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在岛上，读大学的那四年

初到香港

2011年夏，我踏上了赴港的飞机。

八月的香港焦躁、灼热。氤氲、潮湿的雾气笼罩了小小的城，天空像是无边的蓝色的大网，直直扣下来，严丝合缝地笼罩了一切，只留几朵云苍白地挂在地平线上，像是网上的刮痕不起一丝波澜。网内无风，整个城市像是快要窒息的池子，一切生物都在网中有气无力地扑腾着。高温、潮湿，所有的空间被摩天大楼分割成支离破碎的一块块小格子。

热气从城市的摩天大楼地面升腾上去，每个街口都是热而拥挤的，城市像是煮好的热水，在热浪中咕嘟咕嘟冒着泡泡。城市中上百万部冷气机日夜不停地运转着，楼外冒热汗，楼内冻得像冰窖。

于是人们就像池里的鱼一样，从一个个小格子里奋力游到水面上张着嘴喘息。人人都害怕那没有风的城市地下，害怕那咕嘟冒泡的池底，害怕被融入那升腾的燥热的泡沫中去。走在路上的人们步履生风，脚下似能带起一阵细小的尘埃，在夏日的阳光下静静飘着。

阳光是灼热而耀眼的，然而毕竟穿不透城市上空那氤氲的潮湿的空气，只是给城市平添了热力。光打在高高的摩天大楼幕墙上，像是一个巨大的金灿灿的火球，嘶吼着，舔着幕墙的边缘，凿出一个个细碎的光斑，在玻璃之间跳跃闪烁。继而那光斑分开，在幕墙的不同平面上折转分散，变成一条条金色的细线。

这个城市很少起雾。阴天的时候城市里的万家灯火就变成无数的小太阳。晴朗的日子里，无数的摩天大楼玻璃幕墙上都带着阳光浅浅的痕迹。

我生长在北方，树木多是细碎狭窄的叶子，夏日里远处可见浓郁的绿荫，可走近了只看到丝丝缕缕的细微绿色，像是含蓄的来自夏天的问候。还有很多松柏和柳树，有时路边也有芙蓉树，春天开了粉白色的花，密密麻麻开遍了整个树冠，高中时，我一日日经过这树下，往往是背着沉重的书包，永远是疲惫地踮起脚去探寻头顶高高的目标，脚都痛了，却担心一松懈就会回到平地，回到那个真实渺小的我。

北方的夏天，我是那个平凡的我，湮没于众人之中，在细碎繁杂的夏日绿荫里日复一日埋头做题。

在这个南方的都市里，我是那个高考后升学如意的我。如愿以偿进了港大，却发现这个城市常年笼罩在夏日茂盛而浓郁的绿荫里。

想起那句关于夏天的诗：“绿树浓荫夏日长。”

都是夏日，却有不同的样子。

寒来暑往，我已离家千里。

香港的树大都高而粗壮，夏日里是蓬勃的洒脱的绿。很多树木上了年纪，生在道路两旁、学校里、公园里，绿荫铺散开去，遮住了半边天空，而树干则是老而坚硬，带着灰绿色的泥土气息。

此时的我站在街边，看着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上一次来，我在读初中，和妈妈匆匆看过海洋公园，坐在旅游大巴车上忙乱地路过大小街衢。刚巧那次有天也下雨，看着路边的一切都蒙在丝丝的雾气之中。

转眼之间，我们又见面了。就像生命中的无数次际遇一样，你以为只是一段平常的旅程，一段必须要经历的时光，就像街头擦肩而过的路人一样，走过就走过了。可没想到兜兜转转又回到这个城市。原来以为的分岔路竟然就成了相交错的十字路口。

2011年八月，天气极炎热。我在一树的蝉鸣和满城的氤氲湿气中来到了香港。我知道这个夏天会很漫长，我和我的大学生活将由此开始。

初到香港大学

港大很小，建在港岛西面的山上。

我到校的时候离开学还有一个月，校园里人不多。盛夏八月，学校中心的“开心公园”里不时走过几个穿着超短牛仔裤的本地女生和戴着酒瓶底眼镜的本地男孩，步速很快，一转眼就闪进了对面的图书馆里。

“开心公园”这个名字我到毕业都不知道是怎样得来的，只是本部图书馆外面的一块空地，有一片小绿地，种了树木和花草，四周用椅子围起来。平日经常有学生等待上课的时候坐在这里看书。学生活动也常常选择这片小空地。

图书馆是一栋白色的建筑，并不高，正对着钮鲁诗楼。向上有台阶可以去荷花池和教育学院的邵逸夫、邵仁枚楼，向下则通往艺术学院上课的本部大楼。香港夏天漫长而炎热，女生几乎都穿一模一样的超短牛仔和T恤衫，男生则大多穿一件印着简单logo的短袖衫，搭配松松垮垮的裤子，很随意地出现在校园里面。因为各个学院又有自己的图书馆，更多人就习惯于将图书馆当成自习室。考试前，楼下星巴克人山人海，二十四小时自习室座无虚席。当然，也有下课立刻回家的本地学生，永远都只留下一个行色匆匆的背影。

荷花池建在盘旋曲折的楼梯一侧，小而静谧，是一方长满荷花的池塘。有小乌龟悠闲地从池水里探出脑袋来，在盛夏的阳光里打着盹。旁边有一座孙中山先生的坐像，刻着他那句著名的“我有如游子归家”。晴朗的天气里，很多游客会和先生的塑像合影，一个小花园因此经常是喧嚷拥挤的。

香港后来进行大学改革，由三年制大学改成四年制。于是港大就在对面山坡上进行了扩建。我刚到学校的时候，工程只进行了一半，可以见到飞扬的尘土之中新校区崭新而又摩登的风格，白色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巨兽般蹲踞在山上，和百年校园的古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第一天到达校园，爸爸妈妈和叔叔阿姨一起来送我。我们坐在开心公园的长椅上，看着山下的港岛和山上的学院楼，一座一座迷宫似的隐匿在一抹浅浅的绿意里。我的内心不由忐忑不安起来。

我是一个不那么情愿拥抱挑战的人。有的人面对生活中的变数永远是昂扬的，像个踌躇满志的斗牛士，又像是出征前的猎手，要去猎获命运里丰盛的馈赠。而我不是。面对未知的挑战，我更多的是不安和紧张，像一只神经高度紧张的小兔子盯着面前未知的茫茫然，无辜地抽动着鼻孔、抖动着耳朵，几乎想要靠嗅觉和听觉来探察未来。

读书时起我就更喜欢静态的、规划有序的生活。我甚至会提前把每一天的时间分成规整的几部分，再一一把相应的科目对应好，根据自己的学科强弱具体划分时间。换言之，我已经习惯自己规划好的日子，按部就班地追逐已知的目标，在熟悉的领域做出努力。

然而，此时这些都失去了用处。生活已经不再按照我的常理出牌。突然来到陌生的城市，面对和内地完全不同的教育体制，开始接受英文和粤语的授课。我像寒夜里独行的旅人。月色清冷，天空广漠而深邃，树影里筛下惨淡的月光，在寒风中瑟瑟作响。一路走着，内心失落，仿佛每个毛孔中都是杯弓蛇影般的焦躁和不安。

许多年后，第一次看小汤哥主演的电影《明日边缘》，看到主角在梦中一次次重新回到原点，重复自己的经历，每一次重复都是在之前经历上的完善和改进。然而，很可能就是失败，然后又要重新来过。

那时距离我初到港大已经隔了五六年的光阴。我仍在想，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结局？也许我会重新回到入学的时光，拍拍自己的脑袋，告诉自己，不要怕，勇敢走下去。

然而我不能。虽然也未就此妥协，但从入学的那一刻起，我已经意识到，未来的四年将会漫长而难忘。我已经结束了十八年的内地读书经历，将要在陌生的环境里开始新的旅程。

初到舍堂

港大的学生宿舍叫“舍堂”。香港本地学生把住舍堂叫作“住Hall”，和“做兼职（part-time）”“谈恋爱（拍拖）”“读书”“参加学生社团活动（上庄）”一样，成为香港大学期间一定要做的五件事。

港大的几座舍堂并不集中，四散分布在校园附近的区域。其中太古堂和李国贤堂在本部校园，利希慎堂、伟伦堂、利铭泽堂位于沙宣道舍堂村，何东夫人纪念堂和施德堂位于赛马会第一舍堂村，马礼逊堂、李兆基堂和孙志新堂位于第二舍堂村。除此之外，还有大学堂、利玛窦宿舍和圣约翰书院。后来港大又开了三村，在山下的龙华街，我们那一届并没有入住的学生。

入学前我大致浏览过学长学姐们写的资料，发现几乎所有舍堂都有简称，大部分是用英文名字。大家叫施德堂“Starr”，叫何东夫人纪念堂“何东”，叫利玛窦宿舍“Ricci”。同样的，里面的学生就自称“Starrian”“何东人”和“Ricci人”。

那时我们经常羡慕住在校内Hall的同学。本部校园住在太古和李国贤的同学经常在上课前半个小时迷迷糊糊起床吃饭、收拾整齐，往往还可以踩着上课铃踏入校园。住在大学堂的男生则路远马遥，一早就要搭乘校园小巴或巴士花半个钟头到校园。

然而这还不是到了课堂。港大建在山上，楼与楼之间有时看起来贴在一起，实则要经过很多小山坡、小电梯和小岔路才能到达。即便到达校园往往也要十几二十分钟才能到教室。

大学堂是男生宿舍。相传日据时期曾经被日本人作为严刑拷打的审讯房，这里曾聚集了很多冤死的亡魂。当然这大都是大学生相互逗乐的笑话，但大学堂几乎不招女宿生却是真的。何东堂则全是女生，和隔壁男生宿舍Ricci常结伴活动。

我住在李兆基堂。因为是李兆基先生出资兴建的，时间久了宿生都称舍堂为“李兆基”“LSK”。舍堂在二村，去校园走路要差不多十五分钟，搭巴士就只要五分钟。隔壁还有孙志新堂和马礼逊堂。

初到舍堂时是爸爸妈妈一起送我来的。沿着港大校园下了石阶就是一条盘旋上山的公路，两旁都是葱郁的绿色树木，整个树冠慢慢探开来，绿荫遮蔽了树下的行人路和狭窄的小马路。右手边的一块小小牌子挂着“赛马会第二舍堂村”的标志，拐进去就可以看到学生们平日健身的体育馆。周围都是浓郁的绿荫，体育馆上面的天桥是窄窄的一道通往附近的泳池。天气好的时候淡蓝色的泳池像是一抹碧蓝的水滴镶嵌在四周茫茫的绿色树木海洋里。

舍堂有十几层，我被安排在十四层的女生宿舍里。宿舍大概有二十平方，并排放着两张床和两个书桌，旁边还有衣柜，三排书架整齐地架在书桌上方的墙上。没了内地宿舍高架床的拥挤感，这里反而更像一个迷你旅社。

高高的落地玻璃窗外，远处的港湾泛着蓝色的波涛。阳光在海面上一眨一眨的，翻动着缕缕细浪像是顽皮孩子的眼眸，又像是耀眼的跃动光斑，闪闪烁烁的，从天空直接跳到海中去了。港岛上大片大片的绿色波涛也随之起起伏伏，风一下子就从一片树林吹到另一片树林。还有纵横的道路和小小的甲壳虫一般的车辆，都渐渐隐没在玻璃窗外。

这时，我们听到一阵怯生生的敲门声。门开了，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女生，十八九岁的样子，穿着简单的牛仔裤和淡灰色衬衫，典型的港女打扮。她是圆脸，半长头发在脑后扎了马尾辫，眼睛笑起来就成弯弯的两个小月牙。

“你们好呀！”女孩子开口说，用着不太熟练的普通话，“我叫Silvia，以后我们就是室友了。”

OCAMP

住港大的本科生舍堂就一定要参加新生训练营（orientation camp），即“Ocamp”。本地人叫“过O”，最初用意是培养宿生之间的感情和集体意识，久而久之就变成对新生意志力和忍耐力的考验。

近几年有很多新闻报道香港各大学新生营“玩过火”，又有一些内地状元在新生营过后因为各种原因选择退学，新生营就渐渐蒙上一层阴影。其实，对于经历过的我们而言未尝不是有趣的经历。

2011年夏，我在港大李兆基堂“过O”。

八月的香港无风、酷热，蓝色的晴空倒扣下来，捂得整个天地严丝合缝，密不透风。空气中氤氲着潮湿的水蒸气，整个城市仿佛刚刚从水里捞出来，湿漉漉的，仍然滴滴答答在淌水。我们每个人获发两件印着舍堂标志的T恤衫，但不久就被汗水打湿了。阳光烤在后背、脖颈上，开始还是灼热的，慢慢被太阳烤干又被汗水打湿，渐渐就没了感觉。

