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治家篇——治家教子，长久之计

曾国藩在“治家教子”方面被公认为中华第一能人。他一直保持了祖父起床早的习惯，不准家人睡懒觉。并以身垂范，每天黎明即起，要求儿女“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为培养家人勤劳的作风，他要求曾家男子每天除了读书、写字、写文章外，还必须参加一些诸如打扫卫生、喂鱼、养猪、种菜之类的体力劳动。

致纪泽、纪鸿儿：谨遵八本、三致祥

【原文】

字谕纪泽、纪鸿儿：

接二月廿三日信，知家中五宅平安，甚慰甚慰。

余以初三日至休宁县，即闻景德镇失守之信。初四日写家书，托九叔处寄湘，即言此间局势危急，恐难支持，然犹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即是一条生路。

初五日进攻，强中、湘前等营在西门挫败一次。十二日再行进攻，未能诱贼出仗。是夜二更，贼匪偷营劫村，强中、湘前等营大溃。凡去廿二营，其挫败者八营（强中三营、老湘三营、湘前一、震字一），其幸而完全无恙者十四营（老湘六、霆三、礼二、亲兵一、峰二），与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贼偷湖口水营情形相仿。

此次未挫之营较多，以寻常兵事言之，此尚为小挫，不甚伤元气。目下值局势万紧之际，四面梗塞，接济已断，加此一挫，军心尤大震动。所盼望者，左军能破景德镇、乐平之贼，鲍军能从湖口迅速来援，事或略有转机，否则不堪设想矣。

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

唯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入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即前此屡有克捷，已为侥幸，出于非望矣。

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唯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

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译文】

字谕纪泽、纪鸿儿：

接到了二月二十三日寄来的信件，从信中得知家中五宅都平安无事，我十分欣慰。

初三我到达休宁县，就马上听说了景德镇失守的消息。初四我写了一封家信，并委托九叔寄回湖南。信中说这里的战况非常危急，恐怕难以维持长久，但依然主张进攻徽州，因为如果这个举动可以得手，就可以开辟一条生路。

于是在初五那天便开始进攻，强中、湘前等营在西门因出师不顺，遭遇到一次挫败。十二日再次进攻，却没能引诱敌军出城交战。当天晚上二更天时候，敌军却趁夜偷袭我军营地，强中、湘前等营损失惨重，一共失去了二十二个营，遭挫败的有八个营（强中三营，老湘三营，湘前一营，震字一营），其中有幸完好无损的只有十四个营（老湘六营，霆三营，礼二营，亲兵一营，峰二营），这次的战况与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夜敌人偷袭湖口水营的惨状非常相似。

这次没有受挫的部队较多，从总的情况来看，这只能算是一次小败，还不至于大伤元气。目前的战局，正是万分危急的时候，四面受敌，后备的供应也已经被切断，不幸又遭到这次的失败，难免军心动摇。这时我所盼望的是，左军能够尽快攻克景德镇、乐平之敌，鲍军能从湖口迅速赶来救援，只有这样，战况可能还有所转变，否则后果惨重将不堪设想。

我自从行军以来，一直胸怀临危受命的志向。丁、戊年在家患病的日子里，我经常担心自己会就这样死在家里，那么我的志向就会永远无法实现了，而失信于当今世上的人们。等到病痊愈后再次为官，更加坚定了我最开始的志向。如果这次因为作战而遭遇不测，我也没有什么可牵挂的。我自认为一生学识很贫乏，但竟然能够官升一品，而且现在已经活了五十多个年头，有了些许虚名，手中掌握着兵权，觉得万分惭愧，即使在此失去性命，也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

只有在古文和诗这两方面，我下了很大的工夫，苦苦研究探索，但都没有很好地利用它们，另外开辟道路，成就一生的作为。特别是在古文方面，我的确有自己独特的心得，如果承蒙先辈的指点和润泽，将我心中的心得展示出来，就会成为绝唱《广陵散》了。虽然早些年在练字上用功最少，但近年来也逐渐有所体会。如今这三方面都没有什么成就，心中一直不安。至于行军打仗，本来就不是我的专长，兵贵为奇而我太直率，兵贵为狡诈而我太坦白，这样的我又怎能对付得了那些强大而又奸诈的敌人呢？尽管以前也有过多次小的胜利，不过也是侥幸而已，那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

你们长大后立业的时候，万万不可以从军。从军不但难以建功立业，而且很容易造成罪孽，更容易留下败笔，给后代子孙留下评价的口实。我身在行军的队伍中已经很久，每天依旧是如坐针毡，幸亏还不算辜负平生所学，时刻没忘自己的爱民之心。近来阅历逐渐增多，深知指挥军队的辛苦。你们应当一心一意读书，不可以从军，也不需要做官。

我教育子弟离不开“八本”，“三致祥”。这八本是：读古书要以训诂为本，作诗文要以声调为本，养亲要以得欢心为本，养生要以少恼怒为本，立身要以不妄语为本，治家要以不晚起为本，居官要以不要钱为本，行军要以不扰民为本。三致祥是：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我父亲竹亭公教育人，则侧重于孝字。少壮时敬亲，暮年时爱亲，都是出于至诚的孝心，因此我撰写墓志，只是为了叙述一件事。我祖父星冈公教育人，则是八字，三不信。八个字是：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不信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不信医药。

身处乱世时期，银钱越少，就越利于免于灾祸；花费越省，越利于修身养福。你们兄弟侍奉母亲，除了“劳俭”二字外，没有其他的捷径。目前正处于军事危急的境地，生死难料，我只在这里以这两个字叮嘱一遍，另外就没有其他的遗训了，你们可以禀告叔叔和你们的母亲，千万不要忘记。

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阐述了自己教育子弟离不开“八本”“三致祥”的观点，教育自己的儿子要以这“八本”和“三致祥”作为自己修身治家的行为准则，这样才能让自己取得成就，家业兴旺。

曾国藩的“八本”以“读古书”为第一条，证明他对读书的重视。在他看来，许多做人的道理，都是从书中可以学到的。所以他将读书的方法归结为：应该先了解词义，即“训诂之学”。训诂学是清代的显学，在古代很多学者是通过训诂来了解古书的。

“八本”第二条：“作诗文”。在曾国藩看来声调铿锵才能让人百读不厌。至于学习调整声调的方法先要高声朗诵，再低声吟咏，时间久了，自然就有所领会。

“八本”第三条：“事亲”。其重点就是让父母高兴。从前曾参在侍奉父亲时，每天必须顿顿有酒有肉，父亲想把剩下的菜留给其他家人吃，就算没有多余的了，曾参也会说有，好让父亲安心享用。而曾元则不同，虽然每顿也少不了酒和肉，但只要父亲问他还有无剩菜时，他就会如实回答，这样父亲就不忍心多吃了。二者相比，曾参可谓是掌握了“得欢心”的“事亲”之本。

“八本”第四条：“养生”。养生重在以少怒为本，具有自然之心。

“八本”第五条：“立身”。做人做事应以诚信为本，人生虽然会遇到许多挫折，但是立身应以不妄语为本。

“八本”第六条：“居家不晏起”。“不晏起”是曾氏家族教训子弟的重要原则。这是要求每天要有早起的习惯，以防养成懒惰恶习。

“八本”第七条：“居官不要钱”。作为父母官应事事为百姓着想，为百姓做事，不贪图钱财，不拿老百姓一分钱。

“八本”第八条：“行军不扰民”。良好素质的军队，纪律严明，以保护百姓安全为主。

由此可知，这“八本”是曾国藩多年为官的深刻总结，他以此为做人做事原则，所以他无论为人还是处世都游刃有余，令人敬佩。

曾国藩“三致祥”的人生经验包括“孝顺”、“勤劳”、“敬恕”三个方面，这也是他治家的秘诀。

首先，孝顺致祥。“孝顺”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历来被人们重视，曾国藩认为“孝顺”是家庭祥和瑞气的象征，并把“孝顺”与“尽忠”联系在一起，认为自己为官尽忠，诸弟在家尽孝，可使曾家“孝顺”的家风转化为对国家的忠心，荫庇众民。

其次，勤劳致祥。同治五年七月，曾国藩在与纪泽书中说：“既知保养，却宜勤劳。家之兴衰，人之穷通，皆于勤惰卜之。”在曾国藩看来，通过家人的“勤劳”与否可以看出一家的兴衰，保持勤劳于每一件事上，便可成就事业，为家庭保福，为自己开创成功机会。

第三，敬恕致祥。曾国藩待人处世圆融，秉持“敬恕”二字。他在《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与纪泽书》中说：“做人的道理，古代圣贤千言万语也无外乎敬恕二字。”曾国藩将“敬恕”视为“能设身处地”，在待人处世上尽可达于“挈矩之道”。

由此可见，“孝”为家庭之祥瑞，“勤”为家兴之象征，“恕”为立德之基本。曾国藩认为此“三致祥”若能做到，便可使家道保有良好的风尚，家族也能维持长远悠久。

致澄弟：勤俭自勉以长保盛美

【原文】

澄弟左右：

前接弟信，知已由李家送葬归来，俱悉一切。

此间近状平安。沅弟之肝疾未平，湿毒更炽，克城封爵之后而郁抑之气并未稍减。余在金陵住二十余日，自六月二十五至七月初八九，沅弟心神不怡，初十日至二十日，察沅心怀似稍开豁，病亦日减。近与余相隔二十余日，情复郁结，疾亦略增。余定于初一日起程，再赴金陵，家眷亦于初间同去，并于二十一日具折，为沅弟告病开缺回籍调理。沅见归期已近，或可速痊。然起行总在十月，但能归家过年，不能赶十一月初三也。

纪鸿想已抵家，在署一年，已沾染贵公子气习否？吾家子侄，人人需以勤俭二字自勉，庶几长保盛美。观《汉书·霍光传》，而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观金日、张安世二传，解示后辈可也。即问近好。

同治三年八月廿四日

【译文】

澄弟左右：

前日接到弟弟的来信，得知弟弟已经从李家送葬回来，一切情况已经从信中知道。

这里的近况平安。沅弟的肝病仍没有痊愈，湿毒又日渐严重了。攻克金陵城封爵之后，九弟的抑郁之气并没有稍微减少。我在金陵住了二十多日，自六月二十五至七月初八、初九，沅弟一直心神不宁，显然并不开心。初十到二十日，我才察觉沅弟的心情似乎稍稍开朗一些，病情也逐渐减轻了一些。只是近来他与我相隔二十多天没有相见，他的情绪又重新忧郁，病情也开始稍微加重。我定于初一日起程，之后前去金陵，家眷也在月初一起去，并于二十一日呈递了奏折，向朝廷请示为沅弟告病开缺，回到原籍调理。沅弟如果知道归期将近，或许可能迅速痊愈。不过起程最早也只能在十月，只能赶得上回家过年，不能在十一月初三之前到达了。

纪鸿想必已经回到了家，在官署一年，他是否已经沾染上贵公子的习气了呢？我家子侄，人人都必须以“勤俭”二字勉励自己，或许可以长保家门盛美。看《汉书·霍光传》，就会知道有些名门望族迅速败落的原因。再看金日、张安世两人的传记，并对后辈讲解，让他们可以警醒。顺便问候近来可好。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解读】

勤俭节约，历来是被人们公认的一种好习惯。它不仅是对待人生的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美德。勤俭更是成大事的基础，建立功业的根本。所谓“家人皆节俭，则一家齐；国人皆节俭，则一国安”。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老人去世了，唯一留给两个儿子的只有一块写着“勤俭”的匾，两兄弟在分家的时候，便将匾从中锯开，哥哥要了“勤”，弟弟则要了“俭”。此后，哥哥每天都辛勤耕作，但是却不知道节俭，最终是一贫如洗，两手空空；弟弟则是每天省吃俭用，但却从来不知道去辛勤耕作，结果是坐吃山空。当弟弟得知哥哥也是如此窘迫的时候，便仔细思考，最后想出主意，将哥哥的那块匾与自己的合在一起，于是他找到哥哥，同哥哥说了自己的想法，哥哥听后也很是认同，两人便按着匾上的两字去做，勤俭持家，最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由此可见，勤俭节约是一种修身、安家、立业的美德。

曾国藩就出生在一个勤俭的家庭。而勤俭持家就是他提倡的持家之道。在他看来，如果人人以“勤俭”二字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那么家门就会长保旺盛。

曾国藩考中进士后，入选为翰林院的庶吉士，而这个庶吉士是个没有实权的闲职，俸禄很低。刚开始的时候，他生活得十分艰苦，每月的薪水根本无法满足自己日常的开销。他还要寄钱给家里孝敬父母，接济兄弟，还要应酬官场。由此，让他意识到，如今的情形无法改变，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渡过难关，于是他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

生活中，曾国藩日常的饮食常以一荤为主，如果家中不来客人，他是绝对不会独自增加一荤。因此人们都称他为“一品宰相”；在穿衣上，曾国藩即使做了总督，他也不买绸缎衣服，彰显自己的身份，而是规定依旧由老太太和夫人去制作。而且还规定晚上，老太太、夫人、女儿都要织麻纺纱；在居住上，曾国藩做了总督，弟弟做了巡抚，来访客人、子孙也逐渐增多，原来的屋子自然就显得有些小，于是九弟便新建了一间屋子，并花费了三千银两。曾国藩知道后非常不高兴，便写信斥责九弟说：“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我这一生发誓不居住新屋子。”因此，他一生都没有踏入新屋一步，而在两江总督任所居住一生。

曾国藩从小劳苦，所以能够勤俭治家，这是人之常理，但是当他做了官依然不改勤俭的初衷，这种毅力和见识实在是令人佩服。

在古代家训中，这种勤俭的美德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朱用纯的《尚节俭》便是其中之一。

在这篇《尚节俭》中，朱氏并没有以物质利益向家人展示勉励勤俭有益于发家致富的各种好处，而是首先从品行操守的角度阐述不勤俭的危害性：不勤俭必败，收入也必然很少；不节俭，浪费也必然很多。收入减少支出增多，就必然导致财产家用的匮乏。从而很容易走上“苟取”的歧路，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别人的财物。不管是偷窃还是敲诈骗取，都会有损祖宗的名誉，使自己品德沦丧。此外，还会使家庭的成员沾惹贪馋懒惰的习惯，这样长久下去，家业必然衰败。

因此，我们一定要杜绝这种坏习惯的产生，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作到勤俭呢？朱氏为我们指明了勤俭的基本方法和原则。

首先，勤要心勤，也就是勤快做事要预先筹划，所谓“预则立，不预则废”；第二要身勤，早起晚睡，每天都按规律做事，正如谚语所说：早起三光、迟起三慌，这便道出了早起晚起的好坏。第三，要作到耐烦，也就是要考虑周全，计划详细，不能怕麻烦；身勤要不怕吃苦，即要勤于劳作，不能懒惰。

如今，我们多数人都生活富裕，因此浪费点并不算什么，而现实并非如此。要知道，浪费是可耻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时刻谨记勤俭，把《尚节俭》作为生活的准则。

致三弟：勉在孝悌上用功

【原文】

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左右：

五月底连接三月一日、四月十八两次所发家信。四弟之信，具见真性情，有困心横虑、郁积思通之象。此事断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愈欲速则愈锢蔽矣。来书往往词不达意，我能深谅其苦。

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污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若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不知贤弟肯听此语否？

科名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今吾已得之矣，即使诸弟不得，亦可以承欢，可以养亲，何必兄弟尽得哉？贤弟若细思此理，但于孝悌上用功，不于诗文上用功，则诗文不期进而自进矣。

凡作字总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笔笔无势，是以局促不能远纵。去年曾与九弟说及，想近来已忘之矣。九弟欲看余白折。余所写折子甚少，故不付。大铜尺已经寻得。付笔回南，目前实无妙便，俟秋间定当付还。

去年所寄牧云信未寄去，但其信前半劝牧云用功，后半劝凌云莫看地仙，实有道理。九弟可将其信抄一遍仍交与他，但将纺棉花一段删去可也。地仙为人主葬，害人一家，丧良心不少，未有不家败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云也。至于纺棉花之说，如直隶之三河县、灵寿县，无论贫富男女，人人纺布为生，如我境之耕田为生也。江南之妇人耕田，犹三河之男人纺布也。湖南如浏阳之夏布、祁阳之葛布、宜昌之棉布，皆无论贫富男妇，人人依以为业。此并不足为骇异也。第风俗难以遽变，必至骇人听闻，不如删去一段为妙。书不尽言。兄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译文】

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左右：

五月底连续接到三月一日、四月十八日家中所来的两封家信。四弟的信，字里行间漫溢着真情实意，可能是心中苦闷忧虑过于严重，想尽快拥有一个明朗的前途吧。只是这样的事绝对不可以求速效，求速效一定会揠苗助长，百害而无一利。只要日积月累，好比愚公移山，最终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时候；而急于求成就会永无出头之日。你的来信中有多处词不达意，我能深深体谅你心中的苦处。

如今人对“学”字的理解都有些偏见。如果仔细阅读“贤贤易色”一章，就会知道绝大部分学问都体现在家庭日常生活中。能够在“孝悌”两字上尽一分力便是一分学问，尽十分力便是十分学问。现在的人读书都是为了科举功名，对于孝悌伦理纲纪这些大道理，好像觉得与读书做学问没有任何联系。殊不知古书的记载，做文章时圣贤所说的，无非都是要阐明这个道理。如果事事都能符合孝悌，即使笔下说不出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事事违背孝悌，并且有愧于伦理纲纪这些大道理，即使文章写得再优秀，也只能算是个名教中的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诗文并没有长进，为何不每天在“孝悌”两字上下功夫？如果按《礼记》中《曲礼》、《内则》章所说的句句照做，一定会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时刻安心快乐，随时顺心；对下面的兄弟妻儿都和蔼有恩，井然有序，这才是真正的大学问。像诗文不好这等小事，不必斤斤计较；即使写得再怎么好，也不值一文，不知贤弟是否愿意听我这么说吗？

科举功名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取得后可以让长辈高兴，可以侍奉双亲。如今我已经取得了功名，即使各位兄弟取不到功名，也可以使长辈满足，可以侍奉双亲，又何必大家都要争取功名呢？贤弟如果仔细想一下这个道理，但凡在孝悌上用功，不需要在诗文上多费功夫，那么在诗文方面的长进自然会出乎你意料的。

每次写字的时候，一定要有笔势，务必做到一笔下去可走千里。三弟的字，每笔都没有气势，是因为太拘束不能放开的原因。去年曾经和九弟谈到这个问题，想必近日已经淡忘了吧。九弟在来信中说想看我写的白折，只是最近我所写的折子很少，暂时就不寄回。大铜尺现已找到。至于寄笔的事情，目前实在没有适合的机会，等到秋天一定寄回。

去年写给牧云的信还没有寄出，信中的前半部分是对牧云进行劝说勉励，后半部分是劝凌云不要看地仙，这其中是有道理的。九弟可将这封信重新抄一遍，依然交给他，不过要将纺棉花这一段删去。地仙为人主持丧葬的事情，伤害了人的一家，丧了不少良心，导致家破人亡的更是很多，为此一定要尽力劝阻凌云。至于纺棉花这件事情，像直隶的三河县、灵寿县，不管男女老少，富贵贫穷，人人都靠纺布为生，就像我们家乡人人以耕田为生一样。江南妇人种地，就像三河男人纺布一样，湖南如浏阳的夏布、祁阳的葛布、宜昌的棉布，也都是不管贫富男女，人人都以此为业，不值得为之奇怪。各地的风俗很难一时有所改变，肯定有的是骇人听闻，不如删去这一段为好。信中不能详细言谈，以后再详说。兄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解读】

孝顺父母和尊敬兄长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孝”。在他看来“孝”是人间各种伦理关系中的第一伦理，孝所反映的父母与儿女的感情是人世间种种亲情中的第一亲情，而且他要求人们做到“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还在《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以至后来的孟子也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可见儒家对于“孝悌”是多么重视。

所谓“孝”，就是指赡养父母，而孝的本质就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和孝顺。这在儒家也是将孝作为各种道德规范的根本，贯穿于人的行为始终，从侍奉顺从父母，到治国安邦，从君主到平民都离不开孝道。“悌”主要指尊敬兄长，弟兄相亲。《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

对此，孔子还将孝概括为六点内容：第一，赡养父母。《论语·为政》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第二，敬重双亲。《论语·为政》说：“……至于犬马，皆有能养，不敬，何以别乎？”第三，以爱心愉悦老人。《礼记·内则》说：“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第四，规劝父母错误言行。《礼记·坊记》说：“从命不忿，微谏不倦。”第五，不做有损父母声誉道义的事。《论语·为政》说：“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第六，不做有损父母所给予的躯体健康的事。《孟子·离娄下》说“不顾父母之养……好勇斗狠……不孝也”等。

《礼记》说：“凡为人之子，冬温而夏清，昏定晨省。”说的是儿子对父母之礼，冬天设法使父母暖和，夏天设法使父母清凉，晚上为父母整理床铺，早上向父母问安。让父母冬暖夏凉，一般人都容易做到。但有的人却连这么简单的事情也做不到，他们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做到，而是没有想到，那不就是没有孝心吗？

《尚书》云：“奉先思孝。”就是说，侍奉先祖首先要想到尽孝，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如果想都没有想到，那又怎么谈得上做到呢？所以心中无论装有多少事、多大的事，总有一块地方应是留给父母的，这就是做子女的本分。如果连这点本分都没有，那就不能称为人子了。

《孝经》云：“孝，德之本也，教之所以由生也。”意思是说，孝是德行的根本，教化就从这里开始。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家庭的安宁、社会的稳定的向往，是百业兴盛的基础和柱石；它还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建立和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追求。

古代圣贤都是以孝悌作为修身治家的准则。而且在古代关于孝的故事也有很多。如舜孝感动天，遣神象助舜耕地，遣神鸟助舜除草。有帝尧最后把他的帝位禅让给舜的故事；有晋王祥严冬为母卧冰求鲤，鲤鱼跃出河面的故事；还有三国孟宗为母治病在大冷天扶竹哭笋，笋破土而出的故事等，这些都宣扬了“孝治天下”的观念。

曾国藩一生以孝悌为先，在家庭内部以身作则。他曾说，做到了孝顺和友爱会立即得到回报。他对长辈非常孝顺，不仅带头事亲至孝、以身垂范，还反复告诫家人说，如今人们都把“学”字理解错了，如果细读“贤贤易色”这一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学问存在于家庭日常生活之中。

曾国藩的远祖曾参啮指痛心，以孝著称。曾参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的著作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中国传统的“孝文化”认为，对长辈的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对父母能孝的人，才能对君主忠，才能对兄弟悌，才能对朋友信，才能对子女爱，等等。这不但是历史的积淀，而且还是现实的需要。我们从生活的常情考虑，一个人如果对他的父母都不好，还能对别人好吗？还能成就大事吗？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也是一个很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他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子女通晓孝敬祖先的道理，非常注重处理好亲族邻里的关系。曾国藩的祖母则是一个很懂得传统孝道的妇女，专心致力于相夫教子，不与妯娌争利。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因为资质不高，屡屡受到曾玉屏的责骂。对此，曾麟书的态度仍然是“毕敬毕孝”，没有任何埋怨之意。后来，曾玉屏病重，曾麟书又朝夕服侍，毫无怨言。正是在这种家风渊源的基础上，造就了曾国藩这样一个封建时代标准的忠臣孝子。

曾国藩饱读经史，受儒家传统文化熏染颇深，三纲五常在他的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也非常重视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强调以孝悌为本，把“孝友传家”作为自己家族的优良传统，也就是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希望通过这些准则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家族的团结和睦，从而使家族长盛不衰、香火永传。

在旧时代的道德观念下，晚辈绝对恭敬和顺从长辈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也是一个家庭和睦的最主要象征之一。曾国藩把一个家族的兴旺吉祥，和“孝顺”紧密地联系起来。今天，由于计划生育的缘故，小孩成了家庭的“小皇帝”、“小公主”，“孝顺”二字在他们的概念里被淡忘了，许多子女全然不听从父母或长辈的话，该顺从的也不顺从。湖南卫视的《洞穴之光》节目，以人影响人，试图唤醒人们的“孝顺”之心，以改变这种局面。可见，曾国藩把家族的兴旺吉祥和“孝顺”紧密联系的观念是完全正确的。

儒家的所有主张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比如“仁”，首先是指在血缘基础上的亲人间的关爱，并将这种血缘关系扩大化，关爱他人，由己推人。早在三代之时，儒学的先行者就提出崇拜祖先的主张，从而重祭礼、孝敬。曾国藩号称“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自然也以孝敬父母作为自己的首要义务。但他年少就外出游学，之后经过科举考取了功名赴京师任官，故而一直不能侍奉双亲。曾国藩的孝道，主要表现在他的日记和家书里，他居家时日颇短，但其一颗拳拳孝子心却昭然可表。

曾国藩但凡给父母的家书总有一个格式，开头总是“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膝下”或“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万福金安”，结尾则多用“男谨禀”或“男谨呈”等。虽然这是一种格式用语，但也足见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孝之殷切，至孝至诚了。当自己身在他方时，总是不时地向父亲禀呈自己的现状，以缓解父母对自己的挂念。嘱托兄弟、子侄多多来信呈报父母的身体状况，也是他孝顺的突出表现。曾国藩关切父母、孝顺双亲的家书很多，如他在家书中说：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剧。父率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须臾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

母亲齿痛，不知比以前略松否？现服何药？下次望季弟寄方来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沉重，望将药方病症书明寄京。刘东屏医道甚精，然高云亭犹嫌其过于胆大，不知近日精进何如？务宜慎之又慎。

