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作家传记：“英国性”传承

阿克罗伊德的创作虽然始于诗歌，但是他首先以传记家身份赢得声誉。他的传记在传主选择和写作方法上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才智和胆识。20世纪后期，当经典和传统遭到质疑与蔑视时，阿克罗伊德却把目光投向众多英国经典作家，以他们为传主，创作出一系列作家传记，公开肯定他们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并试图通过对他们生平的历史书写追溯和梳理出“英国性”传统。同时，阿克罗伊德的传记写作方法灵活多变、不拘一格，丰富了传记诗学理论，对传记创作有革新之功。

传记文学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年前，中西方文化中就已出现传记文学。在西方，古罗马时期最优秀的传记文学家卢修斯·马斯特里乌斯·普鲁塔克（Lucius Mestrius Plutarch，46—120）的《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 of Greek and Roman Notables）被认为是传记文学的滥觞。在东方，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然而，直到近两个世经以来才出现传记文学的独立和繁荣，因为在此之前传记被认为是历史学的一种，如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说：“历史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连续大事记或编年史；可严格称谓的历史；传记或特定人物的生平。”（Dryden，17）自18世纪起，由于传记和传记理论开始被人们视为一种特殊的文类，西方涌现出一大批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和作品，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美国等都是传记文学繁荣的国度，均有自己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品和专业传记文学作家。在英国有塞缪尔· 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的《诗人传》（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1779—1781）和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1740—1795）的《约翰逊传》（Life of Samuel Johnson，1791）。在法国，有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忏悔录》（Confession of Jean-Jacques Rousseau，1782）、罗曼·罗兰（Romain Roland，1866—1944）的《名人传》（Vie Des Hommes Illustres，1903—1911）和《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 Christophe，1904—1912）。在德国，有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诗与真》（Poetry and Truth，1810—1831），在美国以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的《自传》（Autobiography，1771—1788）为代表。19世纪末期，随着西方历史学的发展，人们对传记的认识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传记同历史学有一定区别，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并试图把传记从历史学分离出来，将其归入文学。如美国学者菲利普斯·布鲁克斯（Phillips Brooks，1835—1893）在1886年提出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传记，就其真正含义来说，是生平的文学，特别是个人生平的文学。”（Novarr，4）传记被归入文学范畴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英语世界权威工具书《牛津字典》1928年初版对“传记”的定义：作为文学分支的个别人的生平的历史。对此，杨正润说：

这一定义把传记确定为文学的一种分支，但是实际上又承认传记同历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定义到21世纪初期大体上仍为《牛津字典》的最新版所沿用，传记仍然被列入文学的范畴，这代表了英国学术界和西方学术界的正统观点。（22）

另一部权威著作《不列颠百科全书》也采取类似的学术立场，对“传记文学”作如下定义：“作为最古老的文学表现形式之一，它吸收各种材料来源、回忆一切可以得到的书面的、口头的、图画的证据，力图以文字重现某个人——或者是作者本人，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的生平”（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5）。这一定义再次强调传记属于文学范畴的观点。

20世纪以来，传记文学在西方国家特别活跃，人们对传记的兴趣更为强烈，出现了一批著名传记家，如英国的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1880—1932）、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和乔治·D.派因特尔（George D．Painte，1914—2005），法国的安德烈·莫洛亚（Andre Maurois，1885—1967），美国的莱昂·艾德尔（Joseph Leon Edel，1907—1997）和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1918—1987），奥地利的斯蒂芬·茨威格（Stephen Zweig，1881—1942）等，他们都对传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斯特拉奇在当时被称为“英国最有才智的人”，他的《维多利亚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1918）、《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 Victoria，1921）和《伊丽莎白与埃塞克斯》（Elizabeth and Essex，A Tragic History，1928）名噪一时，被认为开创了传记文学新风，因为他的传记简短轻灵，注重写作艺术和技巧，趣味盎然，令人耳目一新，与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沉重的传记风格截然不同，因此，伍尔夫将其称为“新传记”。斯特拉奇的文学传记被视为传记革命，其传记手法对众多传记家产生过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一些作家也开始对传记理论进行探讨，如伍尔夫发表了《新传记》（The New Biography）和《传记艺术》（The Art of Biography）两篇论文。同时，被称为“20世纪的传记之王”的法国传记家莫洛亚发表了一部《传记面面观》（Aspects of Biography，1929），奠定了现代传记理论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些传记家和学者认为，所谓历史学不过是特定时代中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而已，不存在历史本真的问题。作为特定个人所经历的事件和事实只存在于作家的主观认识之中，不存在其本身究竟如何的问题，根据这种观点，一切传记都被认为是作者的自传，是借传主来坦露作者心迹的手段，同时，一切传记也都成为小说。在这种观点影响下，这一时期的传记文学面临着严重挑战，特别是作家传记。