大家一起坐巴士去海滩，之后分成几个小组，每组要把报纸折成圆筒状，从海中取水到沙滩上的水桶里，最先满一桶的小组获胜。我们一个挨一个站好，接力一样把各自手中的报纸折好连接到一起。亮晶晶的海水开始被装入第一个纸筒中，但还没等到纸筒倾斜一下传递过来就一滴滴落到沙地里，转瞬间消失了踪影。

只好重新开始。这次由第一个同学接了水用手托住，急急倒入第二位同学的纸筒中。那水静静流过来，突然就流到两个纸筒的缝隙外面。我们看着水滴从高处跌落，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第三次，我们事先把纸筒一个个密密相连，做成一个长长的纸筒桥梁，那水立刻流进来，开始还保持一股水流的形状，渐渐水流细了，氤在报纸上，报纸上的字迹被放大数倍——水流渐渐被报纸吸收掉了。

第四次，我们把纸筒侧过来，终于将一股极细的海水汇入桶内。我们不由得惊呼起来，彼此为这几滴细小的水珠开心不已，像终于实现愿望的孩子。

入夜，我们从海滩回到宿舍，被告知晚上的任务是蒙住眼睛穿越港大校园。我们戴上黑色的眼罩，一个搭住另一个的肩膀，组成一个长长的蜈蚣似的队伍。港大建在山上，有许多台阶，楼与楼之间曲而折。我们都是新生，并不熟悉学校的地形，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一会儿在上坡，一会儿又在下坡。上台阶的时候感觉到前一个人的肩膀在微微上升，一下子就被脚下的台阶磕到小腿，于是知道是台阶，就抬起脚一步一步往上走。开始时，步子太小，脚会重重地磕在台阶上，慢慢也就学会了迈大步子，跨越似的一步一步高抬腿上台阶。有时候后面的人累了，手松开了，就停下等待。尽量步子小一点，却不可以离前一个人太远。

那晚我们在黑暗中戴着眼罩走了两个小时。高年级的学长学姐在前面给我们带路，常常鼓励我们。后来看照片，其实已经走过了港大几个在山上的建筑。

也有在室内玩的游戏。几个人结成一组，其中一人踩在一个装有轮子的木板车上，周围几个人不可以碰到她/他，只能通过踩木板让车子快速移动到走廊的另一端。

各组选一个女生站在车上，剩下的男生则踩着木板推动车子。我是我们组站在木板车上的那一个。车子飞快向前呼啸而过，身边的男孩子跑得飞快，我站在车上，仿佛站在一个飞快燃烧的风火轮上。走廊两侧的门一扇扇飞快闪过，像是有人按下了时光的快进键，我以自己不可控制的速度，站在小小的木板上，向前飞驰而去。

在李兆基的时光，现在回想起来仿佛短暂如一瞬，又仿佛漫长经年。

另外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周游香港的重要建筑。我们要在一天之内走遍上环、中环、金钟、铜锣湾、赤柱等主要景点，每个景点都有一个重要的提示纸片等待我们。没有巴士，不可以打车，我们只好坐地铁在港岛四处奔波。渐渐地脚就像灌了铅，面前的中环上坡路似乎永远都走不完，却也不能喊停。太阳此时像个大火球般低低悬挂在空中，并没有云，照得人心发慌，头发晕，脚步仍不能慢下来半拍。

港大的宿生最讲究集体感和荣誉感。荣誉是舍堂之间的，也是一个舍堂楼层与楼层之间的。集体感就是在面临集体的任务时，不退缩、不放弃，要和大家一起坚持，更要努力拿到最好的成绩。这是我在Ocamp时听到最多的话，却也没有想到实现起来这样艰难。

这些年，香港各个大学的入学Ocamp常遭到批评，尤其是某大学新生因Ocamp压力大而自杀，更是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得当时的压力，但毕竟隔了几年，并没有过多辛酸的故事可以讲述，有的反而是感动，觉得年轻时有这样一段经历，就像内地大学的军训一样，只是在香港活动更加多样化，更加需要个人的应变能力。

没有被时光磨灭的都是最珍贵的回忆。我宁愿相信那一次Ocamp是对我极好的锻炼，改变了高中时代散漫的生活态度，让我更加注重生活本身，明白集体生活的辛苦。

住HALL生活

几年后再回忆起住在李兆基堂的那一年，觉得那是自己活得最年轻的时候。全然不像现在的我这般朝气全无，朝九晚五，熬夜久了一点就叫苦连天像是老古董。

彼时，大家有选课自由，第一堂课十一点或下午才开始也是常有的。第一年住Hall的“小鬼”们往往相当激动，逃离了高中苦闷的牢笼，在二、三年级“大仙”的带领下，东奔西跑，一副不知疲惫的样子。

宿舍楼山坡下有一家小小的点心店，极简陋，只有几方小桌和几条木板凳，却做得出奶香四溢的流沙包。据说，这也是陈奕迅的最爱，店里挂满了与到店明星的合影。点心店每天夜里三点钟开门，营业到下午三点就关店谢客，像极了当时我们一群住Hall学生的作息时间。

于是有一天，大家约定凌晨三点半去吃点心。我早早调校好闹钟，开始打算不睡觉，一直等到三点半，却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尴尬的时间：睡觉的话只能睡两三个小时，醒来会更困；不睡觉则吃完饭已经天亮，就要一夜无眠。那时也真爱折腾，不会累似的。三点钟的时候，我和室友Silvia就互相把对方闹醒，再匆忙洗一把脸，就这样和楼里的同学们一起去吃点心。回来的时候已经天光光，七点钟的样子。我们又困又累，像一宿未回家的小野猫一样，接下来的一整天都挣扎在睡觉和打起精神的边界。

Silvia是我的室友。她周末总是会回家，有时周中也往家里跑，并不常常留在宿舍。她是皮肤白皙的小姑娘，有着港女难得的小酒窝，笑起来眼睛就成了一条缝。有时我们聊天她也给我讲她的家庭，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弟弟的照片就存在她手机里，时不时拿出来给我们看。弟弟很可爱，白白胖胖的小男孩，当时还在上初中。

直到后来一次偶然的开会。Hall里经常开会，有的是楼层内部的会议，有的则是整个舍堂的大会。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事情，无非谈论一下各个舍堂之间的比赛或是要求舍友投票等等。但这些大大小小的会议仿佛总是常开常有、琐碎繁杂，占据了平日夜里很多边边角角的时间。

有一次开会只有楼里的几个女生。女孩子讲话不知不觉就跑偏了，变成了知心话之夜。我只是静静坐在一边听。Silvia那晚却哭了，讲她爸爸早年去世，和弟弟、妈妈住在青衣的一间公屋。

很久很久以后，我已经不记得那晚她和大家的具体交流，只记得那晚本地室友的表情，是一个孩子所不应该有的压抑和悲伤。

李兆基堂基本是以楼层为单位的，每个楼层结成一个亲密的整体。十四楼是女生层，出出入入都是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十五楼则是男生层，是和我们关系比较好的一层。有时候大家一起外出吃点心、喝糖水，五十几人浩浩荡荡让路人以为是学生大规模出游。

有时候，他们也会一起来我们这一层的公共厨房做饭。舍堂里每一层都有公共厨房和公共洗手间、冲凉房。厨房里面的冰箱会放好大家各自买好的蔬果面包，往往各自做好标记，到时各自取用自己的食物。我并不喜欢下厨，但有公共活动的时候也会跟着去帮忙切菜、煲汤，然后大家一起吃饭。虽然不是山珍海味，却有温馨的气息。

有一次，十五楼的男生因为一点小事惹恼了我们，楼长带着全层的女生上楼去。香港本地女生把一只只气球装满肥皂水，变成几十个滑腻的彩色炸弹。一时间十五楼整个走廊都爆开了花，满是肥皂的味道。有的男生一脸茫然地走出来，瞬间就滑倒在地。但更多的则是躲在房间内不敢出来。

后来我们又觉得内心受到谴责，在楼长的带领下帮十五楼打扫了地面。

真的是，青春在于折腾。

舍堂极为重视舍堂荣誉。进门处的大堂有一个玻璃做的落地储物柜，亮闪闪地摆放着诸多舍堂近年来赢得的奖杯，都是和其他舍堂之间的比赛中赢得的，有网球、游泳、歌唱、曲棍球、足球等等。有时候我们也会去郊外的港大体育场和其他舍堂举行足球比赛。这时，整个舍堂的男生女生就会一起出动，为我们的运动员摇旗呐喊，期望为柜子里再添一个奖杯。

整个Hall里好玩的事情繁多，走廊里永远是吵闹的，经常有人到处练习踢皮球，直到深夜仍然能听到“砰砰”的声音。大家吵吵嚷嚷，仿佛一天永远不会结束，随时都会有人因为一件事情找了你过去，但往往都是琐碎的。

现在想来，那一年是对我性格的极大挑战。我是好静的，喜欢一个人静静独处，一个人读书、写字、追剧。但来到港大的第一年，我在舍堂里像是被一股巨大的洪流裹挟着，不知不觉就参加了很多集体活动，整天和楼里的女孩子混在一起，过着几乎昼夜颠倒的生活。那时我是有一点不情愿的，但现在看来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模式，走到人群中去，真正像年轻人一样度过一年。那一年，世界于我是喧嚣与聒噪，是种种繁杂事务之中的闹中取静，在时间的夹缝之中温书看功课。但那一年真的是年轻的，是喧嚷和沸腾，是无忧无虑的好时光。

教莎士比亚的老太太

这是我进港大后的第一门英文专业课，教授是一位即将退休的英国老太，我们叫她Mrs．Hall。

Mrs.Hall六十岁左右的样子，满头银发，有着外国人常见的高鼻梁和蓝眼睛。因为上了年纪，脸上的皮肤有些发皱，难免有一种沟壑纵横的感觉，尤其是额头和眼角，笑起来的时候皮肤的纹路慢慢向上打开，像打开了一张庞大的、神秘莫测的网。

然而她是那种有气质的老太太，即使年纪大了腰杆也是笔直的，走路脚下生风的类型。这种人，大家的关注点往往不在年龄本身。我也是被她的微笑打动过一次，渐渐就忽略了那缓慢张开的网一般的笑容。

老太太上课从来不拘小节，第一堂课就坐在教室前的白色长桌上，隔着两盒白板擦和白板笔，用遥控器指着投影仪，比比画画把之前学生给她写的期末总结放幻灯片一样逐张放给我们看。

港大每门课期末结课时，学校都会发给学生两张调查问卷，一张关于课程设置，一张关于教师的授课方式。眼前的巨大屏幕上，学长学姐们频频用极大的英文字体夸张地写道：“老巫婆”“老女人”“老变态”等等。

香港学生在教师评论栏大多是含蓄的，带着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常是模糊地推推就就，随便写一点。看到这样的评论我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Mrs.Hall看着我们一脸错愕的表情，干脆利落地“啪”一声关掉幻灯片，用英文说道：“他们说得对，我就是这样的人。也欢迎你们结课时写下自己的感受。你们是我退休前带的最后一拨学生，但如果你们认为我会放松对你们的要求，就大错特错了。”

顿时，我们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老太太却不慌不忙，打开讲义上起课来了。

*

这门课的主要教材是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港大的所有课程都是全英文授课，从作业到考试，所有内容都是以英文进行的。而莎翁则是英国文学专业学生们最熟悉的作家，整个大学期间如果没有读过五六本莎士比亚的原版书，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英国文学专业的。莎士比亚作品中常有中古英文的影子，书写方式和行文结构都和现代英文有所不同，读起来很是费力。

而老太太，既要训练我们读莎士比亚，又要手把手教我们写英文论文。第一堂课已经放出话来，每节课都有作业，每份作业都要计分入总分。每有一个语法/拼写/标点/格式错误扣一分，扣三分以上作业不及格，总成绩B以下就要重修。

直到成绩B以上才可以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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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课大致过了一遍莎士比亚的生活时代和背景。莎翁生活于十六至十七世纪，曾经与合伙人开了剧场，常写复仇和牺牲题材的戏剧。老太太授课的着重点是文学及其内涵，对作者本人只是带过生活经历和背景而已。

对《麦克白》的研究则有趣得多。老太太喜欢从文中拿出一段，要我们自己揣摩人物的思想和情绪，并从中总结人物的性格特点。她不太喜欢千篇一律的话，反而更关注细枝末节和小人物，比如麦克白夫人以及麦克达夫。

