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事情的发生，使庞兹先生拥有了一个善于分析的头脑，最终，关键的时刻终于来了

圣文森特·保罗监狱里没有供罪犯学习的地方，犯人能够做的只有一件事儿—坐牢。这个监狱简直就是中央刑事法庭、巴士底狱以及大名鼎鼎的、关押基督山伯爵的监狱的复制品！

我睡在一张麻袋片做的床垫上，里面装着玉米叶和谷物壳儿，牢房在一个地下室里，暗无天日，这个监狱绝对是苦修和忏悔的好地方。但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能说自己见到的都是无情和残忍，虽然这里的规定很严格，极度残忍的行为随处可见，但罪犯不会无缘无故受到虐待，也不会遭受惨无人道的惩罚。

徇私枉法在这里并不奏效，不管你是银行家还是工厂小工，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你能凭借的只有自己的实力。所有人都不得不从头做起，凭借自己的勤勉和良好的表现获得更好的机会。监狱外面所谓的影响根本越不过那道高墙，但仍有晋升的机会。这里的工作有好坏之别，你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特权，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去一个逼仄的工棚，那里只能“身材矮小的进去，大个子根本进不去”，把大石块敲碎成小砂砾，一天七八个小时做着重复的工作，我坚持下来了。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我一直待在那个工棚里。我计算过，我敲碎的石块可以铺遍整个黄石国家公园了。我对这份工作已经驾轻就熟，我想他们为了让我继续干这份工作，肯定将落基山脉中的好几座大山都挖空了。自从我干了这份工作之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我眼里都不一样了，如果他们让我再干久一点，我都能把那个省弄得比锅饼还要平整！

最后，我的能力得到了认可，被提升到监狱铁匠铺里当记录员，从那里又去了首席工程师的办公室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典狱官的办公室。至此，除了出狱之外，我已经没有升职空间了。

作为典狱官的帮手，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到监狱的任何地方，而不需要警卫的陪同。我有权和其他囚犯谈论公务，当然，一个距离我40英尺开外的警卫根本不知道我是在谈公务还是私事儿，所以我经常和他们聊天，和一位前银行家聊得尤为频繁，因为我非常想知道，一张伪造的支票在上个周六晚上刚刚兑现，我怎么能够在星期一就被抓了呢？

首先，伪造的签名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发现，其次，我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那张支票上，银行和警察局也对我一无所知，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内，我怎么就和那张支票扯上关系了呢？这是怎么想都不可能的事情。

神探勒考克和夏洛克·福尔摩斯都不可能在48小时之内查到那张支票和我有关，就算是魔术师和预言家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即便是一个天赋异禀、具有超强想象力的人，也应该先去那家船运公司，接着他们可能才会联系到我身上。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两个目光短浅的侦探，虽然他们搞错了，但竟然比勒考克、夏洛克·福尔摩斯，甚至比预言家还要神速！

当我把这些情况都告诉那位前银行家时，他说，很显然，有人向警察和银行泄露了消息。

“你看，”他对我说，“这张支票是银行总部开出来的，然后星期六晚上在支行兑现，星期一早上10点之前，这笔账目根本不可能从支行转到总部。”

“一般情况下支票总要在银行保留一段时间，有时候为两三天。总部一般没有办法检测出支票是不是伪造的，因为在鉴定的时候，他们一般不会检测伪造的签名。写在支票上的那个人当时根本无法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只有当月底银行给他寄送报表时他才可能知道此事。”

“我相信，除了我和我的老同学之外，没有人知道这张支票的存在。”我赌气地说。

他用毋庸置疑地口气说道：“很明显，是他向银行泄露了消息。”

我像被穷凶极恶的事情吓得毛骨悚然一样，“不可能，”我大声地喊道，“我不相信会是他，另外，他也不可能给我招致这么大的麻烦而自己置身事外。”

“真的是这样吗？”那位银行家一脸嘲讽地说，“醒醒吧，可怜虫！现在的事实是你麻烦缠身，而人家却逍遥自在。”

“是的，但那是因为我在法庭上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依然在为他辩护。

“就是这样，他可能就是算准了你不会出卖他。”他反驳道。

“为什么我不会？”我问道。

“因为即便你最终明白是他在幕后策划了整件事情，但你不可能为了洗脱自己而指控他。”这位银行家回答道。“指控他的证据和指控你的证据一样有力，你们两个或许都犯了罪。顺便问一下，”他问，“他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

“从那之后你见过他吗？他给你写过信吗？他给你提供过任何形式的帮助吗？”这位银行家抛出一系列问题来诘问我。

“没有。”我垂头丧气地承认道，不得不佩服他的逻辑思维能力。

“看在上帝的分上，醒醒吧，你做的这一切都毫无意义！”那位银行家大声吼道，“报复他，向银行写信告发他，他们会帮助你摆脱这个鬼地方的。”

“哦，我不能那样做！”我拒绝了他的建议。“如果我和他有什么恩怨的话，我也会当面和他解决，总有一天，我会抓住他的。”