有时候，曾国藩要做一件事，父母不同意或想不开，他便去信开导，实在开导不成，事情便暂时放下。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时常在家书中劝导子弟要孝敬父母。如：凡是子女孝顺父母，一定是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戚都依赖他，远近之人都佩服他，父母也因此而更爱他，这就是大孝。如果做人没有档次，办事毫无道理，为亲族所唾骂，远近之人都鄙弃他，从而给父母带来了羞辱，这样的人即使常常用美食侍奉父母，并常常探视父母，也称不上是孝。

父母为儿女辛苦、不计得失，子女该如何才能报答父母对自己的一番深情呢？曾国藩秉承家训，虽不能侍奉双亲膝下，但能立德、立功、立言，有所作为，也算没有辜负父母的一片期望之情。

曾国藩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是家中的长子长孙，或者是为官最高，权势最重的人而骄傲自满，责骂他人。他同父母亲族、兄弟姐妹相处得都十分融洽，处处以宽厚行事，以身作则，使得曾家跳出了“富不过三代”的怪圈，成为了百年不衰的大家族。而且在他的影响下，曾国藩的家族中，有名望之人才二百四十余人，每一代都有杰出的人物出现，而没出现过一个纨绔子弟。他的长子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承命出仕，努力刻苦学习英语，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外交家。清代末年，他在与沙俄的谈判中，凭借坚强的斗志和精湛的谈判艺术，从沙俄手中夺回了伊犁城。此外，曾纪鸿是著名的数学家，还精通天文、地理，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并且计算出了第100位的圆周率。其孙辈曾广钧23岁即中进士。

可见，父母是一个人的源头和根基，不孝顺父母就相当于舍本逐末，截源断流。古语有云“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就是说品德高尚的人不只孝顺他自己的亲属长辈，不只教导他自己的子孙。而是大恩与人，大怀揽天，最能包容和爱民。不仅孝顺自己的长辈同样孝顺别人的长辈，不仅抚养自己的后代也善待别人的后代。

观古抚今，多数人对孝顺的意识都模糊了，这是不应该的。试想一个人，如果都不对含辛茹苦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父母去孝顺敬爱，又如何去爱别人，爱自己的国家呢？所以说孝悌不仅仅是个人修养的问题，更是在社会中立身不败的重要因素。

禀父母：夫家和则福自生

【原文】

男国藩跪禀：

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正月八日恭庆祖父母双寿，男去腊做寿屏二架，今年同乡送寿对者五人，拜寿来客四十人。早面四席，晚酒三席。未吃晚酒者，于十七日、廿日补请二席。又请人画“椿萱重荫图”，观者无不叹羡。

男身体如常，新年应酬太繁，几至日不暇给。媳妇及孙儿女俱平安。正月十五，接到四弟、六弟信。四弟欲偕季弟从汪觉庵师游，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读书。男思大人家事日烦，必不能常在家塾照管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断不可一日无师，讲书改诗文，断不可一课耽搁。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四弟、季弟从觉庵师。其束脩银，男于八月付回，两弟自必加倍发奋矣。

六弟实不羁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心志。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既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许肄业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廿两，至金竺虔家。

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人察男之志，即此敬禀叔父大人，恕不另具。六弟将来必为叔父克家之子，即为吾族光大门第，可喜也。谨述一二，余俟续禀。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译文】

儿子国藩跪着禀告：

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正月初八恭敬地庆贺祖父母的生日，我去年腊月做了两架寿屏给他们祝寿。今年，祖父母生日当天，有五位同乡送来寿对，有四十人来向两位老人拜寿。早上，我为他们做了四桌寿面，晚上，设了三桌酒席招待他们。没有来赴席的，我准备在十七日和二十日补请他们。另外，我还请人画了一幅“椿萱重荫图”，看到的人没有一个不交口称赞。

我的身体很健康，新年的应酬太多，每天都没有空闲的时候。媳妇和孙儿女都平安。

正月十五日，我收到了四弟和六弟的来信。信中得知四弟想要和季弟一起到汪觉庵先生家学习，六弟和九弟想要去省城读书。我想父亲的家务事越来越繁多，不可能每天在家塾管教他们，而且四弟的天分很一般，不能一天没有老师的教导，给他讲书、批改诗文，千万不能有一刻的耽误。所以我想请父亲答应他们的要求，立刻叫四弟、季弟拜觉庵为师。至于支付觉庵的酬金，儿子在八月汇款回来。两位弟弟自然会更加发奋学习了。

六弟确实天资聪颖，很有前途，但乡里条件差、见闻少，不可能对他有太多的启发，以促使他发奋上进。他现在年轻气盛，不能总受到打击，上次他没有考好，已经是个打击；随后他想到京城来，我又阻止了他，对他又是个打击；如果这次再不允许他到省城来读书，一定会大大挫伤他的锐气。希望父母大人答应儿子及他们的请求，叫六弟九弟到省城读书，他们的学费，儿子在二月间付给二十两到金竺虔家里。

一家人和和气气，幸福生活便会如期而至。如果一家中哥哥说话，弟弟都听，弟弟有什么要求，哥哥都会答应的，这样和气的家庭，没有不兴旺的；反之，这个家庭就一定会衰败。恳请父亲体谅儿子的这片心意，还请把我的意思转告给叔叔，我就不另外给他写信了。六弟将来一定是叔父家继承家事和祖业的人，也是使我们曾家兴旺发达的人，这实在是可喜可贺。谨向大人禀告，其余的容以后再禀告。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解读】

中国自古崇尚“和谐”的思想。像“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万事和为贵”等“和谐”思想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对此，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那么，什么是“和”呢？史伯在《国语·郑语》中说：“以他平他谓之和。”贾谊解释说：“刚柔得道谓之和。”而春秋时的晏婴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则认为“和”就是“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其中“济”是“增加”的意思；“泄”是减少的意思。不足之处要增加，过多之处要减少。而孔子在《论语·子路》中则进一步阐述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见，“和而不同”又成为人们处理一切事物都应该遵循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儒家又在《礼记·中庸》中提出“中和”的概念：“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相继，孟子又在《孟子·公孙丑下》中提出“人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他看来，只有推行仁政，才能得到人和。道家学派的老子也十分重视“和”。他在《老子·四十二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还认为，“和”是“道”的作用。道之所以能够生万物，是因为道蕴涵着阴阳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阴阳相互摇荡，相互作用，形成了宇宙的和谐与万物的和谐。“和”就是宇宙的本质，是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

由此可见，“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以和为贵”的思想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而引发出“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这些传统思想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价值观念，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也向父母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他说：“一家人和和气气，幸福生活便会如期而至。如果一家中哥哥说话，弟弟都听，弟弟有什么要求，哥哥都会答应的，这样和气的家庭，没有不兴旺的；反之，这个家庭就一定会衰败。”

事实如此，对于一个人来说，家庭是一个人的人生起点，它不仅是人们生活休息的港湾，也是遮挡风雨的避难场所，更是人们精神动力的源泉。无论是伟人，还是平民百姓，要取得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家庭的支持和帮助。所以说，营造一个和气温馨的家，是人们一直追求的目标。

自古以来，从周公制礼的“亲亲、尊尊”，到“福善之门莫美于和谐，患咎之首莫大于内离”，再到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直到近代傅雷家书强调的家庭教育，都是家庭和睦的经验总结。不仅如此，古代圣贤还把对家庭的治理，家庭和睦与国家治乱、社会稳定联系在一起。正如《易经》所说：“正家而天下定矣”，《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齐而后国治”。

由此可见，古代先贤已经把家庭和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

其实，家庭和国家是相通的。几个人可以组成一个家，那么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家”。小家需要和睦，大家需要和谐。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拥有无数个和睦的小家庭，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有顽强的生命力，也更会处于一片兴旺的景象中。

禀祖父母：持盈保泰之道

【原文】

孙国藩跪禀：

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

二月十四日，孙发第二号信，不知已收到否？孙身体平安，孙妇及曾孙男女皆好。

孙去年腊月十八曾寄信到家，言寄家银一千两，以六百为家中还债之用，以四百为馈赠亲族之用。其分赠数目，另载寄弟信中，以明不敢自专之义也。后接家信，知兑啸山百三十千，则此银已亏空一百矣。顷闻曾受恬丁艰，其借银恐难遽完，则又亏空一百矣。所存仅八百，而家中旧债尚多，馈赠亲族之银，系孙一人愚见，不知祖父母、父亲、叔父以为可行否？伏乞裁夺。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何如。孙自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知何若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此二者，孙之愚见如此。

然孙少不更事，未能远谋，一切求祖父、叔父做主，孙断不敢擅自专权。其银待欧阳小岑南归，孙寄一大箱衣物，银两概寄渠处，孙认一半车钱。彼时再有信回，孙谨禀。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译文】

孙儿国藩跪禀：

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

二月十四日孙子所寄出的第二号家信，不知道是否已经收到。孙子现在身体平安，孙媳妇以及曾孙男女一切都好。

孙子去年腊月十八日给家寄过信，信中说到寄回去的一千两银子，其中有六百两给家中还债，剩余的四百两送给亲戚族人，分赠的数目在另外写给弟弟的信中，以表明我不敢自作主张。后来接到家信，得知给啸山的百三十千，这笔钱已经亏空一百两了。现在听说曾受恬家中有丧事，他借的钱恐怕难以很快还上，那不又亏空一百两吗？所剩下的只有八百，家中的旧债还很多，恐怕就没有钱送给亲族了。把钱赠送亲族是我的愚蠢见解，不知道祖父母大人、父亲、叔父认为这样做是否可以。请你们斟酌后再作决定。

我之所以主张送钱给亲族，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家的气运太旺盛，不能不加倍小心，这是持盈保泰的方法。旧账尽可能还完，有好处太大，恐怕盈极生亏；留点债不还清，那虽嫌美中不足，也是让心情处于快乐的做法。二是因为各亲戚家都很贫困，而年老的人，现在不稍微资助，以后不知会怎样。自从我到京城以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这几位都已经去世。再过几年，那些我们有心帮助的人，不知都会落得怎样的境遇。家中的债，今天虽然还不上，以后还可以还。帮助别人的事情，如果今天不做，以后一定会后悔的！这两种见解，是孙儿的愚蠢见识。

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没有作长远的打算，请祖父、叔父做主，孙子我决不敢自作主张。这笔钱等欧阳小岑回湖南的时候，请他带去，另外还有一大箱衣物，孙子为他负担一半路费。钱和衣箱都先放在他家，到时候我再写信回去请你们派人去取，孙子谨慎禀告。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解读】

馈赠是快乐的源泉，为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也让我们自己处于快乐的包围之中。快乐是可以彼此分享的，你分给别人的快乐越多，你获得的东西就越多。你把幸福分给别人，你的幸福就会更多。但是，如果你把痛苦和不幸分给别人，那你得到的也只能是痛苦和不幸。

所以说，真正的馈赠是人为了向某人表达自己的心意，而不求任何回报，毫无代价地赠送给对方。这种恰到好处的馈赠能够传递出你的友好、尊敬和某种特殊感情，同时还能让对方对你感到满意而高兴、敬佩。比如：当你处于饥寒的困境之中，有人把他的粮食、粗衣分送给你；当你饱暖富足的时候，有人待你以盛宴，赠你以锦裘，等等。这样的馈赠，对于赠者和被赠者，不是应酬，不是交换，也不是负担。这才是真正的馈赠。

在古代，人们将馈赠看做是一个人的品德修养和立身之本，而且还能得到更好的人际关系。在鲁国，朱家与高祖是同一时代的人。鲁国人多数都喜欢研究儒家思想，而朱家却因为馈赠别人而被人们称为“侠士”而闻名。朱家救活的豪杰有几百个，普通人被救的更是举不胜举。但朱家却从来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自我欣赏他对别人的恩德。朱家救济别人的困难，首先从贫贱的开始。他家中没有剩余的钱财，衣服破得连完整的色彩都没有，每顿饭只吃一样菜，乘坐的不过是个牛拉的车子。但是他却一心救援别人的危难，超过为自己办私事。他还曾经暗中使季布将军摆脱了被杀的厄运，等到季布将军地位尊贵之后，他却终身不肯与季布相见。从函谷关往东，人们对他都十分敬仰，都希望同他做朋友。

由此可见，一个真心帮助别人的人，不仅从自身上表现出了他高贵的品质，而且还很受别人的爱戴。

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人，他十分重视馈赠，主要把它作为惜福之道。在他看来，主张送钱给亲族，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家的气运太旺盛，不能不加倍小心，这是持盈保泰的方法。他恐怕盈极生亏，所以，他说留点债不还清，那虽嫌美中不足，也是让心情处于快乐的做法。另一方面是因为各亲戚家都很贫困，如果年老的人，现在不稍微帮助一下，那么以后说不定就没有时间去尽自己的孝心了。他还说，家中的债，今天虽然还不上，以后还可以还。帮助别人的事情，如果今天不做，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从中可见，曾国藩对于治家的方法，无外乎是懂得馈赠的道理。正所谓“送人玫瑰，留有余香”。这是许多圣贤之人躬行的准则。

禀父母：教弟以和睦为第一

【原文】

男国藩跪禀：

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二月十六日接到家信第一号，系新正初三交彭山屺者，敬悉一切。去年十二月十一，祖父大人忽患伤风，赖神灵默佑，得以速痊，然游子闻之，尚觉心悸。六弟生女，自是大喜。初八日恭逢寿筵，男不克在家庆祝，心尤依依。

诸弟在家不听教训，不甚发奋，男观诸弟来信，即已知之。盖诸弟之意，总不愿在家塾读书。自己亥年男在家时，诸弟即有此意，牢不可破。六弟欲从男进京，男因散馆去留未定，故彼时未许。庚子年接家眷，即请弟等送，意欲弟等来京读书也。特以祖父母、父母在上，男不敢专擅，故但写诸弟，而不指定何人。迨九弟来京，其意颇遂，而四弟、六弟之意，尚未遂也。年年株守家园，时有耽搁；大人又不能常在家教之；近地又无良友，考试又不利。兼此数者，怫郁难申，故四弟、六弟不免怨男，其可以怨男者有故。丁酉在家教弟，威克厥爱，可怨一矣；己亥在家未曾教弟一字，可怨二矣；临进京不肯带六弟，可怨三矣；不为弟另择外傅，仅延丹阁叔教之，拂厥本意，可怨四矣；明知两弟不愿家居，而屡次信回，劝弟寂守家塾，可怨五矣。

唯男有可怨者五端，故四弟、六弟难免内怀隐衷。前次含意不申，故从不写信与男。去腊来信甚长，则尽情吐露矣。男接信时，又喜又惧，喜者，喜弟志气勃勃不可遏也；惧者，惧男再拂弟意，将伤和气矣。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深知此理，故禀堂上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请。男之意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九弟前年欲归，男百般苦留，至去年则不复强留，亦恐拂弟意也。临别时，彼此恋恋，情深似海。故男自九弟去后，思之尤切，信之尢深。谓九弟纵不为科目中人，亦当为孝悌中人。兄弟人人如此，可以终身互相依倚，则虽不得禄位，亦何伤哉？

伏读手谕，谓男教弟宜明言责之，不宜琐琐告以阅历工夫。男自忆连年教弟之信不下数万字，或明责，或婉劝，或博称，或约指，知无不言，总之尽心竭力而已。男妇孙男女身体皆平安，伏乞放心，男谨禀。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译文】

儿子国藩跪着禀告：

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二月十六日接到家里的第一封信，是新年正月初三交彭山屺的那封，从信中已经知道一切。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祖父大人突然患上伤风，全靠神灵的保佑，才很快康复了。作为在外游子的我听了，心里依旧为之担心。六弟生了一个女儿，这自然是件大喜事。初八日又恭逢寿筵，儿子不能在家里参加庆祝，心里总是难以忘怀。

几位弟弟在家里不听父母的教训，不很发奋读书，儿子从来信中已经知道了。看来几位弟弟的意思，总是不喜欢在家塾学堂读书。自己亥年儿子在家里的时候，几位弟弟就有这个意思，而且非常顽固。六弟想要跟儿子一起进京，儿子在庶常馆学习的去留还没有定下来，因此没有答应。庚子年接家眷进入京城，请弟弟前去送往，意思是想让弟弟来京读书，特别是因为祖父母、父母在上，儿子不敢答应，所以只写诸弟而不指定某人。九弟急切想要来京，他的意思如愿以偿了，而四弟六弟却没有如愿。年年待在家里，学问经常耽搁；父亲大人又不能在家里教他们；附近又没有好的朋友，考试又失败了，有这几种因素，让他们觉得很受压抑而郁闷不乐，所以四弟、六弟不免埋怨我。他们埋怨我是有原因的。丁酉年在家教他们的时候，对他们过于威严而缺少爱抚，这是可以埋怨的第一点；己亥年在家，没有教弟弟一个字，这是可以埋怨的第二点；临到进京时不肯带六弟，这是可以埋怨的第三点；没有为弟弟另外选择外面的老师，仅仅只请了丹阁叔，违背了他们的意思，这是可以埋怨的第四点；明知道两弟弟不愿在家而屡次回信，劝慰他们在家读家塾，这是可以埋怨的第五点。

正因为儿子有可埋怨的这五点，所以四弟、六弟难免心里藏着些难言之隐，以前一直闷在心里没有诉说的机会，所以从不给我写信。去年腊月写了一封长信，才把这一肚子怨气都倾诉了出来，儿子接到信的时候，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弟弟志气勃勃有生气，不可阻挡；害怕的是儿子如果再次违背他们的意愿，将会伤了我们兄弟的和气。兄弟和睦，虽说是贫穷的小户人家也一定会兴旺；兄弟不和睦，虽说是世代官宦的人家也一定会败落。儿子深知这个道理，所以禀告父母大人，能够明白儿子等兄弟的请求，把和睦放在第一位。九弟前年想回去，儿子百般苦苦挽留，到去年才不再强留，也是担心违背了他的意愿。临走的时候彼此都依依不舍，情深似海，所以儿子从九弟走后，非常相信他，也非常想念他。九弟即使不是科场中人，也会是孝悌中人。兄弟个个都是这样，可以一生互相依靠，就是不当官，又有什么关系呢？

恭读父母的手书教诲，说儿子教育弟弟应该以明言责备为好，不适合唠叨教他们些阅历功夫。儿子回忆多年来教育弟弟的信，不下数万字，或者明言责备，或者委婉规劝，或者从大的方面广泛论述，或者从小的方面仔细指点，知道的都告诉了他们。总之，尽一切努力罢了。媳妇和孙子、孙女都平安，请父母放心。儿子谨禀。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解读】

在人的血缘关系中，父子关系最为密切。此外，最亲近的就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兄弟之间的关系密切得如同手足。所以人们一般都很赞赏和睦的兄弟关系。在古代大家庭中，一家的兄弟之间关系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安定。所以在古代，兄弟友爱也是家庭和睦的一个重要因素。

孔融让梨在我国流传甚广，家喻户晓的《三字经》中，有“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的韵文。孔融四岁那年，正在院中玩耍的兄弟几个，面对父亲刚买来的梨子，哥哥让孔融先拿，而孔融却拣了个最小的。父亲问孔融为什么这样做，孔融回答说：“哥哥比我大，应该吃大的；我年纪小，就该吃小的。”父亲不禁为儿子的谦让懂事高兴，却又故意问道：“可你还有个小弟弟，为何不把最小的梨留给他呢？”孔融则答：“我比弟弟大，哥哥应该让弟弟，所以把大的留给弟弟吃！”你能不被孔融这种谦让精神所感动吗？

据说舜在未君临天下时，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友爱。但母亲不喜欢舜，想让他的弟弟继承家业。舜从不怨恨父母，也不报复弟弟，不过是忍耐，再忍耐。日久见人心，舜以孝义感化父母兄弟。终于，在尧年老时，禅位天下给他。

在人情淡薄、注重实利的今天，兄弟之间往往很难相处，更难以合作。而曾国藩兄弟数人，一齐走上了战场，在事业上患难相助，实在是难能可贵。尤其是曾国藩，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之间，总是于百忙中给诸弟写信，对他们进行谆谆教导，频繁督促他们的学业，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曾国藩也曾说：“人伦有五，而兄弟相处之日最长。”无论父子或夫妻都不如兄弟相处的时间长久，所以兄弟间如果能够没有猜忌之心，便可以享受无穷的兄弟天伦之乐。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九个，他是曾家的长房长子，又早有所成，因此在家里的地位可想而知。曾国藩对待兄弟的态度，自是竭力地以德去爱护，而不是用姑息放纵来包庇他们，他在家书中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唯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上了战场。曾国华战死三河镇，曾国葆病殁天京之围，以曾国藩、曾国荃成就最大。曾国藩家书致曾国荃最多，曾国荃勇猛有加且狂妄至极，曾国藩既为之喜又为之惧，百般维护。为避猜忌，“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曾国藩一度要牺牲自我，退出仕途，以成全曾国荃的发展。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潢则长期操持家事，解除众兄弟治军从政的后顾之忧。兄弟间如此默契配合，曾国藩自有清醒的认识：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

人们常用“情同手足”来形容关系之近，但真正的“手足兄弟”应如何相处呢？曾国藩认为应该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还语重心长地对诸位弟弟说：“余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说。人之忌我者，唯愿弟做错事，唯愿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唯愿兄做错事，唯愿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物情，则知世路之艰险，而心愈抑畏，气反愈平和矣。”

曾国藩对兄弟之间亲缘关系的处理，追求的是和睦、平等。他反复讲这样的道理：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便是不悌。何也？盖使父母心中有贤愚之分，使族党口中有贤愚之分，则必其平日有讨好的意思。暗用机计，使自己得好名声，而使其兄弟得坏名声，必其后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

但愿兄弟五人个个明白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没有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个个如此存心，则亿万年无纤芥之嫌矣。

因此，曾国藩并不以自己人生有成，在外做大官而自以为是，什么事情都靠“压”来使弟弟折服。而总是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循循善诱或委婉相商。他对弟弟说：“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坠，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而诸弟亦宜常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

在五个兄弟之间，曾国藩和曾国荃最为相知，这不仅因为曾国荃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还因为他与兄长最能交心、谈心。曾国荃曾在一封信中谈到了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但又没有具体谈是哪一件。曾国藩猜测：大概弟弟担心与哥哥之间存有不和。为此，曾国藩告诉他，倘若如此，那就完全可以不必担心、抑郁。他推心置腹地说：“你对咱家有大功劳，对国家也有大功劳，我哪里会有不感激、不爱护的道理？我对待属下像杨岳斌、彭玉麟、鲍春霆等人都是仁义谦让，难道对自己的弟弟反而会刻薄吗？也许我们之间确有不和，但那也只是意趣不同罢了。你立志做事，颇近似于春砟发舒之气；我立志做事，颇近似乎秋冬心敛之象。你以为扩散舒展才会生机旺盛，我认为收敛吝啬才会生机沉厚。”

曾国藩不但这样说，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这样做。有一次，曾国荃一下子给哥哥提了很多意见。最大的意见是说曾国藩在兄弟骨肉之间，不能营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只是稍稍劝止，最终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了，他们一直聊到夜至二更。曾国荃还给哥哥提出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倾耳而听。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并不因为自己是兄长就以势压人。只要他人说得入情入理，他就无不接受。曾国藩这样做，无损于他做兄长的尊严，反而使曾国藩产生一种亲切之感。而在曾国藩的虚心和亲切之外，更有一种大度和大气。

的确如此，正是因为兄弟相处的时间长久，关系也十分密切，所以任何谎言都无法一直隐瞒下去。既然如此，倒不如早日说破，总比日后才翻脸要强。只是说话的方式上是可以作一些修饰的。

对此，《菜根谭》里也说：“家人有过，不宜暴怒，不宜轻弃，此事难言，借他事隐讽之。今日不悟，俟来日再警之。如春风解冻，如和气消冰，才是家庭的典范。”其意思是委婉的劝谏其实好过激切的批评。

历史上，汉文帝刘恒和弟弟淮南王刘安不能相亲相爱，民间因此流传一首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魏文帝曹丕，因为妒忌弟弟陈留王曹植的才华，竟要他七步成诗，否则便要将他处死。所幸曹植即时写下：“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救了自己的性命。

唐代法昭禅师写了一首描述兄弟情谊的诗：“同气连枝各自荣，些些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弟兄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与儿孙作样看。”其意思是说兄弟就好像同一棵树延伸出来的树枝一样。人与人交往，家里的人最常用的沟通方法就是言语，所以言语要柔软、要和谐，绝对不要讲话很冲。要知道，人与人的冲突，一半以上都是因为言语不和。等我们上了三四十岁以后，每次看到兄弟姐妹都会有这么一点感觉，你的白头发又多了几根了。所以我们年龄越大代表越靠近人生的终点了，就更要好好珍惜这段情谊。

如今，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即使有兄弟姐妹，长大后也要各自独立生活，那么在生活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各种困难，这时候就会想到求助，有兄弟姐妹的人首先就想到自己的同胞，没有兄弟姐妹的就会想到同事和朋友。由此，这种兄弟之情便转换到了同事、朋友之间，所以说更应该彼此友爱和尊重。正如《论语》中所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具有“敬而无失”，“恭而有礼”的品格，才能找到真正的朋友。

因此，一个家庭，如果亲兄弟之间都不能好好相处，又如何与别人相处，连自己的同胞兄弟都要陷害，又如何让人信任。所以患难中能够相助的只有兄弟，兄弟之间没有彼此猜忌，没有彼此伤害，外人自然就无法欺负自己，也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致诸弟：教弟婚姻大事须谨慎

【原文】

诸位老弟足下：

十六日早，接到十一月十二日发信，内父亲一信，四位老弟各一件，俱悉一切，不胜次喜！四弟之诗，又有长进，第命意不甚高超，声调不甚响亮。命意之高，须要透过一层，如说考试，则须说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怀，则诗意高矣。若说必以得科名为荣，则意浅矣。举此一端，余可类推。腔调则以多读诗为主，熟则响矣。