然而作业立刻就来了。第一节课的作业就是找十篇关于莎士比亚的研究论文，去港大的电子图书馆一个个下载下来。

第二节课，老太太教我们写英文论文后面的引用书籍。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书籍目录，却足足写了三页A4纸的要求：

写英文论文时，每四百到五百个字要有一个引用源，还不可以是讨论相关历史文化的间接来源（secondary source)，一定要是直接讨论莎士比亚作品的重要来源（critical source)。之前下载的十篇论文中，读完所有论文的第一自然段，可以去掉四篇，剩下的六篇全部读完，再去掉两篇。如果是一篇一千六百至两千字的论文，剩下的四篇就是加入结尾引用目录里面的。

然而Mrs.Hall的要求才刚刚开始：文学的bibliography（引用书籍目录）要用MLA格式，需要去美国普渡大学的OWL（Online Writing Lab）上面查看格式，关于空格、句读、引用符号、段落格式等都有要求。还要遵循作者名、书名、编辑名、出版社、时间等等的顺序，就连期刊、报纸、书籍都有不同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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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作业我就得了零分。

作业是写下我们论文里想要引用的书籍，按照老太太要求的格式。我从两本书里各找了一篇，还有一份期刊论文和一份报纸评论文章。很认真地按照要求写了，几天后看到邮箱里老太太批改完的回复，用词极为强烈地批评了我一通，甚至用了“粗心大意”（careless）和“重要错误”（big mistake），意思是最基本的空格都没处理好。

我一看，原来是有两个逗号后面忘了空格，有一个期刊名忘记了斜体。

那是我的第一个零分，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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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艰难的第一学期。

老太太常常在课堂上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一脸嫌弃地嘲讽我们连基本的格式都弄不懂，或是引用的时候根本不注意标点符号和括号里面的内容。

她还常常把我们的作业贴到课堂幻灯片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眉毛拧成眉心一团，逐字逐句批评遣词造句的错误。其实有时也只是引用时后面的括号里忘了备注是出自书本的第几页罢了。

因为我们用的是不同型号、印刷版本的英文版《麦克白》，老太太甚至买齐了所有可能的版本，遇到不同的书页引用，就会翻出那一个版本来看。如果再不对，就是学生的粗心的错误，又是零分了。

毕竟在Mrs.Hall眼里，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认真，错一个标点都不可以。

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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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的时候，我们开始写论文。

要求很简单，选一个人物进行性格分析，但要言之有物，一千六百至两千字就可以了。

因为知道每个标点都不能出错，大家都很紧张。毕竟骄傲地进了港大，没人想第一学期就铩羽而归，不能升学不说，要再读一学期莎士比亚，那可真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了。

然而英文论文并不是用我的母语来写，很多时候一句话要斟酌很多次，最开始是句式，然后是用词，之后是格式和标点。

然而，当我们战战兢兢写完论文，Mrs.Hall又说她暂时先不看了。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又傻了眼。

果然，老太太很快发给我们一份“peer edit guide”，要我们互相先读对方的论文，批改三次，然后再依照结果把自己的论文修改好。最后，她才来看。

这份互相批改论文的指引也很有她的风格，密密麻麻两张A4纸的要求。

首先，读对方的论文一次，回答问题：

1.第一段读完，你觉得对方的主旨是什么？写下来。

2.关于内容，你觉得论据足够支撑论点吗？有没有被遗漏的论据？

3.想一下论文的整体结构，前后连接得好吗？有没有可以被拆开或重组的段落？开头和结尾段落与中间主体相呼应吗？

然后，再读论文一次，这一次要用红色笔，圈出所有的语法和拼写错误，写下你对论文的评论，包括段落构成、内容、疑问、错误或不理解之处。

当然，两次还不够。第三次读完，你要写下这篇论文中你认为最好的和最需要更改的地方。

我马马虎虎读了一遍同班同学Jeff的论文，读完觉得字字在纸上，但那些英文字母又渐渐模糊黯淡，看不清楚了。Jeff写的是关于麦克白夫人的内容，在文中用了很多字典里查到的词语，因而我再读的时候也要一个个查过来。第二次读的时候已然是昏昏欲睡了，却还要认真读完，写好Mrs.Hall要求回答的内容。

第三遍读完要逐字修改，我那时其实已经读了差不多六七遍，每次要注意不同的内容，有时是段落结构，有时是语法拼写错误，有时则是论点论据之间的关系，总觉得每次读完印象都不真切，都有遗漏的点，于是再次读起。

等到全部要求逐一完成、做完修改之后，恍恍惚惚好像自己又写了一篇论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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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星期后老太太的课程结业的时候，照例拿出了学校要求的两份问卷给我们。我看到身边的香港同学们纷纷显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有几个夸张到当场比出胜利的手势，和旁边的人碰拳庆祝。

总成绩还要几个月才能出来，圣诞节就要来了。我们这学期基本上每天都要为这一门课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仔细研究Mrs.Hall每份作业密密麻麻的要求。毕竟，一不小心就是零分，就不能升学了。现在终于结业，不管怎样，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Mrs.Hall就要退休了，也没有什么忧伤的表情或者特别的表示。最后一节课的时候她很早就来到教室。平日里大多穿黑色或灰色的她破天荒穿了香港过年里才会穿的大红色。

那堂课她说得并不多，甚至说我们的表现只是比她想象中要好一点而已。然而整堂课的时间里她常常是笑着的。给我们看论文里有趣的英文句子。这回并没有全是讽刺和批评，而是展示了一些写得很好的句子。

我重新看到她脸上的皱纹，在眼角、额头和下颚，连成密密的网一样的形状。这时，她才显露出一点衰老的痕迹，大概也是因为重新笑起来了。

我也发现我们论文语句里面的进步，好像学期开头的时候只会用英文说什么是什么，现在已经会流利地描述属性、特征、表现等等了。

Mrs.Hall说这一次她真的要退休了。她说我们这学期没有给她太多麻烦，比想象中好一点的话说了几次，然而这已经是老太太一个学期中给过我们的最好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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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回来出成绩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成绩是B+，虽然并不是一个A级别的成绩，然而终于不用重修，也不用留级，大大松了一口气。

若说影响，大概就是直至今日，我都对论文和写作有一种敬畏之心，觉得做学问一定要严谨，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马虎。这也让我在整个大学期间都心怀敬畏，兢兢业业，每份论文都认真对待。这已经成为我的习惯。

大三的时候，我在加拿大做交换生，一次偶尔和教授聊起来，他惊讶我的citation和论文格式竟然不用单独订正。“很多亚洲来的学生论文格式都很不严谨。”他有点不客气地说，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

我笑笑，想起已经退休的Mrs.Hall。

不知道老太太现在在哪里，没有了学生们，过得好不好。

粤语课

初到香港，我发现大街小巷人们说的都是粤语。

港大的授课语言是英文，所有的作业、论文考试等也都是用英文进行。我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和教育学双学位。大概因为专业的关系，平时老师同学都用英文交流。

然而走出校园才发现，街市里、超市里、商场里、餐厅里，所到之处大家都在讲广东话。搭台吃早茶的公公婆婆在用粤语聊天，公公皱着眉头，婆婆则半带着微笑，比比画画解释着什么；街市里汗流浃背的搬运工人们彼此用粤语大声打着招呼；商场里售货员用粤语介绍着我喜欢的小裙子，叽叽喳喳的声音高而尖锐；本地同学们交头接耳，笑嘻嘻地用粤语闲聊。

我渐渐变成半专业猜谜者，像猜电台中聋哑人手语一样破解着语言的谜团。一开始听得到却听不明白也不会讲，像是尚可见到光明的聋哑人，我常迷失在一片窸窸窣窣的声响中。

从那时开始，我看了一些粤语书籍，觉得这种语言精致简练，挑食也会说成“拣饮择食”。“还未”则是“还没”，有一种古风的韵律。然而，我仍然是不太会讲，不过是渐渐听懂了一点点而已。

大概是发现了我们的窘境，港大给我们本科生开了粤语课。授课的老师叫Wendy，短发大眼睛，笑起来两颊圆嘟嘟的，眉毛粗而黑，五官是香港人常见的，略有一点小雀斑。

Wendy上课很有趣。她从粤语音调教起。广东话有九个声调，阴平、阴上、阴去、阳平、阳上、阳去、阴入、中入、阳入。面对平时在四声语言中长大的我们，她并不着急，只是慢慢一句一句带我们读单字。

粤语中很多词语的表达方式有别于普通话，不仅声调不同，读音和用词也不相同。在北方平时所说的“吸管”在这里变成“饮筒”（yum tung），地下室叫作“地牢”，面酱叫作“面豉”。我渐渐还学会了“依家”（yi ga）即为“现在”，“几耐”（gei noi）即为“要多久”，“几个字”是“几刻钟”的意思，“几粒钟”就是“几小时”。

我很怕犯邯郸学步的错误，粤语没学好，普通话却带上了广东腔。

在我们大致学会一些基本词语后，Wendy带我们一起学了几首粤语歌，记得有谢安琪的《年度之歌》。Wendy给我们听了几次以后，要全班一起唱。

于是，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整班一起唱起来：

“曾经拥有的春季，曾经走过的谷底，

人生是场兴替，忽高也忽低，不输气势。”

我们唱得并不标准。“谷底”唱成“菊底”，“春季”唱成“春闺”，但Wendy也不生气，只是微笑着听着，圆圆的脸庞因开心像是亮了起来，灯光下发光一样，是人们快乐起来的那种熠熠生辉的样子。

后来的日子里，我渐渐发现香港人对粤语的由衷热爱和维护，即使不标准如我，常“食”“死”“洗”不分，“噪”“吵”说不清楚，把“喊”说成“哭”，也并没有人流露出丝毫的不耐烦。和北京人、上海人对外地口音的挑剔相比，香港人仿佛由衷欣赏外地人讲粤语的诚意。在商店里，即使我讲的广东话并不能让柜员听懂，她们仍然保持微笑，继续用广东话仔细问我：“你说的是不是这一件衫呀？”

后来，Wendy给我们布置过一次考核内容，要求用广东话做两分钟的自我介绍。我写了很长的一段提纲，几乎翻遍了过去的讲义，把自我介绍当作所学词语汇报。录音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只小鹦鹉，叽叽喳喳重复着学过的那些似曾相识的词汇。

鹦鹉一般，从北到南，模拟着迁徙的轨迹。

我想起小学一年级刚刚学英文后，老师要求做的自我介绍。似乎也是拼凑起不同的词语，查字典，试图用到“独特”的词汇。回头再看，成长的轨迹并没有偏离，不断否定过去，试图用否定更加肯定现在的自己。

走了那么久，却似乎没有离开原点很远。

小学那个小小的我，捧着大大的笔记本做英文自我介绍。十几年后的今天，长大了的我正在异乡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尽管它是汉字体系的一种，带给我的挑战却远比小时候初识汉字时要大。它是一个成年人试图融入一个新社会的尝试，带着不断否定过去、不断尝试改变的痕迹，告诉自己成长是人生不间断的探索。

直到今天，我仍然常常碰到新的粤语词汇。前几天刚刚知道“发仔寒”是“疯狂想要小孩子”的意思，“拉布”则形容“议员们用冗长的辩论拖延议案”。粤语像是一个奇妙的万花筒，我一直都不敢说自己真正掌握了这门语言，一如母语。反而，常常带着好奇望过去，又发现自己从未听说过的词汇。

然而，每当我倍感惊讶或被吓了一跳，仍会条件反射地说“哎呀妈呀”而不是“唔系啊嘛”，仍然喜欢说“一般般”而不是“麻麻得”。有时回到家乡的北方小城，我会一下子感到特别放松，一觉醒来对着北方松软干燥的阳光和空气，就有突然冲到大街上的冲动。我想要拥抱每个路过的人，用北方口音的普通话和他们聊天；我想去餐厅、去商场、去游乐园，用普通话和每一个路过的人打招呼。

当然，这种念头也是转瞬即逝的。我还是留在了香港，常常用蹩脚的粤语交流，也常常觉察不同语言的奇妙之处。

ABODOMO老师的语法课

港大二年级的时候我修了一门语法课。老师是一位中年黑人，有点胖，脸上终年架着一副黑色镶金边眼镜。他仿佛总是在笑，厚厚的镜片后面目光温和。大概是来自非洲热带国家的缘故，他穿的衣服都是鲜艳的宽大长袍，多是印着热带的阔叶植物，五颜六色，走起路来呼呼生风像是移动的热带园林。

