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步入“衰敝期”的明王朝
卢象昇，生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月，殁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不足39周岁而亡。他一生短暂，却在明末内忧外患的历史画卷上涂下了浓重的一笔。卢象昇是明末天启、崇祯时期一位重要的地方实力派官员，历任户部主事、大名知府、大名兵备、郧阳抚治、湖广巡抚、中原五省总理、宣大山西总督（后加兵部尚书衔）等职，与明末党争、农民起义、明清战争，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目前，有诸多记载卢象昇生平事迹的较为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如《卢象昇疏牍》（有卢象昇所作近200篇奏疏和公牍），此外还有《明大司马卢公年谱》《忠肃集》《茗岭卢氏宗谱》等。然而，到目前为止，对卢象昇专门研究成果还十分缺乏，这与其在明末历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符。本书即从原始文献的研究切入，同时结合时人和后人的研究论述，希望读者对卢象昇的生平事迹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以深化对复杂多变的明末政治时局的认知；进一步探究是怎样的明末大历史造就了一代名臣卢象昇，而卢象昇之所为又如何影响和丰富了明末大历史。同时，本书也试图将考察卢象昇挽救时局的努力与最终失败，作为探寻明朝最终败亡原因的一个视角。
卢象昇之所为与之所不为，皆离不开他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那么，卢象昇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呢？
第一节 晚明皇帝怠政与党派纷争
一、万历和天启怠政
万历朝后期，皇帝怠政已经十分严重。后人在总结明亡之教训时，多涉及万历怠政，如清人称：“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天启之愚娭。”[1]孟森亦有相似结论：“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2]当代明史学者王天有持有类似之观点，他将明朝历史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开创期、腐化期、整顿期和衰敝期；他认为，“从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是明朝的衰敝期”。[3]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去，万历帝亲政，起初他还颇有些励精图治的势头。当朝官员海瑞，曾对他称颂不已：“自张居正刑犯以后，乾纲独断，无一时一事不惟小民之念。”[4]然而，万历十四年（1586年）秋，万历帝竟然开始“连日免朝”。礼部主事卢洪春，质疑皇帝因身体健康之故免朝，并讽谏万历帝，惹恼了皇帝，遭到廷杖革职的处罚。[5]此后，万历帝怠政愈加频繁，尤其在“国本之争”事件发生后，他甚至与群臣关系势如水火。对于万历怠政的状况，孟森曾有论：“帝既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奏，中外缺官亦不补。”[6]
学界对于万历帝长期怠政之因，已有探讨。阎崇年认为，万历怠政原因有四：摆脱戒尺、居功自傲、没有竞争、身体有病。[7]米智也试图从君臣矛盾的角度，来论述怠政之因。[8]美籍华人史家黄仁宇，则从中国传统道德的层面，来论述万历怠政之因，并提出：“中国两千多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9]笔者以为颇有些可资之处。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万历帝的性格和心理的角度，分析他长期怠政的原因。幼年时期的万历帝，生活在李太后、张居正和冯宝的交相训教之中，个人的天性和兴趣被强行压制。比如，他曾与小太监在宫中嬉戏，被冯宝状告至李太后处，并遭到太后跪罚。万历帝自然对他们三人十分敬畏，阎崇年称这三人是悬在小万历头上的“三把戒尺”。万历帝少年时的天性和爱好遭到扼杀，在其内心深处便产生了一种叛逆心理。[10]而一旦“三把戒尺”的威力不存，万历帝可能就会井喷式地自我放纵，甚至会对曾限制其自由的人实施报复。同时，亲政的万历帝要有一番作为，也必须彻底消除“三把戒尺”的影响。或许，亲政后的万历帝就是基于这种复杂心理的影响，才最终决定清除张居正、冯宝集团的政治影响。当然，万历帝不可能对自己的母亲痛下狠手；更何况，他亲政后，李太后也逐步放松了对儿子的管教。然而，“倒张运动”的结局却事与愿违，万历帝对朝臣道德说教的虚伪产生了很大的厌恶。不久后，爆发的立太子的国本之争，最终使万历帝与朝臣的矛盾激化了。他无法摈弃历史形成的传统道德观念和封建宗法制度，只好采取了逃避群臣的做法：深居内宫，不问朝政。正如为《万历十五年》写书评的欧蒲台所言：“在其皇帝角色里表现活力的所有尝试遭到普遍反对后，万历走上了罢工的道路，全身心地去陪伴郑贵妃。”[11]
同样，天启帝的怠政也丝毫不亚于乃祖万历帝。诸多史籍都称其嗜好工匠造作之事，而将朝政委于宠宦魏忠贤等人。对此，明人笔记《先拨志始》《酌中志余》《旷园杂志》和《三朝野纪》皆有记述。如《三朝野纪》有云：“上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匠。□手使器具，皆内官监、御用监办进，日与亲近之臣涂文辅、葛九思辈朝夕营造。造成而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当其斤斫刀削，解衣盘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窥视。王体乾等每伺其经管鄙事时，即从旁传奏文书。奏请毕，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忠贤辈操纵如意，而呈秀、广微辈通内者，亦如袍鼓之捷应也。”[12]陈登原更称天启帝为“顽童”，“熹宗好走马、好水戏、好起造，凡此等等，皆是顽童行径”[13]。既然熹宗如此爱玩，那就无心朝政了，朝中出现的权力真空自然就由他宠信的阉党集团来填补了。而魏阉集团趁机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拉拢原东林党官员的敌对派，打击以东林党为核心的正直官员，使业已存在的门户党争进一步激化。
二、门户党争的形成和延续
万历怠政，加之其他因素，朝野出现了门户党争，而天启怠政则加剧了党争的激烈程度，使明末朝政更加混乱，社会危机急剧加深，加速了明王朝的覆灭。
