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再见，缅甸

1月，我听说缅甸政府开始在泰国城市清迈北部的大其力边境邮局发放签证，以“发展旅游业”。你需要把护照留在边境，支付一些美元，之后可以享受三天的自由时光在缅甸游玩，最远可到达掸帮省内古老神秘的城市景栋。

这显然是当地军官为了获取更多硬通货凭空想出来的法子，但是正合我意。我恰好需要不通过坐飞机就能得到的写作素材，而这个主题颇为有趣：几乎半个世纪都没有外国人成功进入的地区，突然间向外人开放。此前作为一名记者，我被拒绝入境；现在我竟能假装游客再次踏足缅甸。

大其力的缅甸居民或许还没有在电脑系统中设置“危险人士”名单，所以我和安吉拉，还有法新社的老同事查尔斯·安托万·德·尼西亚特打算一起去碰碰运气。可惜我们带回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军事独裁下的政治犯因强制劳动而不断死去。我们带回的照片中，年轻人戴着镣铐，在河床上扛树桩，砸石块。多亏这次短暂的旅行，我们得以吸引公众视线，不然这场闹剧将不为人知。我是碰巧来到缅甸发现了这件事——或者说，因为占卜师说我不能坐飞机。

身为一名记者，有个观念从来没有停止困扰和吸引我：没有被报道的事件如同不存在。世界上发生过多少次屠杀？多少次地震？多少次沉船？多少次火山爆发？多少人被迫害、折磨、虐杀？如果没有人去观察、记录、拍照，这些事情就像从未发生过，这些遭遇就无足轻重，被历史遗忘。只有被人记录，历史才能存在。令人悲伤，但这就是生活。每一次对事件的描述都能在记忆的土壤中播下一颗种子，或许正是这样的想法令我执着于我的工作。

泰国的湄赛和缅甸的大其力由一座小桥连接。当我和安吉拉、查尔斯·安托万一起跨越这座小桥的时候，我再次感到欣喜若狂，我将走上鲜有人踏足的土地，也许我又能发现什么新鲜事。这里曾是一片禁土。据说进入缅甸境内十几米就有一家海洛因提炼厂。用好的望远镜，你可以看到以前的英语警告：“外国人，别靠近。任何人经过这里都有被枪杀的危险。”现在，同样的地方用金色大字写着：“游客！欢迎来到缅甸！”

由此可见，缅甸也向人类的共同命运屈服了。三十年来，它试图通过保持孤立、自行其是来拒绝变化，结果以失败告终。似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从甘地的印度到波尔布特的柬埔寨，所有权威主义、国家特色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试验都没有成功，有的甚至令几百万人陷入苦难。

缅甸的试验有个好听的名称，称作“佛教社会主义”，出自尼温将军。他于1962年上台并执行军事独裁统治。他试图让缅甸远离正在泰国扎根的美国式物质主义。于是，尼温闭关锁国，开始实行商业国有化政策，将政敌送入监狱，宣称只有这样才能保存缅甸文明。他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最终也为他的独裁赋予合理性。在尼温的治理下，缅甸确实维持了自己的文化个性。传统复苏，宗教兴旺，四千五百万群众也没有受到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盲目模仿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泰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仰光政府不愿意让太多外国人“污染环境”，因此审慎地发放签证，每个人只给七天入境时间。去过的人都感觉，这个国家从未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缅甸是古老亚洲一块迷人的地域。在这里，男人都穿“笼基”——当地人编织的围裙；女人吸方头雪茄——强劲的手卷绿色雪茄，而不是万宝路；人们依旧执着地信仰佛教，优雅的古寺仍旧用来祭奠祈福，而不是变成博物馆供游人参观。

现在，传统的缅甸也即将消逝。执政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尼温将权力转交给了新一代军人。随之而来的是更加粗暴凶残、更加肆无忌惮，也更加“现代化”的独裁统治。

你只需走上大其力的市场，就能看到如今是仰光主人的新一代将军已经放弃“缅甸路线”的伪装。他们结束这个国家的孤立状态，接受了催促他们几十年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也一直在催促老挝、柬埔寨、越南，即泰国模式。

大其力失去了它独有的缅甸风格。这里有十四家赌场和无数的歌厅。海洛因交易几乎没有限制。最大的餐厅、两家迪斯科舞厅和第一家超市都由泰国人经营。缅元并不用作交易，甚至在市场里人们要的都是泰铢。

