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社

面对国势日衰，专制社会愈来愈黑暗的现状，恽代英斜躺在床上，微闭双眼，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

恽代英想起了国家。连年来，外患内祸频仍，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

恽代英想起了青年。国难当头，而莘莘学子中有的消沉悲观，有的颓废堕落，有的苟且偷生。不少青年人想的是升官发财、泡澡堂、打牌、吃花酒、逛窑子。学校里的读书风气反倒不浓厚。尤其是像中华大学这样带有商业性质的学校，花点钱就可以买到文凭。该怎样唤起青年人的爱国之心，让他们肩负起救国的责任呢？

恽代英认为要救国，关键是要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道德是素质的核心。也就是他所说的靠“人品救国”，如果大多数国民都有高尚的人品道德，那么社会的善势力将养成，恶势力将被扑灭。

如何养成善势力呢？恽代英寄希望于青少年，认为在他们中成立团体是主要途径之一，“团体之中更能互助奋斗”，相互提携、扶助，更有能力战胜恶势力。1917年1月24日，他与冼百言、梁绍文、李嘉齐等几位好友组织成立了“我们的俱乐部”这个以“巩固交谊共同行乐为宗旨”的小团体，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下棋、猜谜、旅行……锻炼身体，陶冶情操，修身养性。虽然俱乐部活动开展顺利，但他总感到没有达到他预想的效果。

恽代英又想起了不久前的庐山夏令营。1917年暑假，他应武昌青年会的邀请赴庐山，参加夏令学生会活动。在那里，他看到武昌青年会“办事的活泼，立言的诚挚，律己的纯洁，助人的恒一”。在那里，他见到外国人远在异国，不忘进修。恽代英准备将这些好办法移植到学校里来，组织发起一个“修养且为社会服务的团体”，初定名为“好学生社”。没有想到，尽管这一做法获得许多学生的支持，但由于各人组织团体的目的不同，在制订规约时，就争执纠缠于文字细节而无法通过。“怎么办？”恽代英在冥冥之中不禁脱口而出，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一旁的梁绍文提醒说，“大团体不易成立，何不先让志同道合的同志组织小团体？”

恽代英茅塞顿开，像弹簧一样从床上跳起来，揉揉双眼，兴奋地跑过去捶了梁绍文一拳说：“好主意。”

但究竟组织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呢？这天，恽代英看到了一本小册子，上面几行字跃进了他的眼帘：“动物团结而成社会，最弱的虫鸟和哺乳类都可借社会的保护抵抗强权；故互助不但为反抗天然界的敌力和他种侵害的利器，也可算是向上进化的好工具。”

这本小册子用生物学的规律来解释社会现象，提倡人类在“互助”进化中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看完小册子后，恽代英受到这种思想的启发，自言自语地说：“好！要改造社会，改造自身，就要互助。”

1917年10月8日晚，恽代英和梁绍文、冼百言、黄负生等好友，聚集在冼百言家，宣布成立一个小团体，取他们所崇拜的克鲁泡特金的名著《互助论》中“互助”两字，定名为互助社，由恽代英起草了六条章程：

一、本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名曰互助社。

二、社员每日开会一次，时间以半小时为限，遇事多，时间不足，得公决延长之。

三、每次开会首静坐，数息百次，继续前会记录，继每人报告一日经过，并讨论一切事毕，诵《互励文》散会。

四、每会将所议事记录之。

恽代英（前排左三）和互助社同仁合影

五、自助方面，戒约如下：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

六、助人分两种：一为公共议决的，一为个人临时的。临时助人的事，可于开会时报告之，以便讨论或传播其方法。

恽代英在互助社很强调个人品格的修养。他认为：“品德不好，即有学识也于社会没有好处，甚至学识反而成了作恶的工具。”早在1915年，恽代英在《文明与道德》一文中就探讨了文明与道德的关系，指出道德的进化和退化，是与文明相联系的，并且与善势力和恶势力是息息相关的。“故知道德之所以进化者，以天下有为善之人故，而其退化者，以天下有为恶之人故。使天下为善之人多，而为恶之人少，则道德进化之处多，退化之处少。使天下为恶之人多，为善之人少，则道德退化之处多，进化之处少。”他呼吁：“吾望有志之士，善用其由文明进化所得之智力，群出于善之一途，使道德有进化无退化，以早促黄金世界之实现也。”

恽代英目睹不少学生沉湎于吃喝嫖赌之中，感到十分气愤。他在互助社里提出了“夫智仁勇三者，一贯之德也，研究以广其智，实行以增其勇，于以求仁”的道德标准，制定了戒约八则，高度重视品德修养，努力“立品救国”。

社友们每天下午放学后开会，开始时念恽代英作的《互励文》：“我平心静气，代表我们大家说，以我们的良心做见证。我们今天来，报告了、商量了一切事情。我们所说的，都是出于我们的真心。我们都晓得：今天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我们立一个决心，当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懒惰，不应该虚假，不应该不培养自己的人格，不应该不帮助我们的朋友，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我们晓得：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国家的事情不是没有希望。我们散会以后，在明天聚会以前，还盼望都有个有价值的报告，因为我们从这以后，是实行的时候了。”

