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1949—）是当代英国文坛巨擘。自20世纪70年代步入文坛至今，已推出50余部作品，包括诗歌、传记、小说和改编作品等，另有140多篇散文和文学评论散见期刊、报端，其传记和小说曾荣获众多文学奖项，为他赢得“当代最有才华的传记作家之一”（Ackroyd，Collection xxiv）和“历史小说大师”的称号。当代作家阿普尔亚德（Brian Appleyard）预言：“在同代作家中，阿克罗伊德是最有望被人们阅读上百年的为数不多的英国作家之一”（qtd．in Grubisic，11）。

阿克罗伊德生于伦敦，并一直生活在伦敦，对伦敦有浓厚兴趣和深厚情感。1968年他进入剑桥的克莱尔学院，立志将来做一位诗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获“梅隆”奖学金，于1971到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1973年回到伦敦后，23岁的阿克罗伊德成为《旁观者》杂志历史上最年轻的文学编辑，任期直到1981年，此后还担任过《泰晤士报》首席书评家。1982年，阿克罗伊德成为一名全职小说家和传记作家，他博览群书，涉猎广泛，尤其对英国经典作家和欧美现代作家青睐有加。

在创作生涯中，阿克罗伊德最初关注的是诗歌，然后才是传记和小说。在70年代他共出版三部诗集，包括《哎哟》（Ouch，1971）、《伦敦便士》（London Lickpenny，1973）和《乡村生活》（Country Life，1978）。80年代末，他又出版了另一部诗集《珀利的消遣及其它诗歌》（The Diversions of Purley and Other Poems，1987）。阿克罗伊德涉足诗坛是一次有益而大胆的尝试，他和其他同时代剑桥诗人如伊恩·帕特森（Ian Patterson）、尼克·托顿（Nick Totton）、约翰·詹姆斯（John James）等一起倡导“先锋派”诗歌，强调诗歌语言和内容同样重要。阿克罗伊德在《旁观者》杂志上曾尖锐地抨击那些不注重诗歌语言本身价值的诗人，褒扬杰里米·哈瓦德·普林（Jeremy Halvard Prynne，1936—）和那些“剑桥诗人”的诗歌语言，认为它们有创造现实的神奇力量。虽然阿克罗伊德早期的诗集未能产生深远影响，但成就了他独特的诗人气质，为他以后的传记和小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使他的创作带上了一股神秘朦胧的诗味”（阮炜，346），也使得“在所有当代英国小说家中，只有阿克罗伊德揭示了伦敦所蕴藏的诗意”（瞿世镜，476）。

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阿克罗伊德已推出16部传记作品，主要有两大类：人物传记和地方传记。80年代，阿克罗伊德完成的两部人物传记是《埃兹拉·庞德和他的世界》（Ezra Pound and his World，1980）和《艾略特传》（T．S．Eliot，1984）。90年代，阿克罗伊德又撰写了一些人物传记，传主大都是英国经典作家，包括《狄更斯传》（Dickens，1990）、《布莱克传》（Blake，1995）、《托马斯·莫尔的一生》（The Life of Thomas More，1998）等。进入21世纪，阿克罗伊德发表的人物传记除《特纳传》（J.M.W．Turner，2005）、《牛顿传》（Newton，2008）、《爱伦·坡传》（Poe：A Life Cut Short，2008）、《查理·卓别林传》（Charle Chaplin：A Brief Life，2014）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传》（Alfred Hitchcock，2015）外，其他传记的传主依然是英国经典作家，如《乔叟传》（Chaucer，2004）、《莎士比亚传》（Shakespeare，2005）和《威尔基·柯林斯传》（Wilkie Collins，2012）等。这些传记是阿克罗伊德对英国文学的重大贡献，从这些传主的名单可以发现，他们大都是英国文学大师，几乎构成一部英国文学思想史。阿克罗伊德对传记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继“新传记”作家之后把传主资格的疆域扩展到人类以外的其他事物，发表了三部地方传记，包括《伦敦传》（London：The Biography，2000）、《泰晤士：圣河》（Thames：Sacred River，2007）和《威尼斯：水晶之城》（Venice：Pure City，2009）。这些地方传记的发表体现出阿克罗伊德对地方，特别是对伦敦的关注和重视，这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已得到充分证实。

除传记外，阿克罗伊德在小说创作领域也取得重大成就。20世纪80年代，他连续发表五部小说。1982年第一部小说《伦敦大火》（The Great Fire of London，1982）问世，虽然这是他的处女作，但是已充分展现出娴熟的叙事技巧和大胆的想象力，例如，复杂的互文性叙事技巧为其以后的小说奠定了基调。随后，他推出第二部小说《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The Last Testament of Oscar Wilde，1983），驾驭语言的才能和模仿能力在这部小说中可见一斑。第三部小说《霍克斯默》（Hawksmoor，1985）被《纽约时报》评论家称为“一部杰出的想象之作”（Joyce Garol Oates），接下来的一部小说是备受评论界关注的《查特顿》（Chatterton，1987）。最后一部小说是《第一道光》（First Light，1989）。与其他四部小说不同的是，故事的背景不在伦敦而在多塞特郡，但它的主题和其他小说一样，且依然与伦敦有关。跨入20世纪90年代，阿克罗伊德又发表了五部小说，包括《英国音乐》（English Music，1992）、《狄博士的房屋》（The House of Doctor Dee，1993）、《丹·莱诺和莱姆豪斯的魔像》（Dan Leno and the Limehouse Golem，1994）（又名《伊丽莎白·克莉的审判》The Trial of Elizabeth Cree，1995）、《弥尔顿在美国》（Milton in Americ，1996）和《柏拉图文件》（The Plato Papers，1999）。21世纪初，阿克罗伊德的小说创作达到高峰，七部小说相继出版，除了《伦敦的兰姆》（The Lambs of London，2004）、《特洛伊的陷落》（The Fall of Troy，2006）和《三兄弟》（Three Brothers，2013）外，自2003年以来，阿克罗伊德开始用当代英语改编经典作品，创造出改编小说中的佳作，即《克拉肯威尔故事集》（The Clerkenwell Tales，2003）、《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个案》（The Casebook of Victor Frankenstein，2008）、《坎特伯雷故事集重述》（The Canterbury Tales：A Retelling，2009）和《亚瑟王之死》（The Death of King Arthur，2010）。

21世纪也是阿克罗伊德创作的繁荣时期，多种体裁的作品相继问世，除了传记和小说外，还有非小说“穿越时空”（Voyages Through Time）系列丛书，戏剧《查尔斯·狄更斯之谜》（The Mystery of Charles Dickens，2000）和《英国历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2011—2014）三卷本。

