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庞兹先生却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一开始，扎罗斯的逃跑的确引发了人们的焦虑，一些储户也实在让人厌烦。他们四处散播消息，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他们威胁扎罗斯的家人，甚至还妄言要杀了我。但事态很快就平息下来，他们通常如此，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将会有更多的银行高管自杀，他们再也无法开着劳斯莱斯兜风，也不能在红木书桌前悠闲地抽着昂贵的雪茄了。这是银行变相支付给他们的保险金，他们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把腊肉带回家。“但愿不会如此！”

扎罗斯的家人搬离了他们豪华的住宅，跟着我住进了一所带有家具的房子里。为了省钱，我们不得不和房东太太共用厨房、洗澡间、客厅和餐厅。我偶尔干一些并不稳定的工作，扎罗斯的两个比较大的女儿也出去工作，他的妻子待在家里做饭，照顾家庭。

我们过着一种非常平静、近乎隐居的生活，就像一潭死水。我们基本上哪儿都不去，晚上就呆坐着，直到哈欠连天的上床睡觉，但这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我当时26岁，血气方刚，很容易受到女孩子的吸引，而扎罗斯的长女年方二八，长得非常漂亮，我们很自然地爱上了彼此，晚上再也不用只打哈欠了。

我的老同学常来家中拜访，他和我年纪相仿，同样容易拜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他和我爱上了同一个人，不过我略胜他一筹，他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

虽然我俩爱上了同一个姑娘，但在我看来，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因为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他也喜欢扎罗斯的长女，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但已经太迟了，这件事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据我推测，情场失意可能导致我的这位老同学近乎疯狂，否则，除非是背信弃义，要不然任何一个神志健全的人都不会像他那样对我。

这是1908年夏天发生的事儿。有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他想清算一下扎罗斯银行在西部支行的利息和债务，扎罗斯银行在西部有三个支行，一个在安大略省的萨德伯里，一个在亚伯达省的卡尔加里，还有一个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弗尼，我参与创建了这些分行，当然对它们了如指掌。

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去，因为他对英语一窍不通，对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以及银行的业务也所知甚少。他希望我先去，他随后就到。我告诉他我无力承担这次旅途的费用，他告诉我会为我支付这笔旅费，并且还会给我一些佣金，我答应了他的请求。

按照之前的约定，我们星期六在圣詹姆斯街会面。我们一起走进了霍查拉加银行，他在那家银行开了一个账户，然后提供给我一张支票作为担保，那时应该已经临近歇业时间，或者已经停止营业几分钟了。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告诉我，那时已经没有办法将支票兑现了，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是真话。

我本来打算下个星期一就出发的，无法将支票兑现就意味着我无法成行。因为去那么远的地方，可能要在那边待上一两个月，我必须准备一个旅行箱、一些衣服和其他必需品。我本来计划当天下午去购买这些东西，不过他说也许能在别处兑现。

到了晚上，他来到我家，手里仍然拿着那张支票，看来并没有兑现成功。

他说：“还有机会，霍查拉加银行的一些支行在星期六晚上也会营业，你怎么看，我们要不要再试试？”

我同意尝试一下，于是我们走出家门来到圣凯瑟琳大街，那里有一家霍查拉加银行的支行，他走过去和出纳员说了几句话，随后拿到了大约400美元的现金。

我们离开银行后购置了一些旅行必备的东西，我的行李还没有装满半个箱子。

“明天我把我的一些行李装进这个箱子。”说完他就离开了。

第二天他来的时候，带来了他想让我捎带的东西，主要是一个装着文件的大信封，他还给了我200美元现金，告诉我他一早就会去买车票然后带过来。

星期一上午，我又出去买了一点东西，回到家的时候大约11∶30，我刚踏进家门，两个便衣警察就把我逮捕，冲进楼上我的房间内。他们从我身上搜出了那200美元，还将旅行箱翻了个底儿朝天，在我老同学的文件袋里发现了一些空白票据。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没收了，把我带到了警察局，在那里，我被指控犯有伪造罪，被单独监禁。

我茫然不知所措，完全摸不着头脑，根本不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更糟糕的是，我不能见任何人，也无法和任何人交谈。

