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凝清华，人文怀思——昔日大师之后，今日清华之风

【嘉宾介绍】

宗璞，原名冯钟璞，笔名绿蘩、任小哲等，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当代作家。曾就职于中国文联及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

宗璞在文学创作方面以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众多的人物命运和世相心态，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情境和细节中缓缓展开，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宗璞笔下的战争没有刀光剑影，却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创痕，并具有一种柔性的书卷气息。那种浸入骨髓的文化质感，竟令人在阅读中有置身于《红楼梦》之感。

其主要作品有《红豆》《弦上的梦》，系列长篇《野葫芦引》等。

季承，1935年生，国学大师季羡林之子。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级工程师。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与李政道有着长达三十年的紧密合作，现在李政道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兼职。2009年12月10日出版《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一书。2010年5月中旬，出版《我与父亲季羡林》一书。

闻立雕，又名韦英，闻一多先生的次子，作家，先后在北方大学文学系和中央团校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团中央、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央统战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工作。闻立雕先生从中宣部离休后，一直致力于《闻一多全集》的出版工作。

【策划手记】

当年的清华在屈辱中建立，肩负着光荣与梦想，走过一个世纪的风雨洗礼。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门前，百感交集，清华即将迎来她璀璨的百年华诞。在过去的百年中，多少志士在这里指引一个民族的方向，多少巨擘在这里书写一个民族的文明，多少大师在这里闪耀一个民族的智慧，他们在百年校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百年之后，当几位大家齐聚清华，我们是何等的荣幸，得以追寻先贤的足迹，感受清华的人文日新。在大师后人的追忆中，感受他们对清华的不解深情，感受他们身上永不磨灭的清华精神与人格魅力。

本场的嘉宾不仅自身与清华有种种渊源，情凝清华，在人文方面造诣颇高；更是众多大家之后人，追忆大师更是追忆清华百年的风雨历史。他们很难得能聚到一起，在百年校庆之际回到母校，追忆他们与清华，他们与大师，大师与清华的种种不解之缘。通过他们的娓娓道来，我们聆听到了清华的历史，瞻仰到了大师的遗风，更让我们新百年的学子懂得珍惜现在的辉煌，激励我们为下一个百年而不懈奋斗。

【演讲精粹】

我们和清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清华让我们干什么，我们都愿意。

我参加革命之后改了名姓韦英，我不愿意我父亲是闻一多，我不愿意靠着父亲的光环使自己在社会上得以怎么样，怎么样的。

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闻老爷子的话。

——闻立雕

第一个公式是成功的公式，叫“天才+勤奋+机遇=成功”。

他说清华的精神是“清新俊逸”，北大的精神是“凝重深厚”，他对清华还额外加了好多清华精神，比如他讲清华精神永葆青春，永远充满活力，永远走向上的道路，清华的校风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

“清华有光辉灿烂的历史，一定有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季承

【演讲实录】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嘉宾、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清华大学时代论坛”溯源讲堂，很高兴在这个繁忙而又充实的校庆周，和大家相聚一堂共享欢乐。

今天我们看着美好的春光，在美丽的春色里和清新的春风说说话，和翠绿的春柳一起舒枝展叶，和春花春月一起枝头绽放，拥抱这个春天里清华的新百年。而现在我们相聚在一起，不为别的，只为和几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一起回顾孩提时代纯真美好的记忆，细数藏在红砖绿瓦间那一段段尘封往事，珍藏老清华和老西南联大带给我们的感动和希望。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闻一多先生的次子闻立雕先生和季羡林先生之子季承先生的到来。

闻立雕先生又名韦英，闻先生于1948年上半年随母亲来到解放区，先入北方大学文学系学习，后进入中央团校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团中央工作，在团中央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被调入陕西省委宣传部工作。在那里闻先生工作了整整15个春秋，之后被调到中央统战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闻立雕先生被调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宣传部工作，直到1978年春天才被调回北京，在中央宣传部任副局级调研员，一直到闻先生离休。离休后的闻先生并没有闲着，他一心致力于《闻一多全集》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季先生1935年出生于山东济南，毕业于北京俄语专修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季先生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级工程师。季先生长期从事翻译、党政、科研管理工作，为建立我国高能加速器做出了贡献，曾作为中方代表出使美国，后创办中国新技术开发公司、中科院辐射技术公司等。季先生曾荣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两位老先生的到来！同时我们也真诚地感谢本次活动中因为身体原因，而不能出席讲座现场的宗璞先生。所幸我们同学已经于2011年4月20日下午拜访了宗璞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居所，为我们带来了难得的视频资料，记述了宗璞先生对历史的回顾和对新百年的展望。这段视频我们将会在我们的讲座和访谈环节里面给大家观看。宗璞先生原名冯宗璞，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先生也是著名的当代作家，曾就职于中国文联及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宗璞先生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她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粹，学养深厚。宗璞先生的主要作品有《红豆》《弦上的梦》，系列长篇《野葫芦引》等，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非常熟悉宗璞先生的《紫藤萝瀑布》，在此我们遥祝宗璞先生身体安康，继续在文学和文化的领域内散发美丽的光芒。

