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抗战前夕的天津文坛

第一节 王余杞的长篇连载《海河汩汩流》及抗战前的天津

1944年5月出版的《时与潮文艺》第三卷第三期书评副刊上发表署名长之的书评文章，介绍王余杞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海河汩汩流》：“中国在近代，好讽刺小说固不易见，能写一个地方色彩，运用那一地方的地道口语的小说，尤为少有。但我们现在却见之《海河汩汩流》。原稿作于二十六年七七事变的前夕，内容却也就是作者当时所居的天津的一个剖面。作者说因为执笔的顾忌和报纸编辑的删节，行文转成艰深，然而在我们看，大体却并不碍。这是因为作者的行文，有时似赘（如十六页说菜多得光看已经饱了，下面却又赘上‘何况于吃’），有时似太过（如六六页写吴二爷在人丛中跌到二奶奶的怀里，竟先没有发觉那女人是谁，于是醺醺然之类），倒是需要以含蓄或洗刷矫之的。”^[1]评论家李长之的书评，肯定了小说“地方色彩”和“地道口语”，指出其“天津味道”及其文学成就，为我们解读这部长期受到忽视的小说提供了理论支撑。

《海河汩汩流》作者为王余杞（1905～1989），四川自贡人，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郁达夫为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惜分飞》作序，称为‘力的文学’。1930年9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天津北宁铁路局工作，相继创作长篇小说《浮沉》《急湍》《自流井》《海河汩汩流》和小说集《朋友与敌人》《落花时节》等。1934年参加北方左联，受其委托，在天津编辑出版北方左联机关刊物《当代文学》，出版五期后被查禁。王余杞对海风社的成立给予极大的支持和鼓励，是《诗歌小品》的主要撰稿人。1937年初参加海风社，负责改版后《诗歌小品》的编辑工作。天津沦陷前，王余杞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被迫离津南下”^[2]。朋友毛一波这样评价王余杞：“‘我们都是中国30年代初期的文艺青年，那时青年的特别心态是：爱好文学，关心政治，都想脱离家庭，走向社会。因此，我们所追求的，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理想，所习读也是各科各系的新书。有时，对实际社会运动，也希参与。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后几年的事。’周开庆、王余杞和我，那时都有过小说集出版。自然，比起现阶段青年的写作技巧，就不免老套，不够高明。但其热情和理想，道德和勇气，多是今人所不及的，这些，我在《文史存稿》中记下了。其实，30年代前后的新文艺作家，也可说多如过江之鲫，许多人的作品，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其能流行一时，已是万幸。如不流行，却从此默默无闻，永与文学绝缘也多的是。若要流芳百世，那就难上加难了……余杞一生以创作为副业，现代社会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所以他写作的题材广大。但长住天津市，自不免多以天津为背景……就全国新文坛来看，他亦应有其作家的地位。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写过他，《天津文学史料》记载过他。他是可以传世的文学作家，则是无可置疑的。”^[3]

《海河汩汩流》于1937年2月5日至7月24日在《益世报》连载，因报纸被迫停刊而中止，直至1939年加写一章，才“足成全书”。《海河汩汩流》是王余杞的“发愤之作”，他在小说自序中说：“‘双十二’事变平复后，举国如狂的爆竹声，震撼了隐匿在天津日本租界的敌阀和浪人们。他们早已把都市当作了侵略华北的根据地的，而在今天，根据地的天津就响出了历乱的爆竹声。那响声，它使得中国人的头脑愈加清醒，也使得敌阀和浪人们魄散魂飞！于是他们就更摆出一副狰狞的面孔，干涉政治，武装走私，诱掠壮丁，制造汉奸，尤其是制造汉奸，简直明目张胆地大肆活动起来。汉奸论调散布到各角落，迫使我口头上沉默了——然而在别一方面，我却并不甘于沉默的。这就又提起了笔，开始写出这本《海河汩汩流》。因为文章系应天津《益世报》的副刊《语林》而写，笔下便刻画着天津怪有趣的风土人情，并且掇拾当前的时事，组织人文。这岂但为了增加阅读的兴趣，实在也做了掩护全书主题的外衣。”^[4]正因为小说刻画了天津风土人情而具有这层“掩护全书主题的外衣”，使得小说得以刊行，并在当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王余杞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补充：“我的《海河汩汩流》，写的就是天津，时间从‘西安事变’终结时开始，因为我住在河北（区），对河北（区）稍觉熟悉，就写河北（区）的日常生活。后来李长之在重庆看到这本书，认为活画了天津的风物。这小说是我给《语林》主编吴云心刊登的。在我是激愤难忍，不得不写；又认为只有《益世报》上适宜发表。那时候，《庸报》已转卖变质，《大公报》打不进去，所以给吴云心。幸好，小说一开始就因写天津，引起了读者的兴趣，我也就因势利导，故事引向深入。写到走私，写到海河浮尸，引起老年人和年轻一代之间的矛盾，就到了‘七七’事变的时候。”^[5]吴云心在其回忆文章中特别强调：“王余杞除发表一些短文外，为《语林》写了长篇连载《海河汩汩流》小说，通过一个世俗的商人，反映天津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魔爪下的生活状况，着重以海河浮尸案为主要关目。当时天津海河不断发现浮尸，显系被害者，但始终未有破案的报道，据说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秘密修筑工事，浮尸即是被害的苦力。因此，《海河汩汩流》在当时影响很大。王余杞本人，在天津文艺界很活跃，他编辑了文艺刊物《当代文学》，这是罕见的天津出版过的大型文艺刊物。”^[6]

王余杞是一位无法绕过的作家，梳理“海风社”和《当代文学》时如此，整理20世纪30年代天津乃至全国左翼文学时也如此。《海河汩汩流》是一部重要作品，它不仅进入新文学史，而且对于解读20世纪30年代天津城市文化及市民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正如李长之对《海河汩汩流》的分析：“全书一方面能反映七七前夕的天津市各方面（包括走私和浮尸那些丑陋而惨痛的记忆），一方面极有线索而不紊乱。二是在这个大时代的变动的写照中，却有一股时时流动着的汩汩的海河，当作了全书的节奏：那代表着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洋楼和铁桥造起来了，海河仍然汩汩流着；春天给天津带来了活气和闹意了，但海河不管，汩汩流着；天热得昏昏然，一切像不能支持，海河呢，照旧汩汩流着，最后，抗战的意识觉醒了，海河便又在应和着，汩汩，汩汩，汩汩流着！因为有这节奏，给全书增加了活力，增加了韵致。让全书不只是讽刺，而且在根底上像一首诗。——民族的潜力就仿佛是那‘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海河似的！”^[7]汩汩流着的海河不仅成为天津城市的代表，而且也汇成了历史与空间的巨流。

一

作为《益世报》副刊《语林》的连载小说，《海河汩汩流》与报纸副刊的主旨和风格有着很强的一致性，这既是其得以刊出的主要原因，也是小说叙事的基本特点，即它把城市当下生活作为表达的一个方面。

吴云心谈及主编《语林》的经验时指出，“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报纸的副刊主编，第一，本人必须能写出有一定风格的文章；第二，必须有一批文章风格相似的投稿人。一个版面要经过一个时期努力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风格，凭着这个风格来获得一定范围的读者。达不到这个要求，主编是干不长的”。《语林》的风格是“有一点左的倾向”，“在当时，你没有一点左的倾向是不会号召文艺青年写文章的……这时，北平有魏东明、李长之、李辉英、白晓光等一大批青年人，他们是《语林》的主力，同时他们还为《语林》办了一个《生活文化》双周刊。它介绍北平左翼文艺青年的活动，供给了杂文、哲学短论、报告文学等等，传播革命思想，宣传抗日救亡。另外北平还有钱之名、陈逸飞等人供给文章。在天津主要写作力量为王余杞、宋匡我、江梦薇、宫竹心、张守谦等人。至于海风诗歌小品社的邵冠祥、白莹、简戎、卢刚宓、徐寿云等人，更有比较紧密的联系，我也经常参加他们在新华银行分行楼上的读书会，在《语林》为他们办的刊物作了介绍。在青岛，先后有李同愈、徐中玉、陆新球等人，并由王统照先生主持，组织了在山东的老舍、洪深、宋春舫、孟超、吴伯萧、王亚平、臧克家、刘西蒙等人为《语林》出版双周刊《益世小品》。这三方面的主力，使得《语林》在天津逐渐有一些声望”^[8]。