张居正被清算后，那些曾经因上谏忤逆而被贬官的官员们，皆先后被万历帝重新重用；朝中也没有权臣再严控言路。因此，朝廷的谏言之风再次高涨。起初，有些官员对张居正一党进行参劾，同时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万历怠政后，他们又对万历帝违背帝王之道的诸多做法进行谏诤，以表忠贞。例如，在“争国本”中，不少朝臣都涉入其中。总体来看，对于这些谏诤，起初，官员们或许是坚持封建伦理纲常，较少掺杂派系的利益之争，但后来则出现了门户之争。[14]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事件，则成为引发明末门户之争的火药桶。明末文人文秉曾评说“癸巳京察”事件：“门户之祸坚固而不可拔，自此始也。”[15]门户之争亦有愈演愈烈之势。
朝中官员在议事中，往往依籍贯、师承关系等，按照各自的利益需求，结成相对稳定的不同利益集团，便形成了所谓的“党”，如宣、昆、浙、楚、齐党和东林党。一般来说，前者五党实为官场利益而形成的不同的政治集团；后者则是有正义感的在野士大夫，以无锡东林书院为联络基地，形成的群众性组织，后来朝中一些正直的官员也与之相呼应，便演变成一个有政治利益诉求的政治集团，后被政敌称为“东林党”。[16]东林党不仅代表了江南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甚至还始终支持并参与市民阶级反对封建特权的斗争。[17]
万历末，党争激烈，周嘉谟出任吏部尚书后，吏治状况才有所好转。《明史》载：“神宗末，齐、楚、浙三党为政，黜陟之权，吏部不能主。及嘉谟秉铨，惟才是任。光、熹相继践祚，嘉谟大起废籍，耆硕满朝。向称三党之魁及朋奸乱政者，亦渐自引去，中朝为清。”[18]从此，三党官员利尽而散，转而投靠权势方炽的魏阉集团。所以，启、祯年间的朝中党争主要在阉党和东林党之间进行。
由于东林党官员的积极努力，明熹宗终于顺利地入继大统。所以，天启初年，朝中的东林党官员势力大盛，出现了“东林势盛，众正盈朝”[19]的局面。[20]然而，东林党人却专注于以“三案”为焦点，打击政敌，以报万历末年所遭受其他党派迫害之仇，反而矫枉过正，树敌更多。不久，羽翼渐长的魏阉集团利用熹宗的恩宠与昏庸，代替东林党人掌握了朝政大权。[21]从天启四年（1624年）至天启末，阉党集团与东林党人之间的党争十分惨烈。结果，东林党人遭到沉重的打击，朝野出现了阉党一派独大的局面。
崇祯帝即位不久，开始钦定逆案，对阉党势力进行清算，魏忠贤等人被遣戍甚至处死，东林党官员再次受到重用，原来被魏阉集团排挤的东林或亲东林官员相继归朝任事。然而，崇祯帝却是一位勤政嗜权的皇帝，他希望朝野臣工能“化异为同”，共济时局，并严禁臣属结党相争。据《明史》载：“陛下明旨曰：‘分别门户，已非治征’，曰‘化异为同’，曰‘天下为公’。”[22]所以，虽然东林党人重返朝政，但未再形成天启初“东林盈朝”的局面。同时，阉党势力虽遭清算，但还有不少残党隐而不发，甚至得到了与东林党人有隙的首辅大臣温体仁的保护。[23]终崇祯一朝，东林党及有“嗣东林”之称的复社，与阉党集团仍然明争暗斗。然而，由于崇祯帝驭下甚严，门户党争并没有发展至左右朝政的地步。
三、明末门户党争的恶果
明末党争对当时的朝政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孟森曾评述：“神宗时庙堂无主，党同伐异，以傲利而为之，至是以阉为主，趋利者归于一途，故只有阉党非阉党之别。欲知当时之君子，大率为阉所戮辱之人；欲知当时之小人，但观崇祯初所定附阉之逆案。”[24]孟森将明末朝野的政治势力大体分为两类：阉党集团，为小人；为阉党打击者，即东林党或相依附者，为君子。这种分类大体上说明了朝臣中君子与小人之别，这确实较符合万历末至天启朝之实情。然而崇祯朝以后，阉党受挫东林再兴，门户之争依然激烈，这仍搅乱了明末的政治秩序，加速了明亡的进程。对明末党争的形成与危害，陈登原亦有概括：“明人门户之习，始于神宗之世，熹之童騃，思之刚愎，自更激之，使成巨流，至于亡国，盖犹未已。”[25]
万历、天启荒政和门户党争，使万历朝以后的吏治变得更加腐败，连不问政事的万历帝都感喟不已：“目今四方吏治，全不务讲求荒政、牧养小民，止以搏击风力为名声，交际趋成为职业。费用侈于公庭，直呼遍于闾里。……如此上下相蒙，酿成大乱，朕甚忧之。”[26]
政治腐败与军事腐败是互为里表的。万历中后期，军队的腐败程度亦十分严重。各级军官贪腐贿赂公行，更强化了朝野文官早已形成的门户党争，也严重危害着北部边疆的军事防御。各级将领还随意克扣粮饷、役使兵力，平时疏于练兵，战时往往虚报战功甚至杀良冒功。由于将领们的腐化，各地边防十分虚弱，士兵也兵器缺乏、衣不蔽体，正如卢象昇视察宣大边口时所云：
迄今逋饷愈多，饥寒迫体，向之那钱借债，勉制弓矢枪刀，依然典且卖矣。多兵摆列武场，金风如箭，馁而病，僵而仆者，且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袴者，有少鞋袜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如此光景，何以责成？[27]
与皇帝怠政、吏治败坏、军队腐败相伴随的是财政的崩溃。万历帝挥霍无度、官员贪腐盛行、军费开支日增，导致国库空虚。能反映明代财政状况的四库—太仓库、节慎库、太仆寺库和光禄寺库，其库藏在万历后期，亦有下滑趋势，太仓库和太仆寺库皆剩余仅8万两银，而节慎库与光禄寺库却早已告罄。[28]另外，专门储存米谷的京、通两仓的存储量在明末亦大为减少。据《明神宗实录》统计，张居正改革后的万历十一年（1583年）底，两仓“实在粮共一千八百一十八万五千四百石有奇，每年军匠在官人等实支本色米二百二十万石”，“京仓积米足支八九年”。[29]至万历三十年九月，“京仓实在之数四百四十八万余石，仅足二年之支”[30]。这种财政匮乏的状况，从万历末直到天启、崇祯两朝，始终没有根本的改变。
万历帝怠政，却未失政，他始终控制着国家的最高权力。所以说，怠政只是一种形式，漠视国家利益而仅关注于私利才是实质。万历帝的奢侈贪婪，更加重了国家财政的匮乏和阶级矛盾的对立。
第二节 万历帝的贪婪与敛财
万历帝的奢侈敛财，在众多封建帝王中也是出名的。作为一国之君，万历帝坐拥天下，竟还处心积虑地敛财，罔顾国家大事，况且，他在位时间竟长达48年。有如此君主，明朝国祚焉能不衰？《明史》称：“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31]
一、奢侈之行无以复加
关于万历帝的贪婪敛财，史籍记载颇多。樊树志称他“是一个心理变态者，生性嗜酒好色、贪财好货、逢人疑人、逢事疑事”。[32]孟森也曾论及万历帝之贪财：“神宗天性好货，嗣此遂以聚敛造成亡国之衅。当时构居正及冯保之罪，惟言其多藏为最动帝听。”[33]又言：“帝以好货流闻，至谓受阉人金宝而不能问其罪，……观后来帝之举措，惟利是图。”[34]朱东润如是评论万历帝：“神宗是高傲，但是同时也是贪婪。一个小农的外孙，禁不住金银财宝的诱惑。”[35]
贵为一国之君，竟对张居正和冯宝的私藏有着浓厚的兴趣，对贿赂自己的阉党却不问其罪，足见万历帝贪婪之甚。与贪婪成性相里表的是他极其奢靡的生活作风，这主要体现在：
（一）对金银珠宝无休止的奢求