荷塘中的莲叶依旧在风中翩翩翻翻，小溪也曾经是碧绿潺潺，古月堂琴的月牙还是那么的皎洁弯弯，流光飞舞，清霜轮换，不变的是历史，无声的是岁月，永存的却是我们最为难得的人间真情，旧日时光。现在我们就把宝贵的时间交给两位先生，在百年的节点上回顾过去，细数往事，展望未来。

先有请闻立雕先生进行个人演讲。

闻立雕：我是闻一多先生的家属，首先对清华百年校庆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今年83岁了，身体不是太好，所以对不起，我坐着讲。我想先介绍一下我的父亲当年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习及以后他的一生的简要情况，然后着重地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他既没有专业地学习过中国文学，留美又是学的美术，回国来之后为什么清华大学一下子就把他聘请为中文系的教授，我会对这个事情说明一下。

我父亲是1912年考入清华的，也就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成立二周年之时。1922年从清华毕业，毕业之后到美国去留学，学的是美术。在美国留学三年，回国之后，先后在五个城市七个单位搞过教学工作和其他的工作。1932年清学已经改称清华大学，他被母校聘请为中国文学戏剧教授。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北大、南开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我父亲到了长沙以后战局紧张，学校搬迁到云南，我父亲又和同学们一起从长沙步行到昆明，共走了68天3500里地。抗战后期因为看到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腐败，拍案而起，猛烈抨击当时统治者，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杀害。

我下面着重说一下他在清华的情况。清华那个时候留美预备学校是8年制，中等科4年，高等科4年，一共是8年，但是我父亲在清华是10年。为什么是10年呢？第一年考进的时候，报到的时间晚了，这时候大半时间都过去；再加上因为小时候没有英文课，英文跟不上所以留一级，本来是1912年变成1913年，到最后应该是1921年毕业。但是毕业考试的时候，恰巧又碰上一个事。因为当时军阀混战，教师好几个月都领不到工资，生活没有办法，他们就请愿。请愿遭到了镇压，打伤了很多人。这样高校的教师们就罢教，然后北京市学联就号召有关学校的学生都起来罢课，声援教师。当时清华有一个问题，清华教师的工资是庚子赔款里头给的钱，所以他们没有拖欠的问题，那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清华的教师要不要罢教，学生要不要罢课支援，当时学生们产生了分歧：有的说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就不要罢课；有的说不行，咱们是学联的一分子，在正义的斗争上，咱们应该步调一致，一起起来参加斗争。最后清华同学们表决，大家罢课支持。可是对于毕业班，就是闻一多他们那一届要毕业，学校里头做了一个决定，不允许罢教，不允许罢课。因为他们正是期末大考的时候，考完了之后，及格了就可以出国留学了。学校决定说，凡是参加罢考的人，取消你留学资格，这件事情对于清华当时的学生，那可是个很大的问题，在学校学了8年，最后马上就要出国留学了，结果你一罢课、罢教、罢考，取消资格了，前面8年的学习全部付诸东流了。这种关键的时候，到底是罢课还是不罢，是罢考还是不罢考？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学校说，今天照样考试，你们谁要拒绝考试，就等于要学校开除你们。这样毕业班的学生就发生了分化，相当一部分同学走进了考场，而闻一多、罗隆基等29位同学，坚持罢考，不进教室，学校就把他们开除了。没办法，这些人背着行李卷回去了。这件事情引起了学校当时董事会内部的分歧，认为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了几十个学生，将来留学回来之后给国家服务，现在一下子把这29个学生全都开除了，我们过去的钱不都白花了吗？所以董事会内部也有分歧，认为不应该这么处理，学生中间也有人起来斗争，学生的家长也有人提出意见，最后学校就改变态度，说这些人可以回来，但是推迟一年毕业留美，因此我父亲他们被开除之后又回来了，回来当年没有出国，第二年留学，所以他是10年。

他在美国学的是美术，这也是一个问题了：闻先生你学了10年的工科，结果怎么去学了美术？学美术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当时他在学校里对美术是很有兴趣，但是并不准备把它作为终身的职业。那他对什么有兴趣呢？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有兴趣，除了这个之外，要么就是数理化，要么就是历史、地理，要么就是政治、法律，他对这些一概不感兴趣，就是想学中文。可是留美又不能学中国文学，中国的东西特别是古代的一些东西，在中国才能学到，你到美国去学什么？所以一度他都不想出国去。后来梁实秋等同学们说你还是去吧，学吧，那学什么呢？当时学校的美术老师是个美国女性，说你在美术方面挺有天分，在学校里面经常画画，学校的《清华周刊》上也刊登了你的画，你去学美术去。这样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学了美术。