除以上作品外，作为一名评论家，阿克罗伊德还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文学批评专著和评论文章，主要有《新文化笔记》（Notes for a New Culture，1976）、《文集：杂志、评论、散文、短篇故事和演讲》（The Collection：Journalism，Reviews，Essays，Short Stories，Lectures，2001）和《英格兰：英语想象的根源》（Albion：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Imagination，2002）。《新文化笔记》是阿克罗伊德最早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文学理论和实践进行的评价、反思，其重要性在于它被认为是作者的“早期诗学宣言”（Onega，2），是他试图匡正英国文化并使其走出困境的早期设想。据他本人声言，这是他以后文学创作的理论基础。例如，他在《新文化笔记》的再版前言中曾说：“如果有人愿意花时间阅读我以后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包括传记、小说和诗歌——我相信《新文化笔记》中所涉及或关注的问题将会在后来这些作品中以更加精美的形式呈现”（Ackroyd，8）。事实证明，《新文化笔记》中的许多重要思想和理论，如艾略特的传统观、乔伊斯和艾略特作品语言的历史意识等在其以后的创作实践中都得到再现、重释与拓展。《英格兰：英语想象的根源》是阿克罗伊德另一部重要的评论作品，是作者对“英国性”和英国文化思考的结果，从文学、音乐、绘画、宗教等方面探讨了“英国性”的起源和内涵，对理解阿克罗伊德在小说、传记、改编作品中对“英国性”的定义和阐释有重要参考价值。由托马斯·莱特（Thomas Wright）编辑的《文集：杂志、评论、散文、短篇故事和演讲》收集了阿克罗伊德自1973年至2001年间撰写的140多篇评论文章和杂文。虽然阿克罗伊德于1982年成为专职作家，但他没有放弃文学评论工作，在1982年至1986年间仍然坚持撰写了大量特约评论文章。除了为《旁观者》杂志写电影评论外，他还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写定期书评和为《泰晤士报》写每周两次的电视评论。1986年，阿克罗伊德成为《泰晤士报》的首席评论家，担任此职期间，他共完成350多篇书评。由于在这一时期阿克罗伊德作为一名最受欢迎的当代历史小说家的地位已经确立，因此他应邀评论了许多历史小说。重要的是，他往往能以这些评论为契机，发表他对文学创作，特别是历史小说的真知灼见。事实上，阿克罗伊德不仅对文学史上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承前启后的审视和评述，而且评价了自己的作品，更明晰地表达了他对历史、传统、“英国性”、传记和历史小说创作的观点，彰显出他本人对文学批评的独到见解，因此，了解这些评论，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作者的思想。

通过梳理阿克罗伊德的创作生涯可以发现，和他笔下那些使他心怀敬仰的经典作家一样，读书和写作成为他人生的兴趣、习惯、追求，其惊人的创作成就是同时代其他作家难以比肩的。同时，在艺术风格上，阿克罗伊德卓然自成一家，没有盲目采用后现代主义常用的表现形式，如“元小说、反体裁、语言游戏、通俗化倾向、戏仿、拼贴、蒙太奇、迷宫、黑色幽默”（陈世丹，6）等，而是善于博采众家之长，融合多种艺术形式，将各种理论和技艺集于一身，然后把它们糅合、加工和提炼，并最终形成典型的英国式杂糅风格，即既有现实主义作品中生动而有趣的故事，也有现代主义作品的艺术技巧，如象征主义、自由联想、时空错位，又不乏后现代主义的新奇手法，如戏仿、蒙太奇等。正因与众不同，目前，阿克罗伊德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和认可。

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阿克罗伊德便开始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英国早期对阿克罗伊德作品的评论是由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35—）所写的关于《新文化笔记》的书评，发表于1976年3月19日的《新政治家》杂志。洛奇不仅抨击其风格晦涩难懂，而且指责阿克罗伊德“对文化历史的歪曲和过于简单化”（Lodge，364）。与此相反，另一些评论家却对此书热情称赞，充分肯定阿克罗伊德对揭示艺术家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做的努力。如彼得·康拉德（Peter Conrad，1948—）对本书的评价是“思辨性强、严谨、有益，值得一读”（Conrad，1524），并得到苏珊娜·奥涅加（Susana Onega）的认同，她说：“作为了解阿克罗伊德对英国文学传统独特感悟的理论阐述，这本书很值得阅读。”（Onega，5）

20世纪80年代，随着小说《伦敦大火》和《霍克斯默》等的发表以及传记《艾略特传》的获奖，阿克罗伊德引起评论界更多关注。《纽约时报》评论家葛罗斯（John Gross，1935—2011）在评价《艾略特传》时说：“这是在艾略特逝去约20年后第一次为他写传记的严肃尝试……总之，这本书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就。”（Gross，1984）美国当代文坛著名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8—）对《霍克斯默》评价道：“《霍克斯默》是一部聪明睿智的幻想小说，可与阿克罗伊德备受赞誉的传记《艾略特传》相媲美。”（Oates，1986）

20世纪90年代阿克罗伊德研究迎来第一次高潮，有关专著和博士论文相继问世。奥涅加的《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1998）是第一部研究阿克罗伊德的著作，覆盖面广，评价了阿克罗伊德20世纪90年代以前出版的大部分诗歌、传记、小说和非小说作品等，有助于全面了解阿克罗伊德的早期作品。奥涅加的另一部专著《阿克罗伊德小说中的元小说和神话》（Metafiction and Myth in the Novels of Peter Ackroyd，1999）对阿克罗伊德作品的研究比第一部专著明显深入，分析了阿克罗伊德的九部小说，并揭示出这些小说中存在的两种叙事：神话和元小说。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一些研究阿克罗伊德的博士论文。杰弗里·勒斯纳（Jeffrey Roessner）的论文《历史未解之谜：当代英国小说中的神秘过去》（Unsolving History：The Past as Enigma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1998）对将阿克罗伊德的小说视为元小说的观点提出质疑。他指出，解构主义的方法只适合分析早期的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品，但并不适用于阿克罗伊德的作品。另有其他博士论文从不同视角对阿克罗伊德的作品进行分析，如凯西·伊丽莎白·海曼森（Casie Elizabeth Hermansson）的《女权主义者的互文性和蓝胡子的故事》（Feminist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Bluebeard Story，1998）、丹纳·乔伊·席勒（Dana Joy Shiller）的《新维多利亚小说：重塑维多利亚时代》（Neo-Victorian Fiction：Reinventing the Victorians，1995）、杰弗里·威廉·洛德（Geoffrey William Lord）的《后现代主义与民族观的差异：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比较》（Postmodernism and Notions of National Difference：A Comparison of Postmodern Fiction in Britain and America，1994）等最具代表性。

