英，绍英跪着接过后，便站在台子前照纸宣读一遍。然后，这位专使便向我行三鞠躬礼，礼毕退出。于是这幕千古罕闻的奇剧便在礼成的宣告下，照例结束。

我现在重复一遍刚才我所说过的话：

这在当时已经可以算得上够稀奇古怪的了，可是稀奇古怪的事，还不只此。那就是在我结婚那一年（一九二二）过生日时，中华民国大总统派来的专使是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因为他本人是个满族，又曾在清末当过陆军部尚书，所以，在他正式演完了他代表大总统身为专使的一套照例仪式以后，他忽然灵机一动，别出心裁地恢复了他过去当清朝爪牙时代的原形，恭敬严肃而义形于色地对我说：“现在我还要代表我自己给皇上行礼！”于是，他就身穿着中华民国的陆军上将大礼装，跪倒尘埃向我三跪三起共磕了九个头。因为这是在预定礼节之外的追加仪式——也可以说是义务出演，所以不但是我觉得有点局促不安，就是绍英以及在我左右两旁雁行排列着的侍卫等，也都觉得对于这突然发生的意外奇遇有些手足无措起来。

在当时不但是对我如此，就是在四位太妃办正寿时，也曾有过当时的警察总监薛之珩以及步军统领聂宪藩和左翼总兵袁得亮、右翼总兵申振林等，身着中华民国的正式礼服和军装，以私人资格向办寿的太妃鞠躬致敬以后，掺杂到身穿清代服装的王公大臣中，一同喝着喜酒哩！

现在姑且退后一步说，像什么薛之珩、什么聂宪藩等，因为他们在当时，都是些北京当地的地方军警机关的负责人，连大总统尚且如此，他们就是偶尔来凑凑热闹，表示一下敬意，也还算是说得过去的事情。至于像是在端康太妃办正寿时，身为奉系高级将领的张景惠，居然也身穿高级军官大礼服，跪在地面上给太妃大磕其头，我觉得无论怎样说，也是有些说不过去的吧。当然端康太妃在当时，把此事当作引以为荣的自夸事项之一，可是从国体这一方面说来，则是一笔使人气愤的糊涂账。真可以说是已经到了太不像话的地步了。

谈完了封建残余的小朝廷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暧昧关系之后，我想再谈一下这个不安分的小朝廷和当时的封建军阀等的勾搭关系。现在就举几项较为突出的事例来说吧。

我记得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当直隶派的大军阀头子吴佩孚在他的根据地洛阳，志得意满地大办其寿的时候，我也曾在郑孝胥的怂恿下，特地准备了一批相当丰厚的寿礼，写了匾额，由那个唯恐中国不乱的郑孝胥，给亲自送到洛阳去。这是为了什么？不言而喻，送礼的目的是卑鄙无耻不堪告人的。简单一句话，就是为了要去拉拢他。

还有，当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带兵驻在南苑时，我那汉文老师陈宝琛也曾对我说：“听说冯玉祥治军有方，和一般军阀不同。”并说打算赴南苑去做访问。言外之意，就是想去看一看这位不同于一般军阀的冯玉祥，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甚至还可以意味着借此想要打开一条向他去做拉拢的道路。于是我的这位老师便不辞辛苦地跑了一趟南苑，以个人前来慰劳的名义，见了冯玉祥，并和他谈了一些话，回来以后，还向我盛赞冯玉祥的军纪严明和经常从事修桥补路的勤俭耐劳精神呢。不过是，他在这以后并没有再去访问过，我觉得大概是认识了冯玉祥的为人，同时也许是自己感觉到冯检阅使对于自己的这个宣统帝师的资格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吧。也许是认识到这个冯玉祥是和冯麟阁、肖耀南之类的“吃着刘秀的饭想给王莽做事”的军阀确有不同之处，而不会向封建残余的空头牌位有什么憧憬的吧。反正是他没有再去第二次则是事实。我的父亲载沣，也曾在同一时期，在南苑兵营做过专程拜访。其概略的经过是这样的：我父亲被让进客厅以后，看到有一个身穿灰布军衣的大汉站在那里，他认为这个人一定是冯检阅使的随从兵，于是便问他道：“冯检阅使在营里吗？”只听那人答道：“我就是冯玉祥。”我父亲听了大吃一惊。回来之后，他还时常地对人讲这段只重衣冠不重人的失败史呢。

此外，像是身为湖北省督军的直隶派将军肖耀南，就曾在我结婚时特地送来了一份贺喜的奏折。末后署名是臣肖耀南谨奏的字样。有一年广西的军阀白崇禧也曾在郑孝胥的勾引下，曾到达小朝廷里做过一次不公开的参观。虽然他没有和我见面，但听说他曾看到了宫中的“崇禧门”三字，认为和自己的名字相同，便欣然地在这“崇禧门”下照了一张纪念相，似乎有些引为自荣的样子。又如，在我结婚时张宗昌也曾亲自到宫中来致贺。我父亲那时尚在管理着宫中的事务，便以我的名义赏赐张以紫禁城骑马的优遇。他为此还到宫内亲自致谢。