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A．Bodomo”几个大字，还读了一遍给我们听。他的英文带了一点黑人口音，听起来就像是“阿播多摸”。刚学拼音的时候老师会带我们读“a bo duo…”。不知是语言学的直觉还是开玩笑，大部分学生以后就叫他“阿播多摸教授”了。

我在校园远远见过他两次，一次在初春，一次在初秋。两次他都穿着鲜艳的宽大袍子若有所思地自顾自走着，脸上还挂着习惯性的微笑，在满是亚洲人的校园里很显眼。

我从小很讨厌语法课。主谓宾、定状补尚且不能完全理解，做语文、英语题目时全凭平日积累的“语感”。所谓“语感”，也只不过是从小到大读了一点书罢了。在中学时代还好用，到了大学，当语法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和专业时，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

语义学还好，主要研究的是语言的发展和在沟通之中的作用。Syntax则显得复杂很多。因为研究的是语法，即句子短语的构造、连接和描述，里面常常包含embedding、recursion、coordination等构造，需要详细加以区分。我的语感技巧到拆解句子、分析构造时就显得不够用了。

第二堂课，阿播多摸也不啰唆，径自讲解动词短语和形容词短语。说是讲，他其实只是写了一个动词，前面后面加几个词语，再写一个形容词，前面后面再加一点，就算是各种短语了。他也不客气，大概以为是极基本的内容，笔锋飞快而且写完就擦掉。

正在埋头做笔记的我抬起头来打算抄第二行板书，结果发现被擦掉了，擦——掉——了！

这时Abodomo老师正讲到关键，开心极了，开始飞快地跟我们聊specifier、modifier和complement等句子之中的组成部分。板书也不写了，随口说一个句子，再从中拎几个短语出来，问我们在句子中的作用。竟然有几个人随便猜了一下，反正三选一，当然有猜对的。他就更加开心了，认为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本堂课的内容，很快留了家庭作业。

下课后，我孤独凌乱地坐在那里，试图回忆刚才发生了什么。

Abodomo老师的作业也很有意思。他会给出一个很长很长的句子，期待你用树状图的方式分解句子，一点点标注好各部分在句子之中的作用。这样的图既简单又难。简单的是组成部分就那么几种，只要找对一个确定的部分，剩下的就可以顺藤摸瓜依此类推；难的却是每个部分之间相互联系，有一个部分多了或者少了，就会影响其他部分。

为了训练，一个普通的图表要拆解成一个个不同的部分，从头到尾分别开始推算顺序，有时要分几种方式拆解才能完全理解。

Abodomo也不着急，每节课仍然不管我们会不会都扔下作业来。课堂上仍然喜欢即兴抛问题，也不解答，板书仍然写得飞快，擦得也飞快。

他似乎以为我们都是小天才，抑或知道我们不会的内容自己会回去读书温习。期末考试前，所有人都很紧张。“多摸”老师依然穿着宽大的袍，一学期下来似乎又胖了一点。本来大家期待最后一节课会是寻常的“划重点”，谁知他也够坦白，笑容满面地说：

“我们没有重点，考试就是给个句子画树状图。错了就扣分，看看有没有人是负分。”

我大惊失色。本来期待着有点填空什么的送分题，或是小论文。没想到通篇都是画图！画图这种事情，越是心急越容易出错，基本功好不好完全可以在考试中反映出来。

我只好认认真真回家把每一种句子组成仔细看了一遍，又找出许多长句子练习。考前的几天里几乎一有时间就拿出本子来画图，看到一个长一点的英文句子就想着画图，甚至做梦的时候也在思考画图的问题。噩梦就是图画不出来，卡在考场上，眼看要得负分了。

那门课我最后的成绩是A+。这是我在文学专业上的第一个A+。我猜大概是画图救了我——一个语法盲。不过焦虑也是真的，每天逼着自己画几百次语法图，枯燥乏味完全是靠毅力在做事。

后来，我又见过几次Abodomo。听说他给大部分人的分数都很大度，我们那个班级的学生很多都拿到了A。相比其他文学类教授最好只给B的做法，我相信他还是宽容的。或许是知道内容有些难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一个英文句子就立刻画出一个图出来。

说到底，他也不是一个过分高估我们和他自己授课水平的老师，不是个随便讲讲就带过，然后评分苛刻、喜欢穿印花长袍的“怪叔叔”。

也许，他猜到我们面对着图表的样子，心中还不止一次暗自发笑呢！

港大“上庄”经历

在港大，参加学生会或者学生社团叫作“上庄”。

我的“庄”是一个很小众的，港大青年文学奖协会。说它小众是因为本港大学读金融的最多，学生们更喜欢加入金融投资类的学生组织。而我们的“庄”是提倡看书读书的。在香港赚钱是正事，读书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我们做过几次书展，为了普及大学生读书和关注文学的意识。是在平台上申请一小块地方，摆放好自己的牌子和摊位，鼓励大家登记成为会员，一起探讨文学。

书展的书则要先去旺角进货。一直听闻本港书商经营惨淡，直到到了旺角我才发现确有其事。因为昂贵的地租，书店只得从地面沿街铺面搬到了沿街大厦的二三层。顺着窄窄的楼梯上去，只见书店被夹在密密麻麻的楼中小店铺之中，旁边是售卖衣服和化妆品的粉红色店面，书店就小小的一家，打着淡绿色的招牌，几乎要隐没在缤纷的色彩之中。

书店里很小，空间狭窄逼仄，摆放了太多的书籍。大大的陈列桌一排排铺过去，占据了店中大部分空间。上面一层一层摞着无数的纸质书。旁边的书柜上也是。我们清点好书的数目，搬上手提车，再搭出租返回校园。一路上沉默不语，心中希望可以卖多几本，也算是帮店主继续维持小书屋。

回到校园，要几个人轮流守着书摊。书摆好了就会有络绎不绝的学生停下来，有的是买书，有的是想加入社团，更多的则是询问一下社团接下来的计划。我们往往会告诉他们我们的脸书主页，再介绍一下接下来的社团活动。我也曾经看过几次书摊。如此几日下来往往可以卖掉一半书，然后把剩下的书籍送还老板。

作家讲座也是常要举办的活动。会提前和一些本地作家联系，询问是否愿意来学校开一场和学生们的讨论会。我不大认识这些作家。现今香港90后作家大多有自己的小众圈子，在小圈子里颇受推崇。但出生在内地的我们却很少听说他们。印象里大家往往在讨论会上围成一圈，问作者一些问题，包括写作的心得、经历、收获等等。

有时来的人不多，我们就自己参加。我记得参加过一场。开始只是有点无聊地坐在那里。因为那个作家年龄还小，写作似乎还只是她的爱好而已。我也没有读过她的书，直觉认为年轻的小孩子缺乏社会阅历，可能写不出有深度的文字，所以只是机械地听着。

隐约记得她说，“文学不是为了描述这个世界，而是为这个世界提供想象的切口，提供一个多维度看待世界的角度。”这句话到现在我仍然记得，作者的样子反而已经记不真切了。

我们也办创作班，邀请作者来开课讲写作；也举办茶聚，和爱好文学的同学们一起讨论读书。

现在我仍然记得当时的认真。十几岁时候加入的社团，开学时接受问答一整天，之后组织书展、作家讲座、茶聚，认认真真做阶段和年度规划、财务汇总，做宣传单、整理脸书主页、制定活动流程，即使活动的普及度并不高。

大概是读文学类书籍这个主题在香港仍然不够主流，虽然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支持，仍然只是一种在继续进行的努力推广罢了。很有趣的是，我见到了很多努力坚持自己梦想的人们。

说什么文化沙漠，他们偏要从沙漠中开出花来。

我挺佩服这一类人的。人生苦短，能够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未尝不是一种执着，是值得尊敬的，也是值得祝福的。

高桌晚宴

港大的学生舍堂常会组织高桌晚宴（high table dinner）。我的舍堂是李兆基堂，大约每年四至六次高桌晚宴，都在港大本部大楼陆佑堂里。

作为舍堂传统，高桌晚宴被认为是需要精心准备、认真对待的一项社交活动。男生穿西装、女生穿小礼服，常是优雅的小黑裙，有的女生甚至穿及地长裙礼服，再隆重一点的，要穿绿色的学士服。高跟鞋是一定要穿的，尽管要经过港岛的一段山坡。

每到high table的夜晚，女生往往三两成群很早就开始化妆。宿舍里像刮起了一阵彩色的风，黄的橙的紫的眼影、黑的白的灰的裙子，还有高跟鞋踩在地面上发出“哒哒”的声响，暗里掀起一股莫名的期许。

女生们化妆的时候还不忘叽叽喳喳闲聊着，或是小鹿一样站起身，一溜烟跑到另一个房间询问是否有贴眼睛的双眼皮贴。眼线画歪了的咯咯笑着，央求身边女生帮她重画。有的是化妆新手，化完看起来像宿醉的夜店女歌手。

大概从那时起，我固执地认为女生化完妆都是很相似的：一样暗色的眼影，黑色眼线勾勒好的眼尾，长长的扑闪着的睫毛，眼眸流转像是滴晶莹剔透的水滴，阳光下钻石般折射着异彩，玲珑而美好。

都是女人，越是重要的场合越是没人愿意输。

然后一瞬间，所有水珠都心安理得地汇入河流湖泊，继而入海。从水珠到水流，再到茫茫沧海，水滴失去了从前的光芒，只是发现海里那千万颗类似的水滴——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就好似一群群精心打扮的女生去参加高桌晚宴，人流涌动像是涓涓细流汇入茫茫大海。

陆佑堂四壁早已亮起灯光。作为港大的第一座建筑，陆佑堂有百年的历史，可以容纳几千人。明亮的吊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窗帘合拢，整个房间充满柔和的光线，像是午后从窗帘缝里透出来的那种光，并不明亮，却带着些许热力，久了让人昏昏欲睡。

几条长长的桌子纵向放着，像极了《哈利波特》里大礼堂开学典礼的场景。每条桌子极长，两侧坐人，可以容纳几百名学生。桌与桌之间是狭窄的过道。另外一侧的高台上也有一条小长桌，坐着舍堂监理人和他邀请来的演讲嘉宾。

餐桌上已经放好了成簇的鲜花和每个人的刀叉餐碟。循西餐例，高桌晚宴都采用分餐制。开餐前，照例要听演讲人的长篇大论，然后才可从一个个鱼贯而入的侍者那里得到自己的食物。

我一直认为好的演讲应该是恰到好处，像瑰丽的珠玉，可能只是惊鸿一瞥，已让人对瞬间的美好念念不忘、回味无穷。发言人大都是舍堂旧时的学生，曾经无数次坐在这个礼堂里参加过高桌晚宴，时隔几十年再度被邀请回来，坐在主席台上成为那个演讲的人。仿佛时光倒流，所有年少往事重回心头。只是从前一起坐在这里的那些人早已两鬓斑白。往日曾经年轻的面庞换了许多轮，不变的是年轻漂亮聪明的众人，变的是自己。

没有人会永远年轻，这世上却永远有年轻漂亮又聪明的人，年轻的脸庞和皮肤、聪慧的眸子，新的智慧、新的科技、新的风云人物。

有的发言简短而幽默，我们侧耳认真听一会儿，时而拍手叫好，时而捧腹大笑，正准备再好好聆听，发言却一下子结束了，令人回味无穷；有的发言却是冗长的，从发言人的少年时代讲起，曲曲折折直到四五十年后的今天，仿佛要带所有学生重走一遍青春岁月，往往让人失去耐心。

此时的礼堂灯仍然亮着，却亮得夸张，像是泡沫一样泛着光，渐渐升腾起来，又慢慢融化，“砰”的一声破碎了。建筑物的墙壁缓慢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被高跟鞋挤压着的脚突然间变得很痛。整个礼堂就这样慢慢缩小，变得无趣。自己像是茫茫人海中的一个点，被无限放大，却又瞬间消失。

此时，礼堂长桌上往往亮起星星点点的屏幕微光。90后的学生觉得无聊，开始玩起手机。

终于等到开餐。食物因为要供应几百人，往往质素一般。头盘常是沙律，一份份盛在银白色碟子里，由一个个鱼贯而入的侍者端进来。我们认真地坐在位子上，等他们把碟子一一安放好。这时，大厅才渐渐热闹起来。学生慢慢开始吃东西，互相小声聊天。

这也是社交活动的开始。

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穿得漂亮，也精心打扮过了，心情亦变得很好。在主餐上来之前，往往已经和身边人成为相谈甚欢的朋友。起初，我的广东话并不好，只是微笑着听着，没想到左手边的男生Shingo直接用普通话跟我聊起天。他是我们楼上那层的男生。因为两层结了联谊，所以平时经常在一起活动，彼此也打过招呼。

