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小品”原是佛家名词。北朝后秦高僧鸠摩罗什翻译佛经《般若经》，详本27卷称为“大品般若”，10卷略卷称为“小品般若”。东晋南朝玄谈与佛教融合，士大夫大多读小品经，“小品”概念随之流行，其涵义便是精要短小。作为一种文体，“小品文”其实并非古来传统分类名称，而是起于现代的一种观念，其涵义即为短文，此外并无任何特殊要求。因而从内容分，可有政论小品、抒情小品、山水小品、风俗小品、科学小品等等不一；从形式看，可有散文小品、骈文小品、韵文小品等等。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却极为宽广，大小事情，均可涉猎。艺术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优秀的小品文除了篇幅短小、语言精炼外，一般寓意深刻，语言隽永，颇具情致，读来发人兴味，耐人思索，别具美感。所以，鲁迅认为小品文既有“仗着挣扎和战斗”，起到匕首和投枪作用的；也有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增长知识和带来美的享受的；还有一类吟唱风月，精雕细琢，表现闲情逸趣的“小摆设”。他认为有活力、生存着的小品文终究还是那些反映社会现实，针砭时弊的第一类作品(见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晚唐小品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鲁迅誉为“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它们以抨击时弊、讽刺揭露晚唐黑暗统治而独树一帜，以其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刻性和广泛性及出色的讽刺艺术而大放异彩，形成了小品文创作的一个高潮，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晚唐小品文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唐帝国末期的七八十年，是一个政治十分黑暗腐败，社会极度动荡不安的年代。自“安史之乱”后，强藩逆乱，兵连祸结。到了晚唐，朝廷甚至软弱到放任藩镇割据的地步。贯穿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南衙(宰相官署)北司(宦官办公地)之争及朝官间朋党之争，其中尤以宦官专权为突出现象。他们专横跋扈，不可一世，排挤朝官，任意废立皇帝，造成了政局的动荡。如文宗大和九年(835)，宰相李训等人谋去宦官，不幸败露。宦官仇士良等率兵大肆杀戮朝官，并族诛十余家，杀死六七百人，一时朝野震骇，这就是“甘露之变”。从此，宦官权势更盛。与此同时，官僚士大夫之间争权夺利的帮派斗争也未曾稍息。尤其是以牛僧孺、李德裕为首的牛李党争蔓延不绝，长达四十年之久，把朝廷上下弄得乌烟瘴气。唐王朝的统治处于分崩离析、风雨飘摇之中。武宗即位后虽立志有为，意图平定军阀，但又年幼暴卒。此后诸帝，既昏庸无能，又残暴骄奢。唐懿宗迎佛骨，穷极奢靡。有人劝谏，他竟说：“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其女同昌公主病死，归罪医官，诛杀三百多人，暴虐无道。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而大小官吏的盘剥榨取、贪赃枉法，更是司空见惯。再加上荒旱相继，连年战乱，广大人民走投无路，只得铤而走险。自宣宗大中十三年(859)裘甫起义以来，各地大小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终于在僖宗乾符元年(874)，爆发了以王仙芝、黄巢为首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争战达十年之久，大大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晚唐小品文正是产生在大唐帝国渐趋衰亡的时代。

封建制度的衰变，是晚唐小品文繁荣活跃的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古代封建社会在唐玄宗开元盛世达到上升发展的颠峰。从安禄山、史思明叛乱之后，开始走向衰落。中唐以来，封建爱国的志士学者，面对多种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衰败现象，进行思索，试图革新。唐德宗到宪宗朝，从整顿漕运、改革税制等财政经济变革开始，革新思潮遍及朝野。终于在政治上发生了唐顺宗短命的“永贞革新”及唐宪宗时的“元和中兴”，而在思想文化上便产生了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运动”和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韩愈高唱“道统”，复兴儒学；白居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其实质都是假复古以求革新，存传统以谋发展，借思想文化运动推动政治体制变革。然而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唐帝国的政治日益腐朽，封建痼症并发溃烂。革新思想变为亡国忧愤。于是李商隐唱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挽歌；杜牧胸怀一腔忧愤，发出了“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悲叹；而许浑更敏锐觉察“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唐帝国已经在风雨飘摇之中。