然后每人报告自己一天的经过，自我反省，检查自己。恽代英以身作则，对自己的言行一日三省，并记上分，有不好的行为自动罚款。

一天晚上，中华大学中学部的吴华梓晚自修经过教室，看到恽代英等人正在开会。他们手里拿着日记本，一边听，一边记。吴华梓感到好奇，站在外面听了听，觉得很有意思。这时，有人跑出来对吴华梓说；“进来吧，我们欢迎旁听。”于是，吴华梓进去坐在一边旁听起来。

“我反省一件事。”恽代英郑重地带头说，“今天过江，上岸时，收票人忘记收我的船票。我想到自己是互助社成员，便自动交出了船票，没有做昧心事。”

“你与别人谈话时，经常很滑稽，爱开玩笑，有时就显得不够严肃。”黄负生批评恽代英说。

“很好，很好。”恽代英谦逊地笑着说，“这是药石之言，我虚心接受。”

“有同学说，他们收到了假银元、假币。”一位社员反映。

恽代英回答说：“我们有了假币就不要再用，免得使别人再受害。互助社成员要换钱，我带他去我亲戚开的钱店去换，以免上当。”

“昨天考试，班上有人作弊。”

“考试不舞弊，是互助社社员规约中的一条，社员都要做到。”恽代英毫不含糊地说，“在考试前要好好准备。万一有问题回答不出，宁愿交白卷，也不要私下翻书，不要请人代答，也不替人作答。”

“星期天去郊游吗？”有人问。

“去。”恽代英饶有兴趣地说，“我们去登蛇山。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可以抒发振兴中华的豪情壮志。”

看到坐在一旁的刘仁静，恽代英坦率地提意见说：“仁静，你有坚决自苦的精神，又能积极向上忍让助人，这是可贵的。但可惜你太自信，好争气，多争辩。这一切，可能会成为你将来的包袱。希望你能与人为善。”刘仁静听了恽代英的劝告和希望，感到很中肯，点头表示铭记于心。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吴华梓看到互助社社员每人填一张每日自省表，说明自己一天中是否做了利群助人的事，是否做到了不嫖、不赌、不吸烟、不饮酒、不说谎言等事。填好后，相互传看，互相批评。吴华梓也听到恽代英对大家商议为学生运动募捐、创办启智图书室和书报代售部等事。结束时，吴华梓把恽代英拉到一边，低声请求说：“我也要参加互助社。”

“欢迎，欢迎。”恽代英爽快地说，“互助社又多了一位新成员。”

1918年5月，全国青年和中国留日学生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谴责北洋政府卖国行径的爱国浪潮。互助社的社员立即行动起来，江城爱国浪潮一浪高于一浪。互助社成员向师生募捐编印国货调查录，爱国师生踊跃捐款。恽代英在5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捐款如雨而至，此可见人心未死。”“且吾等坐而言，即起而行，故他人有所观感，亦信吾等必能成事，故乐于赞助也。”他们和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武昌外国语学校等校学生一道，上街调查国货，编写《武汉国货调查录》和提倡用国货的传单。恽代英到印刷厂联系，但警察局不准印刷厂印刷爱国传单，恽代英便和社友们自己动手连夜油印传单。6月13日，恽代英写了《武汉国货调查录白话序》，6月17日抱病写了《力行救国论》，大声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日言救国，断宜以力行为惟一方法，以各行其良心之所信，为救国之道”“又可知今日言救国，当各就其地位与能力，以尽其可尽之义务”，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互助社成员身体力行，提倡国货。国货难卖，不美观，价略贵，质略劣，但互助社成员为了国家，愿“忍受此等痛苦”，穿棉布、夏布、葛布衣，用木盆、铜盆洗脸、洗身。买一瓶墨水、一个篮球，他们都要看看是不是中国货。散发爱国传单也不忘记在纸上注明“这是中国纸”。他们不用外国的理发工具理发，一律剃平头以示爱国决心。暑假来临，恽代英鼓励学生们回乡时，向农民介绍帝国主义列强侵凌我国的实况，殖民地国家的亡国惨状，唤起农民对列强的仇恨。

1918年6月6日，互助社在中华大学门口办起了启智图书室，使许多青年学生能在此借阅宣传新思潮的刊物。恽代英为了让青年学生“知道世界最近政潮、思潮大概的必要”，便在启智图书室的基础上组织了书报代售部，向武汉地区广大青年推销进步书刊。后来《新潮》《新青年》等刊物均委托恽代英代售。

互助社坚持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促进了社员的团结和进步，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互助社在中华大学师生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从成立到当年底，就发展到5组19人。互助社在武汉各学校中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武昌外国语学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3个学生慕名到中华大学参观。返校后，他们在武昌外国语学校发起成立学生团。1918年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生廖焕星又在学校成立端风团。形势的发展，使恽代英感到各校小团体有必要发展交际，打破学校界限，组成大团体。他和余家菊、廖焕星、黄文卿等商议，于1918年4月27日晚在武昌青年会成立了由中华大学、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武昌外国语学校、武昌青年会等学校进步青年组成的会社，定名为仁社。仁社的成立，使互助社和其他学校的进步团体联系更加紧密，接着辅仁社、为我社等团体相继诞生，促进了武汉地区进步团体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武汉地区的新文化运动。

面对自己将革命抱负付诸革命行动的第一步，恽代英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走了第一步，还应该有第二、第三步呀。”他怀着奋勇向前的决心，和互助社的先进青年们，在时代的激流中搏浪前行。

