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影

一盏灯，一盏玻璃罩子的煤油灯，放在一张用生漆漆得黑红的八仙桌中间。

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的孩子，站在桌边的灯影里。

一双大眼，一双沾着泪花的大眼，木然地盯着桌面。

我，站在桌子另一边，望着他，望着他……几十年过去了，几十年从这灯影里流逝了。

1942年，河南省许昌一带发生大旱。第二年春，地里刚开化，青青的麦苗刚从残雪里拱出来，饥民们就扑向这一线生机。他们啃麦苗，后米啃树皮，啃观音土，紧接着是浮肿病、霍乱……大批的人倒毙了，许许多多村庄断了人烟。能够挣扎着走动的，在最后一刻，离开故土，到外逃荒。人贩子活跃起来，一时间，人口市场兴旺发达。

一向穷困的豫西山地，只因老天爷开恩，农民的地窖里还有几担可供维持生命的红薯，就成了逃荒者的福地，有些不愿做长途贩运的人贩子，也把“货”就近在这里出手。

村上出现了一种奇妙的红火景象，连着几家办喜事，有几个多年讨不到媳妇的光棍汉，当了新女婿。有几户没有子嗣的人家，买回了可以接续祖宗烟火的“螟蛉”。

我春仙姑这时也买了个孩子，用了五斗麦。

春仙姑是我祖母的干女儿。她男人原来跟着我父亲当军需，前几年在太行山同日军作战阵亡了。她没有生养过，守着十几亩薄地独自过活。她是外乡人，为了找个依靠，就认在我祖母身下了。说也奇怪，对晚辈一向十分严苛的祖母，对她这个干女儿，倒很和善。春仙姑三十多岁，手脚勤快，性情豁达，同我家老少都处得好。

一天，祖母使人把春仙姑找来，说：

“仙，如今许昌那边常有人来，我看有合适的娃子你就领一个，有了娃子，你就这样熬下去吧。”

春仙姑有点心动，笑了笑说：

“娘，您老人家给我做主好了。”

祖母又使人传话给保长，再有卖娃子的来，领到她跟前看看。

刚好，当天下午有一个人贩子带着一个女人、一个男娃和一个小妮进了村，保长就把他们领了过来。

豫西人把人贩子叫“拐带”。我从小就听人们讲过许多“拐带”的故事，这些故事听起来都很吓人，最令我吃惊的是说“拐带”的手心涂有蒙汗药，一拍小孩的头顶，小孩就会迷迷糊糊地跟着他走。然后，他在小孩身上粘一张狗皮，卖给远处耍把戏的，或者，卖给开人肉包子铺的……这天下午，我头一次看到的这个人贩子，样子同我想象的“拐带”大不同。他穿长衫，戴礼帽，像集上常看到的外乡生意人。这人有四十多岁，细高个，脸色乌青，薄薄的嘴唇紧抿着，似笑非笑，说话不多，身上有一种森森冷气。我只敢从远处瞪着他，时时注意他的手，虽说他没有青面獠牙，但那手心里谁敢说没有蒙汗药呢！

那女人三十多岁，眼泡浮肿，目光呆滞。男娃和小妮木然地站在她的身旁，男娃剃个光头，穿双露着脚趾的破棉鞋，两个脚拇指，不停地在破洞里拱动。小妮比男娃小，只有六七岁的样子。一根细细的小辫梳得很齐整，辫根上插了一支淡黄色的迎春花。

开始讲价钱了。人贩子提出那男娃要一石麦子的钱。

“你憨要钱是不是？你也不看看这是啥地方？”保长狠狠地白了人贩子一眼，转身向着祖母讨好地说：“老太太看着给吧，不让他白跑一趟就算了。”

人贩子望望站在高台阶上的祖母，躬了躬腰：“保长说得是，老太太随便赏几个吧。”

“你跑一趟也不容易。”祖母开了口，“这娃子就给你五斗麦吧。”

人贩子还想讲价，保长说了：“这猪‘壳馕’孩哪值五斗麦？五十斤红薯差不多。你看他那身骨架，要多少草料往里塞？老太太这五斗麦钱算是叫河水泡了。”保长又白人贩子一眼，“老太太出手大，你还不赶快谢赏！”

“是，是，谢老太太赏。”

付过钱，那男娃算是春仙姑买下了。

那女人低泣起来。她拉拉身边的小妮问人贩子：“俺娘俩呢？”

“走走，不在这里说。”人贩子推推那女人。

猝然，那女人拉着两个孩子走前几步，跪到地上。

“你们行行好，把俺娘仨留在一起吧！”

人贩子急了，上前去扯女人的胳膊，女人发怒地甩开人贩子的手，站起身指着人贩子骂道：“你这黑心的东西，你领俺娘仨出来时，俺男人没要你一点东西，只求你给俺娘仨领一条活路，把俺娘仨卖到一户人家，当时，你答应得多好!如今，你还是要拆散俺!”

