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敲钟人（代译序）

张冰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俄国作家、政论家、哲学家、革命活动家。1812年出身于莫斯科一个官僚贵族家庭。由于是私生子的缘故，所以他不能继承父姓，但他父亲很爱他，给他取赫尔岑为姓，德语意为“心”，并使其受到良好教育。在具有进步思想的家庭教师启蒙教育下，赫尔岑从小就萌发了向往自由、憎恨专制制度的进步思想。少年时代深受十二月党人起义影响，曾与挚友奥加廖夫在莫斯科麻雀山上发誓，要为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1833年赫尔岑以优异成绩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并获硕士学位。但沙皇政府却以“对社会极为危险的自由主义者”的罪名逮捕了他，旋即把他流放到许多地方。流放生活使他亲眼目睹沙皇官僚机构的腐败和农奴制度的残酷，坚定了他反对封建专制和农奴制的革命立场。

1842年赫尔岑回到莫斯科，以笔做武器，投身思想斗争的战场。从那时到1847年，他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内容涉及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在此期间发表的主要著作有《科学中华而不实作风》和《自然科学研究通信》等。赫尔岑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无限存在的。意识是自然界派生的，思维的规律是被意识到的存在的规律。他通过哲学著作宣传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宣扬“社会革命的必要性”。这些著作的发表很快使得赫尔岑和当时在彼得堡的别林斯基齐名，成为俄国进步思想界的领袖。列宁称赞赫尔岑的哲学思想“竟能达到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

1847年3月，赫尔岑携家来到孕育革命风暴的法国。10月，他赶到爆发民族独立运动的意大利。当他在罗马听到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消息后，备受鼓舞，又日夜兼程赶回巴黎，但却成为一段腥风血雨历史的见证人。他的革命活动招致反动势力的进一步迫害。法国政府搜捕他，沙皇政府不允许他回国。1849年他来到日内瓦，全家加入瑞士国籍。1852年他侨居伦敦，创办《北极星》《钟声》等革命刊物。刊物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俄国，对俄国的革命运动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期间，他还写成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家庭的戏剧》——赫尔岑著名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的一部分——所讲述的故事，也是在此期间发起开端的。

赫尔岑既是那个时代先进的俄国知识分子，更是那个时代的革命家。世界各地所发生的每一场革命运动都牵动着他的神经。巴黎“六月起义”的残酷现实给了他异常沉重的打击。“觉醒的意大利”和“革命的法兰西”，在他的心目中是可以寄托希望的地方，这种希望昔日在他的祖国、沙皇的绞刑架上破灭，今天又为巴黎全城的断壁残垣所掩埋。然而，对于曾经遭到沙皇当局监禁、流放和驱逐的赫尔岑而言，真正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六月及其以后的日子是很可怕的，它们是我一生的转折点”，赫尔岑嗣后曾这样写道。法国革命的悲惨结局，似乎隐隐预示着他生命中阴暗岁月的来临。当月，一个不速之客闯进了他的生活，寄居在赫尔岑家里，用花言巧语骗取了赫尔岑妻子娜达丽的同情，逐渐引起了赫尔岑的警惕。两年里，赫尔岑夫妇的平静生活被这位名叫黑尔威格的有着一副反复无常小人嘴脸的德国诗人彻底打破，两人陷入了感情危机，甚至直到黑尔威格离去以后，无耻的诽谤和谣言仍然缠绕着这个家庭。1851年，夫妻的感情裂痕逐渐弥合，正当赫尔岑满怀憧憬地开始新生活之际，他的母亲和长子竟突然在一场撞船事故中罹难，同时娜达丽也一病不起。悲痛欲绝的赫尔岑到殡葬所去认领遗体，却始终没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赫尔岑还必须担负起维持家庭生活的重任。即使是漂泊无主，他也时刻没有忘记自己在异国他乡还不能不是俄罗斯精神的代表。当内心的悲伤和外来的凌辱一齐向他兜头倾泻而下时，赫尔岑并未被压垮，而是坚强地挺立了下来。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甚至无法想象的痛苦，赫尔岑默默陪伴在妻子娜达丽的病榻前，直至她在鲜花丛中安详离世。他在《往事与随想》中沉痛地说道：虽然他毫不怀疑自己对妻子有无限的热爱，但不能不承认自己也参与了杀死妻子的罪行！

一个以革命为职志的人格高尚的伟大的文学家，却偏偏命途多舛地与黑尔威格这样明目张胆的小人相遇，真令人不能不慨然兴叹：天憎英才。真所谓恶人先告状，他竟然在赫尔岑迭遭不幸之际落井下石，来信提出决斗，语气之刻毒令赫尔岑的朋友们忍无可忍。但是，赫尔岑以他俄国革命家的尊严傲然拒绝了对方的挑衅：“……多少人带着自豪而庄严的面容，忍受了生活中的种种灾难，监狱和贫穷，牺牲和劳苦，宗教裁判所和我不知道的一切，最后却由于一个不务正业或卑鄙无耻的小人的狂妄挑衅，死于非命。”（《往事与随想》）

