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曼谷的捡尸人

越过巴色，我坐上从对面的泰国边陲小镇塔凯过来接我的车。这段旅行我仿佛坐上了一台时光机：出发时我刚离开历史悠久而未经开发的老挝边境，几个小时后，我就被曼谷那俗不可耐的现代气息所包围。这儿肮脏、混乱，空气里散发着恶臭，更不用说水质糟糕，空气有严重的铅污染。在这里，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流离失所；每六十个人（包括新生儿）中就有一个携带艾滋病毒；每三十个女性中就有一个从事卖淫；平均每小时就有一个人自杀。

人们称这儿为“天使之城”，也许它曾经名副其实。过去，曼谷的房屋建在木桩上，道路是运河，人们划船来去。陆地上仅有的几条马路绿树成荫，繁盛的枝叶为悠闲的行人提供荫凉。镀金的宝塔尖顶俯瞰民居和宫殿，乃至王宫——二十世纪初，这位国王请来一位意大利建筑师为自己打造王宫大殿。

曼谷从来不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它曾不乏魅力，具有异国风情。热带的热浪有时简直令人窒息，但此时总会从海边吹来一阵清风，一路畅通无阻地穿过民居，最后到达湄南河。

曼谷长期以奢侈的恶习和未解之谜闻名。有血有肉的人每天进行无数精明的交易，在他们中间还存在着许多别的“东西”：它们是无形的，诞生于想象，诞生于人们的爱与恐惧。和这个地区的其他人一样，泰国人称它们为“非”：魂灵。

为了抚慰“非”，让它们保持安静，不至于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泰国人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每条街、每家每户门口都建造了纪念它们的神龛。人们纷纷献上食物、小木雕象、石膏舞女塑像、一杯酒、蛋糕、芬芳的茉莉花圈，等等。

无论是打地基还是挖井，泰国人都会第一时间建起一个祭坛，向大地之灵表达惊动它的歉意，同时祈求它在接下去的时间里保佑工程一切顺利。这些道歉和祈祷还会通过更换供物不断更新。若施工时不得不砍掉一棵树，人们会郑重其事地向其中的“非”请求对它斧锯相向的许可。

相传，在艾拉湾酒店旧址，大地之灵就对当地人的供奉十分满意，于是展现了各种奇迹。时至今日，其上的寺庙仍是曼谷香火最旺、最受欢迎的。它的一大特色是保佑人们生育男孩，数以千计的不育女性带着五花八门的供奉前来，其中一些还会在晚上围着寺庙半裸着跳舞。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对现代化的渴望充斥了整个曼谷，大型建筑的施工把整个城市翻了个底朝天：运河被填平，变成毫无生气的柏油路；矗立几个世纪的树木被砍倒；古老街区的房屋被推土机一口气推平，代替它们的是由钢筋混凝土建成的摩天楼。土地被挖开、翻转、钻洞、粉碎，尽管还有人向“非”道歉，但如今的冒犯已严重得让许多“非”怒不可遏。整个城市挤满了这些看不见的“非”，它们让人发疯，引发恐怖的灾难，以此来实施报复。至少，老曼谷人如此深信。

1990年9月，我们抵达曼谷还不到一周，就在市中心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一辆满载液化石油气的油罐车突然向右翻倒，从油罐中泄漏的死亡之云笼罩了许多车辆和房屋。要是此时一个火星引起爆炸，那恐怕上百人都会在瞬间被烧成焦炭。

又过了几个月，一个午后，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我们看到港区方向升起一团浓浓的黑烟。那是一个化学品仓库发生了爆炸，数十人因此丧生。究竟是什么化学品至今仍不得而知，但自那以后，两千多名暴露在这致命空气中的人患上了无法解释的皮肤疾病和呼吸困难。许多婴儿先天畸形。

灾难接踵而来。最令人震惊的是一场发生在玩偶工厂的大火，活活烧死了一百九十名女工。为了防止盗窃事件的发生，管理层用挂锁锁住了每个出口，使那些女工无处可逃。

曼谷仿佛受到了恶毒的诅咒，就像一个被恶魔之眼盯上的城市。人们说它发展过度，高楼大厦的重量每年都会把土地向下压几英尺，很快就会被大海吞没。由于清凉的海风被新建的高层建筑阻挡，这里确实比以前更热了。还有水资源短缺。但最让政府官员和当地报纸的主笔担心的是什么？难道是穷人喝不上水吗？不，最让他们担心的是“按摩院”（在泰国，人们以此隐晦地称呼妓院）缺少足够的水让数量庞大的客人清洗私处。