终于，当唐文宗、武宗朝的最后努力化为泡影后，爱国士大夫们的亡国忧患意识一变而为愤怒抨击弊政，深入向封建体制进行批判的行动。他们不再关心李家王朝命运，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人民的同情及对腐败政治的愤怒。他们奋笔疾书，从揭露苦难、鞭挞罪恶、讽刺丑恶，发展到大胆怀疑，激烈批判，触及了封建体制。如杜荀鹤愤怒指斥贪官污吏晋官加爵，“便是生灵血染成”；皮日休始则痛心疾呼“吾闻田成子，诈犹自王”，认为统治者连假仁假义也不要了，终至愤而投笔，参加了黄巢起义军。而于尖锐讽刺：“卫霍徒富贵，岂能清乾坤”，“凌烟阁上人，未必皆忠烈”，对传统忠烈功臣，一概怀疑；邵谒悲天悯人：“天地普施恩，施恩强者得”，痛感这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不正义的社会；曹松的名句“一将功成万骨枯”，更揭示了封建王侯的荣兴是建立在士兵和平民百姓的尸骨之上的。

如果说晚唐诗歌主要表达诗人的情绪，那同时代的散文则侧重剖析和批判现实，无情暴露它的黑暗丑恶，揭示了封建制度逐渐显露的痼症病兆。尤其是应运而生的小品文，更如匕首投枪，刺向现实，层层面面，不拘一例，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显而易见，较之诗歌，短小精悍的小品文更利于议论讽刺，是更便当的战斗武器。因而晚唐许多诗人，同时又是小品文作家。

晚唐小品文的兴盛，还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韩、柳古文运动在文学上反对骈文，实质上是在倡导先秦散文的精神，要求在唐代生动活泼的口语基础上，提炼开创一种新鲜典雅的书面语言，以便更为有效地表达思想感情，发挥宣传功能。这就是后来流传千年的“文言文”。从这个意义说，古文运动又是一场文学革新运动。而对散文来说，先秦之后，汉魏六朝视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是辞赋骈文及诗歌，奇句单行的散文不属艺术，或史或笔，不涉情韵，都无文采。唐代以来，诗赋取士，骈文盛行，应试制艺，奏章上疏，宴集题序，都取四六。韩、柳古文写作，使奇句单行的散文起而取代骈文，成为一种新鲜活泼的文学语言，成为一个语言艺术的文学样式，因而北宋苏东坡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在晚唐，散文在两个方面尤其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一方面是各类题材的短文和传奇小说迅速发展，大量涌现。这是由于大唐帝国垂亡，封建制度衰变，不少作家对作为帝国统治的儒家道统不抱希望，更关注现实政治和国家人民的苦难，因而力图以各种锋利明快的文学样式来反映现实，表现情绪愿望所致。另一方面，便是小品文的兴盛。当唐帝国垂亡，封建衰变之际，一部分作家继承韩愈古文运动传统，坚持恢复道统，复兴儒学，如孙樵、皮日休等。而面对动荡的时局、灾难的国家，短小精悍、锋利明快的小品文，便成为他们得心应手的武器。他们运用这个武器，从各个角度，对现实进行揭露、讽刺、批判和鞭挞。所以小品文的发展也是文学散文发展的结果，是古文运动的一个直接成果。

晚唐小品的思想内容尖锐深刻，现实性强，反映生活面广，突出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腐败的吏治，是晚唐小品文作家所极力揭露和抨击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相当数量的小品揭露了贪官污吏鱼肉人民的情景。他们将所辖州县当成临时过往的驿站，“当愁醉，当饥饱鲜，囊帛椟金，笑与秩终”(孙樵《书褒城驿壁》)，做官成为他们搜刮民脂民膏填饱私囊的绝好机会，全无勤政爱民之心。而面对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老百姓却无力违抗，防不胜防，正如来鹄在《猫虎说》中深刻指出的那样，“为鼠迎猫，为豕迎虎，皆为害乎食也。然而贪吏夺之，又迎何物焉？”这群贪婪凶暴的大小官吏，本质上都是些自私平庸之徒。他们在做官前，高喊“通达后以匡国致君为己任，以安民济物为心期”(罗隐《越妇言》)。一旦显达，这一切却都抛之脑后。他们“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只不过是些“缨弁言语之土木”（陆龟蒙《野庙碑》)，于国于民无一利而有百害。贪官污吏成为侵食唐王朝大厦的一群蛀虫，因而，小品文对他们的讥讽和鞭笞也是辛辣和不留情面的。

