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第1卷·2） - 《遂初赋》用《左传》事典的学术史意义

《遂初赋》用《左传》事典的学术史意义

王思豪

内容提要：刘歆《左传》学观点，史料阙如。考其《遂初赋》因欲立《左传》于学官失败后、经历故晋之地有感而作，且《遂初赋》又密集征引《左传》事典、旧辞十一例之多，故《遂初赋》与刘歆《左传》学有深切之关联。对这些事典文献进行爬梳，勾陈刘歆“引传文以解经”的具体内涵，裨益于观觇西汉《左传》学故实。《左传》是“以事解经”、“以史传经”的典范，而《遂初赋》征引事典，引《春秋》经传语入赋，“征圣立言”传统由“赋诗言志”走向“以赋传经”，因经及史，因史及地，构筑起“赋—经—史—地”的书写“范式”。且所赋景观是“晋地”实存，人事出自《左传》史实，以“史事”寓“寄托”，以“事类”约“辞章”，从而形成了迥异于《大人赋》、《太玄赋》等“神游”、“仙游”的“人游”书写风貌，以“纪实”的风格将行旅赋的事类由“虚辞滥说”向“征实”的路径转变推进了一大步。

关键词:刘歆；《左传》；《遂初赋》；事典

刘歆是汉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由他直接开启了汉代的今、古文学之争。其经学首功在《左传》学，惜其学术观点史料阙如。《艺文类聚》卷二十七录有刘歆《遂初赋》赋句，前有《小序》云：“歆好《左氏春秋》，欲立于学官。时诸儒不听，歆乃移书太常，责让深切，为朝廷大臣所非。求出补吏，后徙五原太守。志意不得，经历故晋之城，感今思古，遂作斯赋。”《遂初赋》写于刘歆欲立《左传》于博士官失败后，则此赋的创制与《左传》是否有深密之关联？《文心雕龙·事类》篇云：“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鸟赋》，始用鶡冠之说……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刘勰认识到《遂初赋》与《左传》的关系，即《遂初赋》大量征引《左传》事典、旧辞，那么这些事典在《春秋》学史上有什么价值呢？《遂初赋》被尊为中国赋学史上的“纪行赋”发端典祖，其在赋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否与赋作大量引述《左传》事典、旧辞有关联？《遂初赋》在赋学史上究竟有什么“范式”意义？

一、“引传文以解经”献言

据统计，《遂初赋》用《左传》事典共11例，具体分布是文公二年（1次），成公元年（1次），襄公十四、二十六年（合1次），襄公十七、十八年（合1次），襄公二十一年（1次），襄公二十九年（1次），昭公三年（3次），昭公八年（1次），定公十三年（1次）。这些材料在刘歆《左传》学文献丧失殆尽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有助于观觇刘歆《左传》学的具体面貌；另一方面还涉及《春秋》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刘歆是否伪窜了《左传》？对《遂初赋》用《左传》事典进行爬梳，或可就此有所献言。

《汉书·刘歆传》载：“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刘歆《左传》学的特征是“引传文以解经”，“章句义理备焉”。在对这一特征的理解上，学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一是章太炎和刘师培的观点，章太炎指出“引传文解经，章句义理备”者，意即“传之凡例，始由子骏发挥，非谓自有所造”。刘师培也认为：“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谓引传例以通他条之经耳，故章句义理，由是而备。非旧传不系年月，欲依经文相别也。”一是刘逢禄与张西堂的观点，刘逢禄认为：“歆引《左氏》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始具，则今本《左氏》书法及比年依《经》饰《左》、缘《左》、增《左》,非歆所坿益之明证乎?”张西堂引崔适之说云：“‘《传》自解经，何待歆引；歆引以解，则非《传》文’，可见解《经》的《左氏春秋》从刘歆才有的，在《汉书》上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可以看出，对“引传文以解经”的不同理解，直接关乎学界对刘歆是否伪窜《左传》问题的看法。如何利用《遂初赋》用《左传》事典材料对“引传文以解经”进行具体勾陈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即刘歆《遂初赋》中用《左传》的事典，属于刘歆《左传》学的内容，与《左传》分属不同的范畴。通过刘歆《左传》学的内容，在《左传》与《春秋》经之间架起沟通融汇的媒介，以此来理解“引传文以解经”的具体内涵。先列《左传》文字：

襄公十七年：“卫石买、孙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晋。”

襄公十八年：“执孙蒯于纯留”。

成公元年：“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刘康公徼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

