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祝福的诅咒

生活充满了机遇。在机遇初露端倪的时候，发现它们至关重要，但这往往很不容易。比如，我的机遇就带着一丝诅咒的意味：“1993年你有大难，很可能会死。那一年你不能坐飞机。别飞，就算一次也别飞。”一位占卜师这么告诉我。

此事发生在香港，我机缘巧合地遇到了那个老人。当时我听到他骇人听闻的断言后，着实吓了一跳，但也没有为此惴惴不安。那是1976年的春天，1993年听起来还十分遥远。尽管如此，我没有忘记这个年份，它不时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就像一个我还没有决定是否赶赴的约定。

1977年……1987年……1990年……1991年。十六年的时间如同永恒般漫长，尤其当你从知道的“第一天”开始展望。然而，就像所有我们经历过的时间（除了青春期），十六年如白驹过隙，匆匆流逝。很快，我发现已到了1992年年底。好吧，那么，我要做些什么？认真听从那个老人的警告，重新安排我的生活？或者，当作此事从未发生，无所顾虑地继续活着，然后告诉自己“去他的占卜师，去他的胡言乱语”？

当时，我已经在亚洲稳定地生活了二十多年——一开始在新加坡，然后去了香港、北京、东京，最后在曼谷落脚——我觉得对付这个预言最好采用亚洲的方式：不要抗争，坦然接受。

“所以你真的信了？”我的同行取笑我——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的记者，这些人习惯了从每个问题得到干脆的答案“是”或者“不是”，甚至不放过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问题。但我们不是因为对天气预报深信不疑才在阴天带上雨伞。下雨是概率，雨伞只是以防万一。如果命运已给了你征兆和提示，为什么还要再试探它呢？当轮盘赌的弹珠一连三四次落入黑色区域时，有些赌徒会指望统计概率，把所有赌资押在红色区域。我不一样：我会再次押黑色。小球不是在向我眨眼暗示吗？

而且，一整年都不坐飞机的想法本身就颇具吸引力。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假装一个老人掌握了我的命运之钥，我被逗乐了，像是向未知的世界跨入第一步。我很好奇，沿着同样的方向再走几步，我会到达哪里。它或许能带我进入一段与往常完全不同的人生。

这么多年来，我都乘坐飞机旅行，我的职业需要我去往这个世界上最疯狂的地方。那些地方战火纷飞，革命爆发，可怕的疾病蔓延。很明显，我常常身处险境——飞机降落时引擎还在燃烧，或者一个机修工正挤在座位中间的活板门中，苦心修理无法下落的飞机起落架。

如果我不顾预言，继续在1993年坐飞机，我的焦虑肯定多过那些经常在空中飞行、被不安侵袭的人（包括飞行员）；但我会继续自己的生活路径：飞机、出租车、酒店、出租车、飞机。

那个神圣的警告（是的，“预言”和“神圣”这两个词多像啊！）给了我一次（强制性地）改变我生活的机会。

预言不过是借口。事实上，在五十五岁的年纪，一个人强烈地渴望自己的生活获得一点诗意，以新鲜的眼光看待世界，重读经典，重新发现太阳升起，发现天上有个月亮，发现除了时钟的滴答声之外，时间还意味着更多。这是我的机会，我不能让它白白流走。

但有个实际的问题。我要停止工作一年吗？休假一段时间，还是撇开交通方式的局限性继续工作？和许多职业一样，新闻工作现在已被电子设备所统治。计算机、宽带解调器和传真机扮演着至上的角色。卫星传播的生动即时的电视影像已经创立了新的标准。纸质媒体不再专注于反思和关注个人，而是一瘸一拐地追逐电视媒体无法超越的速度（和浅薄）。

对于一个在亚洲工作的记者一时兴起决定一整年不坐飞机的想法，编辑们会有什么反应？对于一个记者的工作模式在1993年突然变成了20世纪初的样子——战争爆发时出发采访，到达时战争已经结束，他们会怎么看待我？

1992年10月，《明镜周刊》的一位主编途经曼谷，我的机会终于来临。一天晚饭后，我直接向他讲述了占卜师的故事，没有太多拐弯抹角，并表示1993年不打算坐飞机。

“听了你的故事，我怎么还能要求你飞到马尼拉，报道他们的政变，或前往孟加拉国报道台风？做你觉得对的事吧。”他这样回应。实在是太棒了！我远方的编辑大人们！他们大概觉得我的任性可以创作出新奇的故事，给我们的读者别样的体验。

《明镜周刊》的做法令我如释重负，但我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否付诸行动。预言在新年伊始便会实现，我想最后一刻再做决定。当12月31日凌晨的钟声响起，无论身处何方，我都会知道我将如何行动。