从“一点左的倾向”出发，《海河汩汩流》把当下发生着的事件写入小说，以小说参与历史进程，与重大时事新闻呼应对照、互映成趣和互为阐释，形成了颇具影射与讽刺的叙述风格。小说一方面写寿春他们发表反走私宣言，“如今走私是愈来愈猖獗了，走私的范围由华北飞速地扩展到全中国，在任何方面都使我们感觉到灭亡的威胁。我们能眼看着走私的恶浪冲灭我们的国家吗？我们能眼看着自己全部的工商业崩溃毁灭吗？不！决不！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救中国！在全人类面前我们从今宣誓：我们誓死不买卖私货！我们一致（一）要求并协助加紧缉私；（二）要求即刻制止私货入境……”^[9]另一方面通过吴二爷与蒋老三的对话反映他们从事的“特殊贸易”——走私活动：

“您瞧瞧咱们天津，真不愧是个，嗨，”他（蒋老三）伸出拇指头，“这一份的大码头，五洲万国五湖四海的货品全都赶到咱们天津这儿来，东西是一天比一天多，样儿是一天比一天新，就说咱们的店里，单是一样摆一件也就摆不完，要紧的还得挑着进货呀。咱们做生意，为的是赚钱，那么挑选货物也就该要求‘价廉物美’，二爷，您说吗样的货是价廉物美呢？”一问。但没等到答复便又接下去：“不错，咱们这店是老字号，开办很有年头。一直到您手上，都是依照着老规矩，办货专向苏杭，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就糟了，一样的办法，现下就不能赚钱了哪，从前是天下太平，地方富足，大家手里都有几个钱；火车不通，也没轮船，来货的地方，苏杭一带就算挺远的道路；这么样，人人肯买东西，人人都只能买苏杭一带的东西，生意就这么做，钱自然好赚了，您哪。后来呢，来了洋人，洋人带来了洋货，洋货新鲜，洋货便宜，人人爱新鲜，人人爱便宜，洋货有了销路，苏杭一带的东西就连问也没人问了。洋人卖洋货，钱都叫洋人赚去了，怨不来大家都叫穷哩。再又说，南方北方年年打仗，种地人没收成，大工厂到处开办，手艺人没事做，越有钱的钱越多，钱都全向几个有钱人那儿跑去了，您瞧瞧，二爷，满眼只瞧见没钱人。没钱的人也得活呀！您哪，没法子，买东西更挑着便宜的买，嘛最便宜呢？话又说回来了，还数洋货呀——洋货才合着那句话：‘价廉物美’！咱们总守着老规矩，咱们怎能赚钱呢？……这年头，卖洋货也赚不了钱，要赚钱，说开了还得来个‘特殊贸易’，懂吧？谁不知道天津卫是那个走私的大本营？那个么，更便宜了，便宜到叫人不相信，还愁没人买？——真的，大家都快穷疯了啊！二爷我瞧定了这一着，要做生意，就得投机，不会投机，趁早准备关门。令亲翁孙五爷跟我正是一条心，他挺赞成我，兄弟我就跟他一道做起来。他替店里办货，不含糊，办得真干净，连改换商标都没问题。再加店里一装修……从此人如潮水一般地来；钱呢，不屈心，能说没个赚么？”^[10]

天津作为华北的经济重镇，一直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从事大规模走私活动的桥头堡。据南京政府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1935年末的一份报告记载：“自本年七月以来，现银私运出口不独有利可图，且益沿途易于偷漏，遂肆行无忌，辗转勾结，私运人造丝、白糖、卷烟纸、呢绒、布匹等入口，不独避免关税，低价获利，且可换取现银出口，利上加利。此项私运货品分水陆两路……或由铁路运津，间亦以帆船或汽油船，经由滦河运至滦县装车……其水、陆两路私运入口之货，不经由北宁铁路，而以大车或汽车或肩挑直接运津，及平榆大道运至平、津者，亦所恒有，但数量不如经由北宁铁路装运者之多。”^[11]《益世报》连续刊载有关走私的消息。如于1937年4月30日第5版“平津新闻”刊载查获“走私汽车”：“（本市消息）津县蔡家台县警，昨晨在津临公路大寺村附近，满装私货白糖，每车均有韩人及华人押运，嗣因警力单薄，走私汽车乘隙逃遁三辆，津县警察局当即报县请示如何处理云。”^[12]5月1日第5版“平津新闻”头条报道“海关缉私员截获大批走私麻织物”：“（本市消息）津海关缉私科长舒博（前译皮沙），奉部令调充汉口关副税务司之职，遗缺另调九龙关主任巴斯接充，巴氏于上周由香港来津，二十九日始正式移交，舒博昨晨赴平转往汉口履新，巴斯即于昨晨到科视事，即召集四现中外稽查班长主任等训话，指示加紧缉私方法，上午十时余，缉私科得报现有大宗麻（即人造丝）织物，分装自行车三十余辆，运赴文安霸县等处销售等语……在杨柳青附近，共截获九辆，捕获运私人犯王兰芳、吴俊、孙立军、王书芬等九人，每人携带各色麻织物一百余磅，共计千余磅……（又讯）津海关缉私员张贵德，会同四局六所长警，昨晨三时许，在河北白庙附近查搜走私洋布一大车，计十一大件”^[13]。当时天津走私的猖獗可见一斑，而走私的货物也多种多样，如在5月4日刊载的“海关第三批标卖私货”的消息中可以看到，“此次标卖之私货中，有首饰、钻石、麻织、棉织物、白糖等”^[14]。这些新闻消息几乎与小说连载同时刊出，新闻消息成为解读小说的真实例证和注脚，小说连载也成为新闻消息的深度链接。

二

小说对当时重大事件的反映，集中于轰动一时的“海河浮尸案”。海河浮尸于1936年4月开始出现，随后的几个月里，不断增多，截止到6月共发现300多具。1937年4月，海河河面又开始出现浮尸，且逐渐增多。海河浮尸均为壮年男性，死因不明。大量浮尸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益世报》对该案进行了连续报道。1937年4月10日第5版“平津新闻”刊出“大直沽浮尸又发现一具”的消息，称“该尸年在三十许，亦似劳工摸样，着青棉布裤袄”。4月24日第5版“平津新闻”报道“大直沽又发现浮尸五具”，称“连续发现达十五具”之后，“昨又发现五具浮尸”，法警验明，“该五尸均年约三旬，赤体，有两名为生前被淹身死，三名死后落水”。4月27日第5版“平津新闻”报道“浮尸案在严查中”，称“海河沿岸，去年曾先后发现无名男尸达三四百具之多，迄未查明真相，乃近来又迭次发现均有多具，据水上警局方面揣测，此项浮尸，由海河径流入海者，当然不在少数，市政府方面，重视此惨重奇案，决根究来源，已分令津市海上、水上、津县各警察局，一体查复”。4月30日第5版“平津新闻”报道“海河浮尸案津市府严查来源”，称“近日以来，迭据报载，大直沽盐坨一带，海河内又复发现无名男尸多具，多系壮年劳工模样，是否失足淹毙，抑或别有原因，亟请查明真相”。5月4日第5版“平津新闻”报道“海河浮尸昨又发现五具”。5月5日第5版“平津新闻”关于“海河浮尸”的报道称“皆系壮丁，亦未若何肿胀，连前将及七十具”。5月9日报道“浮尸案真相渐明”，称“昨日下午三时，东浮桥迤南电话局附近官厕所下坡河沿地方，突又发现移尸五具并有未毙命白面瘾士一名……并见有移尸人二名，当即向前将该二犯逮捕，解局审讯，该二犯供名孔昭儿（年四十四岁，山东人）、杨祥（年二十二岁，武清人）系受某洋行所主使，每次移尸一具，得洋六七角不等，倘在夜间移弃该项尸体，得洋四五角不等。今该洋行内有死者五具，及尚未毙命者一名，均经伊二人移弃等情不详”。又称记者“赴地检处访问首席何承焯，询问前所检验之浮尸，是否均为吸食白面者。蒙接见据谈，自四月六日起所发现之浮尸，多为白面乞丐病死者，但以前所验之浮尸，均为生前淹死，按照《洗冤录》载‘淹死者生有水性皱白，死后皮肉白色，手脚均无皱纹’，此为检验员经验所得，现法医业已返处，再发现浮尸时，决令法医前往，加以科学之证明云”。