作家传记是众多传记类型中的一种。作为一个庞杂的文类，传记可依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多种类型，如果依据传主身份划分，大致可分为英雄传记、圣徒传记、名人传记、明星传记、平民传记、女性传记和作家传记等。作家传记虽然早在传记史中出现，但直到18世纪以后才成为一种专门的传记类型，如上面提到的约翰逊的《诗人传》、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卢梭的自传《忏悔录》、歌德的自传《诗与真》等西方现代传记的奠基之作都是作家传记，并为后世传记家树立了作家传记的榜样。事实上，20世纪以来，作家传记成为现代传记中数量最大、优秀作品最多的类型之一，许多西方传记大师都以作家传记闻名，如莫洛亚的《雪莱传》（Shelley，1923）和《拜伦传》（Byron，1930）；派因特尔的《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959）；艾尔曼的《乔伊斯传》（James Joyce，1959）；艾德尔的《詹姆斯传》（Henry James，1953）和茨威格的《三位大师》（Three Masters，1920）等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传记。

杨正润指出：“传记家应当选择时代所需要和读者所需要的传主，而且还要选择那种适合自己的传主。一部传记要取得成功，这是至关重要的。”（489）可见，传记家选择传主时除受到诸如文化结构、时代精神和历史情境等客观因素影响外，也受到主观条件的限制。一般来说，传记家往往会选择那些同自己具有某种一致性的人作为传主，因为这样可以更容易写出传主的思想、感情和人生体验。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 B.C.—322 B.C.）曾说：“比较严肃的人摹仿高尚的行动，即高尚的人的行动，比较轻浮的人则摹仿下劣的人的行动。”（12）亚里士多德对剧作家的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传记家，因为在传记研究中同样可以发现“传记家同他选择的历史传主之间常常存在某种一致性，这在那些成功的传记作品中表现得就更加明显”（杨正润，162）。莫洛亚也认为“传记是一种表现的手段，传记家选择传主来迎合他自己本性中的秘密需要”（Maurois，Aspects of Biography，111）。

阿克罗伊德也是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推出的传记中多数都是作家传记，且传主大都是英国经典作家。这些传主不仅是对“英国性”作出贡献的作家，而且是阿克罗伊德敬慕、模仿和找到身份认同愉悦的作家。因此，“英国性”和“地方意识”是阿克罗伊德选择传主的重要考虑，如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3—1400）、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和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等都是伦敦作家或与伦敦有密切联系的作家，并且分别是英国中世纪、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象征，是英国诗歌、戏剧和小说领域的中心人物。他们不仅是各自时代的象征，而且在历史的演变中已成为所有时代“民族、文化和学术的偶像”（Ackroyd，Collection，227），是英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乔叟被认为是一位英国本土天才、当之无愧的“英国文学之父”和英国文学传统的开创者，莎士比亚和狄更斯是核心中的核心。阿克罗伊德能在后现代语境下表现出对“地方意识”的重视难能可贵，是对“地方意识”在20世纪受到冷落的积极回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地方”的再度关注，“地方意识”成为不同学科领域探索人与地方关系的核心。阿克罗伊德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形成自己对“地方意识”的独特思考。他相信“地方”承载着历史和传统，蕴含着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同历史阶段赋予它的意义与神圣，因此“地方不只是作为界限分明的领土单位而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是被创造的，并被置于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的大背景之中，这些背景又会促其不同价值的体现”（Hubbard，17）。“地方意识”和“英国性”将阿克罗伊德与其所仰慕的这些前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阿克罗伊德在写作时总能发现同这些传主一致性的方面，深入传主的内心世界，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各种情绪和感情的变化，和传主构成一种精神联系，形成一种深入的对话关系。这种一致性使得阿克罗伊德对他们投入大量精力和情感，浓墨重彩地描述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激情和愉悦，最大限度地再现了他们的历史成就和现实意义，因为他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像他们那样的民族作家。