去年树堂所寄之笔，亦我亲手买者，春光醉目前每支大钱五百文，实不能再寄。汉壁尚可寄，然必须明年会武后，乃有便人回南，春间不能寄也。五十读书固好，然不宜以此耽搁自己功课；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不诬也。

常家欲与我结婚，我所以不愿意者，因闻常世兄最好恃父势，作威福，衣服鲜明，仆从恒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骄奢习气乱我家规，诱我子弟好奢耳。今渫再三要结婚，发甲五八字去，恐渫家是要与我为亲家，非欲与弟为亲家。此语不可不明告之。

贤弟婚事，我不敢做主，但亲家为人如何？亦须向汪三处查明。若吸鸦片烟，则万不可对。若无此事，则听堂上各大人与弟自主之可也。所谓翰堂秀才者，其父子皆不宜亲近，我曾见过，想衡阳人亦有知之者，若要对亲，或另请媒人亦可。

六弟九月之信，于自己近来弊病，颇能自知，正好用功自医。而犹曰终日泄泄，此则我所不解者也。

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娲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辈则宜自管功课而已，何必问其他哉？至于宗族姻党，无论他与我有隙无隙，在弟辈只宜一要概爱之敬之。孔子曰：“汛爱众，而亲仁。”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礼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将来当家立业，岂不个个都是仇人，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

十一月信言：观看《庄子》并《史记》，甚善！但做事必须有恒，不可谓考试在即便将书之丢下，必须从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将《史记》看完，则以后看书不可限量，不必问进学与否也。贤弟论袁诗，论作字，亦皆有所见；然空言无益，须多做诗，多临帖乃可谈耳。譬如人欲进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进京程途，亦向益哉？即言之津津，人谁得而信之哉？

九弟之信，所以规劝我者甚切，余览之，不觉毛骨悚然！然我用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着如此做去，不做外官，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诸弟与儿侄。而省城之闻望日隆，即我亦不知其所自来。我在京师唯恐名浮于实，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诩一言，深以过情之闻为耻耳。

来书写大场题及榜信，此间九月早已知之，唯县考案首前列及进学之人，则至今不知。诸弟以后写信，于此等小事，及近处戚族家光景，务必一一详载。

季弟信亦谦虚可爱，然徒谦亦不好，总要努力前进，此全在为兄者倡率之，余他无所取，唯近来日日不恒，可为诸弟倡率。四弟六弟，总不欲以有恒自立，独不怕坏季弟之样子乎？余不尽宣，兄国藩手具。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译文】

诸位老弟足下：

十六日早上，接到十一月十二日发来的信，里面有父亲写的一封信，四位老弟各一封，从信中知道了一切情况，非常高兴！四弟作的诗，又有长进。只是诗的立意不是很高超，声调不十分响亮。立意要想高，必须提高一个层次。比如说考试，必须说科举功名是身外之物，不足以让一个人耿耿于怀，那么立意便高了一筹。如果说一定要以取得科举功名为荣耀，那么意义便浅薄了。举这一个例子，其他的便可类推。文章声调不响要多读诗，熟读古诗声调自然就会响亮。

去年树堂所寄的笔，也是我亲自去买的。“春光醉”这种牌子的目前每支需要五百大钱，实在是不能再寄了。“汉壁”还可以寄，但必须到明年会考后，有人回湖南才方便带回，春节期间不可能寄了。五十读书固然很好，但不可以因为这耽搁自己的功课。女子无才便是德，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常家想和我缔结婚姻，我之所以不愿意，是因为听说常世兄这个人最喜欢仗着自己父亲的权势而欺侮别人，衣服也太华丽，仆人前呼后拥，显耀一时，恐怕他家的女子也具有做官人家的骄气奢气，这样会破坏我家的家规，引诱我家子弟奢侈，今天他再三要与我家结姻，发甲五八字去，恐怕他家是要与我为亲家，不是想同弟弟为亲家，这话我不能不明白地告诉你们。

贤弟的婚事，我不敢擅自做主，但是亲家为人怎样，也必须向汪三那边查问清楚，如果吃鸦片烟，那万万不可和他们结亲。如果没有这件事，那就听堂上各位大人与贤弟自己做主好了，称做翰堂的那位秀才，他父子两人都不适合去亲近，我曾经见过，衡阳人也有知道他们底细的。如果要结亲，或者可以另外请媒人。

六弟九月的信，对于他自己近来的毛病，认识得很清楚，正好下工夫把毛病治好。但又说自己一天到晚闲来无事，这就使我不理解了。

家中的事情，众弟弟不需要去管理。天破了，自有女娲氏去补天，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爷去治水。家中的事情自有父母大人掌管，外边的事情由我来管，弟弟只管好自己的功课就行了，何必去过问其他事情呢？至于宗族里的人，娘舅那方面的人，不管他与我们有矛盾还是没有矛盾，弟弟只适宜全部地去爱他们、敬他们。孔子说：“爱民众和有仁义的人亲近。”孟子说：“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周到的地方；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不是不周到。”现在没有管理家事，如果还生矛盾仇怨，将来当家立业，岂不是个个都成了仇人？自古以来，没有和宗族、乡党结仇的圣贤之人，弟弟不要总是专门指责别人。

十一月的信中说：现在正在看《庄子》和《史记》，非常好！但做事必须有恒心，不可以说考试将近就把没有看完的书丢下，必须从头到尾，句句看完。如果明年能够把《史记》看完，那么以后看书，不可限量，更不用去问是不是进步了。贤弟讨论袁诗和书法，也都有所见解；但只空说并没有一点益处，一定要多作诗，多临帖，才能谈得更有体会。比如有人想要进京城却一步不走，在家里空口说进京的旅程又有什么益处？即使你说得津津有味，又有谁相信呢？

九弟的信，对我的规劝非常确切，我看后不禁为之毛骨悚然。然而我用功，确实脚踏实地，不敢丝毫欺骗别人。如果这样做下去，就是不在外做官，将来的道德文章，也一定会略有成就的，上不敢欺骗天地和祖父大人，下不敢欺骗各位老弟与儿子辈。而我在省城的声望是愈加升高，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而来。我在京城只怕名望超过了实际，所以不先拜一个人，不自吹一句话，深深以超乎情理的称呼为可耻。

信中说的大场题目和发榜的讯息，我在九月间早已知道了，只是县考的案首前列几名和进学的人，至今还不知道。各位弟弟以后写信，对于这些小事，以及附近亲戚家的情形，务必在信中一一详细写明。

季弟的信也谦虚、可爱。但只是谦虚也不好，总要努力进步，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我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是近来做事学习天天有恒，可作为弟弟的表率。四弟、六弟总不想以有恒自立，难道不怕在季弟面前有失自己的形象吗？其他的内容不一一说了。兄国藩手具。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解读】

天地、万物、家庭是一切事物的源泉。《易·序卦》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措）。”其意道出了天地造就万物，又造就了人类、婚姻和家庭，又构成了繁衍不息的社会。

爱情、婚姻是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到平民百姓没有一个不经历过的，古今相同。所不同的是人们对婚姻中人的出身和地位以及个人的文化素质和品行的要求。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阐述了有关儿女婚姻大事的基本择偶观点：拒绝锋芒毕露之家，拒绝骄奢之家，拒绝张扬之家。

在古代，婚姻大事讲究门当户对，这样的结合，不仅能够使子女过上富足生活，更重要的是亲家之间容易结成政治或军事的联盟，以巩固自己的实力。曾国藩家族可谓是显赫的贵族，如果按门当户对的做法，那么所结的亲家不是豪门旺族，就是达官贵族。但是，在曾国藩眼里，婚姻不该限于门第的观念，更重要的是对方的家风、生活习惯问题，他认为儿女的问题应该从长计议，看的不是眼前，而是将来。

家风是一家之风范，它的内容是指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共有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及言行表现的总和，也是家庭成员品格、文化素养、道德情操、人际关系的具体体现。好的家风就是一所好的学校，对孩子的成长既是一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育，又是孩子行为规范的“调节器”，更是陶冶孩子道德情操的天然“熔炉”。好的家风和不好的家风都会影响到后代。家风好，则人心正，父母慈，儿女孝，妯娌和，婆媳睦，子孙贤；家风不好，则父母恶，子不肖，孽孙生。家风好坏甚至关系到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社会发展等。

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鲁迅先生也曾说过：“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地产生，尽力地教育，完全地解放。”翻开历史，在我国不知有多少脍炙人口、生动感人的名人家规、家训，感召来者，滋养后人，如周公的“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孔子的“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朱伯庐的“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都是一个父亲对孩子最好的教育。但如果家长作风不正，那么孩子也必然会随他学，所以在曾国藩看来，婚姻选择必须看对方的家风、生活习惯。

如今，我们看那些缔结良缘的家庭，也很少有从对方的家风以及本人的作风问题上作长久考虑的，更多的也只是看中对方的经济条件。要知道，婚姻并非儿戏，也不是交易。尤其是中国式婚姻，往往倾向于家族式的婚姻，集体式的考虑，并不像西方那样能够完全从个人角度去考虑，想合就合，想分便分。

譬如，双方性格是否合适，志向、兴趣是否一致，彼此是否能互相包容，更重要的是对生活的要求与期望是否处在同一个水平、层次、角度、方位上……有心理学家说：“婚姻就是对方把最好的和最坏的都给你。”婚姻之前，应该把各方面都考虑清楚，两个人是否真的合得来，而不是看对方的家庭背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性格伴随人的一生，其他的一切都可能丧失或颠覆。婚姻除了意味着两个人爱的归宿之外，还意味着两个人的生活经历、人生阅历、生活方式、家庭影响、各种关系联系在一起，随着岁月的积淀而成长在一起。

所以，人生的一切都应从长计议，多方位考虑，从高处想到低处，从得意想到失意，从此时想到彼时，从眼前想到将来，这样你才不会成为婚姻的傀儡，进而找到自己真正的幸福。

禀叔父母：勿因劳累过度

【原文】

侄国藩谨禀：

叔父母大人礼安。六月十七发第九号信，七月初三发第十号信，想次第收到。十七日接家信二件，内父亲一谕，四弟一书、九弟、季弟在省各一书，欧阳牧云一书，得悉一切。祖大人之病不得少减，日夜劳父亲、叔父辛苦服事，而侄远离膝下，竟不得效丝毫之力，终夜思维，刻不能安。

江岷樵有信来，言渠已买得虎骨，七月当亲送我家，以之熬膏，可医痿痹云云。不知果送来否？

闻叔父去年起公屋，劳心劳力，备极经营。外面极堂皇，工作极坚固，费钱不过百千，而见者拟为三百千规模。焦劳太过，后至吐血。旋又以祖父复病，勤劬弥甚。而父亲亦于奉事祖父之余操理家政，刻不少休。侄窃伏思父亲、叔父二大人年寿日高，精力日迈，正宜保养神气，稍稍休息，家中琐细事务，可命四弟管理。至服事祖父，凡劳心细察之事，则父亲、叔父躬任之；凡劳力粗重之事，则另添一雇工，一人不够则雇二人。

侄近年以来，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癣疾即发，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是以力加保养，不甚用功，以求无病无痛，上慰堂上之远怀。外间求作文，求写字，求批改诗文者，往往历久而莫偿宿诺，是以时时抱疚，日日无心安神恬之时，前四弟在京能为我料理一切琐事，六弟则毫不能管。故四弟归去之后，侄于外间之回信、家乡应留心之事不免疏忽废弛。

侄等近日身体平安，合室大小皆顺。六弟在京，侄苦劝其南归。一则免告回避；二则尽仰事俯畜之职；三则六弟两年未作文，必在家中父亲、叔父严责方可用功。乡试渠不肯归，侄亦无如之何。

叔父去年四十晋一，侄谨备袍套一付。叔母今年四十大寿，侄谨备棉外套一件。皆交曹西垣带回，服阕后即可着。母亲外褂并汉绿布夹袄亦一同付回。闻母亲近思用一丫环，此亦易办，在省城买不过三四十千；若有湖北逃荒者来乡，则更为便益。望叔父命四弟留心速买，以供母亲、叔母之使令，其价，侄即寄回。

侄今年光景之窘较甚于往年，然东支西扯尚可敷衍。若明年能得外差或升侍郎，便可弥缝家中。今年季弟喜事不知还窘迫否？侄于八月接到俸银，即当寄五十金回，即去年每岁百金之说也。在京一切张罗，侄自有调停，毫不费力，堂上大人不必挂念。侄谨禀。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译文】

侄儿国藩谨此禀告：

叔父、叔母大人礼安。我于六月十七发第九封信，七月初三发第十封信，想必会陆续收到。十七日接到家信两封，其中有父亲的谕示一封，四弟的信一封，九弟、季弟在省城的信各一封，欧阳牧云的信一封，从信中得知一切情况。祖父大人的病情没有减轻，每天劳心，父亲和叔父辛苦地服侍着，而侄儿没在跟前，不能为此付出一点力气，每天晚上都辗转反侧，一刻不能安心入睡。

江岷樵来信，告诉我他已经买到虎骨，七月份就应该会送到我家，用它熬成膏，可以医治痿痹病，不知道他真的送了没有。

听说叔父从去年开始建公房，劳心劳力，竭尽全力经营，外面很堂皇，工程也很坚固，花费不到百千银钱，而参观的人都感觉三倍百千也不为过。但由于焦劳太过，导致后来竟吐起血来。接着祖父又生病，勤恳地服侍十分劳累。而父亲也在奉侍祖父的闲暇时候，管理家政，一刻都不能休息。侄儿心想父亲、叔父两位大人年纪日渐大了，精力也逐日老迈起来，这时正适合保养神气，稍为休息，家里琐细的事情，可以叫四弟来管理，至于服侍祖父，凡属于劳心的粗细事情，由父亲、叔父亲自担任；凡属于粗重的事情，可以增加一名雇工来做，不够还可雇两个。

侄儿近年来精力越来越差了，有时多用些心，癣疾便会发作。晚上坐时间长了，第二天便觉得疲倦。所以我尽力保养身体，不那么用功，以求没有病痛，以安慰父母大人远方怀念。外面的人来请求我写文章、题字、批改诗文的，通常很长时间都不能如愿，因此常常心怀歉疚，每天都没有心安神恬的时候，从前四弟在京城，可以帮我料理一切琐碎的事务，六弟却一点都不管理。四弟回去后，侄儿对于外面的回信和家乡应当留心的事情，不免就疏忽大意了。侄儿等近日身体健康，全家大小都很平安顺心。六弟在京城，侄儿苦苦劝慰他回湖南。一是免得别人说我不知回避；二是尽到他上侍奉父母大人，下养儿孙的职责；三是六弟两年来都没有作文，父亲、叔父一定要在家里严加督责，他才可以用功学习，乡试他不肯回去参加，侄儿也没有办法。

叔父去年四十一岁，侄儿谨备了一付袍套。叔母今年四十大寿时，侄儿谨备棉袍一件。都交曹西垣带回去，等到守孝服满那天就可以穿了，母亲的外褂和汉绿布夹袄，也一起附带回去。听说母亲近来想雇一名丫环，这件事也很容易办到。到省城去买，不超过三四十千；如果有湖北逃荒来乡下的，还会更便宜些。希望叔父叫四弟留心，迅速去买，以供母亲、叔母的使唤，所需的钱侄儿会立刻寄回。

侄儿今年窘困的情景，胜过往年。然而东支西扯，还勉强可以敷衍过去。明年如果能够得一外差，或晋升侍郎，便可以弥补亏空了。家里今年季弟操办喜事，不知道是否还窘迫。侄儿在八月接到俸银，立刻寄回五十金，就是去年我说的每年一百金的承诺。在京城的一切张罗，侄儿自己料理妥当，没费一点力气，父母大人，不要挂念。侄儿谨慎禀告。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劝诫叔父、叔母，凡事不可劳心，这样才能保养身体。从中道出了家庭的兴旺，离不开人的兴旺的道理。

在古代，有“危微”之说，这其中的“危”就是说人的欲望之心，就好比大堤防水，容易崩溃，一旦决堤，就不可收拾；“微”就是说理义之心，就好像帐中的烛火，若有若无，难以明亮也难以熄灭。而人的心要想达到灵活，就不可以过于劳累，也不可以过于安逸。这样才能使人的身心处于健康的状态，否则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中，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这就是说，事情如果做过了头，就跟做得不够一样，都是不合适的。

在《中庸》的思想中，也体现出这一点。所谓：“过犹不及为中。”《中庸》中曾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其意思就是在说舜从两端选择其中，既不过头，也不是不好，这样来教化百姓，才是圣人君子。

人生中许多事情都是如此，大到国家，小到家庭、个人，都要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了这个“度”的界限，事情就会变化或者物极必反。譬如说，商鞅变法，将秦国变成了一个极端尚武好战的国家，不讲求以德服人而专持有暴力的思想意识，最终落得了衰亡的命运。与此相反，汉朝实现统一后，继承了秦朝政治中的有益部分，同时又儒法并用，王道、霸道兼而有之，最终取得了百年的稳定发展。

治国如此，治家也一样。要想将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那么就必须要适当保养自己的身心，不可太过劳心，如果劳心过度就会影响到自己的身心健康，甚至导致过早死亡，所以说凡事尽力就好，因为人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更长久地持家操守；否则，家业也会因人的衰亡而衰落。

刘备死后，刘禅即位，一直由诸葛亮辅佐。因为刘禅生性软弱，没有大志，所以诸葛亮事事操心，时刻为刘禅出谋划策，最后因为劳累而死在军营之中。从此，蜀汉也就亡了。

这正说明了，治国、治家都不宜劳累过度，这样才能为国，为家贡献出一份力气，让国家繁荣，家业兴旺。

致诸弟：自立门户，自立规矩

【原文】

四弟、九弟、季弟足下：

六月廿八日发第九号家信，想已收到。七月以来，京寓大小平安。癣疾虽头面微有痕迹，而于召见已绝无妨碍。从此不治，听之可也。

丁士元散馆，是诗中“皓月”误写“浩”字。胡家玉是赋中“先生”误为“先王”。李竹屋今年在我家教书三个月，临行送他俸金，渠坚不肯受。其人知情知义，予仅送他褂料被面等物，竟未送银。渠出京后来信三次。予有信托立夫先生为渠荐馆。昨立夫先生信来，已请竹屋在署教读矣，可喜可慰。耦庚先生革职，同乡莫不嗟叹。而渠屡次信来，绝不怪我，尤为可感可敬。

《岳阳楼记》，大约明年总可寄到。家中《五种遗规》，四弟须日日看之，句句学之。我所望于四弟者，唯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余荫，我得忝列卿贰，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后辈子女无法则，则骄奢淫佚，立见消败。虽贵为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亲、叔父三位大人规矩极严，榜样极好，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别家无好榜样者，亦须自立门户，自立规条；况我家祖父榜样，岂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堕落之乎？现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做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睦，四弟之罪也；后辈骄恣不法，四弟之罪也。我有三事奉劝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种遗规》。四弟能信此三语，便是爱兄老兄；若不信此三语，便是弁髦老兄。我家将来气象之兴衰，全系乎四弟一人之身。

六弟近来气性极和平，今年以来未曾动气，自是我家好气象。唯兄弟俱懒。我以有事而懒，六弟无事而亦懒，是我不甚满意处。若二人俱勤，则气象更兴旺矣。

吴、彭两寿文及小四书序、王待聘之父母家传，俱于八月付回，大约九月可到。

袁漱六处，予意已定将长女许与他，六弟已当面与他说过几次矣，想堂上大人断无不允。予意即于近日订庚，望四弟禀告堂上。陈岱云处姻事，予意尚有迟疑。前日四弟信来，写堂上允诺欢喜之意。筠仙已经看见，比书信告岱云矣。将来亦必成定局，而予意尚有一二分迟疑。

岱云丁艰，余拟送奠仪，多则五十，少则四十，别有对联之类，家中不必另致情也。余不尽言。兄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译文】

四弟、九弟、季弟足下：

我于六月二十八日寄出的第九封家信，想必现在已经收到了。从七月以来，京城家中大小都平安无事。我的癣病在头上脸上虽然还残留些痕迹，但面对皇上的召见已经无伤大雅了。所以从此后不用再刻意为这件事情费心治疗了，顺其自然就可以了。

丁士元在翰林院学习已结束，但是他将诗中的“皓月”之“皓”字误写成了“浩”。胡家玉的赋中的“先生”也误写成了“先王”。李竹屋今年在我家教书已有三个月了，临走的时候我给他俸金，他坚决不肯接受，可见这个人是个重情重义之人。最后我只送给他褂子、布料和被面等生活用品，没有坚持送他银钱。离开京城后，他一共写了三封信来。我对他一直很牵挂，所以写信拜托立夫先生为他另外推荐教书的地方。昨天立夫先生来信说，已经请竹屋在署中教书了，这件事情真是可喜可贺。不过耦庚先生被撤职一事，同乡人都为之感叹。但是耦庚先生几次来信，都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怪罪于我，为此不由得让人感动和敬佩。

《岳阳楼记》大约明年就可以寄到。家中的《五种遗规》，四弟必须天天翻看，逐句学习。我对四弟所期望的，也只有如此。家中承蒙祖父德高望重，我才得以暂居高位，如果兄弟妯娌相处不和睦，晚辈子女没有规矩，就会骄奢淫逸，衰败便会接踵而至。到时即使贵为宰相，又有什么用处呢？我家祖父、父亲、叔父三位大人的要求非常严格，是我辈的榜样，我们只要依旧例而行就好，这是极其容易省力的事情。别人家没有这样的好榜样，也要自立门户，自立规矩，更何况我家有祖父这样现成的榜样，难道愿意放弃先辈的榜样不去遵照，而忍心目睹家业衰落吗？现在我不在家，一切必须四弟做主。兄弟之间不和睦，是四弟的罪过；妯娌之间不团结，是四弟的过失，晚辈骄横放纵不知道礼仪，是四弟的过错。我有三件事奉劝四弟：一是勤奋，二是早起，三是看《五种遗规》。四弟如果能记住这三句话，就是对我的敬重；如果不信这三句话，就是看不起我这个当兄长的。我们家将来的家业是兴旺还是衰败，全看四弟的作为了。

六弟近日来脾气性格极为平和，这一年来也没动过气，自然是我家的好气象。只是几位兄弟俱有懒惰的缺点，我是由于很多事情牵累而显得懒惰，而六弟每天无事可做，还时常犯懒惰的毛病，这是我非常不满意的地方。如果两人都很勤劳，那家中气象自然会越来越旺盛。

吴、彭处两寿文和小四书序言，王待聘的父母家传等文章，都于八月托人带回，估计九月便可以到。

我已经拿定主意将大女儿许配给袁漱六家，六弟也已经当面和他谈过几次了，想来父母大人也不会不答应。我打算让他们近日定亲，希望四弟将我的意思转告给家中的各位长辈。陈岱云的婚事，至今我仍犹豫不决。前段时间四弟来信说，家中父母大人已经同意了这门亲事，而且都非常高兴。筠仙已经看到了这封信，事后便写信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岱云。看来这门亲事将来也一定能成为定局，而我心里还有些犹豫。

近日岱云家中老人逝世，正在筹备丧事。我准备送点奠礼钱，多则五十两，少则四十两，另外还有挽联等物。这样一来，家中就不用另外再送东西了。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兄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强调了：“我家祖父、父亲、叔父三位大人的要求非常严格，是我辈的榜样，我们只要依旧例而行就好，这是极其容易省力的事情。别人家没有这样的好榜样，也要自立门户，自立规矩，更何况我家有祖父这样现成的榜样，难道愿意放弃先辈的榜样不去遵照，而忍心目睹家业衰落吗？”从中说明了一个家庭的兴旺需要后代的不断延续，那样才能长盛不衰。而作为后代的子孙必须懂得如何让这种繁荣的家风持续下去才行。

范仲淹就具有这种自立门户的意识。自从当上官后，他就想找个离自己当官的地方近的地方自立门户，这样有了自己的家后，就能将自己的母亲接来，侍奉她。于是他思前想后，觉得应天府是个好地方，但是依照官职，应天府多数都是高官要员职田所选，而范仲淹仅是九品小官，所以他只能选在较远的宁陵县。

范仲淹安家立户后，便想立刻将母亲接来侍奉，但是因为公务在身，又唯恐自己不能细心照顾，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同母异父的朱氏兄弟，母亲自己来，老人家也不放心。更担心朱氏兄弟受歧视，也不放心。于是他决定将同母异父的朱氏兄弟也接到宁陵，这样不仅可以让朱氏兄弟照顾母亲，而且还可以帮助管理职田事宜。后来范仲淹结婚后，母亲、妻子、朱氏兄弟一家人共同生活在宁陵，共享天伦之乐。

由此可见，范仲淹正是以家为重，以家人为中心，才凭借自己的能力建起了一个家庭，使家庭生活无比幸福和快乐。如果没有这种意识，那么他或许也只会孤身一人在外漂泊，根本体会不到家庭的快乐。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还强调了一个家庭中对待堂兄弟，要从道德公理上加以劝导，对他们的过失要直言规劝，这样才能帮助他们建立家业。其次，与人为亲，就要使他尊贵；待人为爱，就要使他富有。要经常行善以替各位兄弟、弟子默默祈福，自然能得到神明和众人的钦敬。这就是遵循礼制的表现。