Shingo是典型的港男长相，个子不高，有点棕黑色的皮肤，眼睛小，高鼻梁。

“你似（是）内地哪个省的？”Shingo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问我。

“山东，山东烟台。”回答的时候我有些拘谨。故乡是小而静谧的海滨城市，不确定眼前的这个香港男生是不是知道。然而我又不想他难堪。

“哦！我知道！你们是不是很近青岛？”后来，我慢慢发现，香港人对内地沿海城市有着很高的辨识力，而且他们大都到过青岛，往往以青岛作为山东的标志。

“是的，很近。”我笑笑，对他眨眨眼。Shingo也笑了。我们低头继续吃饭。

主菜后的甜品常是芝士蛋糕，有时是巧克力雪糕配饼干或提拉米苏。进入到吃甜品的环节就意味着晚宴快要结束了。监理人会做最后的总结发言，然后撤掉台上的桌子，全体起立，目送他们离开。

接下来就是合照的时刻了。每个楼层好朋友们会手拉手一起上台合影。我至今仍保留着十四楼女生一起在台上的合照。二十多个盛装打扮的女孩挤成一团，笑着跳着像是要冲过来触摸屏幕一样，在照相机里笑成色彩缤纷的一个瞬间。

这样的瞬间像是自习之后慢慢走上回宿舍的山坡，向山下眺望港岛万家灯火的瞬间。那么温暖，灯光中仿佛融着千万个家庭的喜乐，一盏盏灯光像在倾诉一个个故事，快乐的、悲伤的，可能今天是他们的故事，明天就成了你我的。但此时它们静静眨了下眼，融汇在山脚下那璀璨流转的灯光中去了。就像照相机里的那个瞬间，快乐而又仓促，因为被偶然定格才瞬间静止、凝固。

我现在仍然会拿出这张照片来看。年轻的日子里那么快乐，漂亮而又聪颖，穿着高跟鞋和漂亮的小裙子，在陆佑堂参加的高桌晚宴。

这个瞬间和过往的许许多多片段一样，清晰而又模糊，一阵风般散了，晴日的夜里，我们像水滴一样聚集在一起——参加过的高桌晚宴。

公关实习生

香港人做事节奏快，要求高，生活得也紧张。学生时代起就这样，每天下课后背着小书包赶三场补习是常有的事。好不容易考上大学，暑期自然也不能浪费，大家都削尖了脑袋找实习，想在未来的就业市场占得先机。

大一暑假，我在香港一间公关公司实习。公司在鲗鱼涌，主要为一些上市公司提供组织信息传播、形象关系协调咨询等工作。

香港夏天里热气蒸腾。整个城市像是闷在干冰罐子里，终日有一层湿热的水蒸气笼罩着人和树木。蝉鸣、鸟语都没了力气一样有一搭没一搭的，偶尔发出一点声音做个样子罢了。

那时我只有十八九岁，第一次实习着实有点忐忑。穿连衣裙还是裤子？高跟鞋还是平跟鞋？包包背大的还是小的？应该怎样和同事做自我介绍？附近有什么吃饭的地方？最终学着电视上白领的样子买了白衬衫和黑色A字裙，还有黑色的四分跟鞋子，自己在镜子里看上去仿佛立时成熟了几岁。于是，心里也觉得踏实了一点，仿佛老成就是实习的资本一样，可以让我快一点融入身边的环境。

鲗鱼涌的大楼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画风。玻璃墙体在阳光下反射着一丝游动的刺眼的光，随着人的移动而不断闪耀着。大厦里面则全都是自动化的。自动化的刷卡进入设备，自动化的电梯和电子门。整个大厦内部像是一个高大而闪闪发光的工厂，各个零件和工作的人们一起，构成了每日更新的流水线。

这一刻，我站在公司门前，怀着忐忑的心情按下了门铃。

门开了，带我的毛毛姐出现在眼前。她的外号叫“小毛”，大家都叫她“毛毛”。而我则叫她“毛毛姐”。毛毛姐是个快言快语的直性子的人，在重庆读完大学，又到香港城市大学读了一年研究生，毕业以后就到该公司工作了。她叫我“小朋友”，带我到座位坐下，一一解释工作内容。

我的工作很简单，每天早上要打开Bloomberg的新闻系统，在里面找到有关我们客户公司的最新报道，然后按照格式做成早报内容发给毛毛姐。她看了OK就会立刻发出，不然就会扔回来给我，通常是因为格式不对或遗漏了词条。有时候我也帮忙校对文件，看看有没有错误疏漏。

毛毛姐很忙，每次来找我都是高跟鞋“哒哒”一阵急促的响声，一抬头她已经出现在面前。后来，我还认识了“大只仔”顾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他是刚刚来公司的实习生，比我大四五岁。常常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不知道从哪里就冒了出来，扬言知道附近最好吃的鱼蛋粉在哪里。于是，中午大家就组团吃面。顾哥的消息往往很灵通。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内就吃遍了公司附近大大小小的餐厅。一群人中午想不到吃什么的时候就会大喊：“顾哥，你中午吃什么？”

唯一一次出外勤是去湾仔帮忙维持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一早在接待室里摆好了水果、饮料和蛋糕，精心准备了桌椅和餐具。下午三点一到，老人家们差不多提前一小时便开始入场。

人渐渐开始多了起来。再后来的老人家没了座位，站的地方也显得拥挤，便索性把东西开始往袋子里装。我们见状不好制止，只能无可奈何地跑来跑去增添食物。

还好此时四点钟到了。毛毛姐带着我打开了会议室的大门。老人们鱼贯而入，整个会议室瞬间充满了谈笑声、咳嗽声，窸窸窣窣一阵细碎的声响。只有发言人的讲话声渐渐听不清楚了。此时的我紧张地看向毛毛姐，却见她镇定极了，面无表情地小声说道：“每次都是这样，大家已经习惯了。”

后来主持人维持了几次秩序，发言人的话也就可以听清楚了。无非是集团第一季度业绩以及发放股息的情况。老人家们对股息极为看重，几乎只有在宣布股息的那一段时间是安静的。

我的实习只有一个月就结束了。过了几年，记忆已经残缺不全。印象最深的就是摩天大楼、玻璃幕墙和那次股东大会，其余的都像是雾里看花，只记得模糊的影子，不太真切了。

现在想来我那时还是太年轻，很多事情都是傻傻跟在前辈后面，没有主动做过什么，也没有特别认真地学习。很多时候也不太说话，只是静静地看。但我仍然很感激那次实习的经历，那是我第一次在香港实习，对我日后影响很多。

所以说，大学的假期里闲下来的时候不妨去报名实习，就算是不喜欢这份工作，至少可以看看行业百态，对我们未尝不是一种锻炼。

男校教书记

大一下学期，我和Daniel在一所香港本地男子中学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实习。

Daniel是香港人，小眼睛，平头，喜欢八卦。他有很好的时尚感，知道条纹衫要配单色裤子，夏天穿裤脚卷起来的七分裤和棕色凉鞋。他更喜欢和女生们泡在一起吃下午茶，聊香港宅男女神周秀娜。

我们实习的学校在深水埗，是香港相对比较混乱贫穷的区域。Daniel就是在这所学校的中学毕业的，实习前绘声绘色跟我讲述附近小花园里面黄肌瘦的吸毒者和衣衫褴褛的乞丐，我只是斜着眼看看他，问：“你不害怕吗？”他答：“不害怕啊！”

于是我说：“那就对了，你都不害怕。”说完眨了眨眼。他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以后就不再提起了。

后来我发现这个区有很多流浪汉，在公园里席地坐着无所事事数着枝头的树叶。当然因为总体薪酬水平低，区内也有便宜大碗的豆腐花、公仔面、大排档和烧卖店。总之人情味很浓，危险程度很低。

学校在香港是Band1。按照排名而言，Band1是相对最好的学校，学生进大学的比例也是最高的。对比Band2、Band3的学生，Band1的学生也更加努力乖巧。

校园正中央有一棵参天大树，枝丫一直延伸到二楼和三楼的阳台上。周一的时候我们站在学校的环形走廊上看下面的男孩子开早会。因为是教会学校，周一早晨照例要聚在一起，朗诵一段《圣经》里的句子。男孩们溜溜达达跟着班主任，从小萝卜一样的一年班到已经开始装酷耍帅的六年班。小一点的脸上带着稚嫩的好奇和兴奋，互相推搡着打闹，大一点的则脸上挂着桀骜不驯的笑容，略显不耐烦地瞥一眼环形走廊上的老师。

透过大树斑驳的叶子，我看到夏天的阳光在他们脸上筛下一个个金灿灿的影子，隐约映出小小圆形的叶子的形状，静静地把投影撒在喧闹的院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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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想胡乱地弹一通钢琴

恨不得把衣橱里的衣服全烧了

真想把戒指和项链都从楼顶上扔下去

真想一次连抽十支烟

这样就能摆脱烦恼了吧”

青山七惠在小说《一个人的好天气》中这样描述年轻时的烦恼，那种没有缘由的对生活的沮丧，仿佛得到了的又扔掉，想扔掉的却永远扔不干净，人生总是这样，有时得不到、有时不甘心、有时却又不想要。

有时候我觉得这也许就是我班级里男孩子们的烦恼。这是二十几个初中四年级的男孩子，仿佛一个个青涩的谜团。半大不小的年纪，常常在课堂上无缘无故咯咯傻笑，也常因为一点小事几个人闹成一团。下课了仍然玩着推推搡搡的游戏，上课时偶尔还会折个纸飞机，被表扬的时候极力绷住笑脸装酷。

这样谜一般的男孩子二十多个聚集在一起，常常需要费心费力地猜测他们的想法。作业总有几个顽固分子不肯交上来，即使课后罚他们当场补写也是一副懒懒的神色。默写总是有固定的小错误，强调多少遍都改不过来。听到考试，整个班级就像是漏气的气球，一个个打了蔫，垂头丧气的，小眉毛皱巴巴拧成一团。

我觉得他们也许是有很多烦恼的。有时候下课了，几个男生会静静地坐在那里，眼睛望向校园中的那棵老树，目光随着树叶在风中来回躲闪。然而我很难参透他们的想法，仿佛隔着性别和年龄的鸿沟，这些男孩子的心思像是加了密码锁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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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and1不只学生压力大，老师的压力也很大。

很多香港家长被称为“怪兽家长”，这种情况在Band1里尤为常见。在香港，高中升大学的压力极大，很多家长在幼儿园阶段已经挖空心思要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等到了中学，稍微一点点的成绩差异，也许只是一次测验比上次低了几分，都要给孩子多几次课外补习。

教师们也因此经常要面对许多找到学校来的家长。由于是实习教师，又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很多家长觉得我们没有经验。虽然只是上课两周仍然穷追不舍地来到学校，要求我们详细描述接下来的课程进程。

除了面对家长，备课的任务也很繁重。

在香港，每节课都要提前准备幻灯片，需要提前把课程以可视的方式展现出来。如果是阅读理解课，要准备相关的阅读内容；如果是新的单词学习课，则要准备大量的图片、背景知识、相关短语和单词用法；作文课要准备好范文和精彩句子赏析，还要准备好具体的段落格式和拓展阅读。

每日的作业也要酌情处理，太多，学生会大声抱怨；太少，家长就会找上门来，抱怨老师太松懈。除此之外，每天还要批改作业、准备考试内容、带领兴趣小组准备话剧社等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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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我们在校外吃午饭，也会遇到本班学生。我对这个年纪的男生有脸盲症，觉得他们差不多都是一个样子。于是常常在学生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只能点点头笑一下，却不知道谁是谁，是不是我们班上的。

有一次，班上的Jason和Jeffrey迎面走过来。我看到了立刻说：“David，Benson，你们测验成绩不错，要继续努力呀！”然后看着他们一副困窘的表情，才意识到可能认错人了。联想起自己中学那会儿最担心被老师认错，不由得心生苦恼，怪自己没好好辨认就随便张口。

没想到过了几秒钟，他们两个就笑了，乖乖点点头道：“谢谢林老师。”然后一跳一跳地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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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生年龄小，普通话也讲得差，偏偏我的粤语也不好，刚好课堂上只能用英文。许多其他本地老师会偶尔在学生疑惑的时候用粤语解释几句——这是被禁止的，只因英文课要保持英文交流的习惯，给学生用英文理解英文的机会。

然而，急起来的时候谁都顾不上，毕竟只是希望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很多学生也就慢慢习惯可以在课堂上得到粤语的提示。