还有承做直军军衣而发财的大奸商王九成，也因为中了《施公案》《彭公案》等旧小说的毒，便一心一意想要从皇帝手中——哪怕是废帝也好，得一个黄马褂穿穿，于是便假借钱能通神的力量，摇身一变，掺混在王公、遗老的堆中去，逢年按节来到紫禁城向我磕头致贺，同时也给我父亲和我岳父等所谓小朝廷的亲贵送过相当的重礼。最妙的地方，就是每当他到宫内来时，预先总是把一沓一沓的钞票塞满怀中，见了给他端茶倒水的太监，便掏出一把纸币递过去，对于给他叩年贺节的太监不消说是要“施舍”更多的纸币了，就是对于偶尔接过他的帽子或是给他开开门或是打打帘子的太监，也都是一把一把地给钱。所以，在当时有不少太监都在背后纷纷谈论着他。有的俏皮地说，他是个散财童子。也有的衷心景仰着他，而把他叫作活财神爷。因此，他走到哪里，哪里的太监便如蝇逐臭一样，竭力向他去贡献必要以上的殷勤，为的是想要得到他的额外的馈赠，至于他究竟如愿以偿地穿上了黄马褂没有，我却不记得了，也可以不必去追究它。总而言之，在那个时候，一个不值一钱的黄马褂尤其如此，何况是这个虚架犹存的小朝廷，怎会不生出摇惑人心甚至是侵蚀国体的危险作用呢？

说完了几项小朝廷勾结军阀和盅惑当时社会人心的事例以后，我还想暴露一下这个封建余孽的大本营——清宫小朝廷怎样和当时的帝国主义勾结的几桩实际事例。

在我十六七岁时，日本横滨、东京一带地方发生了很猛烈的大地震。这时我的老师陈宝琛就对我说：“在日本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地震灾害，我们如果在这时捐助它一些财物，未始非计。”但是，在那时专靠一些时与时辍的优待经费来过日子的小朝廷，怎能有余钱来周济别人？结果只有把据为自己私有的祖国劳动人民的一些宝贵血汗结晶——一批古物以及珍珠手串和几万元钱，由陈送往日本公使馆，充作别有用心的“捐赠”。据说当时的日本驻我国公使芳泽谦吉，听了陈宝琛的吊慰辞和看到这些东西之后，曾兴奋得喊出“万岁”来。我记得当时还有人这样说：“我们这里捐助日本震灾的东西，比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捐赠还多哩！”不用说别的，就拿这句话的弦外余音来说，就可以充分表示出仇视中华民国和向日本买好的卑鄙龌龊心情来。也可以说，这就是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相吸相引本质的暴露，还可以说，这就是跨进汉奸哲学门槛的第一步，同时也可以说，是我在那小朝廷中和日本帝国主义将要开始进行勾搭行为的一条重要伏线。

此事过后不久，日本便派了一个议会代表团来到北京，对那次援助受震灾民的各界人士一一登门致谢。同时，日本公使馆也与陈宝琛联络，说希望到宫中对我当面表示谢忱。于是，我就在御花园中的“绛雪轩”内准备了茶点接待他们。当时的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以及日本议会代表团十余人都来了，向我表达谢意。这次茶话会就是我一生中初次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彼此见面。这次固然是一次普普通通的茶会，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可是我却觉得这就是封建余孽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公然互通声气的一个开端。

这次在“绛雪轩”作陪的，都是我在当时认为是不错的一些人物，如我的老师陈宝琛和朱益藩，我的宗族载泽、溥伒、溥儒、溥杰、宪原和我的岳父荣源。此外还有郑孝胥、绍英、耆龄等。

在我结婚时，当时驻在北京的各外国公使以及使馆馆员，也差不多全部来到紫禁城观礼。而后又由“内务府大臣”陪同他们到乾清宫的西暖阁，在梁敦彦（前清的外交官吏）的翻译下，一一向我和我的妻子婉容做了姓名介绍。后来，我的父亲载沣和绍英等就在乾清宫大殿内设了个酒会招待他们。我只是在酒会开始时，前往会场举起了酒杯，照着梁敦彦所拟就的英文谢词念了一遍，然后同他们干了杯就回去了。

溥仪和婉容

然而在我身边的一些遗老，却竟把这次外国使节团的个人观礼和以个人资格来祝贺认作是辛亥革命以后在清宫第一次招待外国公使，同时还不惜自己往脸上贴金地说：“这就是外国和‘清室’的一种友谊的表现。”

本来这也难怪，在这些目光如豆、崇洋媚外已成习性，无时无地不想向后开倒车的老家伙的心目中，认为能和各外国使节有了往来，这就是无比的光荣和值得雀跃的大喜事。他们认为这样一来，这个小朝廷的局面，便是千秋万岁之业，更进一步说，他们的这碗封建残余饭无疑是可以吃得更长久些了。