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明中后期历朝皇帝对黄金的需求。云南一带有金矿，每年须给宫中贡纳一定数额的黄金，以供给宫中消费，而不纳于国库。云南贡金在嘉靖以前即已有之，但那时还是临时性的摊派，数额也不固定。嘉靖七年（1528年），规定云南年奉内库1000两黄金。自嘉靖十三年始，又定年例金2000两。之后，隆庆帝和万历帝也曾多次要求增加云南贡金，但因遭到朝野大臣的反对而作罢。后来，万历帝终于不顾朝臣反对，强制将贡金额增加到5000两，“至万历二十一年，加三千，共五千两”[36]。从此，万历帝未再减免过云南贡金的数额。天启二年（1622年），为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明熹宗才接受叶向高之谏，废除了云南贡金制度。[37]按云南贡金5000两计算，万历帝在位的中后期长达28年，仅从云南掠夺的贡金竟多达14万两。年例贡金制度给云南人民带来了长期的沉重负担。
此外，万历帝还花费巨金，大肆召买珠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吏科给事中吴文灿上疏，批评万历帝耗费巨资召买珠宝之做法：“买珠之价，动至四十万，及户部执奏，仅姑缓进其半，而尤严续进之旨，非所以明俭德也。”[38]由于召买数字太大，致使次年的珠宝市场的供应关系出现了紊乱，商人从中渔利，珠宝价格有猛增至5至6倍甚至20倍者。[39]
有关宫中生活用品的需求，万历以后也与日俱增。宫中许多内库，所储存的各地土贡而来的物资，如香、蜡、油、漆、丝、绵诸物，以前多能满足宫用。但万历以后，各地土贡远不及所用，于是就命令大肆召买，仅万历即位初的前13年，所用召买银即多达70余万两。不少大臣上谏劝止，也遭到万历帝的斥责。[40]
（二）对宫中典礼及日用品讲求排场
每次举行宫廷大典，万历帝都不惜靡费公帑。他的爱子福王结婚的花费就多达30余万两白银，其诸王弟弟、大小公主结婚，生母李太后加徽号，太子生子诸事项，都要花费巨资。[41]
为了供应宫廷日常御用、典礼必备和年节赏赐，各地还要按需进献丝织品和瓷器等贡品。如万历二十二年，应天巡抚朱鸿谟上疏：“织造一事，凡二十年于兹，袍服之进于上供者，何翅数万，而料价之取办于窘民者，又何翅百万。”[42]为此，苏杭地区的丝织品、山西的潞绸[43]、陕西羊绒袍服都要常年按需进贡。许多劝谏的官员也往往遭受万历帝的训斥和责罚。又如，万历十年秋七月，诏令江西饶州造瓷器96600多件。由于瓷器要求图案华丽且造型精美，自然增加了制作的难度和成本。由于科道言官和江西巡抚的屡屡劝谏，万历帝才稍减烧造任务，然而到了万历十九年，当地的烧造任务又加重了许多，数目多至15.9万余件，并续加8万多件。[44]
（三）无止境的大兴土木
万历年间，大兴土木频率之高，花费之大，是极为惊人的。对此，南炳文和汤纲在所著《明史》中，根据文献史料制作了“万历十一年至四十八年土木工程简表”[45]。通过该简表，我们可知：其一，工程兴建频繁，名目繁多。从万历二十二年至四十八年仅仅26年时间内，万历帝下令开工或修葺的项目，竟年均1.54次。其二，工程耗费巨大。恰如时人沈德符所言：“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窗槅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而内珰犹未满志也。盖内府之侵削、部吏之扣除，与夫匠头之破冒，及至实充经费，所余亦无多矣。”[46]其三，不顾大臣劝止，执意兴建。工科给事中张涛、工科署科事给事中胡忻、户科右给事中梁有年、工科右给事中宋一韩等先后劝谏，都遭到万历帝拒绝甚至责罚。
万历帝如此奢侈无度，早把张居正财政改革积攒的财富耗尽了，要继续维持奢侈的生活，他必须设法敛财。
二、搜括太仓及太仆寺库并派矿监税使敛财
对于万历帝的贪财敛财，万历十七年（1589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47]除了批评万历皇帝贪财，雒于仁还指出其敛财手段之一便是“传索帑金”，即搜括公帑。
（一）搜括公帑
搜括公帑，就是万历帝向内库以外的国库索要公帑，以满足一己之私。万历帝搜括公帑的对象主要有二：太仓库和太仆寺库。
内库，主要是内承运库等，专供皇帝和宫中的花费。万历帝感到内库藏银不够支用，就首先想到了太仓库。太仓库属于户部，是明代的国库。在张居正去世时，太仓库还存银近千万两，经过万历帝不停地索取挪用（亦有战争消耗诸因素），其库藏也剩余无几。直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以后，太仓库仅剩8万两，致使北部九边的年例银也无法拨付。所以，万历中后期，九边缺饷问题十分严重，“太仓之匮，可知也”[48]。
太仆寺库每年入马价、草籽粒等银近60万两，岁出各边年例银约40万，赏赉修筑诸费不到3万，因此每年可以“剩银二十万，备买马之用”[49]。也就是说，太仆寺库存银是用来买战马，以装备骑兵的。在嘉靖、隆庆时期，该库还存银1000万两。万历帝挥霍无度，甚至向太仆寺库索要银两。万历十二年（1584年），因“秋祭山陵，赏赐各项人等”，他不顾非议，诏令兵部取“太仆寺马价银十万两应用”。[50]
万历帝对各库藏的搜括可谓处心积虑，除搜括库藏外，他还派内官亲信大肆掠夺地方百姓。万历中后期，他屡派矿监税使分赴各地敛财便是明证。
（二）以矿监税使敛财
万历帝强行指派大量的宦官，以矿监或税使之名，掠夺地方财富以充内库。他不顾大臣的一再劝谏，并以各种理由，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开始派矿监出行采矿。数月之后，万历帝又“始命中官张晔征税通州张家湾，寻命中官王朝督征天津店租”，结果，“自是二三年间，税使四处，多兼矿务，群臣屡谏，不省”。[51]从史籍记载来看，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二十七年的三整年时间内，万历帝派出的矿监税使分赴全国诸多地区，可见他敛财之急迫。
这些矿监税使，多是贪婪之内臣，有皇帝的钦派之旨，更是骄纵不法。他们手下的办事员，如委官、参随等，多为奸民罪吏甚至亡命之徒，“借开采以肆饕餮，倚公役以拓私囊”[52]。他们沆瀣一气，荼毒民众，加深了社会危机。因而，存在矿监税使的地方，多有规模不同的民变甚至兵变发生，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临清反对太监马堂的民变，湖广反对太监陈奉的民变，苏州民变，江西反对太监潘相的民变，辽东反对太监高淮的民变兵变，云南反对太监杨荣的民变兵变，福建反对太监高寀的民变等。这些抗争的参与者主要是城镇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民众，从手工工人、工商业者、小商贩到地方乡绅甚至部分宗室成员，从普通市民到部分士兵、军官甚至到某些地方官。可以说，这些抗争运动虽然还局限于暂时的经济利益诉求上，却有着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53]
第三节 起义和辽患日趋严重
万历中后期，皇帝怠政敛财，朝野门户党争，加重了吏治败坏、军队腐败和经济匮乏之程度，最终酿成国内义军蜂起、边外辽患已成的局面。而这种局面一直到启、祯两朝，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官府和豪右交相盘剥民众