这个地方我就顺便说一下他在清华学习的情况。我父亲从小就特别爱学习，酷爱读书，尤其是古书。因为我们那个大家族是一个书香门第，我祖父是个秀才，我们这个大家族里头，有自己办的私塾，还有藏书楼，就等于一个小图书馆一样。我的祖父很早就给我父亲他们教读古时候的一些书，如《三字经》等。后来他6岁的时候读《汉书》，而且他读起书来特别的能够克服困难，他勤奋地钻研这些东西，并且提出一些问题来，所以我祖父很喜欢他，经常给他教这个、教那个，这样他从小就培养起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清华当时是个留美预备学校，重视理工这方面的东西，也重视英语，而对中文并不是太重视。可是闻先生他自己就非常勤奋，在课余之时，还经常下苦功夫，自己阅读，自学写古诗著作。每一年的暑假回到家里，才一进门，就进到书房里头看书。湖北那个地方夏天酷热，他关着门自己在小书房里看书，汗流浃背，又有蚊虫叮咬，我祖父看他很可怜，进去之后拿扇子替他扇，一看屋子里头，桌子上、椅子上甚至于地上堆满了各种书。他非常勤奋刻苦，在这儿一读两个月，后来他把这个书斋叫二月庐；他看了书还做笔记，笔记记下来给咱们的《清华周刊》投稿，叫作《二月庐漫记》。他非常勤奋、非常刻苦、非常专心，专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天傍晚，在屋子里看书，看不太清楚，他就出来，借外面的光线在那儿看书。我们那个乡村的地方酷热、潮湿，有蝎子、蜈蚣这些东西。那年他去看书，一条蜈蚣爬过来，爬到他的脚上，旁边的人看到就喊“有蜈蚣”，他也不理，还在那儿看书，一会儿蜈蚣爬上来，顺着小腿往上爬，爬的时候我父亲还在那儿专心看书，还不知道，旁边人急了，过去就“啪”一巴掌，把蜈蚣打到地上，赶快拿脚踩死，我父亲说，干什么，捣乱呢，我在这儿看书你们还在这儿捣乱。他专心到这种程度，刻苦到这种程度。

后来，到美国留学也是这样的情况。他学的是美术，可是他一心想要回来之后搞中文，所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抱一大堆中国古籍去看。白天一有空了，他就跟同屋子的同学一块出去看书，到哪儿呢？开始他在芝加哥一个公园，公园里面有个草坪，他们两个人一看这个草坪挺好的，就躺在草坪上看这个古书。草坪里头松鼠一下跑过来，一下跑过去，一直跑到身上他还不管，还在那儿看书。后来他写信告诉我的祖父母，说他现在记的笔记，写的笔记已经有一寸厚那么多纸了。真是非常地勤奋刻苦。

他回国之后，开始是在北京的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后来的艺专当教育部部长，后来在上海的政治大学当训导长，再后来，到了武汉，在北伐军政治部搞宣传工作，画画。当了一年零一个月的兵他不习惯，后来他不干了，又回来。回来之后通过亲戚的帮助，找了一个南京土地局当个职员。这也不适合他，后来到南京中山大学，教英文，最后又到了武汉大学，到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这倒是搞中文，要担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的。

到了1932年的时候，清华大学聘请他回到清华来教学。他学美术，人家没有什么美术博士、美术硕士，所以他学了三年学问也没有，学衔也没有。清华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留美预备班他是8年毕业之后相当于现在大学的一、二年级，那个时候不分学科，他基本上还是学了文化基础课，他没有进过专业学校学习中文，到美国又学的美术，回来之后这儿当教务长，清华大学还是把他聘为教授。按照后来的情况，在清华大学，助教完了之后教员，教员完了讲师，讲师完了是副教授，然后才是教授，学问得是这样，清华也是很讲究这个资历的。但是却把他一下子直接聘为中文系的教授，这其实也是清华的一个特点，就是清华对于特殊的情况，会打破这个成规。华罗庚是清华一下子聘来的，吴晗考清华的时候数学科零蛋，他到北大考数学又是一个零蛋，结果北大坚决不要，清华一看他这个文史方面的成绩非常好，破格收了。闻一多没有进过专门的学校进行专科学习，也没有学位，但一下子就成教授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中文水平基本上是自学出来的，所以说华罗庚是自学成才，闻一多在中国文学方面也是自学成才，清华看的是才，看的是他的成绩，所以一下子录取了。

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什么东西，想到清华后来的校训“自强不息”，他从一开始就是靠自己自强不息的勤奋学习、刻苦学习最后成为人才的。小时候我在清华度过童年，其中有一个东西印象很深，就是清华的校歌。我那个时候是个娃娃，我不知道大家怎么都唱，我也跟着唱，到现在我还有印象。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

反复强调这个“自强”。所以现在有些同学们，不清楚清华的精神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清华精神到底怎么概括，但是“自强不息”恐怕还是其中之一吧。所以今天就想在这儿，把闻一多的故事给你们介绍介绍，他是自强不息最后成为人才的，希望同学们也能够自强不息，将来赛过老师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才。

主持人：听了先生感人肺腑的演讲，我们真的深受启发。先生最后反复强调的就是“自强”，大家很清楚，我们学校是建立在屈辱的基础上的，我们肩负着光荣和梦想，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很多志士在这里引领一个民族的方向，很多的作家在这里抒写一个民族的文明，很多大师在这里闪耀民族的智慧，他们在百年校庆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刚才我们分享了闻一多先生的故事，也许我们在闻一多先生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更重要的是“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中国魂，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闻先生。