五四运动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解决战争所造成的问题以及奠定战后的和平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震惊了神州大地，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屈辱感，北京学生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从京城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前，高喊“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进行游行示威，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点燃了全国各地的爱国之火，民族、国家、领土、主权，与华夏子孙息息相通，休戚相关。民族大义和爱国激情压倒了一切，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奋起进行救亡图存的斗争。

荆楚大地的救国火山也被激活了。以学生为先锋，教育界、工商界、新闻出版界和许多爱国团体形成了自辛亥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群众运动，彻底改变了武汉地区民主革命的性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5月6日晚，恽代英与中华大学中学部学生林育南商议响应北京爱国学生号召，他们连夜油印600份由恽代英起草的爱国传单《四年五月七日之事》。

5月7日这天是五七国耻日，武汉三镇各机关各学校一律放假一天，以示不忘国耻。中华大学为“鼓励尚武精神”“振扬国威”举行了盛大的运动会。在紧张激烈的田径赛场上，观众助威的掌声和呼喊声响彻晴空。

这时，互助社成员们拿着《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传单，来到人头攒动的运动场准备散发。

“恽先生，恽先生！”林育南兴冲冲地向恽代英跑来。

“什么事这么高兴？”恽代英问。

林育南将手里的信一扬：“晓峰来信了！”

“呵！”恽代英高兴起来。晓峰姓黄，北京大学学生，是他们的好朋友。黄晓峰经常向恽代英介绍北京的政局和各大学的动向，对身处武昌的朋友们很有启发，所以恽代英一听到是黄晓峰的信，就急切地对林育南说：“快给我看！”恽代英拆开信，看着看着，他的眼眶里滚动着热泪，一幅幅画面在他眼前鲜活起来：

——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在开会，一个学生跳上台，情绪激昂地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誓雪国耻”。

——巍峨的天安门前，一大群爱国学生聚集在广场上，高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标语，有的在慷慨激昂地演说，有的在悲愤地抽泣。

——火，熊熊的大火卷着浓烟冲向空中，曹汝霖的官邸赵家楼在燃烧。

……

恽代英看完信，抬起头，脸颊挂着泪花，对林育南说：“北京学生举行了爱国大游行，晓峰叫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去。你把信贴出去，让同学们都看看。”

“好。”林育南接过信，转身朝校大门那儿的揭示栏跑去。

过了一会儿，林育南板着脸跑回来，气呼呼地说：“恽先生，信给撕了！”

“啊？”恽代英惊奇地问，“谁撕的？”

“学监大人！”

“余家菊？”

“嗯！就是他。”林育南愤愤地说。

原来，林育南跑到校门口，把信刚贴上揭示栏，就听见有人问：“谁要你贴的？”说话的是余家菊。毕业后由于政治观点的分歧，他与恽代英之间常有争论。

“恽先生要我贴的。”林育南头也不回地说。

“偏激，偏激！”衣冠楚楚的余家菊边看边说道，“北京有个曹总长，中华大学没有，把它撕下！”

“学监先生，列强们把中国放在砧板上宰割，只要稍有良心的国民，都要奋起反抗。你不也说过学生要爱国的吗？”

“国是要爱的，但国家的事要靠政府来办。学生嘛，就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了学问，方能服务于国家，造福于社会。”余家菊摇头晃脑地打着官腔。

“请问，亡了国，学生为谁服务？做了亡国奴，又何福之有？”

“嗯……嗯……”余家菊无言可答，只好摆出学监的架子，“快撕下，圣贤之地，不准贴这些蛊惑人心的东西。”

“什么？”林育南陡然竖起了两道浓眉，“学监大人，只有汉奸才把爱国言论说成‘蛊惑人心的东西’！”

“你们胆大包天，难道不怕官厅干涉吗？”余家菊恼怒起来。

“不怕，天塌下来有爱国学生顶着！”

余家菊看到自己的命令没有生效，顾不上学监的尊严，上前一把将信撕了下来。

……

“爱国有何罪？”恽代英听罢林育南激动的诉说，眼睛里射出了愤怒的光。

“传单还撒不撒？”林育南轻声问。

“你说呢？”

“撒，一定要撒！”林育南坚定地回答。

恽代英会心地笑了。他们快步走向运动场。传单，雪片般的传单在空中飞舞，学生们争先恐后抢传单。传单上写道：

四年五月七日之事：

有血性的黄帝的子孙，你不应该忘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现在又是五月七日了。

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

你若是个人，你还要把金钱供献他们，把盗贼认做你的父母吗？

我亲爱的父老兄弟们，我总信你不至于无人性到这一步田地！

一张张满怀悲愤的传单似烈火般在爱国师生们心中燃烧，他们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地高呼：“还我青岛！还我山东！”

5月9日，恽代英写的这份传单刊登在武汉《大汉报》上，如滚滚惊雷，激荡在长江两岸，一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在江城爆发了。

这天，武昌各学校代表齐集中华大学，商讨声援北京学生事宜，拟定成立学生团，公推恽代英起草宣言书。当天，恽代英代武汉学界拟发声援北京学界电报，晚上又起草了4000余字的《武昌学生团宣言书》。《武昌学生团宣言书》对北京爱国学生的五四革命行动予以高度评价，愤怒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深刻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险恶嘴脸，号召广大学生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去。5月10日，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15所大、中学校代表举行茶话会，决定武汉学生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武汉爱国运动的高涨，使帝国主义者和湖北反动政府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调遣6艘军舰汇集汉口，威胁武汉人民。湖北督军王占元竟不顾广大人民的民族感情，百般阻拦学生反日爱国行动，屡下命令禁止学生干涉国事。5月7日，王占元颁布临时戒严令，增派军警实行警戒。命令邮政、电报各局，凡外来关于青岛问题的电报、信件一律不准转送；武汉寄往京、津、沪等学界有关青岛问题的邮件、报刊、印刷品等一律检查，不准发出。

