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未竟之死

对于神秘事物，我始终保持着漠然处之的态度。究其原因，和其他许多事一样，要归结于童年。事实上，这种疏离很早就产生了。

还记得她们在盛水的碗里放了一张某个士兵的照片，又在我头上覆上一块大毛巾，让我在黑暗中俯身坐在碗前，盯着水底那张晃动的半身像。我身边的女人们安静地坐着等待。

这是祖母的主意。她说，仪式需要一个纯洁的灵魂，显然我符合要求。那是1943年，降神会就在我位于蒙蒂切利的老家，佛罗伦萨的工人区进行。我们有个邻居，她叫帕尔米拉，那年冬天大撤退时期她儿子在苏联失踪了，我的任务就是探知她儿子的生死，以及那一刻他正在做什么。

我很乐意说，我看见他在一间木屋里享用餐点，周围是白茫茫的雪地。可我只能看见随着我的呼吸而浮摆的半身像上，那张严肃而不苟言笑的脸庞。这张黑白照让我想起索菲亚诺墓地大理石十字架上的照片，但我不会说出来。这一幕是我童年里最清晰的记忆，我清楚地记得，当她们把毛巾从我头上拿下来，默默倒掉碗里的水时，脸上失望的神色。帕尔米拉拎出相片，用手帕把它擦干。有一个女人说，如果失败，那有可能是因为我失掉了纯真——这不可能，因为那时候我还不到五岁。但谁知道呢？也许其实降神会成功了：帕尔米拉的儿子后来再也没从苏联回来。

自那以后，在我的人生中，我从未对那表象以外的未知世界表现出一丝超过好奇的情感，而那好奇也是再正常不过、带有怀疑色彩的；并且，出于本能，我总是能为发生在眼前的难以解释的事件找到某个合理的解释。后来，当我有了孩子以后，这种对理性解释的需要就更为迫切了，因为孩子们总是在任何时候都要求一个“解释”。

有一次，我带家人去德里庆祝我的四十岁生日（希望在印度种下象征性的种子，以便日后正式宣布定居于此的打算），一个老锡克教徒走近萨斯基亚和弗尔科。那时候他们分别是八岁和九岁。“愿意的话，”那老人说，“我能猜出你们祖父的名字。”他们满腹狐疑地给了他几个卢比，然后老人问了他们几个问题，随即在纸上写出字母G，这让他们大吃一惊。G是我父亲的名字Gerardo的首字母。我艰难地说服他们，这和印度众多“奇迹”（从把人活埋到绳子立起来）一样，背后总有个小把戏。他们很可能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暗示了字母G。不可能！他们很确定，老人至少会读心术。几年后，我们在泰国度假，发生了一件我们亲眼看到却无法用“把戏”来解释的事。

当时我们和老朋友塞尼及他女朋友茵一起住在皮皮岛上，塞尼是泰国记者。皮皮岛曾是个热带天堂，蓝海，白沙，竹草屋，直到它也被电器、传真机和带泳池的混凝土旅馆入侵。我们正要坐船去看威严神秘的洞穴，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人都在其中采集一种被中国人格外珍重的美食：燕窝。忽然，茵发现她把相机落在他们的小屋里了。“等一下，”她说，“我给塞尼打个电话。”电话？岛上可没有这种通信工具！茵坐到一边，把头埋在手心里，眼睛紧闭，就好像在奋力发起对话。几秒钟以后，塞尼在远处出现，就像一个正在穿越白沙的黑点。“相机！茵，你忘了相机！”巧合吗？肯定是。我的脑海中没有丝毫怀疑。

弗尔科却激动不已。小船、大海、神秘的洞穴，以及当地男孩用来采燕窝所攀爬的参天竹竿，这一切对他来说都索然无味了，因为他见证了通灵术存在的可能性。那天后来的时间他都花在“练习”上，到了晚上吃饭前，他宣布要去和妈妈建立通灵感应（他妈妈此前有事去了佛罗伦萨）。“妈妈现在在干什么？”萨斯基亚问他。“睡觉，”他答，“我看见她正在睡觉，周围都是蓝色的光。”此时的意大利刚过正午，我们家中不可能有蓝色的光，并且他妈妈从来不午睡。

然而一周过后，安吉拉从佛罗伦萨回来，告诉我们那天她恰好去了我们的乡间别墅，在亚平宁山区托斯卡纳的一个叫奥西格那的村子里。就那一次，她吃过午饭，在孩子们的房里小憩了一会儿，房间的窗帘是蓝色的。我有个会超自然感应的儿子？我会更倾向于认为这不过是恰好猜中了。

