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道中落

蜿蜒的澧水，从湘西北崇山峻岭中奔涌而出，流经临澧县境内因司马相如在此鼓琴而得名的停弦古渡南岸。离停弦渡约莫十多里的丘陵深处，有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山村，丁玲的老家——佘市镇黑胡子冲蒋家大屋便在这里。蒋家大屋曾是明清两代数位官员的府第，如今，那鳞次栉比的庄园已不复存在，我们只能从一处处残砖断瓦中，揣摸它昔日的威严与荣耀。

湖南省临澧县（原名安福县）蒋氏家族自明清以来，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据《蒋氏族谱》记载，临澧蒋氏是明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朱元璋称帝后，江南行武出身的蒋氏七十一世祖蒋官一因南征有功，先后被封为永定卫、九溪卫总兵。蒋官一晚年，落屯澧州长乐西村，今属临澧县马鞍村。其后五百多年间，族中朝廷命官不乏其人。丁玲原名蒋冰之，属蒋氏九十二世。其祖父蒋定礼，为咸丰武陵辛酉科拔贡、同治庚午科举人，历任四川补用知县、贵州补用道侯知府，署理贵州普安厅同知，充光绪丙子科贵州乡试内帘试官，钦加盐运使司衔，光绪五年（1879年）病故于贵州任上。

丁玲的老家黑胡子冲，便是蒋氏二房祖屋。蒋氏家族另有县城、清水堰、蒋家坪、花林坪几处豪宅，其规模之宏伟，建筑之豪华，更甚于黑胡子冲丁玲老家。当年流落民间的蒋氏家族部分器物，现陈列在临澧县博物馆内，这些文物足可见证当年蒋氏家族确曾富甲一方。

据《临澧县志》所载，蒋氏家族拥有土地六十多万亩，从常德到京城沿途均设有蒋氏会馆，并有48家典当铺，72家钱庄。蒋氏子孙赴京应试，不必寄宿他人客栈。蒋氏家族源远流长，据《蒋氏族谱》记载，蒋氏历代为官，远在宋代，苏东坡、文天祥等就为《蒋氏族谱》写过序文，且历代子孙繁衍，无不记载详尽，有据可考。

随着丁玲的母亲蒋慕唐先生所著《丁玲母亲自述》首次在中国丁玲研究会编辑的《丁玲研究》（湖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上发表，让我们了解到，丁玲虽是临澧人，却是出生在常德城中外婆家，周岁以后才被接回临澧。

洞庭湖滨湘西北重镇常德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自先秦时代起即进入典籍。该城始建于距今两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后期，秦为临沅县治，一条云贵和川东南通往中原及京城的古驿道横贯其间，历为湘西北军事要塞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称“控引巴蜀，襟带洞庭，连荆楚而接滇黔”。自汉高祖所置武陵郡治以来，曾先后改称义陵、嵩州、朗州、鼎城。清澈的沅水在城垣下蜿蜒东去，留下一串串悠远的故事、传说。

因扼滇黔、川东通往京城的古驿道，历代文人学士、达官谪臣莫不流寓于此。相传舜帝曾让王于上古高士善卷，善卷坚辞不受，隐于常德沅水南岸德山（原名枉山，隋时，嵩州刺史樊子盖为彰显善卷之德，将枉山易名善德山，后简称德山，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即源于此），乃为中国隐逸文化宗师。爱国诗人屈原放逐江南时所作《涉江》，其“朝发枉渚兮，夜宿辰阳”句中的“枉渚”，亦为德山脚下的枉水；当年屈原曾流寓常德，现在城中仍有“招屈亭”、“三闾港”遗迹可寻。春申君黄歇，武陵旧志说他是武陵人，明《嘉靖常德府志·地理志》云：“府北开元寺，相传为春申君宅”；现在城中仍有“春申阁”及“珠履坊”、“春申君墓”遗址。唐朝诗人刘禹锡因和柳宗元等参与王叔文革新集团，于永贞元年贬为朗州司马，在常德谪居十年，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其名篇《陋室铭》亦写于常德。晚唐诗人李群玉，史称“诗篇妍丽，才力遒健”，他在《进诗表》中自云：“以居住沅湘，宗师屈宋”。明清之际独树一帜、卓绝千古的绘画大师髡残，亦诞生在常德。更有历代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诸如谢朓、张九龄、孟浩然、李白、王维、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司空图、寇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朱熹、姜夔、袁宏道、王船山、郑板桥、林则徐、魏源等，均有诗作题咏于斯。及至近现代，著名的反清志士秋瑾，常德籍同盟会员、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宋教仁、刘复基、蒋翊武、林修梅，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等，都曾在常德城中居住或求学。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赋予这座江南古城无限神韵，也让后来在这里度过童年、少年时代的丁玲，得到了最初的文化熏陶。

丁玲的母亲原名余曼贞，是常德一个书香世家的女儿。丁玲的外祖父余泽春是清武陵辛酉科拔贡，历任云南大理、普洱、楚雄等地知府，常德人称泽春公为余太守。因不满地方官僚枉法殃民，太守公于1890年辞官还乡，置寓所于常德小西门杨家牌坊。余家老宅早已在1943年11月的“常德会战”中被日军炮火毁于一旦，不可复见，只能从丁玲的作品中读到关于外祖父家的描述。1893年，泽春公病逝于常德。这一年，丁玲的母亲嫁到临澧蒋家。