好吧，那一刻我在老挝森林。我的庆祝大餐是红蚂蚁煎蛋卷。没有香槟来迎接新年，于是我高举一杯纯净水，庄重地决定：无论为了什么理由，付出什么代价，坚决不坐飞机。除了飞机、直升机和滑翔机，我可以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游历世界。

这是一个绝妙的决定，接下来的1993年是我度过的最不寻常的一年：我曾被预言死去，相反我却获得了重生。诅咒变成了祝福。我搭火车、坐轮船、乘车，有时候步行，穿梭在亚欧大陆上，我的生活节奏完全被颠覆。遥远的距离变回现实，我重新获得了探索和冒险的美妙滋味。

突然间，我再也无需匆匆赶往机场，用信用卡当场购买机票，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我被迫以新的视角看待这个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复杂世界，它们被大江大海分割，你需要在边境办理特殊的签证——虽然还是被称为“签证”，解释为用于“地面旅行”，听起来似乎这种旅行方式太过少见，因而对坚持以这种方式出行的人抱有怀疑。

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再也不是几个小时能够完成的事，而是需要花上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我必须避免犯错，因此在出发前，我都会仔细研究地图。飞机舷窗外壮美起伏的山脉都抛诸脑后，我开始设想旅途上可能会遇到的阻碍。

乘坐火车和轮船进行长途旅行令我重新找回了对“地球无限广阔”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它引导我重新发现大多数人的生活。由于频繁的飞行，我们几乎忘却了他们的存在。这群人背负着沉重的行囊和幼小的孩子四处移动，然而，在他们以外的世界，人们高高在上地坐着飞机从他们头顶经过。

我不坐飞机的决定演变成一场惊喜不断的游戏。如果闭上眼睛，你会发现其他感官变得尤为敏锐，用来弥补视觉的缺失。抵制飞机产生了类似的效果：火车上的漫长时光和狭促的空间重新激发了我对细枝末节的好奇心。我前所未有地观察着周边的一切和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相反，坐在飞机上，你很快就学会不看不听：你遇到的人、交谈的内容总是无聊地重复着。飞了三十年，我几乎想不起任何飞机上认识的人。在火车上，或者至少在亚洲的火车上，一切恰恰相反：你跟原本永远不可能见面的人一起度过好几天，一起进餐，一起打发无聊的时间，有些人将令你终生难忘。

一旦决定不坐飞机，你就会发现飞机如何将狭隘的视角强加给你。是的，它们缩短了路途，这一点确实带来足够的便利，但是它们削弱了所有事物，包括你对世界的洞悉和理解。夕阳西下，你离开罗马，享用晚餐，然后小憩一会儿；破晓时分，你已经来到印度。然而在现实中，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我们需要时间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新的际遇；要想获得征服的喜悦，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可是如今万事都易如反掌，我们不再获得任何乐趣。去了解是一种快乐，但前提是必须为之付出努力，了解一个国家正是这个道理最有力的佐证。捧着旅行指南从一个机场飞奔到另一个机场和沉浸在缓慢、疲惫的地面旅行中完全不同，后者慢慢渗透，让你了解它的脾性，火车将你和土地牢牢地连接在一起。

坐飞机出行使所有地方变得大同小异——它们之间仅仅相隔几小时的航程。由自然和历史造就的边境深深地根植于居民的意识，却在往返于开足冷气的机场的旅人眼里失去了意义，甚至恍若不存。对他们来说，横亘在国家之间的不过是坐在电脑前的警务人员，与新地方的首次照面不过是行李传送台，告别时的心情无非是冲往免税店的急切——如今所有地方都是如此。

轮船缓慢而又有礼貌地驶进河口，到达别的国家；远方的港口是旅人日夜期盼的目的地，它们有着不同的面貌和气息。曾被称为飞机起落场的地方与之类似。不过现在一去不复返了。现今机场有颇具诱惑的虚假广告——展示了它所在城市完美的一面，即使它处在这个国家的破败之地。它们有着千篇一律的设计，使用同一种国际语言，令你产生回家的错觉。其实，你只是抵达一个城市的郊区，还要离开此地，爬上巴士或出租车，赶往遥远的市中心。