21世纪初，阿克罗伊德研究有了更大进展，涌现出更多的专著和博士论文，拓宽了阿克罗伊德研究的视角和维度。例如杰里米·吉普森（Jeremy Gibson）和朱利安·沃弗雷（Julian Wolfreys）合著的《彼得·阿克罗伊德：风趣而费解的文本》（Peter Ackroyd：The Ludic and Labyrinthine Text，2000）是一部较全面地研究阿克罗伊德作品的著作，涵盖了作者2001年以前出版的多数作品，主要涉及诗歌、小说和传记等。他们没有为阿克罗伊德贴上后现代标签，也没有旨在揭示其作品所表现出的后现代特征，而是着重探讨阿克罗伊德作品中诸如文体学、叙事结构、模仿、记忆、时间性、个人和民族身份、伦敦等因素。亚历克斯·默里（Alex Murray）的著作《追忆伦敦：彼得·阿克罗伊德和伊恩·辛克莱作品中的文学与历史》（Recalling London：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Work of Peter Ackroyd and Iain Sinclair，2007）将两位作家的作品置于自1979以来的伦敦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中进行分析，首次对阿克罗伊德和辛克莱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探讨文学与城市、历史话语和历史学等议题，旨在引发人们对文学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思考。同年出版的另一部研究阿克罗伊德的专著是巴里·刘易斯（Barry Lewis）的《回声：彼得·阿克罗伊德作品中的过去》（My Words Echo Thus：Possessing the Past in Peter Ackroyd，2007）。作者评价了阿克罗伊德在2007年之前发表的20多部作品，包括诗歌、散文、评论著作、传记和小说等，侧重分析了阿克罗伊德如何书写过去，使过去的声音回荡在他的作品之中，其中的一些问题如“英国性”、伦敦、文学传统等都是阿克罗伊德在作品中反复强调的主题。

这一时期的博士论文也开始从新的维度阐释阿克罗伊德的小说。布雷特·约瑟夫·格鲁比希奇（Brett Josef Grubisic）的《时逢回归：历史小说、后现代主义文学和彼得·阿克罗伊德的小说》（Encountering “This Season's Retrieval”：Historical Fiction，Litera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Novels of Peter Ackroyd，2002）探讨了阿克罗伊德作品中的戏仿、喜剧性、历史书写和历史小说叙事等。亚历克斯·林克（Alex Link）的论文《当代城市哥特小说中的后现代空间性》（Postmodern Spatialities in the Contemporary Urban Gothic Novel，2003）分析了哥特文学中的空间和空间关系，阿克罗伊德的小说《霍克斯默》是作者选取的分析文本之一。在劳拉·萨武（Laura Savu）的论文《追认的后现代主义者：20世纪后期叙事文学中的作家身份和文化修正主义》（Postmortem Postmodernists：Authorship and Cultural Revisionism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Narrative，2006）中，作者对阿克罗伊德的小说《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和《查特顿》作出后现代解读，着重对两部作品的语言、作家身份、过去的再现等主题进行分析。

国内对阿克罗伊德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首先是对阿克罗伊德作品的翻译。1989年刘长缨、张筱强出版了《艾略特传》，是国内第一部阿克罗伊德作品的译著。进入21世纪，更多的译著相继出现，主要有余珺珉的《霍克斯默》（2002），方柏林的《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2004），周继岚的《血祭之城》（2007）和《生命起源》（2007），冷杉和杨立新的《古代埃及》（2007）、《古代罗马》（2007）、《死亡帝国》（2007），冷杉和冷枞的《古代希腊》（2007），暴永宁的《飞离地球》（2007），郭俊和罗淑珍的《莎士比亚传》（2010），包雨苗的《狄更斯传》（2015），翁海贞、杜冬和何泳彬的《伦敦传》（2016）等，这些译著标志着阿克罗伊德已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其次是阿克罗伊德的作品及思想研究，主要见于英国文学史的编写中。瞿世镜的《当代英国小说》（1998）首次在国内介绍阿克罗伊德，并对他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阮炜在《20世纪英国文学史》（1999）中对阿克罗伊德的小说《霍克斯默》和《查特顿》进行了初步分析；王守仁、何宁编著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2006）将阿克罗伊德及其作品置于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就其文本进行深度解读，对阿克罗伊德的创作作出更为全面的评价，是21世纪以来一部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对现代文学爱好者有重要参考价值。另外，一些学者还在《外国文学评论》和《外国文学动态》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有关阿克罗伊德的文章，如曹莉的《历史尚未终结——论当代英国历史小说的走向》和张浩的《彼得·阿克罗伊德的历史小说创作》等。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国内阿克罗伊德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尚未有研究阿克罗伊德的专著。国外阿克罗伊德研究也还存在若干局限：（1）视角多元，但研究文本单一，多数研究都集中于阿克罗伊德的少数作品，缺乏整体把握和关于专门问题的系统分析。（2）现有研究多将阿克罗伊德与其他后现代作家一并分析，却对不同作家重新书写历史的根本区别有所忽略。（3）阿克罗伊德作品的后现代写作风格往往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而其对“英国性”的深入探讨却没有被引起足够重视。

同时，国内外研究成果表明，目前对阿克罗伊德及其作品主要有两种定性。第一，一些评论家认为阿克罗伊德是后现代作家或“元小说”作家，其作品《查特顿》和《霍克斯默》为典型的“元小说”。第二，另一些评论家认为阿克罗伊德与其他后现代作家有根本区别，更应被看作一位严肃的传统作家。事实上，阿克罗伊德的后现代作家身份至今难以定位。虽然哈琴（Linda Hutcheon，1947—）、奥涅加、艾莉森·李（Alison Lee）和曹莉等都将阿克罗伊德视作一位后现代作家，认为阿克罗伊德的《霍克斯默》和《查特顿》与其同时代作家如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的《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1984）、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1949—）的《水之乡》（Waterland，1983）和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的《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1981）等都属于历史元小说，更注重写作技巧，而不是反映历史的真实，但是阿克罗伊德本人始终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同时，刘易斯、默里、吉普森、沃弗雷、勒斯纳等学者也不赞成将阿克罗伊德和其他后现代作家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如刘易斯说：“有些作家是天生的后现代主义者，有些作家向往后现代主义，还有一些作家如阿克罗伊德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称号是被强加的。”（Lewis，181）事实证明，阿克罗伊德在多种场合都曾表示反对人们给他贴上的后现代标签，公开否认自己与其他后现代作家的相同之处。相反，他更愿意强调其与前辈作家的密切联系，并将自己置于前辈作家所开创的传统之中。他曾说：“我认为我只是传统中其中一位作家，这一传统将我与之前和之后的作家联在一起。所以，也就是说，我不单单是我个人，我更是一种媒介。”（Gibson，245）因此，虽然阿克罗伊德同其他后现代主义作家一样受到各种后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被它们所动摇和淹没，而是对其有清醒的认识和独特的思考，并曾多次表达过对一些所谓的后现代“新理论”的质疑和不满。