《遂初赋》赋文：

执孙蒯于屯留兮，救王师于余吾。

《春秋》经文字：

襄公十七年：无

襄公十八年：“晋人执卫行人石买。”

成公元年：“秋，王师败绩于贸戎。”

由赋文到《左传》再到《春秋》进行逆推理，赋文“执孙蒯于屯留兮”是《左传》中的“旧辞”，仅增加一“兮”字，《公羊传》、《榖梁传》不载此事，而《春秋》经中仅说“晋人执卫行人石买”事，不言“执孙蒯”事，为何？杜预集解谓：“孙蒯不书，父在位，蒯非卿。”《春秋》义例，在家庭关系层面倡导“亲亲”，在国家政治层面要求“尊尊”，《左传》直书“执孙蒯”有什么内涵呢？通过赋文言孙蒯在屯留被晋人俘获事，让世人知道晋国为了行霸业而不尊天道人伦。赋文“救王师于余吾”，据《左传》记载，“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但王季子刘康公对戎人心存侥幸，乘机偷袭，“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结果大败。《春秋》经仅书“王师败绩”，不言谁败之，《公羊传》谓：“孰败之？盖晋败之。或曰贸戎败之。然则曷为不言晋败之？王者无敌，莫敢当也。”《榖梁传》谓：“不言战，莫之敢敌也。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为亲者，讳败不讳敌。尊尊亲亲之义也。然则孰败之？晋也。”《公》、《榖》皆指出是晋人打败了王师。《公羊传》认为，经不直书“晋人败王师”，属“王者无敌”义例，《榖梁传》认为《春秋》经载某师败绩，一般书作“某师与某师战，某师败绩”，经不书“战”，意在王者独尊，无人为敌。更有意思的是赋文与《左传》将王师败的地点明确指向“余吾”，且赋文承接上句主语，指向主导者“晋国”，意也在对晋不尊周王室表达不满。赋文前句是晋不“亲亲”，后句是晋不“尊尊”，由章句解读进一步去揭示与印证《左传》义理，“转相发明”，再与《春秋》相比析，以经证传，以传证经，经、传互证，这就是“引传文以解经”的内涵之一。

其次，“引传文以解经”的另一个内涵是：刘歆创写赋文，而非自创传文。上揭赋文观点与《左传》一致，但明确一点的是刘歆的《左传》学与《左传》不是同一个概念，刘歆之学有时也有与《左传》不相一致的地方，章太炎即有所揭示。《春秋》经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传》谓：“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榖梁传》亦谓：“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盖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刘歆袭用《公羊》、《榖梁》之说,以为“诸言‘用’,皆不宜用,反于礼者也”。这一说法显然与《左传》不一致。孔颖达指出：“刘、贾以为诸言用,皆不宜用，反于礼者也。施之用郊,似若有义。至于用币,用鄫子,诸若此,此皆当须书‘用’,以别所用者也。若不言用,则事叙不明,所谓辞穷,非圣人故造此用以示义也。且诸过祀三望之类,奚独皆不书用邪？案《左氏传》,‘用币于社’，《传》曰‘得礼’。冉有用矛于齐师,孔子以为义,无不宜用之例也。丘明云：‘我师岂欺我战！”若据刘歆“用者不宜用”之例,则《左传》“用币于社”即含贬义,这与传文“得礼”也相违。章太炎指出刘歆“旁采《公羊》而与传例不合”,“若传例为子骏自造,何不并此数十条入之《传》文,顾留此以遗后人指摘乎？”据此，批驳刘逢禄等人言“刘歆伪窜《左氏》”观点不成立。