阿克罗伊德的传记不仅在传主的选择上，而且在传记书写策略上都彰显出典型的阿克罗伊德风格：历史与想象的杂糅。注重历史实事是阿克罗伊德所有创作的根本，在传记创作中也是如此，因此，他的传记都是历史资料厚重而翔实的传记，展现出其作为一位优秀历史学家的素养。他始终立足于历史，信守以忠实于历史事实为核心的“传记道德”，把历史的真实性作为传记文学的本源和生命力，并相信“优秀传记的核心是真实”（Nicolson，82）。为保证史料的准确性，他在写每部传记时都会认真查阅大量有关传主的资料。例如，在写《艾略特传》时，他花费整整18个月的时间在博物馆查阅相关文献。此外，他还给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大学写信以便获得有关艾略特的更多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构思、选材和描写，特别注意细节和材料的准确。在《莎士比亚传》的参考文献中，他列出350多条资料出处，包含了几乎所有莎士比亚研究的权威学术成果。因此，阿克罗伊德在2005年推出的《莎士比亚传》卷帙浩繁、资料详尽，正文就达500多页，比评论界认为内容较全面的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43—）的《莎士比亚传》（Will in the World：How Shakespeare Become Shakespeare，2004）还多200多页。《狄更斯传》也是一部内容翔实、覆盖面广的狄更斯生平，有600多页，比较全面地记录了狄更斯成功而跌宕起伏的一生。然而，阿克罗伊德并没有不分主次地将有关传主的一切信息都罗列出来，他集中表现的是传主的性格、思想、“伦敦情结”和“英国性”。

在确保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阿克罗伊德还善于发挥其作为小说家和评论家的才能，发扬“新传记”对艺术性的重视，采用多种艺术手法为传记赋予小说的魅力。通过运用戏剧性、想象与虚构、神话叙事、阐释等技巧，阿克罗伊德不仅使传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拓展了传记的内涵，而且从深层结构巧妙地挖掘出传主身上更丰富的“英国性”特质，如乔叟复杂的个性，莎士比亚的务实、坚定与沉着，狄更斯的幽默与古怪等，从而使得传主形象更为丰满。然而，他并没有随心所欲、天马行空，把材料不分主次地堆积在一起，而是用真实成分来定格传主的身份，用合理的虚构和想象阐释传主的内心世界，力求达到表现的艺术性和历史的真实性的统一，在追求传记真实的基础上赋予传记小说的魅力。在他看来，传记的历史性和文学性都不可或缺，历史和文学艺术应完美结合。同时，阿克罗伊德的传记还超越了以往传记家对传主的简单道德评判，注重把传主作为人类个体的独特一员，作为特定时代的人而考查。虽然他有时对传主有一定的移情，但他不是简单地追忆和膜拜，而是作为一个“参与性的观察者”，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去审视传主，力求还原传主的真实人生。

《乔叟传》、《莎士比亚传》和《狄更斯传》这三部作家传记不仅最好地体现出阿克罗伊德的传记观，即“传记写作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件既像历史一样真实又像小说一样有说服力的艺术品”（Ackroyd，Collection，265），而且体现出他试图通过再现一些伟大人物生平理解整个人类的努力，同时实现了其通过这些传主追溯和梳理“英国性”的愿望。

第一节 民族文学的奠基者：《乔叟传》

《乔叟传》（Chaucer，2004）虽然是一部简传，但它全面论述了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0—1400）对“英国性”的贡献。阿克罗伊德说：

“乔叟是一位伦敦艺术家”（Chaucer，10），英国文学传统的开创者，他对“英国性”的最大贡献之一是用英语写作，将英语提升到一个高雅的文学水准，推动了英语作为民族语言的进程。他指出，乔叟的作品同样凸显出典型的英国本土特征，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1387—1400）描绘出一幅生动的14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他还发现，乔叟的性格也是“‘英国性’中和蔼可亲的象征。他是一个既忙于实际事务又着手写诗的人，为人谦虚，从不张扬……是民族的偶像”（78）。此外，他强调，乔叟对“英国性”的贡献还在于他能从但丁·阿里吉耶里（Dante Alighieri，1225—1274）、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和乔瓦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的作品中吸取营养，并将其化为“英国性”的一部分，如《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1383）的创作是最好的例子。因此，阿克罗伊德评论说：“乔叟通过吸收和同化滋养了自己的天才……但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本土天才”（14），因此被视为“英国诗歌之父”（xvi），并成为英国民族文学的奠基者。