下面我们再有请季承先生为我们解读季羡林先生的清华精神和清华魂。

季承：首先作为我个人，热烈祝贺咱们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我父亲是1930年入的清华大学，他为什么选清华大学，他自己也讲了，就是为了能够出国，这是很明确的。当时他到北京来考试，就是报了北大和清华，他的考试成绩刚才闻先生也讲了，和吴晗差不多，数学不是4分就是6分，结果北大和清华都录取了。最后他就说，清华有机会出国，我就选清华，这是当时他进清华的一些情况。咱们搁现在讲肯定不可能，考个四六分想录取不可能，当时可以，这说明清华、北大在当时来讲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入了清华以后，在清华学习4年，他认为收获非常多，因此他把清华大学称为他的母亲之一，没有这个母亲的培养，他不可能有后来的成绩。因此他对清华大学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清华大学80周年校庆、90周年校庆的时候，他写过几篇文章，回忆他在清华大学的学习情况，诉说他对清华大学的一些认识，这个待会儿我给大家介绍。

下面我给大家讲两个事情，季先生一生他总结有两个公式，一个是成功的公式，一个是长寿的公式，也可以叫秘诀。我觉得这两个秘诀对于咱们每一个人很有用处，特别对于今天在座的年轻的学生们，大家都要一要成功，二要长寿，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季先生这两个秘诀给大家，希望大家知道这两个秘诀以后既能成功，又能长寿。

这两个秘诀，季先生写过文章都说过了，但是他没说出背后的事情。第一个公式是成功的公式，叫“天才+勤奋+机遇=成功”。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是天才，不然的话进不了清华大学。第二，在座的同学们我想一定都很刻苦，都很勤奋。这两个条件有了，那么最后的条件就是唯一的条件了，就是机遇。机遇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是不是只有成功者才有机遇，我想不是。实际上在生活里头，每一个人都有机遇，机遇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不成功，我觉得在于每一个人能不能很自觉地、很及时地抓住自己所遇到的机遇。如果你自觉能抓住，及时地能抓住不放过，我想你一定能成功。机遇在自己整个生命里头也不只是一次，会有很多次，但是也不是那么多，特别是比较重要的机遇，大概也就是几次。大家一定要能够判别，然后把它抓住，我想加上天资、勤奋，大家一定会成功。父亲本身就是一个成功公式实验的验证，他有天资，有勤奋，他抓住了机遇，所以他一定会成功，这是这个公式。

长寿的公式大家听起来更不可理解，他说长寿，第一不锻炼，这个很让大家接受不了。第二他不嘀咕，心里不犯嘀咕，思想没有负担。第三他不忌嘴，有什么吃什么，不挑食，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长寿了。

这个公式我觉得不要从表面上去理解。第一他说的不锻炼，不是不要锻炼。他是指那些为锻炼而锻炼的人，或者说锻炼主义者，整天想着锻炼、健康、运动，有的甚至超负荷运动，要适当地运动，适当地锻炼，这个大家自己去掌握。我父亲来讲他掌握到什么程度，每天推着锚从家里走到小山上，也就是20米，然后再走下来，这就是锻炼了。他也有长的步行，从13公寓走到北大图书馆，这个可能长一些。这种锻炼，我想用在今天的同学身上可能太弱，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锻炼的量。所以季先生说不锻炼不是真的不锻炼，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掌握。不嘀咕呢，没有思想包袱，没有思想斗争，这个人会健康、长寿，但是真正能做到不嘀咕吗？思想一遇到困难了，生活上困难、学习上困难能不嘀咕吗，这种人很少，要不就是一个半傻瓜。其实我父亲说的不嘀咕，实际上他能够开导自己，自己能解脱，碰到困难自己想想办法克服，而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包袱，使自己思想负担很重，这样的话对健康有影响。第三就是说不挑食，他应该是说要得到足够的营养，才有力气钻研一些东西。所以这个长寿的公式要适当的锻炼，能够解脱自己的思想负担，要保持相当好的营养。我想今天在座的同学们都这样，我想大家一定都会长寿，这是讲季先生这两段公式的事。

下面我说一下季先生对清华精神一些理解。他专门写了文章对清华和北大做了一些对比。对这个事情刚才闻先生讲了，清华、北大的精神不大好说，“自强不息”当然是精神，但是是不是还有别的，怎么概括。我父亲说，这个问题不好谈，你们就开个论坛会，开个一个月、两个月，最后也说不定，也不一致。但是他讲了，他讲清华的精神是什么呢？他说清华的精神是“清新俊逸”，北大的精神是“凝重深厚”，他对清华还额外加了好多清华精神，比如他讲清华精神永葆青春，永远充满活力，永远走向上的道路，清华的校风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这是他在文章里面对清华精神、校风的理解、认识，他有什么根据呢？他举了一个民主的例子。他说清华大学是资本主义，北京大学是封建主义，他说北京大学为什么是封建主义呢？在一个事情上就看出来了，当时对待工人，工人的称呼上，他说清华大学叫什么呢？叫工友，工友是当时比较新的名词，北大叫什么呢？北大叫钦差的，钦差是当时封建社会，他一进学校听了清华大学的教授把工人叫工友，他觉得很民主，北大就叫钦差，一听了封建官僚对自己下属不好的称呼，他觉得清华好。北大还有一个表现他的印象很深刻，就是上体育课。这个体育老师怎么喊口令，他听得非常生气。因为当时在北大上学的学生，都是一些高干子弟，都是大官、是大商人的子弟，体育老师不敢命令他们立正、稍息，于是他说，少爷们立正，少爷们稍息，前头都要加一个“少爷们”。我父亲听完以后，觉得这个封建味太多，这个体育老师不敢指挥学生立正、稍息，前头加一个“少爷们”这个封建味很浓。但是分析说，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各有各的好处坏处。“五四运动”为什么发生在北大，因为北大有封建主义因此有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总而言之他对清华倍加褒奖。刚才讲了清华精神、清华校风这样一些内容，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找这些问题读一读，是很有意思的。