在古代，一般教育子女都不只是停留在思想和说教上，而是从君主、士族到整个官绅阶层，都在身体力行，并且形成一套敬老的规矩和养老的礼制。

《礼记》记载：“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徒，颁禽隆诸长者。”就是说，凡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都不要亲往打猎，但在分配猎物时一定要得到优厚的一份。还有在同长辈说话时声音的音量上，也作了明确要求。如《养蒙便读》说：“侍于亲长，声容易肃，勿因琐事，大声呼叱。”《弟子规》又说：“低不闻，却非宜。”这都是说对长辈说话不要高声呼喊，而要平和。总之，无论是君王贵族，还是庶民百姓，都要遵循一定的规矩，以表达对老者和长者的尊敬，这才是衡量一个人的修养的标志。

《孟子·离娄上》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正道出了一家中规矩的重要。如果一家没有规矩，人们的行为举止都散漫，那么家庭必然会不和谐，也会因此而使家庭没有其乐融融、人丁兴旺之象。

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具有自立门户的意识，努力拼搏，争取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而且在经营自己的家庭上，也要自立规矩，学习古代优良的家风，让自己的家庭永远昌盛。

致诸弟：贤肖不在高位而在谨朴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足下：

四月十四日接到己酉三月初九所发第四号来信，次日又接到二月二十三所发第三号来信，其二月初四所发第二号信则已于前次三月十八接到矣，唯正月十六七所发第一号信则至今未接到。

京寓今年寄回之家书：正月初十发第一号（折弁），二月初八发第二号（折弁），二十六发第三号（折弁），三月初一发第四号（乔心农太守），大约五月初可到省；十九发第五号（折弁），四月十四发第六号（由陈竹伯观察），大约五月底可到省。《岳阳楼记》，竹伯走时尚未到手，是以未交渠。然一两月内，不少妥便，亦必可寄到家也。

祖父大人之病，日见日甚如此，为子孙者远隔数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温弟去年若未归，此时在京，亦刻不能安矣。诸弟仰观父、叔纯孝之行，能人人竭力尽劳，服事堂上，此我家第一吉祥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竟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

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此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赫奕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

鹿茸一药，我去腊甚想买就寄家，曾请漱六、岷樵两人买五六天，最后买得一架，定银九十两。而请人细看，尚云无力。其有力者，必须百余金，到南中则值二百余金矣，然至少亦须四五两乃可奏效。今澄弟来书，言谭君送四五钱便有小效，则去年之不买就急寄，余之罪可胜悔哉！近日拟赶买一架付归。以父、叔之孝行推之，祖大人应可收药力之效。叔母之病，不知宜用何药？若南中难得者，望书信来京购买。

“安良会”极好。地方有盗贼，我家出力除之，正是我家此时应行之事。“细毛虫”之事，尚不过分，然必须到这田地方可动手。不然，则难免恃势欺压之名。既已惊动官长，故我特作书谢施梧冈，到家即封口送县可也。去年欧阳家之事，今亦作书谢伍仲常，送阳凌云，嘱其封口寄去可也。

澄弟寄俪裳书，无一字不合。蒋祝三信已交渠。兹有回信，家中可专人送至渠家，亦免得他父母悬望。予因身体不旺，生怕得病，万事废弛，抱疚之事甚多。本想诸弟一人来京帮我，因温、沅乡试在迩，澄又为家中必不可少之人，洪则年轻，一人不能来京；且祖大人未好，岂可一人再离膝下？只得俟明年再说。

希六之事，余必为之捐从九品。但恐秋间乃能上兑，乡试后南旋者乃可带照归耳。书不能详，余俟续寄。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译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足下：

四月十四日收到己酉年三月初九所寄出的第四封来信，第二天又收到二月二十三日所寄出的第三封来信，其中二月初四所寄出的第二封信也已经在三月十八日收到了。只有正月十六七日所寄出的第一封信如今还没收到。

今年我从京城寄回家中的信有：正月初十寄出的第一封（由信差带），二月初八寄出的第二封（由信差带），二月二十六日寄出的第三封（由信差带），三月初一寄出的第四封（由乔心农太守带），可能五月初就可到达省城；三月十九日寄出的第五封（由信差带），四月十四日寄出的第六封（由陈竹伯观察带），可能五月底可到省城。竹伯走的时候，《岳阳楼记》还没有拿到手，所以我没有托付他捎带回去。以后一两个月内，还有许多方便的机会，也一定可以将它送到家中。

祖父大人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作为孙子，却远在千里之外，这颗心怎能放得下！如果去年温弟留在京城不回去，这时候也一定是时刻都不得安宁了。各位兄弟敬仰父亲、叔父的孝顺行为，时刻以他们为榜样，能够人人都竭尽全力地服侍孝敬祖父，这是我们家吉祥的好事。我身在京城，享受着美味佳肴、锦衣绸缎，却竟然尽不到半点做孙子的责任；妻子儿女也都坐享其成，不能替母亲分担忧愁。每次想到这些，都不由得直冒冷汗，心怀愧疚。

我经过仔细思考后发现，凡是天下官宦人家，最多只能挥霍一代，便将其中的财富很快享用殆尽。他们的子孙开始骄奢淫逸，后来又放荡不羁，最后深陷欲望的沟壑而不能自拔，能够延续一两代旺盛的实在是少见；商贾人家，勤俭的能延续三四代；耕读人家，谨慎淳朴的能延续六七代人；孝友人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如今我仰仗祖宗积下的德行，年少便身居高位，生怕我将一生的财富享用完了，所以在这里教导各位兄弟和孩子，但愿成为耕读孝友的人家，也不想成为仕宦人家。各位兄弟不可以不多读书，用功不可以不勤奋，千万不能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做官而心生杂念，一心求取功名。如果看不透这个道理，即使科举高中显赫，最终也算不上祖父的孝子贤孙，我曾家的有功之人；如果能够看透这层道理，那我对你们深表钦佩。

澄弟常因我升官受任就称我是孝子贤孙，殊不知这并不是孝子贤孙。如果这样就可称为孝子贤孙，那么李林甫、卢怀慎这样的人，位极人臣、显赫一时，难道不是最大的贤孝之人吗？我扪心自问，学识浅薄，却有幸谬居高位，因此我经常留心提醒自己，目前虽然人在宦海之中，却时刻要作好上岸的准备。等到让我罢官回乡的时候，就可以淡泊无求。到那时候，妻子可以亲身从事劳动，可以对得起祖父兄弟，也可以对得起宗族乡人，就这些也就足够了。各位兄弟如果发现我所想和所说的与我的实际行动有不相符的地方，希望时刻实事求是地规劝我，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鹿茸这一味药，我去年腊月就很想买好寄回家中。曾经请漱六、岷樵两人买了五六天，最后买到一架，定好的价钱是九十两银子。后来又请人仔细观看，还是药力不够。凡是有药效的，必须要一百多两银子，到南方就价值二百多两银子了，不过最少也要吃四五两鹿茸才可能见效。现在澄弟来信说，谭君送来的四五钱吃下去有些效果。那么去年没买下来及时寄回去真是我的罪过，如今后悔也没用了！今日只想尽快准备一架寄回家，以弥补我的过失。以父亲、叔父的纯孝行为判断，祖父大人的病体一定可以收到药力的效果的。至于叔母的病，不知道适合用什么药。如果南方买不到药效明显的药物，希望尽快写信告诉我，以便在京城购买。

组织“安良会”这件事办得非常好。地方上有强盗横行，我家出力剿灭他们，为百姓造福，正是我家应该做的事情。“细毛虫”这类的事情，尚且不算过分，但必须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才可以动手。否则，就会落得仗势欺人的罪名。既然这件事情惊动了地方官员，所以我特意写信感谢施梧冈，寄到家后就封上信口送到县里就可以。去年欧阳家的事情，现在也写了信去感谢伍仲常，请送给阳凌云，叮嘱他封好信口寄去。

澄弟寄给俪裳的信，没有一字不合理恰当。目前蒋祝三的信已经交给他，现在已有回信了，家里可专门派人送到他家，以免让他的父母总担心挂念。我因为身体不太好，总担心得病，万事荒废，内心深感抱歉内疚。本来打算请兄弟中一人到京城来协助我处理各项事务，但因为温弟、沅弟最近要参加乡试了，澄弟在家中有重任担当，不可缺少，而洪弟年纪还小，所以目前找不到合适的人到北京。更何况祖父大人病体还没有痊愈，人人都在旁边侍奉，这样的情况下哪里能够再有人离开他身边呢？这样的事情只好等明年再议。

关于希六的事情，我已经有了打算，一定要尽力为他谋求一个从九品的官职。不过也许要等到秋天才能将这件事情办妥。等到乡试过后，可以托付南归的人将执照带回去。信中不能详说，其他的事情以后来信时再谈吧。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阐述了自己多年来为官的感悟：宁愿成为耕读孝友的人家，也不做官宦之家。并告诫各位兄弟，不可以不读书，读书也不能不勤奋，但一定不要以为读书是为了考取官位而心生杂念，一心只为求取功名。如果具有这样的心态，那么即使高中显赫，也算不上祖父的孝子贤孙，更算不上曾家的有功之人。由此，道出了曾国藩淡泊名利的心态。

“淡泊”是一种道家思想学说，所谓“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古往今来人们一直继承赞赏这种“心神恬适”的意境。如白居易在《问秋光》一诗中的“身心转恬泰，烟景弥淡泊”，反映了他心无杂念，凝神安适，不限于眼前得失的那种长远而宽宏博大的胸怀。还有古代许多圣贤也都有曾国藩这样的心态。如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正是这种淡泊，使他成了千古以来安贫乐道的典范。还有海瑞为官三十三年，多半都是罢官的状态，他一生呈交了七次辞呈奏折。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官员上任不能造福百姓，那么不如回家种田，安养晚年。这种淡泊，使他一生平安幸福。

所以，淡泊是一种人生的境界，更是一种超脱。如果一个人有了淡泊宁静的心态，那么他就会对事态洞悉得十分深刻，认识也十分透彻，更明白自然界的法则规律，这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成熟。

《庄子·秋水》中说，庄子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清波粼粼的濮水；二是水中从容不迫的游鱼，背后则是楚国的官位。但吸引庄子的却是濮水的清波，他无暇回头看身后的权势。只是不经意地推掉了在俗人看来千载难逢的发达机遇。有人对此不解，庄子则问两位身穿锦绣的大夫：“楚国水田里的乌龟，它是愿意到楚王那里，让楚王用精致的竹箱装着它，用丝绸的巾饰覆盖它，珍藏在宗庙里，用死来换取‘留骨而贵’呢，还是愿意拖着尾巴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活着呢？”

两位大夫齐声说：“宁愿拖着尾巴在泥水中活着。”

庄子笑着说道：“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浅显的故事，体现了庄子超凡脱俗、高洁的精神，又由这种高洁的精神滋养出拒绝诱惑的惊人内力。庄子的这种坚持，让我们知道精神可以达到的高度，更提醒我们：精神是有贞操的。事实上，庄子的行为，确实使一代代“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在取得世俗成功的同时，内心里总存有秘而不宣的羞耻感。

其实，贤孝并不在于你是否身在高位。如果一个人因为当上了大官，就觉得可以光宗耀祖，那么像白居易、海瑞、庄子这种没有当上大官的人，岂不是平庸之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一样是名声显赫，为祖辈争得了荣耀。所以，人一定要有一颗淡泊的心，脚踏实地地凭借自己的劳动去取得成就，那才是最令人敬佩的。

致泽儿：治家八事，缺一不可

【原文】

字谕纪泽儿：

初一日接尔十六日禀，澄叔已移寓新居，则黄金堂老宅，尔为一家之主矣。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其诚修祭祀一端，则必须尔母随时留心。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第一等好者亦备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讲究祭祀，纵然兴旺，亦不久长。至要至要。

尔所论看《文选》之法，不为无见。吾观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训诂精确，二曰声调铿锵。《说文》训诂之学，自中唐以后人多不讲，宋以后说经尤不明故训，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学。段茂堂、王怀祖两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声音之本，乃知《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尔若能熟读段、王两家之书，则知眼前常见之字，凡唐宋文人误用者，唯《六经》不误，《文选》中汉赋亦不误也。即以尔禀中所论《三都赋》言之，如“蔚若相如，皭若君平”，以一蔚字赅括相如之文章，以一皭字赅括君平之道德，此虽不尽关乎训诂，亦足见其下字之不苟矣。至声调之铿锵，如“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碧出苌宏之血，鸟生杜宇之魄”，“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数军实乎桂林之苑，飨戎旅乎落星之楼”等句，音响节奏，皆后世所不能及。尔看《文选》，能从此二者用心，则渐有入理处矣。

作梅先生想已到家，尔宜恭敬款接。沅叔既已来营，则无人陪往益阳。闻胡宅专人至吾乡迎接，即请作梅独去可也。尔舅父牧云先生身体不甚耐劳，即请其无庸来营。吾此次无信，尔先致吾意，下次再行寄信。此嘱。

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

【译文】

字谕纪泽儿：

初一这天我收到你于十六日写来的信，从信中得知澄叔已经乔迁新居了，这样一来，黄金堂的老房子就改由你掌管了，你也算是一家之主了。从前我的祖父星冈公治家最讲究方法，第一是必须早起，第二是将房屋打扫得干净整洁，第三是虔诚祭祀，第四是善待亲族邻里。凡是亲戚邻居来到家里做客，没有不恭敬款待的，有急事一定要给予周济，有纠纷一定要去帮助排解，有喜庆的事情一定要前去庆祝，有丧事一定就会前去吊丧。除了以上所说的这四件事情之外，在读书、种菜这样的事情上更是时刻留心，从不松懈怠慢。所以近来我写的家信中，经常提到书、蔬、鱼、猪这四件事，都是我的祖父传给我们的家法，要世代继承。你现在正在读书，没有充足的时间，所以这八件事不能事事亲自经营管理，然而也要理解这八件事情的含义。劳驾麻烦朱运四先生悉心打理，这八件事情每件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尤其是虔诚祭祀这件事情，必须时时提醒你母亲放在心上。凡是最好的器皿都必须留下来作为祭祀用，最好的食品也一定要为祭祀准备。凡是不讲究祭祀的人家，即便兴旺，也不会长久，这一点非常重要。

你所论述的看《文选》的方法也不是没有见解。我看汉魏时期的文人，有两点无人能比：一是训诂精确；二是声调铿锵。《说文》是训诂的学问，中唐以后大多数人都不再讲究训诂之学，宋代以后讲经尤其不重视训诂，直到我朝巨儒才开始精通小学。段茂堂、王怀祖两家，就精心研究古人文字声音的根本，才知道《文选》中古赋所用的字，没有不典雅精当的。你如果能熟读段、王两家的书，就会发现现在文章中常用的字大多数都被唐宋的文人用错了。只有《六经》没有错，《文选》中的汉赋也基本没有错误。

就拿你信中所提到的《三都赋》而言，例如“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用一个“蔚”字概括相如的文章，用一个“皭”字概括君平的道德，虽然不全部是有关训诂的，但至少可以说明他用字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至于声调的铿锵，如“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碧出苌宏之血，鸟生杜宇之魄”，“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数军实乎桂林之苑，飨戎旅乎落星之楼”等句子，音响节奏，都是后世文人无法超越的。你研读《文选》就应该从这两方面下工夫，就能逐渐理解它的精深的地方了。

作梅先生想必已经到我们家了，你应诚心恭敬地款待他。沅叔既然已经来到营中，那就没有人陪他前去益阳了。不过我听说胡家会专门派人到我们家乡迎接，那就请作梅先生一个人前往就可以了。你舅父牧云先生身体经不住辛苦，就叫他不要来营中了。我这次没有给他写信，请代我向他转达我的意思，下次再写信给他。在此叮嘱。

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

【解读】

曾国藩早年为官时候的倔犟、强硬就是受到祖父的影响。曾国藩对祖父终身敬服，因此谈到治家心诀，异常推崇星冈公的做法。他将祖父的“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字，称为曾家历代治家的家规。

蔬：蔬菜。星冈公曾说：凡是自己亲手种植亲手采摘的菜，吃起来也会觉得分外可口。在古代，许多文人都热爱田园生活，所以写出了许多歌咏田园生活的诗篇。而如今身居都市，人们早已忘记了对自然的向往，更多的是拥挤的人群，一味地追求高官厚禄。因此，人们多数都背负着更多的压力，让自己陷入了心灵的负荷中。人们都说，要有自然之心，其实也就是让人们对田园生活充满热爱，这未尝不是一种修身的重要因素。

鱼：鱼与人之间的关系象征兴旺气象。家中养鱼是一种兴旺的象征。

猪：猪乃农业的主要副产品，居家过日子以猪为经济来源。

早：起早。这是星冈公最为提倡的生活习惯。也是曾国藩遵守的家风。他曾说：“戒惰莫如早起。”要想戒除惰性，早起是最有效的办法。

扫：打扫房间。打扫房间能起到培养一个人独立生活及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的作用，还能起调节情绪的作用。

书：读书。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诗句。不管是耕读之家还是富贵人家，如果没有读书，就是一种缺陷。正如孔子所说：“三日不读书，言语无味，面目可憎。”

考：祭祀。人无孝行便绝无善行，祭祀祖先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所以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宝：善待亲戚族里。星冈公说：“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抬举，那是没有价值可以计算的宝贝。”所以善待别人也就等于善待自己。

以上可见，曾氏家训不失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南，我们应借鉴并加以效仿，相信我们的生活也会兴旺起来。

致两儿：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

【原文】

字谕纪泽、纪鸿儿：

泽儿在安庆所发各信及在黄石矶、湖口之信，均已接到。鸿儿所呈拟连珠体寿文，初七日收到。

余以初九日出营至黟县查阅各岭，十四日归营，一切平安。鲍超、张凯章二军，自二十九、初四获胜后未再开仗。杨军门带水陆三千余人至南陵，破贼四十余垒，拔出陈大富一军。此近日最可喜之事。

英夷业已就抚，余九月六日请带兵北援一疏，奉旨无庸前往，余得一意办东南之事，家中尽可放心。

泽儿看书天分高，而文笔不甚劲挺，又说话太易，举止太轻，此次在祁门为日过浅，未将一轻字之弊除尽，以后须于说话走路时刻刻留心。鸿儿文笔劲健，可慰可喜。此次连珠文，先生改者若干字？拟体系何人主意？再行详禀告我。

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至嘱。澄叔处此次未写信，尔禀告之。

闻邓世兄读书甚有长进，顷阅贺寿之单帖寿禀，书法清润。兹付银十两，为邓世兄（汪汇）买书之资。此次未写信寄寅阶先生，前有信留明年教书，当收到矣。

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

【译文】

字谕纪泽、纪鸿儿：

泽儿在安庆、黄石矶、湖口所寄出的信，件件都已经收到。鸿儿呈递的连珠体寿文也已于初七收到。

我初九从军营出发到黟县巡查各岭的防务工作，十四日回归营中，一切都很顺利平安。

鲍超、张凯章两人的军队于二十九日、初四日获得了胜利后就再也没有与敌军作战。杨军门率领水陆军兵三千多人到达南陵，攻破敌军营垒四十多座，并救出了陈大富的军队。这是近日来最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

英国人已经接受安抚，我于九月六日奏请带兵北上增援的奏疏，现在已经奉旨不用前去。这段时间我将一心操办东南军务，家里人尽管放宽心。

泽儿看书天分很高，但文笔的功力却显得薄弱，说话又太随便，举止太轻浮。这次在祁门度过的时间太短，还没有改掉轻浮的毛病。今后必须要在言行举止方面时刻注意。鸿儿的文笔刚健，值得安慰和高兴。这次寄来的连珠文，先生为你改了多少字？总的体系是谁的见解？来信中要再次详细向我禀告这件事。

银钱、田产最容易滋长骄气和惰性，所以我家里千万不可积存过多的银钱，也不要置办田产，你们兄弟只要努力读书，绝对不怕没有饭吃。在此叮嘱。这次没有给澄叔写信，你们代我禀告他。

听说邓世兄最近读书有很大的进步，刚才看了祝寿的单帖寿禀，书法很是清晰圆润。现在我送去十两银子，作为世兄（汪汇）买书的费用。这次没有给寅阶先生写信，上次写信给他，请他明年继续留在家中教书，想必已经收到了。

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强调了银钱、田产最容易滋长骄气和惰性，所以家里千万不可积存过多的银钱，也不要置办田产，你们兄弟只要努力读书，绝对不怕没有饭吃的观点。由此可见，他将钱财看做是身外之物，如果积攒过多的金钱，那么儿孙就会因此而不再发奋读书，从此会骄傲懒惰起来。所以他力劝儿子要努力读书，通过自己的能力去创造财富才是最好的治家之法。

怎样保持家道的兴盛呢？从上述家书中看，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给子孙留下大笔金银遗产。

一个人拥有了大笔钱财后，他的处理方式不外乎以下三种：一是自己用；二是赠送给亲人及他关心或心爱的人；三是捐赠给社会公益事业。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财产流向主要是后两种形式。至于他的遗产会产生何种结果或效益，那是他完全无能为力的了。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在他临死前处理好这笔遗产。很多拥有大笔财产的人在临终前煞费苦心，不为别的，就为遗产怎么处理。

给儿孙留下尽可能多的遗产，这可以说是大多数人都在暗下决心的事情。普通人虽然也是这样想，但假若没有能力实现，也就罢了。麻烦的是有些人如果不能给儿孙留下可观的遗产，不但担心子孙生活遇到困难时会怨恨，会无法生存，而且即使子孙不说什么，自己也感觉对不住后代。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谁不愿意自己的后代生活得好一点呢？可是，爱之实是害之，你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你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其中的道理何在？请看曾国藩的说法和做法。道光二十九年，他在写给各位弟弟的信中说：

儿子若贤，则不靠做官发财的收入或先人的遗产也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他将多造一孽，后来淫逸作恶，必将大大玷污家族的名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俸禄收入较多，除了父母的衣食之需外，则要尽量地周济亲戚族党之中穷困者，此我之素志也。

曾国藩认为，子孙拥有自立自强的精神和能力最重要。他说，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所以自立。

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在世时，常常讥笑那些喜欢积攒私财的人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认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曾国藩说，如果子孙误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将来必定斤斤计较一些细小的事情，心胸日益狭隘，到了那时就难以挽回了。明代的钱琦说：“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衰之始也。”说的就是品德不正，即使身处富贵，也要注定败亡的道理。

出于这种思考，曾国藩跳出了那个时代官宦人家以及一般人家富有之后都要买房置地的普遍行为，极力反对家中为他购买五马充私田之举。

不留钱财给后人，自古有之。如汉代三杰之一的萧何，位居宰相，但他买地建宅的时候却一定要找穷困偏僻的地方，治家也不修建有院墙的房屋。他说：“子孙如果贤德，会学我的俭朴；如果不贤，也会被人夺去田产。”无独有偶，晚清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说过相似的一段话，他说：“儿孙贤过我，留钱做什么？儿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

曾国藩对此十分推崇，他说：“身居京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他还给其弟写信说：“我觉得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可以平日里避免别人看了抱着掠取的期望，有动荡的时候也可避免遭抢掠；二是子弟之辈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

什么是正途？在曾国藩看来，读书才是正途。他在家书中常告诫子弟“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因此，曾国藩不留银钱田产给后人，却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书籍、文稿以及更为重要的精神财富。经确认，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内，藏书曾达三十余万卷，超过近代史上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山东聊城海源阁、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浙江宋楼、杭州八千卷楼，是当之无愧的近代私人藏书第一楼。富厚堂藏书楼建于同治六年（1867年），分“公记”、“朴记”、“芳记”三部分。富厚堂藏书楼至今旧貌依稀，是中国保存至今的七座实构私家藏书楼之一。

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名将左宗棠在教子上和曾国藩不谋而合，也以德行为本。他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曾国藩没有左宗棠咄咄逼人的气势，他说得很平和：“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家田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田产千万亩，亦仍归于无饭可吃。”

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属“高干子弟”，门庭显耀，却都未变成“衙内”或“大少爷”之类的角色，想来，其家教的影响和曾国藩对于子女职业生涯的规划和设计是主要原因。考究起曾国藩的后人，我们可以看到：长子曾纪泽诗文书画样样精通，还自学了英语，是晚清出色的外交家，声名远播，在处理西北边疆危机中，凭着“啮雪咽旃，期于不屈”的斗志和“酌情据理”的谈判艺术，舌战群敌，从沙皇贪婪的大口中夺回伊犁城，取得晚清外交上唯一的胜利；次子曾纪鸿，聪颖过人，酷爱自然科学，尤其在数学方面造诣很深，他“锐思勇进，创立新法”，并有《对数详解》等著作存世；孙子曾广钧是诗人，曾广铨是外交官，曾出使英、韩；曾孙曾宝荪、曾约农是教育家和学者，远近钦仰，足够叫人艳羡了。

曾家后人之所以如此“争气”，应该归功于曾国藩的教育有方，亦即“爱之以其道”。在继承儒家文化传统又深受近代湖湘文化精华影响的曾国藩眼里，子女职业生涯的发展规划与设计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设计有利于更好地让子女了解社会环境需要和个人的实力，实现社会环境、需求、个人性格、兴趣、能力与职业选择相匹配，有利于制订出有针对性的培养开发计划，鼓励自我掌控前途和命运，更好地实现人生目标。身在仕途而屡遭挫折的曾国藩比单纯士大夫更能体会为官和为士之感受，更清楚做学问与抓管理所需的能力之异同，也更明白尔虞我诈、陷阱遍地的官场环境氛围。他曾不是一个淡泊名利之人，年轻时汲汲于功名，在名利场历经一番角逐和磨砺后，他有着深刻的体会与反思，他说“多事之秋，多一人则重于泰山，少一人则弱于婴儿”，可见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为官之感。他秉承传统儒家文化“志为利禄，学者之大患也”的思想教条，也出于现实“明哲保身”的需要，恪守“进可读，退可守”的耕读思想，希望维持“考、宝、早、扫、书、蔬、鱼、猪”的耕读之家，反对子孙为功名利禄而学，希望子孙淡泊名利，做一个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他不求子孙升官发财，甚至不求其早日成名，唯求子孙做“读书明理之君子”，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告诫子孙“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做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为士之想”。有人曾总结其具体的成功经验有以下三条：