刘歆旁采《公羊》、《榖梁》而与《左传》义例不合的地方，在刘歆《遂初赋》中亦有一条，一直未被学界掘发。《遂初赋》云：“荀寅肆而颛恣兮，吉射叛而擅兵。憎人臣之若兹兮，责赵鞅于晋阳。”事典出自《左传·定公十三年》：赵鞅无视国君，杀邯郸大夫赵午，进入晋阳，“夏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邯郸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与睦，故不与围邯郸，将作乱。”范、荀两家联手逐赵鞅，“赵鞅奔晋阳”。又韩氏、魏氏与赵氏交好，遂鼓动晋定公伐范、荀，“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十二月辛未，赵鞅入于绛，盟于公宫”。这里涉及的是晋国的一次内讧，《左传》用“奔”、“入”二字。《春秋》经谓：“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公羊传》谓：“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与士吉射。荀寅与士吉射者曷为者也？君侧之恶人也。此逐君侧之恶人，曷为以叛言之？无君命也。”《榖梁传》谓：“‘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春秋》经与《公羊》、《榖梁》皆用“叛”字。刘歆在赋文中用“肆”、“叛”、“憎”、“责”四字，对荀寅、范吉射、赵鞅三人持严厉批判的态度，相对照《左传》文字，用“奔”“入”字，似二者褒贬之意不同。“奔”与“叛”的用例，有意于褒贬。杜预《春秋释例》“王侯夫人出奔例”谓：“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又“大夫奔例”引《春秋·成公十二年》“周公出奔晋”例，《左传》曰：“凡自周无出，周公自出故也。”又《春秋·文公八年》：“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丙戌，奔莒。”杜预《集解》谓：“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又《书叛例》谓：“大去之后，季为附庸，先祀不废，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书字不书名，书入不书叛也。”“刘贾谓纪季以酅奔齐不言叛，不能专酅也。”按照《左传》义例，《遂初赋》理当用“奔”、“入”等字，傅隶朴先生即指出荀寅、范吉射“奔朝歌”，“按朝歌为卫邑，例当书出奔”；“赵鞅奔晋阳”，是因为“晋阳仍属晋有，并未以之属于他国，赵鞅身既归晋，则晋阳自仍受命于晋，何反之有？”据此，刘歆《遂初赋》的事典出自《左传》，而义例则源于《公羊》、《榖梁》。

从《遂初赋》用《左传》事典来看，刘歆对《左传》的理解已经相当精熟，已不是古字古言的训诂、释读阶段，而是走向了“章句义理”完备之学。《左传》是依《春秋》经立传，刘歆《左传》学的特征是“引传文以解经”，《遂初赋》用《左传》事典是引经、传语入赋，据此，又有了“以赋传经”之说。

二、“范式”：由“赋诗言志”到“以赋传经”

《文心雕龙·事类》云“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此句之前有谓“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此句之后有谓“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最后总结为“皆后人之范式也”。连贯刘勰所述，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一是说屈原、宋玉“号依诗人”，即取法古《诗》。《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云：“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这段话可与刘勰语相呼应，而这段话又极有可能出自刘歆之笔。“诗言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命题，屈原、宋玉自创属篇，是“作诗言志”，而落实到《左传》中，又有“赋诗言志”之论，此又是赋体产生的重要源头之一。《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卢蒲癸语“赋诗断章，余取所求”，据统计，《左传》赋诗有134条之多，其直接原因是春秋之后礼崩乐坏，《诗》的乐章义失落，词章义凸显，而“赋诗”者之意又与《诗》本有之意以及乐章义和词章义不同。清儒魏源《诗古微》云：“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有说诗者之义，而又有赋诗、引诗者之义焉。”《诗》的“作诗者”与“赋诗者”角色分开，由两种人分担，“作诗”者“意尽于篇中”，“赋诗”者“事征于篇外”。至汉代，《诗》、《春秋》等先秦典籍的经典地位得到强化，汉人在辞赋创作的过程中开始征引经典，个中缘由，诚如万曼先生所云：“辞赋”是从“语言时代”到“文字时代”的“桥”，辞赋以前，文学多半是口语记录，如春秋行人辞令中的“赋诗”，辞赋以后，进入书面写作时代，辞赋正是由口语文学转移到书面文学的一个重要载体。文学传播的载体与路径发生了变化，而征引经典的手法却如出一辙，具体到《左传》而言，刘歆因为专研《左传》，力推立于博士官，于是在《遂初赋》的创作中，出现了大量征引《左传》事典的现象。比拟于《诗》之“作诗之意”与“赋诗之意”，刘歆《遂初赋》用《左传》事典，是既意尽于篇中，又事征于篇外，融“作诗言志”与“赋诗言志”身份于一身，在作赋比事属辞的同时，化用、摘引经文事典、旧辞，宗经、征圣，以赋“传”经。