每一起事故都有一个直接、显而易见、理性的解释：天然气爆炸，因为人们没有遵守安全规定；工厂成火灾高发场所，因为比起花钱采取防火措施，老板更乐意贿赂负责安全监测的官员。但“非”的解释不无道理，因为它道出了事情的本质，不只是在曼谷，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然在惩罚不尊重她的人，以及那些出离贪婪、破坏和谐的人。

在曼谷，我们搬进一栋至今住过最漂亮、最迷人的房子。它是混凝土带来的恐怖中保留下来的一片古暹罗绿洲，却没有一个供奉“非”的祭坛。

“这儿的‘非’是活的，你可真得每天都摆上供品。”前一任租户提醒我们，他是美国作家比尔·沃伦。这儿的“非”是只食肉的大乌龟，几乎有三英尺宽，在这栋房子建成前这里是个池塘，它就生活在里面。

我喜出望外：这栋房子建在水上，正如占卜师建议的那样；至于乌龟，长期与中国人相处的我自然知道它是祥瑞的典型象征。传说中，龟可以活好几百年，所以中国人把刻有圣旨的石碑立在巨石或大理石龟的雕塑上。在中国的传统中，龟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它象征整个宇宙。龟壳的下半部分呈方形，象征天；上半部分呈半球形，象征天。龟被视作神圣的象征，便是因为它体内包含两者的统一，掌握时间与空间的要诀，进而拥有通晓古今的智慧。

我们住处的这只乌龟是人类发展之路上的又一个牺牲品。它曾生活在城市的运河系统中，度过了难以计量的岁月。此后，运河被填平，流经池塘的水成了死水，它就一直留在这里，哪儿都去不了。

我们到达后，这只乌龟选择躲藏起来。虽然我们以它的名义，把这里改名成“乌龟之家”，但它还是对我们避而不见。我们知道它就在某个地方——因为我们时不时地会丢失一只小鸭子，但它似乎不太适应与我们相处。同样，在“乌龟之家”上班的人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抱怨自己身上的小病：园艺师咳嗽个不停；厨师脚疼得没法站起来；我的秘书则持续头疼。他们的亲戚中有人遭遇了交通事故，两人丧生。很显然，我们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平衡，我们需要想一个办法来恢复和谐。

有些泰国朋友建议我应该和安吉拉一起去觐见玉佛（曼谷所有“非”的“非”），然后告诉他，我们最近来到泰国，并会在这儿待上几年；还有些人建议我给“乌龟之家”做个驱魔仪式，这样就能摆脱所有可能依附于它的厄运。

我们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前者。一天清晨，我们去了玉佛寺，在著名的大佛像前跪拜，这座大寺建在流经王宫前的河流边上。4月9日，安吉拉生日那天，我们请了九位僧侣来到我们的住处。他们手持一根很长的白色绳索，其中一位僧侣用这根绳索绕着我们的屋子和池塘围成一个圈。随后，他们唱起优美的祷文，将圣水洒向我们每个人和每件物品。最后，他们在正午前用完我们准备的斋饭，一如戒律规定的那样。

在那之后，或者确切地说，在一群蜜蜂来到我的花园，筑起一个巨大的蜂窝（给房子带来好运的标志）之后，一切麻烦终于告一段落。

但现在我将迎来艰难的一年。我曾以为，即使我行动缓慢，我也能搞定我的船。我简直大错特错。

曼谷是一个港口城市，每天都有上百条船在此停靠，每周当地报纸都会发行几次厚厚的增刊，上面写着所有船只的目的地和装货时间。我们开始打电话到各处询问前往菲律宾、越南、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航班，也许找月亮还更容易些。我联系了船运的领班、董事长、总经理，最终却一无所获。我收到最有礼貌的回复是“对不起，我们不行，你可以试试别的线路”或者“我们曾经载过旅客，但现在……”，不可理喻。船不再运输货物以外的东西了，货物也最好用集装箱封好，可以用电脑控制的吊车装卸货。

为了坚持整个计划，我开始把占卜师的话和一年不坐飞机的决定告诉大家。这强调了我的决心，但最重要的是，这引起了许多泰国朋友的同情，他们突然表示“得到了理解”。我如此看重占卜师的预言，说明我和他们拥有相同的思维方式，也代表我已经接受了亚洲文化。他们感到很受用，纷纷表达了帮助我的意愿，尽管只是提供意见和建议。我最常听到的话是：“别担心，试试消灾！”