军队和警察负责签发旅游签证，兑换美元，安排吉普车、司机和翻译。我自然地认为指派给我的翻译是一名眼线，于是给了他三天带薪假期，以摆脱他的盯梢。市场里，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跟我搭讪，他看起来更加可信。他是克伦人——缅甸的少数民族，对缅甸人怀有敌意；同时也是抗议者，习惯西方的思维模式；他的英语很流畅。能碰到安德鲁（这个名字是美国传教士给他取的）算我走运，因为他简直是一座信息和知识的宝库。

“为什么这里的山都光秃秃的？”离开大其力后我问他。

“泰国人把树都砍了。”

“那是谁的房子？”到了第一个村庄，我看到几幢新式的房子在年久暗沉的木房子中间鹤立鸡群。

“这些家庭都有女儿在泰国卖淫。”

“那些车呢？”

“是从新加坡去中国的车。佤联军现在不做猎头者，成走私犯了。”

“走私海洛因？”

“海洛因只是一部分。他们在跟南边真正的毒枭坤沙竞争。”

我们驶进山区，这里看起来就像掩藏着几千个神话故事。以前的地图中，这片区域被标为“掸邦地区”。12世纪，一批中国人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里。整片区域就是一个多元人类社会的活的博物馆。除了掸邦人，还有几十个别的族群在这里生活，他们有自己的语言、风俗、传统以及农耕和狩猎方式。著名的族群有克伦人、苗人、佤人等。第一批欧洲探险者见到如此多的族群，着实感到震撼。

巴东族中的长颈族女人，就像以前的中国女人裹小脚，是亚洲奇异风俗的典型代表。即使今天，长颈族人还以脖子的长短来评判女人的美丑。出生后，每个女孩都会在脖子上套上巨大的银项圈。到了适婚年龄，她们的脖子会长到四十至五十厘米长，由一叠银色项圈支撑。

几个世纪以来，掸邦人一直抗拒缅甸人统治他们的意图，保持独立。19世纪末，英国人从印度来这里扩张殖民地，承认掸邦首领的政权，让他们管理乡村地区，这片区域被称为“千棵香蕉树王国”。

1938年，殖民地官员莫里斯·科利斯来到掸邦，并试着向英国民众介绍这个充满奇迹的王国，他后来成了一名作家。拥有三十二所寺院的景栋令他十分惊奇，他很迷惑，为什么在伦敦从来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地方。莫里斯写的书《日落之王》（指代掸邦的管理者）与缅甸西部的国王“黎明之王”相呼应。该书是旅行者对那个未经外部世界污染的国家最后的证明，那里的生活保持了几个世纪，古老的仪式、封建制度一直延续。我的向导就像一本五十五岁的书似的引导着我。

前往景栋的路还不如马车道，差不多三米宽，坑坑洼洼，建在悬崖旁边，但是看得出来是新建的。

“这条路是谁造的？”我问安德鲁。

“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们了。”安德鲁意识到我们不是普通游客，但是他并不在意，反而怡然自得。

开了几公里后，安德鲁让司机在路边的一堆木材旁停车。刚下吉普车，就听到灌木丛中传来奇怪的当啷声，就像锁链拖动的声音。是的，是铁链。约二十名瘦骨嶙峋的男子脚踝上戴着镣铐，衣服破烂不堪，布满灰尘，有人还在瑟瑟发抖。他们一起疲倦地前进，像一只巨型蜈蚣，肩上扛着一根长树干。他们脚上的镣铐还连着腰上的另一副镣铐。

两名押犯人的士兵举起来复枪示意我们不能使用相机。

“别担心。他们是传教士。”安德鲁对士兵说。他递过几支烟，获得了他们的信任。

囚犯们放下树干，停了下来。其中一个说他来自勃固省，另一个来自曼德勒。他们都是在五年前的大规模民主游行中被捕：政治犯，被判强制劳动。

面对这样的暴行，你会无所适从，感到有义务在心里记下，偷偷地拍几张照片，又要提防，以免给这些可怜人带来更多麻烦；然后你发现根本没有时间怜悯他们，说一句出于基本人性的话。你蓦地发现自己在看向一个痛苦的深渊，想象它究竟有多深，你指着铁链，只想到说：“这些……”

“我戴了两年。再过一年我就能摆脱它们了。”勃固来的青年说。他比较幸运，穿着一双破旧的袜子，勉强减轻了铁链和皮肤的摩擦。其他人没有这样的保护措施，脚踝上布满伤痕。

“有人得疟疾吗？”