我父亲对清华怀有很深的感情，清华对他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他对清华大学的80校庆、90校庆都非常积极地参加，写文章，写评论。他本来想也参加这个100周年的校庆，因为他和清华大学是同年，今年我父亲是100岁，清华大学是100岁，但因为他身体不支早两年离去，所以他没有机会参加今年清华大学百周年校庆。在这里我最后对清华百周年校庆表示热烈祝贺！谢谢！

主持人：听了季先生有趣而且生动的演讲，我很受触动。我一直认为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是一个非常严肃、严谨甚至一丝不苟的人，但是通过他生活的这些侧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那个年代的大师们，他们风流文采，能指天笑骂、忽而走马。可能现在我们缺少的不仅仅是这种气概，还有一种他们对于国家，对于这个社会的人文怀思，这是我们需要反省，也是需要挖掘的，在书本里面，在社会里面或者说在我们的大学生活里面去找寻一些真谛。

现在我们就将通过大屏幕上的这个视频，看看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先生她带给我们的百年寄语和对我们学子的寄望。

（视频）

主持人：谢谢宗璞老师，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因为当时我没有在现场。不过现在我跟大家一起看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像宗璞老师跟我们面对面地交流一样。刚才老师反复提到三个问题，一个是我们清华人文精神的原创性，一个是我们清华人的独立性，最后一个以诚信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自强不息，我们厚德载物。今天我看到三位先生的学术精神和他们仍然自强不息地工作、学习、生活，我真的很感动，我想我真的非常希望，在座的各位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希望大师们的后辈都能越活越精神，从心所欲不逾矩，为这个国家撑起一片天空，再次感谢三位先生。

下面我们将进入一个访谈环节，请两位先生同登一台和我们同学一起交流一下，对于现场观众我们后面会有一个提问的环节。

首先，就清华精神而言，刚刚季先生提到季羡林先生提出我们学校的校风是清新俊逸，北大是凝重深厚，我感觉大家跟我有一种想法，现在情况好像倒了一个个儿，好像清华的学生更踏实，北大的学生更注重一些比较虚无缥缈的东西。因为刚刚闻老师也提到我们学校的发展毕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我很想问您，您觉得当初季羡林先生所处的时代我们的校风和今天的校风相对比，它这样转变的原因有哪些？

季承：当时清华大学文理都有，后来变成纯粹是理工科了，这个变化就不一样了，理工科的学生和人文科学的学生哪能一样，所以闻先生的意见很对，综合历史上几个阶段，精神汇通起来，再提炼出来，越提越虚，就清新俊逸了。

主持人：谢谢两位先生，刚才我们看宗璞老师的视频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她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两个，一个是她所住的乙所，还有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现在百年我们又有一个人文图书新馆。古人有一句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无论季老师、闻老师还是冯老师，他们都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他们不是书呆子，不是死读书。我想请问两位先生，你们觉得，现在我们的大学生们，我们应该怎样将书本上的知识和我们的社会实践切身地结合起来，或者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书目能够给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闻立雕：我给你们说说一个事。1946年5月，我的妹妹拿着一张纸要我父亲给题字，那个时候大家准备回北平，她在学校里跟同学们也告别了，当时同学们都是你给我题个字，我给你题个字，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结果我那个小妹妹，她突然想起找我爸爸也题个字，我爸爸说好，我给你写吧，就是什么呢，对功课太认真是不好的，因为知识不全在书本里。我父亲那个时候已经是拍案而起，对国民党反动派非常痛恨，动员所有的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派，这个时候他认为读书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推翻整个反动主义。我平常学习不大用功，功课不好，留过级而且不止一次。过去我见了我父亲都害怕，因为我的学习不好，贪玩，在清华园里头我到处地跑，后头的气象台什么的我都爬到杆子上，但是工科不好，我父亲老批评我。后来到了开展民主运动的时候，我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我父亲再也不批评我了，他强调这个社会是先要斗争，然后才学习。我后来想一想，这个实践论，知识来源于实践，我觉得我父亲这个话语说得很对，对课本不要太用功了。

主持人：我们要看重GPA，但是不能太看重GPA。

闻立雕：还得有些实践。

主持人：谢谢闻先生。

季承：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在大学，无论你学到多少东西，学多长时间都是一个基础，这些东西到社会上用得上，用不上，完全看你到社会上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方，面对着一个什么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那时候是最关键的。至于说问我怎么把自己学的东西和那个东西结合，首先我想你得要先确定你到了一个什么领域里去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发力，给力，然后你学的东西就能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主持人：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求助现场观众，知道答案的就快点帮助我一下，大家知道我们的校徽的有正反两面，背面的钟在哪儿啊？大家都知道，在哪儿？

同学：闻亭吧。

主持人：你知道那个历史吗？

同学：据黄严复老师说，原来那个钟后来被日本人拿走了。后来86岁的汪华南先生跟我说，清华返校以后到天津去追这个东西，在天津的一个车间里头，没有找到这个清华的钟。后来从颐和园那边东门，工程车翻出来一个钟，现在这个钟是颐和园那边的钟。