5月10日《益世报》报道“海河浮尸昨又发现三具”，称“大直沽浮尸案，自破获移尸犯二人后，市行政及司法当局，对案情侦查事宜，进行尤力。前夜十二时续有人抬弃尸体，经拦阻捕获李华孔一名，亦经由侦缉队并案审讯中，至前垂危瘾犯险作浮尸之贾荣起经抬往津市警察医院救治，已有起色”。“又讯”称“连日海河浮尸来源，虽有一部系被弃之白面乞丐，但大部分恐尚另有原因，尚待继续研究，惟其来源系自金刚桥下游，亦无异议，昨日盐坨地又发现浮尸三具，均经救生会打捞，由地检处检验官验明掩埋云”。5月11日报道“浮尸仍未绝迹，海河昨又发现一具”。5月12日报道“大直沽浮尸昨继续发现四具，内有一被害及一自杀者”，称“该四尸内有一名系被害身死，该尸年约三旬，双足捆缚，头有刀伤四处，身着青棉袄，青夹裤，白袜青鞋，类似劳工”。5月14日报道“浮尸业经法医检验，吸毒者仅一小部分”，称“自三月五日起至本月十一日止在大直沽发现浮尸九十四具，相验结果分别统计列表，于昨日函送市警察局用资参考。计浮尸九十四具中，其年龄之分别为二十余岁者四人，三十余岁者四十七人，占全部半数，四十余岁者二十九人、五十余岁者十四人。其致死之情形，据检验所悉，带木物伤被水淹身死者一具，死后带尖铁物扎伤水淹身死者一具，刀物砍伤致死后抛入河中者一具，有吸食毒品嗜好水淹致死者四具，其余八十七具均属无伤水淹身死”。5月18日报道“浮尸续有发现，昨又捕获弃尸犯，被弃者系劳工尚有气息，因病不能远行致被拖弃”，称其“系一名工人，年三十岁，沧县人，来津未久，因病不能远行，挨延病重，被人拖弃”。6月18日，“平津新闻”头条报道“中日交界河沿又发现拖尸案，警探获要犯二名，被拖人尚有气息”，称“关于还是浮尸案，自经侦缉队迭次破获移尸犯，并经中日双方大举搜捕毒犯，结果浮尸似已绝迹，不料自昨中日交界山口街河沿，复有弃尸案发生，弃尸犯二名，已当场被捕”，被弃者“皆在某洋行吸食白面”。

以上报道，尽管前后冲突，或欲言又止顾左右而言他，或者把浮尸认定为吸食毒品的“白面乞丐”，总而言之好像明知缘由却不能或不肯说个明白，联系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越来越收紧的控制与侵略，其讳莫如深、投鼠忌器的背后以及频频闪现的“劳工”字眼，已经指向了海河浮尸的发生，实与日本在津势力难逃干系。就在海河浮尸不断增多之时，1937年5月27日和28日连载的《海河汩汩流》对海河浮尸案进行了详细描述和深度解读。此事缘起刘万福的求告。面粉厂卖与日本人后，工人刘万福面临失业困境，他向吴祥卿求助：

“二爷，我求求您，我愿意给您效劳，求您提拔提拔吧，您哪！老板，嗨，一言难尽，他们净在作难我们卖苦力的人，加了工可不加钱。明说不裁人，还不是叫我们干不了自己走，您哪！我们走了他们就招女工，女工好对付，不会闹罢工呀的什么的，我们早晚总是走定哪。——不走也不成，我们全害怕。这年头，人命不值钱，死一个人跟一条狗一样，您哪！河漂子都是白面客吗？我求求您二爷，求求您给赏碗饭吃。看在我妈面上，看在我帮了这几天的忙。”……在吴二爷看来……人家刘万福要求差事，怎么答复？幸亏那个自己打了岔，一扯又扯到海河里的浮尸，再扯又扯到什么准备着。于是他（吴祥卿）才抓住了话头，反而显出十分关切：“您说吗？河里又浮来死尸，跟去年一样？”眼睛陡然一睁开，手里轮转着的核桃不禁也停住了。“可不，您哪。好几天了，天天都浮着。人说有八十多个了，今天还瞧见了六个哩，可怜啊！可怜啊！”可怜啊！海河汩汩流！阳光下，一湾黄水如奔逐。后浪催前浪，水流开浪花。浪花翻滚之处，骇然一物浮了起来——远看仿佛牛与猪，近看才知道是死尸。肚子胀如鼓，面貌全模糊，一身破棉袄，已成烂布包。一个一个又一个，不懂得他们怎样丢了命，也摸不清他从哪儿流出来，只看其间没有妇女老幼，个个都像是年青汉子，也不像是白面没过足瘾，而自愿轻生的，更不是醉开汽车而掉落在河里。或许是生前被人当作牛，牛的事做完，便又被当成猪。毕竟人不是猪，只好叹口气给龙王，不便居然摆在菜市上卖人肉。情境太凄惨，天也变了色：狂风带黄沙，浮尸不见了。别说眼不见，心不烦，一幅图画却已深深摄在全天津市人们的心版上哪。^[15]

王余杞通过小说的描述，已经暗示了这些浮尸的劳工身份，他们服务的对象以及悲惨的景象与遭遇。新闻消息的简略与模糊，在《语林》副刊的小说叙事中得以展开和确证。小说以其虚构表达了事实的真相，补充了新闻无法展现的真实，成为城市叙事的主要方式。

三

如果仅限于叙述城市当下社会事件或热点新闻，《海河汩汩流》可能沦为“时事小说”或讽刺小说，其艺术性必然受到限制。作为新文学作家的王余杞，一方面使其创作适应《益世报》副刊《语林》连载的要求，极力从现实生活中发掘影射和讽刺的材料；另一方面也发挥了艺术创造的才能，把天津城市转化为小说叙事的艺术，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城市空间对市民情感的塑造。

作为开埠最早的城市之一，天津因租界区的划界很早就形成了双城并置的空间格局。天津租界区的设立始于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的签订。英国首先照会主持签订《北京条约》的恭亲王奕，“欲永租津地迤南二三里许，坐落紫竹林至下园地一方，约四顷有余，请查明津县地丁原册，立契永租，按照完纳钱粮。每地一亩，给业户租地银三十两，赔补迁银十两。并请转咨直隶总督，饬地方官办理”^[16]。法国随后在英租界旁“亦指定一隅，计四顷三十九亩，立定界址”^[17]，设立法租界。殷森德牧师在1890年的回忆文章中称，“英租界地区是一片很长的菜园，在现今中街（Victoria Road）稍西一点儿，是一片片破烂不堪的土房；从那儿到海大道，主要是一些高粱地、水坑和一些坟地。戈登用铅笔在这一带未开化地区画出河堤大道、马路，以及建筑用地块等，这些他精心规划的地基，随后在1861年8月，以明确规定的条件，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18]。法国租界同样如此，“曾经满处是深沟大洞、充满淤泥和垃圾的水坑，使人恶心和可怕的道路……被垫平、取直、铺筑、加宽，并设置了路灯，使人畜都感到便利”^[19]。1884年，张焘在《津门杂记》这样描写外国租界：“天津开设通商口岸，始于咸丰十年庚申之秋。准其西洋诸国永租地基，建屋贸易。自紫竹林前至东北沿河一带，为法国租界，房舍尚未盖齐。紫竹林南，自招商局码头以下，地名杏花村之处，为美国租界。居中之地为英国租界，东以河为至，西以海大道为至。街道宽平，洋房齐整，路旁树木，葱郁丛林。行人蚁集蜂屯，货物如山堆垒，车驴轿马，辄夜不休。电线联成蛛网，路灯列若繁星，制甚得法，清雅可观，亦俨如一小沪渎焉。”^[20]

