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致纪泽、纪鸿儿:谨遵八本、三致祥

曾国藩家书 作者:(清)曾国藩 著,李问渠 编


第三辑 治家篇——治家教子,长久之计

曾国藩在“治家教子”方面被公认为中华第一能人。他一直保持了祖父起床早的习惯,不准家人睡懒觉。并以身垂范,每天黎明即起,要求儿女“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为培养家人勤劳的作风,他要求曾家男子每天除了读书、写字、写文章外,还必须参加一些诸如打扫卫生、喂鱼、养猪、种菜之类的体力劳动。

致纪泽、纪鸿儿:谨遵八本、三致祥

【原文】

字谕纪泽、纪鸿儿:

接二月廿三日信,知家中五宅平安,甚慰甚慰。

余以初三日至休宁县,即闻景德镇失守之信。初四日写家书,托九叔处寄湘,即言此间局势危急,恐难支持,然犹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即是一条生路。

初五日进攻,强中、湘前等营在西门挫败一次。十二日再行进攻,未能诱贼出仗。是夜二更,贼匪偷营劫村,强中、湘前等营大溃。凡去廿二营,其挫败者八营(强中三营、老湘三营、湘前一、震字一),其幸而完全无恙者十四营(老湘六、霆三、礼二、亲兵一、峰二),与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贼偷湖口水营情形相仿。

此次未挫之营较多,以寻常兵事言之,此尚为小挫,不甚伤元气。目下值局势万紧之际,四面梗塞,接济已断,加此一挫,军心尤大震动。所盼望者,左军能破景德镇、乐平之贼,鲍军能从湖口迅速来援,事或略有转机,否则不堪设想矣。

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

唯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入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即前此屡有克捷,已为侥幸,出于非望矣。

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唯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

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译文】

字谕纪泽、纪鸿儿:

接到了二月二十三日寄来的信件,从信中得知家中五宅都平安无事,我十分欣慰。

初三我到达休宁县,就马上听说了景德镇失守的消息。初四我写了一封家信,并委托九叔寄回湖南。信中说这里的战况非常危急,恐怕难以维持长久,但依然主张进攻徽州,因为如果这个举动可以得手,就可以开辟一条生路。

于是在初五那天便开始进攻,强中、湘前等营在西门因出师不顺,遭遇到一次挫败。十二日再次进攻,却没能引诱敌军出城交战。当天晚上二更天时候,敌军却趁夜偷袭我军营地,强中、湘前等营损失惨重,一共失去了二十二个营,遭挫败的有八个营(强中三营,老湘三营,湘前一营,震字一营),其中有幸完好无损的只有十四个营(老湘六营,霆三营,礼二营,亲兵一营,峰二营),这次的战况与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夜敌人偷袭湖口水营的惨状非常相似。

这次没有受挫的部队较多,从总的情况来看,这只能算是一次小败,还不至于大伤元气。目前的战局,正是万分危急的时候,四面受敌,后备的供应也已经被切断,不幸又遭到这次的失败,难免军心动摇。这时我所盼望的是,左军能够尽快攻克景德镇、乐平之敌,鲍军能从湖口迅速赶来救援,只有这样,战况可能还有所转变,否则后果惨重将不堪设想。

我自从行军以来,一直胸怀临危受命的志向。丁、戊年在家患病的日子里,我经常担心自己会就这样死在家里,那么我的志向就会永远无法实现了,而失信于当今世上的人们。等到病痊愈后再次为官,更加坚定了我最开始的志向。如果这次因为作战而遭遇不测,我也没有什么可牵挂的。我自认为一生学识很贫乏,但竟然能够官升一品,而且现在已经活了五十多个年头,有了些许虚名,手中掌握着兵权,觉得万分惭愧,即使在此失去性命,也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

只有在古文和诗这两方面,我下了很大的工夫,苦苦研究探索,但都没有很好地利用它们,另外开辟道路,成就一生的作为。特别是在古文方面,我的确有自己独特的心得,如果承蒙先辈的指点和润泽,将我心中的心得展示出来,就会成为绝唱《广陵散》了。虽然早些年在练字上用功最少,但近年来也逐渐有所体会。如今这三方面都没有什么成就,心中一直不安。至于行军打仗,本来就不是我的专长,兵贵为奇而我太直率,兵贵为狡诈而我太坦白,这样的我又怎能对付得了那些强大而又奸诈的敌人呢?尽管以前也有过多次小的胜利,不过也是侥幸而已,那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