在《乔叟传》中，阿克罗伊德试图通过描述传主生活其中的伦敦社会，挖掘出他身上所体现出的伦敦印记和伦敦精神，以及他对“英国性”的贡献。乔叟出生、成长并最后葬在伦敦，因此，阿克罗伊德认为他是地地道道的伦敦人。例如，他写道，乔叟“出生在泰晤士街家中楼上的房子里……这房子坐落在酒商区。房子既宽敞、布局又合理……任何了解伦敦地形的人都会明白这应该是所大房子，肯定还有一个通到沃尔布鲁克的大花园”（Chaucer，2—3），“乔叟在伦敦长大，并在这里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1）。阿克罗伊德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认为伦敦为乔叟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伦敦语言的杂糅特征、伦敦的宗教生活和新思想等都对乔叟产生过深远影响，作者在《乔叟传》中对此曾一一论述。

Portrait of Chaucer from a manuscript By Thomas Hoccleve，who may have met Chaucer

A 19th-century depiction of Chaucer

Chaucer as a Pilgrim from the Ellesmere manuscript

A woodcut from William Caxton's second edition of The Canterbury Talesprinted in 1483

Profile portrait of Dante，by Sandro Botticelli，an Italian painter of the Early Renaissance

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

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

首先，乔叟的语言深受当时伦敦方言和其他各种民族语言的影响。乔叟一家住在泰晤士街，那里聚集着来自各地的酒商，包括来自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商人。当时的人们操着不同的语言，包括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盎格鲁—萨克逊语和英语等，乔叟的意大利语被认为是从意大利商人那里学来的。在这种特殊的语言环境中，乔叟积极吸收在街头巷尾听到的各种语言，并创造性地运用在后来的作品中，因此，他的诗歌语言表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并最终演变为英语语言的杂糅特征，“融入了撒克逊语的阳刚之气，拉丁语的阴柔之美，罗马音的饱满圆润，法语的优雅简洁”（刘芬，2）。

其次，伦敦的宗教生活对乔叟也有重大影响。在乔叟时代，与伦敦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是宗教活动。当时伦敦城内有许多教堂，据阿克罗伊德说，有99座。人们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庆祝弥撒是当时伦敦人做礼拜的中心仪式，钟声会在人们相信面包已化成基督的肉身和圣餐的那一神圣时刻鸣响，是神灵和世俗城市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时刻。作为乔叟时代生活的一部分，宗教活动和宗教人物在其诗歌中频频出现就不足为奇。例如《坎特伯雷故事集》本身就是以朝圣之旅为背景，其中的故事大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教堂有关。

另外，乔叟还在伦敦接触到一些新思想。当时的伦敦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即使在经历黑死病等灾难之后，也比其他地区和城镇恢复、发展得更快。在中世纪后期，一些常居伦敦的外国商人不仅带来商品，而且带来各地的文化习惯和价值观念，特别是意大利人还带来文艺复兴的新思潮。所有这些都对拓展伦敦人的视野、解放他们的思想和传统意识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伦敦还是一个学术气氛活跃的文化中心，城内和周围地区有许多学校、学院、男女修道院、图书馆等，它们吸引了一批包括来自欧洲大陆的知名学者到那里从事研究和讲学。乔叟的一生主要在伦敦工作、生活和写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新思想的影响。