至于我呢，在这种环境中，在这样的空气内，当然也不例外，在内心中，感觉到一种暗暗的高兴，就仿佛有了一种无形的仗恃，认为自己这个存在，乃是一种了不起的存在。因此也就越发滋长了狂妄自大的心情，于是，由小朝廷而企图实现大朝廷的梦想，也就水涨船高起来了。

酒会以后，我那英文先生庄士敦，便兴高采烈地陪着这些外国人，到我所住的养心殿来了。不料却使那位英文先生大大地扫了兴。因为有一个外国老太太，看到了站在院中的我，便问庄道：“他是谁？”因为我在那时，已把清朝的礼装（袍褂）脱下，换上了便服，并在头上戴上了一顶外国的猎帽。当然在那只认衣服不认人的外国老太太的眼中，就不认识我了。他们参观了养心殿和御花园之后，便都告辞回去了。事后这位庄士敦先生曾满怀不快地对我说：“为什么把‘袍褂’脱掉换上了便服？外国人都是喜欢看中国的旧式礼服的。”又说：“为什么偏偏戴上了那样的帽子？那是外国人在骑马打猎时专用的东西。穿着中国的便服而戴上了外国的猎帽，岂不是太难看了！”他认为我这样是在外国人面前丢脸。后来每当他谈到这件事时，还是怏怏不快呢。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庄士敦把外国人带到养心殿，其目的也只是为了要满足一下那些外国人的好奇心理，并不是特意对我要表什么敬意，所以才对我脱换袍褂表示了不满。至于帽子的问题，当然是由于我的“老赶”，不过是，他的深为不满，我认为与其说是因为我丢了脸，倒不如说是我没能满足那些外国人想要饱开眼界的心理要求。可是像我以及那些遗老之辈，却还痴心妄想地以为外国人前来观礼和祝贺，是对小朝廷的要好，真未免也太过于天真了。

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种痴心妄想的发生，正是由于自我以次的反动封建余孽，处处想钻空子，来实现反动的政治野心，所以才会随时随地发生这种自欺欺人的错觉和自我陶醉的盲目乐观情绪。说是可怜吧，其实是可耻并可恨的！

总之，这次的酒会，也是自从辛亥革命以后，这一小撮的封建残余分子，想要挟帝国主义国家以自重的又一实际上的表现。同时也就是把封建统治者的崇洋媚外本质，又一次公开地暴露出来。

此外还有一件不堪回首的可耻回忆。那就是在一九二三年夏天紫禁城西北隅——建福宫区域内十幢宫殿失火时，所发生的事情。

当火灾发生之后，除了北京市的所有消防队都陆续赶来扑救，各外国使馆的救火组织也都赶来应援。同时也有些外国的绅士、太太之类的混在使馆的消防队中，进了平日不易进来的紫禁城，而麇聚在火场。这些“好心肠”的外国人，虽然不能说他们是趁火打劫，但是趁火凑热闹的心情，则确乎是有的。有一位四旬开外的英国妇女，就曾在那救火的百忙之中，仍然也未能忘掉西洋人的优越感和他们对于殖民地的特权，竟自对和她毫无一些关系的中国消防员，拿出指挥者的架子来，口中连连喊着“快去”“快去”，一面用她手中的扇子当作武器，在中国消防员的面颊上、脖子上拼命地乱打。事后，庄士敦曾把那因为打中国人而沾有斑斑血迹的“凶器”——那把扇子拿到我这里来，并居功似的向我说道，这是某英国太太，在“督励”救火时，所使用的扇子，请我在扇子上签个字，俾作永久的纪念。在庄的思想中，似乎还认为这是一件“国际美谈”哩。我听了之后，也就欣然地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遂在那沾有祖国同胞血迹的扇子上签上了当时的我的英国名字“Henry”几个字。

现在回想起来，深觉得当时的我，真是连起码一点点中国人应有的良心也没有。

扇子上的那些血迹，正是自己祖国同胞的宝贵的鲜血、神圣的鲜血！并且那些血，也就是被外国人给打出来的血、可痛的血！我不但是对自己祖国同胞受到帝国主义分子的残酷殴打，没有丝毫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民族义愤，反倒认为这确是英国某太太为了给我救火，而表现出来的“功绩”，居然竟会怡然无动于衷地在那可耻可恨的所谓“纪念物”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且那个外国名字的Henry几个字，又表现了什么呢？还不是十足地表现了醉心西方国家、崇拜帝国主义的殖民的劣根性是什么？可是当时的我，竟会做出这种毫无民族气节的、只知自己不知其他的可耻行为来。足见后来的背叛祖国和当上了大汉奸头子，并不是无因的，更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说是早在北京的小朝廷时代，就播下了罪恶种子！

三、“遗老”和“王公大臣”