第一，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甚至也不求其早日成名。

第二，绝不为子女谋求“特殊化”待遇。

第三，无论在读书或做人方面，曾国藩对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根据自己亲身体会，处之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就十分显著。

我国古代有一个“儿孙自有儿孙福”的故事，说的是在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相邻两户人家的媳妇同时产下婴儿。富户皮裘暖被，炭红炕热，全家逗弄小儿，笑声不绝。穷户透风漏霜，母亲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破棉絮紧紧地裹着儿子，想煮点热粥暖身，不想米缸空空，连薪柴都没有。小儿在饥寒中不肯停止哭闹，外面又下着大雪，做父亲的瑟缩一旁连外出找柴火都不能。母亲连哭带骂道：“人为子，你为子，人家生来富贵，你偏落到这等贫苦人家；人为妻，我为妻，人家母凭子贵，我偏嫁于这等贫苦人家；人为夫，你为夫，人家挣钱养家，你只会一旁叹气！”听了妻子的数落，丈夫便出了门，可这一去竟不复返。二十年后，富贵的孩子因恃宠生骄，搞得家无宁日，万贯家财已败一空。贫穷的孩子由于立志学习，高中状元。一天晚上下着大雪，状元爷正为母亲暖被，丫环来报：“门外来了个云游和尚，想化点斋饭，但厨房已没有剩饭，是否可以给他几个铜钱？”状元爷和母亲商量，天这般寒冷，店铺怕也早早关门了，附近又没有客栈，就对丫环说：“你把师父请进门来，再煮点斋饭，如果师父愿意，不妨留他一宿。”第二天一早，老夫人收拾客房时，见和尚留下一封书信，却是二十年没了音信的丈夫手迹，上书：“二十年前去学偷，葫芦换出老僧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原来二十年前那个夜晚，父亲在茫茫风雪中敲不开任何人家的大门，实在没有办法，想到了偷。好不容易找了个人家，在墙上扒开一个洞，由于头一回做贼，心里害怕，于是便找根木棍顶了个葫芦由洞口伸入去探听虚实，哪知人家早发觉有贼，等他的葫芦一伸进来，一把大刀砍下来，葫芦即刻被劈开两半，吓得这父亲撒腿就跑。饥寒交迫的父亲在奔跑中昏倒在雪地上。等他苏醒过来，已身在庙里。经过一场生死，父亲决定抛开凡俗，投寺做了和尚。四方云游时听得当今状元与自己是一方人氏，又正好是儿子的姓名，虽然出家人四大皆空，但毕竟是为人父母，忍不住回来看看。虽然证实状元正是自己的儿子，但想到自己这二十年来没有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敢相认，故留书而去。

这只是一个故事，一个父亲没有能力使儿子饱暖，更不能为他的成长承担责任，可因儿子在贫困中“立志学习”，便“高中状元”，而那富贵人家子弟因“恃宠生骄”，而“万贯家财已败一空”。这个故事完全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像曾国藩一样，平时能够教导有方，让自家的子弟懂得自强自立之道。有志气的儿孙还以托父辈荫庇为耻。因此，“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让儿孙能自强自立，远比留下万贯家财有意义。

对此，历史上有个叫疏广的人，也和曾国藩有着同样的想法，甚至比曾国藩做得还要到位。

疏广自幼就喜好读书，深明《春秋》，他在家教授知识，求学的人很多。几个月后，疏广哥哥的儿子疏受推举疏广做少傅。因为疏广善良有礼节，谦恭谨慎，机敏而有口才，深受皇帝喜欢，没几天就任命疏广为少傅。太子每次上朝时，太傅在前，少傅在后，两代人同为（太子的）师傅，朝廷上下都认为这是很光荣的事。

疏广在任五年后，一次对疏受说：“我听说‘知足就不会受辱，知道停止才不会有危险’、‘功成则身退，自然的规律’啊，现在官至高位，功成名立，像这样再不离开，怕会后悔。父子告老还乡，来过完自己的余生，不也是很好的事吗？”疏广于是上疏告老还乡。

疏广回家后，每天让家里置办饭食，摆上酒席，请族人、老朋友和宾客，与他们饮酒作乐。疏广屡次询问他家余下的金子还有多少，催促家人卖掉来置办饭食。一年多以后，疏广的子孙暗中对和疏广关系密切的老人说：“子孙希望趁着疏广在时多置办产业，现在每天吃喝花费将把财产用尽了，希望老人能劝说他买田宅。”

那位老人便在闲暇时对疏广说了这件事情，疏广说：“我难道老糊涂到不顾念子孙的地步了吗？不过是自己有旧田宅，让子孙在其中辛勤劳作，足可以提供衣食所需，和平常人一样。现在如果增加多余的钱，只能让子孙倦怠懒惰罢了。有才德的人如果钱财多，就会削弱他的志向；愚笨的人如果钱财多，就会增多他的过失。况且那些富贵的人，是众人怨恨的对象。我已经没有什么来教化子孙，不想增加他们的过失而使别人生怨。还有这些金子，是圣明的君主给我养老的，所以我愿意与整个家族共享这份恩赐，直到用完为止，难道不是很好的事吗？”

由此可见，一个家庭长久的旺盛，与钱财的管理得当有一定的关系，如果钱财管理有道，那么才不会因财而惹起祸端，更不会因财而亡，那么家庭自然会处于长盛的状态。

致泽儿：居家之道以戒奢侈为要义

【原文】

字谕纪泽儿：

八月廿日胡必达、谢荣凤到，接尔母子及澄叔三信，并叔二信，俱悉一切。

蔡迎五竟死于京口江中，可异可悯！兹将其口粮三两补去外，以银二十两赈恤其家。朱运四先生之母仙逝，兹寄去奠仪银八两。蕙姑娘之女一贞，于今冬发嫁，兹付去奁仪十两。家中可分别妥送。

大女儿择于十月初三日发嫁，袁家已送期来否？余向定妆奁之资二百金，兹先寄百金回家，制备衣物，余百金俟下次再寄。

居家之道，唯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滚，过于绚烂。尔教导诸妹，敬听父训，自有可久之理。

牧云舅氏书院一席，余已函托寄云中丞，沅叔告假回长沙，当面再一提及，当无不成。

余身体平安。二十一日成服哭临，现在三日已毕。疮尚未好，每夜搔痒不止，幸不甚为害。沅叔近患疟疾，二十二日痊愈矣。此次未写澄叔信，尔将此呈阅。

咸丰十一年八月廿四日

【译文】

字谕纪泽儿：

八月二十日胡必达、谢荣凤到达营中，带来了你们母子及澄叔的三封信，还有叔父的两封信，从信中得知了一切情况。

蔡迎五竟然死在了京口的江中，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是令人奇怪又可怜！现在将他的三两口粮补上，另外为了体恤救济他家人，又另外寄二十两银子。得知朱运四先生的母亲去世，现在寄去八两银子用做祭奠之用。蕙姑娘的女儿一贞，定在今年冬天出嫁，现在送去十两嫁妆钱。家中可以分别将这些钱妥善地送到所需的各处。

大女儿的婚期已经定在十月初三，不知道袁家的期约是否送到。我为女儿出嫁定下的嫁妆费一向都是二百金，现在先寄一百金回家，以作为准备出嫁衣物的费用，剩下的一百金等下次再寄。居家之道，只有崇尚节俭才可以长久，身处乱世，更应该以戒除奢侈为第一要义。日常的衣物不该缝制太多，更不宜大镶大辊，过于华贵奢侈。关于这些事情，你要好好地教导妹妹，谨听父亲的教育训诫，自然有可以长久的道理。

牧云舅舅想要在书院里获得一个席位，我已经寄信给云中丞。沅叔请假回长沙了，正好可以趁机与他再当面商谈一下，估计一定会成功的。

近来我身体健康平安。二十一日哭悼皇帝驾崩，现在已经过了三天，丧礼也结束了。只是我的癣病还不见好，每天夜里瘙痒难忍，幸好不是很严重。只是沅叔最近患上疟疾，二十二日就痊愈了。这次没给澄叔写信。你将此信转交给他看一下就可以了。

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解读】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阐述了自己对于治家方面，一定要以不奢侈为要的观点。在曾国藩看来，治家勤俭不奢，家道一定兴隆，反之必败。因此他劝诫自己的子女衣物不要太华丽，这样持家才能使家业兴旺。从中也体现出了理财的重要性。

在这一点上，司马光有过深刻论述：“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朴为美。”

《红楼梦》就是最典型的家族衰败的例子。它描述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荣衰，大胆披露了君权时代外戚贵族的奢淫生活，同时也指出他们种种虚伪、欺诈、贪心、腐朽及心灵和道德堕落的行为。贾家的奢靡贪婪，使许多人都倾家荡产，甚至卖儿卖女，使好多少男少女都成为了贾家的仆人。贾家那些昏庸顽固的官僚，具有顽固守旧的头脑，公子哥和众小姐更是骄奢之辈，他们根本不懂得一粒米、一尺布的艰苦来源，不知道耕牛犁锄的功用，有钱有势，养尊处优，不做一件正当事。最终导致了贾家的灭亡。

类似的事件还譬如：公元前87年，武帝病危，任命西汉著名将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之弟霍光为司马大将军，辅佐当时仅八岁的昭帝。不久，上官桀父子打算发动政变，杀霍光，废昭帝，立燕王为帝。不料计划泄露，父子被杀。从此，霍光成为了朝政的决策者。霍光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措施，使国力得到恢复，同时采取和亲的政策使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日益融洽。公元前74年，昭帝驾崩，刘贺继位，但不到一个月，霍光就以淫乱无道的理由请求上官皇后废帝，另从民间选宣帝继位。当宣帝的许皇后生病时，霍光的妻子为了使自己的女儿有机会成为皇后，便收买医官毒杀许皇后。许皇后死后，医官被捕，因害怕事情泄露，只好向霍光坦白事情的真相。霍光十分震惊，想去自首，但想到全家老小，还是选择了掩盖过去，而后他的女儿霍成君被立为皇后。霍光死后，霍氏毒杀许皇后的消息也流传开来，宣帝趁机消灭了霍氏在朝廷的势力，霍氏因此企图谋反，不料被朝廷发觉，于是派兵剿灭，最后霍成君的皇后也被废除，霍氏被诛灭九族。

由此看来，霍氏历经武帝、昭帝、宣帝三朝，可谓是权倾一时，儿孙及女婿无不是高官厚禄，奢侈无度，骄横无理。当时有个茂陵书生徐福说：“霍氏必亡。”因为霍氏凭借权力，残害不少人。班固也认为霍光不学无术，不明白大道理，对家人缺乏管教，过分纵容，所以才会遭到满门抄斩的祸害。

作为今人，我们也一定要引以为鉴，时刻遵循居家之道，只有崇尚节俭才可以长久，身处乱世，更应该以戒除奢侈为第一要义。纵有高官厚禄也不要不择手段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纵是贫穷寒酸，也要有骨气做个明事理的人。为自己的儿孙树立榜样，使良好的家风世代延传下去，让家庭永远昌盛和睦。

致泽儿：望宽待袁婿，俟其改过

【原文】

字谕纪泽儿：

二十日接家信，系尔与澄叔五月初二所发，二十二日又接澄侯衡州一信，俱悉五宅平安，三女嫁事已毕。

尔信极以袁婿为虑，余亦不料其遽尔学坏至此，余即日当作信教之。尔等在家却不宜过露痕迹，人所以稍顾体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惰鄙弃业已露出，则索性荡然无耻，摒弃不顾，甘与正人为仇，而以后不可救药矣。我家内外大小于袁婿处礼貌均不可疏忽，若久不悛改，将来或接至皖营，延师教之亦可。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所关颇大。

此间各路军事平安。多将军赴援陕西，沅、季在金陵孤军无助，不无可虑。湖州于初三日失守。鲍攻宁国，恐难遽克。安徽亢旱顷间三日大雨，人心始安。谷即在长沙采买，以后澄叔不必挂心。此次不另寄澄信，尔禀告之。此嘱。

同治元年五月廿四日

【译文】

字谕纪泽儿：

我于二十日收到了家里的来信，是你和澄叔五月二日寄来的。二十二日又接到澄侯从衡州寄来的一封信，从信中得知家中平安，三女儿的婚事也已经办完。

你在来信中提到袁婿，对他的现状很是忧虑，我没想到他学坏堕落到这样的地步，我今天就立刻写信对他进行训诫。你们在家却不要过分暴露厌恶的情绪，人之所以要稍稍顾及些脸面，是希望人们对自己敬重。如果一个人的骄傲、懒惰、恶劣的言行已经完全暴露在人的面前，他就会没有丝毫顾忌，索性抛开所有的廉耻之心，不顾一切脸面，宁愿与正直的人结为仇人，到了那个时候就会无可救药了。我家内外大小都应该对袁婿处处以礼相待，如果他长期不知悔改，将来或许接他到安徽的营中来，请老师来对他严格教育。大家族的世家子弟，钱财和衣物都不能太多，事情虽小，关系却重大。

这时期的各路军事情况目前都平安无事。多将军已经奔赴陕西增援，沅、季在金陵势单力薄，又没有援军帮助，境况十分令人担忧。初三湖州失守，鲍军进攻宁国，恐怕难以迅速攻克。安徽遭受大旱之灾，最近才下了三天大雨，人心才开始逐渐安定。谷物可以从长沙购买，以后澄叔就不用再为这件事情担心了。这次不另外给澄叔写信了，你禀告他一下，再次叮嘱。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解读】

孔子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不是完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但只要能够清醒认识，并能改正就是君子。

在这里曾国藩也有如此的见解，当他知道袁婿品行开始堕落的时候，便对他进行劝说教育，希望家人能够对他怀有一颗包容的心，不要对他厌恶，而要时刻尊重。因为在他看来，人都是有自尊心的，如果一个人的骄傲、懒惰、恶劣的言行已经完全暴露在人的面前，他就会没有丝毫顾忌，索性抛开所有的廉耻之心，不顾一切脸面，宁愿与正直的人结为仇人，到了那个时候就无可救药了。这正道出了人的本性善良，不要因为一时过错而将其推上不归之路。

在古代，圣贤人士都是以此来齐家治国的。比如，春秋时期，齐襄公被杀后，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为了争夺王位而打了起来。鲍叔牙帮助小白，管仲则帮助公子纠。双方在交战的过程中，管仲先用箭射中了小白衣服上的钩子，小白因而险些丧命。后来，小白为齐国的君王，即齐桓公。执政后，他便任用鲍叔牙为相国。但是鲍叔牙却拒绝了，因为他心胸宽广，不计前嫌，主动将位置让给了管仲。齐桓公对此不理解，于是鲍叔牙就对他说：“管仲虽然以前对国君有错误，但是他却有赢人之处。我有三处不如他：第一，能够款待百姓，对百姓有恩，让百姓都听从君命，我不如他；第二，他能治理国家，确保国家的根本利益，我不如他；第三，他能指挥战争，让百姓更加勇敢，我不如他。”齐桓公听后，觉得鲍叔牙说得很有道理，就不计射钩之仇，采纳了鲍叔牙的建议，重用管仲，任命他为相国。管仲任相国后，为了感激齐桓公和鲍叔牙的宽容，竭尽全力为国效力，在经济、内政、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几年之后，齐国就转弱为强，成为春秋前期中原经济最发达的强国，齐桓公也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

由此可见，善于容忍别人的错误，不仅能够使人清醒地认识自己的错误，还能够让人更加发奋上进，而且还能促使人与人之间更加和睦与团结。这无论对于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国家来说，都可谓是一个兴旺的景象。

所以，我们不要因人的一时错误，而对他厌恶或者唾弃。如果能够从中谆谆教诲，并为他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这个人就会从此改邪归正，立身行事都会更加谨戒自己的缺点，而成就一番事业。

沈从文从小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小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看木偶戏，经常因为看戏入迷而耽误了读书。有天上午，沈从文从课堂中偷着跑出来，到一个小村子里去看戏，那天正好演的是“孙悟空过火焰山”。沈从文看得眉飞色舞，捧腹大笑。直到太阳落山后，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回到学校。第二天，沈从文刚进教室，老师就严厉地责问他：“你昨天去了哪里，为什么要旷课。”他红着脸，支吾了半天，也没说出来。最后气得老师责罚他跪在树下，并大声训斥他说：“你看，这楠木树天天往上长，而你却偏偏不思上进，甘愿做一个没出息的‘矮子’。”

后来，老师又把他找去，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同学都在用功学习，而你却偷跑出去看木偶戏。昨天我如此严厉，也是恨你不成器。要知道，一个人只有尊重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老师的话让沈从文惭愧不已，同时又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暗自发誓，一定要记住这次的教训，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人。从此以后，沈从文一直严格要求自己，长大后成了著名的作家。

这就是循循善诱而使人成功的又一典型事例。人难免都会犯错误，重要的是你如何去教育去感化他，那样才能够让人痛改前非。作为今人的我们，无论教育子女还是对待亲戚朋友，都要懂得这一道理，宽容别人的错误，并妥善引导，将是对人对己的最大收获。

致鸿儿：勿沾富贵习气，才能成大器

【原文】

字谕纪鸿儿：

前闻尔县试幸列首选，为之欣慰。所寄各场文章，亦皆清润大方。昨接易芝生先生十三日信，知尔已到省。城市繁华之地，尔宜在寓中静坐，不可出外游戏征逐。

兹余函商郭意城先生，在于东征局兑银四百两，交尔在省为进学之用。如郭不在省，尔将此信至易芝生先生处借银亦可。印卷之费，向例两学及学书共三分，尔每分宜送钱百千。邓寅师处谢礼百两，邓十世兄处送银十两，助渠买书之资。余银数十两，为尔零用及略添衣物之需。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其照例应用之钱，不宜过啬（谢廪保二十千，赏号亦略丰）。谒圣后，拜客数家，即行归里。今年不必乡试，一则尔工夫尚早，二则恐体弱难耐劳也。此谕。

涤生手示

再，尔县考诗有错平仄者。头场（末句移），二场（三句禁，仄声用者禁止禁戒也，平声用者犹云受不住也，谚云禁不起），三场（四句节俭仁惠崇系倒写否？十句逸仄声），五场（九、十句失粘）。过院考时，务将平仄一一检点，如有记不真者，则另换一字。抬头处亦宜细心。再谕。

同治元年五月廿七日

【译文】

字谕纪鸿儿：

前几天听说你参加了县试，而且有幸名列榜首，我为你感到十分欣慰。你随信寄来的各场考试的文章，也都是值得称道的圆润大方之作。我昨天接到易芝生先生十三日的来信，得知你已经到达省城。省城是个繁华奢靡的地方，你最好多在寓所中静坐养神，不可以随便到外面去游玩。

我已经写信给郭意城先生，在东征局那里兑换四百两银子交给你，作为你在省城进学的费用。如果郭先生不在，你就拿这封信到易芝生先生那里借钱也可以。印卷的费用，按惯例是两学和学书一共三份，你每份应送钱一百千。邓寅师那里送一百两银子作为谢礼，邓十世兄那里送十两银子，资助他多买点书。剩下的几十两银子，作为你的零用和略微添加点衣服的费用。

凡是世家子弟，饮食起居，没有一样不与寒士相同的，才有可能成大器。如果沾染上富贵习气，就很难希望他有所成就。我虽然惭愧地位居将相，但所有衣服合计不值三百金，希望你们常恪守俭朴的家风，也是珍惜福分之道。照例应用的银钱，也不要太过于吝啬（谢廪保二十千，赏号也可稍微多一点）。谒见圣人孔子后，你参拜几家，就回家乡去。今年不要参加乡试了，一是因为你下的功夫还早，二是恐怕你体质虚弱经不住劳苦。此谕。涤生手示。

还有，你在参加科考时候所作的诗，有很多地方出现了平仄的错误。头场（末句的“移”字）；二场（第三句的“禁”字，作为仄声使用时是禁止禁戒的意思，作为平声使用时才是受不住的意思，俗话说的禁不起）；三场（第四句的“节俭仁惠崇”，是不是写倒了？第十句“逸”仄声）；第五场（第九、十句失粘）。在院试时，你一定要对平仄一一进行检查，如有记不准确的地方，就另外换上一个字。最应该注意的地方就是开头，要仔细留意。再谕。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阐述了凡是世家子弟，饮食起居，没有一样不与寒士相同的，才有可能成大器。如果沾染上富贵习气，就很难希望他有所成就。这是告诫儿子要做贫寒而有骨气的读书人。此外，他还说自己多年为官，从没有因为自己的显达，而忘记恪守简朴的家风，这也是他能够长保平安的惜福之道。但他主张该用的银钱，一定要用，而不要过于吝啬。

这正如《三国志·魏志·王肃德评》曰：“吝惜财物，而治身不秽。”其意是说珍惜财物，不铺张浪费，是一种好品德。对此，古代圣贤也有深刻的见解。孔子说：“奢侈就会骄纵无礼，省俭就会显得寒碜，与其骄纵无礼，宁可寒碜。”又说：“假如有周公那样的杰出才能，只要骄纵而且吝啬，别的方面也就不值一看了。”其意思是告诫我们，做人应该省俭但不是吝啬。省俭是指节约用度而又符合礼节；吝啬则是指对穷困急难的人置之不理，不关照救济。而有的人施舍时过于奢侈，节省时又过于吝啬。如果能作到施舍而不奢侈，节省而不吝啬，那才是治家的根本。

《三国志·魏志·曹洪传》曰：“始洪家富而性吝啬。”《颜氏家训·治家》曰：“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这都说明了吝啬是一种有能力资助或者帮助他人而不肯付出行动的行为。如果人一旦有了这种行为，那么就会让人变得十分贪心而又自私。

这种吝啬的人常常会与人计较得失，总怕自己吃亏。偶尔一次慷慨帮助别人，就要从中得到回报，一旦得不到，就会翻脸不认人，甚至痛骂对方；还有的人在利益面前，同别人大打出手，毫不退让，甚至不择手段；更有一些人看重自己的财富，连自己的亲情都不顾及，六亲不认，冷酷无情，落井下石。

譬如古代有个名叫王戎的人，生性比较吝啬，他的侄子结婚，作为伯父的他免不了要送去一份贺礼，于是他思前想后，决定只送一件单衣。可是回来后，他又觉得很心疼，后来竟然跑到了侄子家，将单衣要了回来。就连对自己的女儿，他也是如此。他的女儿嫁给了裴家的公子，结婚的时候从他那借了一些银子。在女儿回家的时候，忘了还他，结果让他非常不高兴，吓得女儿立刻将钱还上了。可见，这样吝啬的人又如何有亲情可言，一生注定孤独寂寞。

与此类似的还有五代时期名满天下的大词人韦庄。他的吝啬同他的诗词一样著名。韦庄每次做饭的时候，下米都要有固定的分量，做饭烧的柴火也要预先称好，如果吃烤肉，多少片他都清晰记得。他不仅生活如此吝啬，对待妻儿也是如此。他有个儿子，八岁的时候不幸夭折，入葬的时候，妻子为孩子穿上生前的衣服，却被他硬脱了下来，而是用原来孩子睡的旧草席将孩子包了起来，将他掩埋。而且掩埋后，又将草席带了回来。

由此可见，像韦庄这样的人吝啬得如此不近人情，实在令人厌恶至极。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做人不应太过于吝啬的道理。太吝啬，就会让人丧失本性，而失去人之常情，处于可悲、可恨的地步。

曾国藩告诉我们治家要俭朴不要过于吝啬，也正是这个道理。这种俭朴是对所有财物，包括个人与公家的都十分珍惜，不浪费，不大手大脚。它是一种勤俭节约的好行为。

致澄弟：盛时宜作衰时想

【原文】

澄弟左右：

沅、霆两军病疫，迄未稍愈。宁国各属军民死亡相继，道殣相望，河中积尸生虫，往往缘船而上，河水及井水皆不可食。其有力者，用舟载水于数百里之外。臭秽之气中人，十病八九。诚宇宙之大劫，军行之奇苦也。

洪容海投诚后，其党黄、朱等目复叛，广德州既得复失，金柱关常有贼窥伺，近闻增至三四万人，深可危虑。余心所悬念者，唯此二处。

余体气平安。唯不能多说话，稍多则气竭神乏，公事积搁，恐不免于贻误。弟体亦不甚旺，总宜好好静养。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四日

【译文】

澄弟左右：

沅、霆两军中爆发的病情瘟疫，到现在还没有丝毫缓解，情势十分让人担忧。宁国各地的军民都相继死去，病殍遍地，河沟内积尸腐烂生虫，甚至沿船边往上爬，导致河水、井水都被污染，无法饮用。有些体力的人，只好到几百里外用船载水。又臭又脏的秽气侵入人的身体，十人有八九人都会染上流行的疾病。这真是天下人的大苦难，军旅生涯罕见的劫难啊。

洪容海投诚后，他的党羽黄、朱等头目再次叛变了。广德州得而复失，金柱关经常有敌人在旁窥探，最近听说敌军增加到三四万人，可见战况很是让人担忧。我心中所挂念的，只有这两件事情。

近日我身体健康平安，只是不便多说话，话稍多就心虚气短，公事积压在案，恐怕会有些延误。弟弟的身体也不算很健壮，还是应该好好静养，暂时不要置办田产，也不要管公事。这就是我要叮嘱你的两句话：兴盛时期常为衰落时期作必要打算，上场时也应当想到下场时的落寞。富贵人家，一定要在心中牢记这两句话。

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四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告诫澄弟“兴盛时期常为衰落时期作必要打算，上场时也应当想到下场时的落寞。富贵人家，一定要在心中牢记这两句话。”其意道出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见解。