嘉靖时期，“南倭北虏”严峻局势，致使军费开支剧增，加之其他因素，从嘉靖中期以后，国家财政出现严重赤字，此状况持续至万历初年。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是时边供繁费，加以土木祷祀之役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乃遣部使者括逋赋，百姓嗷嗷，海内骚动”[54]。明穆宗“自即位以来，岁取太仓银入承运库供采办，视嘉靖末征求愈急，而中官复趣之，库藏为之一竭”[55]。
张居正改革一时扭转了财政匮乏的局面。然而，万历中期之后，国家财政再次出现匮乏局面。万历中期发生的“万历三大征”持续近10年，耗费国库银两1000余万两，将张居正改革所积累财富尽数耗尽。工科给事中王德完曾上疏曰：“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56]再加之万历帝的奢侈消费、吏治的腐败，因此万历中后期，“国计大匮”是不争的事实。在启、祯两朝，财政匮乏局面更加严重。明政府却采取饮鸩止渴的做法，不断加重盘剥百姓，以消弭财政危机。
（一）官府加派日趋繁重
早在万历帝前期，政府就已有许多加派。万历十四年（1586年）时，大学士申时行上《陈安民之要》，痛陈各种加派之害：“比年以来，渐有加派。……方今财诎民穷，惟正之供尚不能继，额外之派又何以堪！”[57]万历帝根本不听，加派仍旧。援朝抗倭之役和平定杨应龙的播州之役后，皆有加派。万历末，为了对付辽东的进攻，明廷又连续三次加派“辽饷”，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通前二次加赋，共增九厘赋五百二十万”。[58]这些数额仅为加派之数，并不包括原有赋税额数，另外还有不少项目并未计其中，比如前文所述的云南贡金和矿监税使的肆意勒索。值得一提的是，地方官员在征收时，还有其他名目的份外科派，比如征收银两或粮食时的耗羡加收。征收赋税的各级经办者，也多在征收时徇私舞弊，勒索纳税者。这种勒索也成了人民的沉重负担，万历十七年（1589年）七月，湖广道御史林道楠曾指陈其弊：“乃正耗之外，又要加耗，铺垫之外，又要加银……每一石折罚则多至三斗，买御道有钱，遮拦门官有钱……种种难以枚举……此白粮也，自彼处运至京师，率三石而致一石，至京上纳而复遭此无端之需索，若不设法禁止，受累何穷！”[59]崇祯三年（1630年）十二月，兵部尚书梁廷栋也称：“（辽饷以外）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60]
天启年间，由于宫廷耗费不减，辽东边事开支又增，面对中央各库藏早已告罄之窘状，明熹宗又据南京操江御史范济世所奏，诏令各地外库所储银两输解至京：“朕思大工肇兴，所费宏钜，今殿工虽不日就绪，但所欠各项价银已几至二十万矣。况全辽未复，兵饷浩烦，今若不尽力稽查，多方博访，则大工必至耽误，而边疆何日敉宁？……朕览南京操江宪臣范济世两疏所陈，凿凿可据。其所管应天、扬州八府等处库贮银两，前已有旨，着尽行起解。……足为大小臣工模范。”[61]地方省府州县之外库所储银两，本来应供地方急需之用，倘若尽行解京，必有损于地方财政。
崇祯朝的财政状况则更加糟糕。面对内忧外患的危局，崇祯帝无暇实施鼓励生聚之策，仍采取了屡屡加派赋税的做法。仅就筹措军费而言，崇祯时期便有三大项加派：其一，为“辽饷”的增额。万历末，辽饷加派为每亩加征银9厘，崇祯四年始，每亩再加银3厘，结果共增银165万多，连同原辽饷额和其他杂项银两，该年辽饷总额竟高达1029.9602万两。其二，为开征的“剿饷”。崇祯十年（1637年），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280万两银的征发额，是为“剿饷”，该加派实施了两年。其三，为“练饷”。崇祯十二年（1639年）开征，总额为730万两银。[62]这些繁重的加派，最后都分摊到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身上，使他们生活多难以为继，“怨声沸京城，呼崇祯为重征”[63]。
从万历、天启到崇祯三朝，越来越浩繁的加派，逐渐将广大人民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除了少数贪墨不法的文官武将和地方豪强，普通民众，甚至包括不少官兵，生活状态也多十分凄惨。
关于崇祯朝实施的屡次增征加派，学者吴思将其与义军蜂起、帝死明亡相联系，以“U”型死弯的比喻进行形象的阐释。他认为，崇祯帝通过一次次加派，获得了大量的钱粮和兵员，镇压义军也屡屡取得成功。这恰如“U”型山谷一样，战事一路顺利，直下山谷，但接近山谷时却又变得越来越困难。此时，无休止的加派极大的激化了社会矛盾，更多的底层民众生活极度贫困，被迫揭竿而起。原来崇祯帝的所有加派努力，却又催生出更多的反叛者，反叛的规模和强度愈来愈大，反叛的暴力逐渐超越了明王朝加派获得的暴力。最终，崇祯帝和明王朝就被这“U”型弯勒死了。吴思称这个“U”型弯为“崇祯死弯”，它曾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反复出现，并勒死了不少人和王朝。[64]
（二）地主豪右骄纵不法
除了官府的肆意剥削之外，民众还要遭受地主豪强的欺凌和压榨。地主豪右的骄纵不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肆兼并土地。
万历帝经常赏赐皇族权臣大量良田。万历四十二年（1641年），万历帝赐给就藩洛阳的福王朱常洵良田20000顷，河南之地不足，还要取山东、湖广的良田凑足。[65]除了朱常洵，其他诸王，如潞王等也曾得到万历帝类似的赐田。万历十九年四月，万历帝竟赐给寿阳公主护坟地就1000多顷，“给寿阳公主护坟地土一千多顷”[66]。天启年间，钱嘉征曾参劾权监魏忠贤十大罪，其一就是“尅剥”，并称“忠贤封公，膏腴万顷”。[67]崇祯末年，崇祯帝姑母荣昌大长公主在顺天、保定与河间三府拥有“赐田及自制地土”达3700余顷，她还自称“仅足糊臣俱（巨）家之口”。[68]在皇帝、诸王、权宦和皇戚的纵容下，各地大小豪右掠夺民田更是肆无忌惮。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对豪右占田也是无可奈何。
这些大小豪右在地方都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背景的，他们还往往勾结甚至控制地方官，操纵地方司法；倘若地方官不与之为伍，豪右势力甚至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排挤或诬陷地方官。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月，吏部员外郎赵南星指出，当今四大害之一，就是乡官把持地方官府。他举例说：“如原任渭南知县张栋，治行无双，以裁抑乡官，竟被谗毁，不得行取。”[69]甚至豪右缙绅中的生员学子们，也常结党滋事，干预政事。万历四十二年九月，礼部右侍郎何宗彦称：“迩年士风日颓，法纪陵夷。以猖狂为气节，以结党为豪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70]
二、明末义军迭起