一提起“遗老”和“王公大臣”几个字样，我仿佛就觉得嗅到一种霉烂腐臭的气味而感到头痛。北京有这样一句谚语：“一度经蛇咬，三年怕井绳。”我真觉得对于“遗老”和“王公大臣”这两个过去的名词有些害怕。当然，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前半生的无数过错和罪恶，都推到“遗老”和“王公大臣”的身上，而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遭连累者”，也决不能把我过去利用他们，倚靠他们的事实，来个干脆不认账。不过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来做客观上的分析，这些位至死不肯剪辫发，或是即使剪去了辫发，但见了我必跪倒称臣的所谓“遗老”——连后来所谓的“遗少”也包括在内，他们的的确确是水泄不通地包围了我几十年，并且是毫不客气地用手捂住了我的双目，使我看不到一些带有新生命的活活泼泼的新事物；同时更是毫不留情地堵上了我的两耳，使我听不到新生命的呼吸和脉搏的声音；还塞住了我的鼻孔，使我辨不出什么是香什么是臭，而且还用有形和无形的“法绳”（家法之法）紧紧地捆住了我的手足……使我怎能不怕这些道貌岸然、别具心胸的遗老！至于那些位所谓“龙子龙孙”的王公和“三代家奴”的大臣，纵然对于我，起不了像“遗老”那样的“向后——转！”作用，但是在“偶像我”“神化我”方面，确是起了不少的促进作用。我就是在他们这几十年来的“磕头请安”“皇上奴才”的空气中，被捧到高空中以致几乎把我跌死的。我对这帮好像粪里蛆虫一样的“王公”和“大臣”又怎能不从心里怕他们？现在分门别类地先从“遗老”说起。

他们为什么要以“遗老”二字来做标榜呢？就是那些在清朝时代曾以“八股文”“试帖诗”起家的老翰林，或是享尽了封建时代为官之乐的学究官僚以及一些由人而“进化”成为书中蠹虫的食古不化的家伙，在他们的唯一显亲扬名的老靠山——清朝封建统治势力在革命浪潮之前倒塌下去之后，他们既无从认识到为什么要革命的起码原理，也未能认识到旧的东西为什么要被淘汰的客观原因，尤其是不可能认识到在今后应走的道路究竟在哪个方向，所以，只能意气用事地在“小我范围”内来否定一切的新东西，来仇视所有的新事物。再加上纲常名教的旧毒素和儒家正统思想从中作祟，结果是在种种不如己意的俨然事实面前，便只能是拿过去曾在殷末周初，因为不肯去吃周家的粟饭，而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下的伯夷叔齐来标榜自己，借此姑且作为安慰自己的麻醉剂和提高自己声价的骗人招牌而已。

不过，在当时的成千成百的所谓“遗老”之中，也并不都是同一类型的老古董。也就和他们之中有胖有瘦、有高有矮一样，他们想当“遗老”的心情和动机，也并不是能等量齐观的。概括地说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有的是因为受了孔家店的遗毒深，在他们头脑之中，再没有一点点空隙来容纳新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恰恰像是书籍中的蠹鱼一个样，完全变成了一些食古不化的书呆子。例如，闻铁路而伤心、见电杆而陨涕的清末某御史；如为了争取给同治立后而以“尸谏”闻名的吴可读；以及到了民国以后尚且在光绪陵墓处“庐墓植树”好几年的梁鼎芬，等等，我认为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因为他们认为甘心去做一姓家奴就是“忠”，清朝就是自己的国家，皇帝就是他们唯一的主人。所以凡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人，他们的外形表现是：至死不肯剃掉辫子，绝对不肯做中华民国的官……可以说是除了碰到马列主义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科学阳光，他们都是些死不回头的盲目殉教者。

还有一种，就是顽固纵然顽固，所受的儒学毒素也很深，但他们认为要做一姓家奴也并不是毫无代价的东西。何妨拿“遗老”之名，博取一个所谓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如什么“太子少保”“太保”“太傅”之类的头衔。这些有名无实的头衔固然在当时已显得过了时，并且也不会由此而得到什么物质上的实惠，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些仍是在死后“出讣文”“续家谱”时的“光荣资料”。他们不但是把那些“南书房行走”“毓庆宫行走”以及什么“懋勤殿行走”的有名无实的老古董头衔当作是生前必争的事业，就是对于死后的“谥法”，也都是这些位老先生斤斤计较和寤寐以求的最后目标。例如，赵尔巽在死后，就曾拼命托人请我给予他“谥法”。还有康有为在死后，也曾由于我身旁另一派学究们胡嗣瑗等认为康曾“得罪”过慈禧，死后不应“赐谥”，于是康的弟子徐良等，便声言要和阻挠赐谥的老头子以老拳相见。就连我的启蒙老师陈宝琛和那臭名扬溢的郑孝胥等，我都认为他们确是属于这一类的。

我记得陈宝琛在七十寿辰之前，在毓庆宫给我授课时，他忽然无意中看到了“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两句诗，他便本能地想起了自己的办寿大事，同时也想起了满足自己虚荣的妙法，于是就向我说：“臣生日时，就请把这两句写成对联赐臣作寿吧！”他得到我的点头之后，便向他的老同事朱益藩说：“皇上在念书时，看到了‘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两句诗，就说：‘这两句诗恰像老师，老师过生日时，我就把这两句写成对联给老师吧！’既是皇上这样说，就请你把这两句写成对联请皇上照着写吧！”固然在他办寿之日，他对他家中的广大贺客曾做出这样的吹嘘来，我在紫禁城内是无从听见，不过是他对他的老同事尚且如此不老实，那么，对其他贺客也就更可想而知了。