有一次我放幻灯片，解释新单词“slogan”。我给了几幅图片，是麦当劳和耐克等品牌的标志，用英文告诉他们是“商标”的意思。但孩子们已习惯得到一个粤语的中文解释，因而长时间表示困惑。

于是，我告诉他们，这是一个课堂小测验，五分钟的时间自己在字典和电脑中查出“slogan”的英文意思，用英文写下来。得分按照理解和描述的准确度来算。

香港学生对于考试有着天生的敏锐性。大概是因为本地升学压力极大，只有少数优秀学生可以升入大学。因而，每个人都拼命抓住一切上升的机会，这是家长的教育结果，也是制度使然。

这次测验的结果很有意思。学生们用一张张皱巴巴的纸条极为生动地诠释了英文“商标”的意思。有人用英文解释完，还画了几个商标；有人干脆写了阿迪达斯等名牌的商标；有人甚至用英文写了商标的选取标准和用意。

从那时起，我渐渐明白：我的学生都是聪明而懒惰的。道理都懂，却依然渴望老师可以指出一条捷径，把一切都用粤语解释给他们听。

他们自己好像也明白自己的小错误，渐渐不再用粤语理解英文单词了。

在山上的学校里实习

毕业前，我进行了第二次教学实习。

这是结业考核的一部分。实习期一个月，要独立带一到两个初、高中班级。期间会有港大的教授来听三次课，打分做反馈。还要每天写授课笔记、上交备课资料等等。

实习学校是港大的一个附属书院，离海洋公园不远。早上上课的时候路边的花儿都开了，春日里喜气洋洋的，一朵朵连成淡粉色的海洋。从巴士车站走去学校的路上，抬眼就可以看到远处海洋公园的那一面山上大大的海马型标志，仿佛刻在山体上一般，是绿色树丛中略显疏离的几条线，错落地连接起来。

从教师办公室的窗户中望出去，整个校园建在一个小小的山包上。因为地势起伏，稍低一点的树木可以看到郁郁葱葱的整个树冠，春天阳光下伞一样探出来，覆盖了一小块空地。高一点的树则只能看到一部分叶子，筛落了一层光影，映在地上像一幅灰色的铅笔画。校园里多是淡粉色和黄色的小花，似乎走到哪儿都可以见到它们的影子。

学校经常组织学生自编自导一些活动。我在的那一个月是普通话月，大课间常可以见到全校学生围在操场上的台子周围，看某个班的同学表演自己排练的情景剧。香港学生普通话不太好，我有时靠近了看也只能猜出差不多八成表演内容。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表演中文版《流星花园》，杉菜被叫成了“三才”，道明寺成了“道明次”。

我带了初二的一个班，有时也帮我的指导老师照看高三的另一个班。初二的小孩子像是一个个小土豆，刚刚发芽，胖乎乎圆嘟嘟的，男孩女孩都长得差不多。女孩大都是长头发，穿了淡蓝色的校服裙子和黑色的皮鞋，常戴眼镜，脸上还有点婴儿肥。香港本地女生小时候大多皮肤黑一点，看起来有点男孩的样子。男孩则长得更矮，还没有开始长个子，脸上常是带着羞涩的笑容，动辄在课堂上傻笑。

高三的学生其实基本不用我照看。他们下了课常喜欢几个学生把老师围起来问问题。男生大都一米七八的个头，几个人把老师围在中间，看起来像是黑帮集会。他们也很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喜欢看到女生时吹口哨抛媚眼，明明青春期的小男生非要把自己弄得很油腻。

我常给初二的学生上下午第一堂课。孩子们年龄小，又刚刚吃过午饭，春日下午第一堂课常有人睡着。所以一般重要的新知识不可以放在此时讲。这种课上有时做阅读，有时做默写，有时回顾复习。最重要的是，时刻注意学生们的举动。

班上有一个叫Daniel的男生，常在此时陷入梦境。我总提前注意到他困了，冷不丁请他起来用某个单词造个句，或是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或是朗读一下课文。Daniel好像被人突然用锤子敲打了一下，猛地站起身来，发言后至少十分钟内都很清醒。

还有时，我要陪学生们玩游戏，做抢答题，答对的可以拿到一盒巧克力。因为只有三道题，所有学生的注意力一下子都被吸引过来。即使困了的也因为身边同学的跃跃欲试和讨论声音而不再想睡觉。

那个月，巧克力帮了我大忙。几乎所有的小孩子都喜欢。等他们再大一点，到了高三，就更注意扮酷和扮靓。巧克力基本就没用了。

那时，我常和学生玩的一个游戏就是要全班人起立，一个个回答问题。抢答对的可以坐下，错的就要重新站着。因为速度极快，几个反应快的学生每次都可以前几个坐下；反应慢或基础差的就常常要站到最后。

Ling就是其中一直站到最后的一个女生。她比较内向，几乎从不说话，文具总在桌上摆得整整齐齐的，小熊维尼橡皮擦紧挨着米妮的铅笔。上课时，她总低着头，有时画画，有时不知道在纸上写着什么，一叫她起来回答问题就羞红了脸。抢答时，她总是不回答，一直到全班同学回答完毕，我再给她一个额外问题，才能坐下。

Ling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女生。她的英文作文写得很好。在一篇写郊游的文章中，她很罕见地写到当地细致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一看就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研究的。

我于是常让她朗读作文，并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她，让大家学习她认真细致的写作风格。久而久之，她在课堂上积极多了，尤其是提到作文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笑。

我有时也带学生们去图书室看书。小孩子在图书室里跑着，拿着一本本书看来看去的样子，总让我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

香港的学生有太多压力，即使小小年纪已开始一场和同龄人之间的竞赛。大学名额少，只有少数人能读；而没有大学学位则意味着往后的人生更加艰难。日后还有极为昂贵的房子要买，要组建家庭，要在职业道路上不断上升，要养活自己的儿女和父母。香港的父母深知在本地生活不易，因而在孩子极小的时候就严格地加以要求。

其实传说中的“怪兽父母”大多也是逼不得已，知道这个社会终究会向自己的孩子出手，不如自己先帮他们尽量赢在起跑线上。

夏天是花儿开得最茂盛的时候，我们也差不多结束实习生涯了。

这次我给班里的所有同学每人写了一张明信片，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我告诉Ling，你很棒，不要害羞；告诉Daniel，世界这么美好，何必只顾睡觉；告诉其他每一个人，他们是独特的个体，是不一样的，是有自己价值的老师最喜欢的学生。

我希望我的学生喜欢我的明信片。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他们将有艰难的路途要走，要长大，要升学，要工作，要成家立业。

我很高兴在他们最天真的那段孩童时光遇到他们，陪伴他们一起走过一段我们共同的路。

业余时间

我在中学几乎没有“业余时间”这个概念。“余”是余下来的意思，但我所有的时间表都是满的，余下来的只能是少得可怜的睡眠时间。因而也就像是懵懂的小驴子一样围着磨盘一圈圈地转，试图把所有书本上的知识刻印般一点点刻在脑子里。

后来到了香港，大学课业虽紧可还是比中学轻松许多。最重要的是，可以自己安排时间，选择先做什么再做什么。作业大多是论文和阅读的形式，阅读的作业可能是几十页Reading，也可能是书本的某几个章节，读了或是没读老师无从得知，全凭自觉。当然，这自觉也一定会表现在考试和论文成绩里。

于是，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有了可以自己掌控的时间。香港是个物质化的城市，没事做的时候很多人会上街逛逛，看看今季流行的衣物、首饰、电子产品，就连电视上的广告也是教人们贷款的。年轻人世界各地追演唱会？没问题，贷款吧！买相机？贷款吧！去旅行？贷款吧！结婚度蜜月？贷款吧！连名牌包包都可以抵押贷款。

诚然，这里的人们还款能力和消费水平都很高。也不乏那些贷款享受生活的群体，业余时间意味着购物、旅行，提前透支未来的储蓄只为一刻欢愉。这个城市砖头最贵。老人们常说的话就是“买什么都不如买砖头”。然而，房价升到今天已经到了动辄每平米二三十万的地步。人们为了有一个自己的小窝往往耗费一辈子的心血，业余时间享受生活无可厚非。

毕竟生活在当下。

我常去看电影，幼稚地痴迷于迪士尼，也爱看轰轰隆隆的科幻片。之前也写过关于看电影的文章，有时一时兴起会独自去看一场很冷门的电影。

也读书。但发觉很难不带着功利的目的去读。阅读时间大多贡献给了英文的阅读作业或是其他专业相关的英文书籍。很长时间都没有好好读一部中文作品，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快毕业的时候有点空闲，就买了很多中文书慢慢读，觉得母语还是无可替代的。读英文可能要反复揣摩意思，中文简单扫一眼就知道作者要说什么。可能也是文化背景的原因，一旦了解作者写作的环境和意图后就对作品理解了一半。

大学时代业余时间常常追美剧。我从不追韩剧，也很少追台湾偶像剧，觉得二者假惺惺的，不太现实。内地剧里追过《欢乐颂》，之前也看了《人民的名义》。追得更多的还是美剧。我看美剧不太挑，有时候可以煲剧一天一夜也不嫌累。有字幕没字幕也不太在乎，反而看得很快，也听得懂。

字幕组倒是很辛苦的，常想着自己可能都做不来。翻译得好没人感谢，偶尔翻译错了看剧的时候瞄一眼就注意到了，会被人揪着不放。人就是这样，百分之九十九正确的翻译注意不到，有一处错误被发现就激动得一定要反复指出，加以责备。

也去旅行。澳门每年都会去几次，因为离香港近。闲下来的时候也去了新加坡、巴厘岛、瑞士、法国和美国。在美国待了一个月，只是旅行，和朋友开车穿过西海岸，很开心。

现在想想，大学的时候业余时间没有打工也是一种遗憾。兼职工作其实是港大公认的大学必做的几件事情之一。我集齐了“上庄”“住Hall”等几件，唯独没有做过兼职。

大学的时候我在几所中学当过实习老师，虽是港大安排的学期实习，也接触到了很多中学生。本地家长多以“怪兽家长”闻名，许多孩子小小年纪就背着沉重的书包，下午三点多放学后赶赴一个个补习班，像是要上战场的勇士般戴着厚厚的酒瓶底眼镜。

我们都有相似的中学时代。等到突然空闲下来，就不停地用买买买、吃吃吃、逛逛逛来填补，仿佛岁月欠我们的是无限的乐趣，我们只是变本加厉地讨回而已。却忘记那其实也曾经是我们最好的时候，是童心满满的年代，什么都不太需要操心，只要埋头在书本里面就好。日子是辛苦了一点，但未尝不是无忧无虑的。

大概生活就是这样吧，大学时代的业余时间多了也变得散漫了。人闲下来就会怀念从前，总觉得最好的时光要么已经过去，要么还在未来。

广州行

离香港比较近的内地城市，一是深圳，再就是广州。深圳最近，但整个城市终年奔波喧嚷，承载着无数外来务工年轻人的希望。深圳像是个漂在海上不断移动的巨大船舶，轰鸣之中透着孤独和疲惫。

这种感觉和香港很相似，只是香港是精致利己主义版的高效率和快节奏，深圳则是人口迁移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的焦虑。

我们因而常去广州，尽管要远一点，先在红磡坐火车，然后口岸过关、转深圳地铁，再转深圳北至广州南的动车。广州要从容很多，有一种宽容的大度，没有了压迫感，有一种天地宽广任我畅游的感觉。

三月的广州空气中氤氲着薄薄的一层水汽。水汽像透明的阳光一样懒懒摊开来，挂在树梢、屋檐，挂在城市早晨的天空中。带着这种雾蒙蒙的快乐，广州就心照不宣地在春天来临之前的清晨从睡梦中醒过来。

习惯了香港的高物价，广州餐厅的价格绝对是一种惊喜。在川菜店叫一大份水煮鱼、一份炒三色素菜、一份红油抄手、一份担担面，当然还要加一大扎酸梅汤和雪碧。鱼是放在小盆一样的大阔口碗里的，扑鼻的香辣味道，大块大块的鲜嫩鱼肉被烫成乳白色，和红色的辣椒一起组成好看的画面。炒三色素菜里的鸡蛋极鲜嫩，黄瓜又爽脆。担担面则是芝麻酱和柔软弹牙质感的完美融合。

买单的时候只有一百一十元。而在香港，同样分量的四个菜至少也要五百港币。

我们去长隆。酒店就建在度假区中。早餐的时候见到两个透明的玻璃墙围起的区域，一边是一群颜色鲜艳的火烈鸟，大都单腿站着，并不动，纤细的轮廓和鲜红的颜色构成了完美的视觉冲击，一整群在玻璃后面像是阳光下折射后出现的红色梦境。