阿克罗伊德说，乔叟对“英国性”的最大贡献之一是用母语写作，他创作《坎特伯雷故事集》时所采用的伦敦方言为英国文学语言奠定了基础。乔叟的选择体现出其非凡的勇气和雄心。众所周知，在14世纪中叶，相对于法国和意大利，英国在经济文化方面依然是欧洲一个较落后的国家，英语本土文学还十分贫弱，英语也被认为是“粗俗”和“低级”的语言，英国贵族和知识分子都尽量避免使用。不仅在英国，即使在当时欧洲主要作家中，乔叟也是少数坚持用本民族语言写作的作家之一，即使像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这些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也把拉丁语用于他们认为更为高雅的体裁和学术著作。在当时英语书面语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乔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英语完全能胜任任何题材、任何体裁的写作，因此，英语之所以能成为可与法语和意大利语媲美的当时欧洲三大民族文学语言之一，乔叟的努力功不可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阿克罗伊德认为，乔叟在唤醒民族语言的同时也唤醒了民族文学，探索出英国文学的发展方向，用英语创作出一部部经典之作，凸显出典型的英国本土特征，使得英国文学发展成为能与法国和意大利文学匹敌的民族文学。例如，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勾画出一幅戏剧色彩浓厚、人物形象鲜明、具有原汁原味的伦敦风格的14世纪末英国社会生活浮生图”（刘芬，37）。阿克罗伊德指出，乔叟对伦敦的一切怀有强烈的好奇心，痴迷于那个融合“高雅”和“低俗”的世界中的多样性及对立元素，因此，“他的诗歌充满各种各样的声音，仿佛是对伦敦大众声音的再现。他的作品彰显出戏剧性和勃勃生机，似乎源于对这个不断变化的大都市的思考”（Chaucer，10）。乔叟在作品中所反映的英国社会状况、风尚习俗和民族意识等构成他所有作品的底色，尤其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表现得最明显，使乔叟作为民族文化中心的地位得到更好的诠释。乔叟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正值理查二世统治的时代，也是民族自觉意识开始萌芽的时代，于是乔叟便将这种意识融入作品中。阿克罗伊德对此做出高度评价：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被誉为现代英语的第一部小说。但它的意义更为深远。它既是一个爱情故事，又是一部闹剧；既是一首哀歌，又是一种哲理探索；既是一部社会喜剧，又有对命运的哀悼；既是一部风俗小说，又是一首高雅的诗歌。还可以说，它是一部宏大的史诗，而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在英国还不能给出固定的或明确的名称。只能说，它也许是英国文学的第一部现代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被认为是关于“英国性”的一部史诗，因为它是一部集吸收、包容、同化和杂糅于一体的艺术品。（99）。

在这部作品中，乔叟通过再现所有古代服饰和礼节强调了故事的中世纪特征。因此，阿克罗伊德说，“这是英国人以各种形式表现‘尚古情怀’本能的一部分”（104），“《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是英国诗歌的权威”（111）。

阿克罗伊德进一步指出，乔叟对“英国性”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作品的语言和内容方面，甚至认为乔叟本人的性格也具有典型的“英国性”：“在历史记录中他是一个被隐匿的人，没留下多少记载，只知道他为人祥和，莎士比亚也是这样的人，这正是民族性格的偶像。”（78）乔叟被认为是一个双面人。一方面，他是一位默默无闻的诗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身居高位，肩负多职的王宫重臣，终生与宫廷有密切联系，曾担任外交官、海关税收员、肯特郡治安法官、国会议员和王室工程总监等职。他曾经历三位国王的统治时期，是爱德华三世和理查德二世的家臣，并被提升为扈从，成为“绅士阶层”（gentry class），仅比骑士低一级。后来，他同样受到亨利四世的青睐。1386年，在离开海关的职位后，他被派往肯特郡任治安法官，并当选为国会议员。阿克罗伊德旨在说明，乔叟的这种复杂性格正是典型的英国人性格特征。

莫洛亚指出，传记家的第一个责任是画出一幅真实的画像，但是传记作品并不仅仅停留在要求真实的层面，而“他的第二个责任是尽最大能力，写出一部具有可读性的书，如果可能的话，还是一部美的书”（Maurois，The Ethics of Biography，163）。莫洛亚显然在强调文学传记的重要性。艾德尔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一个熟练的小说家在小说艺术和传记艺术之间，并没有看到明显的区别”（Edel，Writing Lives，218）。事实证明，现代传记显示出越来越多的文学特征和文学技巧，到了20世纪开始，由于唯美主义思潮的流行，更多的专记家把写作看作一种审美活动，努力给传记作品赋予美的形式。因此，一些传记家和批评家开始把传记也称作一种艺术，认为传记中也应包含艺术因素。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既写小说，又写传记，比如茨威格、罗兰、伍尔夫等，无论在小说领域还是在传记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例如，伍尔夫在谈到传记家和其传主的关系时曾说“他不再是编年史家，他成了艺术家”（Woolf，127）。阿克罗伊德也是一位在小说和传记领域都成就非凡的作家。