主持人：谢谢这位校友，闻立雕先生就在学校园子里面逛了一圈，先生在闻亭面前对着这口钟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我不想说这代表什么，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在1946年的时候，闻先生遇害？我们北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找到那口钟，为什么把这个亭子命名为闻亭？可能我们的前辈们，他们希望我们的身上延续这样的血脉和这样的民族精神，那块匾，大家看见的题字的匾是潘光旦先生手书的。我非常喜欢那个地方，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学校，逛这个园子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安宁，而且看到那口钟会想起，原来那口钟就是当年老清学的时候，大家用来上下课的铃，所以希望大家把这口钟时常挂在心里，时常想一想。

闻先生刚才我提到您旧地重游，我不知道您心里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触，您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闻立雕：刚才宗璞说了园子里她最喜欢去的地方，童年我跟宗璞是同班同学，我也是诚志学校的。童年时期我最喜欢的是荷花池后面的小山坡，我冬天在荷花池溜冰，春天在那个小山上玩，我腿上到现在还有一块疤，就是树枝划的2寸长的伤疤。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每一次到清华，最喜欢去的地方是闻亭，是闻一多塑像。今年接我的同学问我想去哪里，带我重游，到清华来看看。我来清华次数不太多，一年大概有一次两次，每一次来到那里，鞠个躬行个礼，表达一下我们全家对清华的尊敬。我写了一篇文章讲，在1947年，这口钟是1947年闻亭挂上去的，在那个时候，白色恐怖很严重，只有清华的同志开了纪念闻一多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只有清华公开地挂上了这个，把这个钟挂上，起名字叫闻亭。这就说明清华从领导到同学们，始终记得闻一多，愿意继承闻一多的革命精神。所以我现在，今天到那儿去，我也是怀着这种心情。清华校庆100周年，我们全家都很感动，都很高兴，表示要热烈地祝贺这100周年。我们一家啊，我父亲不用说了，我大哥小时候跟我是在诚志小学，后来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大学期间加入地下党，我的弟弟的童年，1931年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是在清华园子里度过的，我的两个妹妹都是在清华园里出生的，我们和清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清华让我们干什么，我们都愿意。

主持人：谢谢先生。季承先生，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二教，其实也非常有历史，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比我清楚，我想问您，在这个园子里面，您最怀念的，或者说您最欣赏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

季承：其实我对清华大学的园子并不熟悉，在我有暇的时候伺候我父亲，在北大，所以到清华这边来机会很少。现在我虽然住在蓝旗营这个地方，过来的机会也不多，我脑子里的印象，有个工字厅，我也去过，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这是我亲自的经历。

主持人：两位先生，很明显，两位都是大师之后，但是我觉得大师之后都会面临一些比较窘的困境。就是可能一直会听到别人介绍自己名字之前，都要冠以×××人的名字，我想问您二位，您在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包括说，我觉得闻先生一直在继承也在研究自己父亲的东西，而季先生您除了继承之外，您还在不同的领域和父亲做了不同的事情，我想问问您二位在这方面的心得和体会是什么呢？

闻立雕：我参加革命之后改了名姓韦英，我不愿意我父亲是闻一多，我不愿意靠着我父亲的光环自己在社会上得以怎么样，怎么样的。直到粉碎“四人帮”，退下来之后，回到北京这个地方，好多过去的老朋友，和小学的同学、中学的同学还叫我闻立雕，有一些纪念活动，学术讨论活动找到我，那时候我才慢慢地又用闻立雕这个名字。现在反正是，我自己感觉到我对我的父亲并不很了解，因为什么呢？有一些具体情况，从1941年开始我就住在学校，只是逢年过节或者暑假、寒假的时候回家去，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我都是住在学校，所以平时我父亲的情况，我了解的并不是很多，只知道家里的一些情况。另外我父亲是搞斗争，搞民主斗争的那些东西，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是秘密的，也不跟我们孩子们讲。我父亲搞的这个学术方面的东西，我更是一窍不通，所以实际上我还有一个重新了解、认识我父亲的过程。所以离休之后，我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参加编写闻一多的东西，看一些他当年的书信，他的《死水》《红烛》我当学生的时候没有读过，刚开始有些人采访我，让我谈一谈，我说我还没有读过。后来慢慢慢慢的，随着各方面的需要，才看的，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主持人：谢谢先生。

季承：我花很大力气照顾我父亲的家庭包括我自己的家庭的时候，我父亲还没有名气，他头上光环也没有，我头上更没有光环。等到他头上光环大起来了，等到我们父子13年分别后重逢时，我头上有一点光环，但是也有一个“黑环”。我感觉光环对我的压力并不大，另外一个“暗环”，叫“黑环”也好，这个对我的压力也蛮大的。因为大家对我很多批评，说我不孝说我怎么怎么样。所以总结来讲，我自己在自己整个的工作里头，和刚才闻先生讲的一样，没有得到我父亲光环的什么利益，等他的光环大了，我有一点光环的时候，这个“暗环”给我的压力反而更大一些，所以我只能面对这么一个状况，我觉得没有关系，事情经过历史、时间的考验，会逐渐地得到大家的认可。