阿克罗伊德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传记和小说时正值历史转折期，一些新潮写作正相继勃兴，“英国小说无论是主题还是形式都具有多元性特征”（杨金才，56）。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众多英国作家开始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历史和过去进行重新审视与书写，大胆质疑和解构传统叙事的宏大性、崇高性、完整性，将注意力转向以前未被书写的野史逸闻和弱势群体的历史。通过对历史进行文学重构，一些作家对历史的真实、文学文本与历史的关系等问题做出各自不同的思考和追问。例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说：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163）

可见，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学家等同于小说家，他们强调“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突出历史文本的想象与虚构特质”（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8），打破了历史和文学的界限。对他们来说，历史不再是对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录，而是一种根据历史编撰者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叙事方式“所创造”的修辞性文本，即元小说。洛奇曾给元小说下过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元小说是关于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Lodge，206）元小说往往过分强调历史的文本性、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试图解构历史的宏大叙事和以往的历史定论，质疑历史研究的科学基础，将历史视作一种语言修辞结构或叙述的文本。哈琴把许多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归入“历史编纂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Hutcheon，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105—123）的范畴。另外，对于当代小说，约翰·马克思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1940—）也有自己的见解，在《今日小说》（The Novel Today，1987）中他把当代小说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附属于历史的小说，第二类是与历史构成一种对立关系的小说。他指出，

附属于历史的小说是指针对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为读者提供如身临其境般的第一手资料，在人物的矛盾与冲突中凸显对立力量，同时运用细节描写和认真的观察来填补我们的经验。……与历史成对立关系的小说是指按照作家自己设想的步骤运行，并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是按照历史的步骤最终得出可以被历史验证的结论。……它建构自己的样式与神话，在这一过程中……甚至有可能揭示出历史的神话结构。（Coetzee，3）

布莱恩·麦克黑尔（Brian McHale）认为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不仅对历史进行修正和重释，而且革新了历史小说的文类，并将这种新的历史小说称为“后现代主义式修正主义历史小说”（McHale，90）。不可否认，各种各样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涌现，其前卫性和创造性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确为文学革新带来契机。然而，一些作家轻视历史真实性的一面，过分强调想象与虚构的作用，竞相给历史祛魅，放弃了对历史的信任和敬畏，对历史进行无情的拆解和放逐，最终一个大写的单数“历史”（History）被小写的复数“历史”（histories）所代替。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意识的作家，阿克罗伊德对这种现象十分担忧，对于那种将历史完全等同于文本，将历史所指彻底放逐的观点极为不满，因此，他以伟大的气魄和雄心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创作道路，保持了思想和风格的独立性。他始终立足民族文化传统，从英国历史中摄取创作素材和灵感，并融入个人思想和时代元素，彰显出对历史、人生的深沉思考和人类的现实关怀。

阿克罗伊德是一位吸纳力极强的作家，在个人风格形成的同时，没有切断与前辈作家的联系，而是善于继承与发扬，因此他才能将英国传统文化、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优秀思想成分集于一身。具体而言，他的思想主要受惠于艾略特和乔伊斯的历史意识、利维斯的传统意识、布鲁姆的经典意识，以及拉康和德里达的主体性意识。这些前辈在不同时期从不同方面对阿克罗伊德的思想和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

第一，T.S.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创作风格的历史意识对阿克罗伊德有深远影响。艾略特是对阿克罗伊德影响最早、最大的现代主义作家。阿克罗伊德在创作生涯早期就以艾略特为榜样，例如他的第一部著作《新文化笔记》的题目就取自艾略特的《文化定义笔记》（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1948），是对艾略特《文化定义笔记》的回应。阿克罗伊德本人也曾在《新文化笔记》1993年再版前言中声明，他对艾略特的高度评价和崇拜始终未改。阿克罗伊德非常认同艾略特的传统观。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艾略特曾说：

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的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谁要是同意这个关于秩序的看法，同意欧洲文学和英国文学自有其格局的，谁听到说过去因现在而改变正如现在为过去所指引，就不至于认为荒谬。（Eliot，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32—33）

这段话阐明了艾略特的观点，即过去的作品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秩序”。然而，这个“秩序”不是封闭的、静止的，而是开放的、动态的，随着后来新作品的不断加入，原有的“秩序”将会不断调整，过去和现在的作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过去和现在的作家也都将被置于传统之中。阿克罗伊德极为赞同这种开放和兼容的传统观，并将其运用到创作实践中，特别是他的改编小说中。艾略特对阿克罗伊德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意象并置”策略。艾略特善于在作品中将不同时期的人物纳入同一时空，达到“时空错位”的效果，以便更好地表现主题。阿克罗伊德在《查特顿》和《霍克斯默》中也充分运用这一技巧，将不同时期的人物、事件等并置，构成一幅幅古今交融的神秘画面。此外，和艾略特一样，阿克罗伊德也擅长宏大叙事，在立足现实的同时，既关注遥远而神秘的过去，又预示和设想未来，这在小说《柏拉图文件》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乔伊斯同样影响了阿克罗伊德的创作观，特别是其作品语言的历史意识。阿克罗伊德曾说：“乔伊斯和艾略特的特殊优点在于他们的历史意识，他们都知道如何使用和挖掘过去语言的潜能。虽然他们的意图不同，但他们都运用文学引喻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作品。”（Ackroyd，Notes For A New Culture，61）的确如此，艾略特和乔伊斯都善于引用前人的作品与采用不同时代的语言风格，呈现出典型的杂糅特征和历史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阿克罗伊德的创作实践，在创作中，他也特别注重语言的历史维度，往往让不同历史时期的声音和文本相互交叉、融合，营造出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文本世界。事实上，这已成为他作品语言的一个典型风格，因为他发现“通过运用语言的多重的、历史的视角能使读者超越固定的时间和空间，从而欣赏语言本身的潜能”（62）。