王占元的丑恶行径激起了爱国学生们的义愤。5月17日，武汉地区26所学校代表在中华大学开会，正式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会议确定武汉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中华大学，武汉学界的林育南、陈潭秋、李书渠、廖焕星、李求实等均为骨干人物；武汉学生联合会发行《学生周刊》，办刊宗旨是恽代英提出的“唤起国民爱国热忱，提倡国货坚持到底”。恽代英在《学生周刊》发刊词中写道：“嗟我中国，强邻伺侧，外交紧急，河山变色……望我学生，积极进行，提倡国货，众志成城。力争青岛，事出至诚，口诛笔伐，救国之声。愿我同胞，声胆俱张，五月七日，毋忘毋忘！”会上，恽代英向大家分析了形势，各校代表听了都十分愤慨。为了把武汉地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推向高潮，武汉学生联合会决定第二天举行反日示威游行。

5月18日，在中华大学学生的游行队伍出发之前，恽代英向全体学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你们决心去游行、演讲、发传单，唤醒民众，这是爱国行动！我们和恶势力斗争，就要准备被捕，坐牢，流血。但不管有多少困难，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中午12时许，武汉各校3000余学生齐聚阅马场，出发游行。一路上，口号激昂，声振长江，爱国传单雪片般地飞舞在大街小巷。互助社成员全体出动，沿街散发恽代英起草的《呜呼青岛》传单。恽代英振聋发聩的呼喊，代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

呜呼青岛！

呜呼山东的主权！

呜呼我中国未来的前途！

贪得无厌的日本人，没有一天忘记了我这地大物博的中华民国……国一天不亡，我们一天不做奴隶，日本人总不能餍足……你若是有人性，我请你：

莫买日本货，亦莫卖日本货，把日本商业来往排斥个永远干净；

莫伺候日本人，莫问日本人要饭吃，人是有血性的，饿死了亦罢，为什么甘心做奴隶！

学生们穿过大街小巷，挥着旗子，高呼口号：“打倒卖国贼！”“还我河山，夺回青岛！”“勿忘国耻，提倡国货！”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武汉民众的热烈欢迎，街道两旁的市民为学生们大声喝彩，呐喊助威。看到学生们汗流浃背、振臂高呼的模样，许多好心的民众还拿来茶水和水果慰问学生，但是被守纪律的学生们谢绝了。

爱国学生游行当天，王占元派出大批军警、卫队在阅马场、司门口等交通要道沿途巡逻，企图阻止游行队伍。两天后又传见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20余所大、中学校的校长，命令严加管束各校学生，不得再生事端，不许在街头演讲、游行，不得罢课。王占元还威胁各校校长：哪个学校若再罢课、集会游行，就立即封闭哪个学校的大门。当晚武汉宣布特别戒严，荷枪实弹的军警巡逻在武昌的主要街头。

6月1日，武汉地区的大、中学校在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决定总罢课，向王占元公开宣战。这一天清晨，王占元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各学校，市区主要街道也布满了巡警，气氛十分紧张。反动派的威胁并没有吓倒学生，他们表现出极大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不顾军警的阻拦，冲出学校，走上街头，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学生们的革命行动，更加鼓舞了恽代英的斗志。他欣喜若狂地赞誉：“今日为罢课演讲之第一日也，即湖北学生与官厅宣战之第一日也。”

面对汹涌的革命洪流，王占元惊恐万状，气急败坏地命令军警疯狂镇压学生运动。当游行队伍又一次遭到荷枪实弹的士兵的阻拦时，人群中发出了一声声义正辞严的质问：

“当兵的弟兄们！你们不也是中国人吗？难道你们就忍心让自己的国土遭受日寇的欺凌？难道你们手里的刀枪是用来对付自己手无寸铁的同胞吗？”

有一位声音特别洪亮、来自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名叫陈开泰。在他身边一位姓苏的学生突然冲上台阶，咬开自己的手指头，在撕下的衣襟上写下两行血红的大字：

“还我山东！还我青岛！”

在场的市民、工人和学生群情激动，无不泪下。许多有血性的士兵也悄悄收起了枪，低下了头。有个山东籍的大个子士兵走到一旁偷偷抹泪。

但是，毫无人性的反动军官拔出了手枪，命令士兵动手镇压。一柄柄雪亮的刺刀逼向游行的群众，陈开泰勇敢地冲出人群，挥动着手中的小旗，高声喊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话音未落，刺刀已经戳进他的小腹。他捂着肚子，仍在奋力呼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紧接着，又是一刺刀，刺进了陈开泰的右大腿。鲜红的血，从他的小腹和腿上喷了出来。