跟所有人一样，我听过、读到过成真的预言和超能力者（会飞，会飘浮，能看到过去，参透未来），但我并没有太在意。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我们如何再过正常生活？如果命运已然写在掌心或星象里，那我们如何再像平常一样赶巴士，出现在办公室里，交电费？我们是不是该抛开现有的生活，全心全意投身于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可人们还是按部就班，火车照常行驶，信件照常来，报纸一天不落。我告诫自己，超自然现象不过是少数人捏造出来的，是歪曲的想象力的产物，和其他东西一样，不过是因为人们需要去相信表象之外的世界；我不必关心。就这样，我在亚洲生活的这么多年里都没有关注事物带有神秘色彩的一面。我拜访过寺庙和修道院，听过各种各样的故事，可从不允许自己被打动。每当我需要核实奇怪的传闻时，总能觉察到不合理的地方。我听过的故事并不符合现实。

旅居亚洲这么多年来，我从未测算过星盘或向那些数不胜数的占卜师中的任何一位请教过人生，因为对于他们我始终有一种骨子里的反感。孩童时期，战争刚过，吉卜赛人总会在我们门口逗留，请求给我妈妈看一卦手相。妈妈总会拒绝，插上门闩，说他们都是小偷，会给我们催眠，再把我们仅有的那一点财产抢走。妈妈的愤愤不平显然对我有着某种程度的影响。

在香港时，我本来也不想去找那位命中注定的占卜师。那时候我们刚从新加坡搬过去，在英租界我们遇到一个在上海相识的多年老友，他是20世纪60年代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他的妻子是一位有名的电影导演，并且是云南最后一届军阀的孙女。她醉心于赌博，极其迷信。每隔一阵，她就要去澳门，和我一样成天玩二十一点、百家乐，尤其是番摊，一个再简单不过却让人沉迷的游戏。庄家把一碗纽扣倒在桌面上，再用一根象牙筷四个一组地移除它们。参与者要猜的是最后剩下的纽扣的数目：零、一个、两个还是三个？这游戏的魅力在于，你能从高处的栏杆边操作，下注和收取赌赢的钱都是通过一个用绳子吊着的柳条筐。

每次她去澳门，在乘气垫船之前都会向她的占卜师询问日子的凶吉。“他是香港最好的大师了。你应该去见见他。跟我一起去吧。”她说，终于说服了我。

他住在湾仔区破烂不堪、如蜂窝般拥挤的廉价租房区。为了通风，这些公寓晚上也大敞着，但有上挂锁的铁栅栏防盗。爬了好几段楼梯后，我们到了其中一个铁栅栏门口。地板上有个小祭坛，泛着红光，摆着一碗米饭和几个柑橘，是给保护神和先祖的供奉。我现在都还记得那沁人心脾的焚香。一张老旧的铁桌后面坐着一个中国人，年约七十，穿着无袖马甲，像僧人一样剃了发。他骨瘦如柴的手搭在几本旧书和一个算盘上。

老人给朋友算卦的时候，我就坐在一边。之后，他手指向我，用我听不懂的粤语说：“我感兴趣的是他。”我不得不让步了。

他先用一根绳子量我的前臂，又用手摸索我的额骨，然后问了我的出生日期和时间，拨弄了几下算盘，望着我的眼睛，终于开口了。我猜想他无非会说些占卜师都用的那一套标准的含糊说辞，可以随意解释，皆成文章，好像橡皮圈那样可以随心拉扯。若是你想，总能自圆其说。他要是说“你结婚了，但你的生命中还有另一个女人”，我恐怕会想“哈，可能他指的是那个女人”。他要是说“你有三个孩子”，我可能会饶有兴味地想象自己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还播撒了一颗种子。可是，当我的中国朋友给我翻译时，进入我耳朵的这句话让我震惊不已：“约莫一年前，你本会惨死，却以一笑捡回一条命……”确实，这是真的，但是这位我素未谋面的老人怎么能将只有我知道的一段往事描述得如此准确？我的中国朋友是绝对不知道这件事的。

那是在柬埔寨，正好一年前。4月17日，我在金边陷落的前几天刚好离开了柬埔寨，在曼谷昭披耶河（湄南河）边的东方酒店里享受着奢侈的和平与宁静。一想到我留下的朋友得以亲眼看到红色高棉政权进入金边的情景，我就后悔得咬牙切齿。没能和他们在一起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我可不准备就这么心甘情愿地接受。我租了辆车，驱车到靠近柬埔寨边境的泰国城市亚兰，于18日早晨穿过边境的铁丝网桥。我脑中是疯狂、愚蠢和不顾一切的念头，我很肯定我能从这里找到去金边的路。我就这么徒步上路了。