租界地的划定与拓展，既是国家主权沦丧的后果与表征，也把“异质性”近现代西方文明带入中国，并在认同与排斥过程中引发震惊、自卑、屈从及自卫等复杂心理感应。马褂上挂着“圆圆的证章”、有身份的吴祥卿，乘坐电车去位于租界地的“京来顺”赴宴。但是，他的“身份”在“电车”这一现代化“野兽”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电车也没留心到他。吐出些人，又吞进些人，停一停，就往前走。一转转入旭街，陡然加快，在那比较显得黑暗的街道上，横冲直撞，摇摇摆摆地像一匹醉了酒的野兽，叮叮当，叮叮当，野兽的脖子下面还带着一个铃铛呢。从此一暗，一明——到了中原公司。又一暗，一明——到了劝业场。吴二爷揣过手绢，拍拍身上，在此下车。电车外面，整个变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忽视了吴二爷的身份。不比在他府上，小院子里就数吴二爷重要，伟大，在这个世界里却恰恰相反：渺小，渺小，第三个还是渺小。到此只好安于这个渺小！……能使他吴二爷由伸而屈的人物并不多，其实也不过就只有三种人：头一种是穿洋服的西方洋人，第二种是穿洋服的东方洋人，第三种是穿洋服的好像洋人的中国人。头两种容易懂，第三种呢，他的意思是指的他的长官的主任之类。真难怪他吴二爷担着老大一份心，这时的满街全是三种人！男的女的，手跨着手，硬底皮鞋和高跟鞋，踏在街边的走道上，得得得，科科科，打得脆响。从身边一冲而过，俨然像在示威。跟谁示威呢？吴二爷总疑惑是跟他自己。他原是屈着的，他敢发作？不敢！对于任何人都不敢！这地方连叫花子里面都有洋人，他就连叫花子也得惧怕三分。——猛然挡住他的去路，举手行个军礼，叽里呱啦说上几句，摊开手掌，吴二爷就不敢不在那双手掌上放一个铜子。^[21]

租界地给予吴祥卿强烈的感官冲击，他回家向吴二奶奶夸耀：

“您不懂得。——现下又是现下了！人多汽车更多，满街都在唱无线电，您懂得吗？原来的高楼只有中原公司和劝业场，现下又盖起一个什么渤海大楼，比中原公司劝业场还要高，您懂得吗？灯光烧红了半边天，一朵朵的电灯早不时兴了，现下时兴的是一条条的灯管，红的绿的，要什么颜色有什么颜色，做花做字，要什么样子有什么样子。异国地有什么回力球，灯管盘到楼尖顶，鲜红的颜色，像一座珊瑚塔。交通旅馆后面盖了个中国大戏院，只瞧得见光，却瞧不见灯，像一座水晶宫。您懂的吗？还有好些好些个新鲜玩意儿，您都不懂得！——连我也不懂得！”^[22]

这种冲击也来自于租界地建筑的内部：

“有一次，他的长官的主任还他们全体同事的席。那真是大排场！吃的是大菜，地方在国民大饭店。酒席设在跳舞厅旁的雅座里。地下铺的是花砖，天花板下悬着的是五彩电灯，屋里装潢得跟那皇宫一样。——吴二爷没去过皇宫，但他理想中的皇宫是最阔的，而现在他认为国民饭店是最阔的，所以国民饭店就等于皇宫，当中摆着一张长条餐桌，桌上铺着白布单，布单上在相当的距离间一字摆着几瓶花。吴二爷顶喜欢花草呢，像如今的冬天，他府上卧室书房兼客厅的窗台上就摆得有两盆麦芽和一颗太像蒜苗的水仙。所以现在他也特别注意到了这几瓶花。然而又不只限于花，此外他也惊奇于那些方巾叠成的各种不同的物象，羡慕于那些辉煌璀璨的刀叉盘碟——在那些东西上面，每一处都光亮得可以照出他吴二爷心下自以为有身份的影子。还好了，真是太好了——太好得叫吴二爷感到不小的压迫。”^[23]

租界地内外的压迫和冲击不仅消解了吴二爷的“身份”，让他感到“渺小”和卑微，而且限制了他的行动。在国民大饭店的席上，吴二爷的两只手失去了平常的功能和灵活，“刀叉不听两手的使唤，横来竖去，越小心越弄得叮叮作响。兼之又感到压迫，在他的长官的主任跟前，他的身份决不替他做主的。他只得集中全部注意力于那端坐在桌端的主人身上，听着他一言一笑，瞭着他胖脸上的一喜一怒，虽是自己也则吃着各宗小菜，实在哪里会尝出一些味道来？”^[24]在租界地大街上，吴二爷失去了行走的勇气。租界地大街的两边，“是四五层六七层的洋楼，每个窗孔都闪耀着亮晶晶的灯，楼外也是灯，一条条的霓虹灯连接着，自楼顶到脚下，俨然筑成了一道灯的峡谷。峡谷之下，自然是马路，现下的马路也被照耀得如同白昼，车来车往，老远就看得清清楚楚：咕咕咕，呜呜呜，是汽车；叮叮当，叮叮当，是电车——此外吱吱咯咯牵连不断的胶皮还不算。吴二爷原是担着一份老大的心的，摸摸马褂襟前的圆证章也没用，他怎么敢轻易抬起自己的腿？必然得等着，等到一个时间，来往的车流暂时中断，这才能鼓起全身勇气，打算效法拳术上的一纵身蹦过去。终于只是装了装样子，不会真蹦，仍然拖着两腿蹭。战战兢兢地，越想快，反而倒慢了。眼睛这下倒灵敏，从眼镜片外早已望见有电车开来，心里一惊，不由自主地立刻向后转。虽然平安到达街边，可惜仍然是原来站着的一面”^[25]。吴祥卿二爷可笑的举动，慌张的心理，皆源于对租界地一种过度的应激与反应。这也折射出租界地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强势状态。在租界地与老城区并置的双城空间模式中，租界地以全面的强势压制了老城区，并把这种压制内化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并成为当时一切时事新闻及重大事件发生的根源。

从时事新闻与重大事件的反映和影射，到城市空间割裂与对立的再现，《海河汩汩流》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天津城市的各个方面，用小说书写的“虚构”补充和解释了新闻报纸“真实”的表象，以市民心态强烈对比表达了城市内在的沦陷。从这个角度来说，王余杞的《海河汩汩流》成为天津城市叙事的一个重要文本。

第二节 海风社及其作家群体的文艺救亡活动

一

1936年间，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全面开展，地处抗敌前线的天津文坛一改往日的沉寂，呈现出勃勃的生机。新生的文艺社团如雨后春笋，新文艺刊物大量涌现，报纸文艺副刊以全新的形式和内容扩大了读者面。尤其是新诗歌创作，走在了最前面。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公开发行的诗歌报刊有：《诗歌月报》《诗歌小品》《诗讯月报》《新诗刊》《铁流月刊》《大公报·新诗》《益世报·新诗专号》《庸报·诗双周》《庸报·新诗周刊》《答中时报·诗刊》等十多种，形成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诗歌作者群，邵冠祥、曹镇华、白莹、简戎、徐寿云、周行、田畴、张落英等一批新人脱颖而出，格外引人注目。新诗歌创作的内容密切配合了抗日救国现实斗争的需要，张扬了时代的主旋律，充分发挥了诗歌“快速、灵活、富有鼓动性”的特点，在天津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众多的文艺社团中，海风社是规模最大、最富有号召力和创作实绩颇著的诗歌团体。

海风社成立于1936年9月，邵冠祥发起并主持，主要成员有王余杞、张秀亚、曹镇华、白莹、简戎、许寿云、罗诗汀、张落英、鲁奋、甘运衡、邱野、李灵、赵一莹、征骅等。海风社及其内设事务股、印刷股、发行股、宣传股，分别由白莹、简戎、许寿云、邱野、曹镇华负责。海风社在成立宣言中写道：“这个年头国家遭着如许的不幸，我们难道望着死亡一天一天的近来？我们是太寂寞了，应该需要一些温暖的新鲜的空气，不能让满腔的热忱尽关住腔里。”“我们的社里有着二十多位企求光明的年轻人。”^[26]到1937年5月，海风社发展到50余人，成为天津文坛举足轻重的著名的文学团体。海风社虽然存在不足一年的时间，但曾多次展开了关于文艺救亡主题的集会，用生命与诗情为中国现代诗歌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1937年1月10日，海风社同天津草原诗歌会、北平黄沙诗歌会、南京我们诗歌社、苏州诗歌作者协会、联合诗歌杂志社、山东齐飞诗会、上海诗歌青年社、广州今日诗歌社、江阴风沙诗会、青岛诗歌出版社、湖州飞沙诗社、广州诗场杂志社、上海诗歌生活社共14个诗歌团体发起成立了中国诗歌作者协会，并由这些团体的代表68人联合发表宣言，呼吁“联合起来”，“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胜利”而写作“国防诗歌”。