由于官府和豪右的交相盘剥以及天灾的频繁发生，广大民众的生活十分艰难。万历十六年（1588年）四月，大学士申时行奏称：“顷者天鸣地动，水涝旱干，岁屡不登，人至相食。”[71]又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五月，直隶巡按何尔健亦有疏曰：“阜平县民张世成以饿甚，手杀其六岁儿，烹儿食之。”[72]万历中期的礼部尚书冯琦亦疏言：“数年以来，灾警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展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73]这次记载的受灾地区几乎遍及全国。
一个政治相对清明的社会，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应该是有序的。即使天灾来临，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和赈济措施也往往能减轻其灾难程度，及时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然而，当社会腐败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政府应对灾荒的措施就显得极为低效，濒于死亡边界的人们只好为生存而抗争。其实，“人相食”之丧失人性和冲破道德底线的悲惨现象，又何尝不是底层民众面临劫难时而采取的一种无奈的抗争表现呢？当此种情况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而持续发生时，“揭竿而起”必然会成为他们最后的选择，而这种被迫激发出来的反抗力量是无穷的，它曾经埋葬了历史上诸多貌似强大的王朝。
（一）民变
万历时期，底层群众的起义此起彼伏，如前文所述反对矿监税使的抗争。另外，还有几起规模较大的民变。万历十四年（1586年），车宗孔领导的饥民抢夺富商麦粮的起义，与官军在淇县、汲县进行斗争。万历十六年，梅堂和刘汝国领导的饥民在湖广安徽等地进行“铲富济贫替天”的斗争。万历四十三年到四十五年，山东安丘、蒙阴、沂州、昌乐、济南等地都发生了零星的起义。河南卢氏县矿徒于万历十八年、灵宝矿徒于万历四十四年也发动了暴动。万历中后期，陕甘宁地区的回民还举行了多次大起义。此间还屡屡发生利用封建迷信和民间宗教的起义，如：万历十七年的李圆朗、二十八年的赵古元、三十二年的吴建、三十四年的刘天绪、四十六年的李文等，都率众进行起义。[74]
天启年间，也发生了多次民变和起义。据《明通鉴》载，天启四年（1624年）十二月，“两当民变，杀知县牛得用”[75]。据《明熹宗实录》载：天启六年八月至十二月，陕西起义者从陕西到四川，与官兵展开流动作战；天启六年底，广西浔州胡扶纪领导了起义；天启七年初，桃园县起义者攻陷县城；天启七年三月，澄城饥民起义，杀死催征的知县张斗耀。在方志中，还有许多地方起义的零星记载。天启朝有白莲教徒领导的大起义，如天启二年（1622年），山东的徐鸿儒和北直隶的于弘志先后领导的大起义。[76]以上所述万历至天启朝的起义和暴动，都是劳动群众为了生活所迫而进行的抗争，反映了当时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但它们都没有形成强大的反抗力量，最后被官军逐一镇压了。
天启末至崇祯初，陕北和陕中灾荒不断，饥民无以为生，这儿成了明末大起义的首发地，义军暴动的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燃遍了全国。天启七年春澄县饥民杀死知县的暴动，竟成为明末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肇始。不久后，府谷县的王嘉胤、安塞人高迎祥、肤施人张献忠和米脂人李自成等，纷纷聚众举事。[77]明末农民大起义终于全面爆发，并最终推翻了明王朝。
（二）兵变
明朝自嘉靖以后，兵变事件逐渐增多。以万历时期为例，汤纲、南炳文的《明史》中，列举了自万历十一年（1613年）至四十八年间的10余起兵变事件。笔者认为，这些兵变的基本特征有：多发生在边镇，如宣府、大同、延绥、蓟州、陕西等；以万历末年为频繁，仅万历四十三年到四十八年就发生了6次之多；起因多为缺粮拖饷，或者将领占役或侵吞银两。
在天启朝，尤其是在崇祯朝，士兵哗变现象也很多。天启元年（1621年），发生了多起援辽士兵中途哗变的事件。天启四年，杭州、福宁先后爆发兵变。崇祯元年（1628年）夏，辽东宁远官兵因缺饷饥饿，遂群起哗变，他们甚至捉住了辽东巡抚毕自肃，并逼其自杀。崇祯二年底至三年初，山西勤王兵哗于京畿，甘肃勤王兵哗于安定。崇祯八年，川兵哗变，总兵邓玘被焚死。崇祯九年，宁夏饥兵哗变，杀死巡抚王揖，等等。[78]有三点需要特别说明：兵变几乎都源于乏饷甚至是饥饿；崇祯朝的兵变异常频繁，以至于“饥军哗逃，报无虚日”[79]；不少哗变的士兵，还参加了崇祯时期的农民义军，甚至因知兵而成为义军将领，这无疑增强了义军的战斗力。
三、明末辽东边患已成
辽东边患，是指位于辽东的后金（崇祯九年后改为清）政权，对明末边境造成的重大军事威胁。
（一）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
辽东的建州女真一部首领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历时30余年统一女真大部。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自立为汗，建“大金”政权，史称后金。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并建立后金政权，的确离不开他本人优秀的军事才干和政治智慧。而万历中后期，由于万历怠政和政治军事的腐败，明政府疏于对女真各部的控制也是重要的因素。孟森将张居正之死称为明朝“醉梦期”开始的标志，认为努尔哈赤就是在“醉梦期”中成就了未来清朝的基业。他在《万历怠政》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居正之卒在万历十年，明年追夺官阶，又明年籍其家，子孙惨死狼藉。其时代明之清室，清太祖已于万历十一年弄兵于塞外，蚕食坐大，遂移国祚。经过三十余年，中朝始竟不知有此事，后渐闻其强而羁縻之。至万历四十余年稍稍传说，已立国僭号，亦不以为意，直至入犯辽、沈，然后举国震惊。庙堂若有留心边事如居正其人，何至愦愦若此？故居正没而遂入醉梦期间矣。[80]
孟森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张居正殁于万历十年（1582年），朝中失去了一位知边事的威权人物，而辽东的后金此时却悄然崛起，努尔哈赤也在不断地扩充军事实力。尤为严重的是，万历十九年（1591年），镇守辽东已达20余年的名将李成梁被罢职，“迨成梁去辽，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驰”[81]。此间，辽东防务也开始溃坏。