郑孝胥更是如此。因为他的虚荣心比陈宝琛更大得多，大得到了形成政治野心的程度。他是不以有名无实的“太保”“太傅”之类作为满足的，而是以积极图谋恢复清朝封建统治，而使自己能成为“中兴功臣”为一贯梦想目标。例如，在他的出庐第一炮中，就是以怂恿我勾结吴佩孚开始的。他不但经常吹嘘他的拉拢吴佩孚之功——虽然没有什么效果——还经常居功地说，段祺瑞曾要把某部总长的椅子给他，他都没有接过来坐，只是愿意在我身边帮助我来做“恢复祖业”的“不朽事业”。

他还经常好以夏朝的“臣靡”自居，常说“臣靡”年已八十余，尚能逃到有鬲氏那里，终于凭借着有鬲氏的力量，恢复了夏朝，而使少康得到中兴。好个“臣靡”，好个有鬲氏，更好个夏少康！像他这种惑乱人心的胡说八道，我在当时还认为他确有“志气”，确有“见解”，确和一般行将就木的老头子不同，确实不辜负陈宝琛的推荐，于是也就把他认为是我的“股肱心膂”人才了！

他的胡说本领还不只此。他还经常痴人说梦般地发表他那个自画自赞式的“治国平天下”的杜撰理想，甚至在自吹自擂时，自己把自己感动得声泪俱下。例如说：“要想中国能够富强统一，首先就必先实行‘门户开放’和‘利益均等’，这样才能使各外国列强在我国西北投资开发，这样才能使中国西北的无限资源，供世界多少多少年之用。开发了大西北之后，将来便可以把‘中华帝国’的首都分设在北京、南京和帕米尔高原之上，这样中国的前途，真是洋洋无穷尽的了。”

所以，就在他当上了伪满第一任汉奸总理之后，虽然在日寇的种种拘束压力下，他不能不把多少年来深藏于心的所谓“计划”，极力加以改头换面和缩小，但是什么“门户开放”和“利益均等”的字样，仍然一度曾出现在伪满当时的宣言内，或是送入到他的记录唱片内而成为永久不可磨灭的铁案罪证了。

再说那个臭名仅次于郑的罗振玉，他从见到我时起，便经常不断地向我兜售他的既顽固又荒唐的一贯谬论。例如说：“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连年内战，还不是群龙无首的缘故！没有君主，便不可能希望中国的统一。”并且还不惜旁征博引地说：“日本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在它国内有了‘天皇’这个中心，有了‘明治维新’。”甚至还大言不惭地拿着梦呓当真话来说，而对着我讲：“列祖列宗（指我的历代祖先而言）二百余年的‘深恩厚泽’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就是到了现在，人心之中仍然思旧。”最后他的结论，也总不外乎是：“皇上春秋鼎盛，又为人心所向，将来一定能够‘中兴’无疑。”

固然是我把陈、郑、罗三人都列在同一类型内，但在同一类型之中，他们三个人仍是有各自不同的地方。

例如，陈宝琛并没有赞成我去东北来做日寇的汉奸走狗，可是郑和罗呢，则是不但赞成我往这泥坑里跳，并且还千方百计地替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平心而论，顽固的程度、罪恶的程度，郑、罗比陈要严重得不知有多少倍。至于他们二人则是五十步和百步的程度，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

我现在再算一算这些遗老曾经怎样包围我的一笔总账。

在我那位陈宝琛师傅推荐了郑孝胥和罗振玉后，在当时，我确曾觉得郑、罗二人是和那些气息奄奄的遗臣不同。尤其是郑在谈天论地时的唾沫乱飞和他那擅长表演的声泪俱下的激昂态度，更是吸引了我，这就是使我对他另眼相待的一个最直接的基本原因。所以，我在一九二二年前后就破格地特派他为小朝廷内的“总管内务大臣”，位在旧有的绍英、耆龄和宝熙以及我的岳父荣源之上。后来又添了一个金梁。于是就在那小朝廷的小小范围内，还曾掀起了一场狗争食的小风波。后来在老髦圆融的所谓“陈宝琛老太傅”的居中调停下，我才把这个最不安分的郑孝胥改派为“懋勤殿行走”，同时也把罗振玉派在“南书房行走”。于是，又在陈、罗的呼朋引类下，在“南书房”除了原有袁励准和罗，更添了朱汝珍、景方昶、杨钟羲和王国维等人。这样，把我层层包围在中心的遗老网就形成了完全合围的新形势。一直等我到了天津，还是在这换汤不换药的包围圈中，使我过着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式生活。不但在天津如此，就连我后来从天津而旅顺，由旅顺而长春的汉奸生活中，也是和郑孝胥、罗振玉辈的积极“帮忙”分不开的。