1937年5月30日，海风社发起举办了“天津文艺座谈会”，王余杞、邵冠祥、李天真、张愍言、田涛、刘钟祥、康柔风、余秋阳等不同文艺社团的代表30多人参加。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在目前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怎样巩固天津的文坛”等问题。与会者特别对加强天津各文学社团的联络，巩固和发展天津文坛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座谈会经过反复讨论后决议，“巩固和扩大海风社，作为将来新组织的基础”，并推举白莹、曹镇华、余秋阳、简戎、邵冠祥5人为筹备委员。这次座谈会实际上标志着天津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成。

同年7月初，以海风社为主体的中国诗歌作者协会天津分会在北宁公园召开了成立大会。鉴于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严峻的现实，中国诗歌作者协会天津分会在执委会执委邵冠祥、曹镇华、白莹的领导下，向天津市各界民众发表了长篇宣言：“我们要毫不犹豫地肩负起民族兴亡的责任！我们更将以笔代口地高声呐喊，在广大的读者群中散播下救亡的种子，集合起我们微弱力量，担当起一份实际工作……”

1937年7月中旬，海风社主持人邵冠祥和主要成员曹镇华相继被日本驻津特务机关逮捕，不久便惨遭杀害。月底天津沦陷，海风社的成员陆续离开天津，有的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这个爱国文学团体遂终止了活动。

编辑刊物是海风社的主要文学活动之一。《诗歌小品》创刊于1936年10月10日，天津北方文化流通社发行，全国各大书局经销。刊物为十六开本，月刊，每月十日准时出刊，邵冠祥、徐寿云、张秀亚、罗诗汀编辑。《诗歌小品》第四期更名《海风》，因第四、第五期合刊出版，第一卷仅出版五期。作为《诗歌小品》的补充，海风社还创办了纯诗歌刊物《诗讯月刊》。《诗歌小品》第二期《编者的话》中写道：“十二月我们预备出一个《诗讯月刊》，因为本刊收到的诗篇太多，每期积下不少，这样我们非特对不起作者的心血，而且更对不起许多读者的，所以我们想尽量把所有的佳作在《诗讯月刊》发表，但编辑是完全分开的。”《诗讯月刊》于1936年12月15日创刊，张落英、邵冠祥、李灵、鲁奋等编辑，北方流通社发行，刊物共出版五期。

《诗歌小品》的宗旨在创刊号《我说的话》中明确写道：“在目前关于诗歌小品的刊物很少见，其实这两种在文学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不但本身优美，而且最接近社会，是文学中最基础的产物，文学的各部分都是由这两点发展出来的。”“我们见到以上的重要性，这里除了一些抒情的优美的诗和小品文外，我们极欢迎对于有生活反映的现实作品，内容取材应该自由与广阔。当这国情危重的时代，除了救亡的声音外，我们也得去暴露时代的苦闷。”《诗歌小品》的撰稿人除海风社的成员外，还有著名作家、诗人田汉、王统照、蒲风、臧克家、刘白羽、徐钦文、王亚平和雷石榆、万曼、孟英、董秋芳、陈北欧、袁勃、木以圭、白炎、李雷、王博习、温流、江岳浪、徐中玉、虹飞、林林、史轮、田涛、刘西蒙、周行、吴云心、艾等。作为海风社的主要刊物，《诗歌小品》中刊发了大量关于抗日救亡主题的作品，以及关于诗歌主题的讨论。其所刊刘白羽的《国防底主题并没有激动诗人们》认为，“在艺术上作为最能发挥情感的诗歌，对这如火如荼的现实并没有达到强有力的反映。虽然现实的主题是被注意到了”，“然而还没有产生出配得我们的时代和我们事业的诗歌”。文章以果轩的《塞上篇》、柳倩的《怒吼吧！祖国，这该是你的时候了》、立波的《可是我们的中华》、舒群的《故乡》等诗歌为例，指出，“诗人的情感是如火一般的燃烧着了，但是这情感缺乏组织的力量，不能发挥诗的艺术底战斗性”。因此，“我们对于祖国的爱，对于防护我们诗歌的伟大家乡，在战争威胁的时候，我们的诗人为能结合在一条统一的战线上，为这捍卫我们土地的共同的唯一的主题——国防——而工作”^[27]。可以说《诗歌小品》发表的诗歌作品很好地契合了抗日救国这一时代主题，是一支革命旗帜鲜明的文艺团体。

二

《诗歌小品》发表的大多数诗歌作品契合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内容坚实而充满朝气，为繁荣和发展天津的新诗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石榆《咱们要冲出敌人的烟幕》、天佑《火花》、王亚平《致死者》、白炎《把血和肉的堡垒筑起》与《写给南国的朋友》、孟晓东《雾》、张文麟《战场夜》、李雷《八月的满洲》、贝贝《北宁线上》、邵冠祥《白河》《号声》、董秋芳《跑进危城去》、赵树棠《一个大的屠场》、王超敏《抢险》、王余杞《抗敌！进攻！》、白莹《悼高尔基》等一系列作品都以满腔热忱歌颂了中华儿女不畏流血牺牲，英勇抗击侵略者的民族精神和战斗场面。

白炎的诗《把血和肉的堡垒筑起》，犹如时代的号角，激励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建立起坚固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诗歌写道：

如今可要靠我们自己！

兄弟们！

紧紧的挽起手来，

用力！

把我们血与肉的堡垒筑起。

遍世界刮起正义的风暴，

到处都把鲜明的旗帜树立；

兄弟们！

紧紧的挽起手来，

用力！

把我们血和肉的堡垒筑起。

未来的世界属于我们自己。^[28]

作为海风社的发起者和主持者，邵冠祥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日救国题材的优秀诗歌作品。1937年5月，邵冠祥的第二部诗集《白河》作为海风丛书第三种由天津北方文化流通社出版发行，诗集收入诗人近期发表的诗作《我记得》《号声》《拓荒者》《白河》《旅歌》《信心》《集》《绰》《骆驼》《夜的叫卖声》《卜》《端午节》《塘沽三月的雨天》《吊海上孤魂》《五月的季节》《天下第一关》等。诗人在《白河·自序》中说：“这里一共收集了二十二首短诗，完全是在风沙夜之后写成的。由于所取得题材，证明我另一倾向的开始。”

《白河》所收集的诗作大都取材于抗日斗争。《号声》是诗人献给绥东抗日将士的，歌颂勇士们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的精神。那“一阵阵悲壮的号声”，像“江河也起了波涛”，像“凶猛的山洪”，这是绥东将士向侵略者反击的号声。“看，我们的英雄披起了征衣”，“哪！这是我们的枪支”！“悲壮的号声高涨在夜里……”《信心》则表达了诗人对抗日斗争充满了坚定的信念：

我有一个信心，

永恒向光明飞奔，

不怕目前的困难，

为自由而战争。

久炼我们的骨骼，

坚韧此刻的苦难。

我们要提起通红的火把，

结成大队，向敌人冲杀！

我们的血快给吸净，

帝国的爪牙爬过我们的周身，

我们不能再图安详的好梦，

快荷起枪刀，争取生存！

祖先没生我们做奴隶，

我们要承受这笔遗产！

从外蒙一直到海南，

尽都是我们的河山！

这个时代不容你分辨，

真理就是一条铁鞭；

我们只有一个信心，

为光明、自由而战。^[29]

诗歌《白河》以天津海河浮尸案的真实事件为背景，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侵略者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暴行。诗人在诗后注中写道：“二五年七月报载，每日有无名尸首由白河上游而来。均系短衣之青年工人模样，闻为××人正建一秘密工程，现已大部告成，将此等工人杀死。”^[30]诗歌共十二节，前六节侧重描述了这惨不忍睹的景象，让人不寒而栗：