消灾背后隐藏的含义是，命运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视占卜师的预言为一种警告，或是一种对事物发展趋势的预示，而不是武断的判决。假设一个占卜师告诉你，你将身患重病，或是你家庭中的一员会在短时间内去世，你该如何应对？不必惊慌，你只需要向寺庙添香火，帮助不幸的人，放生被囚禁的动物，收养孤儿，捐钱建佛塔，给穷人捐棺材，这样你就能避开灾难。显然，当我们消灾时，需要这个领域的专家告诉我们消灾的途径、数量和对象，完成这些之后，一个人的命运需要被重新审视，或者交还给本人。命运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你永远都可以和上天达成一项协议。

尽管我得到了许多建议，却很难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谁才是曼谷最好的占卜师？我感觉，每个人都想把最喜欢的占卜师留给自己。他们也承认，最好的占卜师不在他们最喜欢的那几个里面，而要从别处寻找。泰国人说，最好的占卜师在柬埔寨，柬埔寨人说在印度，中国人说这方面蒙古人无人能及，而蒙古人则相信藏族人是最优秀的，等等。每个人都意识到了环绕着他们的相对性，似乎都想把可能性寄托在别的地方。一个爪哇人会说：“啊，要是我能去见见乌兰巴托的占卜师就好了！”这样他就会永远寄希望于在别的地方肯定能找到通往幸福的钥匙。

我的情况就简单了：我在曼谷，只想找个当地的占卜师。我想在迎来禁飞年之前确认我的命运，让人再次解读我的未来。毕竟，自从我遇到那个香港的占卜师之后，我没有再咨询过任何人。

由于我在泰国的学徒没有一个可以给我推荐占卜师，我想起了我的朋友苏拉·西瓦拉克沙。他是泰国屈指可数的哲学家，曾两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一直坚定地反对自己国家抛弃传统的做法，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来声讨那些他认为已经背离佛教之道的人。泰国政府不喜欢他，由于他激烈的言辞，他还被指控犯有欺君之罪（世上没有其他地方还留着这项罪名），他也因此在监狱中度过了一段时间。上次他被逮捕时，我去探望了他的妻子，以为她会为此忧心忡忡。但她丝毫没有！因为她咨询了一位占卜师，他向她保证，苏拉再过几天就会被释放。事实也的确如此，他甚至说出了具体的日期和时间。我打算就去咨询他。

我知道他住在哪儿，也知道他失明了。我需要一个翻译，但我不想带我的秘书，或任何对我有所了解的人，因为他们可能会（即使是无意识地）透露有关我工作和家庭的线索。于是我打电话给一个为差旅商人提供秘书的事务所。我假装成一个住在东方酒店的客人，在酒店的大堂约见了我此行的同伴。来者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女人，微胖，戴着一副大眼镜。得知此行不用翻译合同条款和商务会谈后，她显得十分高兴。

占卜师住在唐人街的正中心。一个穿着镶金白色制服的司机开着东方酒店的奶白色豪华轿车，载着我缓慢地穿过一条羊肠小道，来到美妙却又混乱的沃拉扎地区。这里仍是曼谷最热闹、最有活力的地方——上千家出售五金制品、水泵、窗帘、钉子、棺材、糖果的商店依然如故，感谢上帝；壁龛里供奉的香和药店里的香油一起散发出无数种香气；扎堆的游客遍布大街小巷，他们穿着黑色短裤，把上衣拉到肚脐眼，好像故意让它和空气接触，激发所谓的“气”。

占卜师住在错综复杂的巷子最深处，我们只能下车步行前往。我们最终到达占卜师的家，可那不大能称为“家”：穿过一道面向街道的铁栅栏，我们进入一个比一般的房子和商店大两倍的房间，神明和物品就这样共用一个空间。房间的一头，一堆米袋中间有一张破旧的铁桌。铁桌后面，一个失明的老人坐在一张藤椅上。与其说坐，他更像靠在椅子边缘，做着足底按摩。中医认为，足底与各个器官相连，关键在于找准穴位。他的眼神空洞，瞳仁的位置白白一片，就像一直在翻白眼。桌上放着一只小茶壶、一盘象征繁荣的橘子和一个空的龟壳。整个房间充满从角落的祭坛散发的焚香味，那里供奉着许多镀金的木雕、神像和祖先雕像。我们看到占卜师的雕像大都高举着一把宝剑，好像在保护失明的他。一个穿着绿色丝质睡衣的老女人，也许是他的妻子，刚在一张圆桌旁吃完饭。她用柳条盖盖住装剩菜的罐子，坐到洗碗池前的凳子上，开始洗碗。