“很多。”曼德勒来的青年说，然后机械地转向他身旁一名脸蜡黄浮肿、不停颤抖的男子。那名男子骨瘦如柴的手上都是斑点，像是烧伤后的痕迹。这些囚犯（总共约一百个）住在不远的营地里。很快我们就见到了他们的同伴，一样戴着镣铐，在河床上砸石块。依然有武装士兵在一旁监视，禁止我们停留。

从1988年政变开始，政府大肆屠杀游行者，逮捕了领导民族斗争的英雄昂山素季。仰光的独裁者一直制造恐怖，将任何政治异见扼杀在萌芽时。成千上万人被捕，尤其是年轻人，都变成强迫劳动力，充当军队的搬运工。政治犯和普通囚犯一起被关在这个无人知晓的热带集中营。

“像这样的营地到处都是，”安德鲁说，“私营企业需要劳工建造马路，就去监狱要人。如果犯人死了，他们就再回去要一批。”他听说，为了建造从大其力到景栋这条约一百六十五公里的公路，总共死了几百名劳工。

我们在一百六十五公里的公路上行驶了七个小时，到了景栋，我们才明白这条路的作用：这是缅甸通往未来的道路。虽然建设的初衷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与和它目标一致的邻国（中国和泰国）建立纽带，但是现在这条公路有了自己的使命，服务于各个人群。以前的游击队现在开始种植鸦片，通过这条公路运输毒品；以前的杀手佤联军现在通过这条路走私汽车、玉器和古董；泰国黑社会通过这条路运送年轻缅甸女孩，壮大卖淫队伍。多亏了缅甸的封闭，目前还没有艾滋病肆虐，所以泰国的卖淫场所亟需缅甸女孩。她们通常只有十三四岁，人数高达几千人。1992年底，百来名女性查出艾滋病阳性，立马被遣送回家。据传，缅甸军方通过注射士的宁将她们处死了。

日落时分，我们到达景栋。在狭窄的峡谷和千篇一律的山峰间经过无数令人疲惫的上坡下坡，我们的视线从未获得远眺的机会，享受片刻放松。突然间，一片辽阔清新的山谷出现在我们面前。山谷中央矗立着白塔、木屋，高大的雨豆树撑开墨绿色的树冠，在雾气中显示出剪贴画似的轮廓。在落日余晖中，背后的雾气散发着粉色的光芒，之后渐渐变成了金色。景栋就像一个回忆中的梦境，缥缈、无形，是超越时间的幻象。我们在此停车。或许，从远处，我们看到了几百年前的景栋，传说中的四兄弟抽干了覆没整个山谷的湖泊，建造了城市，矗立第一座佛塔。那里保存着佛陀经过此地留下的八根毛发。

镇上已到了晚饭时间。透过商店敞开的大门，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家庭都围坐在餐桌边，他们的狗儿守在门口。油灯在墙上投射出巨大的影子，墙上粘贴着照片、日历、宗教画。街上没有车流，空气中尽是夜晚安静遥远的呢喃。

一座佛塔前的空地上正举办集市。人群围在小乙炔灯点亮的货摊前，有的购买糖果，有的在用大颗的骰子赌博，骰子上画的不是数字，而是各种动物。孩子们扑闪着大眼睛，透过人缝观看大人向庄家递过赌资。倒影中，三尊巨大的挂着羞赧微笑的铜佛像脚下，几名佛教徒正聚在一起冥想。几个盘着长发的女人在路边点起火，烹饪甜甜的竹筒饭。

景栋没有激动人心的建筑——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纪念碑、寺庙或王宫。它触人心弦的魅力在于它的气氛、安宁，在于没有压力、挣脱了时间的生活节奏。

觉得这样的状态很迷人是一件奇怪的事吗？担心它的消逝是很荒谬的想法吗？从表面看来，近期亚洲并无大事。除了极少数的地区，整片亚洲大陆结束了战争，迎来和平——甚至是各种主义的和平。每个地方的人都在谈论经济发展。这片古老多元的土地即将屈服。入侵的特洛伊木马便是“现代化”。

我为这片大陆如此欢快地选择“自杀”而感到悲痛。但是没有人讨论这个话题，没有人反抗——至少没有一个亚洲人反抗。过去，当欧洲人敲响亚洲的大门，从炮舰上发射炮弹，试图打开港口，获得租界和殖民地时；当士兵洗劫烧毁北京的圆明园时，亚洲人还在奋力抵抗。