主持人：谢谢。其实可能我刚刚的问题有一点小问题，我想表达的是，您二位的父辈都是德高望重的名家，但是现在我觉得您二位都能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说沿着父辈的老路这样走。现在我们发现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现象，就是说经常大家都在网上或者各种地方宣称我们出不了大师。您想想看，我们现在再去出一个季羡林，再去出一个闻一多，再去出一个冯友兰，可能这个真的要花上一个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两位先生你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宗璞先生刚才提到，原创性和这个清华学派它自身所具有的中西贯通、文理交融的特性，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您二位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您觉得如果要出大师的话，我们还需要哪些东西？

闻立雕：会出的。同学们当中说不定将来就有，我的感觉，还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充分地发挥每一个人才能和智慧，这样下去，再加上主观的努力，一定会出人才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我们没出大师，跟我们工作中间的很多失误也有很多的关系，这个因素很多，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民族一定会出的。

主持人：谢谢。

季承：我还是重复刚才的话，大家按照我父亲的公式做都可以当大师。

主持人：我们也坚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当中能出大师，清华能出大师，我们继续出大师。从以往的历史经验上来看，刚刚宗璞先生也为我们大致地介绍了一下清华文科院校的建设和调整的一个状况。我们在1929年成立了文学院，然后在1952年的时候，由于院系调整，大部分的文学系的老师还有我们的教学资源被分给北大还有一些其他的北京高校，现在的文学院的复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家知道很新很新，但是有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清华的文科生，经常有人问我，你们有哪些系，刚才宗璞先生已经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现在一共是12个系。我想说的就是，可能我们的人文日新还需要一段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各位理科生，你们才是这个时代的中流砥柱。我觉得文通理比较难，但是理通文的人大有人在，我不知道两位先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触，因为很多大师，他们都是从包括像化学系或者是物理系那边跳槽到中文系，成了一代大师。我也是借两位先生的话，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憧憬，希望我们能够再回到那个大师云集的时代，谢谢大家！

访谈环节就到此结束，最后我想现在先请两位先生对于我们的清华百年做一句话的寄语，一句话。

闻立雕：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闻老爷子的话。

季承：我的话是这样子的，“清华有光辉灿烂的历史，一定有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观众互动】

主持人：下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提问环节吧，麻烦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同学们请举手提问题。

提问：问题是问闻爷爷的，我在阅读《闻一多传》的时候，199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第204页当中，有一段小的记忆，就是说在西南联大陈家营村边有一条小河，当时为了省一些炭钱，每天清晨闻一多先生带着孩子，就是带着你们去河边洗脸。当时就想到这个是因为，是不是昆明当时的河水比较暖和，或者您借此给我们讲述一下当时您在西南联大时期平时生活的一些具体的细节，还有借此想问您一个真正的问题，杨振宁先生前天在主楼后厅也讲到，西南联大后来有那么高的成就，很重要的一点是处于对国家兴亡的忧患意识，而清华主持人也说了，从一建校清华就有知耻而后勇的文化底蕴在里面，所以我想您在西南联大生活过，能不能给我们谈一下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怎么样去继承这样一种，或者发扬这种忧患意识，使我们走得更远，谢谢！

闻立雕：这个冷水洗脸的事是1941年我们在昆明市郊区，离城里大概有15里地的村子，那时我们家一共是8口人，兄弟姐妹5个，父亲母亲再加上一个保姆，从北京带去的，一共8个人。那个时候由于国民党的腐败，有一些奸商趁机抬高物价，我们家里生活非常困难，陈家营那一段是我们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到什么程度呢？买米只能买最次的米，里面经常有老鼠屎什么脏的东西，吃饭不能吃菜，没有钱买菜，更没有钱买油、盐、肉之类的，都吃一些豆腐、白菜帮子或者什么菜叶子，加上一些咸菜、豆腐之类的。我父亲吃得没有办法，把红辣椒搁火里烧一烧蘸一下盐巴吃一口饭就一口菜，在这么困难情况之下，怎么办呢？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要用热水洗脸的话要烧木炭，昆明那个时候是要烧木炭，烧木炭要花钱购买，因此我父亲说，咱们村子里面有一条小河，你们到河里洗脸就行。这样他就领着我们到那儿去。那个冬天洗的时候可就受不了的，虽然南方没有像北京这么结冰那么深，但是冬天也在零上1℃、2℃，那种情况之下，水也还是很凉的，所以洗了几次之后我们手都发抖，那是真实的情况，当时生活困难。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提问：怎样继承你们那个年代的忧患意识？因为现在时代发生了变化。

闻立雕：这句话说来很长了，国民党腐败、专制，社会上各种朱门酒肉臭。一部分国民党的大官们，他们利用抗战的名义搜刮钱财，花天酒地；另外地方百姓生活困难，包括像联大教授这样一些人家庭都非常困难，差不多绝大多数的教授生活都是很困难的，这么一种情况之下，逼得你不能不想一想，这个问题在哪儿？后来我父亲拍案而起，而且联大的很多教授都同情这个进步的学生运动，这就是后来人民之所以能够随着共产党起来以后积极地投入在昆明的学生运动，当时联大成为民主堡垒，跟这些环境都是有关的。