《诗经·豳风·鸱鸮》中说：“迨天之未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意思是说：趁着天还没有下雨的时候，赶快用桑根的皮把鸟巢的空隙缠紧，只有把巢紧固了，才不怕人的侵害。这是告诫人们做任何事都应该事先准备，以免临时手忙脚乱。清代朱用纯《治家格言》中说：“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也是告诉人们应该时刻有未雨绸缪的意识，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去挖井，那样恐怕会来不及。这正如古语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安危相易，祸福相生”，这是自然界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有一种叫做“青蛙效应”的说法，是指先将青蛙放置在常温的水中，然后一点一点地注入热水，青蛙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舒服地被烫死。这个事例表明了生物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下都容易麻痹大意，这也警示人们要居安思危，贪图安逸则一定会死亡。自然规律如此，那么人类历史发展也是同样的道理。

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便提出了为政要“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孔子主张“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孟子也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辈告诉我们社会政治中的“安危”、“存亡”、“忧患”、“安乐”的道理。这也是他们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之谈。而一个人如果没有忧患意识，是无法成就大业的。譬如：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夜郎自大，没有居安思危，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因循守旧，最终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些都是历史向我们证明作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国家安定，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古今中外，有许多具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的事件。春秋时期，有一次，宋、齐、晋、卫等十二国联合出兵攻打郑国。郑国国君开始惊慌，于是开始向十二国中最大的晋国求和，取得了晋国的同意，因此其他的国家也就停止了进攻。郑国为了表示感谢，就给晋国送去了大批礼物，其中有著名乐师三人，配齐甲兵的兵车共一百辆，歌女十六人，还有许多钟磬之类的乐器。晋国国君见到这么多的礼物，非常开心。立刻将其中八个歌女分赠给他的功臣魏绛，并对他说：“你这几年为我出谋划策，让我事事顺心，我们就好像奏乐一样和谐合拍，真是令人高兴。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享受吧”。然而魏绛却谢绝了晋悼公的分赠，并且劝告晋悼公说：“国家的事情之所以办得顺利，是因为您的才能，其次才是靠同僚的齐心协力，我又有什么贡献呢？只希望你在享受安乐的时候，能够想到国家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正如《书经》上所说的：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现在以这句话来劝慰主公。”晋悼公听后，觉得魏绛说的话十分有远见，深受感动，就高兴地接受了魏绛的意见。

所以，做事应该未雨绸缪，居安思危，这样在危险突然降临时，才不至于手忙脚乱。

生活中常见有些人总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叹，这就是因为平时不扎实学习，而临时抱佛脚是来不及的。还有的人抱怨自己没有机会，但当升迁的机会到来的时候，又叹息自己平时没有积攒足够的能力，因此不能胜任，最后追悔莫及。

要知道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顺境和逆境常常交替出现。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在事业成功的时候，要想到失败和挫折；在生活富裕的时候，要想到贫穷和困苦；在身体健康的时候，要想到疾病和死亡；在风华正茂的时候，要想到老年的衰老和辛酸。

曾国藩正是有这种居安思危的意识，所以他无论为官还是治家都能取胜。作为今人的我们也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相信我们也一定会成为曾国藩这样优秀的人物的。

致泽儿：以耐劳忍气为要

【原文】

字谕纪泽儿：

萧开二来，接尔正月初五日禀，得知家中平安。罗太亲翁仙逝，此间当寄奠仪五十金、祭幛一轴，下次付回。

罗婿性情乖戾，与袁婿同为可虑，然此无可如何之事。不知平日在三女儿之前亦或暴戾不近人情否？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义，尔当告诫大妹三妹忍耐顺受。吾于诸女妆奁甚薄，然使女果贫困，吾亦必周济而覆育之。目下陈家微窘，袁家、罗家并不忧贫。尔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

此间近状平安。自鲍春霆正月初六日泾县一战后，各处未再开仗。春霆营士气复旺，米粮亦足，应可再振，伪忠王复派贼数万续渡江北，非希庵与江味根等来恐难得手。

余牙疼大愈，日内将至金陵一晤沅叔。此信送澄叔一阅，不另致。涤生手示。

同治二年正月廿四日

【译文】

字谕纪泽儿：

萧开二已经到达，我也收到了你正月初五写来的信，从信中得知家中一切平安。罗太亲翁已经去世，我打算送去五十两作为祭奠，一轴祭幛，以表示哀悼之心，下次再一起寄回。

罗婿性格乖张暴戾，与袁婿一样让人忧虑，然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知道平时他对三女儿是否也一样的暴戾、不近人情。你应该经常叮嘱三妹要尽量地温柔顺从，恭敬谨慎，不可轻易说一句顶撞违逆的话。要谨守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地维以此而立，天柱也以此为尊。所以《传》中说：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也这样记载：君是至尊的，父是至尊的，夫是至尊的。君王即使不仁义，臣也不能不忠于他；父即使不慈祥，子也不能不孝顺；夫即使不贤德，妻也不得不顺从。

我家是读书做官之家，世代遵守三纲礼仪，你应该提醒大妹、三妹一定要忍耐顺从。虽然给个个女儿的嫁妆都不是很丰裕，但如果女儿的生活真的很贫困，我也一定会尽力接济的。目前陈家的家境很是窘迫，而袁家和罗家还勉强过得去。所以你要耐心劝导妹妹，一定要以吃苦耐劳、忍气吞声为要。我已经为官多年，为人处世也常在“耐劳忍气”这四个字上下工夫。

最近这里平安无事，自鲍春霆正月初六在泾县打了一仗之后，各地方都没有再打仗。春霆的部队士气又开始旺盛起来，米粮充足，想必可以再次振作起来。伪忠王（李秀成）又派兵几万名继续渡江到江北，希庵与江味根等军如果不到来，恐怕我军近期内难以得手。

我的牙痛已痊愈，近几天将到金陵去见你沅叔。这封信送给你澄叔看看，就不另外写信给他了。涤生手示。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劝诫家人要耐心劝导妹妹，一定要以吃苦耐劳、忍气吞声为要。并且阐述了自己为官多年，为人处世也常在“耐劳忍气”这四个字上下工夫。可见曾国藩尤为看重忍字中所包含的道理。

对于一个做大事的人来说，“忍”是成就事业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能够在各种困境挫折中忍受屈辱是一种能力，而能够在忍受屈辱中奋发向上更是一种本领，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凡是成功的人都是以此作为立身建业的准则。

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在一次战争中被吴国打败，只能向吴王屈辱求和。在吴王的威逼之下，勾践还到吴国宫廷中服了三年的苦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勾践被释放回国以后，为了奋发图强，报仇雪耻，他睡觉躺在硬柴上，坐卧饮食都要尝一下苦胆，以不忘国家破亡的痛楚，激励自己的勇气和斗志。最终，越王勾践忍人所不能忍之辱，受人所不能受之苦，卧薪尝胆二十年，终于打败吴国，使越国富强了起来。

所以，忍需要人有修养，更需要一种度量。司马迁如果不能忍受宫刑之辱，又怎么能够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史记》，让自己的著作留传后世，成为人人敬仰的史学家，后人尊称的“太史公”？这都是因为他明白忍的道理。

俗话说：“万事皆因忙中错，好人半自苦中来。”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忍受困苦，等候时机，才能有所成就。古今有许多成功者都是因为在忍受多次失败后，才让自己越来越勇的，最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所以，如果一个人遇到了困难，那么就要在艰难困苦当中学会忍耐，一旦时机成熟，就一定能够水到渠成。

或许有人认为与人和颜悦色、忍让无争、宽容容忍是懦夫的行为，其实不然，这样的人才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因为事实上，在衡量自身条件没有绝对必胜把握的时候，暂时的忍辱负重还是必要的。如果一个人胸怀坦荡磊落，能无所不包、无所不容，那就无事不能成、无功不可就了。而那些认死理、不肯认错的人，往往才是真正的懦夫。

在《隋唐嘉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唐代宰相娄师德有个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后，他问弟弟：“如何才能做到身居高位而不遭受到别人的嫉妒，从而保全自己，达到孝敬父母呢？”弟弟回答说：“从今天开始，就是有人将他的口水吐到我的脸上，我也不会有一句怨言，我会把口水默默地擦掉算了。”娄师德听后很受触动，便语重心长地说：“人家向你吐口水，是因为别人对你很气愤，而你将人家的口水擦了，就表示你非常厌恶别人，如此与人对抗，这不就是火上加油吗？你应该不擦掉口水，让口水自己干掉，并脸上挂着笑容来承受这一切。”

这个故事向我们阐述了一个道理：在各种逆境中必须学会忍耐，忍会对我们有好处，斗会让我们有损失。诚然，正如曾国藩治家中所说，忍不仅是家庭祥和的因素，更是一个人做大事的自身修养的必胜因素。

致澄弟：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

【原文】

澄弟左右：

正月四日接弟十二月二十日排递之函，初七日接弟二十日函（由谢绍武等带来者）。些微寄件，何足云谢。

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弟与沅弟皆能勤而不能俭，余微俭而不甚俭；子侄看大眼，吃大口，后来恐难挽回，弟须时时留心。

大雪五日，平地四尺，此间军士极苦。沅弟初二日以后，尚无来信。安庆合家平安，足慰远念。顺问近好。国藩手草。

同治三年正月十四日

【译文】

澄弟左右：

我于正月四日收到贤弟十二月二十日寄来的信函，初七又收到二十日寄来的信函（由谢绍武等人捎带的信）。我只是寄去了一些小的物件，不值得道谢。

我不想多寄钱物回家，总是担心老一辈太奢侈了，后辈不免会骄奢起来，以前钱多的人家子弟没有不骄奢的。我们弟兄要想遗存先辈留下来的恩惠，为后代珍惜一点剩余的福气，除了勤俭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你和沅弟都能做到勤但做不到俭。我只有些俭而不是非常俭。子侄眼界看得高了，口福大了，以后恐怕难以挽回，这一点你要时刻留意。

这次大雪已经连下了五天，平地积雪达四尺之深，这几天士兵吃尽了苦头。沅弟从初二以后，都没有来信。安庆家中平安无事，不用挂念。顺问近好。国藩手草。

同治三年正月十四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再次强调了人拥有过多的钱，就会过于奢侈的观点。所以他告诫弟弟，一定要遵循祖辈遗留下来的恩惠，为后代珍惜一点剩余的福气。这样才能保证家业的继续兴旺，而不导致衰落。而这种避免骄奢的方法，只有勤俭，才可以做到。

勤俭是国家兴旺的关键因素。在古代，如果一国君主能够贤明，那么首先就会以节俭来治国，使自己的国家因此而兴旺，最后将这种良好的作风传承给自己的后代，那么代代相传，一直处于兴旺，而人民也会因此平安幸福。唐玄宗就是一位因节俭而令人敬仰的皇帝。

唐朝笔记《次柳氏旧闻》记载：唐肃宗小的时候，常常跟父亲唐玄宗一起吃饭。有一次餐桌上摆满了各种佳肴，其中有一盘羊腿，唐玄宗叫他用刀子把肉切成小块再吃。唐肃宗切完肉后，手上沾了许多油，于是他就用桌上的一块饼去擦掉手上的油。唐玄宗看见后，十分生气地望着他，唐肃宗这才知道自己错了，因为用饼擦拭手上的油，这是在浪费粮食，于是就将擦过自己手的饼一起吃掉了。唐玄宗这才转怒为喜，高兴地对他说：“有福不可享尽！对于福气，就是应该珍惜才对。”

这也正如曾国藩所说，福气是祖辈为我们流传下来的恩泽，我们一定要珍惜遵循才是。懂得治家的人时刻都会遵循这一道理，所以他的家业时刻都会处于不败之地。雍正年间的大学士张廷玉更知势不可尽，所以他为官多年一直是平安无事，并受人尊敬。

在《竹叶亭杂记》中记载：张廷玉在雍正年间兼任军机大臣。当时军机处是雍正时期不可一世的重要机构，张廷玉能够以汉人之身身居要职，可见其位高权重。而张廷玉的儿子张若蔼也颇有才华，在参加科举考试时，为雍正帝所欣赏。于是便派人通知张廷玉，要让他儿子为进士及第之状元、榜眼、探花这三名中的其中一名。

张廷玉知道后，就立即入朝见了皇帝，并诚恳禀告：“皇上一定要秉公处事，臣家已备受皇帝恩宠，求皇上可怜臣的一片真心，愿让出一甲之荣，给予天下寒士。如果皇上受恩于祖先留下的美德，请保佑维护臣子，给我留些福分，以为将来上进之资，更为一件美事。”

雍正听后，为其一片真心而感动，于是让他的儿子张若蔼为“进士及第”的下一阶“进士出身”，并在公布榜单时，当众表扬张廷玉的谦让之心，让天下士人引以为榜样。

由此可见，张廷玉这种用殊荣去提拔贫寒上进青年的行为，正是证明了他深谙“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的道理。

如今，我们生活在丰衣足食的年代，更应该领悟“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的道理，并将其作为自己生活的准则，那么就会使生活越过越红火，世代家业都兴旺。

致泽儿：新妇初来，宜教入厨作羹

【原文】

字谕纪泽儿：

胡二等来，接尔安禀，字画尚未长进。尔今年十八岁，齿已渐长，而学业未见其益。陈岱云姻伯之子号杏生者，今年入学，学院批其诗冠通场，渠系戊戌二月所生，比尔仅长一岁，以其无父无母家渐清贫，遂尔勤苦好学，少年成名。尔幸托祖父余荫，衣食丰适，宽然无虑，遂尔酣豢佚乐，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吾虑尔之过于佚也。

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织，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

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惜年老眼蒙，无甚长进。尔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四弟所买衡阳之田，可觅人售出，以银寄营，为归还李家款。父母存，不有私财，士庶人且然，况余身为卿大夫乎？

余癣疾复发，不似去秋之甚，李次青十七日在抚州败挫，已详寄沅甫函中。现在崇仁加意整顿，三十日获一胜仗。口粮缺乏，时有决裂之虞，深为焦灼。尔每次安禀，详陈一切，不可草率，祖父大人之起居，合家之琐事，学堂之功课，均须详载，切切此谕。

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

【译文】

字谕纪泽儿：

胡二他们带来了你报平安的信，从信中得知你的书法没有进步，你今年都已经十八岁了，年龄在逐渐增大，而学业却不见有明显长进。陈岱云姻伯的孩子，号杏生，今年入学，老师对他写的诗评价非常高，说他诗冠通场。他生于戊戌年二月，比你只大一岁。他没有父母，家境清贫，但他能够勤苦好学，最终少年成名。你多幸福，有祖父辈的保护，衣食不愁，心中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结果反让你只知道尽情吃喝玩乐，不再以读书自立作为自己的正经事业。古人说：“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孟子也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真担心你过于安逸了。

你的媳妇刚嫁到我们家来，你应该教她下厨房做饭做菜，经常纺织，不要因为她是富贵人家的子女，就不让她做事情。你的三个妹妹都会做鞋了吗？以后三个小姑、一个嫂嫂每年要做一双鞋寄给我，以表示孝心，比较谁做得好；她们织的布要做成衣服、袜子一类的东西也寄给我，我要通过这些东西来看看她们在家里是勤奋还是懒惰。

我在军中也没有荒废学问，读书和写字，从来没有间断过。可惜的是我年龄大了，眼睛花了，没什么大的长进。你现在还不到二十岁，一刻值千金，千万不可浪费了时间。咸丰四年在衡阳买的田地，可找人帮忙卖掉，把卖得的钱寄给我，用做归还欠李家的钱。父母健在的时候，做子女的不应该有自己的私产，不管是做官的还是老百姓都一样，何况我是个卿大夫，就更应该这样做了。

我的癣疾又再次发作，不过没有去年秋天那样严重。李次青十七日在抚州打了败仗，详细情况我已经写在给沅甫的信中了。现在，崇仁县正在加紧整顿队伍，三十日打了一次胜仗；由于口粮缺乏，随时都可能破败，很让人焦急。你每次写信来，都要将所有情况详细写上，不能草草了事；祖父的日常生活起居、家里的琐碎小事、学校里的功课，一概都要写清楚。千万要记住。

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告诫儿子生在一个衣食不愁的家庭，更应该勤苦好学，而不应放纵自己吃喝玩乐。并引用古语说：“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以及孟子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曾国藩真担心儿子过于安逸了，从中道出了人太安逸不是件好事。所以，他希望家里每个人都能够勤于做事，尤其是告诫新来的儿媳，一定不要因为她是富贵人家的子女，而不让她做事，这样会助长她懒惰的行为。

有位名人曾说：“安逸是扼杀天才的温床。”的确如此，古今中外，很少有人是在安逸中取得成功的。

孙伏园在《哭鲁迅》一文中写道：鲁迅成名后，也非常简朴，依旧穿留学时的裤子。他的母亲看见他如此寒酸，就让鲁迅的朋友劝劝鲁迅穿条新棉裤，而鲁迅却说：“一个独身人的生活，绝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新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换。你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从中，道出了人如果太安逸就会带来不益。

安逸能够磨灭人的志向和理想。譬如：陈胜刚开始的时候，胸怀鸿鹄的大志，向天下人发出令人吃惊的质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是当起义取得了初步成功后，他却端起了君王的架子，享受着安逸的生活，往日的雄心壮志渐渐在安逸中消失了，最后导致了灭亡。所以，如果一个人过于安逸，不知道觉醒的话，那么即使再远大的理想都不过是纸上谈兵，一句空话而已。

此外，安逸还能够使人不思进取。北宋年间，名臣寇准，他的子孙都是靠祖上的功德，而安逸度日的。因此这便使他的子孙不思上进，不能自立，仅仅三十年，家业就沦为衰落的境地。还有曹雪芹一家原本是官宦家庭，富贵显赫，生活不是一般的安逸舒适。但是后来曹家却日渐衰落。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于是晚年开始专心写作，最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著成《红楼梦》，一举成名，被人竞相传诵。如果他一直过着安逸无忧的生活，那么他一定是个庸俗的纨绔子弟，又怎么会成为文豪而流芳百世。

自古以来，因安逸而亡的事例也有很多。诸如：南唐后主李煜，在宫中不就是追求安逸，追求享乐才使得金陵城失陷吗？1644年春，闯王攻入北京，以为天下已定，大功告成。那些农民出身的新官僚便开始在京城中贪享安乐，却没想到清兵入关，明朝武装卷土重来，最终败得不可收拾。

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就曾经说过：“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孟子也曾经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真正成功的人都不会过于安逸。像舜，傅说，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都是在逆境中成就了自己。清朝的康熙大帝，从小就不追求安逸，怀有雄心壮志，一生中除鳌拜，平三藩，剿平噶尔丹，收复台湾。使得中国版图在康熙帝时期成为两千年封建王朝中最大的，使得后人评价他为千古一帝。这都是告诫我们，安逸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只有努力上进，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才能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

由此可见，安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安于、沉湎其中而无法自拔。如果一个人出生在贵族家庭，就以为自己身份地位高，而不去做任何事情，只安逸地生活，那么最终只会被助长一些恶习。因此，曾国藩在信中强调新来的媳妇，更应该教她下厨房做事，而不能因为她是富贵家的千金，就将她供养起来，这会有损他们曾家祖辈勤劳的家风。这种思想意识，也是我们今人所值得借鉴的。

总之，如果你现在处于一种安逸的生活中，那么就该从中反省自己，检讨自己，明确自己的道路，发掘自己的才华，那样你就不会陷入安逸的泥沼。

致诸弟：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久未遣人回家，家中自唐二、维五等到后亦无信来，想平安也。

余于廿九日自新堤移营，八月初一日至嘉鱼县。初五日自坐小舟至牌洲看阅地势，初七日即将大营移驻牌洲。水师前营、左营、中营自闰七月廿三日驻扎金口。廿七日贼匪水陆上犯，我陆军未到，水军两路堵之。抢贼船二只，杀贼数十人，得一胜仗。罗山于十八、廿三、廿四、廿六等日得四胜仗。初四发折俱详叙之，兹付回。

初三日接上谕廷寄，余得赏三品顶戴，现具折谢恩。寄谕并折寄回。余居母丧，并未在家守制，清夜自思，局蹐不安。若仗皇上天威，江面渐次肃清，即当奏明回籍，事父祭母，稍尽人子之心。

诸弟及儿侄辈务宜体我寸心，于父亲饮食起居十分检点，无稍疏忽，于母亲祭品礼仪必洁必诚，于叔父处敬爱兼至，无稍隔阂。兄弟姒娣，总不可有半点不和之气。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诸弟试在乡间将此三字于族戚人家历历验之，必以吾言为不谬也。

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一代疏懒，二代淫佚，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四弟、九弟较勤，六弟、季弟较懒。以后勤者愈勤，懒者痛改，莫使子侄学得怠惰样子。至要至要。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前寄来泡笋殊不佳，大约以盐菜蒸几次，又咸又苦，将笋味全夺去矣。往年寄京有泡竹，今年寄营有泡盐菜。此虽小事，亦足见我家妇职之不如老辈也，因便付及，一笑。烦禀堂上大人。余不一一。兄国藩手草，八月十一。

坐小舟至京口看营，船太动摇，故不成字。

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

【译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派人回家了，自从家中唐二、维五等来到京城后，再也没有书信来，想必家中一切都平安吧。

我于二十九日，从新堤迁移营房，八月初一到嘉鱼县，初五坐小船到牌洲察看地势，初七便把大营移驻牌洲。水师的前营、左营、中营，自闰七月二十三日驻扎金口，二十七日敌军分水陆两路侵犯，我们的陆军还没有到，由水师分两路堵击，抢到敌船两只，杀敌几十人，打了个胜仗。罗山在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日等几天中，打了四场胜仗，初四发寄奏折，详细叙述这时期的经过，现在一起寄回。

八月三日接到皇上的圣旨，赏赐我三品顶戴。现在已经准备好谢恩的奏折，而且将廷寄、上谕连同奏折一起寄回。如今我应该身在守母丧的时候，但因为公务在身，并没有在家守丧。晚上一个人反省的时候，内心深感局促不安。如果仰仗皇上天威，江面上的贼匪能早日歼灭，我便奏明皇上尽早回到家乡，以侍奉父亲，祭祀母亲，稍微尽到人子的责任，表达自己的一片孝心。

诸位弟弟和儿、侄辈，一定要体谅我这份心意，在父亲饮食起居方面，要十分检点，不要有一点疏忽大意，对于母亲的祭品、礼仪，一定要清洁，要诚心诚意；对叔父那边要做到敬爱双全，没有一点矛盾。兄弟姑嫂之间，不可以有半点不和气，凡是一个家庭，勤、敬两个字能够遵守几分的，没有不兴旺的，如果一分都没遵守，没有不衰败的。和字能遵守几分，没有不兴旺的；不和没有不败落的。各位弟弟试着在乡里把这三个字到家族亲戚中去逐一验证，就会觉得我所说的是正确的。

弟弟不爱干净、收拾打扫，这点比我还要严重，这是家庭衰败的气象。以后一定要严加要求自己，细心收拾庭院，就连一纸一线、竹头木屑，都应收拾干净，为子侄做出榜样。第一代人懒散，第二代人便淫逸，就一定会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类的败落迹象出现。四弟、九弟比较勤快，六弟、季弟较懒惰。以后勤的要越加勤快，懒的要痛改前非，不让子侄学到怠慢懒惰的样子，这点尤为重要。子侄除了读书外，教他们扫地、擦桌凳、收粪锄草，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千万不可以认为有损所谓的架子而不愿亲身去做。

上次寄来的泡笋不太好，大概是用盐菜蒸过几次，又咸又苦，没有了笋的味道。往年寄到京师的有泡竹，而今年寄到军营中的只有泡盐菜。这虽是小事，却足以看出我家妇女之功不如老一辈，渐渐懒散，技艺也不比从前。这事也是顺便提及，当做一笑。麻烦弟弟禀明父亲大人。其他的我不一一述说了。兄国藩手草。

由于写信时正坐小船到京口察看营地，船太摇晃，所以字体很不像样，请原谅。

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

【解读】

《尚书》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意思是说，勤劳、节俭，才能使国家发达，家庭兴旺。我国有句古语，叫做“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一个人良好的习惯，能导致命运的变化，这个习惯就是“勤”。因此，就有“天道酬勤”之说。曾国藩毕生以勤字自检，并与家人共勉，所以其一生实现了“立德、立言、立功”三大志愿。他的诸弟、子侄及其后代谨遵家法，历代兴旺昌盛。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告诫四位贤弟在家中除了读书外，还要学会做些家务，千万不可以认为有损架子而不去做。从中体现了曾国藩虽然为官，但是从来没有官架子，而且非常重视躬亲做事的观点。

在曾国藩看来，一个家庭要想兴旺，必须要勤于劳动。常言道：“好吃懒做是一切恶习的温床。”劳动不仅可以培养人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还可以防止自私自利、懒惰的陋习产生。此外，一个爱劳动的人，还会有一颗善良的心。

崇尚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古就有“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的家训。也正是由于人们辛勤的劳动，中华民族才生生不息。所以，勤于劳动更是一个家庭精神风貌的主流。“人生在勤，不劳则匮”、“天道酬勤”，这都说明了劳动是实现个人价值和人生幸福的手段。正所谓“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一切的物质财富都离不开辛勤劳动去创造，一切的快乐和幸福也都是因为勤劳而产生，一切的理想也都是因为勤劳而实现，一切的困境苦境也都是由于勤劳而改变。大到国家，小到家庭、个人，坚持辛勤的劳动，没有不兴旺发达的；好逸恶劳、贪图享乐，只能是走向衰败灭亡。

