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宋代是词的全盛时期。柳永、秦观、周邦彦、姜夔，是两宋词坛上享有盛名、很有影响的四大作家。他们对宋词的发展和创造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柳、秦、周、姜虽然生活的年代不同，但他们个人的遭遇却有某些相似之处。柳、秦二人一生道路坎坷曲折，仕途极不顺利。周邦彦则是“浮沉州县”（王明清《挥麈馀话》卷一），“飘零不偶”（《重进汴都赋表》）；即使还朝任职，也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京华倦客”；直到晚年，仕途才稍为显达。姜夔更是一生漂泊，以布衣终老。这些相似的人生经历，表现在他们的词作里，有着某些相近的内容和类似的情调。如羁旅行役之愁，相思离别之苦，漂泊无偶之叹，怀乡念旧之感，等等。在词的艺术形式上，柳永首先开创了长调慢词，扩大了词所表现的领域，成功地在词里运用民间口语以及铺叙描述的手法，使词这种特殊的抒情诗歌形式，更适合于表现日益繁富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感受，从而在社会上获得了广大的声誉，引起了词坛的重视。秦观接受了柳永词的影响，例如他著名的《满庭芳》词，不仅在意境上与柳永的《雨霖铃》相似，而且，其中的“销魂，当此际”两句，就是“柳词句法”，因此遭到过苏轼的讥讽（见黄昇《花庵词选》卷二）。比秦观稍后的周邦彦，全面继承了柳、秦词的成果；而处于南宋后期的姜夔，则承袭了周邦彦的词风。但是，柳、秦、周、姜各自所处的生活背景不同，自身遭遇也不完全相同，他们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毕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四位词人在创作上都不是单纯地师承一家，而是博采众长，自铸新辞。他们在各自的创作道路上，都能超越前辈的畛域，各以不同的艺术风格并显所长，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因此，从柳永到秦观、周邦彦，从周邦彦到姜夔，四家文人词的创作，经历了一个递承发展变化的过程。

然而，尽管他们的词作都不同程度地扩展了词的题材，突破了唐、五代、宋初一般小令艳科的格式，改变了那种只抒发一瞬间情思的写法，但是，以柳、秦、周三人的词而言，他们的婉约词风，都还没有从“词为艳科”这一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姜夔虽然在婉约中另开清空刚健一脉，但内容上也是多写个人身世恋情，而且过多地像他写诗那样，把词当作了自己“陶写寂寞”的工具（《白石道人诗集自序》）。其次，柳、秦、周、姜四人，对词的音律都深有研究，皆是当行本色。他们的词，不仅协合音律，而且还都创制了新的词调。这是他们胜过晏殊、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之处。但是，从柳永到姜夔，由于讲究音律，注重词的格律化，并过分讲究写作技巧，而词风也逐渐趋于雅正（到姜词时，已将俚词完全排斥），因此，反映现实的面都不够广。只是他们之间，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四家词的题材都比较狭窄，不能与苏轼、辛弃疾等豪放派词人相比拟。对后世词坛，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在我们今天看来，四家词作都各自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瑕不掩瑜，他们在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特别是他们创造的写作经验和艺术技巧，一直都影响着后世的词家；而他们创作的那些精美的、具有代表性的名篇，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诵，受到了普遍的喜爱，证明了它们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二

柳永（约987—约1053），字耆卿，崇安（今福建省县武夷山市名）人。原名三变，字景庄。排行第七，故世称柳七。

柳永生活在一个有儒学传统的仕宦家庭。父亲柳宜，南唐时为监察御史，入宋后官至工部侍郎；长兄柳三复，次兄柳三接，也都由进士走上仕途。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青少年时期的柳永，也非常期望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可是，柳永的政治道路并不平坦。尽管宋初人才缺乏，录取进士的名额较大，但柳永却接连落榜。为此，他怀着激愤的心情，写了一首《鹤冲天》词，发泄怀才不遇的牢骚。据说这首词传入宫中后，引起了宋仁宗的不满，以致后来的一次考试，柳永本已通过，临放榜时，宋仁宗特地把他黜落，并且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柳永其时在四十岁左右。他在如此沉重的打击下，于是自称“奉圣旨填词柳三变”（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引《艺苑雌黄》），带着嘲弄的态度，怀着辛酸失意的情绪，走上了专力创作歌词的道路。直到景祐元年（1034），他才考中进士，相继在睦州（今浙江建德县）、定海做了十多年的小官。后来改名为永，方得迁为京官，官至屯田员外郎，世人因此称他叫柳屯田。最后，死于江苏镇江的僧舍。