你们长大后立业的时候,万万不可以从军。从军不但难以建功立业,而且很容易造成罪孽,更容易留下败笔,给后代子孙留下评价的口实。我身在行军的队伍中已经很久,每天依旧是如坐针毡,幸亏还不算辜负平生所学,时刻没忘自己的爱民之心。近来阅历逐渐增多,深知指挥军队的辛苦。你们应当一心一意读书,不可以从军,也不需要做官。

我教育子弟离不开“八本”,“三致祥”。这八本是:读古书要以训诂为本,作诗文要以声调为本,养亲要以得欢心为本,养生要以少恼怒为本,立身要以不妄语为本,治家要以不晚起为本,居官要以不要钱为本,行军要以不扰民为本。三致祥是: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我父亲竹亭公教育人,则侧重于孝字。少壮时敬亲,暮年时爱亲,都是出于至诚的孝心,因此我撰写墓志,只是为了叙述一件事。我祖父星冈公教育人,则是八字,三不信。八个字是: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不信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不信医药。

身处乱世时期,银钱越少,就越利于免于灾祸;花费越省,越利于修身养福。你们兄弟侍奉母亲,除了“劳俭”二字外,没有其他的捷径。目前正处于军事危急的境地,生死难料,我只在这里以这两个字叮嘱一遍,另外就没有其他的遗训了,你们可以禀告叔叔和你们的母亲,千万不要忘记。

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阐述了自己教育子弟离不开“八本”“三致祥”的观点,教育自己的儿子要以这“八本”和“三致祥”作为自己修身治家的行为准则,这样才能让自己取得成就,家业兴旺。

曾国藩的“八本”以“读古书”为第一条,证明他对读书的重视。在他看来,许多做人的道理,都是从书中可以学到的。所以他将读书的方法归结为:应该先了解词义,即“训诂之学”。训诂学是清代的显学,在古代很多学者是通过训诂来了解古书的。

“八本”第二条:“作诗文”。在曾国藩看来声调铿锵才能让人百读不厌。至于学习调整声调的方法先要高声朗诵,再低声吟咏,时间久了,自然就有所领会。

“八本”第三条:“事亲”。其重点就是让父母高兴。从前曾参在侍奉父亲时,每天必须顿顿有酒有肉,父亲想把剩下的菜留给其他家人吃,就算没有多余的了,曾参也会说有,好让父亲安心享用。而曾元则不同,虽然每顿也少不了酒和肉,但只要父亲问他还有无剩菜时,他就会如实回答,这样父亲就不忍心多吃了。二者相比,曾参可谓是掌握了“得欢心”的“事亲”之本。

“八本”第四条:“养生”。养生重在以少怒为本,具有自然之心。

“八本”第五条:“立身”。做人做事应以诚信为本,人生虽然会遇到许多挫折,但是立身应以不妄语为本。

“八本”第六条:“居家不晏起”。“不晏起”是曾氏家族教训子弟的重要原则。这是要求每天要有早起的习惯,以防养成懒惰恶习。

“八本”第七条:“居官不要钱”。作为父母官应事事为百姓着想,为百姓做事,不贪图钱财,不拿老百姓一分钱。

“八本”第八条:“行军不扰民”。良好素质的军队,纪律严明,以保护百姓安全为主。

由此可知,这“八本”是曾国藩多年为官的深刻总结,他以此为做人做事原则,所以他无论为人还是处世都游刃有余,令人敬佩。

曾国藩“三致祥”的人生经验包括“孝顺”、“勤劳”、“敬恕”三个方面,这也是他治家的秘诀。

首先,孝顺致祥。“孝顺”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历来被人们重视,曾国藩认为“孝顺”是家庭祥和瑞气的象征,并把“孝顺”与“尽忠”联系在一起,认为自己为官尽忠,诸弟在家尽孝,可使曾家“孝顺”的家风转化为对国家的忠心,荫庇众民。