晚唐小品还大胆地将批判矛头直指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软弱、昏庸和荒淫暴戾，都被予以充分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权臣当道、刑法不明之时，“有国者”不是采取严厉措施抗暴救民，而是听之任之，无所作为(陈黯《御暴说》)。至于历史上一些颟顸昏乱、喜好奉迎的愚庸之君，也在晚唐小品文中出现，其意在于借古讽今。皮日休的《原谤》奏出了抨击君主专制的最强音，在他看来，“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言辞激烈，石破天惊，可谓道前人之所不敢道。

强藩逆乱，军阀割据，祸国殃民，是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一直存在的严重问题。那些独霸一方的军阀打着“吊民伐罪”的幌子，将战争的重负转嫁到人民身上，横征暴敛，愈演愈烈，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对此予以揭露和批判，也是晚唐小品文的一个重要内容。李甘《济为渎问》中那个自负强大、暴虐恣肆、祸害民众的黄河形象就是强藩的写照。他的《窜利说》更为深刻地指出，“长人”们之所以残忍地屠杀人民，“小不忍而大忍”，其原因就在于“羁于利”，为了实现个人利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罗隐则抓住项羽、刘邦这些历史上的所谓“英雄”，抓住他们在目睹秦始皇穷奢极侈的排场时无意间流露的艳羡之言，将他们的“盗国”实质揭露无遗。

大凡一个朝代处于末世，社会风气的败坏总是难免，晚唐也是如此。道德败坏者有之，欺世盗名者有之，薄情寡义者亦有之。晚唐小品文对这种种丑恶的人情世态都有所反映。如罗隐有感于世风日下，友情淡漠，趋炎附势之徒增多，写下了《刻严陵钓台》。借古人“富贵不易节”、“穷达无所欺”的高风亮节，讽刺当时社会上那些“朝为一旅人，暮为九品官，而骨肉亲戚已有差等”的势利小人，暴露他们的丑恶灵魂。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晚唐小品文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不仅如此，它们还真实反映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在唐王朝渐趋衰亡过程中心灵振荡的轨迹，展示了他们是怎样对现存政权由稍存希望到猛烈抨击，终至完全悲观绝望的过程。在唐王朝开始江河日下的时候，杜牧、李商隐等作家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感到十分忧伤，但内心深处却并未泯灭改革弊政的愿望，还是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的。如杜牧在《送薛处士序》里，叮嘱薛处士，身为处士，也要时常惦念朝政，想着国家，不应做一个纯粹的世外人。而《塞废井文》则表达了他改革弊政的决心。李商隐有感于当时君王的优柔寡断和权臣的庸碌误国，提出了“断非圣人事”、“让非贤人事”，似乎有意给世人树立一个可资借鉴的榜样，指明一条可行的道路。而晚于杜牧、李商隐的许多小品文作家面对更为严酷而绝望的现实，由悲观失望而生出满腔愤怒。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便是如此。他们身经乱世，历尽坎坷，于是冷眼旁观，看得更为透彻，也更愤世嫉俗。因而他们作文态度鲜明，语言犀利，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从皮日休《原谤》、陆龟蒙《野庙碑》及罗隐那些“几乎全都是抗争和愤激之谈”(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的作品中都能很切实地感受到这一点。这构成了晚唐小品文的主流。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士大夫虽对穷途末路的唐王朝十分效忠，但自知大势已去，便消极哀叹，力图逃避现实。司空图就是其中之一。他对唐王朝忠心耿耿，听到唐哀帝被杀的消息，绝食而死。他的小品文反映的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思想，如《说鱼》，表达了作者避祸远害、清高全身的愿望。

晚唐小品文的艺术成就和特色都很显著。主要体现为作家辈出，杰作泉涌，且个性鲜明，风格各异，多姿多彩，蔚为壮观。如上所述，从中晚唐之际到唐王朝灭亡，前后作家心态不都一律。前期的杜牧、李商隐都怀亡国忧愤，而心存希望，欲有作为。杜牧志锐情激，议论明确，体现为一位忧愤激扬的爱国志士形象；李商隐沉沦下寮，体验深切，才思敏捷，而情感伤，体现为一位忧国伤感的才士形象。后期的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晚唐小品文的主要代表作家，则都从失望而至于绝望，进而生出满腔忧愤。他们力图对现实中的丑恶事物予以揭露讽刺，抨击批判，并且追究根源，以求剔疣除患。皮日休严肃认真，冷静剖析，诤诤于言，耿耿于心，是一位严峻的儒者，敢为的志士；陆龟蒙僻居甫里，深知民心，熟悉底层，博学多才，谈古论今，娓娓动听，是一位渊博的学者，机敏的论者；罗隐则历经坎坷，玩世无畏，才华洋溢，敏锐过人，出语中的，吐字如砭，嘻笑怒骂，都成文章，是一位愤世的智者，疾俗的才士。文如其人。作家们的不同个性，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便使得晚唐小品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