在西汉，“赋”与“传”、“论”等体式有互通现象。“传”相对于“经”而言，是解“经”之作。“传”体源自左丘明，刘勰谓：“然睿旨存亡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传”与“赋”的结缘，源于“赋”与“傅”古字相通，而“传”与“傅”形近而转，如西汉的两篇作品：刘安《离骚传（赋）》、王褒《四子讲德论（传）》。《汉书·淮南王安传》云：“安入朝……（武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颜师古注曰：“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明言刘安作《离骚传》。而《汉纪·孝武皇帝纪》载：“上（武帝）使安作《离骚赋》，旦受诏，食时毕。”高诱《淮南子·叙目》：“初，安为辩达，善属文。……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皆云刘安所作是《离骚赋》。王念孙主张刘安所作是约《离骚》大旨而作《离骚赋》。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云：“淮南崇朝而赋骚”，似乎也认为刘安所作是赋，但《辨骚》又曰：“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此种现象，范文澜解释：“彦和不应先后矛盾。疑淮南实为《离骚》作传，略举其训诂，而‘国风好色而不淫’云云，是安所作传之叙文。班固谓淮南王安叙《离骚传》，是其证。东京以来，《汉书》传本有作‘传’者，有作‘傅’者，彦和两采而用之耳。”刘安究竟作“传”还是作“赋”？聚讼纷纭，无有定论。又王褒《四子讲德论》，《汉书·王褒传》云：“褒即为刺史作颂，又作其传。”而《文选》载有王褒《四子讲德论》，但其序却云：“褒既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乐职》、《宣布》之诗，又作传，名曰《四子讲德》。”王褒究竟作的是《四子讲德论》还是《四子讲德传》？民国学者啸咸《读汉赋》辨析道：“王褒所作之传，即《文选》所载之《四子讲德论》；据《序》云：‘作传，名曰《四子讲德》’，则原题当为《四子讲德传》，犹淮南之《离骚传》也。淮南之《离骚传》，荀悦《汉纪·孝武纪》、高诱《淮南鸿烈解序》皆称为《离骚赋》，亦必据《汉志》言之（使称《四子讲德传》，亦必据《汉志》称为《四子讲德赋》，从可知矣），是传亦谓之赋也。（《四子讲德传》，《文选》改题《四子讲德论》，收入论类，与赋别。案班固《离骚序》称淮南王安叙《离骚》者，据原题言之也。《文心·辨骚》称孝武爱骚而淮南作传，《神思》称淮南崇朝而赋骚，传赋二字错用者，一据原题，一据《汉志》故也。范君仲澐《文心雕龙注》谓淮南所作，实是《离骚赋》；又引杨君遇夫《读汉书札记》谓《离骚传》与《四子讲德论》文体略同，并非赋体，荀、高改传为傅云云，要皆不合。）二子所作，既同称为‘传’，则此体之文，在当日必尚有之；惜汉赋多不传，而传者又往往为后人所改（如昭明改《四子讲德传》为《四子讲德论》，改《洞箫颂》为《洞箫赋》，改《吊屈原赋》为《吊屈原文》，即其例），致今日除《离骚》、《讲德》之外，号称为‘传’者不可复见，亦憾事也。”啸咸认为王褒《四子讲德论》即《四子讲德传》，亦是赋体。

上述传、论、赋互通现象，实质上并不是单纯的由形、音相近而导致的文字舛误或相通问题，而是与汉代的文体混沌状态密切相关。汉代除以“赋”名篇的赋作外，还广泛存在着以论、解、传等形式存在的类赋之文（或名赋体文），如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东方朔《答客难》《非有先生论》、扬雄《解嘲》《解难》之属。尤其是东方朔《非有先生论》，《汉书》本传、《文选》皆题作《非有先生论》，而任昉《文章缘起》“传”体下注曰：“汉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当另有所本。刘向《列女传》，《尹湾汉墓简牍》之《君兄缯方缇中物疏》载为：“《列女傅》一卷。”又杜笃《论都赋》是“赋”而作“论”，近年出土的西汉《神乌赋》书作《神乌傅》等。我们没有必要考证出它们究竟是“赋”体，还是“传”或“论”体，视它们为具有“传”或“论”性质的类赋之文，也未为不可。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赋”也具有“传”体的性质，汉赋具有“依经立义”、“以赋传经”的特征。刘歆《遂初赋》运用赋体辞章敷写《左传》“事类”，有赋与纪、传体的特征，这也是刘勰所谓“历叙于纪传”之一端，亦在客观上达到了以赋传《春秋》经之《左传》的效果。