柳永一生不得志。死后，作品也散佚不全。他的词集名《乐章集》，在南宋时，还保存有九卷（据《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到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仅有一卷存世（《彊村丛书》分为三卷），有词二百零六首，加上集外传词六首，共存二百一十二首。另存七言古风《煮海歌》一首，反映了盐民悲惨的生活。

柳词有三分之二以上为长调慢词。这种曲调舒缓的新声新词，对宋代的慢词，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他的小令、中调也写得非常出色，同样保持了自己的风格特点。

柳永风流浪漫，为举子时，便常为歌妓填词；科场失利后，他滞留京都，出入坊曲，遍游歌馆，还到苏州、杭州度过一段时间。他为了求得经济上的一些资助，为民间乐工歌妓创制了大量表现市民生活情趣的慢词。其中，有蔑视功名利禄的《传花枝》、《鹤冲天》，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更多的词，反映了下层妇女的生活。例如《迷仙引》、《倾杯乐》、《集贤宾》等词，描写了不幸歌妓对自由正常的夫妻生活的渴望。这些以歌唱为生的乐妓，卖艺而非卖身，但在社会的歧视和恶势力的摧残下，她们的遭遇往往是很不幸的。作者在词里，流露了对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歌妓的同情。还有不少词如《定风波》、《昼夜乐》、《击梧桐》等等，描写了这些下层女性爱情生活中的痛苦。作者创制的这些长调慢词，多采用生动活泼的民间口语，语意刻露，也不讲究含蓄，但它却以清新的面貌，一扫五代“花间”派以来的陈旧辞藻和典雅之风。如《定风波》写一个女子对她情人的思念，大部分篇幅都用女子自叙的口吻，大胆直露地道来。正是由于这种浅近无余的写法，他的这类俚词，受到正统文人的轻视，被斥之为“词语尘下”，“声态可憎”。今天看来，柳永这些通俗词，表现的是新兴市民阶层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感情，比起专供统治阶级歌筵舞畔消遣助兴的雅词来，其进步性是明显的。至于柳永为迎合市民的低级口味，也有些歌词写得庸俗猥亵，像《菊花新》等，自是作者病态心理的一种反映，理应受到摒弃。

柳永抒写羁旅情怀的慢词，像《雨霖铃》、《八声甘州》、《夜半乐》、《凤归云》等，都是代表性的名篇。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柳词“尤工于羁旅行役”。柳永这类近雅的词，情景交融，形神兼备，善于将身世之感，失意之悲，消溶于离情别绪之中，并利用自然景色的层层渲染烘托，使感情逐步深化。在发端、结尾、换头处，尤见功力；题意虽同，章法多变，而无雷同之病。小令如《凤栖梧》、《少年游》等，也写得耐人寻味、凄楚感人。苏轼曾特别赞赏《八声甘州》中“渐霜风凄紧”以下三句，认为“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畴《侯鲭录》卷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柳永生活的真宗、仁宗两朝，是宋代比较安定繁荣的时期，部分柳词描绘了当时的都市风情，反映了那个时期都市的繁盛景况。其中，有汴京元宵千门万户的灯火（《迎新春》）、清明前后的“万家竞奏新声”和“斗草踏青”（《木兰花慢》）；金陵、苏州、扬州、杭州等都市的“承平气象”，在他的词里，都“形容曲尽”（《直斋书录解题》）。范镇说：“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这些词作，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有一定的史料意义，虽然作者对生活还缺乏深刻的理解，描绘的只是一种表面的繁荣。

宋词“至柳永而一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创制的长调慢词，音律谐婉，语意妥帖，增加了篇幅，扩大了词的容量，在艺术形式上有着革新的意义。在写法上，柳永创造性地把传统的“赋”的手法运用到词中，铺叙展衍，不用比兴夸张，也能收到好的艺术效果。在结构上，柳词能在铺叙中做到层次清楚而又富于变化，前呼后应而和谐完整，显示了柳永驾驭长篇的才力。其次，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采用民间口语，而绝无晚唐五代词雕琢的习气。即使是那些反映游宦生活的近雅的词作，虽无俚俗之语，但仍是精炼的白话。以上特点，在《八声甘州》、《望海潮》、《雨霖铃》、《曲玉管》等词中，就不难看到。

柳词在当时流传最广，以至“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明柳词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易为普通市民所接受。它不仅为以后的文人总结了写作慢词的经验，也为金元的说唱文学和戏剧曲辞的创作，提供了足资借鉴和取法的营养。

