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抗战时期天津报刊及文艺副刊

第一节 概说

天津作为北方的商埠要市，虽然自明永乐二年（1404）设卫以来便舟车畅达，商业隆兴，但在新闻出版方面相对滞后，与北京、上海等地相比，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始终未能形成新闻出版中心，这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低下的市民文化水平及重利轻文的市井氛围密切相关。

迨至清代末叶，随着世界列强对天津的瓜分，各国租界地相继出现。华洋杂处的环境，使此时天津的政治、经济、文化出现了一种畸形的骤变。表现在文化上，那便是多种外文报刊的创办。据资料记载，天津第一张报纸《中国时报》便是由天津海关税务司的英籍德人德璀琳于1886年11月创办，由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任主笔，并同时出版中文版《时报》。受此影响，随之而起的便是德人汉纳根于1895年创办的《直报》、日本人西村博于1899年创办的《咸报》等多种外文报刊。

这种殖民地报刊的出现，虽然带有文化侵略的性质，但在当时亦起到唤起国人秉笔办报宣传强国的热情。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人在天津创办的第一张中文报面市了。这就是由严复、夏曾佑、王修直于1897年创刊的《国闻报》。虽然它的寿命只有一年，但在启蒙国人（刊载了严复的《天演论》）与勃兴中国近代新闻业方面是功不可没。流风所及，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天津的各种报刊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较有影响者如《北洋官报》《大公报》《益世报》（虽由西人所创，但主笔主政者皆为国人）《醒俗画报》《北洋画报》《庸报》《商报》《新天津报》等。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至抗战爆发天津沦陷前的十余年间，各类宗旨不一的大小报刊曾在天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井喷”。据资料统计，“1927～1937年七七事变前，先后创办于天津的各种中文报纸有58种，外文报纸9种，周报2种，画报6种，发行总量超过29万份。其中有10万份左右发往外地，每天在本市流通的报纸在18万份以上。按当时有阅读能力的人口计算，每天平均2.5人拥有一份报纸。为各报提供本市新闻的通讯社有20家，提供国际新闻的外国通讯社有路透社、合众社、哈瓦斯社等6家；为各报打开销售渠道的派报社有18家；为各报承揽广告，吸纳财源的广告社有16家。30年代的天津报纸经营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是天津报业发展的极盛时期。”^[1]

然而好景不长，如此繁盛辉煌的报业市场，随着天津沦陷却发生了“逆转”。

1937年7月29日，驻守天津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兼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奉命率部撤出天津。

翌日，除各国租界外，日军全面接管津城。

至此，天津沦陷。

与持刀横枪的日本兵气势汹汹踏入津城不同，一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名叫大矢信彦的日本人也悄然到津。关于此人，历史资料曾给予如下介绍：“大矢是日本同盟社威望很高的人物，又是日本新闻界外务情报组织‘闻人会’的骨干分子，极得日本军部的信任。大矢于来华前即在‘闻人会’制定建立‘军的机关报’计划，并约请其亲信组成自己的班底。日本军部特指示日本‘北支派遣军’支持大矢信彦的工作。大矢到中国后，‘北支派遣军’给他以‘高级嘱托’的名义，并责成报道部及天津日本陆军特务机关协助大矢完成军部给予的任务。”^[2]1937年8月初，大矢信彦来到天津，就任战前在津城知识界与经济界颇有影响，如今已被日本人收买并已沦为日本“北支派遣军”机关报的庸报社社长。其上任伊始，便对战前天津各报进行控制与打压。例如迁到法租界的《大公报》，因不与日方配合，便遭到日伪的封锁，最终由于报纸送不出英、法租界，而于8月4日被迫停刊，撤出天津。《庸报》表面上标榜是“财团法人”，实际上是日本军部统治华北新闻界的代理人。“为此，大矢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和步骤，使天津各报刊驯服地为日寇侵华效劳，天津事变后，《大公报》《益世报》《商报》等先后停止发行。继续出版的多数是日本特务、亲日分子及报棍子主办的一些小报。一九三七年八月，日本特务机关命令所有在天津出版的报纸、通讯社重新登记，同时派日本特务竹内以顾问名义监督伪天津新闻管理所对各报进行审查。”^[3]审查结果是，到1937年8月中旬，已有《北洋画报》《中华新闻画报》等12家报纸被迫停刊，被批准继续出版的报纸，除《庸报》外，尚有21家，分别为：

1.《博陵报》。

2.《东亚晨报》。

3.《晶报》——1935年2月在津创刊，创办人为陈伯仁，社址在天津河北昆纬路。其形式仿效上海《晶报》，带有明显海派色彩，是纯消闲读物。内容以风花雪月的小品文与影剧消息、评论为主，不登新闻。因为三日刊，故取“晶”字为报名，每期印报两三千份。1938年8月28日，日伪特务机关下令统治天津新闻业，当时天津仅剩的12家报纸只准许7家继续出版，《晶报》不在其列。