我既是痛恨我自己的过去，就得痛恨我过去的自己，同时，我也痛恨这帮由始至终拖我下水的万恶“遗老”。

另外，还有一种不同类型的所谓“遗老”。那就是有一些颇有“冒牌”或是“挂名”之嫌的人了。当然这些位老先生，也差不多都是饱受孔孟之毒的老前辈，要不然就是些曾在清末时代，做过一些不甚大也不太小职位的官僚。他们为了要提高在当时所谓社会上的地位，或是为了要借以抬高自己在当时社会上的所谓名声，甚至有的则是为了要借着过去的“探花”“状元”之类的久已过了时的空头资本，来弄些不劳而获的收入，便“不熟假充熟”来和那些所谓“老牌”“名牌”货的“遗老”靠靠近便、套套交情，以便能在那专门练习开倒车的“遗老”园地中，分取一席地位。固然那些画饼充饥的“太保”“少傅”和那些“文忠”“文肃”之类的身后虚文，说穿了都是些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但在他们看来，这些都可以作为“生荣死哀”的廉价剔庄货。还有的人则是纯粹为了吃饭的问题，不得不钻一下当时社会新旧交替、思想混乱的空子，靠着自己混来的旧社会地位，可以拿“不费之惠”的文章笔墨给人家写个许褒不许贬的墓志铭，或是在人家的神主牌上点个“主”，或是作一部只谈过去的书籍，等等，作为一种糊口的方法。例如，过去在北京曾以“梁疯子”闻名的梁巨川，就是为了要博得一个“清代遗士”的名儿，便写好了所谓递给当时小朝廷的“遗折”（给皇帝的遗书，在过去叫作“遗折”），而投入到积水潭内自杀身死。究竟为了什么自杀，总不得知，但在“遗折”内自称“殉清”则是事实。结果便以一条命换来了一个“文忠”的谥法。又如清末最后的一个状元刘春霖，就曾以他那过时已久的科举资格，换取了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的重礼厚聘，从北京到上海都在杜的隆重接待下，尝到了比过去当状元还要威风的滋味。到了上海之后，他便穿上了从京剧班戏箱中找出来的清代衣冠，坐上了特制的八人官轿，在牌伞骑从等前后簇拥之下，进了杜氏宗祠，然后就用朱笔在神主牌上点了一点，于是这场“庄严隆重”的“点主”仪式便算是“礼毕如仪”。这位末代状元也就饱载而归。这岂不是由于这些“挂名”的过去头衔，而得到了“废物利用”的好处了吗？又如曾在小朝廷末期当过几天“内务府大臣”的金梁，不是也曾靠他的所谓“遗老”的资格，写出一些清代的零星掌故来作为不无小补的收入的嘛！此外，他还曾大吹大擂地宣称，说要著作一部清代的《循吏传》（也许是附在他所著的《光宣小纪》之内的一篇？现已记不清了），于是就把预定将要收入列传中的人物姓名发表出来，而向那些预定的“光荣人物”去索取因人而异的“润笔费”。即使预定人选中有谁死去，也不成问题，因为仍可以向他的孝子贤孙去信索取。只要该子或孙希望其祖或父能够“名列金史”（不仅是清史）的话，便不愁他们不把这笔“人传费”拿出来。所谓“金史”的价值和作用就在于此。

此外，像是相当于这种类型的所谓“遗老”的人，还多得很，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两个例子，其余以此类推可也。

我还认为相当于这一类型的人物，也可以作为“遗老”之中的一些“殿军”的存在，因为他们所起的遗老作用比较小些。

现在再说一说所谓的“王公”和“大臣”。

先从“王公”和“大臣”的定义来说。

“王公”就是指着前清时代的宗室中的“王、贝勒、贝子、公”等来说；“大臣”就是指着在清末职位高的官员来说。

不过是，所谓的“大臣”，差不多也就是前清的“遗老”，只因为这帮所谓的“大臣”，都是曾在清末做过相当大的职位，所以他们的党羽也比较多，他们为非作歹的罪恶和影响也比较大。现在先从“王公”说起。

凡是够得上王公爵位的人，不用说都是过去清朝的贵族。就是到了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反动统治势力垮台以后，他们仍是在“优待条件（乙）”的作用下，仍然都过着不减昔日的剥削阶级寄生生活。

就连一般的宗室觉罗和八旗人等，尚且由于过惯了二百余年来的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成了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人中废物，何况是比他们的享受生活还要超过不知要多少倍的“王公”，自然更是被那二百多年的荣华富贵给弄得不成个样子了。

固然，他们也都曾饱受了封建统治制度的种种熏陶感染，满脑袋顽固的反动思想，特别是腐蚀人的纨袴习俗和靠天吃饭的消极怠惰习性，更是长期地成为他们的膏肓之疾，所以，除了善于摆空架子坐吃山空，便什么本领也没有了。