三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别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市）人，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进士。哲宗元祐年间，因苏轼的推荐，任太学博士，充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初年，章惇等新党执政，他连遭贬斥。徽宗即位，被命放还，途经藤州（今广西藤县），在光化亭内饮酒时猝死。

秦观出身于一个中落的地主家庭，他一生的道路坎坷曲折。熙宁、元丰期间，他屡试进士不第；入仕后，仕途也极不顺利。旧党得势时，他在洛蜀两党的斗争中因依附蜀党，虽备受攻击，但在元祐五年（1090）至八年（1093），在他一生中还算比较顺利和得意的。新党上台后，他受到牵连，遭受到了接连不断的打击。先出为杭州通判，赴任途中改贬处州（今浙江丽水）监酒税，又削职徙郴州（今湖南郴州市），继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又徙雷州（今广东雷州市），他和苏轼一样，愈谪愈远，一直到死。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诗、文、词均有名，而以词的成就为最高。今存宋本《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有词七十七首，今人还辑得三十余首。“少游性不耐聚稿”（毛晋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淮海词跋》），散佚的词当不少。

秦观现存词数量不多，内容单薄。他早期的词，大都写男女的相思相恋和离愁别苦，且多为小令。其中一部分是为乐工歌妓撰写的歌词。如《浣溪沙》一、二、三、五，《调笑令》十首等，风格妩媚，宛如女郎。有的词活泼明快，语言俚俗，如“软顽”、“罗皂丑”、“孛罗”（《满园花》），“怎得香香深处，作个蜂儿抱”（《迎春乐》），“若说相思，佛也眉儿聚”（《河传》）等，明显看出柳永词对他的影响，也是作者青年时狎邪生活的一种反映。

青年时期的秦观，也曾有过远大的政治抱负。史称他慷慨豪俊，强志盛气，喜读兵书（见《宋史》本传）。表现在现存的词作中，可惜不多。一是写于元丰初年的《望海潮》其一，铺写扬州的繁华富丽，揭露隋炀帝的豪奢侈张，曲折地反映了作者对政治的关心。二是《雨中花》，描写幻想中的仙境，想象奇妙瑰丽，境界也比较开阔，表现了作者积极向上的精神。可是，在科场屡遭挫折，特别是在政治上受到打击之后，他便灰心丧气，悲观失望，因此，秦观词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这与他的身世是分不开的。例如，作于元丰二年（1079）的《满庭芳》（山抹微云）便是把离情别绪与抑郁失意的心情融合在了一起。《望海潮》其二，吊古感怀，也带有消沉的色彩。贬谪后的词，如《踏莎行》、《千秋岁》，则是作者痛苦孤寂心境的写照；《好事近》表面颇旷达，骨子里却隐藏着深沉的痛苦；即使是写儿女之情的，如《江城子》三首，《临江仙》其二，《虞美人》三首，情调极其凄婉，也暗含有作者的身世之感。

爱情词在作者词中略占半数。有的含有比兴寄托，而单纯歌咏爱情婚姻的也不少。如《鹊桥仙》赞美纯真的爱情，《调笑令》中《无双》、《烟中怨》、《离魂记》，歌咏自由的婚姻，对包办的封建婚姻制度有较明显的批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落索》、《一丛花》、《南歌子》等恋词，也没有狎弄的情调。而且，那些不幸的歌妓娼女，在作者的笔下，与良家女没有什么不同，比起柳永的这类词来，格调自是高出一筹。

秦观与北宋晏几道、贺铸、柳永虽同属婉约派词人，但词的风格却各不相同。他的词，具有柔婉清丽、平易含蓄的艺术风格，而且，“情辞相称”（沈雄《古今词话》引），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因此，历来被誉为“词家正音”（胡薇元《岁寒居词话》）。例如《满庭芳》词，作者的感情与自然景色完全融为一片，用“微云”、“衰草”、“斜阳”、“流水”等意象，组织成了一种凄迷感伤的艺术境界。其中“山抹微云，天粘衰草”中的“抹”、“粘”二字，精炼贴切而又显得毫不费力。秦观词少用典，即使用，也溶化无滓，如同己出。即如上举词中“斜阳外”三句，融化前人诗句，不仅使人不觉，而且还别寓深意。

用词抒写羁旅行役之情，是柳永的开创，但往往揉于男女相思中。秦观词开始摆脱这种寄寓的方式。如《千秋岁》、《踏莎行》，直抒其情而又不失含蓄委婉，显示了秦观词艺术上的创造性。