占卜师好像并不急着办正事，缓缓低语了几句。我的助手为我翻译。他问了个常规问题，我也用常规的方式回答：“我出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时间是1938年9月14日晚上八点左右。”

他看上去很满意，掐指做起奇怪的算术。他仰视天空的眼睛突然亮了，好像发现了一个会引起我注意的大秘密。他的嘴里念叨着没有意义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一个穿着白色睡衣的女孩跑进来，递给占卜师的妻子什么东西，又很快跑了出去，临走还不忘双手合十，向祭坛上冷冰冰的雕像表达敬意。好一会儿，周围只有墙上旧时钟的滴答声。在我看来，占卜师就像在记忆中搜索着什么，并且找到了。

终于，他开口了。“你出生那天是周三！”他郑重宣布，好像这一招会让我吃惊。（没错。厉害！要是在几年前，他只靠记忆算出来或许能糊弄许多人。时至今日这就没那么稀奇了，我的电脑几秒钟就能完成）他试图取悦的举动确实值得称道，但我已经失望，兴趣大减。我心不在焉地听他说：“你拥有精彩的人生、健康的体魄、活跃的思维以及糟糕的性格，”他接着说，“你有时会大发雷霆，但很快会冷静下来。”这些话适用于每个坐在他面前的人，我暗暗想道。“你的思想从不停歇，你一刻不停地思考问题，这不是好事。你对人慷慨。”这也适用于几乎每个人，我心想。

我在桌上放了一个小型录音机，同时也在不停地记笔记，但我怀疑这是在浪费时间。这时，我听到翻译说：“你小时候病得很重，要不是你父母把你送到别人家里，你可能已经死了。”这重燃了我的好奇心，因为我小时候确实身体不好。当时正处在战争年代，我家很穷，吃的东西也很少，我有肺病、贫血、甲状腺肿胀。“你七岁到十二岁时，学习成绩很好，但经常生病，还搬家了。你十七岁到二十七岁时，被迫半工半读；你很聪明，能解决各种难题，现在已经无需为生活担心，因为你学了工程学。从二十四岁到二十九岁的这段时间，是你一生中最抑郁的时光。在这之后一切都有了好转。”

我小时候是经常生病，但我并没有十七岁就开始工作。我们也没有搬家，但二十四岁到二十九岁确实是我一生中最糟的时候。当时我在奥利维蒂公司上班，每天都在考虑辞职，却又无计可施。至于工程学，事实上我学的是法律。

我没有信服。这像是一个占卜师的话总有几条能说中的典型例子。我有些走神，目光被他正在抚摸龟壳的手吸引，耳畔不断传来他关于我命运的细语，就像一台电脑在筛选信息。显然他全凭自己的大脑进行着计算，但他真正的过人之处也许是本能。正因为他看不见，不受那些使我分心的事物的干扰，所以能全身心地感受眼前的人。也许本能告诉他我在走神，因为他突然停止了念经般的口吻。

“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他说。我立刻警觉起来，难道他要提醒我不要坐飞机吗？“你永远不会富有。你不愁吃穿，但永远不会变得富有。这是肯定的。”他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差点笑出声来。这儿是唐人街的中心，所有人的梦想都是一夜暴富，而最恶毒的诅咒无非他说的这句话了。对这里的人而言的确如此，但对我而言根本不算什么，我从来没有把赚大钱当作我的目标。

那什么才是我的目标？我自问，继续和这位盲人进行无声的对话。如果我不想变得富有，那我想变成什么样子？就在答案逐渐明朗的时候，他也通过他那台无形的电脑道出了我的心声：“出名。是的，你永远不会富有，但在五十七岁到六十二岁之间，你会出名。”

“怎么出名？”我出于本能脱口而出。

翻译还没来得及把我的话翻译完，他已经抬起手，咧嘴一笑，对着空气做出敲打打字机的手势：“写作！”

绝了！盲人可以猜到任何坐在对面的人都想出名，但他怎么知道我会通过写作出名？打个比方，为什么不是出演电影？是我说漏嘴了吗？我指的是精神上的交流，不是实际的语言（毕竟我和他的语言差了十万八千里），而是令……看到的人理解的肢体语言。