（二）后金进攻明朝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举行誓师大会，颁布“七大恨”告天，率20000八旗兵征明，竟然兵不血刃地袭取了抚顺，同时，还攻占了明军的500个屯堡，获人畜30多万。[82]明廷丢城损将，朝野震动，连常年怠政的万历帝都感叹：“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83]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廷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督率10万余明军，从南、西、北、东南四个方向杀向赫图阿拉城。明军人数虽多，但将士久不操练，将骄兵馁，所以贸然进兵，胜算不大。努尔哈赤通过暗探掌握了明军的部署后，决定先以精兵攻击杜松率领的西路明军。据史载：“时兵未发而师期先泄，建州得预为备，曰：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84]结果，西路军被分割歼灭，杜松战死。接着，后金兵又歼灭了马林所部北路军和刘綎所部东南路军。惟有李如柏所部南路军拼命逃回。萨尔浒决战，以明军惨败而告终。明军总兵力88550余人（不含朝鲜军一万余人），将官阵亡310余人，军丁阵亡45870余人，损失马、骡、驼共计28600余匹。[85]
萨尔浒一战，明军仅在四天时间里便损失过半。之后，明朝对后金作战，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对于此战，黄仁宇有中肯的评述：“结束了明帝国在辽东的军事优势。满民族因之抬头，其后成为明王朝之劲敌。”[86]
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又攻占了沈阳和辽阳，并迁都辽阳，以便进一步向河西地区推进。辽东边患已经形成。次年，后金于广宁之役再败明军，后又迁都沈阳。天启六年（1626年），后金在宁远之战中败于袁崇焕所部明军，努尔哈赤负伤后不久死去。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率大军由蒙古绕道入关，威胁京师，不久退出关外。驰援京师的蓟辽督师袁崇焕却被崇祯帝处死。之后，后金（清）又多次破关攻明，明廷辽东边患日趋严重。
总之，万历、天启帝的怠政，加剧了明末党争，并由此加促了明末政治、军事的腐败及财政经济的崩溃，导致了崇祯初年全国性大起义的爆发；与此同时，辽东的后金政权也危及明政权的存在。在“内忧”与“外患”破坏力的叠加影响下，明王朝的大厦终于轰然倒塌。明末名臣卢象昇，就生活在明王朝迅速走向“衰敝”的乱世里。年少即有宏志的他，要实现报效国家的抱负，必然需要去解决时代所赋予的消弭“内忧外患”的历史任务。
[1] 《清仁宗实录》（二），卷127，嘉庆九年甲子三月壬寅，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13页。
[2] [清]孟森：《明史讲义》之《万历之荒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5页。
[3] 王天有，高寿仙：《明史》，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388页。
[4] 《明神宗实录》卷171，万历十四年二月甲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3108页。
[5]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2页。
[6] [清]孟森：《明史讲义》之《万历之荒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92页。
[7] 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18页。或又见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讲座之二，《万历怠政》，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百家讲坛》视频系列节目。
[8] 米智：《从君臣矛盾看万历皇帝怠政的原因》，《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21期。
[9]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增订纪念版，附录《自序》第3页。
[10] 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彩图珍藏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6—17页。
[11] （美）欧蒲台：《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原载于《纽约客》1981年10月号，作者系美国作家John Updike，通译“厄普代克”，即为欧蒲台。又见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附录3，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增订纪念版，第298页。
[12] [清]李逊之：《三朝野纪》卷3，《明代野史丛书》，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13]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4页。
[14]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2—684页。
[15] [明]文秉：《定陵注略》卷3，《癸巳大计》，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抄本。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却说，明末门户之争始于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党的形成。谢国桢和商传则认为，门户党争与张居正有关，“从居正的夺情之争起，朋党政治也渐成明廷政治之主流。居正去世后，党争遂兴”（商传：《走进晚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5页）。文秉、谷应泰和商传等人皆从不同角度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其实，明末门户党争的出现并非缘于某一具体事件，它本身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16]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9页。
[17] 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32—133页。