4.《中南报》。

5.《午报》——1912年4月刘孟扬在津创办《白话晚报》，半年后又办《白话晨报》，1916年再办《白话午报》。后因白话已成时尚，故将“白话”去掉，改称“天津晨、午、晚报”，报馆统一命名“午报社”。三报实乃一套人马，版式固定，只是内容有别。例如三报均有社论，《晨报》为“晨钟”，《午报》为“午炮”，《晚报》为“暮鼓”。此外，报纸的通俗小说连载也是其特色。早期多刊登高新民根据天津时事编写的《杨三姐告状》《笑而观》《眼前报》《银针计》《春华茂》《南皮双烈女》等。1930年之后，改由名家执笔，先后刊出戴愚庵的社会小说《秋雨销魂路》《花市春柔记》《畸阳红楼》及掌故随笔《沽水旧闻》，李燃犀的“混混儿”小说《同室操戈》《危机四伏》《李代桃僵》《流云锁月记》《粉红色的三不管》《老哏正传》等。天津沦陷后，《晚报》停刊，《晨报》与《午报》获日伪当局批准继续出版，但由于日伪的不断审查与骚扰，最终两报也于1939年被迫停刊。

6.《快报》——1927年创刊，社长赵仲轩，编辑于今生，社址在天津特一区墙子河路（今南京路）。这是一份典型的小报，四开八版，日出两张。报头很小，黑得泛白的“快报”两字几乎被淹没在一版的新闻中。该报较有特色的是小说版面，其二版除上部有四分之一的固定专栏“胡说”外，其余均为各类小说连载。在七七事变之前较有影响的连载说部计有：胡剑光的《女儿国》、胡啸天的《红楼外史》、小高的《妮子漂流记》、潦隐的《新封神榜》等。《快报》本身销量不大，但因为有自己的印刷设备，遂以承办外报印刷及广告业务支撑开支。1936年天津出现了一张特殊报纸，名曰《启明日报》，其创办人为华昌派报社经理苏启明。他每日出报一张，在印出数百张后，便取下自己的报头，供其他报纸随意换上各自的报头再开印，以此谋利并维持自己的广告客户。后期的《快报》便经常在《启明日报》的版面上换上自己的报头，再加上自己承揽的广告，借以勉强维持。天津沦陷后，《快报》虽然躲过了日伪的前两次审查，但在1938年8月28日日伪特务机关“统治”天津报纸的行动中，被取缔了。

7.《亢报》——由天津著名的小报编辑“多面手”金必亢于1935年创办，主编为金梦翁，社址在天津南市广兴大街。报纸内容除时事新闻与本埠新闻外，主要偏重于电影、话剧、戏曲、曲艺等游艺信息，趣味性极强。该报为四开小报，日出一张，销路颇佳，足敷开销。1937年8月虽侥幸躲过日伪审查，但终因没有后台难以应付日伪纠缠而于1938年底自动停刊。

8.《新天津报》。

9.《新天津晚报》。

10.《治新日报》——创刊时间不详。由河北省乐亭县田农在津创办，社址在意租界小马路（今民权路），营业部主任为马增田。报纸内容没有任何特色，乃是以兼办印刷厂维持报社生路。该报每日出版一张，日销两千余份。天津沦陷后的1937年8月底停刊。

11.《天风报》。

12.《晨报》（见《午报》）。

13.《大北报》。

14.《三津报》。

15.《广播日报》——由袁无为1936年在津创办，社址在天津南市广兴大街，后迁至河北中山公园正门马路北。当时天津有仁昌、中华、东方、青年会四家商业广播电台，该报便在每日第三版固定专栏刊登上述四家电台的广播节目。第二版则是电影、戏曲、曲艺的消息与评论。由于各电台的经济来源主要依赖广告，而天津又是曲艺之乡，市民多喜听曲艺节目，故而各电台均将各类广告插播在各种曲艺节目之间，而且有时曲艺演员在演唱的间隙，也兼播广告，于是便形成了以上四家广播电台最主要的娱乐节目均以曲艺为主。也正因此，《广播日报》在当时的最大看点，便是曲艺各个曲种演员的生平介绍、舞台剧照、演出信息及花边新闻。此外，由于当时天津一般的市民家庭都安装有耳机矿石收音机，该报具有一定销路。1937那8月，《广播日报》躲过了日伪对天津报刊的第一轮审查，但在当年年底，由于日伪对天津各家广播电台实行封锁审查，一时间各电台先后失声。失去了电台的依托，《广播日报》也在此时倒闭。

16.《平报》。

17.《民强报》——1936年创刊于天津，社长张俊杰，编辑有韩子华、吴金祥等。该报报型独特，当时小报都以四开为主，但《民强报》乃是一份六开正方形小报，由印刷局代印。其内容除一些地方时政新闻与社会新闻外，其他版面都被妓女、女招待的照片和描写文字所占领，颇适当时底层无聊市民阅读。天津沦陷后，日伪对天津各报重新登记，此时《民强报》尚在保留之列。但仅一月后，当日军再次对天津报纸加强“统治”时，该报停刊。

