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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观察百代世象，我们依稀幽见，秦政虽强，荀学诚盛，究未能使孔、孟等圣贤绍述、宣示的人类伦理道德价值理性灭迹，未能阻断纯正品质在文人中的脉传，历朝还是不时有士子“慷慨任气”，拒绝趋势投顺，“高步追许由”地坚持道德操守与独立人格、意志；还是不断有陶渊明之类孤高性傲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否决一切暴政伪儒地思恋、呼唤象征保留三代民主文明的桃花源！

特别是近代中国文人中的理想探索者们，更在冷眼向洋看世界中讶然发觉：许久以来一直被法家所排挤、荀学所屏蔽的我们三代民主文明、儒家思想道德价值落生在了西洋！那里“以礼仪为教”“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没有乡愿，只有全民宗祠样的议院、国会，一帮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贤达士大夫受百姓委托议决政事，为百姓服务，国家属百姓共有，不是君主的私产，当政者皆由民作主推选贤能担任……基本都是我们唐虞以前的做法！可在中国，秦政荀学则压制、丢弃了这些，使华夏沦为了土番野蛮者天地，难怪西洋视中国“亦犹三代盛世时之视夷狄也”（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难怪有俄报云：“华人苦到尽头处者，不下数兆。我当灭其朝而救其民。”也难怪欧美诸国纷来侵吞。

由是，见识启发反思，反思促成觉醒：中国之惨败，是君主威权专制败于民主文明政治、病态落后文化思想败于健康先进文化思想。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起来打倒专制，实现民主共和、平等自由？难道能奢望怀有觊觎之心的外人来解救？要知道，“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谭嗣同《仁学·三十四》）！因此，激进派更是索性掀起了推翻私性专制王朝的革命。也因此拿了欧美民主文明政治做样板、西洋政治家当先生。一个两千多年前风起云涌酝酿出家天下专制独裁的国家，于两千多年后由变数与见识拐向回转，重拾孔、孟等圣贤宣示的道德价值理性，催生着公天下的民主共和，使得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放出了走向天下为公大同社会、圆兑陶渊明及世代国人桃源圣境梦想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