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的雪

故乡的村子一直下着小雪，一到晚上就会变成暴风雪。

时间还早，不到睡觉的时候，我拿着一本看到一半的书走上二楼。

房间里没有暖气，脚掌接触到榻榻米地面的寒气便倏地僵硬起来，身体也随之向上绷起。我本能地踮起脚尖走路，像孩童时代一样故意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寒冬时节来到老房子，距上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这里已经很久没人住了。初春和盂兰盆节的时候，我和妻子一起过来住了几天。我的父亲、长兄、母亲的葬礼，还有很早前就一直的独居的没有孩子的大嫂的三年前的葬礼，都曾在这里举行。

透过从屋外而来的光线，能窥见雪花在外面不规则地飞舞着。山的深处已很朦胧，像个黑影子蹲在那里。

十二月十五日起，我在山形美术馆举办了摄影展“PERSONA”。展出的作品除了去年夏天在东京摄影美术馆举办的“东京肖像”和印度、安纳托利亚的作品外，又增加了三百幅。在故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摄影展还是第一次。

展览开幕前夕，我住在市里的酒店，昨晚才返回老房子。老房子所在的村落距离山形二十公里，位于月山的山脚下，所以雪积得更厚。然而比起昭和三十年代我成长的村子，此时尚未被雪完全覆盖的此地却宛若他乡。

妻子感冒了，独自待在有暖气的一楼，而我睡在以前蜗居过的二楼。在被窝里躺着看书，不一会儿指尖就僵冷了。我赶紧把冷透的手缩回有电热毯的被窝中，这么一来，露在外面的脸就更觉得冷了。我像木乃伊一样躺着，枕边的恒温箱发出一阵小小的声音。微弱的声音让我想起以前那令人怀念的电褥子。

那时候，水洼里的水刚开始结冰。我那刚去东京工作的哥哥给家里的父母寄来了电褥子。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说到电器，我家也就只有在山形大学上学的二姐的熨斗。对于中学生的我来说，印有制造厂商英文标识的包裹就像是运输文明的箱子一样。

茅草房里没有插座，从天花板延伸下来的电灯的两根电线连接着电褥子，绿色的电线因为寒冷而变得僵硬。

“真暖和啊！”我的父亲自豪于大儿子的孝顺。只是拉长插座电线后没几天，他就抱怨道：“和在暖桌底下睡觉一样容易疲乏。”那之后他便不再用电褥子了。我的父亲脑袋秃秃，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有用手绢擦脸的习惯。据他自己说是因为从小得了猩红热，可我的母亲不信他。

父亲嗜好抽烟。小时候我半夜醒来，总是见他单膝跪坐在有发光小灯泡的地炉旁吞云吐雾。一根抽完还不够，他总是拿着烟头在手掌上碾开，把里面的烟丝塞到烟管里再吸上几口。银色烟管表面镌刻着薄薄一层龙的图案，烟油把烟管塞满后，就用放在地炉里灼烧得通红的自行车轮辐穿过烟管，如此一来，捻子就能细致地将烟管清洁好。

我想起父亲的烟管图案时，一辆正在上坡的汽车的车灯照亮了屋子，房间的横木上悬挂着的一幅荷兰风车景色刺绣图瞬间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是我三姐在高中美术课上制作的，据说还在校长室里展示了半年左右。时隔五十年，它仍旧没有褪色的痕迹。过去我和她关系不错，但六年前在一位家人的葬礼上一别后再没见过。后来大嫂的葬礼她也没来参加，偶尔电话问候时她总说自己身体不好，膝盖痛。

楼下妻子的咳嗽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不禁想起了坡上藏造爷爷的脸庞。藏造爷爷总是穿着棉布汗衫和束脚阔裤，初秋到第二年开春则终日里系着一条脱毛的野兔毛围巾。那时候的老年人因常年在田地里干活而面容沧桑，如同课本里描述的绳文人的长相。藏造爷爷跟他们不一样，他就像大山里慈恩寺山门的仁王像一样有一张恐怖的脸。小时候我在土坡上面滑橇，他总是大声训斥我说“危险”，好不容易把坡弄得光滑无阻，他就会在上面撒煤灰。藏造爷爷一大声说话就咳个不停，一股奇怪的臭味扑鼻而来，非常讨厌。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是龙角散的味道。

爷爷去世的那天，雪沉沉地下着。葬礼队伍的最前方是举着龙头旗、身穿黑纹服的村民们，大家向着被白雪覆盖的田野中的焚烧场缓缓行进。再后来，河对面建起了一座火葬场。藏造爷爷大概是最后一个在这片木瓜田里被焚烧的。

风咻咻地吹着电线，仿佛在追忆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