一些学者认为，“传记是高度个性化的东西，不可能确立审美判断的规律或公式。每一部传记都是处于传记家与传主之间，每一部传记都是高度个性的。这也许就是它的魅力的决定性的原因”（Gittings，92）。这说明，传记家对于每一个传主会有自己的见解，在文本传主身上，有传记家的印记，因为传记家的感情和思想总是隐含在作品中。他的写作目的和身份，他同传主之间的精神联系，他对传主的理解和解释，这些因素都会反映传记家的个性特征，也都会表现在文本传主身上。作为一位具有强烈个性的小说家和传记作家，在传记艺术上，阿克罗伊德能打破常规，向传统的传记形式发起挑战，充分发挥作为一名小说家的优势，把小说的观念和手法引入传记，将小说技巧融合在传记写作当中，从而“给传记戴上了小说的面具”（Stannard，33）。阿克罗伊德能将有限的史料运用到极致，在填补传主生平的一些史料空白时，通过合理虚构与想象、深入分析和独到阐释，令人信服地还原传主的生平。因此，他的传记吸收了新传记的文学元素，摆脱了维多利亚时代传记资料汇编的传统，呈现出小说的面貌，具有较强的艺术性。

戏剧性是阿克罗伊德传记艺术性因素中最突出的特征。鲍斯威尔也“赞成传记应该具有戏剧性”（Stauffer，439）。戏剧性是戏剧创作中的一个内涵十分广泛的审美概念，人们曾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阐释。德国19世纪浪漫主义理论家威廉·冯·史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1767—1845）认为戏剧性的魅力主要来源于剧中人物的“行动”。美国戏剧理论家朱利安·贝克（Julian Beck，1925—1985）说，“戏剧性”意味着让观众“能产生感情反应”。英国的威廉·阿契尔（William Achel，1856—1924）指出，“关于戏剧性的唯一真正确切的定义是：任何能够使聚集在剧场中的普通观众感到兴趣的虚构人物的表演”（42）。谭霈生说：“如果要为‘戏剧性’下定义，可以归结为这样几句话：在假定性的情境中展开直观的动作，而这样的情境又能产生悬念、导致冲突；悬念吸引，诱导着观众，使他们通过因果相承的动作洞察到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本质。”（315）可以看出，尽管不同的理论家对“戏剧性”的理解和描述不同，但他们给出的定义有明显共性，即行动、情境、冲突和悬念是引起观众或读者兴趣的关键。目前“戏剧性”一词已经远远超出戏剧创作的领域，内涵更加广泛，并已被运用在其他的艺术形式中，比如小说和传记。杨正润说：“传记的戏剧性主要表现为传记家常常从传主的生平中发现矛盾冲突，进行集中化的处理，使叙事紧凑生动、起伏跌宕、富有悬念，从而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49）杨正润指出，这个定义虽然简洁，但并不是所有的传记家都能“从传主的生平中发现矛盾冲突”，从而使“叙事紧凑生动、起伏跌宕、富有悬念”。首先，发现冲突并不容易，因为冲突可以是传主和他人之间的冲突，如鲍斯威尔在《约翰逊传》中成功描述的他和约翰逊初次相识时两人之间的冲突，也可以是传主个人复杂性格的矛盾冲突。相比之下，后一种更难，只有深入全面地把握传主个性的传记家才能发现传主性格中的矛盾因素，因为传主往往会隐瞒他性格中的另一面。其次，将戏剧冲突写出来更难。和戏剧不同，传记必须完全用语言来达到“戏剧性”效果，这要求作者必须有深厚的语言功底。以上两点对任何传记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虽然阿克罗伊德深知一位传记作家的有限性和人生的复杂性，但是他能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小说家的天才发现并写出其传记中的戏剧冲突，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幅令人信服的传主形象，取得戏剧性效果，不仅使其传记读起来像小说一样引人入胜，而且挖掘出传主身上隐含的英国性格特征。