其次,勤劳致祥。同治五年七月,曾国藩在与纪泽书中说:“既知保养,却宜勤劳。家之兴衰,人之穷通,皆于勤惰卜之。”在曾国藩看来,通过家人的“勤劳”与否可以看出一家的兴衰,保持勤劳于每一件事上,便可成就事业,为家庭保福,为自己开创成功机会。

第三,敬恕致祥。曾国藩待人处世圆融,秉持“敬恕”二字。他在《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与纪泽书》中说:“做人的道理,古代圣贤千言万语也无外乎敬恕二字。”曾国藩将“敬恕”视为“能设身处地”,在待人处世上尽可达于“挈矩之道”。

由此可见,“孝”为家庭之祥瑞,“勤”为家兴之象征,“恕”为立德之基本。曾国藩认为此“三致祥”若能做到,便可使家道保有良好的风尚,家族也能维持长远悠久。

致澄弟:勤俭自勉以长保盛美

【原文】

澄弟左右:

前接弟信,知已由李家送葬归来,俱悉一切。

此间近状平安。沅弟之肝疾未平,湿毒更炽,克城封爵之后而郁抑之气并未稍减。余在金陵住二十余日,自六月二十五至七月初八九,沅弟心神不怡,初十日至二十日,察沅心怀似稍开豁,病亦日减。近与余相隔二十余日,情复郁结,疾亦略增。余定于初一日起程,再赴金陵,家眷亦于初间同去,并于二十一日具折,为沅弟告病开缺回籍调理。沅见归期已近,或可速痊。然起行总在十月,但能归家过年,不能赶十一月初三也。

纪鸿想已抵家,在署一年,已沾染贵公子气习否?吾家子侄,人人需以勤俭二字自勉,庶几长保盛美。观《汉书·霍光传》,而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观金日、张安世二传,解示后辈可也。即问近好。

同治三年八月廿四日

【译文】

澄弟左右:

前日接到弟弟的来信,得知弟弟已经从李家送葬回来,一切情况已经从信中知道。

这里的近况平安。沅弟的肝病仍没有痊愈,湿毒又日渐严重了。攻克金陵城封爵之后,九弟的抑郁之气并没有稍微减少。我在金陵住了二十多日,自六月二十五至七月初八、初九,沅弟一直心神不宁,显然并不开心。初十到二十日,我才察觉沅弟的心情似乎稍稍开朗一些,病情也逐渐减轻了一些。只是近来他与我相隔二十多天没有相见,他的情绪又重新忧郁,病情也开始稍微加重。我定于初一日起程,之后前去金陵,家眷也在月初一起去,并于二十一日呈递了奏折,向朝廷请示为沅弟告病开缺,回到原籍调理。沅弟如果知道归期将近,或许可能迅速痊愈。不过起程最早也只能在十月,只能赶得上回家过年,不能在十一月初三之前到达了。

纪鸿想必已经回到了家,在官署一年,他是否已经沾染上贵公子的习气了呢?我家子侄,人人都必须以“勤俭”二字勉励自己,或许可以长保家门盛美。看《汉书·霍光传》,就会知道有些名门望族迅速败落的原因。再看金日、张安世两人的传记,并对后辈讲解,让他们可以警醒。顺便问候近来可好。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解读】

勤俭节约,历来是被人们公认的一种好习惯。它不仅是对待人生的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美德。勤俭更是成大事的基础,建立功业的根本。所谓“家人皆节俭,则一家齐;国人皆节俭,则一国安”。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老人去世了,唯一留给两个儿子的只有一块写着“勤俭”的匾,两兄弟在分家的时候,便将匾从中锯开,哥哥要了“勤”,弟弟则要了“俭”。此后,哥哥每天都辛勤耕作,但是却不知道节俭,最终是一贫如洗,两手空空;弟弟则是每天省吃俭用,但却从来不知道去辛勤耕作,结果是坐吃山空。当弟弟得知哥哥也是如此窘迫的时候,便仔细思考,最后想出主意,将哥哥的那块匾与自己的合在一起,于是他找到哥哥,同哥哥说了自己的想法,哥哥听后也很是认同,两人便按着匾上的两字去做,勤俭持家,最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由此可见,勤俭节约是一种修身、安家、立业的美德。