很快，警察局就把我转移到了监狱，在那里，我可以和外界通信，但是我寄出去的信件全部石沉大海，也没有人来探视我，我读不到任何报纸，好像被活埋了一样，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

监狱里的状况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里面肮脏污秽、蛆虫横生。当我看到监狱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自己肯定忍受不了24小时，所以我绞尽脑汁想摆脱这种境遇。我蜷缩在床的角落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墙壁，把手里的毛巾嚼成碎片，在我身边经过的狱友把我的情况报告给了警卫，他过来查看了一下，然后把我转移到了监狱医院。

在医院里，我故意模仿印第安人战斗时发出的呐喊声，并且爬上墙去抓窗户上的铁栏杆。两个看护架着我，给我穿上了束身衣，一连几个小时我都一动不动。随后我又假装自己好像得了癫痫病，他们不仅脱下了我身上的束身衣，还给我安排了一个床位，这小小的诡计使我能继续待在医院里。

我待在监狱里的那些日子，情况虽然不容乐观，但还可以忍受。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通过监狱中惯用的消息通道，我得知扎罗斯前天晚上也被关进了这间监狱。美国警方将他从墨西哥引渡回来。我请求见他并得到了允许。

很显然，我的老同学出卖了他，由于没能和其他债权人达成协议，也无法接管扎罗斯的财产，我的那位同学将这一切归罪于他。他本来想敲诈扎罗斯夫妇，但是没能成功，于是便掉转枪头，凭借扎罗斯一开始给他的那张伪造的票据，要求警方将扎罗斯引渡回来。

我和扎罗斯凑在一起，在分析了眼前的局势之后发现，只有我才能证明他有罪，我的老同学并不能做到这一点。但我现在身陷囹圄，不能逃脱这个国家的管辖。所以，现在事情的关键在于我的选择，是和我的老同学同流合污，做一个卑鄙无耻的骗子，还是支持我的老朋友——我女友的父亲。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我也不能犹豫，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扎罗斯。

几天之后，法庭要求扎罗斯接受审讯，我作为证人也被传唤。我的老同学首先出庭做证，控告扎罗斯伪造了票据。我在他之后出庭，在回答了一些基本的问题之后，他们向我出示了那张票据。

他们问我：“你之前见过这张票据吗？”

我回答道：“是的，我见过，法官。”

下一个问题紧接着就来了：“你在什么情况下见到的？”我回忆了当时的场景，说我是在圣詹姆斯街的酒吧里见到的。

那位皇家检察官接着问道：“当时有谁在场？”

我说我和我的老同学在场。

检察官进一步问：“还有其他人吗？”

我说：“没有了，先生，只有我们两个！”

那个检察官有一点恼怒地问道：“难道扎罗斯没有在场吗？”因为我被认为见到了他在现场。

“没有，先生，扎罗斯没有在场。”我坚持道。

那位检察官又从另一个角度向我发起攻击。

他直截了当地问：“你知道谁写了这张票据吗？”

“我知道！”我平静地回答。

“谁写的？”他步步紧逼，认为我已经无路可退。

“我写的。”我回答道。

“你写的？你写了这张票据？”检察官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答案后大吃一惊。

“是的，先生，我写的！”我想站在樱桃树下的乔治·华盛顿也不过这么淡定吧。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干的。”我回答道。

审讯就此结束，我的老同学一怒之下离开了法庭，像个疯子一样。法官宣布结束庭审，他们放了扎罗斯，但要求他在20个小时之内离开加拿大，而我又回到了监狱里。

在我离开法庭之前，那位法官，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向我走来。

“你自己知道你撒谎了。”他用意大利语小声对我说。

“当然，我撒谎了，但是你并没有证据啊。”我微笑着对他说。

“我不会责怪你，查尔斯！扎罗斯虽然可恨，但也比那个原告要好。”

回到监狱，除了等待对我的审讯，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扎罗斯已经离开了蒙特利尔，他的家人不久之后也离开了，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去了哪里，我的那位老同学，当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记得我是10月份接受的审讯，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对我的那些控告的确切性质。我被指控伪造了那张我同学作为担保提供给我的支票，但那张支票上的钱已经被他取走了，我压根儿不记得他伪造了谁的名字，我记得好像是一个轮船经纪人，金额大约是400美元。