火车站才是一个城市最真实的映射，它永远处于城市的心脏地带。火车站周边林立着大教堂、清真寺、佛塔或纪念馆。只有接触到这些建筑，你才可以说真正地到达一个地方。

尽管限制了飞行，我还是没有停止工作，而且总是能及时赶到目的地进行报道：柬埔寨的首次民主选举；中泰两国首条陆地交通线路（经由缅甸）的建成。

那年夏天，我也没有打破每年去意大利看望我母亲的惯例。从曼谷出发，我踏上古老的火车路线到达佛罗伦萨：超过两万公里，途经柬埔寨、越南、中国、蒙古、西伯利亚……从这段行程本身来讲，它没有丝毫特别之处，只是很久没有人这么做了。整个行程长达一个月，伴随着火车咔嗒咔嗒的前进声和不同国家的火车头各异的汽笛声，翻越那些在地图上看起来仍像地球小碎片的异国他乡。

我从拉斯佩齐亚返回东亚，这次带上了我的妻子安吉拉。我们登上老旧的意大利邮轮，踏上了一条伟大的经典路线：经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抵达新加坡。我们是船上仅有的两名乘客。除了我们，剩下的就是两千箱货物和十八名意大利海员。

如果没有占卜师的预言，我绝不会经历这些事，1993年也将如其他年份一般寻常，没有一件事可以像上述的经历一样标志时间的流逝。

一名记者的一生中会遇到多少伟大的故事？如果足够幸运的话，能有一两次。我已然拥有了此等运气：1975年春天我在西贡，共产党的到来结束了越南战争，越战之于我这一代人，就像西班牙内战之于海明威和奥威尔；1991年夏天，我正在苏联国土上，恰巧赶上了苏联解体。如果我真的足够好运，或许有一天，我还有机会目睹别的大事。不过在那之前，我必须继续培养好奇心，观察更隐蔽、更平常的事物。

除了不坐飞机，我还下了另一个决定，作为对这个游戏的逻辑性延伸。这一年我无论到哪里，都要找到当地最有名的占卜师，最强大的魔法师，最灵验的神使、预言家、先知，让他们推算我的未来，解读我的命运。

他们风格各异，每一次见面都像是一次全新的冒险。一路上，我从他们那里收到了许多警告和教我如何生活的明智建议，也获得了油、护身符、药片、粉末和药方，帮我躲避各种危险。我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带在身上，到了年底，我都快被这样的小玩意儿、小瓶子和纸袋子压垮了。每一样物件都代表某种我必须避讳的禁忌：毋庸置疑，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其他的，在每一种系统中，要想获得某种益处，那就必须作出牺牲，付出一些努力。我相信，这条原则几乎完美，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我并不能严格地遵从所有的“职责”。

如果我遵守了所有的劝告和禁律，我的生活会比仅仅避免坐飞机要复杂得多。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岛上，我遇到一位巫医，他警告我，永远不要对着太阳小便。还有一个人告诉我不要对着月亮小便。在新加坡，一位女萨满嘴里振振有词地念着古汉语，忠告我不要再吃狗肉和蛇肉。一个预言家让我不要再吃牛肉，另一个建议我从此成为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乌兰巴托的老喇嘛看着干牛粪的火焰上缓慢燃烧的羊肩胛骨，从裂缝中解读我的旅程，然后递给我一小包喷了香水的干草。草料来自蒙古草原，遇到危险时可以拿出来闻一闻，跟嗅盐差不多。虽然我穿戴整齐，但是金边外的僧侣朝我身上泼了水，他曾经把同样的水泼到当地的癫痫患者身上。

大多数占卜师不过是个性鲜明的普通人，有一些是彻头彻尾的江湖骗子，只是为了谋生。但是，其中一些确实非常了不起，他们深谙世事人心，带着特殊的通灵禀赋，可以准确地读心，并看到常人不可探知的“创伤”。我时常思索，他们是否真的具有特异感知力。这可能吗？难道人类历经数千年，丢失了某种能力，恰好被他们继承？

世界的历史本身就带有各种预言和先兆，但是我们下意识地觉得那都属于过去，在西方世界尤其如此。然而，在亚洲的种种事件中，玄学几乎和经济、意识形态发挥着同样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我们称之为迷信的东西几乎存在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星学、手相学，从一个人的面相、脚底甚至茶杯中喝剩下的茶叶解读未来，这些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公共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也包括巫医、萨满和风水师。新生儿起名、买地、股票抛售、修房顶、出行择日、宣战择日，都被这样的规则支配着，虽然这与我们的逻辑毫无关联。无数桩婚事的安排、无数栋建筑的规划和建造，都按照这些规则来执行。影响所有群众的政治决策也需要参考占卜大师的建议。