阿克罗伊德主要通过灵活运用对照、议论、比喻、情境、故事等各种方法把不同的材料汇集、提炼和升华，揭示出传主性格中的矛盾冲突。例如，在《乔叟传》的前言中他这样写道：“他被评论界视为‘英国诗歌之父’，但他是一个最令人费解的前辈。他自称是个书呆子，然而他积极并善于处世。他外表矜持而安静，但因欠债而被起诉，甚至还被指控为强奸罪。他是有名的世俗作家，同时也深信宗教。”（Chaucer，xvi）读者从这段话立刻会了解到乔叟原来是一个充满悖论的人。如此简洁、生动的人物素描一开始就能激发读者的兴趣和好奇心。在这样一部只有200多页的简传中，这种富有戏剧性的描述不仅必要，而且充分显示出阿克罗伊德的传记家才能：巧妙地揭示乔叟的矛盾性格。

除戏剧性外，历史想象和虚构也是阿克罗伊德传记艺术性的突出表现，他对虚构和想象的成功运用不仅给读者带来无限的愉悦与收获，而且进一步挖掘出传主的神秘个性。传统的观点把传记归属于非虚构文学类，传记只被看作历史的一个分支。如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认为：“传记是‘事实的作品’，而不是‘想象’的产物。”（Frye，245）阿克罗伊德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上，穿插一些虚构的景物和情节，则可以让一本传记既真实准确，又生动感人。在一篇对《利顿·斯特拉奇：新传记》（Lytton Strachey：The New Biography）的书评中他说：“小说和传记只有一个区别：在小说中，作者不得不讲述实事，而在传记中，作者允许，事实上经常被迫进行虚构”（Collection，265）。莫洛亚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伍尔夫担忧“新传记”会因为变成小说而失去自我的观点是多余的。在莫洛亚看来，“花岗岩”能够和“彩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赵白生指出，虚构主要有三个原因：强做无米之炊、人为设置的障碍、述奇而不实录。阿克罗伊德也认为，虚构不仅重要，而且有时是被迫的。他反对传记家一味猎奇的心理和把传记写成传奇的做法，因此他在传记中的虚构都属于前两种。例如，在《乔叟传》中，他凭借仅有资料精心揣测乔叟所处时代的情景，通过运用丰富的想象描写乔叟任海关税收员期间住在阿尔德门（Aldgate）城楼上时可能看到的当时的伦敦景象：“伦敦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地方。他从阿尔德门到他工作的伦敦港时，需要穿过伦敦最繁华的街道。从城楼上他可以清楚地看到来往行人和一幅犹如无尽旅程的生活画面。”（Chaucer，56）在此，虽然阿克罗伊德没有关于传主的翔实材料，但是他能通过移情和历史想象将传主的生活同作品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尽可能地填补历史空白。事实上，作者所描写的这一画面曾出现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人间是条大道，充满了哀伤，而我们是路上旅客，来来往往。”（123）可见，阿克罗伊德的描述虽然是虚构，然而又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此，让读者觉得真实可信、微妙逼真。

阿克罗伊德明白，传记家的权力有限，和传主之间在时间、地域、文化、个性、经历等方面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距离，无论传记收集的材料多么丰富，要真正理解传主，同传主缩短距离，需要用自己的心灵去感知传主，采用各种手段从那些历史材料中唤醒一个过去的灵魂，让自己的同时代人愿意去了解他们。因此，在他的传记中，阿克罗伊德在充分利用历史文献以及虚构与想象的同时，也很好地利用了不同的阐释策略，揭示出更多的“英国性”。

国内外众多评论家都曾强调过传记写作中阐释的重要性。例如，杨正润认为，传记家在传记活动中的自主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传主的选择，在这方面他有比较大的自由；另一个是对材料的选择和叙述、对传主的解释和评价，不过在这方面他又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在不违背传记真实性要求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其自由度是有限的。”（147）赵白生说：“传记文学的阐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解释事实的过程就是一个给事实赋予意义的过程。”（135）在他看来，阐释是传记文学中的点金术，有些传记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传记资料应有尽有，而传记个性了无踪影。究其原因，只看重历史学家的搜求考证资料的功夫，而忽略传记作家点铁成金的写作过程”（8）。艾拉·布鲁斯·奈德尔（Ira Bruce Nadel，1943）指出：“没有一个传记家仅仅记录一个人的生平，无论他自称多么客观，他总是在解释一个人的生命。”（Nadel，154）斯特拉奇也表示：“未经阐释的真实就像深埋在地下的金子一样没有用处，艺术家是一位了不起的阐释者。”（Strachey，102）虽然伍尔夫和莫洛亚都把传记家面对的事实比作坚硬的岩石，因为传记家不能改变，只能尊重既定的事实，但是艾德尔认为，通过对事实的不同使用和解释，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因为“似乎事实并不如砖头或石头那么坚硬：在传记中它们从来不是那么坚硬的，它们像肌肉那么柔软和容易软化”（Edel，Writing Lives，214）。乔治·圣兹伯里（George Saintsbury，1845—1933）对阐释也有精辟的论述：