所以，劳动成就事业，贪逸丧志亡身，纵观古今中外，凡是取得辉煌事业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一生辛勤劳动，而那些不喜欢劳动、游手好闲的人，必定一生碌碌无为，被社会所抛掉，被人们所不齿。

从官场退隐后的陶渊明，自己在家乡开荒种田，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是田园生活是很艰辛的，不劳作就没有收获，所以他便辛勤劳动，取得了丰收。由此，他还从在田园的劳动中，找到了自己的寄托，写出了许多优美的田园诗歌。如他写农人生活悠然自得的诗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写自己劳动的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也写农人劳作的甘苦：“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这些都是他亲身体验而取得的。最后，陶渊明以自己出色的诗歌才华，成为了文学界的名人，他的诗歌极大地丰富了农事和田园题材的创作。诗中罕见的桑、麻、鸡、狗等平凡事物，一旦被他写入诗中，无不意趣盎然；而他描写大自然的亲切，经常能激起人们的无限向往。

从中可见，幸福兴旺的生活，只有自己辛勤劳动，才能体会到。所以曾国藩力诫弟弟在家一定要多做些扫地、擦桌凳、锄草等家务。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身心得到锻炼，更有利于读书。

纵观古今，生活中依旧存在着安于享乐的人，只愿坐享其成；懒于创造，偏爱投机取巧；不想做事，总想恣意挥霍；还有一些独生子女的家庭，父母为了孩子学习，任何劳动都不让他们去做，以为这是爱孩子，其实不然，长久如此只会增加孩子懒惰的行为。

毛泽东有句名言：“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而获开始的。”不劳而获是犯罪的重要思想根源。的确如此，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每个人都应以辛勤劳动作为立身做人的行为准则，努力用辛勤的汗水去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致四弟：不可劳心费神，多管闲事

【原文】

澄侯四弟左右：

初二日由安庆沅弟处寄到弟信一件，得知弟体微有不适。不吃不喝，头上出汗，贪睡而不能酣眠。此三者皆系阳虚之症，于参茸桂附相宜。往年内子在京曾害阳虚之病，其时力不能买参茸，唯每日用大锅煮黄耆党参，熬成极浓之汁，唯不令成膏，恐其粘锅而有烧气也。每剂桂附姜术之类，分两皆重。又以为参茸片蒸而兑之。又以大锅中煮耆党浓汁和而服之，十余日而大愈。今弟之病亦系阳虚，可照此法办理。以耆党两味各熬极浓之汁，和于诸药之中，必有奇效。但须好好经理，恐粘锅耳。

余到祁门已二十三日，身体平安。近处唯宁国被围紧急，日日告求救援。余因鲍超、张运兰等未到，不能往救，未免望极生怨，谤议日滋。浙江之事尚属平稳。弟现在不管闲事，省费许多精神，将来大愈之后，亦可将闲事招牌收起，专意莳蔬养鱼，生趣盎然也。

咸丰十年七日初四日

【译文】

澄侯四弟左右：

初二那天，我从安庆沅弟那里收到了你写的一封信，从信中得知你近来身体不舒服，经常吃不下东西，而且头上直冒冷汗，昏昏欲睡却又不能睡得安稳踏实。以上这三种情况，很明显都是阳虚的主要症状，弟弟应多服用参茸桂附等补品。前几年在京城居住的时候，内子就曾经患有阳虚病，那时财力不佳，买不起参茸等补药，只好每天用大锅把黄耆党参等熬成很浓很浓的汤汁，恐怕它粘锅而有焦煳味，所以没有熬制成膏。所熬制的每服药里都有分量很重的桂附姜术掺入，再加上力参、茸片蒸熟和在一起，然后再把它与大锅中熬好的黄耆党参浓汁一起服用，十多天就可痊愈了。你现在所患之病也属于阳虚，可以按照上述的方法熬制药汤治疗。如果能把黄耆党参两味药各熬成浓汁，混合在其他药之中，会更加有效。不过切记一定要细心熬药，以免药物粘锅变味变质。

我到达祁门已有二十三天了，身体平安健康。周边地区只有宁国被围困，而且情形很危急，所以日日求救，天天催兵。但是鲍超、张运兰等将领还没有赶到军营，目前还不能派兵前往救援。这样一来，不免因为他们的盼望急切而不能派兵，心生怨恨，导致闲言碎语日益增多。浙江方面的战况还算平稳。现在你正在病中，不可以劳心费神，多管与你无关的事情，要尽量节省自己的精神和体力。即使将来痊愈后，也要将多管闲事的心收起，专心种菜、养鱼，享受一片生趣盎然的景色，该是多么惬意呀！

咸丰十年七月初四日

【解读】

曾国藩对自己弟弟的秉性非常了解，他的弟弟可以说是勇将，但是在处世上面欠缺圆润，当时军务紧急，他弟弟又生病，而且朝廷中关系复杂，他就是想告诫自己的弟弟，先要安分守己养好病，切不可贸然贪功。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少管闲事、谨守本分，才不会招致杀身之祸。

安分守己是严守做人的分寸，也就是说做好自己，保持自己的本色。我们常说“人要活出自己，人要活在责任、义务里”。如果我们不安分守己，就不能够更好地尽到自己的责任和履行应尽的义务，从而有分外的想法，这样又怎能心安理得？宋代袁文在《翁牖闲评》中说：“彼安分守己，恬于进取者，方且以道义自居，其肯如此侥幸乎？”其意思就是说，安于规矩老实的生活，守自己的本分，不做违法的事情。

在古代，圣贤都知晓这个道理，并以此作为自己建家立业的座右铭。

清代，沧州有个名叫刘熥的人，他的母亲生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到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年龄已一百零一岁，但是身体依然十分健康，精力充沛，而且饭量也不小。皇上好几次都颁布了恩诏，对此乡官便想为她报官府，为她领取粮食布匹，但是她却拒绝了。有一年，官府再次为她请求旌表，建立牌坊，她依旧拒绝了。官府人都对她十分不理解，就问她：“老人家你为什么如此固执呢？”老人则感慨地说道：“我从小就生在一个穷人的家庭里，随后又成为了穷人家的寡妇，命天生就薄。但是我一生安分守己，虽然尝尽了颠沛之苦，但是绝对不贪意外之财，这样才会得到神灵的保佑，所以得以长寿。倘若我一旦贪求非分的福气，那么我离死也不远了。”可见，这位老人的见解多么高明，她一生忙忙碌碌，没有一点分外要求。顺着天意，恬淡静泊地生活着，自然便保此长寿。

我们做人也是一样的道理。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本分，这是人本精神的基本特色。儒家讲“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这就是做人的本分。《中庸》上也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其中也是告诉我们，如果人一向都过着富贵的生活，就应该保持谦虚、有礼的风范；如果一向过着贫贱的生活，就应该保持安贫乐道的精神；如果是生活在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就不要冒充绅士，只要保持简朴、纯真、率直的性格就好了。这就是所谓的素位而行。

的确如此，曾国藩一生安分守己，所以他高枕无忧，作为今人的我们也一定要有安分守己的这种意识，在做人和做事上谨守此道，就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

致两弟：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

【原文】

澄侯、季洪两弟左右：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虽多花几个钱，多请几个工，但用在此四事上；总是无妨。

澄弟在家教科一、厚七、旺十习字极好，不特学生有益，亦可教学相长。弟近年书法远逊于昔，在家无事，每日可仍临帖一百字，将浮躁处大加收敛。心以收敛而细，气以收敛而静，于字也有益，于身于家皆有益。

明年请师，仍请邓寅皆先生，人品学问，皆为吾邑第一流人，若在我家教得十年，则子侄皆有成矣。

季弟远隔紫甸，余总不放心。汤家屋场之业及各处田业，余皆不愿受。若季弟能在近处居住，或在老屋之上新屋之下中间择买一屋与季弟安居，我则愿寄钱文至家办成此事。否则，余守旧规不敢少改也。

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骄惯难改，不可不慎。

咸丰八年八月廿二日

【译文】

澄侯、季洪两弟左右：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这四件事情都不能疏忽大意。一是上接祖父流传下来的家风，二是从外而看具有一种生气，进入庭院有一种旺气。虽然多花了些钱，多请几个仆人，但在这四件事情上是值得的。

澄弟在家教科一、厚七、旺十习字非常好，这样对学生有很大的好处，也可以在教学中与学生相互提高。弟弟近年的书法不如以前，在家没有事情的时候，每天可以临帖一百字，将自己的浮躁之气收敛一下。气收敛了就会变得仔细，心收敛了就会变得平静，对于写字也有好处，对于立身治家都有好处。

明年请老师，仍然请邓寅皆先生，他人品学问都是我乡的第一流。如果在我家教书十年，那么到时候一定会有所成就。

季弟远在紫甸，我总是不放心。汤家的房屋之业以及各地的田业，我都不愿意接受。如果季弟在近处居住，或者在老屋与新屋的中间买一屋居住，我则愿意寄钱到家办成这件事情。否则，我遵循家规而不敢有些许改变。

对于后辈的子侄，总应教育他们懂得礼节，出门应该常走路，不可以动用马匹车辆，这样长时间会助长他们形成懒惰的习惯，一次放纵这样的行为，两次三次都这样放纵，以后骄傲的习惯就无法改了，不可以不谨慎。

咸丰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解读】

古代长兄如父，所以当曾国藩取得功名后，思考的就是要替父亲教育好子侄。他对家人的管教是很严格的，从这封信中就可以看出，他希望家中的子侄应当半耕半读，以守持先人的旧业，千万不要有半点当官者的傲气。不可以坐轿，不可以使唤人取水添茶。收拾柴火、收取粪便这些事，都需要亲力而为；插秧种苗这些事情，也需要时时学习。由此，渐渐务本不致荒淫奢靡。

自古富贵之家多纨绔子弟。安逸的生活让他们养成了一种懒惰的习惯。曾国藩唯恐自己的家人也会因为他的地位而受到影响，所以一直教育家人不可贪图钱财、摆富贵、仗势欺人、不学无术，倡导他们要生活俭朴，与书为伴，收敛抑制心态。在他看来，洁身自爱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第一件大事。

身在官场，铺张浪费、豪华奢侈、讲究排场与气势、仗势欺人是司空见惯的。作为一个正直的仕途之人不仅要杜绝这种行为，更要提醒自己周围的人也不要染上这种风气。

曾国藩治家严格，首先表现在严禁家人干预地方官员的事务。但是，毕竟自己不在家人身边，他的父亲以及各位弟弟有时候也难免仗势欺人。尤其是他的四弟性格暴躁，在家乡十分跋扈。曾国藩在奔父丧期间，就听到人们说他弟弟国潢杀人太多，引起了众人的愤怒和不满，于是他就要惩罚弟弟。一天，他趁着弟弟睡午觉的时候，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弟弟的大腿，立刻鲜血涌出，弟弟被这一刺，从疼痛中醒来，看到哥哥这一举动，大喊道：“残暴，残暴！”曾国藩这时便问他，我用锥子刺你一下，你就喊痛，那么你杀人家，人家就不痛吗？从此，弟弟脾气有所收敛。

要知道，对人有礼，就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和敬仰，对人残暴不但与人结怨，还会让你立身处世时时受阻碍，所以曾国藩希望弟弟能够以礼待人，不依仗自己的势力而胡作非为。

古代圣贤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对于国家大事尽心尽力，对人民友爱有加。如朱瞻基历来被人们称为圣贤皇帝，他勤于政事，恢复生产，关心民间疾苦，经常去民间私访，但绝对不是乾隆皇帝那种下江南的方式。他微服出访，不讲排场，不向地方摊派，不给地方增加负担，每次只带侍卫出行。

古代圣贤的生活也十分节俭，经常穿着粗布衣裳，吃粗米饭，喝野菜汤。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二十一岁参加科举考试，名中进士，为官四十年。在这期间他十分注重节俭，经常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公元1080年，苏轼被降职来到了黄州，由于薪俸少了，所以日子十分窘迫。后来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弄到了一块地，便亲自耕种了起来。

为了节省开支，苏轼为自己定了个开支计划：他先把所有钱都合计出来，然后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全部分好后，他就把钱挂在房梁上，每天从上面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生活的费用。而且他拿到钱后，还要仔细考虑，哪些东西要买，哪些东西可不买，只允许剩余，绝对不能超支。积攒下的钱，他就把它们放在一个竹筒里备用。可见，一个人如果能够懂得节俭，那么生活依旧可以改善，而不至于落得一无所有。而对于官员来说，贪污受贿、不廉洁，往往是因为贪得无厌、迷恋奢侈生活，而俭朴的德行有助于抑制这种过分的欲望。

当大夫御孙谏看见鲁庄公命人在庙堂的柱子上涂红漆，在椽子上雕花纹时，便指出这都是奢侈而不合礼法的事情。并劝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先人的‘大德’中注入了‘大恶’，不但不能取悦先人，反而是辱没了他们。”

可见，古人是从礼的规范和德的大小的高度来看待节俭的，而把奢侈浪费看做是一种恶行。在物质丰富的今天，戒奢以俭，不浪费财物，仍是值得我们崇尚的美德。

致夫人：居家乃是长久之计

【原文】

欧阳夫人左右：

自余回金陵后，诸事顺遂。唯天气亢旱，虽四月廿四、五月初三日两次甘雨，稻田尚不能栽插，深以为虑。科一出痘，非常危险，幸祖宗神灵庇佑，现已痊愈，发体变一结实模样。十五日满两个月后，即当遣之回家，计六月中旬可以抵湘。如体气日旺，七月中旬赴省乡试可也。余精力日衰，总难多见人客。算命者常言十一月交癸运，即不吉利，余亦不愿久居此官，不欲再接家眷东来。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余身体安好如常，唯眼蒙日甚，说话多则舌头蹇涩，左牙疼甚，而不甚动摇，不至遽脱，堪以告慰。顺问近好。

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

【译文】

欧阳夫人左右：

自从我回到金陵后，事事都顺心，只是天气干旱，虽然在四月二十四、五月初三两天下了雨，但稻田还不能栽插，为此深感忧虑。科一身上长了水痘，非常危险，幸亏有祖宗神灵庇佑，现在已经痊愈，身体如以前一样健康结实。科一十五日满两个月后，我就立刻让他回家，估计六月中旬可以到达湘乡。如果身体气色都很好，也可以七月中旬赴省乡试。我的精力日渐衰退，总是很难见很多客人。算命的人常说我十一月交癸运，也就是不吉利。我也不愿长期做这个官，也不想再接家眷前来。夫人带着儿子媳妇辈在家，必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一时的事情，居家才是长久之计。一个家庭如能够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的规模，即使（我）一旦罢免官职，也不失兴旺的气象。如果贪图衙门的热闹，不建立家乡的基业，而罢官之后，就会觉得气象萧索。凡事有盛必定有衰，不可不作提前的准备。希望夫人教育儿孙妇女，经常教导他们做家中没有官的想法，时时有谦恭省俭的意图，这样福泽就会长久，我心中就十分安慰了。我身体现在健康平安。只是眼睛有时候很花，说话多了舌头就会干涩，左牙很疼，但是不很动摇，不至于立刻脱落，特此以告诫安慰。顺便问近来状况可好。

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

【解读】

曾国藩在给家人写的信中反复说：“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这是他一生为官的真实心理，他认为家为官之上，家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避风港湾，长久的栖居之地，而为官只是人生、为人的一方面，不但无法久居下去，而且还容易使自己性命难保。

在古代，官宦都希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他们认为，这是为官最好的选择，可以使一个人终身有去处，有依靠。

秦相李斯在被处腰斩前，对与他一起行刑的儿子说：“牵犬东门岂可得乎？”意思是说：“儿子，你还记得当年我领着你们哥几个，牵着串黄犬，去东门猎兔的事吗？”由此可见，一个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声名权势的人在临死之前说的竟然是这样一番话，这可谓是对人生中最平凡生活的无限向往和美好的回忆。

东晋后期的大诗人、文学家陶渊明，他的曾祖父陶侃是富有名气的东晋大司马、开国功臣，祖父陶茂、父亲陶逸也都当过太守。到了东晋末期，朝政逐渐腐败，官场也十分黑暗。陶渊明继承了父辈的家习，奋发向上求取功名。他为官后，一心关心百姓的疾苦，而且还胸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志向，希望实现“大济苍生”的愿望。但是世道变幻，陶渊明看不惯官场上那些贪官的恶劣行为，于是就辞官回家了，后来州里又来召他当主簿，他也辞谢了。后来，他在四十一岁的时候，在朋友的一再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到任的第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来检查公务，当时浔阳郡的督邮刘云，以凶狠贪婪闻名远近，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要贿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否则就栽赃陷害。县吏看到陶渊明不以为然的样子，就说你应当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邮。陶渊明则感叹道：“我怎能为了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小人献殷勤？说完，挂冠而去，辞职归乡。”从此以后，他一边读书为文，一边躬耕陇亩。

由此可见，仕途之人似乎早已习惯了传统为官者的心态和精神追求，一旦退出“朝廷庙堂”，说明他们也失去了自己栖身的所在与精神寄居的场所，最终落得“有劲不知何处使”，要知道家庭才是人最后停泊的港湾，可习惯一辈子在外奔波的官场喧嚣之人，却难得有居家的心境。

因此，“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在古人看来是很自然的道理，而在现代人看来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当官，甚至当大官，这是许多人的愿望和理想，因为官员是一份十分荣耀的职业，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人们都希望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者成为人上人。当官如果为国家和百姓做事，做个人民的父母官，国家的忠臣，那么这个官会让人佩服，否则利用官职而牺牲别人的利益，谋取自己的利益，这种官可谓人中的人下人。

生活中，有些人追求得太多，渴望得太多，甚至缺乏对家庭的了解和重视，这都是一种不健康的思想意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有曾国藩这种“居家才为长久之计”的深刻认识，那么生活一定会幸福美满。

总之，人生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我们只顾匆匆向前赶路，去享受成功的喜悦，而忽视欣赏身边的风景；殊不知，只要我们稍微放慢脚步，你就会发现路过的都是最美丽的风景，在官场的觥筹交错、迎来送往、喧嚣的幻影之外，还有来自家庭的温馨等候。

致四弟：继承祖父“三不信”家风

【原文】

澄侯四弟左右：

十六日接弟十一月二十三日手书，并纪泽二十五日禀，俱悉。弟病日就痊愈，至慰至幸。唯弟服药过多，又坚嘱泽儿请医调治，余颇不以为然。

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今年“白玉堂”做道场一次，“大夫第”做道场二次，此外祷祀之事，闻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节，已失家风矣。买地至数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节，又与家风相背。

至医药，则合家大小老幼，几于无人不药，无药不贵。迨至补药吃出毛病，则又服凉药以攻伐之；阳药吃出毛病，则又服阴药以清润之，辗转差误，不至大病大弱不止。弟今年春间多服补剂，夏末多服凉剂，冬间又多服清润之剂。余意欲劝弟少停药物，专用饮食调养。泽儿虽体弱，而保养之法，亦唯在慎饮食节嗜欲，断不在多服药也。

洪家地契，洪秋浦未到场押字，将来恐仍有口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来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以后尚祈卓识坚定，略存祖父家风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北果公屋，余无银可捐。己亥冬，余登山踏勘，觉其渺茫也。

此间军事平安。左、鲍二人在鄱阳尚未开仗。祁门、黟县之贼，日内并未动作。顺问近好，并贺新喜。国藩手草。

咸丰十年十二月廿四日

【译文】

澄侯四弟左右：

十六日收到弟弟写于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信，以及纪泽二十五日的禀帖，从信中得知一切情况。弟弟的病情已逐渐好转，心中觉得很欣慰。只是弟弟吃药太多，又坚持让泽儿请医生专门治疗，我认为这样做并不是一件好事。

祖父星冈公生前的时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这“三不信”我想弟弟都一一记得吧。现在我们这一辈的兄弟也应遵守祖父的遗训，以继承家风。今年白玉堂做了一次道场，大夫第做了两次道场，另外祈祷祭祀的事情，听说也常有；在不信僧巫这点上，已失去了家风。在买地上花了几千两银子，在不信地仙这点上，又与家风相违背了。

至于医药，则全家老小，几乎没有一个不吃药的，而且没有一剂药是便宜的。补药吃出了毛病，就又服凉药来治疗；阳药吃出了毛病，就又服阴药来清润调和，像这样反复地用药失误，不弄得身体大病大弱是不肯停止的。弟今年春天多服补剂，夏天多服凉剂，冬天又多服清润之剂。我的意思是想劝弟还是停一下药，专用饮食来调养身体。泽儿虽然体质弱，而保养的方法，也只是在饮食上谨慎，节减嗜欲，绝对不在于多服药。

洪家地契，洪秋浦没有到场押字，将来恐怕还有口舌争执。地仙、僧巫这两点，弟一向不很深信，近来也不免被习俗改变了观念。以后还望弟对卓越的看法保持坚定态度，保存祖父的家风，这很重要。天下信天地，信道僧的人，曾见哪有一家不衰亡的呢？北果公屋那里，我没有钱可以捐赠。己亥年冬天，我登山徒步观看，觉得它很渺茫。

这里军事平安。左宗棠、鲍春霆两人在鄱阳还没有开始打仗。祁门、黟县的敌人，近日里也没有举动。顺问近好，并道贺新年快乐。国藩手草。

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强调了祖父生前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并希望弟弟也能够遵循祖父的遗训，继承家风的观点。从中表达出了曾国藩不信天命的唯心观点，而主张一切都要靠人力。这其中蕴涵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说明人力与机遇是成功的两个因素，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谋事在人”，是说“事”是人想出来的、做出来的，强调的是人要有积极谋事的思想和踏实做事的行动；而“成事在天”是说“事”的成败最终由“天”来决定，强调的是人要有尊重大自然的心态和顺应客观规律的心境。

正如《吕氏春秋·慎人》所说：“圣人不能为时，而能以事适时，事适于时者其功大。”圣人不能刻意创造机遇，但他们做事可以适应机遇，做事适应机遇就能取得大成功。人们常说机遇可遇不可求，但人在机遇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俗话说：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就充分说明了人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变不利为有利，把握机遇从而取得成功的道理。

据史书上记载，姜太公本是东夷人，“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所以说，姜太公遇文王，并不是偶然，而是其主动创造条件、把握机遇的必然。由此可见，成功之人在把握机遇的时候并非消极的“守株待兔”。

项羽是秦末一位名将，又是个军事天才。在与刘邦的交战中，项羽几乎阵阵取胜。然而最后垓下一战，刘邦竟然将项羽军队全歼，这使项羽很不服气，说“这是天亡我，而非战之罪也！”而刘邦却比较客观地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粮饷、不断粮道，我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取胜，就是因为能够任用他们。而项羽连唯一的能臣范增都没有用，这便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要知道韩信、张良、陈平这些重要的人才原来都曾经是项羽手下。由此可见，项羽在“谋事”方面同刘邦的见解大相径庭，因此他的失败是咎由自取，而非“天”的过错。这就是“成事在人”的最好证明。

如今，人们在追求成功的路上陷入了更多的迷茫，似是而非的机会、太多的选择往往让人不知所措，因而在痛苦地挣扎之后高呼：天不帮我！这其实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正如《吕氏春秋》上所说：“功名大立，天也。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

把握机遇切不可操之过急，如果胡乱地认为什么都是机遇的话，就极容易犯朝三暮四、见异思迁的毛病，从而有“成功靠运气”的错误观念。《吕氏春秋》上说得好：“圣人之于事，似缓而急，似迟而速，以待时。”圣人办事，看起来不慌不忙，实际上却在加紧准备，借以等待时机的到来。

无论古代还是当今，没有人能够仅靠天命就取得成功，而取得成功的人，最重要的是靠自己的努力拼搏，以及高深的远见，才有所成就的。

致九弟：以诚待人，伪亦能诚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初四日午刻萧大满、刘得二归，接二十八日来信，借悉一切。吉水击退大股援贼，三曲滩对岸之贼空壁宵遁，看来吉安之事尚易得手。

二十九日祖母太夫人九十一冥寿，共三十三席，来祭二十一堂。地方如王如一、如二、罗十、贺柏八、王训三、陈贯三等皆来，吉公子孙外房亦来。五席海参、羊肉、蛏蚌，祀事尚为诚敬。初一日，余与轩叔至三亩冲拜三舅婆八十一寿，抬盒一架，因接定二舅爹至腰里住五日。王大诚所借先大夫钱百千，收租十石者十余年，收六石九斗者又已二十年，实属子过于母。澄弟与余商：“王氏父子太苦，宜焚券而蠲免之。”初三日请大诚父子祖孙来，检券发还，令元一每年量谷二石以养其祖，量谷二石一斗分济其叔。三房下首培砂工程已办一半余。

日内作报销（其折稿下次寄吉安）。大概规模折一件、片三件、交江西耆公代为附奏。兹由萧大满等手带至吉安，弟派妥人即日送江西省城，限五日送到。耆、龙、李三处并有信，接复信，专丁送家可也。

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趋于诚矣。

李迪庵新放浙中方伯，此亦军兴以来所仅见之事。渠用兵得一暇字诀。非独其平日从容整理，即其临阵，亦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弟理繁之才胜于迪庵，惟临敌恐不能如其镇静。至于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如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

李云麟尚在吉安营否？其上我书，才识实超流辈，亦不免失之高亢。其弊与我略同。长沙官场，弟亦通信否？此等酬应自不可少，当力矫我之失而另立途辙。余生平制行有似萧望之、盖宽饶一流人，常恐终蹈祸机，故教弟辈制行，早蹈中和一路，勿效我之褊激也。黄子春丁外艰，大约年内回省，新任又不知何人。吾邑县运，如王、刘之没，可谓不振；迪庵之简放，可谓极盛。若能得一贤令尹来，则受福多矣。余身体平安。近日心血积亏，略似怔忡之象。上下四宅小大安好，诸儿读书如常，无劳远注。顺问近好。兄国藩手草。