我坚称自己无罪，法庭好像传唤了四个证人出庭做证。一个是被伪造了名字的轮船经纪人、两位侦探以及那位银行出纳员。那位轮船经纪人说他认识我，说我处理扎罗斯银行的事务时偶尔会到他的办公室去，这倒是真的。他还说那张支票是我从他的支票簿的背面撕下来的，毋庸置疑，肯定有人从他的支票簿上撕下过支票，但他无法证明是我做的，因为在那个时间，他并没有亲眼看到我出现在他的办公室。

那两名侦探证明在我的旅行箱里发现了许多空白支票，还有在我的口袋里搜出了200美元。

法官问：“那200美元呢？在这儿吗？”

“没有，阁下！”一位侦探说。“我们已经将钱还给银行了。”

“还给银行了？”法官吃惊地问。“这是谁的命令？”

其中一个侦探解释道：“很显然那是银行的钱，我们没理由拿着它。”

“问题是，”法官打断了他的话，显然有些生气，“难道警察局自行判断这些钱是不是关键证据吗？如果这是一位穷人的钱，他肯定无法这么轻易地拿回来，但这是大银行—霍查拉加银行的钱，警察局就要为了方便银行而违反常规，甚至触犯法律吗？”

“我将停止对这一案件的审判，并重新审理这一案件，我想知道，到底谁应该为毫无根据地归还那笔钱负责任。因为那笔钱被合法地辨认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被告有没有罪，他有权利看到那所谓的不利于他的证物，除非那笔钱在这个法庭上被确认是某个人的财产，否则他有权持有那笔钱。”

这次休庭被蒙特利尔当地的报纸大肆报道，这次休庭之后，我兴高采烈地回到了监狱，理所当然地认为法庭会拒绝受理此案，这个想法表明，我对当时的法官是多么一无所知啊！

事实上，当庭审再次开始时，法官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他绝口不提钱的事情，最后一位证人，也就是那位银行出纳员出庭做证。

法官指着我问他：“是这个人提供了支票并且取走了钱吗？”

那位银行出纳员说他“推测”我就是那个人。他承认，他已经三个月没有见过我了，但是他说提供支票的人高高瘦瘦，剃光了胡子，头发锃光发亮，显然那并不是我，他的描述更符合我的老同学。

接下来的身份鉴定是一个弥天大谎，但却得到了认可，一切都在那一天尘埃落定。那一天我不能开口说话，因为我有辩护律师，我并没有要求请辩护律师，但他自愿免费为我辩护，因为我使他的委托人免遭牢狱之灾。

他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沉默的律师，坐在这位律师旁边的卡尔·柯立芝却一直在喋喋不休。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从未反复盘问过一位证人，从未提出过一次反对，从未看过我一眼，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代表我粗略地进行了如下陈述：

“如果法官大人允许，我希望法庭能够宽恕我的委托人。”

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几乎站立不稳，实际上在法庭还没有宣判我有罪之前，他就已经承认了我的罪行。不过我很庆幸他没有说更多的话，要不然法庭得判我绞刑！

最终，法官做出了如下判决：

“尽管律师为被告做了精彩的辩护，但铁证如山，我不得不宣布，被告犯有被指控的伪造罪……”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法律的不确定性。

“现在，你没听错吧？律师为被告做了精彩的辩护！”其实，他这样说也无妨：“由于律师失败的辩护，迫使我和律师团都不得不相信，被告的确犯下了被指控的罪行……”一切就到此为止吧，换另外一种方式情况也不会好太多！

几天之后，我被判三年监禁，服刑的地方在圣文森特·保罗监狱。同一天下午我就被转移到了那里。一个小时之后，我敢说就算我亲妈都不认识我了。我洗了澡，刮干净了胡子，头发被剃光，穿上丑陋无比的囚服，他们给我拍照、编号，采集了我的指纹，从那一刻起，我不再是一个有自己名字的公民，而是一个只有编号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