也许在我问“怎么出名”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已经无意识地给出了答案，并在心中做了敲打字机的动作。有没有可能占卜师“读”到了这个手势，并立刻学样做了一遍？还有其他解释吗？

他察觉到我又提起了兴趣，于是继续说：“七十二岁前你的人生一帆风顺。过了七十三岁，你就得休息了。等到了七十八岁，你就不能参与任何生意上的事了，否则会亏损得精光。如果你想尝试新的事物，或者想搬到另一国家，务必在明年实施。”

我从来没想过做生意。至于搬家，我知道在印度定居一直是我的愿望，但在1995年5月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我和德·斯皮格的合同，还有我在“乌龟之家”的租期都要到那时才结束。到那时，如果一切条件都妥当，我也得考虑多方的因素。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明年搬去印度。

“要小心，今年你的健康会受损。”盲人说。接着他停了下来，掐指算了老半天。“不，不对，最糟糕的已经过去了。去年9月初你就度过了最糟糕的时期。”

话说到这份上，我只好把我来这里的目的和那个占卜师的预言和盘托出。盲人听了爆发出大笑，说：“不，当然不是。1991年才是最危险的一年；你在飞机上遭遇生命危险。”他说得没错。现在回想起那年夏天我为了我的书《晚安，列宁先生》飞往苏联时乘坐的航班，那可怕的经历仍然让我忍不住发抖。

我一度产生一种失望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我试图通过不坐飞机来回避的危险在他眼里却不算什么。就像我之前告诉自己的那样，我意识到我会为了给一件事一个合理的解释而轻易颠覆已有的观点。

我们谢过盲人，付钱之后便离开了。我们在小广场找到了穿精致白制服的豪华轿车司机。“那么……”翻译看着我说。我无言以对。盲人说的最奇怪的话是，小时候我的亲生父母把我送到别人家里，不然我早就死了。他说这话得冒多大的风险啊！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有这种经历，我就没有。或许有过？东方酒店的轿车在人流和车流中缓慢穿行，而我的思绪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

毫无疑问，我是我母亲亲生的。否则我怎么会有她的酒糟鼻，我的女儿又遗传了同一特征？但同时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和我所成长的家庭一直格格不入。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的亲戚也不例外，他们经常和我父亲开玩笑说：“那个孩子，你是从哪儿捡来的？”

盲人说得不准确，但他偶然指出了更深层的事实。我们需要对这些话进行诠释，关注自己肉体以外的部分，并探寻这部分从何而来。就我的情况而言，它的确来自“别人家”，即决定我的鼻子、眼睛的形状，甚至特定手势（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这一点越来越像我爷爷）的基因以外的来源。

我父母一生的经历没有过多地影响我至今为止的人生。他们都出身贫寒，属于极其平凡的人。他们沉着、接地气，永远把生存放在第一位——从不蠢蠢欲动，从不冒险，从不标新立异，而我一生都在追求新鲜事物。我母亲的家族都是农民，一生都在为别人种地；我父亲的家族在一个至今都没有名字的采石场做切石工。几个世纪以来，泰尔扎尼家都在为佛罗伦萨切凿铺路石，据说他们也为佛罗伦萨的碧提宫提供切好的石头。他们的家族里没有一个人好好上过学，我父母分别是两边的家庭里第一个勉强学会读写的人。

那么，我探索世界的渴望，我对印刷品的迷恋，我对书籍的喜爱，以及我迫切想离开佛罗伦萨、去旅行、去世界另一头的愿望都源自何处？我身处别处的渴求从何而来？显然不是来自我的父母，因为他们扎根在自己出生、长大的城市，一生只离开过一次，那是他们去普拉托度蜜月——离米兰大教堂只有十公里。

我的亲戚中也没有人可以给我提供启发和建议。我唯一感激的就是我的父母，为了让我在小学之后继续学业，他们甚至吃不上饭。我父亲挣的钱永远支撑不到月底。我还记得，有时母亲会牵着我的手去帕拉祖洛的当铺，用她嫁妆中的亚麻床单换钱，其间还得小心翼翼，生怕被熟人认出来。我们连笔记本都买不起，我的第一条长裤（灯芯绒的，夏天和冬天都适合穿，我们初中规定每个人都要有一条）是分期付款的。每个月我们都得去店里还款。如今已经很难想象，但当时穿上裤子的喜悦我后来再也没有体验过。