曾国藩就出生在一个勤俭的家庭。而勤俭持家就是他提倡的持家之道。在他看来,如果人人以“勤俭”二字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那么家门就会长保旺盛。

曾国藩考中进士后,入选为翰林院的庶吉士,而这个庶吉士是个没有实权的闲职,俸禄很低。刚开始的时候,他生活得十分艰苦,每月的薪水根本无法满足自己日常的开销。他还要寄钱给家里孝敬父母,接济兄弟,还要应酬官场。由此,让他意识到,如今的情形无法改变,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渡过难关,于是他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

生活中,曾国藩日常的饮食常以一荤为主,如果家中不来客人,他是绝对不会独自增加一荤。因此人们都称他为“一品宰相”;在穿衣上,曾国藩即使做了总督,他也不买绸缎衣服,彰显自己的身份,而是规定依旧由老太太和夫人去制作。而且还规定晚上,老太太、夫人、女儿都要织麻纺纱;在居住上,曾国藩做了总督,弟弟做了巡抚,来访客人、子孙也逐渐增多,原来的屋子自然就显得有些小,于是九弟便新建了一间屋子,并花费了三千银两。曾国藩知道后非常不高兴,便写信斥责九弟说:“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我这一生发誓不居住新屋子。”因此,他一生都没有踏入新屋一步,而在两江总督任所居住一生。

曾国藩从小劳苦,所以能够勤俭治家,这是人之常理,但是当他做了官依然不改勤俭的初衷,这种毅力和见识实在是令人佩服。

在古代家训中,这种勤俭的美德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朱用纯的《尚节俭》便是其中之一。

在这篇《尚节俭》中,朱氏并没有以物质利益向家人展示勉励勤俭有益于发家致富的各种好处,而是首先从品行操守的角度阐述不勤俭的危害性:不勤俭必败,收入也必然很少;不节俭,浪费也必然很多。收入减少支出增多,就必然导致财产家用的匮乏。从而很容易走上“苟取”的歧路,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别人的财物。不管是偷窃还是敲诈骗取,都会有损祖宗的名誉,使自己品德沦丧。此外,还会使家庭的成员沾惹贪馋懒惰的习惯,这样长久下去,家业必然衰败。

因此,我们一定要杜绝这种坏习惯的产生,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作到勤俭呢?朱氏为我们指明了勤俭的基本方法和原则。

首先,勤要心勤,也就是勤快做事要预先筹划,所谓“预则立,不预则废”;第二要身勤,早起晚睡,每天都按规律做事,正如谚语所说:早起三光、迟起三慌,这便道出了早起晚起的好坏。第三,要作到耐烦,也就是要考虑周全,计划详细,不能怕麻烦;身勤要不怕吃苦,即要勤于劳作,不能懒惰。

如今,我们多数人都生活富裕,因此浪费点并不算什么,而现实并非如此。要知道,浪费是可耻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时刻谨记勤俭,把《尚节俭》作为生活的准则。

致三弟:勉在孝悌上用功

【原文】

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左右:

五月底连接三月一日、四月十八两次所发家信。四弟之信,具见真性情,有困心横虑、郁积思通之象。此事断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愈欲速则愈锢蔽矣。来书往往词不达意,我能深谅其苦。

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污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若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不知贤弟肯听此语否?

科名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今吾已得之矣,即使诸弟不得,亦可以承欢,可以养亲,何必兄弟尽得哉?贤弟若细思此理,但于孝悌上用功,不于诗文上用功,则诗文不期进而自进矣。

凡作字总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笔笔无势,是以局促不能远纵。去年曾与九弟说及,想近来已忘之矣。九弟欲看余白折。余所写折子甚少,故不付。大铜尺已经寻得。付笔回南,目前实无妙便,俟秋间定当付还。