18.《大路周报》——因资料匮乏，情况不详。

19.《儿童报》——因资料匮乏，情况不详。

20.《华报》——因资料匮乏，情况不详。

21.《市民日报》——因资料匮乏，情况不详。

除以上21家外，1937年8月天津沦陷后，很快又有3家报纸或复刊或创刊，现亦分述如下：

1.《银线画报》。

2.《天声报》。

3.《兴报》——创刊于1938年初，为四开四版日报。其创办人为天津沦陷后第一任伪教育局局长李泰棻，他凭借与日伪“新闻检查所”的关系，申请拿到了开办《兴报》的出版许可证，并自任社长，设报馆于南市广兴大街。报纸主编是在伪市政府工作的李泰棻侄子李育生，实际主持报社工作的是副经理王毓珊。报纸一版的要闻主要来自日本同盟社的电讯稿；二版是文艺副刊“南北极”；三版为影剧新闻、小品文、社会服务及小说连载；四版是平津社会新闻。一、三、四版由天津报界名人金必亢主编，并有其长篇小说连载。后由于金与王毓珊产生矛盾，被王辞退，改由王孑民接替编务。1938年10月该报停刊。

此3家加上此前已被日伪审查通过的21家及已沦为日军“北支派遣军”机关报的《庸报》，在1937年8月至1938年5月，沦陷的天津先后共有25家报纸出版。但为时不长，到了1938年4、5月间，日伪又开始了第二轮报纸审查登记，此次“为了给《庸报》创造控制天津报刊的有利条件，以天津特务机关名义，借口所谓‘新闻统治’，一举取消了所有私人通讯社及半数以上的报刊，除《庸报》外，只剩下《东亚晨报》、《新天津晚报》、《新天津报》、《天声报》、《国强报》、《天风报》、《大北报》、《中南报》、《午报》、《银线画报》、《妇女新都会》和《天津妇女杂志》等十余家”^[4]。在这10余家中，除去《妇女新都会》和《天津妇女杂志》两本刊物外，尚存报纸10家。即使加上已附逆的《庸报》，此时期的报纸也仅有11家。其内容除了均登载“大东亚共荣”及粉饰沦陷区“歌舞升平”外，它们共同的亮点便是都有电影、戏曲、曲艺的报道及长篇通俗小说连载。

1940年，因既没社论也没言论而得以幸存，内容以刊登通俗小说为主的《天风报》，由于支撑其版面达8年之久的神魔武侠小说《蜀山剑侠传》作者还珠楼主，在北平屡遭日伪纠缠，无法正常写作而停稿，《天风报》发行量锐减，再加上此时期报社主人沙大风频遭伪市公署“新闻管理所”的“谈话”，要其在报纸上全面报道“圣战”内容。沙大风在无奈之下，只得求助北平《一四七画报》社经理朱复初，由朱出面向驻津日军报道部部长山家少佐疏通斡旋，最终以报纸刊登日方图片并易名为《新天津画报》为条件，获得继续出版。《新天津画报》说是画报，其实只是在一版增添了几张照片而已，报纸其他版面均与原《天风报》无异。变化稍大的是四版，在原来《天风报》只连载两三部通俗小说的基础上，增添为五部之多。这其中最引起轰动的，便是刘云若的长篇社会言情小说《旧巷斜阳》，此书在当年连载时，曾引发了一场波及平津的有关妇女命运的大讨论。

1943年初，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战略吃紧和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汪伪国民政府也正式向英美宣战。为了全力应付战争需要和挽救战场失利，日伪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其间，他们除了频繁调动军队开赴前线外，更是加紧了对舆论喉舌的钳制。正是在此背景下，1943年6月1日，日伪当局再次对天津的报刊进行整肃。其结果是：在原有11家（含《庸报》）报纸的基础上，再削减5家，只保留《庸报》《东亚晨报》《新天津报》《天声报》《新天津画报》《银线画报》6家报纸和《天津妇女》《每日科学》《游艺画刊》《商钟》《天津》5种杂志继续出版。“尽管如此，这几家报刊也未能维持甚久。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日本侵略者已不再需要更多的伪装。一九四三年秋，在报道部和大矢等人策划下，天津除《庸报》外，只留下一个微不足道的画报和一个杂志，作为《庸报》的装饰品”。画报就是《新天津画报》，杂志则为《天津妇女》。“为了安抚这些被停刊的报社负责人，报道部特命伪情报局长管翼贤亲自到天津办理善后，对有机器设备的报社一律改为印刷所，由日本特务机关配给所需纸张等物资，所有剩余人员，统由《庸报》接收，分别安插到编辑局和经理部。至此，大矢独占天津新闻事业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5]

1944年，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接连失利，不得不压缩在中国沦陷区的力量，以便集中兵力苦撑战局。此时身在北平的汉奸文人时任日伪情报局长的管翼贤“早有独揽华北宣传机构的野心，先是采取渗透办法，向各报安插亲信，为控制各报打下基础”。“此次则乘日寇紧缩之机，径向日军报道部建议，将华北各大城市报纸统一由中国人代办。日寇接受了管的建议，于北平成立《华北新报》总社（由《新民报》改组），管翼贤兼任总社社长。各城市成立《华北新报》地方分社，分社长及主要负责人均由管任命。天津则将《庸报》改组为《天津华北新报》。”^[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