路上成群的柬埔寨人和我擦身而过，惊慌失措，往跟我相反的方向奔逃；汽车载满了人和行李，喇叭嘶吼。他们都惊恐万状，一心逃往泰国。其中一个人还挥手示意我回头，但我没有理会。当那些红色高棉的人排成一列开始进城，我也才走到波贝的中心。政府军丢盔卸甲，慌忙逃窜，没有反抗，也没有枪击。第一队红色高棉军从我身边走过，对我视而不见。但第二队把我一把抓起，用枪指着我，把我推搡到市集广场的一堵墙上。他们口中似乎喊着：“中情局！中情局！美国人！美国人！”然后准备朝我射击。

在这一刻之前，我一直以为柬埔寨游击队不过是战后被遗弃在路边或稻田里的尸体。这些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活人：年轻，刚从丛林里出来，皮肤干燥，被尘土浸得灰蒙蒙，眼神凶狠无比，因为疟疾而发红。“中情局！美国人！”他们不停地吼着。我肯定他们马上就会射杀我，我会死得很快，感觉不到伤痛。我担心的只有我的家人，得知这个消息，他们会多么痛苦。出于本能，我把手伸进衬衣口袋，拿出了护照。我挤出灿烂的笑容，说：“我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我不是美国人。是意大利人。”

游击队员身后的围观人群中走出一个肤色苍白的人，几乎是白人肤色（无疑是个当地的中国商人），他把我的话翻译成高棉语：“我是一名记者，别杀我……等政府干部来，让他决定……我是意大利人。”红色军放下枪，把我交给一个年轻的游击队员看管，那人好奇地端详了我几个小时。他时不时地用大手枪的枪管划过我的脸、鼻子和眼睛。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来了一个年纪大些的游击队员，明显是他们的头领。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和他的队员谈了好几分钟，然后转向我，用完美的法语跟我说，欢迎我来到被解放的柬埔寨，这是历史性的日子，战争结束了，我可以走了。

那天晚些时候，我再次得以躺在曼谷东方酒店华美凉爽的亚麻床单上。“要是有人用枪对着你，就微笑。”从那时起我就这么跟我的孩子们说。这差不多是我人生中少有的能教给他们的东西了。

这段遭遇对我来说远不止“人生中的一课”。一如既往，真正的恐惧稍后才会袭来。那以后好几个月我都做噩梦；那一幕总是以慢镜头重现，而且不是每一次都圆满收场。显然这次经历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可这位占卜老人是怎么在他狭小霉烂的小屋里看到那个印记的呢？我若是被刀划伤了，或被子弹打穿了，皮肤上留下的伤疤所有人都能看见。但他是怎么看到红色高棉军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内心留下的创伤呢？

看完我的过去，老人还讲述了我和五种自然元素的关系：火，水，木，金，土。“你喜欢木。”他说。这没错：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在自己周围摆满木头物件，并且在所有味道里，我最喜欢檀香。“若是临水而居，你会非常快活。”这也没错：住在香港的时候，从我们的住所总能看到海，在意大利时，我们在奥西哥那的度假别墅里能听到山泉流淌的声音。

接下来我听到的，就是会支配我的人生整整一年的那句话。“当心了！”老人说，“1993年你有大难，很可能会死。那一年你不能坐飞机。别飞，就算一次也别飞。”他还说，“如果那一年你没有因飞机失事而去世，你会活到八十四岁。”

对过去事件的精准描述和对未来的准确预测之间本不应有什么关联，但显然前者会让后者愈发可信。因此，我后来也发现了，几乎所有的占卜师都采用这个套路，这让我没法忘记老人的预言。他对我过去的“猜测”没法用数学概率来解释。他讲了我和死亡擦肩而过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是没法对任何一个走进他在湾仔区的那间小屋里的人都适用的，没法轻而易举地自圆其说或被人抛诸脑后。这和对一个女人说“你有孩子”或“你没有孩子”不一样。我在波贝的经历绝对不属于平常范围之内。

倘若老人果真可以用他自己的方法获悉过去的真相，看到发生在1975年的往事，那么有没有可能他也看到了会发生在1993年的事？

这样说来，这个问题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被忽略的；花一年时间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来说有着无穷的诱惑——尤其是当时距离那昭示凶兆的1993年只有短短数天。

1992年12月18日，我乘飞机从曼谷飞到万象。22日，我搭乘一架狭小颠簸的中国制客机，到达琅勃拉邦，老挝国古老的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