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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如此，这道课题该从何认知呢？

其实，从原始层面来讲，欲望，就是人对事物的期求，是人的一种本能。在此，我们可听听原儒主义是怎么说的。《论语·里仁》子曰：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礼记·乐记》曰：

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上面的观点使人知道，富贵是人所期望的，物对人有着无限的诱惑力；有的人之所以对其占有之念不加节制，是因被物所虏而物化为物奴；而人一旦物化，则灭（罔顾）天理，穷尽其欲。乃至“漂沦欲海，颠坠邪山”，什么样的罪恶都可能做出。

因此，以救赎生民社稷为己任的原儒主义者，为杜绝世间罪恶，曾劝诫人：欲不可从（纵）（《礼记·曲上》）。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恢复尧舜周公之礼。并且，孔子还不辞辛劳地跑到列国去呼吁、传输此道。无奈，任圣人苦口婆心说破嗓子，物化的俗人就是听不进去，一味地贪欲争夺，根本无视周礼，弄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致因争权夺利人心不古，尔虞我诈，世道不靖。诚如英国史学家阿克顿所认为：古往今来，人的欲望和感情使世间摆脱不了邪恶。

因而，鉴于此，后儒耽于病重下猛药，到了两宋，程、朱理学遂视“人欲”为万恶之源，将其与“天理”相对立，干脆教人“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完全实行禁欲主义。乃至矫枉过正，用诸多伦理教条绞杀人的本能，屏蔽、扼制人性、自由，羁勒社会前行的脚步，使得世人感到憋屈与窒息，渐为不满，屡出怨言。尤其是近一百多年来，反对封建礼教“吃人”的呼声越来越高，于二十世纪初演绎出一场打倒孔家店的闹剧。甚而几十年后的一段时间里还发生肆意嘲弄、奚落孔、孟二圣及其思想学说的情形，对原儒、后儒不加区分，把压制人性、自由的罪名归咎到前儒伦理道德文化头上，生生让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跟着背上黑锅，代人受过。

实质，这何尝不又是一次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冤屈圣人！那些对原儒主义者的嘲弄反暴露了嘲弄者们自己的无知与可笑。本来，原儒主义从来就没有过要禁绝人欲的意思，反之，倒是对其予以了明确的肯定。如《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至于世间对人欲屡作误判，发生如此大的反复，那只不过是后人对其认识持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偏激观念，未能正确对待所致。

而站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历史制高点的我们，当然不应再重蹈前人覆辙，被偏激的两极所左右，处于充满悖谬的困惑迷惘中。介此，通观、总结两千多年关于人欲的纠葛繁复之情，首先该肯定，欲望是进步的动力，人须有适度的、顺应天道的欲望，这样，社会方能发展、前进，人生、世界才会更美好。其次须明确，人不可有违拗自然法则的、过分的奢望。人是胜不了天的。不然，将因越份侵占引发利益冲突、博弈，酿成争战灾祸。有关这点，原儒主义也早有过明示：

君子……欲而不贪……

（《论语·尧日篇》）

就是赞成人拥有欲望，但不要奢望，这是根本的卫护人性、自由。这种不贪、合于天理的欲望使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他人发展的条件和前提，兼善天下，而不是对他人发展的阻碍、遏制。但若欲贪，人则会觊觎他人之份，悖逆天道礼制，损人利己，以掠夺盘剥他人自肥。甚或把自己穷奢极侈的所谓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滋生出种种罪恶与灾难。

比如，反观刘嫖与王娡作伐刘彻、陈阿娇的婚姻，便是如此。充斥这两个女人心性、行为本质的皆为欲贪，她们的所作所为即是事理的鲜明物象和最好诠释。

再如，陈阿娇霸情凸现的情欲之贪，亦是一种实证（不同的只是其属非物性），是对刘彻发展的阻碍，对他自由的扼制，欲强行建立在对方痛苦之上的一种不道德心性行为。本来，爱情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不出于内心自觉的爱情是不能称为真正爱情的。对于这样的“爱情”，人皆有保持或舍弃的自由，这是每个人的权利。这种自由的权利是人所最宝贵的。刘彻对陈阿娇的那份“爱情”既然不是发自内心的爱恋，不是成年的自择，自然可以自由舍弃。何况这种非真的爱情也已经死了，何况陈阿娇对她的爱情是羁勒他自由的牢笼。

就像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所作《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而说到这位汉家皇后的霸情，及其后来被废的情形，其根源除了前面所说的是她依仗皇亲国戚身份和母亲的扶助之功等使然，她对“夫妇有别”这一人伦之道的缺识不能不说也是一层重要原因。关于此，以《周易》作解：女，与男子的阳相对应，是阴，为坤卦，代表地。

坤卦的属性为柔顺，其内涵是宽容、包容，承载博大，长久地作用于阳。倘若违反其属性，背弃内涵，则破坏阴阳之合，必序坏伤损。而借此，观照长门宫故事中的陈阿娇，恰恰正是这样。

总之，通过对既往“人欲”认知繁复的梳理，至此，何谓人欲，何谓欲贪和人该如何把握自己的欲望，我们已了然于心。因此，作为受道之托的人，理应做“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篇第二十》）的正人君子才是。

然而，纵观当下世人对欲望的认知与把握，却分明“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