晚唐小品文的讽刺艺术最为出色，锋芒毕露，一针见血，而整体形象又往往耐人寻味，不乏含蓄。例如皮日休《读司马法》借议论兵书，发哀民之情，峻直痛切，发人深思。其开篇之言“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从民命”，便是总结古来帝王术的异同，精辟激烈，如当头棒喝。陆龟蒙《记稻鼠》记述吴兴旱灾，群鼠啮稻，群吏逼租，叙事刺时，引经据典，读来有味，耐人咀嚼。其结论曰：“率一民而当二鼠，不流浪转徙，聚而为盗，何哉！”从古来贪官如鼠的事实而引出官逼民反的实质，痛快淋漓。他如刘蜕《山书》之八中说：“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贵贱”，触及封建等级制度；孙樵《书褒城驿壁》的感慨：“呜呼，州县真驿耶！”揭露贪官上任无不盘剥的严酷事实，鞭辟入里。诸如此类，都是直抒胸臆，不加华饰，而其辛辣深刻使人惊心动魄。

晚唐小品文的表现手法多样，艺术技巧灵活，语言朴直明快。大多数作家都运用古今对照的手法，借古讽今。也有就时事或某一事物抒发感慨的，往往夹叙夹议，既有形象性，又能给人以思想启示。他们从容娴熟，仿佛信手拈来，即成妙文，而立意谋篇，整体构思，又都各有独创，自具特色。皮日休小品文高度概括，结构谨严，逻辑性说理性较强。《原谤》一文为了说明国君不施仁政，人民就可以将他打倒这一道理，先说人民怨君，尧舜这样的明君都在所难免，又说当今君王不如尧舜，那么推翻他是理所当然的了。通篇脉络分明，行文流畅，平易洗炼。罗隐小品文则另具一种风采，才情洋溢，笔调清新，生动形象，字里行间含有诗的韵味。即使严肃的议论，辛辣的讽刺，也都不乏情味。他形容天鸡是“毛羽彩错”、“峨冠高步，饮啄而已”，一语双关，活脱脱地勾勒出一个徒具华丽外表而傲慢无能的官僚士大夫形象。而《刻严陵钓台》，节奏铿锵，飘逸洒脱，语句工整而流畅，充分抒发了作者思古之幽情。陆龟蒙小品文的独到之处在于擅长对具体形象作细致的描写，以表述抽象的概念，并继承和发扬了中唐柳宗元以来的寓言创作，《蠹化》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至于巧于比喻，善于兴寄，形容铺张，说理精要，等等，则是晚唐小品文的一般特点，处处可见。晚唐小品文的语言，一般都质直朴实、通俗畅达、简洁明快，没有雕琢痕迹。虽然有的作家如孙樵被认为作文奇崛险奥，但他的小品文却平实流畅。如《读开元杂报》一文，通篇客观列举事实，娓娓道来，质朴无华。其他小品文作家的作品大体也都是这种风格。

在历史上，晚唐小品文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颇遭冷落。作者大多以诗人及士大夫身份，而不以小品作家入史。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宋以后封建国家机器日益强化，思想禁锢日趋严厉，锋芒毕露、措词激烈、带有反叛精神的晚唐小品文对统治者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为他们所不容。二是晚唐小品文不加掩饰的讽刺艺术不符合封建社会“温柔敦厚”的作文传统，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直到“五·四”以后，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陷于黑暗深渊之中，才使能起到匕首和投枪作用的小品文又一次大放光彩。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斗士，用丰富的杂文创作形成了战斗的小品文的又一高潮。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他对晚唐小品文的评价中肯而又深刻，晚唐小品文由是开始日益受到重视。

本书选了十八位晚唐作家的四十九篇小品文，加以注释、翻译并有简要提示。选目是在遍查晚唐作家文章的基础上斟酌而定的，力求大致反映晚唐小品的整体风貌，尽量收取那些思想内容充实、写作技巧高超的作品。有别集的选文尽量依据别集，没有别集的则依据《全唐文》、《唐文粹》等总集，加以校勘，择善而从。文章编排次序大体按作者的生卒年代，生卒年不详的则参考及第年份。由于译注者水平有限，错讹失当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顾歆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