因此，对于这些过去的王公亲贵以及他们的子弟，从全面看来，我认为是这样的：比较好的一些人则多数是成为孤芳自赏、自视甚高的文学艺术家，经常以画几笔画，吟几首诗，或是研究一些经史子集，甚至佛学之类，来自得其乐，对于国家政治以及社会上的当前现实等，则很少有关心的了。特别是在其中，像是狭隘民族主义以及消极心理等，更是相当普遍。还由于清朝二百余年来的所谓“家法”的限制，致使他们在那过去的长时期中，连随便出京四十里的机会都得不到，而只能在北京的府中称王，所以广见世面的机会，在他们是不容易得到的。例如，恭亲王溥伟携带家属到了大连以后，其家中的某“宝眷”曾向人发表过这次旅行的感想道：“真想不到咱们城（指北京城）外，还有这么大一片水（指海而言）哩！”“宝眷”如此，王公的子弟可知，所以他们在旧社会里，所见到的所谓“世面”是有限得很的，远远比不上那些曾以“赶考”起家的所谓一般“遗老”。

在辛亥革命，公然挑出了反对共和制度叛旗的，在北京当时的几十家王公中，则有肃亲王善耆和恭亲王溥伟两个。善耆是极力反对清朝的所谓“逊政”的。所以在袁世凯掌了政权以后，他便感到了身边的危险。为了一姓的尊荣，他竟不惜要和人民革命的势力为敌，充分发挥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同病相怜的反动阶级本质，竟和包藏祸心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在天津互通了声气，最终搭乘了日本的军舰而到了旅顺，成为彻底供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的可耻工具。

据说他从北京出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奔赴旅顺途中时，这位“王爷”尚不知他自己现在已经身入日寇的樊笼之中，还慨当以慷地勃发了诗兴，吟出一首《出都口占》的五言绝句诗。诗如下：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从这寥寥二十个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位脱出他久惯施展威风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根据地——北京以后，抱着无限凄凉、无限愤恨的“笼中王爷”，在那急忙逃命的一路之上，曾是怎样在咬牙切齿痛恨着革命势力，曾是怎样地在口中嘟囔着不肯认输的空口大话，同时也是怎样地表现了他那卷土重来的梦中野望的啊！

如果是拿现在的语言，把这首公然向人民挑战的“反诗”译出来，那么，它的大意就是这样的：

河北的北京一带地方，

本来就不是我们爱新觉罗氏的国土。

丢了就丢了吧，

这又有什么关系！

我在嘴里哼着小调儿离开它就算了！

走着走着，

勒转我的马头，

看到了那些通向北京的无数烽火台，

啊！

中原一带的河山，

都浸在血红的斜阳返照之中。

哼！

咱们走着瞧吧！

他就是抱着这种气哼哼的心情和满肚子仇恨到了日本侵占下的旅顺，而当上了敌人股掌之上的所谓“寓公”的。

但他在这段“寓公”期间内，也并没有老老实实地来当他那关起家门的“王爷”，仍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玩弄和操纵下，去干那唯恐国家不乱的阴谋颠覆活动。

其中最突出的罪恶表现是，在日本大隈重信组阁的时代，由大隈替他勾搭上当时的财阀大仓喜八郎，替他拿出一百万日元的组织叛乱经费。于是，就在这位肃亲王善耆和恭亲王溥伟以及前清的陕甘总督升允三人的联合行动下，收买了蒙古族的败类巴布扎布，使他率领着携有山炮两门和日本人八名参加的千余名匪徒，高举着前清的黄龙旗从哈尔滨的河畔侵入了海拉尔，一直打到了郭家店，才被当地的讨伐队给顶了回去。最后是以巴布扎布为他部下的起义士兵所杀而告终。这次的武装叛乱事件一直闹了一年左右。在这次叛乱之中，善耆曾把他的第七子宪奎（金璧东）和巴布扎布的两个儿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扎布互相交换以为“人质”。后来，善耆的第九子宪贵又和巴布扎布的女儿结了婚。这就是善耆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利用，犯下危害祖国人民严重罪行的概略经过。

最无耻的是，据说大仓喜八郎之子喜七郎，在伪满卖国汉奸政府成立以后，曾一度亲身到东北来找当时的关东军，还厚颜无耻地来索取他父亲的那一笔血腥的一百万日元的欠账呢。结果是，他因此窃取了我国东北的不少非法利权。

从这件事中，不独可以看出封建王公的反动罪恶本质，同时也可看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为侵略不择手段的卑鄙贪婪本质，还可以由此看出资本主义财阀的唯利是图、无孔不入的吸血本质来。不但如此，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出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事事狼狈为奸的同一反动阶级本质来。