许多学生倒在血泊里。100多名学生被关进了牢房。王占元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

天色越来越暗，乌云在武昌上空翻卷，雷声阵阵中，下起了倾盆大雨。“宁捐七尺之躯，不做亡国奴！”当晚，广大爱国学生冒雨聚集在督军府和省署门前，手举“爱国无罪”“还我学友”“缉拿凶犯”“惩治国贼”等标语，静坐示威。恽代英赶到现场，和林育南、李求实等指挥着这场战斗。武汉的民众被学生的爱国热忱深深感动，纷纷给学生们送来开水、热粥、姜汤、衣服和挡雨的席子。目睹这一切，恽代英的心绪久久无法平静。

为了从根本上瓦解爱国学生队伍，王占元等人密谋后，决定由省政府下令，武汉各校提前放暑假，限学生3天之内全部离校，强留者取消伙食，命令所有旅馆不准接纳学生，取消学生暑假补习功课等一切活动。

6月3日，学生们不顾禁令，再次上街进行爱国宣传。下午，中华大学的数十名学生到劝业场进行演讲时，与保安队发生冲突，重伤4人，轻伤5人，有7人被捕。中华大学中学部学生吴序宾被殴打，口吐鲜血，被抬往医院中悲声大呼：“这就是学生为国的下场！”互助社成员杨理恒、刘昌世、胡钟灿、刘鹄、汤济川等人也在冲突中受伤。

六一惨案、六三惨案后，武昌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与反动派的斗争实践中，恽代英懂得了，要达到救国的目的，光靠学生孤军奋战是远远不够的。6月3日，上海工人首先举行大罢工，接着商人罢市。消息传来，恽代英深受鼓舞，他看到和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他开始认识到：要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必须唤醒民众，必须要把各阶层群众团结发动起来，才能有坚实的基础。恽代英走出原先的学生圈子，走向了社会。他与施洋律师等组织了湖北各界联合会，与学生运动汇合在一起，号召学校罢课、商界罢市、工界罢工，把武汉地区的爱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6月10日，汉口商人举行了罢市。为了发动更多的商家响应罢市，当天恽代英写了《为什么要罢市》《罢市的目的和方法》等传单。明确指出：罢市可以争回青岛，可以挽回中国的权利，可以惩罚卖国贼，可以表示民众的爱国心，可以取消亡国密约，可以救被捕的学生，可以不做亡国奴，提高中国人的人格。

听说商人在酝酿大规模的罢市，王占元大吃一惊，急令全市戒严。武昌城里到处都是军队、警察和保安队。

全市戒严了，传单散发不出去，怎么才能把传单散发给商界呢？恽代英到致衷学校找黄负生商量。得知学生提前放假的消息后，黄负生也正在为学生运动担心。恽代英到时，黄负生正摇着扇子写文章，他对恽代英说：“现在正是大热天，人人都要摇扇子，何不去买些折扇，把传单写在扇子上送人，不是个很好的通知吗？”

听黄负生一说，恽代英紧锁的眉头展开了，“太妙了！这比散发传单又进了一步。”恽代英高兴地拍了一下手掌。他们立刻到街上去买了几十把白纸扇，又找了几个学生，按照恽代英拟好的稿子《为什么要罢市》《罢市的目的和方法》等，奋笔疾书，抄写在纸扇上。

他们每人拿着一摞折扇，沿街散发。军警看到，也不为意。一把把白色的扇子宛如一只只飞舞的“蝴蝶”从学生手中飞向码头、车站、工厂、商店，飞向大街小巷的各个角落……许多商家为爱国心驱使，陆续关门罢市。当反动军警发现后，惊慌失措地吹响警哨时，白色的“蝴蝶”已经飞遍了武汉三镇。至6月12日，汉口罢市店家从少数转为多数，武昌商人也全体罢市。与此同时，武汉的工人阶级也鸣响了罢工的汽笛。在罢市、罢工浪潮的推动下，武汉学界再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武汉人民的革命斗争，迫使王占元释放了被捕学生，向北洋军阀政府和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去电，提出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要求。北洋军阀政府也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下令撤销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这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伟大斗争在全国取得了初步胜利。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林育南、余尚垣两名学生代表要到全国学联工作。6月29日，林育南到恽代英处辞行。恽代英将他受武汉学联委托起草的《武汉学生联合会提出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交给林育南，他们对其中组织、联络、宣传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商量。当晚两人促膝夜谈，回顾了共同战斗的岁月，展望了未来的理想社会。林育南到全国学联不久又回到家乡创办浚新小学。

7月3日，恽代英和施洋等参加了武汉各界为在五四运动中殉难的李鸿儒等烈士举行的追悼会。恽代英撰写了《李鸿儒君传》，高度赞扬了李鸿儒等烈士为国捐躯的爱国精神。

王占元等反动统治者对恽代英的革命活动极为仇视，他要中华大学校长陈时解聘恽代英，否则将封闭中华大学。恽代英听说此事后，主动找到陈时，表示为了保全学校，愿意牺牲个人。恽代英在给陈时的辞职信中坦然地说道：“如果我辞职可以挽救整个学校，请校长不要顾惜一人，代英决不愿意因自己一人而影响全校。”

1920年1月，恽代英辞去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职务，决心另谋出路，但是要谋什么样的道路呢？恽代英在实践中艰苦地探索着。

利群书社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互助社成员的思想认识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看到中国社会的黑暗现状，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内遭军阀统治者的践踏。从五四运动中恽代英也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他在日记中称“最大的觉悟”是“应觉我们是中国惟一可靠的救星”。恽代英认为要救国就要团结广大忧国忧民的先进知识分子，“朋友一天天多，团体一天天大，势力亦一天天大”，与恶势力作斗争。恽代英决定将具有共同理想和革命抱负的青年聚集在一起，实行一种独立的自供自给的共同生活，从而为改造社会创造条件。