去年所寄牧云信未寄去,但其信前半劝牧云用功,后半劝凌云莫看地仙,实有道理。九弟可将其信抄一遍仍交与他,但将纺棉花一段删去可也。地仙为人主葬,害人一家,丧良心不少,未有不家败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云也。至于纺棉花之说,如直隶之三河县、灵寿县,无论贫富男女,人人纺布为生,如我境之耕田为生也。江南之妇人耕田,犹三河之男人纺布也。湖南如浏阳之夏布、祁阳之葛布、宜昌之棉布,皆无论贫富男妇,人人依以为业。此并不足为骇异也。第风俗难以遽变,必至骇人听闻,不如删去一段为妙。书不尽言。兄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译文】

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左右:

五月底连续接到三月一日、四月十八日家中所来的两封家信。四弟的信,字里行间漫溢着真情实意,可能是心中苦闷忧虑过于严重,想尽快拥有一个明朗的前途吧。只是这样的事绝对不可以求速效,求速效一定会揠苗助长,百害而无一利。只要日积月累,好比愚公移山,最终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时候;而急于求成就会永无出头之日。你的来信中有多处词不达意,我能深深体谅你心中的苦处。

如今人对“学”字的理解都有些偏见。如果仔细阅读“贤贤易色”一章,就会知道绝大部分学问都体现在家庭日常生活中。能够在“孝悌”两字上尽一分力便是一分学问,尽十分力便是十分学问。现在的人读书都是为了科举功名,对于孝悌伦理纲纪这些大道理,好像觉得与读书做学问没有任何联系。殊不知古书的记载,做文章时圣贤所说的,无非都是要阐明这个道理。如果事事都能符合孝悌,即使笔下说不出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事事违背孝悌,并且有愧于伦理纲纪这些大道理,即使文章写得再优秀,也只能算是个名教中的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诗文并没有长进,为何不每天在“孝悌”两字上下功夫?如果按《礼记》中《曲礼》、《内则》章所说的句句照做,一定会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时刻安心快乐,随时顺心;对下面的兄弟妻儿都和蔼有恩,井然有序,这才是真正的大学问。像诗文不好这等小事,不必斤斤计较;即使写得再怎么好,也不值一文,不知贤弟是否愿意听我这么说吗?

科举功名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取得后可以让长辈高兴,可以侍奉双亲。如今我已经取得了功名,即使各位兄弟取不到功名,也可以使长辈满足,可以侍奉双亲,又何必大家都要争取功名呢?贤弟如果仔细想一下这个道理,但凡在孝悌上用功,不需要在诗文上多费功夫,那么在诗文方面的长进自然会出乎你意料的。

每次写字的时候,一定要有笔势,务必做到一笔下去可走千里。三弟的字,每笔都没有气势,是因为太拘束不能放开的原因。去年曾经和九弟谈到这个问题,想必近日已经淡忘了吧。九弟在来信中说想看我写的白折,只是最近我所写的折子很少,暂时就不寄回。大铜尺现已找到。至于寄笔的事情,目前实在没有适合的机会,等到秋天一定寄回。

去年写给牧云的信还没有寄出,信中的前半部分是对牧云进行劝说勉励,后半部分是劝凌云不要看地仙,这其中是有道理的。九弟可将这封信重新抄一遍,依然交给他,不过要将纺棉花这一段删去。地仙为人主持丧葬的事情,伤害了人的一家,丧了不少良心,导致家破人亡的更是很多,为此一定要尽力劝阻凌云。至于纺棉花这件事情,像直隶的三河县、灵寿县,不管男女老少,富贵贫穷,人人都靠纺布为生,就像我们家乡人人以耕田为生一样。江南妇人种地,就像三河男人纺布一样,湖南如浏阳的夏布、祁阳的葛布、宜昌的棉布,也都是不管贫富男女,人人都以此为业,不值得为之奇怪。各地的风俗很难一时有所改变,肯定有的是骇人听闻,不如删去这一段为好。信中不能详细言谈,以后再详说。兄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解读】

孝顺父母和尊敬兄长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孝”。在他看来“孝”是人间各种伦理关系中的第一伦理,孝所反映的父母与儿女的感情是人世间种种亲情中的第一亲情,而且他要求人们做到“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还在《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以至后来的孟子也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可见儒家对于“孝悌”是多么重视。