至于那个恭亲王溥伟，也是和善耆一样，始终对我国的辛亥革命抱有顽强反对态度。据说是清朝封建势力已处于总崩溃的前夕，溥伟仍是和善耆站在一起，在当时的隆裕太后亲自主持的“御前会议”席上，对于让出政权一事，做了极端的反对。后来由于我父亲以及庆亲王以次的各宗室王公，都在人民革命力量面前低了头，又由于袁世凯暗杀手段的厉害，他于是也卖身投靠到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而脱出了北京。不过他投的不是日本而是德国帝国主义，所以他就到青岛去做德帝势力下的“寓公”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帝国主义就趁着德帝国主义无暇顾及东方的机会，抄了德帝的后腿，而把青岛又攫窃在自己的势力下。这在溥伟看来，只不过是又换了一个新主人而已，于是，便又立即倒向日帝的怀中。等到青岛在我国人民的正义力争下，物归原主的时候，这位恭亲王便在这块祖国领土上立不住脚，于是也就立即跟着他的主子退到了大连，而和善耆一样受着日帝的长期豢养。他在这段被豢养的期间，也曾给他的主人，卖了一些力气。他还和善耆组织了一个“宗社党”，专门计划推倒民国、进行复辟的阴谋活动。最突出的除了“巴布扎布事件”，就是在“九一八”时，他曾在日帝浪人的操纵之下，想要和我分一杯羹，尝一尝当汉奸头子的滋味哩。

那就是在日寇于一九三一年侵占了我国东北之后，他也大肆活跃起来，例如，组织“四民维持会”和换上了前清亲王的礼装拜祭沈阳的北陵东陵，等等，足足也大闹了一气。后来虽然是由于没有我的“道行”大，没有得中日寇“最高利用品”之选，但也一直到他死时为止，每年都在受着由日帝方面供给他的万余元的特别豢养津贴呢。

至于其他在北京的所谓一般前清王公，其绝大多数都在过着花天酒地的阔人生活。有的因为挥霍过度债台高累，致盗卖祖坟，而做了囹圄之中的贵客；有的甚至拉上了洋车或是变成了烟客和吗啡鬼。只有极少数洁身自好的人以及少数虽然是循规守法、安分守己地过着并不能算坏的生活，但由于贵族习气犹存，不能从事正当工作，只靠着典当押卖来过那有今日无明日的“信天翁”式日子，致变成为无数落魄公子，这便是前清王公的归趋的概略。

以下我想再谈一谈所谓的“大臣”。

“遗老”和“大臣”在其反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严格界限，只是在旧社会里所谓地位和影响上，有着大小不同的差别。所以，在这里只把所谓“大臣”中的一个特别的例子，作为聊供类推的重点介绍。

在一些前清的大官之中，最被认为顽固到底至死不变的典型人物，就得算是升允了。他在辛亥革命时，曾身任陕甘总督的要职。他听到武昌起义后，便带领着他手下的倾巢人马，举起了“勤王”的大旗，开到了陕西。这时清朝退位的“诏书”也来到了这里，他便跪在“诏书”的前面，大哭了一场，离开了军队，只身取道帝俄的边境逃到哈尔滨，然后就在日帝既扶植袁世凯又扶植清朝反动统治残余势力的两面手法侵略阴谋政策下，和日本的浪人工藤铁三郎和斋藤源内等互相勾结起来，亡命到日本去了。他就在这段所谓亡命的时期内，曾作了一首既博得日帝浪人间的传诵又赢得“遗老”们赞叹的所谓“咏志”的诗：

“老臣犹在此，幼主竟如何？倘射上林雁，或逢苏武书。”

后来他便从日本回到了天津，在罗振玉等的扶助下，过了不少年老不安分的日本租界寓公生活，一直到他死为止。

像是尔后罗振玉和工藤铁三郎的互相勾结，以及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他们的非法阴谋活动，等等，穷本溯源，都是由这个升允的一脉贯串的顽固反动思想而来的。如果是在“九一八”当时，他不病死在天津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成为大汉奸中的一个有力分子的。关于和他的反动思想相辅相成而来的一些后话，当在后项中再做缕述，现在姑且把它介绍到这里。

四、太监

太监这种存在，就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最不人道的产物。在古代所谓的“寺人”“阉人”“阉宦”“宦官”，都是对受过“宫刑”的罪人的一种称呼上的沿革。在古时是使用这些人来做那些看门或是洒扫苦役的。后来由于帝王宫中的后妃、嫔嫱、姬妾、宫女之类愈来愈多，使用一般男子充当仆役，便有了很多不便之处，于是便逐渐广泛地使用起太监来。到了这个时候，当太监的人，已经不再是那些受过“宫刑”的人，而是由普通的人来充当了。有的自幼就为贪图富贵而不顾儿子终身幸福的父母所摧残，也有的是自己本人为了要向上爬，致不惜残害自己肢体去找那寻求富贵的捷径，而甘心去当太监的。

不过是当了太监，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享到自残生理的所谓“酬报”。有的当了一辈子太监，却永远处在层层压制之下，去过那牛马一般的苦生活，也有极少数的人，凭借着偶然的侥幸机会，得到了皇帝等统治者的看中，而去过那富比王侯的生活。像是在清宫中，曾和那小德张一同进宫的洪兰泰，就是当了一辈子的苦太监，最终潦倒而死的一个实际例子。

据说在明朝曾是太监极盛时代，太监的数目，最多时竟达到十万名。像是在明朝的有名太监魏忠贤、刘瑾、王振之辈，都是在当时不独威震宫内，而且是威震全国的人。他们都有操纵皇帝生杀大权的莫大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