恽代英对共同新生活的憧憬，得到林育南、李书渠、廖焕星等11人的热烈响应。他们商定创办一个经销各种书报的利群书社，作为传播新文化和试验共同生活的基地。这样做，一方面不需要多少资金，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读书人的长处，再一方面，可以通过销售书刊，走向社会，接触民众，团结更多的青年朋友。

1919年12月的一天，正当大家为筹备利群书社忙碌的时候，来了一位身穿灰布长衫、手持雨伞、肩挎包裹的青年。他向大家介绍，自己是恽代英的朋友，毛泽东。

原来，毛泽东此次到北京请愿路过武昌。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领导学生对倒行逆施、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的张敬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打出驱张的旗帜，联络社会各阶层，发动全省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派出代表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地，公开揭露张敬尧祸湘虐民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对驱张的支持和同情。

毛泽东到武昌找恽代英，一方面是想会一会这位神交已久的笔友，另外也想请他帮忙，支持他们的驱张运动。毛泽东将一卷印着揭露军阀张敬尧罪行的《驱张宣言》传单交给恽代英，请他帮忙散发，恽代英看了《驱张宣言》后，不禁击节赞叹道：“你们的《驱张宣言》真是振奋人心，‘饿狼之兵’‘猛虎之政’不能不除！”恽代英随即安排互助社、仁社的成员将传单散发到武汉三镇，使武汉三镇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湖南人民驱张的原因。

恽代英和毛泽东两人一见如故，迫切希望互相交换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毛泽东早在1915年就在长沙街头贴出“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恽代英也于1916年在上海《学生杂志》上发表了解剖自我、广寻知心朋友的《自讼语》，相互从报刊上沟通了寻友的讯息。后来，他们又先后在武昌和长沙创建了各具特色的互助社、新民学会，在湘鄂两地结识了不少奋发图强的有志青年，英勇地投入五四运动。在斗争高潮中，他们南北呼应，相互支持。恽代英在1919年6月初为了支援武昌学生声讨王占元，写了《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的最后留言》，立即把油印稿寄往长沙，毛泽东收到后，在7月21日的《湘江评论》增刊第1号上予以全文发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也通过恽代英于中华大学办的书报代售部在武汉广为发行，毛泽东很多文章在武汉产生了积极影响。

恽代英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他筹备利群书社的计划，希望能听听毛泽东的建议，恽代英对毛泽东说：“这次到汉，希望你多住些日子，我有许多新奇想法要向你请教。”

毛泽东十分豪爽地说：“君处湖之北，我生湖之南。我也有不少问题要从你这里借取他山之石。”

毛泽东对利群书社很感兴趣，恽代英向毛泽东介绍自己办利群书社的理念与目的，恽代英说：“我们创办利群书社这个集体，并不是单纯为了赚几个钱，赚钱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宗旨主要是试图创造一个环境，构筑一块提供我们实验的园地。所以我们宁愿贡献自己的私有钱财。我想当今世界要想得到改造，难就难在怎样抛弃这个私有，完完全全地为大家。”恽代英希望利群书社能成为青年们追求新生活的起点，成为一个平和的改造运动的起点。

“对头！我很赞成你这个说法。”毛泽东兴奋地拍了一下恽代英的肩膀，“子毅兄，这次我可算是三生有幸，没白来啰！唐三藏是去西天取经，我毛泽东是北上求经。”幽默的话，说的大家开怀大笑。

恽代英十分坦诚地向毛泽东讲了自己建设未来中国的一系列计划。毛泽东也敞开心扉，激动地谈了自己的一些设想，他准备在长沙岳麓山建设新村，搞工读同志会，开创一个和朋友们共同生活、工作、学习的事业。毛泽东的谈吐、见解，使恽代英颇感振奋，他从心底深深佩服毛泽东的思想和胆识。

毛泽东觉得办利群书社好，打算自己回长沙后也办一个类似的书社，但是没有资金。恽代英说：“我可以为你做信誉担保，还可以帮忙联系陈独秀、李大钊先生，他们都热情支持青年，也可以请他们做担保。”

毛泽东和恽代英10天左右的朝夕相处与切磋交流，使两人成为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他们根据湘鄂两地的实际情况，制订了一个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行动方案。

湖北方面利群书社对即将诞生的长沙文化书社大力支援，恽代英愿作长沙文化书社和北京、上海等地同业之间货款往来的信用担保人，帮助建立和这些地区的书店、报社、杂志社的业务关系。湖南方面帮助湖北培养师资，利群书社可派青年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去学习，一面学习教育，一面加强两省青年运动的交流。

1920年8月发行的《湖南大公报》上，刊登着一则文化书社的开张广告。文化书社与利群书社类似，其创办人为毛泽东。在这则广告中，清晰地注明了书社的担保人是：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恽代英兑现了帮助毛泽东成立书社的诺言。利群书社和文化书社，成为两个深入中国腹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恽代英全身心地投入到利群书社的创办之中。为了筹集资金，恽代英把自己的薪金和全部积蓄都献了出来。但是，缺额还很大，其他人每人又凑了20串钱，还是不够。没办法，一向不肯求人的恽代英不得不去向经济稍好些的大伯父恽祝三借了20元钱，这才凑到了书店勉强能开张的费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之后，由廖焕星想办法在武昌横街头找到一间不大的临街铺面。这铺面比较简陋，是一开间的平房，上面有个不大的暗楼，后面有个小内间。虽然不是地处闹市中心，地段倒也不差，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恽代英他们为了尽量用好有限的资金，能省则省，向中华大学图书馆借了些书架、木柜、桌凳之类的器具。这天清早，尽管天上下着鹅毛大雪，恽代英把灰布长衫两角一撂，紧紧夹在腰间，和李求实、利群书社旧址