[18]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41，列传卷129，《周嘉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259页。
[19]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43，列传卷131，《赵南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299页。
[20]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5—846页。
[21]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2页。
[22]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65，列传卷153，《倪元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837页。
[23]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17—922页。
[24] [清]孟森：《明史讲义》之《万历之荒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92页。
[25]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1页。
[26] 《明神宗实录》卷269，万历二十二年正月己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5000页。
[27] [明]卢象昇：《卢象昇疏牍》卷9，《西阅晋边摘陈切要事宜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53页。
[28]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6—812页。
[29] 《明神宗实录》卷144，万历十一年十二月甲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2684—2685页。
[30] 《明神宗实录》卷376，万历三十年九月癸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7077页。
[31]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1，本纪第21，《神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5页。
[32] 樊树志：《帝王心理：明神宗的个案》，《学术月刊》，1995年1期。
[33] [清]孟森：《明史讲义》之《万历之荒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86页。
[34] [清]孟森：《明史讲义》之《万历之荒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89页。
[35]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1页。
[36] 《明神宗实录》卷573，万历四十六年八月癸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10837页。
[37] 蔡敏慧：《明代中后期云南的贡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38] 《明神宗实录》卷324，万历二十六年七月癸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6019页。
[39]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30页。
[40]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30—731页。
[41]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31—733页。
[42] 《明神宗实录》卷280，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5176页。
[43] 潞绸：山西古潞安州（今山西长治）等地所产。潞绸产生于何代，已经很难考据，但它曾称雄于明代，潞安州每年向明廷进贡大量的潞绸，当地许多富商大贾也发迹于潞绸贸易，明末清初潞绸业走向萎缩。参见张舒，张正名：《明清时期的山西潞绸业》，《第十三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8月。
[44]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35页。
[45]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37—741页。
[46]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9，《工部》之“京师营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87页。
[47]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34，列传第122，《雒于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101页。
[48] 《明神宗实录》卷502，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丁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9529页。
[49] 《明神宗实录》卷572，万历四十六年七月庚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10788页。
[50] 《明神宗实录》卷152，万历十二年八月丙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2818页。
[51] [清]夏燮撰，王日根、李一平、李珽、李秉乾等校点：《明通鉴》卷71，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1997页。
[52] 《明神宗实录》卷302，万历二十四年九月己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5660页。
[53]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3—792页。
[54] 《明世宗实录》卷351，嘉靖二十八年八月己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6339页。