二是刘勰在中国文论史上首次提出“范式”一词。何种“范式”？运用“事类”的范式，何谓“事类”？《文心雕龙·事类》开篇即谓：“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意有二端：一是征引同类事例比析意义；二是援古事以证今情。就此两层意义而言，刘歆《遂初赋》征引《左传》事典可谓后人创作“范式”之一。首先，征引同类事例比析意义者。《遂初赋》云：“何方直之难容兮，柳下黜而三辱。蘧瑗抑而再奔兮，岂材知之不足。”柳下黜事见《左传·文公三年》：“君子以为失礼。……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蘧瑗的两次出奔事见《左传·襄公十四年》、《襄公二十六年》，《襄公十四年》载：“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见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倾覆，将若之何？’对曰：‘君制其国，臣敢奸之？虽奸之，庸知愈乎？’遂行，从近关出。”杜预集解谓：“惧难作，欲速出竟。”卫献公暴虐，孙文子欲谋反，蘧瑗出奔。《襄公二十六年》载：“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闻君之出，敢闻其入。’遂行，从近关出。”杜预集解谓：“十四年，孙氏欲逐献公，瑗走，从近关出。”卫献公欲谋求重登君位，甯喜向蘧瑗告知此事，蘧瑗惧难作，再次出奔。征引柳下惠、蘧瑗正直有才智的贤者都难以被人接受、遭人嫉妒陷害的人事来类比自己的遭际，寄托“贤人失志”情怀。

其次，援古事以证今情者。《遂初赋》：“过下虒而叹息兮，悲平公之作台。”典出《左传·昭公八年》：“今宫室崇侈，民力雕尽……于是晋侯方筑虒祁之宫。”晋平公作虒祁之宫，诸侯皆来贺成，“史赵见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吊也，而又贺之？’子大叔曰：‘若何吊也？其非唯我贺，将天下实贺。”杜预集解谓：“言诸侯畏晋，非独郑。”刘歆感叹晋国不惜民力作虒祁宫，诸侯因为畏惧晋国，只好前来贺成。又《遂初赋》：“背宗周而不恤兮，苟偷乐而惰怠。”典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子大叔曰：‘……晋国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肄是屏，其弃诸姬，亦可知也已。’”《古文苑》章樵于此注曰：“歆因晋以伤汉也。”赋中所引事典皆因经历晋地，思及晋国史事，总结历史兴亡教训，诚如《遂初赋序》有云“志意不得，经历故晋之城，感今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征事而寄己意”，章樵注谓：“哀帝之世，权柄下移，故歆思周晋旧事有所感伤，而寓意此赋。”

徐复观先生曾把对《春秋》的解释分为两类：一是“以义传经”,此为三传共有；一是“以史传经”,此为《左传》独具。且指出：“以义传经,是代历史讲话,或者说是孔子代历史讲话。以史传经,则是让历史自己讲话,并把孔子在历史中所指出的经验教训,还原到具体的历史中,让人知道孔子所讲的根据。”其实，无论是《公羊传》、《榖梁传》，还是《左传》；无论是“以义传经”，还是“以史传经”，本质上都是在以“言”传经，即“以文传经”，诚如张衡《南都赋》所谓“经论典训，赋纳以言”，其旨归亦在于“征圣立言”。具体到刘歆这样的《左传》学者而言，在《遂初赋》中密集征引《左传》事典11例之多，可谓“以赋传《春秋》经之《左传》”，甚至不厌其烦地用数句阐述《左传》史事，如《遂初赋》有云：“悦善人之有救兮，劳祁奚于太原。何叔子之好直兮，为群邪之所恶。赖祈子之一言兮，几不免乎徂落。”此写《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祈奚救叔向事：晋诛栾盈之党，叔向之弟羊舌虎与焉。于是囚叔向，祈奚闻之，见范宣子曰：“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禝之固也。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禝，不亦惑乎？”宣子悦，“言诸公而免之”。傅隶朴先生将《春秋》三传比义后谓：“左氏详叙栾盈出奔的原委，在传事。”《左传》重在“以事解经”，注重对历史事实之解说，释义则寓于传事之中，《遂初赋》用数句叙写此事，意亦在此，诚如清人黄叔琳谓《遂初赋》“按赋中感往寓意，皆纪传中事”。据此，从“赋诗言志”到“以赋传经”也已潜存了一种经、赋互证的回环过程，刘歆的《遂初赋》是较早进行这种互证的典型，也即刘勰所称的“范式”，而这种互证的媒介是“事类”。

刘歆《遂初赋》创作的缘起是因为争立《左传》于博士官失败，求出补吏，经过晋地，感古思今而作，赋中内容是由晋地名而思史事，由史事而征引《左传》事典，因经传而及史，因史而及地，遂成后人征引经典、“以赋传经”的书写“范式”，又因为在赋文中由现实地理推及纪实史事，形成“赋—经—史—地”的回环过程，将赋文创作转向事类“纪实”的路数。