主持人：谢谢闻先生。下一个问题。

提问：您好，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季承老先生，刚才您说了，我们的季羡林先生给您头上加了两个光环，一个放着金光灿烂的光环，另外一个是您所谓的“暗环”，我想谈谈，您觉得你头上的“暗环”您是怎么理解的，以及社会对你的评价您又是怎样的态度，我想听听您的见解。

季承：我觉得“暗环”可以分析有一些是善意的，对情况不太了解，对我的动机，所作所为不太清楚，有一些批评，这个完全可以理解。有很少一部分是有些恶意的，恶意的背景也可能比较复杂，但是我觉得恶意的，由于不了解而批评，对我来讲完全可以考虑接受。所以我总的来讲，对这个事情并没有十分在意，我是比较冷静地来对待这个事情，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事情大家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正确的理解。

提问：季承先生您好，特别有幸今天在清华遇到您的讲座，我也来自北京俄语专修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更巧的是我也来自于俄语系。我想问的是，您对昔日北外的印象和感受，但是如果您已经不记得，没有关系，这个问题可以忽略。我们都知道您的父亲季羡林老师是一位特别特别杰出的大师，我想问，他对您在语言学习上的影响，以及对您在专业选择上的一些别的影响。另外这两天刚好是北外成立70周年，也是我们俄语系成立70周年，欢迎您随时回到北外俄原专修大队。

季承：我父亲对于我的这个成长，或者是专业的学习，应该说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们那一代的人，作为父辈来讲，基本上是不管的，何况我的父亲在我念小学、中学、高中的时候，都在德国，所以得不到他的任何影响，但是有一点应该说是感谢父亲的，就是我们学习语言的这个不能叫天才吧，就是财富，是得益于他，所以我在学习语言方面，也有一点点天资。我曾经学过日语，我小的时候念的小学嘛，被日本鬼子占领了，6年全是说日本话的，到了高中就学俄语，到了大学当然也是学俄语，然后自学英语，后来学了法语，但是很多没有时间学了，有时候我想我学个5门到10门外语也不成问题。对于我的母校，当时我们是在城里，在宣武门里头，那时候为了应付和苏联的合作，所以紧急地培养了一批人才，我们是三年制，出来以后分到科学院就和苏联合作搞原子能、原子弹实验。后来因为和苏联翻了脸了，我们这个俄文没用了，没用了以后，就服从组织分配，搞别的去了。所以我对我的母校当然是怀有很深的感情，当时先叫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后来改成北京俄语学院，后来又改成北京外国语学院。我想现在的俄语还是很有用处的，所以希望这位同学还是要学好，我的俄语已经还回去了，刚才他说的那几句话我已经听不懂了。

提问：谢谢两位老先生，我们都知道，今天本来是三位老先生都是如此伟岸的人物，以至于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都是一种仰视，或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地看待他们，您们作为他们的子女，对他们的感情、亲情又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为我们揭秘一下，谢谢！

季承：因为父亲是家里的一个亲人，所以从我们儿女、子女眼里看，并不像刚才这位同学讲的那么神秘或者那么高大，在我们的眼里一般都是觉得是普通的家里的成员，父亲，没有产生那么崇高的感觉。另外父亲对子女，特别是我们家父亲对子女，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出国了，没有很好地关照学习，所以在我们心目里头，可以说父亲对我们的教导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只是他后来回国以后，在北大当教授，一直能够到最后，他的行为对我们有一些教育，就是身教，所谓的身教，对我们有影响。我和我姐姐，我们是姊妹两个，在学习上都很努力，在生活上也很朴素，对家庭也很关照，这些我想都是缘于父亲良好的品质。

主持人：谢谢季老先生。

闻立雕：我的父亲对于我来讲，既是严父又是慈父，我举两件事情。“严”就是他最讨厌最恨的两件事，一个就是自私自利，一个是说谎。曾经在书信里头他特别地提出来，教育孩子们无论如何要记住，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说谎。1938年到了昆明之后，昆明那个时候轰炸得很厉害，学校有小学生，特别是初小学生，上午不上课，因为日本飞机一般都是上午来，下午才上课。不上课的时候，老师就留一些作业，让同学们做，然后上学的时候，作业本交上去。我刚才说了我小时候不用功、贪玩，所以有一天吃了早饭之后，我没有做作业，在那儿玩，一会儿楼上、楼下地跑，我父亲就奇怪，说：“哎，你干什么呢，你作业做了没有，怎么不做作业？”，我说：“老师没留。”“不可能，每天都有，怎么今天没有？”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你骗人！”我说：“我没骗人。”“你撒谎”，我说：“你不信你到学校问我老师去。”我这么说以后，我父亲把鞋脱下来，打我的屁股，我东跑西跑叫唤，我妈也来了，来了之后一看怎么回事，我父亲因为脱了一只鞋，走路就不方便，一蹦一蹦的，打我也打不着。但是这个事，说明我父亲对于我们说谎、骗人，那可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家里的孩子们很注意，要老老实实的，讲实话，不能骗人。其实我父亲基本上没有打过孩子，就这一次，这是第一次，他对我的教训可能重一点，这是严父。但是后来有次我贪玩做一个化学实验，差点儿闯了大祸，他却没有怎么批评我，而是跟我讲原理讲道理，这又是慈父的表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