[55] [清]夏燮撰，王日根、李一平、李珽、李秉乾等校点：《明通鉴》卷65，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1836页。
[56]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35，列传第123，《王德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132页。
[57] 《明神宗实录》卷172，万历十四年三月庚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3121页。
[58] [清]夏燮撰，王日根、李一平、李珽、李秉乾等校点：《明通鉴》卷76，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2130页。
[59] 《明神宗实录》卷213，万历十七年七月乙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4000页。
[60] [清]夏燮撰，王日根、李一平、李珽、李秉乾等校点：《明通鉴》，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2277页。
[61] 《明熹宗实录》卷70，天启六年四月丁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3338—3339页。
[62]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1—932页。
[63] [明]李清：《三垣笔记》，《笔记上·崇祯》，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页。
[64] 吴思：《血酬定律 潜规则》，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第238—241页。
[65] 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中国古代史》（下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2页。
[66] 《明神宗实录》卷235，万历十九年四月戊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4359页。
[67] [清]计六奇著，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明季北略》卷3，《钱嘉征参魏忠贤十大罪》，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1页。
[68] [民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第3本，《荣昌大长公主揭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64页。
[69] 《明神宗实录》卷216，万历十七年十月戊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4048页。
[70] 《明神宗实录》卷524，万历四十二年九月戊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9878页。
[71] 《明神宗实录》卷197，万历十六年四月乙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3717页。
[72] 《明神宗实录》卷359，万历二十九年五月丙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6718页。
[73] [明]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440，《冯北海文集一》，《为灾旱异常备陈民间疾苦恳乞圣明亟图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818页。
[74]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5—832页。
[75] [清]夏燮撰，王日根、李一平、李珽、李秉乾等校点：《明通鉴》卷79，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2209页。
[76]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0—893页。
[77] 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中国古代史》（下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8页。
[78]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20—21页。
[79] [民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乙编》，第9本，《兵科行〈兵科抄出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题〉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74页。
[80] [清]孟森：《明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87页。
[81]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38，列传第126，《李成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191页。
[82]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1006页。
[83] 《明神宗实录》卷568，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10692页。
[84]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2页。
[85] [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86]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附录2，《1619年的辽东战役》，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增订纪念版，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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