你有如飞的狂流，

让一片荒岸落在你的身后。

你挟着泥沙你跑，

你吐着白沫你走。

……

多少伤痕已坎在你周身，

多少鲜红的血淌入你腰怀，

那些依偎于你的丘野与山林，

也都变了色在抱头痛哭！

难道你没有知晓，

横过你身旁的那些风暴？

多少无辜而死的奴隶的死尸，

像石块一样向你怀里抛！

后六节，诗人的愤怒犹如火山爆发似的喷射出来，谴责侵略者滥杀无辜的暴行，呼唤人们行动起来，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

死亡，毁灭在你的周身波动，

从都市，山林每个村庄，

呻吟，呐喊，咆哮，

在每个被压迫的奴隶嘴里动荡！

你看着那些残酷的凶杀，

默默的，一只大手按住你的喧哗，

你不息的波动，奔流，

等着机会你将有万丈的泛滥！

诗歌《白河》倾注了诗人对人民全部的热爱，对侵略者满腔的愤怒，字字血，声声泪，极富有艺术感染力，发表后引起强烈的反响。

海风社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革命诗人白莹，1936年10月创作的诗歌《镇风》大气磅礴，振聋发聩，充分展现了诗人的精神世界。诗歌反映了革命者改天换地，埋葬旧社会，创建美好新中国的伟大志向：

我们不在是软弱的华夏子孙！

我们不在是牛马般的黑奴！

我们不在是独裁者的驯民！

……

我们跋涉在冰天雪地，

我们疾行在椰子林间，

无一丝恐惧，

无毫发的惊惶。

伟大的钢铁先锋队啊！

飓风撼摇山岳了，

群之潮流在大地奔腾了。

奋起啊！有铁血的同志，

我们要扫荡起，

洗刷宇宙的狂飙。

白莹的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一是朴实、通俗、明了，在诗句中经常运用经过锤炼的大众语言，使作品始终保持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诗歌大众化，是白莹坚持的创作方向，他主张诗歌“用最通俗，接近大众的、新鲜的、与大众有关的词句写作”，“我们不愿意所产生的诗歌，长久地停滞在上层的社会里”。二是在情感中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给人以振奋和希望。白莹初期的诗作大都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虽然画面是凄惨、悲凉的，语句也很沉重，但没有悲观的情绪，使人感触到其中蕴藏的生机。他后期的诗作，充满着朝气蓬勃的精神，唱响了时代的最强音。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驻津特务机关残暴地杀害了白莹的诗友邵冠祥、曹镇华，诗人以无比愤怒的心情，创作了诗歌《没有自由的地带——给华、谦、祥》，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他在这首诗歌的前面特意写了一段说明：“在这不是属于中国管理、还有中国旗帜飘扬的地带——天津，我们实际上已经成了没有祖国的孩子，敌人随时去捕人。……我是怎样被这残酷的事件痛苦着。然而这苦痛不是屈服，不是消极，这打击更加强了我们反抗的决心。”1937年8月，天津沦陷以后，白莹南下参加了八路军，曾任山东泰东地区宣传部副部长。1941年春，在肥城西南莲花峪战斗中光荣牺牲，年仅24岁。

随着天津的沦陷，海风社主要成员邵冠祥、曹镇华惨遭日寇的杀害，其他部分成员也陆续离开天津，海风社不复存焉。海风社的存在虽然不足一年的时间，但它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用鲜血谱写了时代的最强音，唱出了抗日救亡的时代悲歌，值得我们铭记与怀念。

第三节 《大公报》《益世报》等报纸文艺副刊的文艺救亡活动

天津报界的抗日救亡同抗议国民政府腐败是紧密关联的，在这种“民族救亡图存”的大概念中左翼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津“左联”成立后，主要利用天津各报纸的副刊为阵地，发表了一批暴露社会黑暗，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富有战斗力的文艺作品。天津“左联”成员高文通回忆说：“当时的活动，除开会讨论形势，也分配写文章的任务……给《大公报》《益世报》《庸报》的副刊写稿子。《大公报》副刊的编辑曹世瑛是左联的成员，登载一些进步的稿件，《益世报》副刊的编辑是吴云心，通过私人关系也登载一些左联的稿件。《庸报》（未出售给日本人前）的副刊编辑是姜公伟，左联的人也写一些稿子。”^[31]与此同时，天津“左联”还积极参与创办了《天津文化》《哒哒》《天津青年》等左翼文化刊物，以便广泛地团结进步的文艺爱好者，扩大影响力。

一

《益世报·语林》创刊于1933年，由左翼作家马彦祥主编，内容以杂文、小品文为主。马彦祥用“尼一”的笔名，每日写漫谈一则，针砭时政，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十分辛辣。1934年4月马彦祥离去，吴云心接替主编《益世报·语林》，继续保持了副刊原有的战斗风格。吴云心每日发表杂文一篇或数篇，采用春秋笔法影射时事，以冷峻辛辣见长，颇为读者所喜读。副刊另辟“七日春秋”“卧雪斋呓语”“三六新语”“挥汗漫话”“谈何容易斋随笔”等栏目，专门刊载杂文、小品文，使副刊形成了特色并具有一定影响力。天津沦陷后，《益世报》被迫停刊。停刊前，《益世报》在停刊前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抗战，除了有最新的新闻报道和社论，还连载郁青著《民族英雄岳飞》，并先后刊登《永嘉前后的社会》《中国民族史》《文天祥》《读〈岳阳楼记〉后》《爱国诗人陆放翁》《李四光不仕异族》《关于民族英雄》《冒顿击胡》等涉及抵御外辱、寸土必争的文章，甚至有《戚继光》这样几近直接号召的内容。

吴云心主编的《益世报·语林》以富有战斗力的杂文、小品文为主打内容，密切关注现实生活，突出了副刊的整体风格。吴云心以《语林》为阵地，广泛团结了志同道合的进步文学青年，使副刊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时，《语林》还有一个《生活文化》双周刊。它介绍北平左翼文艺青年的活动，供给了杂文、哲学短论、报告文学等，传播革命思想，宣传抗日救亡。

吴云心在主编《益世报·语林》过程中，也获得了自己文学创作上的一个爆发期。他以新闻记者的敏感，捕捉社会上的各种现象，或暴露，或讽刺，或鞭挞，使其杂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说“国难”》就很有代表性。“国难”当头，民族生死危亡，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应该心急如焚，奋起反抗，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容侵犯。但是，有些人打着“国难”的旗号，忙于发“国难财”；更有些人有“国”而无“难”，意志消沉、思想麻木，失去了抗争的精神。吴云心后期的杂文，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行将灭亡的统治当局。《“勾搭”谈》揭露政府接受大员的贪污腐败，公开包庇纵容经济汉奸。《废嘴运动》尖锐地抨击了统治者所奉行的舆论专制，《以贫济贫》则撕破了统治者所谓救济贫民的假象。吴云心的杂文或借古讽今，或旁敲侧击，或透过现象指出本质，在娓娓道来平和的文字中，暗藏着作者的思想和智慧光芒，显示出冷峻老辣的文学风格。他的长篇小说《阴山背后》写于天津沦陷期间。

1937年5月，邵冠祥的第二部诗集《白河》作为海风丛书第三种由天津北方文化流通社出版发行，所收集的诗作大都取材于抗日斗争。《号声》是诗人献给绥东抗日将士的，歌颂勇士们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的精神。《信心》则表达了诗人对抗日斗争充满了坚定的信念。《白河》以天津海河浮尸案的真实事件为背景，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侵略者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暴行。抒情长诗《天下第一关》构思宏伟，气势磅礴，铿锵有力。《天下第一关》托古咏今，歌颂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文明、智慧和巨大的创造力，她抵御了外来的侵略者，无往而不胜，昂首挺胸，屹立世界的东方。诗歌唤起民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