越南人从法国军队踏上领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解放战争；战争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1975年西贡沦陷后才结束。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顽抗，最终屈服于外国人更先进的坚船利炮，将自由交给了时间。

日本却表现得像条变色龙。从表面上看，它完全照搬了西方人——从学生的校服到大炮，从火车站建筑到国家理念，但是骨子里，它试图变得越来越日本化，不断地向民众灌输日本民族的独特性。

亚洲国家一个接一个地摆脱殖民压迫，赶走了西方殖民者。不过如今，西方人又从窗外爬进来，最终征服了亚洲。这次我们没有攫取领土，而是控制了亚洲的灵魂。我们没有任何计划，没有任何具体的政治意图，而是靠现代化的概念慢慢毒化，目前还没有解药。我们让亚洲人深信，只有现代化才能拯救他们，而走上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即是西方人的道路。

西方人把自己当作人类发展的唯一榜样，已经令几乎所有还未进入“现代”的人充满自卑感——连基督教都没有获得过这样的效果！为了拥抱西方模式，无论是日本、泰国还是新加坡，亚洲国家都抛弃了自己的个性，照搬西方或进行本地化模仿。

复制“新式”和“现代化”演变成一场没有解药的高烧。在东南亚农村，无论是印度尼西亚还是老挝，稍有繁荣的迹象，人们就会将当地的优质材料替换成合成材料。茅草屋顶已然过时，瓦楞铁皮屋顶开始流行，人们不在乎房子会像烤箱一样热，也不在乎雨季室内的雨声像鼓点般震耳欲聋。

至今，没有一种亚洲文化能抵挡这股潮流。不再有原则或理念来挑战这种“现代性”。发展是一种教条；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进步是一道无法驳斥的命令。亚洲甚至不再质疑这一发展道路及其道德和后果。

这里甚至没有像嬉皮士一样的人，意识到“进步”是有问题的，并大声疾呼：“让世界停下来，我要下车！”然而问题仍然存在，每个人都要面对。我们都应该（时常）扪心自问，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否真的改善并丰富了我们的生活；经过巨大的改变，我们是否失去了生活应有的最重要的本能：快乐。如今的夜晚，是一家人围坐在餐桌边聊天，还是安静地坐在电视机前消磨时间更快乐？我很清楚，如果我们真的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会说在电视机前更好！正因为如此，我希望看到至少像景栋这样的地方，能由一位哲学王、一位得道高僧、一位有远见卓识之人来统治，愿意寻求一条“隔离而后停滞”与“开放而后毁灭”之间的道路，而不是现在掌握缅甸命运的将军。讽刺的是，正是一个独裁政权保存了缅甸的独立身份，现在另一个独裁政权要摧毁它，并把迄今为止逃脱了贪婪风尚的国家变成泰国的丑陋副本。也许他们也只是希望“发展”。如果他们掌权，也只能让人民拥有自由选择权，最终让他们别无选择。似乎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们免受未来的影响。

景栋的夜幕降临，永恒的夜晚，古老、黑暗而又沉默的夜色。空气中只剩下保存着佛祖八根毛发的伟大佛塔顶部幽幽的铃声。在铃声的指引下，我们借着月光爬上了山顶。几近满月的光芒为白色的建筑物镶上了银边。我们找到一扇敞开的门，于是坐在金山寺美丽的花卉瓷砖上，和僧侣畅谈了几小时。那天下午，几辆卡车载着许多非常年轻的新手从农村来到这里。他们由家属陪同，靠墙睡在大佛脚边的地板上。大佛带着神秘的微笑，在火光中闪闪发光。这些大佛虽是雕像，却披着橘色的僧袍，仿佛活人为了抵挡窗外吹来的夜风。这些新人都是十岁左右的小男孩，剃了光头，裹着亲戚为他们准备的藏红色新毯子躺着。未来几年，佛塔将成为他们的学校——学习阅读、写作和信仰，同时也学习传统、习俗和古老的道义。

我心想，这些孩子在寺庙的简朴教育中长大，伴着耳边的铃声，有佛陀和宽容的教师引导他们，而在曼谷这样的城市里长大的孩子，需要用面巾罩着嘴巴去上学，以避免吸入尾气，用随身听塞住耳朵，用摇滚乐淹没交通噪声——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多么不同啊！不同的条件一定会创造出不同的人。哪种更好呢？