三、事类：“虚辞滥说”与“征实”之争

“辞”（辞章）与“理”（义理）的矛盾，历来受到中国文学批评界的重视，论述不可不谓多矣，而“事”的概念往往被忽视。扬雄《法言·吾子》：“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事”与“辞”的关系，直接关涉到经与赋的衡量标准问题。沿此思路，晋代挚虞又提出了“古诗之赋”与“今之赋”的分别：“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礼而害政教。”挚虞提出了“类”、“事”、“义”、“情”四个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他与刘勰一样都提出了“事类”一词，挚虞将“类”指向的是“象”，“事”指向的是“辞”。

《墨子·大取》谓：“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赋体以“辞”著称，“类”的意识在赋文中相当受重视，枚乘《七发》云“离辞连类”，《汉书·扬雄传》载扬雄论赋“必推类而言”，《文心雕龙·诠赋》“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皇甫谧《三都赋序》“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可以看出，“类”皆与“辞”合言，“辞”又指向于“事”，“事类”是赋体的一个重要内核，曹丕即谓：“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挚虞言“今之赋”有“四过”，其中有“二过”是“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这是西汉赋的通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即云相如赋“多虚辞滥说”，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中对司马相如《上林赋》中事类浮夸进行批评，谓：“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推之；然而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吕氏春秋·古乐》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相如将三个人夸大成上千上万人，刘勰认为这是相如赋虚夸无征而造成的错误。“虚辞滥说”即事类无征，左思《三都赋序》中有更明确地指摘，谓：

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

左思以为马、扬、班、张诸赋多“虚辞滥说”，有类无征，有事无本，有违事类“征实”之旨，从而创作了可作类书、志书读的《三都赋》，赋学上的“虚辞滥说”与“征实”之争凸显明晰化，而在此过程中，刘歆《遂初赋》所开创的“纪行赋”的“纪实”特征却被忽略，刘勰在《事类》篇中赞刘歆等人赋为“后人范式”，批相如赋“滥侈”、“妄书”，旨意亦在此。刘歆《遂初赋》用《左传》事典，摒弃了赋中事类的“虚辞滥说”，这里以《遂初赋》三次征引《左传·昭公三年》事典为例：

赋文：“枝叶落而不省兮，公族阒其无人。”

《左传·昭公三年》：“叔向曰：‘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赋文：“日不悛而俞甚兮，政委弃于家门。”

《左传·昭公三年》：“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杜预注：大夫专政。慆，藏也。悛，改也。

赋文：“叔群既在皂隶兮，六卿兴而为桀。

《左传·昭公三年》：“叔向曰：‘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栾、郄、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将若何？’叔向曰：‘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

《遂初赋》叙写晋国衰弱，旧臣八大家族降为贱官，宗族里的人像树叶一样散落，而家门六卿专政逞恶，百姓无所依靠，但国君是非不分，忠奸不辨，不肯改悔，终日欢乐无度，晋国的公族要完结了。与《左传》原文比对，辞有所征，事有所本，也即前文所言“以赋传经”，可以说刘歆不仅开启了汉代经学史上的今、古文学之争，同时将赋学史上的“虚辞滥说”与“征实”之争问题凸显出现，且二者潜脉相通。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指责今文经学之弊谓：“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或怀嫉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不备，谓《左氏》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今文经学有“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与“信口说”、“不考情实”的弊端，这与赋学上的尚“玮字”与“虚辞滥说”之风相对应。《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上揭《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本自刘歆《七略》，那么刘歆的赋学观是反对赋的“侈丽闳衍之词”，主张赋要有所讽喻与寄托。

赋学史上的行旅类赋，其远祖可追溯到屈原的《离骚》、《涉江》、《哀郢》等，而抒发个人的思想情感是从行旅类赋创作伊始便已经存在，《遂初赋》当然也不例外，但全赋的主干是“纪行”，“纪行”的方式是“事类”敷陈，而“事类”多有出自《左传》。与此前行旅类赋不同的是，《遂初赋》用《左传》事典，就其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纪实”的“事类”寓以褒贬，从而影射现实，是寓有寄托的“征实抒情”，这一点是与此前行旅赋抒情的最大不同。前揭《遂初赋》三次征引《左传·昭公三年》事典即多有寄寓，章樵注曰：“叹宗周衰微，晋平不能嗣伯业以尊周室，卒致晋公室卑，为三卿所灭，其伤汉之心切矣。”刘歆身为皇室宗亲，身处西汉末年，吊古伤今，比照衰晋，预感西汉王朝又要重步当年晋国后尘。行旅类赋还有一类仙游、神游之作，如西汉司马相如《大人赋》、扬雄《太玄赋》，以及东汉张衡《思玄赋》等，这些赋所写人物、事件多为地上神游和天上仙游，所经历的地点和人事多以“虚幻”为主。《遂初赋》弃去这些神游、仙游模式，转向“人游”，地是“晋地”实存，事出自《左传》史实，所赋事类都是真实的存在，以“史事”寓“寄托”，以“事类”约束“辞”，以“纪实”的风格将行旅类赋由“虚辞滥说”向“征实”的路径转变推进了一大步。