《彼岸书》又译为《来自彼岸》，收录了赫尔岑写于1847-1850年革命前后的文章，是赫尔岑在1848年法国大革命前后精神探索的叙事。他在《彼岸书》中自称这本书是他所从事斗争的“纪念碑”。的确，对于了解赫尔岑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思想轨迹而言，《彼岸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长期以来，国内缺乏《彼岸书》的全译本，这对赫尔岑研究是十分不利的。据考证，国内最早提到赫尔岑《彼岸书》的，是金一。金一（1874-1947），原名松岑，清末著名进步知识分子。曾在其1904年编译的《自由血》一书中，首次涉及赫尔岑的作品。其中提到一篇文章《暴风后》，称该文写于法国二月革命失败之际，此时的赫尔岑正处于深深的绝望当中。金一这里提到的《暴风后》正是赫尔岑《彼岸书》中的第二章。“这是《彼岸书》首次出现在中国读者的视野中，虽然只是寥寥数笔，但是对于《彼岸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而言，实有开创之功。”（徐凤林：《赫尔岑的〈彼岸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彼岸书》出版时署名为伊斯坎德尔著。1850年出版德文版。俄文版出版于1855年。经作者审订的第二版1858年出版于伦敦。书中文章曾于1949年秋在苏黎世发表。后根据与出版商坎佩签订的合同于1850年春将全部印数运往汉堡，在汉堡加印封面和扉页。《彼岸书》的这一版是匿名出版的，而且和嗣后各版不同的是，全书分为两卷。《雷雨之后》前后各为一卷。1849年夏，赫尔岑起意把自己文集的德文版单独出版单行本。赫尔岑亲自用德语直接从原文口译，由文学家费·卡帕听写并记录，译出了德文本。赫尔岑在1849年9月27日给莫斯科友人的信中说他的译文大获成功。但是《彼岸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第二版却终究未能面世。而收入该书中的各篇文章，却散见于各类法文、德文甚至意大利文的杂志和刊物上。《彼岸书》俄文版初版出版于1855年的伦敦，作者署名为伊斯坎德尔。书中所收文章略有增删。此书1858年于伦敦再版。1861年在莫斯科地下石印版《彼岸书》，是对1858年伦敦版的再版。1955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所出版的版本，就是对1861年莫斯科版本的再版。我们的译本所根据的是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版。

继金一之后，再次提到赫尔岑《彼岸书》的是郁达夫和郑振铎。郁达夫1923年8月26日在《创造周报》第十六号发表了《赫尔岑》。同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7-9号登出了《俄国文学史略》，也有对赫尔岑的专门论述，他们同金一一样，都指出《彼岸书》是赫尔岑亲眼目睹了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无产阶级被屠杀期间写的，“伤心失望之余的赫尔岑，只把他的一腔热泪，洒向简端，我们读到他的《异岸之声》，谁能不为他所感动？这是对西欧文化绝望的判决，这也是大政治家借了诗人的美文所发的预言”。（郁达夫）“深刻的失望占据了赫尔岑的心上，一切被革命所引起的热情及希望几乎蒸散净尽。可怕的反动蔓延于欧洲……赫尔岑于是对西欧文明也失了望。他表示他的这个意思在他的《从海外》。”（郑振铎）。

1870年1月21日，赫尔岑病逝于巴黎。不久，他的骨灰被运到尼斯，安葬在妻子的墓前。

从中国文学“知人论事”的立场看，赫尔岑是一个值得我们花大力气予以研究的大师。他不仅是一位名标史册的大文学家，有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小说作品和回忆录传世，而且，他还是走在那个时代最前列的大思想家，是俄国语境下后来影响了列宁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对他在思想史上的功绩，列宁曾经给过很高的赞誉。他的《往事与随想》影响了中国一代作家，甚至对巴金有过深刻的启发。作为第一代贵族革命家、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赫尔岑更以其人格的伟大而著称，他属于那种为了理想勇往直前，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时代英雄，为一代又一代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辩证法思维，受到了列宁等人的高度赞扬。在把文学当作哲学和社会思想讲坛的19世纪俄国文学中，赫尔岑无疑是一个永远不朽的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心目中，赫尔岑是一个永远的敲钟人——他终其一生都在为俄国敲响警钟，为沙皇专制政权敲响丧钟，是专制农奴制不同戴天的死敌。他的著名小说《谁之罪？》不啻于时代的最强音，成为笼罩俄国19世纪前三分之一文学文化的最核心的重大问题，这个时代的俄国文化就是在这一问题的标志下进行的。在活跃于19世纪中期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论战中，赫尔岑对于思想文化领域里包括自己在内的两派的评价，实事求是，符合实际，成为历史的定论。赫尔岑那种勇于为真理而献身，虽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的精神，使其成为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在“告别革命”的时代，缅怀这位曾经的革命家，这位敢于以一己之力与一个政权抗衡的巨人，想必会给予我们无穷的启示。

磨难是尊严的试金石，渺小和伟大、卑琐与崇高、虚伪和真诚，在它的面前平等地接受检验。秉持着心中的一份信念，赫尔岑踩着血与泪的足迹摸索前行，留给后人一个光辉的背影。1868年，56岁的赫尔岑在瑞士苏黎世追忆往事，平静地写下这样的话：

“只有坚强的人才承认自己的错，只有坚强的人才谦虚，只有坚强的人才宽恕——而且的确只有坚强的人才大笑，不过他的笑声常常近似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