秦观词远绍南唐。它的语言和手法不像温庭筠、韦庄那样“摛金布绣”，也不像柳永词那样尽情发泄。他和苏轼、黄庭坚等词人在慢词上相继有作，使慢词创作逐渐兴盛。特别是他的柔婉清丽的词风，加上词的平仄协调，音律和谐，旋律优美等艺术特点，把婉约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周邦彦、李清照等词人，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秦观词题材狭窄，内容单薄，俚词中也存在一些不健康的成分，词风也失之纤弱。这些，前人早有批评，这主要是他思想和性格的局限所造成的。

四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自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少年时落魄不羁，“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宋史》本传）。神宗元丰初为太学生，七年（1084），因献《汴都赋》受到神宗赏识，被提拔为太学正（太学里管训导的官）。哲宗元祐三年（1088）外放，浮沉州县，经历了整整十年。其后被召还朝，又度过了十四年“京华倦客”的生活，以后又外放州县。徽宗政和六年（1116），六十一岁的周邦彦自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入为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中央音乐机关）。约两年左右，又因事被牵连外放，一直到死。

据《宋史·艺文志》载，周邦彦有《清真居士集》十一卷，久佚。现存词集，以今人吴则虞先生校点本《清真集》（一名《片玉词》）收词最多，有词206首。

周词的主要内容是写男女之情，这与作者滞留汴京期间流连坊曲的生活有关；其次是描写去国离乡旅况凄凉的羁旅行役词。吊古感今的，仅《西河》一首。内容狭窄，思想性贫乏，比之柳永、秦观词为甚。正如王国维所评：“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人间词话》）它的成就，主要在词的艺术技巧上。

周邦彦词长于铺叙，这是与柳永词的相同之处。但是，在写作技巧上，周词有新的创造和发展。陈振孙说他的慢词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柳永词的铺叙，往往多是平铺直叙而结构简单，尽情描绘而备足无余。周词则通过顺叙、逆叙和补叙等多种铺叙方法，回环往复，在结构上显得曲折多变。在写景、抒情、叙事中，既能做到情境浑融，又往往是点到为止，有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在长调慢词中，周词多运用曲折的章法，叙述一件首尾较完整的事情，而这种叙事，又不影响其抒情效果。本书所选《瑞龙吟》、《兰陵王》、《满庭芳》、《六丑》、《花犯》等词，皆可见以上艺术特点。即使小令，周词的叙事性也较强，情致也相当含蓄。如《少年游》（朝云漠漠散轻丝）、（并刀如水）、《阮郎归》等。

周词长于“艳语”，明显地受到了秦观词的影响。但秦词“淡艳”，周词“富艳”，淡妆浓抹，风格有所区别。它和秦观词的不同，还有较显著的两点：一是秦词少用典故，而周词善于融化前人诗句。陈振孙说周词“多用唐人诗语隐括入律，浑然天成”（引同上）。例如《西河》一词，融化刘禹锡两首诗而能做到浑然无迹，极见其艺术功力；二是秦、周二人都妙解音律，但较之秦词，周词更是辨析入微，精审严密，“所制诸调，不独音之平仄宜遵，即仄字中上、去、入三音，亦不容相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于他深谙音律，词中常用拗句、去声，从而形成了一种拗怒激越的音韵特色。例如《兰陵王》一词，拗句竟达十多处，去声字用得更为普遍。“回头迢递便数驿”句，就连用了“递”、“便”、“数”三个去声字。还连用六个仄声字结尾：“似梦里，泪暗滴。”中间四字，皆为去声。但拗怒之中，又具和婉之美。因此，后世讲究格律的词人，皆把周词奉为标准，使词愈向形式化的方向发展。

周词还擅长于写景状物。如《苏幕遮》写荷花，《玉楼春》写黄昏景色，《满庭芳》写江南初夏景物等等，或形神兼备，或状物新奇，都非常出色。综而言之，周邦彦词思想境界不高，它对后世词坛的影响，主要在它的艺术成就上。由于周邦彦吸取了婉约派各家之长，在写作技巧上穷极变化，因而被称为“集大成者”（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五