第二，阿克罗伊德继承了F.R.利维斯（F.R.Levis，1895—1978）与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的传统书写和经典意识。利维斯的传统书写和布鲁姆的经典意识给予阿克罗伊德重要启示。利维斯和布鲁姆写作的时间虽然相差约半个世纪，但他们都为维护传统，捍卫经典作家和作品作出过重要贡献，意义深远。《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1948）是利维斯小说批评的代表作，表达了作者对迷信工业技术，漠视文化传统价值的边沁式功利社会的极大不满，希望能通过书写从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艾略特、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到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等所形成的英国文学的“伟大的传统”唤起人们认识经典的价值和意义，提升大众文化品位，以达到拯救英国文化危机的目的。布鲁姆比利维斯晚25年推出《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1973）一书，阐述经典影响问题，在批评界引起极大反响。20年后，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新历史主义等盛行的年代，布鲁姆又推出《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1994），公开捍卫经典的地位，重申经典审美标准的不可或缺，阐明阅读经典的必要性。利维斯和布鲁姆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与时间，但他们创作的背景和初衷颇为相似。利维斯在教学实践中发现，文学史上充斥着太多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经典”一词用得过滥，因此他认为有必要“从中挑出为数不多的几位真正大家着手，以唤醒一种正确得当的差别意识”（利维斯，3）。布鲁姆在《西方正典》的序言中也提出对文学经典命运的焦虑，并指出人们正处于一个阅读史上糟糕的时代，“万物破碎，中心消解”（Bloom，1）。可见，两位大师的创作都源于对经典的担忧和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赤诚，因此才呼吁人们维护传统、回归经典。

利维斯和布鲁姆为捍卫民族文化传统与经典所做的努力深深地触动了阿克罗伊德，并成为他努力的方向和创作旨归。早在《新文化笔记》中，阿克罗伊德就曾表现出对英国所面临的文化危机的清醒认识和对英国文学理论、实践的深度思考，并渴望能找到拯救危机的出路。他明确表示写该书的目的是“旨在说明我们民族文化的困境，并且希望指出，从本世纪初，它就一直建立在错误思想的根基上”（Ackroyd，Notes For A New Culture，148）。阿克罗伊德视利维斯为一位伟大的批评家，并赞同利维斯所说的“过去的文学至今还具有影响力并且使当今重要的新创作成为可能”（Ackroyd，Collection，42），这一思想贯穿他本人的整个创作过程。他吸收了《伟大的传统》中不少精辟的论断和见解，认识到立足传统和本土文化的重要性。阿克罗伊德同样高度评价了布鲁姆的贡献，他说：“虽然《西方正典》中可能有一些令人质疑的段落，但它仍然不乏对重要的文学传统的美好而宝贵的肯定”（272）。阿克罗伊德非常认同布鲁姆所说的经典作品都源于传统与原创的巧妙融合的思想，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创作策略。《伟大的传统》和《西方正典》为西方文学批评带来重要而持久的影响，阿克罗伊德也从中获得许多宝贵思想。

第三，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语言观也引起阿克罗伊德对语言本身的高度重视。1993年，在《新文化笔记》的再版前言中，阿克罗伊德曾自豪地声称：“这是在英国出版的最早分析拉康和德里达作品的著作之一”（Ackroyd，Notes For A New Culture，8—9）。这说明，阿克罗伊德在创作生涯的初期就已开始关注拉康和德里达，特别是他们的语言观。在他们看来，语言不只是表达内容的工具，语言应有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有魅力。这种语言观对多数作家产生过重要影响，阿克罗伊德也深受启发，在创作实践中始终强调对语言和内容的并重，例如他说：“当语言不再只为说明‘真理’或‘意义’时就会显露其自身，同样，人如果停止寻找本源或目标时也许能更充分地认识自我。”（145）事实证明，阿克罗伊德对语言的重视与审美已被他一部部作品的优美文字所证实。

正因为阿克罗伊德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宏阔、多元的理论背景，因此才成就他成为一名为数不多的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珍视经典和传统的后现代作家。然而，他又是一位兴趣专注的作家，心中自有坚守和定力，对自己认定的目标执着而专一，于是便形成其特有的创作风格和原则。通过细读文本可以发现，贯穿阿克罗伊德作品的最明显的共性特征是历史的在场与后现代历史想象的深度契合和交融。因此，一方面，他的作品彰显出深邃的历史感，丰厚而幽深。这不仅仅指他创作了许多以历史材料为素材的作品，而且指他能够深刻领会历史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在他的作品中，无论对历史的再现，还是对历史的想象，他都能对其进行深层挖掘和意义升华，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不仅体现在其历史小说中，而且贯穿在他所有体裁的作品中，成为其创作的血脉与灵魂。另一方面，阿克罗伊德虽然热爱民族历史和传统，但并不泥古，因此，他的作品彰显着后现代作品的大胆想象力，轻灵而唯美。身处后现代语境中，他没有无视自己的时代而沉溺于过去和传统，而是能够以后现代视野凭借历史想象对传统和过去进行继承、再现、重构、反思。不仅在小说中，即使在创作传记时，阿克罗伊德也能打破传记书写的陈规，运用大胆而合理的想象填补史料的空白。同样，在改编经典作品时，他也能通过丰富的想象根据历史改写和拓展原著，为其注入时代元素。

阿克罗伊德对英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充满深厚情感，尊重历史，肯定传统，在理论及创作实践上都反对无视传统和历史的狂欢。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英国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与人物，从历史中寻找创作素材和灵感，与一些解构历史的元小说有根本区别。在同时代作家中，虽然有不少作家也倾情于历史，但没有哪位作家曾表现出像他一样对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坚守与执着。重要的是，阿克罗伊德不仅能从历史和经典文本中摄取可资借鉴的理论、素材，而且能站在今日的高度审视和反思历史，将历史的厚重与现实的经验融为一体，因为他相信“伟大的作家不仅受过去影响，而且可以通过传统影响过去”（Lewis，161）。对过去的执着使得阿克罗伊德没有像其他一些后现代作家那样探讨诸如种族、性别、阶级、后殖民等流行话题，而是在对伦敦的历史书写中表达他对英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身份的兴趣与担忧。鉴于此，阿克罗伊德的作品虽然体裁多样、纷繁复杂，兼具“现代主义的复杂性、美学的实验性和政治的含混性”（Taylor，176），但是在思想主题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形成一个统一而复杂的有机体，使得每部作品既完整、独立，又构成作者对整个伦敦历史书写的重要的一部分。对此，阿克罗伊德曾在一次访谈中作过明确解释：“伦敦是我想象力的灵感源泉，它已成为我每部作品中的一个鲜活人物。我一直在间接地为它写史，写传。因此，我认为我现在所有的著作，包括传记和小说都是到我生命结束时才能完成的整部作品的其中一章而已”（Bold Type Interview）。不可否认，在民族文化面临被忽视和边缘化的后现代语境中，阿克罗伊德对英国历史、英国文化、民族身份的孜孜书写蕴含着其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深厚情感与历史责任感。