林育英、廖焕星等人顶着风雪，气喘吁吁地抬着大木柜、书架，提着几十斤的书包，搬到利群书社。又和大家一起打扫店堂，擦洗书架、木柜、桌子、凳子，把笤帚绑在竹竿上，掸去屋梁上的灰尘。

按照恽代英的提议，利群书社一起参加劳动的社员，要开始尝试着过一种新生活，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的那种没有压迫剥削的、自由平等的集体生活。恽代英他们抱着很大的热情来尝试这种“新村主义”的生活方式。一上午大家共同劳动，各尽所能，不分你我。

下午，他们把借来的和各人捐献出来的书报杂志，分门别类地摆放在书架上。店堂虽然不大，经过恽代英的精心策划，大家把它布置得有条有理，充满着生机。

晚饭后，恽代英召集大家把这一天的工作情况做了简要总结，然后检讨了自己一天中的思想和行动。恽代英说：“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个感受是劳苦。通过这种亲身的体验，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我们的人民大众，为了生活，为了创造这个社会，他们是怎样地忍受着肉体的苦痛的！”

说到这里，他刚才显得有些疲惫的神态突然变得兴奋起来，继续说：“我的第二个感受是鼓舞。我看到我们这个集体力量的伟大。短短的一天，又碰上这么个‘好’天气。”他略一停顿，大家哄然笑了。“我们完成了这么一项工程，明天能够如期开张了，说明我们有能力办好我们的事业！”

“我的第三个感受是欣慰。今天，我们吃了自己亲手做的饭菜。虽然烧得不好，至少是不太好。”恽代英评价说，“一是硬的地方太硬，烂的地方太烂；二是烧焦了。可是，我们大家吃得很香。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第一次做的。第一次出点小差错不要紧，大家也会原谅的，要紧的是我们要改正，不再重复这种差错！”恽代英通俗平易的谈吐，包含了深刻的生活哲理。

“我说完了，希望大家帮助。”恽代英说完，大家一个个轮流作了自我反省，谈了感受、体会，有的还讲了今后的打算等等。外面，风雪呼呼，长江上不时传来轮船的鸣笛声，店堂内洋溢着热烈的欢笑声，这群年轻人沉浸在创造新生活乐园的憧憬里……

一帮人整整忙了两天，才把利群书社内部整理就绪。第三天，也就是1920年2月1日一大早，武昌还笼罩在朦胧的晨光熹微之中，利群书社的大门就已经打开了。恽代英和利群书社的同伴们忙碌着，有分发图书的，有整理报刊的……开始，有人提议开张时买几个爆竹放放，营造气氛，恽代英不同意。他认为放爆竹固然可以热闹些，但他们开办的是书店，主要靠服务态度和新的知识来吸引民众，靠放爆竹吸引人，未免显得有点俗气。另外，也能节省一点钱，多办点别的事。所以，他们连书店的招牌纸也是一大早贴上去的，怕的是晚上的风雪把纸淋湿了。后来在黄负生的建议下，挂上了“利群书社”招牌。

天大亮了，路上的行人也渐渐多起来。最早光顾书店的是一群青年学生。他们有的来自汉口，有的家住汉阳，有的来自农村。他们中，有的见过恽代英，有的是恽代英的学生，还有不少人只听说过恽代英的名字，知道他是武汉三镇的青年领袖，想借此一睹他的风采。

恽代英依然穿着那件灰布长衫，下摆窄窄的，短统线袜，脚穿一双圆口青布鞋，只有那副深度近视眼镜似乎显得特别明亮。他热情地邀青年们进店，李求实、廖焕星在向青年们介绍书刊名称、内容特点。

一会儿，几个学生看到旁边墙上贴着一张纸，便凑过去，原来是一篇类似宣言一样的文章，标题为《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文章写道：“我们几个完全彼此相互了解的朋友，现在正进行用自己及社会各方面合理的互助的力量，创办一个独立自给的共同生活，为我们同将来继续由彼此了解而加入的朋友为一切社会事业的根基，我们同时做两件事：一、于城市中组织一部分财产公有的新生活；二、创办运售各种新书报以及西书、国货的商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两件事呢……说简括些，便是一个帮助自己而且帮助社会的法子。我们不仅仅帮助自己，所以我们处处应该记得正义、纯洁、互助同牺牲的道理……”文章讲到怎样筹集资金，怎样开展工作，怎样共同生活，对劳动盈利所得怎样安排、分配，以及如何去铲除个人存在的私心杂念等等。

一些学生看了，对这样一篇充满着理想国式的文告蓝图，心存向往，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当场就有不少人找恽代英，要求报名加入到这个新型集体里来。恽代英笑着说：“大家热心赞同我们这个集体，我个人表示感谢，关于要求入社的事，因为我们事先都是大家一起商定，所以还要由大家来讨论，请诸位耐心等一两天，我们会很快把消息告诉大家的。今天，先请各位把自己的简单情况留下来，特别是联络地址要写清楚。”于是，一些要求参加利群书社的人纷纷把自己的简历写了下来。