收入诗集的《骆驼》发表于《益世报》1937年4月9日的副刊《语林》：

你漫步如浮游着逆水的舟行，

肩上的重负毫不经心，

仰起头来，高高地，

举首苍空，

忘却这凡俗的世界绕缭你周身。

你生活在茫茫的沙漠里，

但是此刻你却并不觉到惊奇；

（这些尽为高贵人类赞叹的，）

你点点的只是幻想，

那太远的住过你祖先的乡土。

一条绳索指示你的行程，

身后晃动着颤电的鞭影，

你心里是一面平滑无底的湖水，

总使你有几十年的郁积，永是深埋无言，

期待掀起漫天的风沙。

邵冠祥诗歌的艺术特色，一是感情真挚，充满激情。二是气势宏伟，节奏明快，富有音乐感，这也是诗人始终追求的艺术效果。^[32]

1937年7月下旬，邵冠祥被日本驻津特务机关逮捕并杀害，年仅21岁。康柔风发表于1937年7月28日《益世报·新诗专号》的诗《赠别冠祥》，便是对这位年轻杰出诗人的最好纪念。

你忍受着狂风暴雨冷酷的冲荡，

一千回挫折也磨不灭希望的形象；

你应永远含着笑容，

因为不久成功的果子挂在辛劳的枝上。

1937年，王余杞的长篇小说《海河汩汩流》在《益世报·语林》连载，作品全景式地描绘了天津社会。

二

《大公报·小公园》原由何心冷主编，是新旧兼顾的文艺副刊，曹世瑛接替编辑后，内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描写抗日和要求抗日、反对不抵抗的题材多了起来。此外，也还有不少描写农村破产，小资产阶级没有出路，苦闷彷徨，以及暴露官僚买办花天酒地生活的作品，也多了起来，甚至也有描写爱国者或革命者被捕受刑的一些作品。”^[33]

何心冷到任后，首先创办了综合性的副刊《艺林》，他在发刊词《我们说些什么》中说：“国家大事固然要说，就是里巷间的歪事，免不了要说上几句。”在文艺方面，“除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有趣的诗词、笔记、戏剧、电影的批评，奇奇怪怪的消息外，还要加些流行的时装，或社会写真”^[34]。由于《艺林》以休闲性文字为主，没有摆脱旧副刊的样式，因此起色也不大。1927年3月，何心冷创办的另一种副刊《铜锣》面世，与社会现实联系比较紧密，仅就其命名来说，就寄托着编者惊醒沉睡的人生，制止不义的战争，冀希天下太平安乐的美好愿望。胡政之评价这期间的何心冷简直就像“生龙活虎的大斗士”，锋芒毕露，所向披靡。

1928年，何心冷对《大公报》所有副刊版面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与革新，并形成了新的格局：星期一《文学》、星期二《电影》、星期三《戏剧》、星期四《妇女与家庭》、星期五《体育》、星期六《艺术》、星期日《儿童》，以上均为周刊，每期一个版面。《铜锣》更名为《小公园》，隔日出刊。何心冷同时兼任《小公园》《体育》《电影》《儿童》的编辑。其中，《小公园》的发刊时间最长，也最具影响力。

《小公园》创刊于1928年1月，为综合性的文艺副刊，最初的定位是消闲性，甚至说“第一要紧的是有趣味”。1931年，何心冷随妻李镌冰回到上海，居住了一年的时间，恰逢“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发动战争的罪行和国民党政府委曲求全的不抵抗政策，郁愤万状。返津以后，他虽仍主持报纸副刊的工作，但已经失去往日的锐气和锋芒，变得沉默寡言。再加上病魔缠身，常常夜不能睡，安眠药片也失去了效用，精神也更为消沉。《小公园》每期刊载何心冷的“冷话”，“冷话”虽已不冷，但仍然可以看到残存在他心底的爱。下面抄录何心冷逝世前发表在1933年7月2日《小公园》的最后一则“冷话”：

清晨起来，正要看稿子的时候，忽然听见警笛频吹，就窗口下望，好几个巡捕由东赶回去，他们背后跟着一群飞奔看热闹的小孩。隔了多时，枪声四起，原来是捉拿土匪。小孩子无知，那懂得危险，所以希望一般的家长，要告诫孩子们，凡是见到巡捕赶去的地方，那是没有什么看的，否则中了流弹，送了性命，白死太不值得。

1933年10月28日晨2时，何心冷在天津病逝，年仅36岁。次日，《大公报》在第一张新闻版报道了何心冷病逝的消息；同日《小公园》也发表了悼文，写道：“心冷先生是本园最初的拓荒者，并且是本园最努力和忠实的护士。六七年来，他几乎把整个灵魂都寄托在这块园地里，小公园的果实，由他领导下受了大众的栽培能够得到今日的果实，这值得我们追悼他。”

何心冷去上海养病期间以及他1933年在天津病逝后，《小公园》先后由徐凌霄、曹世瑛、吴砚农、陈纪滢、冯叔鸾、萧乾等编辑，由于编者的追求和风格的不同，其内容也有变化。曹世瑛、吴砚农编辑时，就发表了大量的左翼文学作品，并集中版面报道了“一二·八”淞沪战争的情况；萧乾主编时通过改版加强副刊的文学性。《小公园》停刊以后，“文艺新闻”成为《文艺》的固定栏目。

1935年，萧乾经过杨振声、沈从文的推荐，到《大公报》编辑文艺副刊。萧乾与《大公报》的关系十分密切，曾先后四次主编过《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一次是1935年7月主编综合性文艺副刊《小公园》。第二次是1935年9月接替沈从文主编《文艺》，同时兼任《大公报》上海版《文艺》的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津、沪版被迫停刊，萧乾去了昆明。1938年8月，《大公报》在香港出版，萧乾从昆明转往香港，第三次主编《文艺》。第四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萧乾从国外归来，在上海出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

萧乾使副刊成为纯文学发展的重要阵地。1935年7月，萧乾接手《小公园》以后，立即着手对这个以娱乐消闲性为宗旨的综合性文艺副刊进行了改造，在《园例——给文艺生产者》中明确将文学性作为稿件取舍的重要标准。^[35]在“读者与编者”栏目中，他更是鼓励和期待作者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如果你觉得自己写的恋爱故事不比民国十二年某第一流的作家风行一时的文字坏，并且为此而得意，那么这是个错误。除非你换一种写法。永远把“第一流”作家的文章做蓝本，永远把文章写得光彩。

萧乾为了把《小公园》改造成为新文学的阵地，邀请了沈从文、周作人、孙毓棠、刘西渭、陈梦家、何其芳、李广田、靳以、南星、芦焚、祖春、道静、杨刚、林庚、常风、丽尼、方敬、毕奂午等新老知名作家加盟，并专辟出星期六、日特辑刊登这些“老”作家的作品。沈从文为了支持和帮助萧乾编好《小公园》，接连在“读者与编者”栏目中发表了多篇文章。由于“读者与编者”深得读者的信赖，也成为《文艺》的保留栏目。

萧乾在编辑《小公园》时，就有意识地发表了王西彦、寒毂、屈曲夫等青年作家的作品，还特别用了两个专版推出了文学新人田涛和陈篮。萧乾主编《大公报·文艺》后，加大了对新进文学作家的培养和扶植的力度，不少文学爱好者从《文艺》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成为全国知名作家。《文艺》还开展书评活动，最大规模的一次是对曹禺新作《日出》的集体评论。应邀参加“集体讨论”的知名学者作家有：茅盾、叶圣陶、巴金、沈从文、黎烈文、靳以、朱光潜、李广田、陈荒煤、李蕤、杨刚等及燕京大学外文系美籍教授谢迪克。

《大公报·文艺副刊》于1933年9月23日出刊，每星期三、六出刊，至1935年8月25日出到166期止。1935年9月1日，《文艺副刊》更名《文艺》，每星期一、三、五、日出刊，至1938年3月6日自动停刊，共出394期。杨振声、沈从文、萧乾先后主编。沈从文、萧乾主编的《文艺》在全国名气最大，也最具影响力。1936年10月25日，沈从文在《文艺》上发表了《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批评了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希望作家们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针对本身的弱点，好好的各自反省一番，振作自己，改造自己，去庸俗，去虚伪，去人云亦云，去矫揉造作，更重要的是去‘差不多’”！沈从文的文章切中了当时文坛的某种弊病，也涉及新文学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文艺》于1937年2月21日组织了“反差不多运动专刊”，展开讨论。