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打听一个不想让你找到的人是多么困难。实际上，我打听到他一直就在西海岸活动，我听说他买了几个电影院，这几年来他一直都在从事这份工作，然后，我就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最可能的原因是，在当时，他并不是这个国家唯一从事电影行业的人，肯定还有其他人在从事一样的工作，比如阿道夫·楚克尔。一些人做得很好，而一些人就没落了，例如楚克尔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获得了这个行业的垄断权。但是我的老同学就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如果他没有死，那他一定是成功地隐姓埋名，让所有的人都认不出来了。但从那以后，我们的确没有再见过面，也许再见面时已经物是人非了。

我之所以知道他的行踪，完全源于我在蒙特利尔的女房东的一次来访，在我和那位银行家交谈后不久，她来到监狱探视我。我非常想知道外面的消息，关于我女朋友、扎罗斯，以及所有我认识的人的消息。

“扎罗斯应该还在美国，”她告诉我，“但我不知道具体在哪儿，我也再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

“也没有安吉丽娜的消息吗？”我问道，安吉丽娜是我的女朋友。

“没有，你呢？有没有她的消息？”她反问道。

“没有，”虽然极不情愿，但我也必须得承认，一想到她如此绝情地抛弃了我，我就非常难过。“她也认为我犯罪了吗？”

“我也不知道，关于这一点，她并没有说太多。只是有一次，她提到了你的老同学，说他知道的可能比我们认为的要多得多。”房东回答我说。

“她这样说吗？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一脸疑惑地问。

“我也不知道，”她说，“可能是他一直骚扰她，让她不胜其烦。”

“他一直骚扰她吗？”我大惊失色地问，“什么时候，在我入狱之后吗？”

“不是，当然是之前啊！”房东对我的失察似乎有点失望。“你怎么了？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他也深深地迷恋着安吉丽娜。”

“当然没有，”我说，“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

“哦，你们男人都一样！”她懊恼地责备我，而我也哑口无言。“当男人迷恋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从来都不会注意她身边发生的事情。”

我一脸羞愧地说：“也许你是对的，不过再告诉我一些消息吧，我老同学现在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她回答道。“自从你被捕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听说他去了西部。”

“他没有写过信吗？”我问道。

“没有，”她说，“但是我曾经和一位在那边见过他的人聊过天。”

“他在做什么？”我打破砂锅问到底。

“他好像结束了扎罗斯支行的业务，如今在做自己的生意。”她回答我说。

“什么生意，在哪儿？”我想一探究竟。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好几个地方呢，我想，可能到处都有，”她告诉我，“我听说他在西海岸不是买了就是建了几个电影院。”

“他一定做得很好。”我说。

“他们说是这样的。”她对我的话表示赞同。

她的这次来访让我知道了想知道的所有消息，我清楚地知道了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毫无疑问，肯定是我的老同学陷害了我，由于自尊心作祟，他策划并实施了这次犯罪，然后嫁祸给我，把警察引到我家里来。现在他过得风生水起，而我在……坐牢！

幸运的是，所有的事情都有结束的时候，也包括刑期。我出狱的日子也在一天天临近，的确不是很快，但也在慢慢临近。事实上，比我想象的要快一些，因为我没有将意外情况计算在内。不要紧，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提前出狱。

事情果然如愿以偿，1910年7月13日，我正坐在办公室的打字机前，典狱长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

“查尔斯，”他将那张纸递给我说：“马上给我复印一份。”

“好的，阁下！”我接过他手中的那份文件，把纸放进打字机里。我把那份文件放在我面前，开始打字。这是一封从总督办公室发出的信函，我打过无数份这样的信件，它们的开头大同小异，这好像是一封赦免令。

我机械地打着字，直到看到同狱犯人的名字，典狱官站在我身后望着我。当写到一个名字的时候，我都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使劲揉了揉眼，又仔细看了看那个名字，是的，它在上面，这次像外面明媚的天气一样清楚了，不需要有任何怀疑，我已经有20多个月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那是我的名字。

典狱长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查尔斯，这是你应得的。”他的话语里充满了父亲的关爱。“一开始，你入不入狱由不得我决定，但恭喜你，刑期终于结束了。赶紧走吧，换身衣服，应该还能赶上下午去蒙特利尔的火车。”

他不需要再提醒我一次，我的心里乐开了花儿，飞奔到监狱里的服装店，穿上他们递给我的第一身衣服就走。谁在乎到底合不合身？谁关心形象好不好？我关心的只有一件事—自由！几个小时之后，我走在了街上，虽然穿得有点怪异，浑身上下只有5美元，但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欢喜，我重获自由了！

1. 　1863年，埃米尔·加博里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侦探小说《血案》﹐里面塑造了侦探勒考克先生的形象，可谓是欧洲侦探形象的开山鼻祖——译者注
2. 　阿道夫·楚克尔，40多年来一直从事电影行业，被誉为“美国电影之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