第一天，利群书社卖书所得80文钱，第二天40文钱，第三天只有20文钱，但他们不泄气。恽代英把他们成立利群书社、创造新生活的事，写了报道寄往上海。过了几天，以恽代英、沈光耀、廖焕星、李书渠、余家菊、郑遵芳、林育南、郑兴焕、萧鸿举、魏以新、刘昌世、胡竞存等12人的名义写的《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宣言书也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大量的报纸发行到了武汉，关于武昌横街头有个叫利群书社的新型书社，出售不易买到的书刊的消息像春风一样，传遍了武汉三镇。

武汉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人士，特别是青年们纷纷慕名到利群书社，看到书社陈列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克鲁泡特金思想》等书籍和《新青年》《共产党》《少年中国》等期刊，觉得大开眼界。因为，这些进步书刊在通常的书店里是难得一见的。特别对于青少年朋友们来说，好似“寒夜中的一束火焰，给苦斗中彷徨的青年展示了光明”。武昌横街头的这间小小书店一下子热闹起来，利群书社的生意也慢慢好了起来。利群书社还经销报纸，主要有北京《晨报》、上海《申报》和《时事新报》等，每天早晨由利群书社成员送到订户手中。他们都是穿长衫的斯文人，却拿着报纸沿街投送，成为武昌破天荒的新鲜事。

大律师施洋来到利群书社，他拱手对恽代英说：“恭喜恭喜，你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为武汉三镇人民造福，我愿义务担任利群书社的法律顾问。”

《大汉报》记者萧楚女也闻讯来到利群书社，欣喜地看了书架上的新书刊后，来到柜台前，向恽代英自我介绍说：“恽先生，我先自报家门。我叫萧楚女，《大汉报》记者。看了你们的宣言，又看了你们的书社后，我决定加入你们，和你们并肩战斗，一起去开创这项事业，宣传新文化。想来恽先生不会拒绝吧。”

恽代英听了萧楚女这番掷地有声的话，立即走出柜台，伸出手与萧楚女紧紧握在一起，诚恳地说：“萧先生的大名，弟仰慕已久，利群书社竭诚欢迎你的支持，你现在已经是利群书社最忠实的朋友！”从这天起，恽代英和萧楚女建立了终生不渝的生死友情。

利群书社进入稳步发展时，恽代英为书社制订了学习、工作、生活的规章制度，又开始了筹思已久的另一个计划……

在恽代英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未来之梦”，那就是通过互助劳动，服务社会，改造社会。1920年10月，恽代英在《互助》上发表《未来之梦》，他在文章中指出，如果他们不能获得一个共产自给的共同生活，就不能战胜恶势力的压迫及引诱，将来不但无以服务社会，而且会成为社会的蛀虫。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和资本家决斗。怎么斗呢？一是组织工会，鼓吹罢工，用阶级战争推倒资本家。但要谋求最后的解决，仅凭争存天性，总还不够。最好利用经济学的原理建设一个为社会服务的大团体，一方面用实力压服资本家，一方面用互助共存的道理，启示一般阶级。而且靠这种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

恽代英认为，为了实现共同生活，第一必须培养家属们独立生活的能力，解决家属的生活问题。1920年秋季，恽代英和林育南、林育英等在武昌大堤口创办了小型的利群毛巾厂，利群书社的成员经常到利群毛巾厂劳动。利群毛巾厂的所有成员均实行半工半读。

恽代英觉得要解决中国的贫弱，还需要靠振兴教育，教育救国。1920年3月，恽代英和刘功辅起草了《湖北平民教育社简章》和《平民教育社宣言书》。恽代英在《平民教育宣言书》中写道：“现在我国的弊病最大的莫过于教育未能普及，实业未能振兴，所以才至于贫弱，受别人的欺侮，受别人的侵略，我们忍气吞声莫可如何。现在要医这个弊病，只有从实业、教育两方面着手……实施平民教育的方法，要以平民学校为最关重要，平民学校的好处原多得很。”文章列出了三条：1．平民学校可以使无力量读书的人都受教育。2．平民学校可以使失去教育的人补受教育。3．平民学校较之政府开办的学校，收效大而成功速。4月4日，湖北平民教育社成立，共办了7所平民学校，专门招收贫苦工人及其子女。林育南称：“‘平民教育’四字，惊破了武汉沉闷的空气。”

利群书社还经常组织社员到外地考察、学习和工作，把共同生活的试验发展到农村。1920年夏天，恽代英和廖焕星到长沙、衡阳和新城煤矿区进行调查访问，结识了衡阳第三师范学校的进步教师蒋啸青、革命青年蒋先云等。之后，林育南在黄冈农村办了浚新小学，雷纪堂到河南信阳筹办柳林中学。利群书社社员李求实到黄陂余家湾正谊小学任教，后到湖南长沙活动。唐际盛、肖鸿举到黄冈浚新小学和聚星小学任职。王尚德到陕西赤水创办职业学校。李书渠等到汉口接办致衷学校。他们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全国各地。

恽代英和他的朋友们希望通过办这些事业，提倡过共同生活，创造共同财富，进而消灭私有制。这些事业，对于培养青年的劳动习惯、优良品德，促进其中不少成员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