三

《庸报·另外一页》姜公伟主编，由于副刊对新兴的文艺活动特别关注，并用大量的篇幅发布报道了天津的各种文艺活动，因此，它很快成为天津“左联”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1935年3月3日，王余杞编辑的文学周刊《嘘》出刊。关于副刊的命名，王余杞回忆说：“姜公伟编的《另外一页》，仍然斗志昂扬。我又在《另外一页》的地盘，出了一个周刊，取名《嘘》，鲁迅有‘五讲三嘘’的打算，我就跟着鲁迅跑。”^[36]《嘘》每周一期，至9月15日共出版了二十六期。《嘘》虽然是版面不多的报纸副刊，但撰稿人队伍颇为强大坚实，其中有董秋芳、聂绀弩、彭岛、北鸥、魏照风、丘东平、周钢鸣、王亚平、蒲风、芦焚、曼晴、袁勃、闻国新、曹镇华等，他们大多数是当时知名或比较知名的左翼作家，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的继续。王余杞在副刊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小品文》《石伙计》《记成都遇仙》《积习难除》《汽车路》等作品。

王余杞主编的大型文学期刊《当代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当代文学》于1934年7月1日创刊，天津书局发行。王余杞回顾创办刊物的过程时说：“左翼剧作家宋之的从上海写信给我，说上海的新闻检查非常厉害，较好的稿子都登不出去。要我在天津想办法，因为天津这时还没有新闻检查，出一个刊物比较容易。他可以集中登不出去的稿子，大批寄来，希望刊物要出个大型的，以壮声势。”“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但苦于承受出版没地方。当时的天津不像如今，根本没有一家肯出书，找来找去还是只有一家天津书局。天津书局识大体，终于接受了我的建议。为了使事得成，我自动放弃编辑费和稿费。对外稿费也按照较低标准计算。六月，我将创刊号稿子编好发讫，就去上海，找宋之的交代。这时宋之的已被捕，我见到聂绀弩和叶紫，决定由叶紫联系……叶紫慨然承应陆续供稿。”^[37]

《当代文学》为大十六开本横排，封面单色，每期在变换的底色上衬托出“当代文学”四个仿宋体大字，十分醒目。刊物每期150余页，约十七八万字。关于刊物的命名，王余杞说，刊物“取名《当代文学》，‘当代’比‘现代’还新一些，只能说近代、现代、当代，而不能颠倒过来。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刊物刊登的作品是最新的作品，最新的作品就是大众的作品，并且为大众所需要的作品”。“《当代文学》还有第二个要求，就是在‘文以载道’之外，还要‘文须及时’，文学作品虽然不是新闻报道，但也须要扣紧时代的脉搏，尽快地反映现实：对《塘沽协定》就是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屈辱投降；对察绥抗日同盟军就要表扬人民的英勇抗日；对江西的反围剿就要歌颂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对南京藏本的寻获就要指明日本帝国主义的无耻阴谋。尽管伟大的作品当写于事后若干年，但反映及时，纵不伟大，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现实效果。”^[38]

《当代文学》不设栏目，内容有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新诗、剧本、书评、文艺评论、译作、文坛通讯等。由于刊物的大部分稿件是由上海左翼作家宋之的、叶紫等提供的，因此，刊物联系了相当数量知名的左翼作家，如郁达夫、艾青、叶紫、聂绀弩、宋之的、丘东平、艾芜、蒲风、夏征农、陈白尘、徐盈、林林等，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的重要阵地之一。

《当代文学》的出刊给平庸的天津文坛带来了生气和活力，并在全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北平的《国闻报》、上海的《文学杂志》等报道了《当代文学》出版的消息，发表了评介文章；左翼文学期刊《文艺新闻》撰文推荐《当代文学》。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庸报》等均进行了报道。《当代文学》的出刊也壮大了左翼文学在中国北方的声势和影响。北方“左联”特别吸收王余杞为盟员，并将《当代文学》作为北方“左联”的机关刊物在天津出版。《当代文学》鲜明的革命倾向性也引起了国民党天津当局的注意，出至第一卷第六期时，被天津当局查禁。天津《大公报》以《〈当代文学〉发生波折》为题发表消息：“本市唯一大型文学刊物《当代文学》，因内容充实，态度慎重，出版以来，深受读者欢迎。不料该刊第六期付邮时，忽然发生波折，当局误会系鲁迅主持，即予扣留。”^[39]1936年，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其编译的《活的中国》一书中，把《当代文学》列为“刊有论现代中国文学的极有价值的资料”，只是将出版地天津误认为是上海。

《天津文化》半月刊于1933年3月18日创刊，由王世钟编辑，共出版了十一期。其以大量的篇幅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呼吁民众团结起来，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在目前，中国无产阶级正领导着广大的群众，用一切形式的大小斗争，来回答宰割中国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及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急切进攻内蒙古、外蒙古，中国统治阶级出卖民众利益到底的目前，天津，在整个反帝斗争中的文化斗争的急切任务，每一个，即使是正在转变到活路的小资产知识分子，也更应当推进这当前任务。”^[40]此外，及时地反映了天津工人阶级的各种革命活动，如对恒源纱厂、裕元纱场的罢工斗争进行了报道，同时积极引导青年学生要尽快地转变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积极参加进步的活动。

故土的沦陷不但没有消磨作家们的创作和编辑热情，反而起到了激励作用，如果不是外力强行令报纸杂志停刊，天津在沦陷时期作品的公开发表无疑会生机勃勃，如此的话对抗战将产生更有力的推动作用。

[1] 李长之：《海河汩汩流》，《李长之文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第173页。

[2] 郭武群：《海风社》，《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

[3] 毛一波：《王余杞与自流井》，《文史杂志》（成都）1990年第6期。

[4] 王余杞：《海河汩汩流·自序》，《海河汩汩流》，建中出版社，1944，第1～2页。

[5] 王余杞：《在天津的七年》，《天津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6] 吴云心：《吴云心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第565页。

[7] 李长之：《海河汩汩流》，《李长之文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第174～175页。

[8] 吴云心：《吴云心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第675～676页。

[9] 王余杞：《海河汩汩流》第100期，《益世报》1937年6月19日。

[10] 王余杞：《海河汩汩流》第119期，《益世报》1937年7月16日。

[11] 《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程锡庚呈》，《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

[12] 《益世报》1937年4月30日。

[13] 《益世报》1937年5月1日。

[14] 《益世报》1937年5月4日。

[15] 《益世报·语林》1937年5月27～28日。

[16]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7），中华书局，1979，第2648～2649页。

[17]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8），中华书局，1979，第2884页。

[18] 雷穆森：《天津租界史》（插图本），许逸凡、赵地译，刘海岩校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第35页。

[19] 雷穆森：《天津租界史》（插图本），许逸凡、赵地译，刘海岩校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第66页。

[20] 张焘：《津门杂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第121～122页。

[21] 《益世报·语林》1937年2月9日、2月16日。

[22] 《益世报·语林》1937年2月17日。

[23] 《益世报·语林》1937年2月27日。

[24] 《益世报·语林》1937年2月27日。

[25] 《益世报·语林》1937年3月2日。

[26] 《发刊词》，载《诗歌小品》1936年第1期。

[27] 刘白羽：《国防底主题并没有激动诗人们》，载《海风》1937年第6期。

[28] 白炎：《把血和肉的堡垒筑起》，载《诗歌小品》1936年第1期。

[29] 邵冠祥：《信心》，载《诗歌杂志》1936年第1期。

[30] 邵冠祥：《白河》，载《诗歌小品》1936年第2期。

[31] 高文通：《三十年代天津左联的成立及其前后的革命活动》，载《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91。

[32] 邵冠祥：《诗歌的技巧与内容》，载《诗歌小品》1936年第3期。

[33] 张香山：《天津左联的片断回忆》，载《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91。

[34] 何心冷：《我们说些什么》，载《大公报·艺林》1926年9月1日。

[35] 编者：《园例——致文艺生产者》，载《大公报·小公园》1933年7月4日。

[36] 王余杞：《在天津的七年》，载《天津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37] 王余杞：《忆当代文学》，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期。

[38] 王余杞：《忆当代文学》，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期。

[39] 《〈当代文学〉发生波折》，载《大公报》1934年11月28日。

[40] 小广：《目前天津文化运动的任务》，载《天津文化》1933年第2卷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