人类坚持不懈地追寻生命的意义，试图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获得预知未来的窍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初，汉字的出现不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是为了与神交流询事。“我要与我的邻国开战吗？”“这场战争能赢吗？”皇帝将这些问题写在一块扁平的骨头上，骨头由烧热的针穿凿后，放在火上烧炙。神谕就在骨头的裂缝中——有人知道怎么解读。这些刻着意形符号的骨头可追溯到三千五百年前，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汉字“手抄本”。

现代人仍旧不时地向神求助，尤其是东南亚华人。比如，他们投掷两块像大豆子一样的木头（筊杯）来获得上天的启示。如果两块木头的正面都朝上，那么答案是可以；两块背面朝上，答案是不可以；如果一正一反，就再投一次。

占卜老人的预言让我有机会学习人们寻求此种建议的各种方法，接触全新的知识领域，探究神秘的直觉世界。那些建议总是充满召唤力，但是我们很少把它当一回事。我研究迷信也是为了了解日新月异的亚洲：我想知道“神秘的东方”留下了怎样的故事，让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人为之心驰神往。报纸上大肆渲染亚洲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下一个世纪是属于亚洲的世纪。用精算电脑上的图表看待世界的银行家和金融家为之振奋不已。然而现实中，亚洲不仅经历着经济的繁荣增长，还因急切追求某种发展模式而戕害自己。这种发展模式不是由它自己选择的，而是被唯利论的逻辑强加的，同样的逻辑已经无情地掌控了所有的人类行为。

人类用推土机将古城夷为平地，为千篇一律的“现代化”发展腾出空间；流行文化被无法抗拒的外来模式挤到一边，卫星把同样的故事传到遥远的缅甸丛林和蒙古高原。物质主义的可怖浪潮正在吞噬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不过，亚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反对这样的浪潮，抵制它所带来的巨大迷失，同时，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古老信仰、宗教认同正在他们心中复苏。

或许全世界都在上演同样的剧目。社会群体越来越碎片化，自然世界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渐渐隐退，似乎所有问题都可以用科学来解决，死亡不再像过去一样是赞美诗一般的存在，而成为一种禁忌，脱离了人类生活。人们对自己的终点越来越迷惑不解，渴望获得平静、理解、友谊。因此，带着异域气质的东方再次成为许多西方青年追寻灵感的目的地。他们研究东方的宗教和仪式，希望探知在西方的学校和教堂不可能获得的答案。不像西方的伟大哲学家们，东方神秘主义、佛教和亚洲精神领袖似乎能够帮助那些年轻人，远离消费主义的桎梏、广告的轰炸和电视节目的绑架。西方的年轻一代成长于秩序井然、权利保障完善的社会，甚至连他们的欲望都有可能不是出于自己的喜好。如今，他们愈发有志于探索东方的精神脉络。

以前我在亚洲奔波，很多次看到欧洲人裹着僧侣标志性的橘色或紫色长袍，但是我对他们的故事并不感兴趣。这一年，我终于有理由停下来，倾听他们的故事。比如，我遇到一位旅人，他跟我一样，也是佛罗伦萨人，曾经也是一名记者，他跟随一位喇嘛遁入了空门。我还碰到一位年轻的德国诗人，他在曼谷南边的寺庙里过起了清苦日子，打坐冥想。他们都是这个迷失的时代的受害者。由于迷失，欧洲电话通讯录上，列出手相大师、占星师、预言家联系方式的书页越来越厚。他们的客户已不局限于轻信他人的女士，容易受骗、孤独或无知的人；这是我的另一个重大发现。这一年，我意识到，很多人跟我一样，对这个朦胧的世界充满好奇。你不会怀疑他们；他们只在我坦承认真对待我的预言时才会敞开心扉，向我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这可能是老生常谈，但关于命运，关于好运或厄运，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人们迟早都会产生。

后面便是我行走在地面上的神奇的旅行故事……或者说，我从来没有像过去十三个月一样不带翅膀地飞行。一年有十三个月？是的，我只能这么简洁地解释一下。

那结论是什么？“我从不找占卜师。我喜欢命运给我的惊喜。”当我在曼谷询问一位老妇人她多久找一次占卜师时，她神秘地回答。

对我来说，我的惊喜就是来自一位占卜师。他的预言仿佛赋予了我第三只眼睛，我借此看到了从未留意的地方和人群。它赠予我难忘的一年，从我坐在老挝一头大象背上的竹篮子里开始，在我坐在中情局前探员开设的佛寺中冥想时结束。

他的预言同时也把我从一场空难中解救出来。1993年3月20日，柬埔寨上空，一架联合国的直升机坠落，里面乘坐着十五名记者。其中一位是我的德国同事，他当时接替了我的职位。

1. 原文分别为indovino和divi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