僧侣热衷于谈论政治话题。他们都是掸邦人，憎恨缅甸人。其中两人是坤沙的支持者，他是毒枭，但现在也是这个受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斗士。

1948年，在英国人的施压下，掸邦像所有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同意成为新独立国家缅甸联盟的一部分。英国人承诺，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在头十年内分离。但缅甸人利用这一点加强了对掸邦的控制。脱离联盟国变成泡影，自此掸邦与缅甸之间就一直保持着战争状态。在这里，仰光军队被视为占领军，当然他们的表现确实如此。1991年，数百名缅甸士兵占领了景栋的中心地区，将宫殿夷为平地，声称这里需要建造一家旅游酒店。事实是，他们想消除掸邦独立的象征。宫殿里住着城市建立者最后的直系后代，他的王朝已经延续七百年。宫殿的老照片还在人们手中秘密流传。

我们离开佛塔时，离黎明还有几个小时，但景栋的主街上，一群特殊人物的无声游行已经开始。他们排成单列，似乎是从一本古老的人类学书籍中走出来的：妇女挑着长杆子上的大篮子，由木制支架支撑在肩膀上；男人背着一串串倒挂的鸭子；更多的妇女用舞步配合杆子的运动。这群人穿着不同颜色和不同款式的服装：阿卡族女子穿着迷你裙、黑色紧身裤，戴着镶满硬币和小银球的奇怪头饰；长颈族女子戴着支撑脖子的银项圈；苗族女子穿着红色和蓝色的刺绣紧身上衣；男子则举着长长的步枪。这些山民是来这里排队参加即将在六点开场的亚洲最后一个激动人心的集市。

我们坐在蜂蜜茶屋的木凳上吃早餐——非常油腻的油炸馅饼，是一个年轻人在沸腾的油锅里赤手捞出来的。我们将它蘸着炼乳吃。人行道上其他桌子边坐着士兵和商人，安德鲁看到其中有一位朋友，他是卢阿部落领主的儿子，安德鲁邀请他加入我们。人们继续列队前往集市。我们看到一些穿黑衣的男子，每个人贴身的竹鞘里都插着一把大砍刀。“那些是佤族人，野蛮的佤族人。”安德鲁的朋友告诉我们，“他们的大刀永不离身。”

我请求安德鲁和他的朋友帮我找一位占卜师。占卜是缅甸人广泛实践的技艺。据说位于中国和印度（占卜的两大源泉）之间的缅甸人特别擅长将两个邻居的神秘智慧相结合，他们的占卜者法力无边。迷信在整个地区的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缅甸国王渴望暹罗王的七头非常罕见而又有神力的白象，引发了历时近三百年的战争，结果是暹罗都城被摧毁，暹罗人不得不建立新的首都，即今日的曼谷。

即使在近代，占星学和神秘主义的仪式在尼温的生活和独裁统治中也至关重要。抵达缅甸后，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缅元以特殊的面额发行：四十五，七十五，九十。这些数字都是三的倍数，尼温认为非常吉祥，中央银行必须按此发行。

就像泰国人，缅甸人认为命运不是不可避免的，即使预测到不幸，也是可以改变的：可以通过积累福报，也可以通过引发与预期灾难相似的事件，相当于满足命运的要求。尼温是这项技艺的大师。他曾被告知缅甸很快就会遭受可怕的饥荒。他不失时机地发出命令：三天之内，所有政府官员及其家属必须只吃一种由香蕉树苗制成的难喝的汤。他的想法是，通过自主发动饥荒，他们会避免真正的灾难——这场灾难确实没有成为现实。

另一次，一位他信赖的占星家告诉他，要警惕一起重大危险的事件：右翼可能突然起义颠覆他的政权。于是尼温发布命令，每个人都必须立刻靠右行驶，而不是延续英国统治时期的习惯靠左行驶。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但这场“右翼起义”成为一种新风尚，演绎了预言，并避免了真正的反抗。