另一个区域则是三只雪白的白虎。据说白色的老虎很稀有，因为颜色无法在野外作为隐蔽的保护色因而几乎丧失野外生存的能力。这里的三只静静坐着，眼睛直直地望向四周的玻璃墙，却并不像是在看人。它们似乎对周围游客们的相机习以为常，并不乱动，视线仿佛都定格了，很久才动一点。夜里我们以为它们有神秘的建在地下的洞穴会打开来迎它们进去。但有一次夜晚经过，它们仍然还在那里，三只雪白的影子在夜里有着清冷的颜色，像是反射着月光。

长隆动物园有非洲Safari一般的保护区，不可徒步只可乘车。小火车悠悠然穿过长颈鹿、斑马、袋鼠、犀牛、河马们的家。动物们乖巧得令人感到惊讶，只是远远地看着小火车，带着淡漠的不以为然，并不靠近。只有一只小斑马，据说是刚刚出生不久可以外出活动，挤在妈妈的背后目光随着火车游走，像打量一个游走的庞然大物。然而，就连它也很快不看了，凑到妈妈身边继续游逛去了。

园中有很多小学生，成群结队在老师的带领下游园。看表演的时候看得出他们很惊讶。长隆的动物经过训练，会根据表演的需要从一个特定的入口跑进来，稍作停留，再离去。孩子们惊讶于天空的飞鸟会划着长长的弧线飞进来，再拍打着硕大的翅膀飞走。偶尔有一只掉队的不肯走，停在高高的杆上，孩子们就笑着看它很久。大概是在笑它的特立独行。在年轻一代中这是“酷”和特别的标志，是90后和00后共同追求的目标。想有个性、有特点，想成为人群中不一样的存在，一颗耀眼的星。但社会生产的大多是批量制作的模子，把孩子们放进去，出来的则是适合各个岗位的精确雕琢的制成品。

于是，孩子们看着那只离群的不肯离开的鸟，笑着，像是看到那个心中熟悉而又陌生的影子。

走的时候，我们坐出租。跟香港出租比，广州出租大都卫生条件欠佳。香港是皮质的座椅，常常干净得一丝不苟，一辆皇冠车可以开几十年。广州则是白色的布铺在椅垫上，挂着黑灰色的污渍，像是许久未打扫，落满尘埃。因为是景区，司机大都要一个高价才肯载客。我们一时间无所适从，因要快速出园便也无可奈何。

下午下起雨，我陪小方去看客户，是在一片工业区之中的办公楼。因为周围环绕着各色加工小作坊和原料间，飞扬着细细的尘埃，太阳一照就融进阳光，成为细碎的金色微粒。许多骑着摩托的人在楼宇里穿行，就像是一个迷你收纳所，大楼里收纳着无数的布匹、作坊、工厂和展示间，都是对外开放的。左边是一堆堆摆在地上的布，捆成一团，纺织麻袋粗乱地裹着。右边则是一块块细碎的布料和漂亮的衣物，针脚完好，设计精巧，与商店橱窗中摆放着的别无二致。

天突然下起了雨，我和小方在毛毛细雨里继续找那栋办公楼。雨淅淅沥沥地落下来，一点点湿润了地面，还不至于打伞。终于找到了，我们的头发基本湿了，像是在尘埃中摆放了多年的玩偶，整个人涂上了一层淡灰色的影子。

彼此突然就笑了，想起之前在书里看到的一句话：“都是长了两条腿的人，大家都在乎。因此，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我们看到有个体老板从灰黑色的店铺里出来，转身开启身边的奔驰轿车。崭新的轿车在阳光和细雨中折射出金色的光，在驶出的一刹那照亮了旁边他的堆满布料的小店铺。另一侧几个工人正在机器上缝制着衣物样本，不一会儿他们手中就会出现一条条漂亮的裙子。裙子会作为模板，被看好后批量生产，继而出现在商店里、淘宝上和大街小巷人们的身边。

我觉得自己在广州更多的是见证，就像是坐在时代车轮上隆隆驶过的那些乘客一样，被放到了同一辆车里。开始是忐忑和不安，怀着审视的态度，之后则是淡然。

江湖不远，此刻就在我们的眼前。

深圳小记

在港校读书的学生们都喜欢深圳。大概因为隔了一道窄窄的边境线就是熟悉的乡音和土地，仿佛回到家一样。

又或许我们更喜欢回到熟悉的地方，为了不断重复来时的路，直到印证自我或是推翻自我。二者都是年轻人更喜欢的事。生活就是零和一的集合，不是零就是一。也许家和中国对我们就是这个“一”，香港则是那个无限循环的“零”。人们在“一”里找确定感和归依感，在“零”里找一种生活的平衡和循环。

深圳多得是年轻人。这座年轻的城市像是聚合于散沙之上。全国各地的打工者、创业者、大学毕业生潮水一般涌过去，像是沙粒一样不可捉摸，像河流和山川那样，逐渐雕塑一个城市的轮廓。

百年前菲茨杰拉德在写年轻人的时候说：“改变河道的走向和高山的形状是件很罗曼蒂克的事，那样生命就可以在这片此前从未能扎根的荒芜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百折不挠的钢铁，年轻的人们用他们的想象力的烈火将它们炼得简洁又可爱。”

这大概也就是深圳这座城市快速蓬勃发展的原因。太多的人来到这里，用自己的双手和想象力在一片空白之上建起了一个现代的城市。什么都是新的、令人激动的、有空间拓展的、年轻的、跃动的，就像这里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一样。这个城市有跳跃着的年轻的脉搏。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只要肯努力，谁都有机会成功。

我来过深圳两次，该怎么形容它给我的印象呢？

几乎每次都是和好友一起吃吃喝喝逛逛。在欢乐海岸我们看到夜空渐渐暗下来，没有星斗，只是黯淡的蓝。有一只只巨大的喷泉，建在五彩的灯光上，像是夜里迷幻的梦境一般，水流和颜色交织起来，驱散了一点点夜的暗。

我们看欢乐海岸略带幼稚的表演，是两个小精灵和烧毁森林的邪恶大鱼斗争的故事。捧着零食，笑着，聊着天，我们看到周围有无数个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都有着他们自己的故事，今天一起来看表演。他们的样子和我们没什么不同，年纪也差不多。

后来演出开始了，我们就这样静默地坐在台下，和无数个差不多的年轻人一起。命运在这一刻交汇到这里，在这一点。我们互相见到了，甚至没有点头，下一刻又要各自分散开来。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故事。

只是在这个瞬间，我们都是差不多年龄的、开心地看着演出的年轻人。我们都和朋友坐在一起，脸上带着笑，仿佛此刻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我们也去深圳欢乐谷。去了几个主题乐园后觉得欢乐谷已经是内地各大城市的标配。北京有，上海有，深圳也有。

欢乐谷只是大。没有广州长隆那种动物乐园般的主题和气氛；没有香港迪士尼般的精致；没有上海迪士尼的大气和梦幻感；更加没有洛杉矶环球影城那样，有无数部经典电影做园区的蓝图与脚本。

全都没有，却玩得很开心。巨大的园区有很多部分已经因为年久失修而关闭，开放的部分则成了一场自由探索的旅程。我们租了一辆电瓶车，两人轮流开着在园区中穿行。

电瓶车很小，只能容纳两到三人，有白色的遮挡阳光的顶棚，在园区中慢慢开着，像是坐上了一个小小的穿街而过的夏日梦境一般。因为开不快，慢慢越过绿色的种满参天大树的花园，越过爱丽丝漫游奇境的宫殿，越过电玩区的娃娃机和小餐厅，越过大型摩天轮和过山车。

两个人开着一辆慢到不能再慢的电瓶车在春天的园区里穿行着，遇到了好玩的项目就把车子在旁边停靠一下，下车徒步走过去。

直到今天，好久不去深圳的我脑海里只有年轻的人们和那辆白色的小小电瓶车，还有那个春天的下午，我们慢慢穿行于欢乐谷大而凌乱的园区里。

我觉得那更像是一场令我感到开心的梦境，暗暗契合了我对理想生活的要求。不疾不徐，以自己的步伐在凌乱的生活中找寻开心的事，在庞大的时间和空间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目标。

即使慢了一点，不心急，一步步走下去。

二十年前后，我与香港

二十年前香港刚回归的时候我还在幼儿园。模糊的记忆里老师早早放我们回家，坐在小红塑料板凳上吃着面前高脚凳上摆着的西瓜。电视机里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阅兵式震耳欲聋的呼喊声。

夏天一如既往的炎热。童年的记忆毕竟是模糊而又淡漠的。孩子的触觉和嗅觉里只有很局限的一块区域，大都给了操场上的蘑菇房子和黄色绿色的塑料球做成的小池塘。还有大家排排坐拿着小餐盘一起吃午餐，之后一个个排着队爬上小木床睡午觉。

那时的香港仿佛远在天边。身边的世界有过家家和奥特曼，有初开始读书识字弹钢琴的懊恼，也有逐渐体会到的成长的快乐。那时的我们都坐在爸爸自行车的前座上，欢呼着涌向幼儿园。整个中国都是如此，贫穷却有希望，因为香港和澳门的陆续回归，觉得美好的未来是可以期待的。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已经在这个炎热的南方都市生活了六年。从大学到毕业到工作，香港似乎已经成为家般的存在。看多了满目的高楼大厦、食肆林立的都市景象，渐渐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城市里的“发条人”。每日起床、上班、吃饭、下班、回家、睡觉，沿着圆形的轨迹不断循环。

我家住在西环，是靠近港大的一个老区。区内有老旧的房屋，不同于仅仅几区之隔的中环，这里的老房子很多可以有长达五十年的历史。因为保养得当，只是外墙起了南方常见的潮气，带着些微的深灰色的墙灰，高度矮了一些，仍然住着人。

近些年这个区和邻近的坚尼地城开了很多怀旧的小店和文艺气质的咖啡厅。大多是因为中上环租金过高，因而渐渐退守来到此地。加上外国人聚集，各国西餐厅渐渐多了起来。就在海边的老宅旁面对海边的一侧开一间餐厅，透明的落地玻璃门，一开窗就是整片浓郁饱满的蓝色海涛。

电视机里一直转播着球赛。店里灯光黯淡，靠墙的一侧摆了高而宽的酒柜，中间开了许多格子做成装饰墙，再把一个个小格子填满形状各异的酒瓶。然而，大家喝得最多的还是啤酒。一条长而狭窄的吧台围绕着酒柜连起来，终日坐了很多喝啤酒的人。有港人也有外国人，捧着大而透明的玻璃杯，有时双眼注视着窗外起伏的海浪。

香港最热闹的时间大概是夜晚，西环也是如此。皮沙发里坐满了从港岛各处涌来吃西餐的人们，店里的空气中悄悄酝酿着一种略带疲惫却满是兴奋的气氛。人们边吃边小声笑着，在狭小的巷子里抬头看看外面已经变得暗沉的海面。

就连《春娇救志明》里面喝咖啡的小店也在这里。后院种了绿色的植物，窗户就开在狭窄的西环小巷里。

我每天离开尖沙咀的高楼，坐公车颠簸回西环，上山坡，看到满目葱郁的绿色的树，转过无数小小的街巷，再转进一条小巷之中。港岛山势起伏，很多人就住在山上和山下不起眼的小巷之中。然而，不知不觉就到回归二十周年了。这个城市很难讲是不受触动的。机场外不远的地方竖起了大大的牌子——“欢迎总书记来港”。回归二十年，香港人就磨了二十年，渐渐形成金钱至上的世界观。现时很多港人北上掘金，故事也从二十年前的南下香港一夜暴富变成了二十年后的北上内地商机无限。

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都有很多触动。这二十年对于香港、对于内地都是波涛汹涌般的存在。既然都熬了过来，便也都微笑着，讲得口若悬河，听得认真仔细。

暂且不说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这里仍然有着发达文明社会需要的一切，完善的法制和金融系统、礼貌而有序的人群、高效率的公共设施。人们仍然愿意像蝼蚁一样奋斗工作。二十年的时间房价已经升到惊人的地步，变成绝对的奢侈品，想要一个家的愿望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人们奋力工作。

我在香港常和朋友外出吃饭。有时吃几十块的茶餐厅，有时吃几千块的米其林。香港人对“吃”怀着无限热爱。大概因为餐厅水准整体较高，路边小店常可以做出可口的意大利面和弹牙的鱼蛋河粉。也有星级大厨的米其林餐厅，白松露和黑松露磨成细条，新鲜的鹅肝煎成金黄。