因此，贯穿阿克罗伊德作品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英国性”（Englishness），即阿克罗伊德所说的“英国文化，英国民族精神和民族身份”的象征。尽管不同时期的人们试图从多种视角定义和阐释“英国性”，但至今它依然被认为是一个模糊而复杂的文化概念，因为民族身份的形成往往直接来源于一个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血统、相貌、肤色、性格等因素，遵循着多样性原则。英国民族身份的形成也是如此，体现出多样性和杂糅性特征，因为“英国人的血管里，沉淀着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罗马人、撒克逊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丹麦人、诺曼人的血液；英国人的语言里，融入了撒克逊语的阳刚之气、拉丁语的阴柔之美、罗马音的饱满圆润、法语的优雅简洁”（刘芬，2）。“英国性”的复杂性和开放性引起不同时期的学者对它进行不断探索与阐释。然而，因为“人们往往依据自己的国籍定义‘英国性’”（Reviron-Piegay，1），并且“给‘英国性’下定义的方法多种多样”（3），因此，“它的定义也相互不同”（1）。如凯特·福克斯（Kate Fox，1837—1892）认为“英国性”就是“找出英国人的行为规则”（Fox，2）。艾娜·哈伯曼（Ina Habermann）说：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英国性”意味着一系列能代表英国和英国人的模式化概念。……就英国人的性格而言，“英国性”通常包括一些模式化概念，如“幽默感”、“坚定沉着”、“矜持”、“自我矛盾”、“耐力”、“个人主义”、“优雅的举止”、“流氓气”等。（Habermann，7）

但她认为“英国性”并不是这些概念的简单相加，这样理解“英国性”无疑会将其简单化。

另外，安东尼·伊索普（Antony Easthope）说：“民族身份是一个现代性产物。”（Easthope，3）同样，哈伯曼认为，“英国性”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的一个概念。然而，事实上，早在这之前已有学者对“英国性”的问题作过探讨，如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在《英国人的特质》（English Traits，1856）一书中就从多个侧面探讨过有关英国的特性。在谈到英国的种族时他说：“关于英国人祖先的起源有三种说法：第一，他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凯尔特人的后裔；第二，他们源自日耳曼人；第三，他们是北欧人逐渐强大后南下的民族后代。”（Emerson，33）在谈到英国人的性格时他指出，英吉利人抑郁、庄重、沉默寡言、坚毅勇敢、易怒、暴躁、守旧、爱财、恋家、崇尚实用、唯利是图等，因此他说“英国人的性格是多种多样”（85）。另外，爱默生还在这本书的结论中写道：“伦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缩影，是当今的罗马。……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过去的500年里，它培育的出色人才比其他任何国度都多。我们宁愿要一个阿尔弗雷德、一个莎士比亚、一个弥尔顿、一个西德尼，也不愿要一百万个愚蠢的民主党人。”（201—202）在爱默生看来，伦敦和这些作家都是“英国性”的象征。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中，“英国性”曾被视为一个已经过时的话题。然而，进入21世纪，它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些学者开始对“英国性”产生浓厚兴趣，并涌现出一批研究“英国性”的专著，如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1948—）的《寻找英国：英国过去之旅》（In Search of England，Journeys Into the English Past，1999）、保罗·兰福德（Paul Langford，1945—2015）的《英国性的认同》（Englishness Identified，2000）和罗杰·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1944—）的《英格兰挽歌》（England：An Elegy，2001）等，他们都试图从不同维度定义和阐释“英国性”。伍德说，“‘英国性’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发明，也正是他们创建了英格兰”（Wood，100）。兰福德指出，“英国性”在字典中的出现晚于1850年，它的首次使用和诗人泰勒（William Taylor）有关。凯瑟琳·威尔逊（Kathleen Wilson）认为，“英国性”作为历史的产物，所蕴含的文化和政治意义随着时代的更迭也将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英国性”是指在特定时期有别于其他种族的英国民族特征，英国的民族身份是人们对于自己身份的确认和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归属感。虽然这些学者对“英国性”的定义不尽完全相同，但他们一致认为“英国性”在新的世纪正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人们不应再坚持旧的“英国性”，而应该建构新的“英国性”。如兰福德说：“很多人仍然试图通过观察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英国来总结英国的国民性格特点，而自觉的多民族英国社会的产生将使这些人感到震惊。”（Langford，318）在斯克拉顿看来，英国之所以需要一首挽歌是因为传统的、单一民族的英国已经被多元文化和多种族的现代英国所代替，因此“旧的‘英国性’已经逝去。……英国文明的继承者们应该怀念它的美德、成就和意义”（Scruton，244）。霍米·巴巴（Homi Bhabha，1949—）认为，重新构建“英国性”是必然的，并提出训导式倾向（pedagogic tendency）和演现式过程（performative process）两种模式（Bhabha，295）。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ls）也曾说“英国人不得不在历史的进程中用可行的方法和关系、现有的符号和概念重塑‘英国性’”（Habermann，3）。

可以说，在诸多探寻“英国性”的当代学者和作家中，阿克罗伊德表现得最热情、最专注，并将它作为其作品的灵魂和支柱，试图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在《英格兰：英语想象的根源》一书中他指出：“‘英国性’本身就是一个多样性的融合。杂糅是英国文学、音尔和绘画的形式和特点之一，这既体现出一种由众多不同元素构成的混杂语言，又体现出一种由许多不同种族构成的混杂文化。”（463）爱默生也谈论过英国文学的杂糅特征：“在他们的言语里，体现了两种品质的结合，用撒克逊的词汇作为骨骼，用罗马词汇来点缀，以求典雅华美；但不能只用罗马词汇，否则软弱无力。”（Emerson，156）在1993年所做的一个题为《英国文学的英国性》（The Englishness of English Literature，1993）的演讲中，阿克罗伊德通过梳理英国文学史揭示出，在文学创作方面，“英国性”主要包括“异质性”（heterogeneity）、“改编”（adaptation）、“戏剧性”（theatricality）、“连续性”（continuity）和“尚古情怀”（antiquarianism）等，并发现“英国性”曾经是英国诗歌的伟大主题，如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和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等都曾试图写出真正的英国史诗的念头。但他说：