咸丰十二月初六日

【译文】

沅甫九弟左右：

初四日午刻萧大满、刘得二回来，接弟二十八日来信，借以详悉一切。吉水我军击退大股援贼（注：指太平军），三曲滩对岸的贼兵也空营逃跑，看来吉安的战事还容易得手。

二十九日是祖母太夫人九十一冥寿，共三十三席，来祭的共二十一堂。地方上的如王如一、如二、罗十、贺柏八、王训三、陈贯三等都来了，吉公子孙外房也来了。办了五席海参、羊肉、蛏蚌。祭祀事务办得还算诚挚恭敬。初一日，我和轩叔到三亩冲给三舅婆拜八十一岁大寿，抬盒一架，因而接二舅爹至腰里住了五天。王大诚所借先大夫的一百千钱，从他那里每年收十石租已有十余年，收六石九斗租又已二十年，实属子钱已超过母钱的情况。澄弟和我商量说：“王氏父子太苦了，应焚烧借券予以蠲免。”初三日请大诚父子祖孙来，验券之后发还给他们，让元一每年称量二石稻谷奉养他的祖父，称量稻谷二石一斗周济他的叔父。三房下首培砂工程已办理一半有余。

近日内正作报销（这道奏折的稿子下次寄吉安）。大概的规模是包括奏折一件、附片三件、交给江西耆公代为附奏。现由萧大满等亲手带到吉安，弟派稳妥人即日送往江西省城，限五日内送到。耆、龙、李三处都有信，接回信后，派专丁送回家中即可。

左季高待弟极为关切，弟就应用真心相对，不可常心怀智术，或迎或拒。凡他人用虚伪来对我，我用真诚去对他，时间久了虚伪者也和我一道趋向于真诚了。

李迪庵新放浙江省方伯之任，这也是军兴以来仅见的事。他用兵得到一个“暇”字的诀窍。不但在平日里从容整理军务，就是新临战阵，也盘旋观察，仔细谨慎，坚定肃静，安心思虑。弟治理繁忙事务的才干超过迪庵，唯有临敌恐怕不能像他那样镇静。至于和官场来往，我们兄弟忧虑的是稍稍了解世态而又怀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落落寡合。迪庵妙就妙在全然不识世态，他肚子里虽也怀着些不合时宜，但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们兄弟则时时发露，总不是带来福气的办法。雪琴与我们兄弟最相似，也到处少有投合的人。弟应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永不发露。将来养得性情纯熟，身体也健康旺盛，子孙也受用，不要习惯于官场机变诈伪，恐怕越久德行越浅薄。

李云麟还在吉安营中吗？他上次给我的书信，才干见识，实在超越一般人，但也不免失于高亢。他的弊病正和我大体相同。长沙的官场，弟也和那里通信吗？这种应酬事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应当下力气矫正我的过失而另开门路。我生平行事好似萧望之、盖宽饶之类人物，常常害怕最终撞上祸机，所以教育弟弟行事要早走中允平和的一路，不要效仿我的褊狭。黄子春丁外艰，大约本年内可回省城，新任官员又不知是何许人。我县命运，如王、刘的死，可谓不振；迪庵的选放外任，又可谓极盛。如能得到一个贤明县令来县，则我县受福大了。我身体平安。近来心血连亏，有些像得心悸病的症状。上下四宅小大安好，诸儿读书如常，无劳远注。顺问近好。兄国藩手草。

咸丰十二月初六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对弟弟说：“弟就应用真心相对，不可常心怀智术，或迎或拒。凡他人用虚伪来对我，我用真诚去对他，时间久了虚伪者也和我一道趋向于真诚了。”从中体现了与人为善的观点。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说：“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曾国藩继承了这一思想，说：“单凭我之善意给予他人，这种善行太有限，所以贵在博取众人的善意为善。他人有善，则拿过来得益于我；我有善，则给予他人来益人。连环相生，所以善意无穷，彼此通融，所以善的源头不枯竭。君臣之道，就在于此；学习儒家之道，也就在于此。”

由此看来，如果说孟子所强调的是虚心采纳各种意见，那么在曾国藩那里，取则变成了一个永不终结的过程。此外，曾国藩还把这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之一。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

在古代，人们都十分懂得与人为善的道理，所以待人向来都是以善为怀，而不是妄加指责别人的不是。

唐朝大夫柳秕，为人正直，朝野闻名。在赴任泸州途中，经过渝州，一个官员的儿子慕名前来拜见。这个年轻人随身带来了自己的习作，毕恭毕敬地请柳大人指教。柳大人认真读过以后，连声叫好，并希望该青年再接再厉，随时把作品拿来共勉，该青年高高兴兴地回去了。柳大夫的儿子恰好也在旁边，他悄悄问父亲：“那孩子写的东西简直是不堪入目，你怎么还表扬他呢？”柳大夫说：“这几年巴蜀一带多变故，土豪崛起，官不像官，民不像民。这个青年出身贵族，却专心写作，有心向善，实在不容易。只要循循诱之，让他坚持下去，这个世界上就会多一个正经人，少一个草贼。”儿子这才恍然大悟。

这世界上，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为了独善其身，喜欢猛烈攻击别人的不是，通过别人的不是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正确。这样的人，比无所事事的人更可怕。所以说，选择独善，一定要先学会与人为善。

与人为善是多方面的，真正的与人为善不仅仅是对人友好和善意的态度，也不是为了博得别人对自己的良好印象或获取别人的回报，而是从心里真实地流露，为自己缔造一个真实的内心世界，为他人创造一个和谐宽容的空间，打造一个融洽丰富的人际环境。所谓“授人玫瑰，手有余香”，几乎所有善都是相互的，所有恶也都是相互的。

在曾国藩看来，唯天下之至诚，可以破天下之至巧。《菜根谭》中也说：“抱朴守拙，涉世之道。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事深，机械亦深。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鲁；与其曲谨，不若疏狂”。这就是说：一个刚踏入社会的人阅历虽然短浅，但所受世俗的不良影响也较少；一个饱经世故的人固然阅历深广，但其阴谋诡计等恶习也随之增加。所以一个正人君子，与其圆滑世故，不如诚实淳朴；与其谨慎小心，不如无拘无束，豁达大度。

譬如说，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曾国藩为人朴实诚恳，而左宗棠恃才傲物，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第一次出兵，在靖港失败，投水自尽没有成功，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来到船上探望曾国藩，看见他如此颓废，不但不安慰他，反而责备他说国势并没有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你求死则是不义之举。曾国藩心里十分愤怒，但他还是忍住没有说一句话。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得知家中母亲去世。从江西瑞州营中归乡奔丧，左宗棠则指责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实在是太不应该。加上湖南那些官员都随声附和，让曾国藩十分失望。尽管如此，第二年，曾国藩路过长沙的时候，仍然去左宗棠那里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请求左宗棠篆书，表表谦虚之意。

咸丰十年，左宗棠因为接济军饷有功，曾国藩在皇上面前保举了他。但因为左宗棠的性情刚直，不久就因樊燮事件而几乎要传至武昌对簿。咸丰帝甚至密令：“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后经骆秉章、胡林翼、肃顺等人进言，才草草了结。这时候左宗棠为了避锋芒，就来到了曾国藩的驻地，而曾国藩也早就耳闻他现在的处境，于是热情款待了他，与他促膝交谈。后来，又上奏说：“左宗棠刚强英明吃苦耐劳，知晓军机。现在正需人才之际，或饬令他办理湖南团防，或选拔做藩司臬司等官，让他管理地方，使能安心任事，定能感激涕零，报效朝廷，有益于时局。”此后三年中，曾国藩四次奏保左宗棠，使他从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人，一跃而成为封疆大吏。

这些都体现了曾国藩的真诚对人和宽大的心胸。也正是因为他这种高尚的品格才使他一生多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像曾国藩一样诚实正直的人，在古代也有许多。如春秋时期，有个名叫董狐的晋国史官，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因为晋灵公十分昏庸残暴，他搜刮民财，乱收赋税，让大臣赵盾十分不满。几次劝诫，晋灵公都不听，还派人暗杀赵盾。幸亏赵盾武艺高强，才勉强逃了出来。从此，赵盾被迫逃亡到国外。后来，赵盾的一个亲戚找了个机会杀死了晋灵公，为赵盾报了仇，并且立了新的国君，重新把在国外避难的赵盾接了回来，官复原职。

根据古代的观点，君主再昏庸也是不能杀的，臣下杀君主更是不忠不义的表现。所以对于以前的这段历史，谁也不想承担杀君的罪名。于是赵盾就想看一看，董狐究竟是如何记录这件事的。一天，赵盾把董狐叫来，看了有关于自己的史书记载，十分生气，责怪董狐不该把杀晋灵公的事件怪罪在自己头上，便让他修改。

而董狐严肃地说：“作为一个史官，我的职责就是真实地记录历史。而史书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诚实，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是对后人的欺骗。你让我为了个人私利去改写史书，这是我做不到的。丢个脑袋，是件小事，但丢掉了作为一个史官应有的节操，就是大事了。”听了董狐的一番话，赵盾被打动了。他没再说什么，并且以后也不曾为难过董狐。董狐这种不畏强权，坚持诚实的职业精神，一直被后代的史官当做楷模。

如今，社会上的人大多步入了社交的误区。将圆滑世故称为“成熟”，将谨慎小心称为“稳重”。与人拉关系，玩心理战术，满脸笑容，刻意奉承，对别人的错误视若无睹，不直言相谏，做所谓的老好人，故作深沉，小心谨慎……这跟古人的正人君子的概念是有所区别的。古人认为一个君子，就应该诚实淳朴，胸怀坦荡，敢于谏言，豁达大度。

致沅、季弟：愿以劳谦廉三字自惕

【原文】

沅、季弟左右：

帐篷即日赶办，大约五月可解六营，六月再解六营，使新勇略得却暑也。抬小枪之药，与大炮之药，此间并无分别，亦未制造两种药。以后定每月解药三万斤至弟处，当不致更有缺乏。王可升十四日回省，其老营十六可到。到即派往芜湖，免致南岸中段空虚。

雪琴与沅弟嫌隙已深，难遽期其水乳。沅弟所批雪信稿，有是处，亦有未当处。弟谓雪声色俱厉。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声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雪之厉，雪不自知；沅之声色，恐亦未始不厉，特不自知耳。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咎骆公、文、耆待我之薄，温甫则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又记十一年春，树堂深咎张沣山简傲不敬，余则谓树堂面色亦拒人于千里之外。观此二者，则沅弟面色之厉，得毋似余与树堂之不自觉乎？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禀明，径招三千人，此在他统领所断做不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顺手。而弟等每次来信，索取帐篷子药等件，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在兄处书函如此，则与别处书函更可知矣。沅弟之仆从随员颇有气焰，面色言语，与人酬接时，吾未及见，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对渠之词气，至今饮憾。以后宜于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谦字工夫也。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宣勤王事之处无多，更竭诚以图之，此劳字工夫也。

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诒之福自我一人享尽，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且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

湖州于初三日失守，可悯可敬。

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

【译文】

沅、季弟左右：

帐篷今天赶制，大约五月份可送去六个营的，六月份再送去六个营的，以使新营的兵勇可以稍微去暑。抬小枪的药，与大炮的药，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区别，这里也没制造两种药。今后定期每个月向弟弟那里送去三万斤药，应该不至于再缺乏了。王可升十四日回省城，他的老营十六日可以到达。到了以后马上派他去芜湖，以免使南岸中部空虚。

雪琴与沅弟的矛盾已经较深，难以在短期内融洽。沅弟批评雪琴的话，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妥的地方。弟弟说雪琴声色俱厉。眼睛能看见千里之外，却不能看见自己的眉睫，声音笑貌拒绝别人，往往是不能自见，不能自知。雪琴之厉，在于雪琴不自知；沅之声色，恐怕开始也不是不厉，只是不自知。曾记得在咸丰七年冬天，我责备骆公、文、耆对我刻薄，温甫则说：“兄的面色，常给人以难堪。”又记得咸丰十一年春天，树堂深深地责备张沣山骄傲不敬，我对树堂说他的面色也能拒人千里之外。观两件事，沅弟面色的严厉，是不是像我和树堂那样不自觉呢？

我们家眼下处在鼎盛时期，我身居将相之位，沅弟统领近两万人，季弟统领四五千人，近世以来像这样的人家能有几家？近半年来，沅弟七次拜受皇恩，近世以来像弟弟这样的人能有几个？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我们家也是月盈之时了。管子说：斗斛满了由人来减损它，人满由天减损他。我说天之减损是无形的，仍然借人的手来减损。霍氏盈满，魏相减损他，宣帝减损他；诸葛恪盈满，孙峻减损他，吴主减损他。等他人来减损，后悔已经晚了。我们家刚刚丰盈，不要等天来削弱自己，别人来削弱自己，我与各位弟弟应当设法先自己削弱自己。

自己削弱自己的方法是什么？也不外乎清、慎、勤三个字而已。我最近将清字改成了廉字，将慎字改成了谦字，勤字改为劳字，更加明白浅显，实在有可以下手之处。沅弟在去年取给银钱时没有很好斟酌，朋辈对你进行了讥讽菲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里。去年冬天买犁头嘴、栗子山，我也很不以为然。以后不应该再妄取分毫，不要寄钱回家，不要多赠亲族，这是在廉字上下功夫。谦字的内涵外人不可知，但谦字的外表之意应有四点：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请示，直接招了三千人，这是其他统领绝对做不到的，在弟弟那里还算能成事，也算顺手。但弟弟每次来信，索要帐篷弹药等物，经常有许多讥讽的话，不平之词，给你的兄长写信是这样，你给别人写的信更可知其用词不当了。沅弟的仆从随员很有气焰，面色言语方面与人接触时是什么样子，我没能看到，但申夫曾对我说过去年你的仆从对他说话的语气，使我至今感到遗憾。以后应在这四点上严加克服，这是在谦字上下功夫。每天临睡时，要默默地数一下本日有几件事操心，有几件事费力，这样就会知道你为国家办的事不多，而更要努力去做。这是在劳字上下功夫。

我因为名位太重，经常怕祖宗留下的福分被我一人享尽了，所以时常用劳、谦、廉三个字警戒自己，也希望两位贤弟用此三字自警，并且以此自责，约束自己。

湖州于初三那天失守了，可悯可敬。

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

【解读】

在儒家的思想中，“廉”是官吏的德行表现之一，也是强调的重要政治道德。儒家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中，廉是唯一的对官吏的道德要求。后来人们将“礼、义、廉、耻”视为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四大精神支柱。

对此，宋代名臣包拯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官吏只有廉洁奉公，才能作为民众的表率，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为国家民众服务；相反，若贪赃枉法，则不仅不能服务社会，反而会成为民众的盗贼。清代刘锡鸿说：“忠诚勇毅之才由廉耻出耳，廉则聪明不蔽以贪欲，而体事之心专；耻则位置不安于卑庸，而赴事之力奋。”明朝清官海瑞说：“公生明，廉生威。士不畏吾严而畏吾公，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廉。”

事实如此，廉是官吏德行的基础和根本。人民喜欢清廉的官员，如萧何、包拯、岳飞、寇准，等等；最恨贪官，如潘仁美、秦桧、魏忠贤、和珅等。皇帝也喜欢清廉的大臣，因为这样的臣子用着才放心。所以，为官者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做事，为国家做事，不谋取丝毫利益，公正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利，这样才能永远国泰民安。

曾国藩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官升二品，可谓飞黄腾达。但是他一生从不认为自己的地位显耀，杜绝升官发财的意识。

三十余岁就已官至二品，不可谓不显赫，但他却不以读书做官、升官发财为人生目的；相反，他发誓做官不为财。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不贪财、不失信、那么鬼服神钦，到处受人敬重。而身为一个官员，如果做到如此不贪财来示范下属，那么必然也会令下属所佩服和敬仰，这也是以此报答皇上的厚恩。

同时，曾国藩做官多年，对于官气的蔓延也有深刻认识：他认为一个人做官久了，如果不在修养上严格要求自己，那么必然会产生一种骄傲和奢靡的情绪。所以他一生常常反省自己，告诫自己一切都要以俭为原则，也以“俭”字教人，告诫家人在吃穿方面都要有所收敛，而生怕享受太过，将以折福。

尤其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官封一等侯爵，曾国荃官封一等伯爵。当时，满臣以倭仁为首，汉臣以曾国藩为首，可见他的权位之高。但是他依旧是以“廉洁”为做官原则，不贪钱，不爱财，勤俭朴实，实在令人钦佩。

中国古代，人们都崇尚“知行合一”的观念，这也是儒学中的经世之学。这里所强调的“行”就是实践的意思。《尚书》中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这是知易行难的观点。孔子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其意是说把力行看做君子的一个标志。告诫人们，看一个人的品质如何，就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

曾国藩则继承了这个传统重行的思想，他一生主张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行之，办事“宜就所当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这在他一生中各方面的成就上都有所体现。

曾国藩最不喜欢经常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而他之所以取得许多事情的成功，也正和他做事必须躬亲有关。

对于这一点，清朝的蔡冠洛说：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定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他回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从镇东南，他自己说如稍有怠慢安逸，则内心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于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的。躬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曾国藩说：风正与躁，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在曾国藩看来，理论和实践一定要结合起来，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检验理论，从而弥补理论中的不足之处，进而更好地用于实践。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过程。如果只知死读书，读死书，那就真成了“书呆子”。手无缚鸡之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现实，是无法在社会中生存的。

为官从政更是如此，如果不知行合一，只知瞎指挥，不切实际，通常就会劳民伤财，事倍而功半。凡事只有亲自实践方知艰辛。他说：“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这里，曾国藩所强调的意思是时常锻炼的重要，常用则灵活不受窒碍，不用就容易荒废懈怠。这正如宋代朱熹的《观书有感》诗所写：“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因为有上游活水源源不断地注入，一方池塘才能流动灵活，不至于成为一汪死水。

同样，人也一样，心灵也需要不断输入新的知识信息，才不至于死板而不知变通。常常思考运作，心思才能细腻周到。反之，即使再聪明的人，终究也会被掩盖他的天才成分。

北宋著名文学家王安石，写了一篇文章叫《伤仲永》，文章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金溪县有个孩子叫方仲永，家里祖祖辈辈以耕田为生。仲永长到五岁时，忽然有一天哭闹着要笔墨纸砚，父亲感到惊奇，就向邻居家借来给他。仲永当即提笔写了四句诗，并署上自己的名字，那四句诗是以奉养父母、团结族人为内容的。此诗传给全乡秀才观看，都说好诗。自此以后，人们出题目叫他作诗，他马上就能写出来，诗的文采和情理都有值得一看的地方。县里的人也感到惊奇，有人宴请他的父亲，也有人出钱叫仲永作诗。仲永的父亲感到这里边有利可图，便每天领着儿子到处拜见县里的人，却不让儿子再去学习。

王安石听说这事已经很久了。一次，他在舅舅家见到了方仲永。那时方仲永已是十二三岁的人了，叫他作诗，才发现并非自己所听到的那样。又过了七年，王安石再次来到舅舅家里，问起仲永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他的才能已经没有了，跟普通人完全一样了。”

由此看来，人如果不时常锻炼，必定会停滞不前。天赋的聪慧是有的，但天赋的聪慧并不等于才能。事物是在发展变化的，有天赋的人放弃学习和后天教育，则天赋消失。无天赋的人，只要儿时努力刻苦攻读，注重后天教育，照样可以成才。

仲永的天赋是这样的优越尚且会成为一个平平常常的人，那么，现今那些天赋并不聪明、本来就很平常的人，如果不让自己身心愈加磨炼变得强健和硬朗，那么岂不更落后于人了吗？

此外，曾国藩还创“五到”之说，内容如下：所谓“身到”是指比如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首先要能将情势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事、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

总之，曾国藩一生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能在官场中以廉洁自称，都是因为他坚持以“劳、谦、廉”三字作为行为准则而赢得的。时至今日，我们也应以此为榜样做一个勤劳、谦虚、廉洁的人，这样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日后定能成为曾国藩这样的人物。

致泽儿：初移富圫不可轻慢近邻

【原文】

字谕纪泽儿：

十一月二十二日接尔十月二十七在长沙发禀，二十三日接十一月初二在湘潭发禀，二十六日接十一日在富圫发禀。得悉平安回家，小大清吉，至为欣慰。

此间军事，任、赖由固始窜至鄂境，郭子美二十三日在德安获胜。该逆不得逞志于鄂，势必仍回河南。张逆入秦，已奏派春霆援秦，本月当可起程。唯该逆有至汉中过年、明春入蜀之说，不知鲍军追赶得及否？

本日折差回营，十三日又有满御史参劾，奉有明发谕旨，兹抄回一阅。十月二十六日寄信令尔来营随侍进京，厥后又有三信止尔勿来，计尔到家后不过数日即接来营之手谕。余拟再具数疏婉辞，必期尽开各缺而后已。将来再奉入觐之旨，亦未可知。

尔在家料理家政，不复召尔来营随侍矣。李申夫之母尝有二语云“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初移富圫，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建四爷如不在我家，或另请一人款待宾客亦可。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也。尔信于郭家及长沙事太略，下次详述一二。此谕。

涤生手示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澄叔处将此信送阅。

正封缄间，接奉二十三日寄谕，令余仍回江督之任。余病不能多阅文牍，决计具疏固辞。兹将谕旨抄回一阅。

陈季牧遽尔沦谢。此间于初一日派李翥汉至长沙陈宅吊唁，幛一悬、银二百两。此外尚有数处送情，再有信寄家也。

又行二十八夜

【译文】

字谕纪泽儿：

十一月二十二日接到你十月二十七日在长沙发来的禀帖，二十三日接到你十一月初二在湘潭发出的禀帖，二十六日接到十一日在富圫发出的禀帖。得知平安到家，小孩大人都平安，我心中十分高兴。

这期间的军事情况，任、赖由固始逃到湖北，郭子美二十三日在德安取胜。任柱、捻军这一部在湖北不得志，势必还要折回河南。张宗禹进入陕西，我已奏明派鲍春霆部援助陕西，本月之内应该可以动身。只是这一路捻军有到汉中去过年、明年春天进四川的消息，不知道鲍军能追得上吗？

今日送奏折的差人回到大营，得知十三日又有满御史参劾一本，接到明发谕旨，现抄回一看。十月二十六日写信去让你来大营随侍与我进京，其后又有三封信制止你不要到大营来，估计你到富圫家中不过几天就能接到让你来营的手谕。我准备陆续再写几道奏疏，一定要完全辞去各项职衔才算完。将来或许会接到再让我入京觐见的谕旨，这也是不可预知的事。

你在家中料理家政，就不再召你前来大营陪我了。李申夫的母亲曾有两句话：“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这是告诫富贵人家不能敬奉疏远的亲属而慢待周边邻居。我家刚搬到富圫，不能随意慢待了邻居，酒饭上要松，礼貌上要恭，建四爷如果不在我家，或者另外请一个人来款待宾客也可以。除了不管闲事，不帮人打官司以外，只要有能够与人方便的机会，也不要吝惜。你的信中对郭家婚事和长沙的事太简略，下次来信详细描述一二。此谕。

涤生手示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将这封信送给澄叔看。

正要封上信封的时候，接到二十三日谕旨，命令我还回任两江总督。我以患病不能多看文书为由，决心上疏坚决推辞。现将谕旨抄回一看。

陈季牧竟然去世，这期间我会于初一日派李翥汉去长沙陈宅吊唁，送去挽幛一件，白银二百两。此外还有几家人家要送人情去，另有信寄家。

又行二十八夜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得知“小孩大人都平安，极为欣慰”的同时，还不忘叮嘱家人：“我家初移富圫，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与人相处之道。

人与人相处，谁都不愿意吃亏，因为吃亏和愚蠢、笨拙常常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大家都想占便宜，那么只能是双输，所以真正聪明的人懂得吃亏是福的道理，你吃些亏，别人就愿意和你交往，如果很多人都这样想，那么你实际上是获得更多的人气、更多的合作机会，那么也就获得更高的收益，当然吃亏就变成福气了。

古人云：用争夺的方法，你永远得不到满足；但用让步的办法，你可以比期盼得到的更多。换言之：选择吃亏也是一种福！

明代杨继盛曾经在临终前给儿子的遗嘱中写道：“宁让人，勿使人让；吾宁容人，勿使人容；吾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是即时丢过。”这既是箴言，也是苦药，更是一个临终老人对人生的彻悟，蕴涵着多么丰富的人生意义。

对此，曾国藩也深有感触，自为官以来，在他看来那些施恩于他的人都是另有所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不过都是钓饵。将来万一他做了总督或者学政，不理他们吧，失之刻薄，理会他们吧，即使施一报十，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所以，曾国藩在京城八年，从来不肯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不肯占人半分便宜。

古今中外，那些见利益就贪，见功名就争，一辈子不吃亏的人，他们抱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陈旧观念，拥有更多的财富，可谓风风光光，扬眉吐气，但到头来，不是被世人轻蔑，就是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由此可见，曾国藩是个精明人，他知道占别人便宜所带来的后果，所以他告诫子弟万不可占别人便宜。他也正是依据这种“不占人半点便宜”的处世哲学，做到无欲则刚，处处拒绝利的诱惑，而终成一代名臣。

因此，在职场、官场、人际交往中，特别是当残酷的现实需要我们作出舍弃与牺牲时，如果我们能够坦然处之，能舍弃与牺牲某些利益，学会“糊涂”，不去计较这些，失去的大多只是物质的和暂时的，而得到的却是精神的和永久的。并且，适当吃些亏有助于我们塑造良好的自我形象，博得别人的认同、好感以及友谊，从而在生活中来去自如，逍遥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