黄侃评潘岳《西征赋》、庾信《哀江南赋》谓：“皆自《遂初》出。”刘歆《遂初赋》是“纪行赋”的显明发端，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李尤《函谷关赋》、蔡邕《述行赋》等，皆承续而作，此《遂初赋》的第一重功绩。台湾郑毓瑜教授在论刘歆《遂初赋》时云：“全篇所记述的地理空间其实有着主观与客观的双重质性；客观的地理配合着现实旅程的逐步推进，主观的地理象征着眷顾怀往的心神远游。……相对而言，《遂初赋》的前半段，就不同这种心灵空间的披露，而是依照着旅程的推进，标示出现实的地点。但这并不表示刘歆是在作一种客观的景物描绘，反倒是将空间历史化，而首创了因地及史的方式。”明确《遂初赋》开创了“地理——历史”的书写方式，此《遂初赋》的第二重功绩。而于此两重功绩之外，《遂初赋》运用《左传》事典，不仅有助于观觇刘歆《左传》学的具体特征，丰富两汉《春秋》学史料，而且不囿于“因地及史的方式”，“以赋传经”，构筑起“赋——经——史——地”书写“范式”，从而形成了迥异于《大人赋》、《太玄赋》等“神游”、“仙游”的“人游”书写风格，促使赋文创作中的事类元素向寓有“寄托”的“征实”路数发展，其功当不可没。