然而那是过去，目前的情况已完全不同，“英国性”已不再是热门话题。与其说这是一种沉默，更不如说是一种无知。我主要指那些从事创作和介绍我们文化的那些作家、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和报纸评论员等对历史和文化的无知。因为，一方面，一些作家、批评家和诗人们都相信一种肤浅的国际主义……无视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英国性”也遭到来自另一方面的威胁。……民族文学受到如族裔写作、同性恋写作和女性主义写作等一些新潮写作的挑战。（Collection，329）

这段话表明，阿克罗伊德发现“英国性”在后现代社会和全球化语境中正面临严重危机，在民族记忆基础上形成的民族身份认同正遭受来自各方面的打击，民族主义正经受着国际主义的挑战。在他看来，目前“英国性”的缺失是因为一些缺乏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对历史和文化的无知所致，是盲目追求全球化和新潮写作的结果。阿克罗伊德对此表示担忧，因为他认为“一种文学在渴望享有独特地位之前必须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329），并相信“有英国精神、英国天才和英国传统”（330）。对阿克罗伊德来说，“英国性”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内涵会不断拓展。他以英国文学为例解释道：

英国文学的“英国性”不只是指文学作品、过去的博物馆和封闭的等级秩序——英国人情感深处对异质性的青睐表明，“英国性”的范畴是包容广阔的。我试图描述一股巨大的力量，它是我们现在正写下的这些句子的生命和呼吸。我也试图梳理出源远流长的英国文学史。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约束，但对我来说，这是解放，就像长期待在异国他乡后要回家的感觉。这正如乡思，是一种归属的需要，是连续性的需要，是拥抱你来自的那个城市和街道的需要。但什么样的家能比我们的语言更强大、更持久呢？因此当我谈论关于英国文学的“英国性”时，我并不是指某种僵死的传统，我在讲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事物。（340）

在此，阿克罗伊德虽然谈的是英国文学的“英国性”，但他认为整个英国文化的“英国性”也是如此。他在多部作品中强调，“英国性”不只涉及一些模式化的概念，它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元的、复杂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和包容的。因此，他不仅赞美英格兰文明的伟大与光明，而且能正视和揭示英格兰文化中的丑恶与黑暗，显示出其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清醒认识。因为怀着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和自觉意识，所以阿克罗伊德试图在其传记、经典改编、历史小说等作品中对“英国性”这一充分展示英国和英国人品格的概念用文化符号进行重新表征。他认为，在“英国性”面临危机之际，用文化符号表征“英国性”不仅重要，而且可行，因为尽管“英国性”的概念既模糊又复杂，但它具有符号化特征，如哈伯曼说：“我建议把‘英国性’归为符号形式的概念……尽管‘英国性’是由许多不同和相互矛盾的形象表征的，但它的确有一定的形式。”（Habermann，20）

“表征”的概念也曾经历过不同时期的演变。一般而言，“表征”（representation）是指外部信息在头脑中的呈现方式。表征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又是被加工的客体。表征又称心理表征或知识表征，是认知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指信息或知识在心理活动中的表现和记载的方式。由于表征是外部事物在心理活动中的内部再现，因此，它一方面反映客观事物、代表客观事物，另一方面又是心理活动进一步加工的对象。后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将“表征”转化为一个文化概念，并对“表征”概念作如下定义：“表征是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的生产。它就是诸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真实’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确实能想象虚构的物、人、事的世界。”（22）他还说：“我们所说的‘表征的实践’，是指把各种概念、观念、情感在一个可被传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意义必须进入这些实践的领域，如果它想在某一文化中有效地循环。”（15）

根据霍尔的论述，表征可以被理解为是通过语言及其他文化符号言说或代表某个事物，并生产同这一事物有关的某种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较之传统的再现观念，霍尔的表征观念把传统认识论语境中的真假再现和再现方式的问题转换为“文化研究”中的意义生产和意义流通问题。在霍尔看来，文化表征就是采用具有立场性的文化符号去生产和建构某种文化意义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本书采用的就是表征概念的这一内涵，因此，在此表征是指阿克罗伊德如何采用立场性的文化符号（历史事件与文化人物），通过历史书写（表征策略），借助作家传记、经典改编和历史小说（表征媒介）言说表征对象（英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并生产和建构与其有关的文化意义（“英国性”），而不是指研究阿克罗伊德是否准确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和批评实践把表征观念与再现观念区分开来，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思维、研究范式和理论视野，避免了在以往的理论分析和论证中一味采用正确再现与错误再现的认识论视角。阿克罗伊德在表征“英国性”时坚持的两个理论前提是：第一，“英国性”有超越单纯文化定势的神秘维度；第二，身份在本质上与各种形式的记忆相连。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英国性”与神话和记忆始终有密切关系。

阿克罗伊德对“英国性”的表征和探讨主要通过对伦敦的历史书写而实现，主要包括作家传记、经典改编和历史小说等。它们都植根于历史，人物的命运都与真实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但又不同于历史著作，不是对历史的刻板记录，而是在依据真实历史材料基础上通过想象和艺术加工重构历史的一种叙事。

阿克罗伊德发现，“英国性”与伦敦有不解之缘，因此，他将多数作品的背景都定位在伦敦，体现出强烈的地方感。早在1993年，阿克罗伊德已被普遍认为是“伦敦小说家”和“伦敦幻想家”（Ackroyd，Collectionxxv）。刘易斯说：“首都（伦敦）是阿克罗伊德的缪斯。在许多方面，阿克罗伊德可谓是都市小说家之王。”（Lewis，181）阿克罗伊德本人也曾声言：“伦敦成就了我的事业，我最成功的著作都以伦敦为主题。”（Lewis，1）哈伯曼指出，“最能表达‘英国性’的是地方”（Habermann 20），阿克罗伊德也认同这种观点，并说伦敦是他“想象的风景”（landscape of his imagination），于是，在阐明“英国性”时，始终将历史书写与伦敦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地方影响论”（territorial imperative）的重要性，相信“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地方传达的”（Ackroyd，Albionxxx）。他曾解释说：“我所说的‘地方影响论’的意思是，某些地区、某些街道、小巷和房屋会影响居住其中的人们的生活和性格。”（Vianu，2006）鉴于此，伦敦既是他多数小说，也是他的传记和改编作品的共同背景，伦敦的人和事、伦敦的街道、伦敦的小巷和房屋、教堂和监狱都是他描写的对象。例如，在他的传记中，传主大都是伦敦作家和艺术家，和他一样，是地地道道的“伦敦佬”，他们的作品也都彰显着典型的伦敦精神。在阿克罗伊德的眼中，伦敦处处都有过去的印记，在一些古老的街道、教堂，甚至一砖一瓦中都隐含着永恒和传统，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和精心维护。因此，他通过创作执着地书写伦敦的过去和传统，并指出，不单是伦敦，这种“地方影响论”也适用于整个民族本身，“英国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都会受到地方的影响，保留过去的传统会使一个地方变得神圣”（Albion，464）。阿克罗伊德以伦敦为背景进行创作，不仅使伦敦具有了体现传统民族文化的历史感，而且通过创造性地书写伦敦的不同历史昭示出他对“英国性”的多维思考。