所谓“孝”,就是指赡养父母,而孝的本质就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和孝顺。这在儒家也是将孝作为各种道德规范的根本,贯穿于人的行为始终,从侍奉顺从父母,到治国安邦,从君主到平民都离不开孝道。“悌”主要指尊敬兄长,弟兄相亲。《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

对此,孔子还将孝概括为六点内容:第一,赡养父母。《论语·为政》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第二,敬重双亲。《论语·为政》说:“……至于犬马,皆有能养,不敬,何以别乎?”第三,以爱心愉悦老人。《礼记·内则》说:“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第四,规劝父母错误言行。《礼记·坊记》说:“从命不忿,微谏不倦。”第五,不做有损父母声誉道义的事。《论语·为政》说:“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第六,不做有损父母所给予的躯体健康的事。《孟子·离娄下》说“不顾父母之养……好勇斗狠……不孝也”等。

《礼记》说:“凡为人之子,冬温而夏清,昏定晨省。”说的是儿子对父母之礼,冬天设法使父母暖和,夏天设法使父母清凉,晚上为父母整理床铺,早上向父母问安。让父母冬暖夏凉,一般人都容易做到。但有的人却连这么简单的事情也做不到,他们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做到,而是没有想到,那不就是没有孝心吗?

《尚书》云:“奉先思孝。”就是说,侍奉先祖首先要想到尽孝,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如果想都没有想到,那又怎么谈得上做到呢?所以心中无论装有多少事、多大的事,总有一块地方应是留给父母的,这就是做子女的本分。如果连这点本分都没有,那就不能称为人子了。

《孝经》云:“孝,德之本也,教之所以由生也。”意思是说,孝是德行的根本,教化就从这里开始。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家庭的安宁、社会的稳定的向往,是百业兴盛的基础和柱石;它还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建立和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追求。

古代圣贤都是以孝悌作为修身治家的准则。而且在古代关于孝的故事也有很多。如舜孝感动天,遣神象助舜耕地,遣神鸟助舜除草。有帝尧最后把他的帝位禅让给舜的故事;有晋王祥严冬为母卧冰求鲤,鲤鱼跃出河面的故事;还有三国孟宗为母治病在大冷天扶竹哭笋,笋破土而出的故事等,这些都宣扬了“孝治天下”的观念。

曾国藩一生以孝悌为先,在家庭内部以身作则。他曾说,做到了孝顺和友爱会立即得到回报。他对长辈非常孝顺,不仅带头事亲至孝、以身垂范,还反复告诫家人说,如今人们都把“学”字理解错了,如果细读“贤贤易色”这一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学问存在于家庭日常生活之中。

曾国藩的远祖曾参啮指痛心,以孝著称。曾参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的著作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中国传统的“孝文化”认为,对长辈的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对父母能孝的人,才能对君主忠,才能对兄弟悌,才能对朋友信,才能对子女爱,等等。这不但是历史的积淀,而且还是现实的需要。我们从生活的常情考虑,一个人如果对他的父母都不好,还能对别人好吗?还能成就大事吗?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也是一个很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他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子女通晓孝敬祖先的道理,非常注重处理好亲族邻里的关系。曾国藩的祖母则是一个很懂得传统孝道的妇女,专心致力于相夫教子,不与妯娌争利。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因为资质不高,屡屡受到曾玉屏的责骂。对此,曾麟书的态度仍然是“毕敬毕孝”,没有任何埋怨之意。后来,曾玉屏病重,曾麟书又朝夕服侍,毫无怨言。正是在这种家风渊源的基础上,造就了曾国藩这样一个封建时代标准的忠臣孝子。

曾国藩饱读经史,受儒家传统文化熏染颇深,三纲五常在他的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也非常重视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强调以孝悌为本,把“孝友传家”作为自己家族的优良传统,也就是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希望通过这些准则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家族的团结和睦,从而使家族长盛不衰、香火永传。