一个真正的传记作家不应该满足于仅仅展示材料，不管这些材料编排得多么精确有序。他的功夫应该用在回忆录、书信、日记等等材料之外。作为一名有造诣和才智的艺术家，他应该把所有这些材料在头脑里过滤，然后再呈现在我们面前，不是让我们只见树木，而是让我们看到一幅完整的画，一件作品。这是纯粹的一堆细节和素材所无法比拟的。（107）

阿克罗伊德可谓这样一位“有造诣和才智的艺术家”，他的传记没有停留在对材料的收集，而是对传主和历史材料进行认真考证、研读，他相信：“任何文学传记都有阐释的空间，这不是因为作者的作品在任何粗略或简单的意义上‘反映’传主的人生事件和情感，而是因为他们作品的形式与节奏可以表现他们的态度和处世方式。”（Collection，283）鉴于此，阿克罗伊德善于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做到不失时机地对传主及其作品进行解释与评价，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将自己对于他们的理解和评述巧妙地融入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思想活动中。当然，传记解释的基础是传记家对传主的理解和认知，认知方法的多样性和对同一事实的不同分析决定了各自解释方法的多样性。同时，“由于作传的目的迥异，他们的阐释策略往往大相径庭”（赵白生，135）。因此，阿克罗伊德的阐释策略也有独到之处，并且根据不同的传主采取了不同的解释策略，主要包括历史解释、直觉解释、精神分析解释等。

杨正润曾说：“历史解释是最早出现，至今仍然是最基本的解释方法，这种方法实质上是把传主的人生道路和命运、个性和人格发展都看作主要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杨正润，129）他认为，历史解释的方法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因为传主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任何一位尊重历史的传记家都不能不从历史的角度对传主进行考察，因此，无论采用何种其他方法，也都不可能完全背离历史的解释。

阿克罗伊德也认为，一个优秀作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环境的影响和民族文化的熏陶，因此，他非常注重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和审视传主，善于从他们的家世、生存环境和人物关系中找出原因，解释造就他们的个性和行为方式的特定历史语境。在《乔叟传》中，阿克罗伊德没有像有些英美学者那样为维护乔叟“英诗之父”的名声和天才的独创性而试图否认乔叟所受到的影响，不愿承认他与法国，特别是意大利作家之间的联系。相反，阿克罗伊德首先肯定法国和意大利文学对乔叟创作的启发作用，甚至认为，没有这些影响，乔叟不可能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鉴于此，他认为乔叟对“英国性”的贡献还在于他能在立足英国本土文化基础上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凭借其非凡的创造力和天才通过改造赋予其英国本土文化特征，并将其化为英国本土文化的元素，使之成为“英国性”的一部分。

阿克罗伊德指出，乔叟在1372年的意大利之行使他的视野得以拓宽，思想发生深刻变化。众所周知，乔叟时代的意大利已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且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思想活跃，文化和文学活动极为丰富，正经历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当时的“佛罗伦萨正值‘人文主义’时期”（Ackroyd，Chaucer，43），被称为意大利的文化首都，“已孕育出三个宠儿……他们是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43）。乔叟碰巧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来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因此三位大师都对乔叟的诗歌创作产生过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虽然“一些传记作家推测，在这次旅程中，乔叟见到了薄伽丘和彼特拉克”（43），但阿克罗伊德认为这不大可能。然而，他相信，对于年轻的乔叟来说，意大利展现的是一个新天地，一种新精神，也使乔叟的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创作道路，不仅为他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指明方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英国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