姜夔（约1155—约1221），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人。其父名噩，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姜夔少年时随父宦游汉阳（今湖北武汉市）。父死，流寓于湘、鄂之间。约三十岁时，在湖南遇见诗人萧德藻，萧氏赏识他的文才，把侄女嫁给他，并带他寓居于湖州（今浙江湖州市）。后经萧氏介绍，姜夔在杭州谒见了著名诗人杨万里。他的诗受到了杨氏的赞许，于是写诗引见他赴苏州，结识了曾任副宰相的诗人范成大。后来，他又纳交了寓居杭州的张鉴（南宋大将张俊的后代），并受知于朱熹。庆元二年（1196）他移家杭州，后在贫病交迫中死于西湖之畔。

姜夔一生未入仕途。他精通音律，曾于庆元三年（1197）向朝廷上书论雅乐，进《大乐议》、《琴瑟考古图》，但未获进用；两年以后，又上《圣宋铙歌十二章》，得免解（不必经地方考选的手续）参加礼部进士考试，但仍未及第。他一生除卖字外，常往来于苏、杭间，依靠萧德藻、范成大、张鉴等人为生。但是，姜夔毕竟与南宋后期一般无行的江湖游士不同，他所结交或寄食的人，如上举萧、杨、范、朱，和他晚年相交的辛弃疾，都是重名节、有德行的著名诗人或政治家。张鉴有庄园在无锡，曾经要割赠良田供养姜夔，姜夔也谢绝了。可见姜夔还不失为一个狷洁耿介的清高之士。

姜夔的著述，可考者有十二种。今犹存有《白石诗集》、《诗说》、《续书谱》等数种。他的词成就和影响最大。词集《白石道人歌曲》有词八十余首。其中，交游酬赠的有十多首，眷怀恋人的有近二十首，其余多是咏物和抒写飘零之感的词。也有少数词表现了作者对现实和国事的关心。如“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八归》），“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满江红》）、《凄凉犯》（绿杨巷陌）以及本书所选的《扬州慢》、《永遇乐》等。但是，由于作者主要生活在宋金妥协议和的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狭窄的生活圈子，又使他不可能深刻地认识现实，因此，只是有所感触，感情是不够深切的。

北宋词发展到周邦彦，词风渐趋典雅。姜词继承了周词雅的方面加以发展，而一扫俚俗。他适当地吸收晚唐诗人的手法，又把江西诗人瘦硬的笔法引入词中，从而形成了自己清幽刚健的独特风格。他的恋情词，情感真挚，格调高旷，俗处能雅，绝少浮艳之辞。本书所选《小重山令》、《踏莎行》、《点绛唇》、《江梅引》等，都是用刚健的笔法，写缠绵缱绻的柔情，辞句精美，寄意含蓄，体现了作者的风格特色。

由于姜夔的词作主要是用来寄托自己落寞幽独的心情，所以，姜词的主观感情色彩较重。如《齐天乐》、《鹧鸪天》（巷陌风光纵赏时）和上举《点绛唇》等，都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前人用“清空”二字评姜词，也正是着眼于此。

讲究词的音律，注重研辞炼句和写作技巧，是周、姜两家词的共同倾向，也是周词影响姜词之所在。但比较而言，姜词更能较大地摆脱形式的束缚而注重内容。最明显的，体现在他词的音律上。他在自制曲《长亭怨慢》小序中说：“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这与依调死填的形式主义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这类“自制曲”、“自度曲”，在他的词中，共有十二首。此外，在词的声调上，姜词也能从内容的需要出发而有所突破，并能做到音调谐婉，声韵精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尤善自度新腔，故音节文采，并冠绝一时”。先成辞，后制谱，这是姜夔新的创造，也是北宋以来的婉约派词人所不及之处。总的说来，尽管姜词还存在着雄健不足、意境浅狭、内容单薄等缺点，但他在艺术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不仅影响宋末的王沂孙、张炎等人，而且还下开朱彝尊等浙派词人。他和柳、秦、周三家词，在宋词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个普及性的读本，共选译了柳永、秦观、周邦彦、姜夔四家词60首，每人15首。本书除柳永词以《彊村丛书》所收《乐章集》为底本，选目次第依它本有所变动外，其余三家词，选目各依原有次第。文字上，都参校了《全宋词》及其他尽可能找到的版本，择善而从，未加注明。在撰写过程中，也曾参考并吸收了国内一些学者和专家的研究成果，未一一加注，并在此说明和致谢。

本书对原词的翻译，务求直译；直译难惬意时，才间以意译辅之。注释是对译文的补充，它和译文、提示，都是为了帮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原词。由于笔者学识所限，疏误在所难免，恳切期待着读者和专家的批评指教。

王晓波（四川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