在旧时代的道德观念下,晚辈绝对恭敬和顺从长辈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也是一个家庭和睦的最主要象征之一。曾国藩把一个家族的兴旺吉祥,和“孝顺”紧密地联系起来。今天,由于计划生育的缘故,小孩成了家庭的“小皇帝”、“小公主”,“孝顺”二字在他们的概念里被淡忘了,许多子女全然不听从父母或长辈的话,该顺从的也不顺从。湖南卫视的《洞穴之光》节目,以人影响人,试图唤醒人们的“孝顺”之心,以改变这种局面。可见,曾国藩把家族的兴旺吉祥和“孝顺”紧密联系的观念是完全正确的。

儒家的所有主张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比如“仁”,首先是指在血缘基础上的亲人间的关爱,并将这种血缘关系扩大化,关爱他人,由己推人。早在三代之时,儒学的先行者就提出崇拜祖先的主张,从而重祭礼、孝敬。曾国藩号称“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自然也以孝敬父母作为自己的首要义务。但他年少就外出游学,之后经过科举考取了功名赴京师任官,故而一直不能侍奉双亲。曾国藩的孝道,主要表现在他的日记和家书里,他居家时日颇短,但其一颗拳拳孝子心却昭然可表。

曾国藩但凡给父母的家书总有一个格式,开头总是“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膝下”或“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万福金安”,结尾则多用“男谨禀”或“男谨呈”等。虽然这是一种格式用语,但也足见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孝之殷切,至孝至诚了。当自己身在他方时,总是不时地向父亲禀呈自己的现状,以缓解父母对自己的挂念。嘱托兄弟、子侄多多来信呈报父母的身体状况,也是他孝顺的突出表现。曾国藩关切父母、孝顺双亲的家书很多,如他在家书中说: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剧。父率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须臾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

母亲齿痛,不知比以前略松否?现服何药?下次望季弟寄方来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沉重,望将药方病症书明寄京。刘东屏医道甚精,然高云亭犹嫌其过于胆大,不知近日精进何如?务宜慎之又慎。

有时候,曾国藩要做一件事,父母不同意或想不开,他便去信开导,实在开导不成,事情便暂时放下。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时常在家书中劝导子弟要孝敬父母。如:凡是子女孝顺父母,一定是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戚都依赖他,远近之人都佩服他,父母也因此而更爱他,这就是大孝。如果做人没有档次,办事毫无道理,为亲族所唾骂,远近之人都鄙弃他,从而给父母带来了羞辱,这样的人即使常常用美食侍奉父母,并常常探视父母,也称不上是孝。

父母为儿女辛苦、不计得失,子女该如何才能报答父母对自己的一番深情呢?曾国藩秉承家训,虽不能侍奉双亲膝下,但能立德、立功、立言,有所作为,也算没有辜负父母的一片期望之情。

曾国藩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是家中的长子长孙,或者是为官最高,权势最重的人而骄傲自满,责骂他人。他同父母亲族、兄弟姐妹相处得都十分融洽,处处以宽厚行事,以身作则,使得曾家跳出了“富不过三代”的怪圈,成为了百年不衰的大家族。而且在他的影响下,曾国藩的家族中,有名望之人才二百四十余人,每一代都有杰出的人物出现,而没出现过一个纨绔子弟。他的长子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承命出仕,努力刻苦学习英语,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外交家。清代末年,他在与沙俄的谈判中,凭借坚强的斗志和精湛的谈判艺术,从沙俄手中夺回了伊犁城。此外,曾纪鸿是著名的数学家,还精通天文、地理,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并且计算出了第100位的圆周率。其孙辈曾广钧23岁即中进士。

可见,父母是一个人的源头和根基,不孝顺父母就相当于舍本逐末,截源断流。古语有云“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就是说品德高尚的人不只孝顺他自己的亲属长辈,不只教导他自己的子孙。而是大恩与人,大怀揽天,最能包容和爱民。不仅孝顺自己的长辈同样孝顺别人的长辈,不仅抚养自己的后代也善待别人的后代。

观古抚今,多数人对孝顺的意识都模糊了,这是不应该的。试想一个人,如果都不对含辛茹苦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父母去孝顺敬爱,又如何去爱别人,爱自己的国家呢?所以说孝悌不仅仅是个人修养的问题,更是在社会中立身不败的重要因素。

禀父母:夫家和则福自生

【原文】

男国藩跪禀:

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正月八日恭庆祖父母双寿,男去腊做寿屏二架,今年同乡送寿对者五人,拜寿来客四十人。早面四席,晚酒三席。未吃晚酒者,于十七日、廿日补请二席。又请人画“椿萱重荫图”,观者无不叹羡。

男身体如常,新年应酬太繁,几至日不暇给。媳妇及孙儿女俱平安。正月十五,接到四弟、六弟信。四弟欲偕季弟从汪觉庵师游,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读书。男思大人家事日烦,必不能常在家塾照管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断不可一日无师,讲书改诗文,断不可一课耽搁。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四弟、季弟从觉庵师。其束脩银,男于八月付回,两弟自必加倍发奋矣。

六弟实不羁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心志。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既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许肄业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廿两,至金竺虔家。

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人察男之志,即此敬禀叔父大人,恕不另具。六弟将来必为叔父克家之子,即为吾族光大门第,可喜也。谨述一二,余俟续禀。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译文】

儿子国藩跪着禀告:

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正月初八恭敬地庆贺祖父母的生日,我去年腊月做了两架寿屏给他们祝寿。今年,祖父母生日当天,有五位同乡送来寿对,有四十人来向两位老人拜寿。早上,我为他们做了四桌寿面,晚上,设了三桌酒席招待他们。没有来赴席的,我准备在十七日和二十日补请他们。另外,我还请人画了一幅“椿萱重荫图”,看到的人没有一个不交口称赞。

我的身体很健康,新年的应酬太多,每天都没有空闲的时候。媳妇和孙儿女都平安。

正月十五日,我收到了四弟和六弟的来信。信中得知四弟想要和季弟一起到汪觉庵先生家学习,六弟和九弟想要去省城读书。我想父亲的家务事越来越繁多,不可能每天在家塾管教他们,而且四弟的天分很一般,不能一天没有老师的教导,给他讲书、批改诗文,千万不能有一刻的耽误。所以我想请父亲答应他们的要求,立刻叫四弟、季弟拜觉庵为师。至于支付觉庵的酬金,儿子在八月汇款回来。两位弟弟自然会更加发奋学习了。

六弟确实天资聪颖,很有前途,但乡里条件差、见闻少,不可能对他有太多的启发,以促使他发奋上进。他现在年轻气盛,不能总受到打击,上次他没有考好,已经是个打击;随后他想到京城来,我又阻止了他,对他又是个打击;如果这次再不允许他到省城来读书,一定会大大挫伤他的锐气。希望父母大人答应儿子及他们的请求,叫六弟九弟到省城读书,他们的学费,儿子在二月间付给二十两到金竺虔家里。

一家人和和气气,幸福生活便会如期而至。如果一家中哥哥说话,弟弟都听,弟弟有什么要求,哥哥都会答应的,这样和气的家庭,没有不兴旺的;反之,这个家庭就一定会衰败。恳请父亲体谅儿子的这片心意,还请把我的意思转告给叔叔,我就不另外给他写信了。六弟将来一定是叔父家继承家事和祖业的人,也是使我们曾家兴旺发达的人,这实在是可喜可贺。谨向大人禀告,其余的容以后再禀告。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解读】

中国自古崇尚“和谐”的思想。像“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万事和为贵”等“和谐”思想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对此,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那么,什么是“和”呢?史伯在《国语·郑语》中说:“以他平他谓之和。”贾谊解释说:“刚柔得道谓之和。”而春秋时的晏婴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则认为“和”就是“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其中“济”是“增加”的意思;“泄”是减少的意思。不足之处要增加,过多之处要减少。而孔子在《论语·子路》中则进一步阐述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见,“和而不同”又成为人们处理一切事物都应该遵循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儒家又在《礼记·中庸》中提出“中和”的概念:“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相继,孟子又在《孟子·公孙丑下》中提出“人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他看来,只有推行仁政,才能得到人和。道家学派的老子也十分重视“和”。他在《老子·四十二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还认为,“和”是“道”的作用。道之所以能够生万物,是因为道蕴涵着阴阳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阴阳相互摇荡,相互作用,形成了宇宙的和谐与万物的和谐。“和”就是宇宙的本质,是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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