蒋家虽为大户，但丁玲的父亲蒋保黔3岁亡父，14岁丧母，15岁便与兄长分家单过，门下虽分得一些田产，显然已是家道中落。丁玲的父亲作为世家子弟，天资聪颖，15岁便中了秀才。他生性洒脱，亦善挥霍，待到与丁玲母亲成婚时，家中已是积蓄无多。俗话说“久病成良医”，由于蒋保黔自幼体弱多病，后来便自学中医，开了一间药铺，有时竟还能药到病除。

清朝末年，国人仍受洋务运动中“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派影响，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纷纷出洋留学。当时由清政府资助的叫“官费”留学，自己出资的叫“私费”留学。丁玲的父亲也不甘沉沦，曾于1904年春，与妻弟余笠云同赴日本东京私费留学。一学期结束，他即回国筹措学费。因家中无人照料，余曼贞只得在常德城中娘家待产。1904年10月12日，丁玲出生，家里给她取名蒋伟，字冰之。后来，族中兄弟终于不肯借钱给蒋保黔，他的赴日留学只得中断。这对年轻的蒋保黔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从此郁郁寡欢，一蹶不振。1908年春便撒手人寰，年仅32岁。

◎丁玲的父亲蒋保黔

丁玲晚年曾回忆说：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最害怕的是我国传统的，前头吊着三朵棉花球的孝帽。我戴这样的孝帽的时候是三岁半，因为我父亲死了。家里人把我抱起来，给我穿上孝衣，戴上孝帽，那白色颤动的棉花球，就像是成团成团的白色的眼泪在往下抛，因而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们给我戴好那帽子后，就把我放到堂屋里。堂屋的墙壁上都挂着写满了字的白布，那就是孝联，也就是挽联。

可我不懂，只看到白布上乱七八糟地画了很多东西。我的母亲也穿着一身粗麻布衣服，跪在一个长的黑盒子的后面。家里人把我放在母亲的身边，于是，我就放声大哭。我不是哭我的命运，我那时根本不会理解到这是我一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我的命运就要和过去完全不同了。我觉得，我只是因那气氛而哭。后来，人们就把我抱开了。但那个印象，对我是深刻的，几十年后都不能忘记。我常想，那时候，我为什么那么痛哭，那样不安静呢？是不是我已经预感到我的不幸生活就要从此开始了？

是不是我已经预感到那个时代——那个痛苦的时代，那个毫无希望的，满屋都是白色的，当中放一口黑棺材的时代？那就不知道了，反正那是我的第一个印象，家里人后来告诉我，那是死，是我父亲的死。父亲死了，我母亲就完了，我们也完了，我们家的一切都完了。

谁知蒋保黔尸骨未寒，一群群乡绅便来逼债。余曼贞这才知道，丈夫前几年盖房子加上赌博，已欠下一身债务。此时，她只得狠心变卖家中一切财产，仅留祖茔田数亩作母子生活费用，共得三千余元大洋，将丈夫生前所欠债务悉数还清。至这年8月20日，她在空空荡荡的大宅内产下一名遗腹子，取名蒋宗大。孩子刚满月，她便接到城中弟弟的来信：“母已于九月仙去，并嘱迟给姊。现已浅葬祖山，明春等兄回，再令人来接。”此时的余曼贞，五内俱焚，禁不住纵声嚎恸，几致昏厥。

1909年春节过后不久，余曼贞便又收到弟弟来信，云：“兄已回，定期于某日深葬母亲。特告现社会上有先觉者，欲强国家，首先提倡女学。因女师缺乏，特先开速成女子师范学校，定期两年毕业……”并得知弟弟余笠云也是这所学校创办者之一，这无疑是给孤立无援的她打了一针强心剂。她暗自思忖，眼下家破人亡，一双幼小的儿女嗷嗷待哺，孤儿寡母，如此空守在这蒋家大宅，终将不是长久之计。好在自己还不过三十来岁，如能咬咬牙，前去投考女师，将来谋个小学教员的职位，或可绝处逢生，完成两个孩子的教育培养。主意打定，她一方面复函弟弟，嘱代为报名，一方面还得去征得蒋保黔兄长的同意，因为在他们蒋家，如所有封建士族家庭一样，女眷对外无丝毫权利，有事非告房族伯叔不可。好在族兄深晓世理，待弟媳申明事之轻重，倒也没有怎么为难她。

不几日，余曼贞便将大门锁闭，带着一挑行李和两个孩子，凄然别此伤心之地。没想到刚出村口，转过一个山坳，突然冒出两名大汉，拦住她们的轿子，高声吼道：“不还钱就走， 休想！ 快还钱！ ” 此时，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只见母亲一边镇地让轿夫落轿，一边从容走出轿门，严厉地说道：“我已将所有的账都还清了，还欠你们什么钱？你们这是欺负我们孤儿寡母。要钱，你们跟我上县衙门去要！”拦轿人见要去县衙门见官，连忙赔笑道：“三太太，我等……不过是二老爷家当差的……那钱，以后再说吧。”说罢，便灰溜溜地走开了。

此时，年幼的丁玲看见母亲刚毅的脸上，滚落两行晶莹的泪珠……

◎丁玲的母亲余曼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