“不拆散咋办？”人贩子脸上的青筋嘣嘣乱跳，“一路上走了几个村你也不是不知道？要老婆的不要娃，要娃的不要娘，我不能老带你们白吃。”

“是吗，一卖一窝能卖出个大价钱吗？”保长嘲弄地阴阳怪气地笑了笑。

“这个——”祖母沉吟一下，看看春仙姑，“我看这娃子我们还是不要了吧，免得扯秧添麻烦。”

“不会有啥秧子，不会有啥秧子。”人贩子一面向祖母表白，一面教训那女人，“你不想要娃子好？再到哪儿找这么好的人家？”

那女人怔了一会儿，把娃子向春仙姑身边推推，泣不成声地说：“娃子交、交给你了。娃子小，小，不懂事，该打该骂，你就……”

春仙姑也哭了。“大妹子，如果你放心不下，你还把娃子带去。”

“唉，我带他到哪呵，天呀……”

“大妹子，你记着这地方，等你有个落脚的地方，来个信。”

那娃子一直愣愣地站着，双眼痴痴的，好像眼前发生的事，全同他没有干系。直到妹妹转回身，把发根上那支迎春花递到他手上，他才似乎醒过来，望着娘和妹子的身影，默默地流下眼泪。

春仙姑要祖母给娃子起个名儿，祖母说：“就叫五斗吧。”春仙姑要我妈找了一套我的衣服给五斗换上，又叫我陪五斗玩耍。

但是，五斗总是愣愣的。我把我的画书、木枪、泥马都摆在八仙桌上，他一动不动。在灯影里，我看到他捏着那支迎春花的手指，不停地捻动。

“这花是从哪里摘的？”我想打破沉默。

“是我在坟头上摘的。”

几滴泪水在花瓣上闪动。

大约他正在想那个坟头，想他那个可能已经饿死的爹，想他那个不知走向何处的娘和妹子……

1944年我离开故乡后，再没有见过五斗，可是我常常想起灯影中的他。新中国成立后，虽没有他的消息，但我想，像他那样在旧社会吃苦受罪的人，生活一定会变个样子。我想，他可能回老家去了，同他娘和妹子团圆了；我想，他可能当了干部，出息了。

前不久遇到一个同村的人，我问到五斗。

“五斗还在村上吧？”

“哪个五斗？”他迷惑地看着我。

“春仙姑家的五斗，按说我还得叫他表哥哪。”我说，“他是买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回许昌老家去了吧？”

“没有。”那位同乡淡淡地笑了笑，“他没有回老家，他还在村上。”

“如今他怎么样了？”

“还好，活着。”那人说，“不过，一半活在阴间，一半活在阳间。”

“怎么回事？”我惊异地急问。

“唉，也没啥，这个老实人，前年招了门鬼亲。”

“呵，他孩子死了？”我们那一带，过去有为死去的儿女办婚事的习俗，这是一种迷信。我想五斗怎么如今还办这种事，不觉埋怨道：“五斗怎么还这样愚昧呢!死儿找一个死女，何苦呢!”

“他哪有儿子，是他自己招了门鬼亲。”那人笑了一声，笑得很苦，笑得使人身上发冷。

一阵冷风直钻进我的心底，我觉得浑身的汗毛簌簌发抖。

我向那位同乡详细地询问了五斗这几十年的遭遇。

土改时，春仙姑被划为地主，五斗这时本来可以回老家去，或者同春仙姑划清界限，另立门户。可是实心眼的、不识时务的五斗怀着对春仙姑的一种感念，怀着对这个无依无靠的女人的一种怜惜，没有这样办。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地主娃。

地主娃五斗在那弥漫着阶级斗争火药味的近于野蛮的山村里，逆来顺受地度过了漫长而严酷的岁月。他没有娶亲，他娶不起，也没有哪家的闺女肯嫁给他。春仙姑在“四清”中当活靶死了之后，他就孑然一身，单独过活。极端贫困、屈辱、孤独的生活，把他这个本来念过初中，在绘画方面很有些天分的人，弄得泥塑木雕般的痴呆了。

1979年之后，地主和地主的子孙们取得了公民的平等权利，五斗才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后来又发现连春仙姑的地主成分也属错划，按政策她属于小土地出租者。于是改正，于是人们叹息五斗这几十年的地主娃当得太冤了。叹息归叹息，岁月不复还，当五斗取得做人的资格，当五斗同大多数山民们一样，生活富裕起来，手上有了几个钱的时候，他已是满头华发的近五十岁的人了。

他想成家，年纪却大了。

“前年，邻村有个闺女死了。经人说合，五斗用大红纸包了两百块钱彩礼去。”那位同乡声音低沉，好像在回忆，微闭起眼睛。“五斗请了一辆架子车，请了一班响器，吹吹打打地把死闺女接回家来。这就是他的新媳妇。”

沉默。我不想再听下去。

同乡摇摇头接着说：“五斗心善，心实，他给死闺女换上新衣服，停在房内三天。他守了三天，整天坐在屋门口，望着树梢发呆，有时不知为什么轻笑两声。把新媳妇埋了之后，五斗的魂好像也跟进了地下。原本他备了料、款，打算冬天盖三间新房的，也不盖了。先是给你春仙姑圈了墓，迁了坟，接着又圈一个大墓。他交代，等他死后，就把那闺女的棺材迁过来。他在这墓里真没少花钱，也没少下功夫。一有空他就到墓里去画，砖壁上都快叫他画满了。他画太阳，画月亮，画星星，画草，画花，画鸟，还画了一对大蝴蝶，还画了春仙姑和那闺女，还画了男娃和女娃。进去看的人都说画得真，画得好——”

“这么说，五斗的新房盖在地下了？”我打断那人的话，怔怔地望着他。

“五斗苦呀！”他长叹一声。

我又想起那灯影。

五斗真苦。

五斗，你一生生活在凄迷的灯影里，你见过多少阳光呢？

1985年8月16日—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