阿克罗伊德之所以将伦敦作为其作品的重要背景，是因为他相信“从伦敦的点滴生活中可以发现整个宇宙”（London，772）。因此，他旨在通过书写伦敦的历史揭示英国乃至整个人类世界的秘密，使伦敦成为见证整个人类生存的一个缩影。于是，在他的作品中，伦敦的作用和意义是多重的：它既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又是一种“隐喻”，还是一种“话语”。伦敦和“英国性”始终交织在一起，展现出二者互相依赖、互为阐释的密切关系。正如刘易斯所说：“伦敦在阿克罗伊德的作品中从来不只是消极的背景，而是一种重要的在场和事件的决定因素。”（Lewis，181）阿克罗伊德甚至将伦敦视为一个生命，一个亲密的朋友。因此，即使在《第一道光》和《密尔顿在美国》这些不以伦敦为主要背景的小说中，伦敦也没有完全缺场，相反，作者在两部作品中都提到过伦敦，其中的人和事都与伦敦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例如，在《第一道光》中，前去多赛特郡参观的伊万杰琳就来自伦敦，《密尔顿在美国》中陪伴弥尔顿去美国的古斯奎尔是地地道道的伦敦人，此外，小说中所使用的众多比喻也多次指涉伦敦。这两部小说不仅没有完全脱离伦敦背景，而且所传达的主题也是作者一直关心的主题，即历史的连续性。可见，这两部作品与其他作品仍然以伦敦为媒介形成内在联系。阿克罗伊德将作品置于相同的背景中可以达到以下两个美学效果：一方面，可以缩短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可以增强作品内在的统一性。因此，伦敦不仅成为他多数作品的共同背景，而且成为他在作家传记、改编作品、历史小说中阐明“英国性”的象征和隐喻。

第一章选取《乔叟传》、《莎士比亚传》和《狄更斯传》三部作家传记作为分析文本，论述阿克罗伊德在传记书写中对“英国性”传统的追溯和梳理。阿克罗伊德通过分析三位传主的生平发现，他们都曾生活和工作在伦敦，伦敦塑造了他们，他们也在作品中塑造了伦敦。作为英国诗歌、戏剧和小说领域的中心人物，他们不仅分别是英国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象征，而且是民族性格的符号和英国文化的内核。他们之间的艺术传承关系形成英国文学传统，这一传统经由后代作家的努力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并最终演变为源远流长的“英国性”。因此，阿克罗伊德充分肯定这些经典作家的历史地位和当代意义。

第二章论述阿克罗伊德如何在《亚瑟王之死》、《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个案》和《克拉肯威尔故事集》三部改编作品中使用不同的改编策略实现对“英国性”的自觉建构。在阿克罗伊德看来，任何一位作家在创作实践中都离不开传统，每个作家都是其中的一员，改编是继承传统和发挥个人才能，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改编前人的作品，一位作家可以将自己置于传统之中，而伟大的作家甚至可以通过创造新作品改变传统。因此，在改编过程中他不仅依附原著，而且通过运用合理想象为原著注入更多的英国文化元素，使作品更具英国特色。通过改编，阿克罗伊德也将自己置于前辈作家所开创的传统之中。

第三章以《查特顿》、《霍克斯默》和《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三部历史小说为观照对象，进一步探讨阿克罗伊德对“英国性”内涵的多方面挖掘和反思，阐明其如何通过对英国历史中一些典型文化人物的塑造揭示出“英国性”的复杂性。作者从查特顿在英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演变（天才—剽窃者—浪漫主义诗人先驱）中洞察到“英国性”的“构建性”特征。阿克罗伊德没有将“英国性”简单化，也没有一味赞美英格兰文明的光荣与辉煌，而是怀着对民族文化强烈的自觉意识追溯英格兰文化中邪恶与黑暗传统。如在《霍克斯默》中，他揭示出伦敦不仅是“天使之城”，也是“魔鬼之家”。在《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中，阿克罗伊德旨在通过王尔德的复杂身份说明，“英国性”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断吸收和同化其他文化的过程，具有“杂糅性”特征。阿克罗伊德对过去狭隘的、保守的“英国性”表示不满，认为理想的“英国性”应是包容和开放的。

阿克罗伊德被认为“是位注重修饰、很有个性、高雅优美、机智幽默的作家”（瞿世镜，332），这些都融化在了他的作品中。这些作家传记、经典改编和历史小说既传达出阿克罗伊德最关注的“英国性”问题，又彰显出他为维护民族文化传统所做的勤勉不懈的努力。这不仅仅是一个题材选择的问题，更蕴含着他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深厚情感与历史责任感。

1. 包括惠特布雷德传记奖（Whitbread Biography Award，1984）、惠特布雷德小说奖（Whitbread Novel Award，1985）、《卫报》小说奖（Guardian Fiction Prize，1985）、毛姆小说奖（The Somerset Maugham Award，1984）和海涅曼图书奖（Heinemann Award，1984）等。
2. 泰勒把德国的浪漫主义带到英国，但因不符合当时英国语言的模式而受到人们的指责，他便以讽刺的口吻承认自己具有“非英国性”。
3. 训导式认同传统、霸权话语以及要求稳定的保守性欲望。这种历史主义的版本作为一种文化力量主宰着民族的表述。而演现式与民族表述的“双向和分裂”相连，与训导式为了争取民族的叙述权威而斗争。这两种力量同时作用于人们，但是这种双面性所产生的结果不是对抗和冲突的，而是有益的和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