这个城市不缺蔡澜这样的美食家。面对动辄几十万一平米的房价，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多了些许执着。有的人爱好吃，就把各个餐厅吃个遍，心里摊开一本美食地图；有的人喜欢动漫，就搜集很多昂贵的动漫公仔。香港现时的年轻人很多喜欢动漫和日韩文化，旺角朗豪坊等商场就投其所好，很多层都是卖年轻人喜欢的细致琐碎的小物件。

大概因为大的念想太贵，年轻人往往把对房子的渴望化小，变成一个具体的公仔、一个包包、一支口红、一餐美食。生活因而轻松了很多。大的幸福暂时触碰不到，能够拥有小确幸已然满足。

然而，这个城市仍然是《红日》里的那个香港，仍然是《光辉岁月》里的那个香港。风雨中抱紧自由，自信可改变未来。

香港街头很难看到人们有什么特别的举动。仿佛这二十年只是弹指一挥间，自然而然就到了。街边的“联旺茶餐厅”里依然有新鲜的菠萝包出炉，这一只和二十年前的那一只可能相差不大。鸳鸯奶茶依然盛在小而矮的白色杯子里，入口有涩涩的口感。餐厅门前堆了极高的黑白淡奶罐，红、白、黑成了基本的色调。

每个人走过的时候都投以淡然的一瞥。这只是间极为普通的茶餐厅，可能已经开了几十年。然而再仔细想一下，每个人可能心里都有重重的一声感叹：竟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二十年前的风吹过这片城市的上空，二十年前的故事讲到现在，二十年前的人们到今天拥有了更多的回忆，二十年前的楼房更贵了，二十年前的歌曲早已转变了风格，二十年前的美人常被人拿出来看了又看，惊叹着，惋惜着。

然而，这个城市仍然在茂盛地生长着。越来越多的房子被建造出来，地盘上轰鸣的机械声和新闻里政府的报告内容交互响着，嘈杂着，预示着这个城市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回归二十年，“沪港通”、“深港通”、北上“债券通”一项项开通，香港似乎与祖国内地的纽带进一步加强了。

2017年，《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香港将为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提供金融、航运、贸易等服务，而大湾区将帮助香港达成经济多元化，加强创新科技、创意产业等方面的发展。

童年记忆里，香港是遥远而又时髦的存在，是港乐、电影，是张国荣和梅艳芳，是时代的风吹来的地方。而现在的香港则是踏实的，更多地和内地连成了一个整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从前那个坐在爸爸自行车上的孩子，在这里仍然感到生活的希望和快乐。旧的在崩塌，新的、美好的在滋长，每一天都有新的希望和发展。

毕竟仍然年轻，仍然饱有鲜活的生命力和一种长久以来的拼搏意志。

二十年了，香港特区，生日快乐。

澳门

在岛上，读大学的那四年

塔上烟花

澳门离香港不远，坐船一个小时就到了。我常会早上坐船过去玩一天，吃饭、逛街、看赌场，晚上十点前溜溜达达去码头坐船回香港。

在澳门，我们常去的是威尼斯人赌场里的安德鲁蛋挞。相传，英国人安德鲁在1989年将葡挞带到澳门。经过他改良的葡挞不太甜，用了英国风味的奶黄馅，由此风靡澳门。一口咬开香酥松脆的外皮，金黄的绵软的奶黄挞馅便随之流出来，在口中热辣辣暖融融，酥脆和软糯交织成美妙的味觉交响曲。

威尼斯人除了吃蛋挞还可以闲逛。我们也去过拉斯维加斯的威尼斯人赌场，和澳门的很像，大厅的天花板都高，绘着蓝色的天空和白色飘浮的云朵。室内建桥，建水廊，有着外国血统、肤色黝黑的小哥在水里划着船带游客绕着赌场转弯。偶尔也唱歌，许多游客和赌客索性趴在栏杆上看小船从河道里缓缓经过。

威尼斯人的大厅里有两侧自动扶梯连接着楼下的赌场大厅和楼上的购物区。抬头仰望精心雕琢的金色高高穹顶，全是宗教画幅，一般一点点铺成一个180度的半球型天庭。这个设计我们后来在新开张的澳门巴黎人酒店里也见过，只是后者在穹顶下是巍峨壮观的多层喷泉，连着一个宽阔的中转大厅。“巴黎人”也有一个仿制的埃菲尔铁塔，只是湮没在众多赌场之间失落了气势，比不了矗立在塞纳河边的原作。

“永利”在澳门的赌场也是类似的风格。在拉斯维加斯的第二座永利叫“Encore”，澳门的则叫“永利皇宫”，不仅名字接地气，内部装饰也是浓浓的中国古风：绣着深色花纹的地毯，随处可见的巨大的花瓶，墙上的中国风贴纸，聚财的图饰，入口处时来运转的装饰等等。赌场大多喜欢花团锦簇的风格，“财不外露”在这里行不通，似乎富丽堂皇才是吸引赌客的装饰风格。

我最喜欢的则是永利皇宫的新自助餐厅，外面是一整个宽阔的池子和音乐喷泉。夜里灯光亮起来，喷泉被灯光照着。水池极宽，填满了整个180度餐厅落地窗。喷泉上面修了一圈以龙为主题的缆车。游客可以搭乘环绕池子一周，可以见到硕大的龙头怒目圆睁，龙尾蜿盘旋，似要从池中腾空而起。

然而，我们年轻人最爱的大概还是“新濠影汇”，也是澳门一个很新的赌场，2016年才刚刚开放。楼宇之间有两圈圆形的设计，是供游客参观的摩天轮。

我们坐在上面，轮子慢慢旋转至顶端。原来只见到几棵树和几片绿地的花园开始可以看到全貌。另一侧的泳池也是，几个圆环一般的池子镶嵌环绕套起来，丝丝扣扣之间蓝色的水面从高空望下去像晶莹的琥珀。远处的城市影影绰绰而又看不真切，其他的赌场显得近了很多，巨大的玻璃幕墙映射着日光，看一会儿就把眼睛移开了。

我们也喜欢“影汇”里的魔幻间。刚开业的时候请来拉斯维加斯的驻场魔术师表演迷失逃脱、大变活人等魔术。蝙蝠侠夜神飞驰则更有意思，在一个独立的小屋里可以看4D的制作，椅子全都是会动的，会喷水，会喷雾，配上动画效果好像真的是飞翔在动画里。

当然，澳门也有寻常百姓，也有人间烟火般的朴实与静谧。

那天，霖带我去一个山顶公园，看起来并不大，是南方亚热带常有的小公园的样子，树木葱茏，点缀着供市民游玩乘凉的石桌石椅和羽毛网球场。一路坐缆车上山，郁郁葱葱的颜色覆盖了整个山头。

山顶出乎意料的寂静。有几条分叉的小路，几块小木牌分别写着各自的归属地，箭头指向不同的方向。小路两旁都是树，只有一块开阔的空地，三三两两跑步的人顺着小路一路跑过来。不一会儿就见到一座乳白色的漂亮的塔，塔身并不高，背后有几栋稍微矮一点的相连建筑，都是乳白色的。塔尖的小圆顶此刻在蓝色的天空背景下显得纤细而又柔和，细腻的光与影都交汇在一点。

塔里有陈列室，墙上挂着澳门从前防务的老照片。下午的阳光柔和地打下来，整个澳门城安静地睡在阳光里。几只白色的大鸟停在台子上，背后是绿色的树木，高大的宽阔的叶子重叠交错。山脚下楼宇重叠，我们已在山上很远的地方了。

我们也去寻常街市里的小咖啡厅，叫一杯奶茶，看着形形色色的澳门人下班，拎着背包和公文袋满怀疲惫和希望的路人。小孩子放学，牵着大人的手蹦蹦跳跳背着书包。路上的司机像是有些着急，微皱着眉头等红灯。这是我在澳门经历的最温情的时刻。此时的澳门洗脱了繁杂喧扰的赌场背景，换上了平实安逸的样子，时光悠然，阳光温暖。

当然，澳门还有另外的样子，那是妈祖阁前的澳门，热闹、喧嚣。熙熙攘攘的游客们纷纷站在台阶上与背后的大三巴合影。大三巴原是圣保禄教堂的前壁。不幸的是，三场大火已将教堂焚毁，唯有这巍峨的前壁留了下来。五层叠进的牌坊是麻石砌成的，上面画着圣母升天的图饰，融合了欧洲文艺复兴和东方传统风格。残缺却震撼，老旧亦焕彩。

我们去了大三巴几次，有时落雨，有时暴晒，有时是阴郁的天色。牌坊附近售卖纪念品和小吃的街道总是挤满了人。人们合影、购物，在小吃摊买本地杏仁饼，在餐厅里吃葡国菜。澳门大度地包容旅人、赌徒和市民，每个人在此似乎都拥有自己的归属感和乐趣。

令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澳门的烟花比赛会演。餐厅在顶楼，当日供应烧烤自助餐。早已搭建好供驻场歌手表演的台子，旁边不远处则是烧烤台。师傅们即时烧烤牛排、海鲜和各式肉串，酒类任饮，每桌还有一大盆生蚝。顶楼视野极好，整个城市都隐隐约约出现在傍晚的夕阳里，像渐渐沉入梦乡的巨大岛屿，漂在晚霞掩映的海面。

起初，烟花只是几朵，配着低沉婉转的音乐，像夜空中盛开的小花，倒影在海面若隐若现。正觉得乏味，烟花突然一串串像阶梯般升到空中，喷薄而出金色的光彩，伴着绚丽四溢的火花，像是天空中瞬间同时打开无数瓶金色的香槟，又好在天幕里打开了一条通向云端的金色梯子。

这阶梯不断变化，前一串还未消失，后面一串又腾空而起，此起彼伏，像绵延的步伐。音乐也开始变得昂扬，是摇滚乐的鼓点，歌手的声音配着烟花的喷涌，让人一下子了无困意。海面则是波光变幻的一片金黄色，粼粼的海涛也被镀上了一层色彩，波光随着天空不断变换颜色，彼此呼应，像是一面天空之镜。

渐渐地，烟花开始改变颜色和形状，不再是阶梯状按顺序喷涌，而变成扇子一样的形状，“哗”的一朵升上天空，赤橙黄绿青蓝紫，颜色依顺序不断涌现在天幕之中，喷薄出不断变换大小的扇形烟花，极速上升又瞬间绽放，整个天幕随之快速地转变颜色。天空中开出一朵朵硕大的五彩之花，海中也映出同样的倒影，像是天上地下的两极。

然而，这花又突然增多了，不再是一朵接一朵，而是无数绚丽的花儿同时涌现在天幕，一声巨响，几朵花儿迅速向上窜，同时绽放开来，巨大的扇形花朵将天空染成红的、紫的、蓝的、黄的，无数颜色杂糅、交错、蔓延，盘旋在天幕，令人目不暇接。又因海水的倒影，颜色更像分成两层，一层在天，一层在海，天上的不断向更高处盘旋，海中的不断探入海底，似乎要贯穿天幕，直插海底。

音乐更加激昂。鼓点打得越来越急，颜色也越来越密。然后就不只是花的半圆形状了。有缓缓上升的椭圆形金球，有开屏孔雀般一串串绿色的烟火，有盘旋而上水彩般的颜色，在空中画出一个个弧形上升的曲线，精确对应出海里弧形下坠的颜色，绿的蓝的喷薄而出的色彩变换着，形状也时大时小，时方时圆，时而是直直射入天幕，时而呼啸盘旋地画着圈，又或者只是一道光束，跳跃着，升上天空，沉入海底。

我们好像看到整座城市在这烟花下面不断闪着光。赌场的玻璃幕墙倒映出烟花的绚烂，整座城市闪烁着、舞蹈着，反射着耀眼的颜色，跳着，笑着。赌场不再是冷冰冰的金钱机器，而在一瞬间有了生命。还有夜里暗沉的黑色大地，因为灯光的原因一下子被点亮了，像是沉睡中突然醒来一般，揉着惺忪的睡眼，雀跃起来，争相映出美好色彩。

我们也笑了，耳边，驻场歌手正深情地唱着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太多时间浪费

太多事要面对

太多已无所谓

太多难辨真伪

太多纷扰是非

在你身边是谁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

我愿意安静地活在每个有你的角落

别怕让我留在你身边

都陪你度过

现实如果对你不公，别计较太多

走吧暴风雨后的彩虹

也许会落空，也许会普通

也许这庸庸碌碌的黑白世界你不懂

生命中所有的路口

绝不是尽头

别怕让我留在你身边

都陪你度过

让我陪你们度过，让我陪你们一起看烟花，一起读书，一起老去。就像我们今日一起在澳门看塔边海上的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