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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不妨对身处的现状粗略地做一次扫描。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今日，物质生活有了相应较大的提高，人们早已脱离了“粮不够，瓜菜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窘境，昔日的购物票证也已成了今日稀罕的收藏品。应该说，此时，生民因脱穷而不会起盗心，能循守天道，把准欲望尺度了。

可是，现实却并非如此，偏偏在这样的背景下，还是会有人违拗天道，膨胀、放纵自己的欲望，以致有高官落马，一些为人之师者少了书香气息多了铜钱之味，入室行窃、网路诈骗的毛贼防不胜防，甚而，原本刚硬的执法者被利益腐蚀的卷刃之事亦有发生。概言之，一些人已物化为物奴，在过分的欲望驱使下变得十分疯狂，变得不择手段，变得不成样子。而稍稍察之，这一切又莫不是当年刘嫖者们心性、行为的翻版与泛滥，是历史的重演。这真应了前人的老话：秦人不暇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则不鉴之；故后人哀之复后人哀之！

所幸，华夏民族从来不乏忧国忧民之士。对此，海内外有若许清醒者在追索国民忘性的根因与疗治良方。其中，兰州大学陈春文先生对世态的剥解卓有见地。下面即是他对当下社会的一段把脉：

这些年，“成功”在诱惑着浮躁时代，浮躁的人们……纷纷追逐成功就意味着让人成为单向度的人，畸形张扬可比性，对那些更可珍贵的不可比性则显得无奈与麻木。成功作为一个时代的普适符号，作为大众疯狂追求的对象，显示出社会的粗糙与现实的刚硬，培养浅俗、庸俗与媚俗的道德自觉……

人不仅是自然律的总和，还是道德律的总和，还是所有已知和未知的中介区的总和……人不仅要过自然性的生活，还要过道德伦理生活，不仅要讲物性，还要讲德性……

（陈春文《“成功”：人性的牢狱》）

诚如陈先生所见，当下事态的成型很大程度是源于舆情的引领、煽惑与撺掇，是一种一元型社会单向度地张扬看得见摸得到的物性的可比性，诱使人趋利而急功，激发、膨胀了人对物无止境的欲望。如果是兽，是一般动物，单向度地、罔顾一切地逐功角利，这无可言说。但是，我们是人，虽非神，却也不是一般动物，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多维存在，是生命的主体。因此，虽然做不到如神那样不食人间烟火，圣洁超旷，但也不能像一般动物，只知吃喝拉撒睡，只耽于物丰，而忘却自身的定位，沦为一般动物，毫无人性尊严。就像陈先生所言，人除了过物性的、自然性的生活，还要过道德伦理的生活，遵循天道，保有仁义礼信，保有情感情操。此乃是人与一般动物区别之所在。

自然，这里且还有一个物性生活与德性生活位置摆放，即孰重孰轻问题。这一点是均由个人内心对道德的忠信度决定的。譬如前面所列举的曾子，临终坚要易箦，这说明道德永驻其心，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决不违礼越份。反之，像汉室刘嫖之流，为追逐糜烂的物性生活，内心根本就没有道德的位置。

其实，对此儒家早就有阐述，对人的不同心态、动机与结果做出过预示：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告子章句上》）

以上话告诉世人：修天爵，遵天道，人爵亦从之，会得到自己应有之份；但若不修天爵，或得到人爵而遗弃天爵，为物所惑，一味地违礼越份，贪婪无度，终将身败名裂。应该说，此不特为儒家关于人欲的经典教义，亦是传承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中人生观的精粹。只是，我不知亿万生民有多少能识记这些，尤其在这红尘滚滚、物欲横流的年代。

《诗经·大雅·丞民》曰：“天生丞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伏惟国人有一颗仰望星空的谦卑之心，虔诚秉夷。至少，此后的文人们倘再提及长门宫怨，不只是哀之，更多的应审之、鉴之。

以上之言，聊作千年焦点漫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