1988年，那位占星家又警告尼温，缅甸正处于一个巨大灾难的前夕：首都的街道将流淌鲜血，他将被迫逃离缅甸。不久，成千上万的学生被屠杀，仰光的街道真的血流成河。尼温担心预言的第二部分也会成真。他必须找到出路，占星家建议：缅甸语中的动词“逃离”和“飞行”与英语一样是两个相近的词。如果穿上像过去的国王一样的服饰，骑上白马，他就可以飞到缅甸最偏远的地区。再简单不过了！他找到一匹木马（真马太危险了），把它涂成白色并抬上飞机。身着古代国王的服装，他坐上马鞍，飞到缅甸国境的四角。战略成功了，尼温没有被迫逃离。他仍然是幕后有号召力的人物，是新独裁政权的最高领导人。

新的统治者也有他们的占卜顾问。不久前，一位占星家警告一位将军，他很快将被暗杀。他立即下令公开宣布他死亡的消息，因此再也没有人试图杀死他。

显然，饥荒、右翼起义、驱逐总统和暗杀企图没有发生的原因是（我该怎么说呢？）它们本来就不会发生，而不是得益于预言而避免了。但这不是亚洲人（尤其是缅甸人）生活的逻辑。前科学本身就是创造。事件一经宣布就存在了。这个事件虽然还未发生，但比已经发生的事件更真实、更重要。在亚洲，未来比过去重要得多，比起历史，人们在预言上花了更多精力。

在曼谷，有人告诉我，景栋曾经有一座天主教堂，可能还有一些意大利修女住在那里。我们在黄昏时上山去了教堂。夜晚的灯光在石膏圣母像脚下燃烧，年轻的缅甸修女在食堂里清理晚餐后的几排桌子。我告诉其中一个我是谁，她立马跑开了，喊道：“这里有几个意大利人！快来！快来！”从木楼梯上走来两个身材矮小的老妇人，脸色苍白，兴奋不已。她们穿着宽大的灰色修女服，戴着坚挺的粗布面纱。她们欣喜若狂。“这真是奇迹！”其中一个不断重复。另一个说着我无法理解的话。一个九十岁，另一个八十六岁。我们留下来聊了几个小时。她们的故事和她们在景栋的传教使命，都是现代人不再讨论的话题。也许因为故事主角有特殊的身份，而当今世界似乎对美化平庸和人人都能模仿的平凡人物更感兴趣。

这个故事始于本世纪初。教皇认为掸邦人已是高度文明和虔诚的达摩追随者，难以令他们改变信仰，但是该地区充满灵性的原始部落还有改变信仰的机会，因此将基督教种子播撒在这片佛教的土壤。1912年，第一位传教士抵达景栋。他是梵蒂冈外国传教士学会的博纳塔神父，是米兰人。他只带了一点钱，但足够买下景栋仅有的两座可以俯瞰全城的山峰之一。这是景栋人用来吊死强盗的地方，因此这片土地毫无价值：太多“非”游荡在这里。

很快，其他传教士加入了博纳塔的队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建造了一座教堂和一座神学院。1916年，第一批修女从米兰或米兰附近地区到达景栋，她们隶属圣母马利亚修道会。这些教徒成立了一所孤儿院和一所学校，之后又建了医院和麻风病院。岁月流逝，景栋陷入了该地区的政治动荡，好几支军队陆续入侵：日本人、暹罗人，最后是缅甸军队。但意大利的传教教会一直存在。

如今“灵魂之山”没有任何变化：建筑物都在那里，保存完好，并接收了许多孩子。博纳塔神父于1949年去世，和其他传教士一样，他再也没有回过意大利。他被安葬在教堂后面的墓地里。五位意大利修女留了下来：三位在医院里，最老的两位和新修女一起留在修道院里。

“我刚来的时候，晚上不能出门，因为附近有老虎出没。”年纪最大的吉斯帕·曼卓尼说。她自1929年以来一直留在景栋，从未回过意大利。她的意大利语很不流利。她能听懂我的问题，但大部分时间都用掸邦语回答，由一个年轻的卡伦族姑娘翻译成英文。

吉斯帕出生在瑟努斯科。“那是米兰附近一个美丽的小镇。我总是徒步去米兰，因为家里没有钱。”她的父母是农民，有九个孩子，但七个儿子都夭折了，只有她和她的妹妹幸存下来。

维多利亚·昂加罗于1935年来到景栋。“那天是2月22日。”她说，就像别人记住结婚纪念日一样准确，“那时人们拥有的东西很少，但是活得更幸福，因为没有如今这样悬殊的贫富差距。”