长大后，我深爱我的家庭及其历史，但从没有归属感——如同我真的是被收养的。我的亲戚对于我去上学颇有不满，因为我没有像他们那样早早地赚钱养家。我的一个伯伯每天晚饭前都会来我家，说：“那个游手好闲的小子今天做了什么？”接着他会开些过分的玩笑伤我母亲的心：“要是他一直这样下去，将来一定会比安尼巴莱更有出息！”安尼巴莱是我的表哥，也姓泰尔扎尼，确实颇有成就。他从童年起就开始清扫大街，用铁锹和耙子清扫电车轨道上的马粪。

为什么我十五岁就逃离了家，开始在全欧洲洗盘子的生活？为什么我刚到达亚洲就深深地体会到家的感觉？为什么热带高温没有让我感到厌倦？为什么我盘腿坐下时不会感到不适？难道这是异国的魅力？还是因为我迫切地想离开那个让我的童年饱受贫穷折磨的环境，越远越好？也许吧。也许盲人是对的，如果他的意思是我有某种东西（不是受之父母的身体，而是别的什么）来自另一个源头，它让我对自己上辈子可能生活过的地方产生一种怀念和思乡之情。

我陷在东方酒店轿车的后座里，任由这些想法在脑海中盘旋，时而从客观的角度思考，好像这些想法不属于我。我不禁自问：这是否意味着我相信转世说？在这之前我都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它为什么不能是真的呢？何不把生命看作一场接力赛，某种非实物、难以界定的东西，记忆的集合，生活在别处的体验，像接力棒一样从一个躯体转移到另一个躯体，伴随死亡与新生，一路成长、扩大，搜集智慧，通向所有生命的终点——用佛教的话说，大彻大悟？这就解释了我为何和泰尔扎尼家的人格格不入，也解释了盲人说的，我儿时被别人家收养。

我们经常有这种不可思议的体验：某件事明明第一次发生，却感觉已经发生过；抑或某个地方明明第一次踏足，却感觉已经来过。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究竟从何而来？来自“前世”？那肯定是最简单的解释。如果有“前世”，那我当时又在哪里？也许是没有混凝土、没有摩天楼、没有高速公路的亚洲的某个地方。所以我才会在看到曼谷灰暗、毫无生气的道路滑过车窗，因为成千上万的汽车排出的尾气感到窒息时陷入沉思。

我的翻译住在曼谷郊区，我提出送她回家。我们的车驶上一条我不认识的高速公路。“这一带很危险，”她说，“总有人死于非命。你看到那几辆车了吗？”在一个桥墩的阴影中，我发现两辆奇怪的面包车，上面写着一段泰语，几个身穿蓝色工装服的人站在附近。“他们是捡尸人。”翻译说。这是我在曼谷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它背后的故事比名字更让人感到阴森恐怖。

民间传说认为，当一个人死于非命时，他的灵魂就不会安息。如果他死时遭到分尸、斩首、碾压或撕成碎片，那他更难以瞑目。除非立刻举行特定的仪式，否则他就会加入游魂大军。这些游魂和邪恶的“非”一起，构成了今天困扰曼谷的最大难题。因此，“捡尸人”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是来自佛教团体的志愿者，在城市中巡逻，收集死前遭破坏的尸体。他们在集齐尸体的所有部分后，会举行超度仪式，让亡魂不再影响活人们的生活。

除了蓄意谋杀和自杀，交通事故产生的亡魂显然也不在少数。所以佛教团体会把面包车停在这个夺走无数生命的道路盲点，保持高度警惕，把收音机调到交通频道，时刻准备在听到事故通报后赶往现场。他们真的会争分夺秒，因为这份工作有利可图，以至于慈善团体间形成一种竞争关系：所有团体都希望收集更多的尸体，从而得到更多的捐赠。原则上，最先到达的人有权收集死尸，但不同的团体间还是经常会争抢一具尸体。有时，他们甚至会搬走尚且奄奄一息的人。为了宣传他们各自的功绩，各个团体会举行特别展示会，展出受害者断头、断手的血淋淋的照片，以此来向公众施压。

那一晚，曼谷在我眼里就像一个无路可逃的城市。尽管“捡尸人”狂热地争抢尸体，愤怒的“非”却仍在不断增加。它们无法安息，只能在城市游荡，制造各种灾难。泰国军方的最高指挥官徒劳地向曼谷泼洒了数千瓶圣水，试图驱散盘旋在这座城市之上的恶魔之眼，但只怕这座“天使之城”早已被天使遗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