天主教堂很快成为该地区所有不幸之人的避难所。跛子、癫痫病患者、精神病患者、被丈夫抛弃的女性、患有腭裂的新生儿（当地人认为畸形是新生儿前世罪恶的标志，一般会抛弃婴儿）能在这里找到食物和住所。现在，这群人负责照看花园、饲养动物、在厨房帮工，并喂养二百五十名孤儿。

天色已晚，起身离开的时候，我问两位修女有没有我可以效劳的事情。

“有啊，为我们祈祷吧，那样我们死后也能去天堂。”吉斯帕说。

“如果你们不能去那里，”我说，“那天堂肯定很荒凉！”

她们大笑。所有新修女也一起开怀大笑。

走到大门口，吉斯帕拉起我的手在我耳边低语。这次她说的是完美的意大利语，带着北方口音：“替我向所有瑟努斯科的人民问候。”然后她犹豫了片刻，“但是，瑟努斯科还存在吗？在米兰附近？”

我很高兴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下山时，我感觉自己仿佛目睹了奇迹。看到那些坚信某事并一直坚信不疑的人，看到过去的意大利的幸存者，是多么鼓舞人心。是距离令她们保存完好。

本世纪初出生在瑟努斯科或意大利其他地方的贫穷农民家庭的孩子，是无法拥有太多梦想的：他们的选择非常有限，这意味着他们的“命运”是既定的。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有许多选择，可以追求任何事物——没有一件事情是“命运既定”的。也许这就是人们对生活的意义越来越迷茫和不确定的原因。

瑟努斯科的孩子不再成批地死去，如果被问及“你长大后想成为什么人”，任何人都不会回答“缅甸的传教士”。但他们今天的生活比那些一度可能以这种方式回答的孩子更有意义吗？景栋的修女毫不怀疑她们生活的意义。

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像其他人一样，我经常自问。当然，我并非“天生”就是记者。小时候，我的亲戚经常问我这个愚蠢的问题，似乎所有国家所有年龄段的所有孩子都会被问到。每次我都以不同的答案惹恼他们，最后我还发明了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职业。我将继续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三天过去了，安德鲁和他的朋友还没有帮我找到占卜师。也许安德鲁新教徒式的成长经历令他有点犹豫，也许那两个最有名的占卜师确实去城外为别人“咨询”了。终于，在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发现其中一个占卜师在花园里和他的孩子打羽毛球。但是他婉言拒绝了我：他只在冥想后早上九点半到十一点半提供咨询服务。我试图说服他为我破例，但他不为所动。他曾发誓遵守此原则以“避免成为欲望的牺牲品”。他说，如果违反誓言，他将失去所有能力。他的坚持比他可能告诉我的任何话语都要有力。

返回边境的途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戴着镣铐的囚犯。这一次，我们有所准备，设法给了他们几件衬衫、一件毛衣、一些香烟和一把缅元。

回到边境，他们归还了我们的护照，上面没有签证印章。从官方证据来看，我们从未离开泰国，从未进入缅甸。出租车迅速将我们带到清莱市。我们在一家崭新的超现代酒店度过了一夜。在那里，年轻的泰国服务员穿得像旧时暹罗的宫廷仆人，为穿着短裤和丛林夹克、如同探险者一般的西方游客服务。第二天，他们将乘坐空调火车前往大其力。他们将在一个被称为“金三角”的拱门下拍照，参观一座名为“鸦片之家”的博物馆，并购买一些在欧洲也可以找到的缅甸小饰品。

为了活跃气氛，一位与酒店签订了半年期合同的法国哑剧演员，戴着礼帽，握着手杖，模仿查理·卓别林在餐厅的桌子之间走了一圈，走到电梯前，又在酒吧的客人中间转了一圈。在目睹戴着铁链的囚犯、僧侣和砍头的男子之后，我无法想象比这更荒谬的事情。

第二天早晨，安吉拉和查尔斯乘坐飞机，两个小时后到达曼谷。我花了四小时乘坐巴士前往清迈，然后在火车上度过了一整晚。复杂，不舒适，但是遵守计划的想法仍然很有趣。我记得小时候，上学途中，我会尽量不踩在石板之间的裂缝上。如果做到了，我就能在考试中表现出色，或者写出一篇好文章。我已看到世界其他地方别的孩子也做过这件事。也许我们每时每刻都会有一种本能的需求来为自己施加限制，测试自己解决困难的能力，从而告诉自己，我们“值得”理想的结果。

想着我一生中与命运下过的那么多次赌注，很快，我就到达巴士站，接着是火车站，最后终于到达曼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