作者简介：王思豪，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赋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项目编号：14CZW072)阶段性成果。
周予同先生在《经今古文学》中指出：汉代今、古文学之争规模较大的有四次，刘歆与太常博士之争为第一次。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2页。
按：《隋书·经籍志》著录：《春秋左氏传条例》二十五卷，未注明作者。《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春秋左氏传条例》二十卷，刘歆撰。书已佚。
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15页。
学界对此问题亦有揭发，惜未深论，如周振甫先生谓：“《遂初赋》的叙述，根据《春秋》、《左传》（即纪传）。”（《文心雕龙译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修订本，第535页）杨明先生在《〈文心雕龙〉注释商榷》一文中于“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语下云：“按该赋内容，多据《左传》。”见《汉唐文学研赏集——杨明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郭维森、许结师在《中国辞赋发展史》中也谓刘歆《遂初赋》：“所咏史事多据《左传》，亦可见其念念不忘此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马积高先生《赋史》谓《遂初赋》“非屈原赋所有，故为创格。后来班彪《北征》、潘岳《西征》等作，即由此脱胎。但班彪赋见录于《文选》，而刘歆赋不见收，于是后人多只知《北征》，而昧其所自出。惟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中‘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给我们留下一点线索”，见《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按：这里遵照《文选》分类之目，将刘歆《遂初赋》所创格的赋类称为“纪行赋”，不采用“述行赋”之名。“纪”，记载也，常与“传”连用，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重在叙述史实，刘勰谓《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意即指其“事类”之“实”。
按：这11例事典、旧辞皆不符于《战国策》、《国语》以及《史记》、《汉书》、《新序》、《说苑》等典籍记载。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7页。
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见《章太炎全集》（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8页。
刘师培：《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见《刘申叔遗书》(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第125册，第252页。
张西堂：《左氏春秋考证序》，见《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页。崔适语见《春秋复始》卷一《序证·左丘明不传春秋》，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第131册，第382页。
按：杜预集解谓：“纯……《地理志》作屯。”“救”，从此句出典来看或是“败”之讹字，存疑。“余吾”，即“徐吾”，杜预集解谓：“徐吾氏，茅戎之别也。”本文所引《左传》及杜预集解文字皆出自《春秋左传集解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引《遂初赋》及章樵注文字，如未特别注明，皆出自《古文苑》卷五，《四部丛刊》韩元吉本。
所引《春秋》及《公羊传》、《榖梁传》文字皆出自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见《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1921页。
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章太炎全集》（第二册），第828页。
杜预：《春秋释例》卷四，清刻武英殿聚珍版从书本。
杜预：《春秋释例》卷四。
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92—493页。
按：刘歆主张《左传》是《春秋》之传，他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即批评当时的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岂不哀哉！”（见《汉书》，第1970页）赵生群先生将《左传》与《春秋》细加对照分析，认为“《左传》实为解经之作”，“《左传》依经立传”。（参见氏著《〈春秋〉经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8—52页。）
关于“以赋传经”之说，笔者在与许结师合撰《汉赋用经考》（载《文史》2011年第2辑）和《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二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论述。《汉赋用经考》一文对今存汉赋作品明确引述“五经”的文献作了系统爬梳，指出汉赋用经意在“归复王言”，重在发掘经文的内涵与历史意义，有经赋互文的特征。《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一文从赋是“古诗之流”、“依经立义”的特征入手，系统梳理汉赋用《诗》文献440余条。汉赋用《诗》“取辞”、“取义”，广取“四家诗”传语；而赋家也用以“传”解“经”的发挥来丰富《诗》义，以致后世经史学家论《诗》，引汉赋以解证《诗》义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我们认为汉代赋家在作赋用“经”时，主观上不一定旨在“传经”，但鉴于经的“圣言”地位，作品在流播的过程中，客观上却达到了“传经”的效用。《世说新语·文学》载晋孙绰语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0页）刘勰指出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崔、班、张、蔡赋“捃摭经史”，均指出赋作的“传经”功用。清人袁栋《书隐丛说》卷十一云“赋体恭俭庄敬似《礼》”（清乾隆刻本），朱凤墀《五经鼓吹赋》“京二册而都三篇，于五经之余得五……盖其词尽切今，论皆稽古，经以开赋之原，赋亦为经之辅”［见鸿宝斋主人编《赋海大观》（第四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影印光绪甲午鸿宝斋重印本，第243页］，阮元谓“综两京文赋之家，莫不洞穴经史，钻研六书”［氏著《四六丛话序》，见《揅经室集》（四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38页］，均在暗示赋家有“以词章解读经义”的意趣。
《汉书》，第1755—1756页。
按：班固自述谓对《七略》做过“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删去浮冗，取其指要”（《汉书》，第1701—1702页）的工作。梁阮孝绪也明确指出：“校书郎班固、傅毅并典秘籍，固乃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见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载梁阮孝绪《七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8册，第261页。
据夏承焘先生《采诗与赋诗》（《中华文史论丛》1962年第1辑）一文统计：《左传》引《诗》有134处，这里从之。
魏源：《诗古微》上编《齐鲁韩毛异同论中》，皇清经解续编本。
万曼：《辞赋起源：从语言时代到文字时代的桥》，《国文月刊》1947年第59期。
《文心雕龙注》，第284页。
《广雅释言》：“傅，敷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豫部》：“傅，假借为敷。”“尃”与“专”在甲骨文、金文中字形非常相似，参见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汉书》，第2145—2146页。
汉儒视《离骚》为“经”，据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目录知：《九歌》至《九思》题下本皆有“传”字，故《九歌》等是屈原自撰之传；《九怀》以降诸篇乃后人赓续之传。《九歌》、《九怀》诸篇以文学描写传经，刘向编《楚辞》皆视其为传，明王世贞《楚辞序》即谓：“（刘向）尊屈原《离骚》为经，而以原别撰《九歌》等章，及宋玉、景差、贾谊、淮南、东方、严忌、王褒诸子，凡有推佐原意而循其调者为传。”（刘向编集、王逸章句《楚辞》之王世贞《序》，丛书集成初编本。）
《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5页。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之《叙目》，中华书局1989年版。
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九》曰：“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注曰：《皋陶谟》：‘敷纳以言’；《文纪》‘敷’作‘傅’，僖二十七年《左传》作‘赋’。《论语·公冶长》：‘可使治其赋也’，《释文》：‘赋，梁武云：《鲁论》作傅’。‘使为《离骚傅》’者，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安辩博善为文辞，故使作《离骚赋》，下文云‘安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艺文志》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事与此并相类也。若谓使解释《离骚》，若《毛诗传》，则安才虽敏，岂能旦受诏而食时成书乎？)”（见氏著《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页。王先谦亦赞同此说，见《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5页。）
《文心雕龙注》，第50页。
《汉书》，第2822页。
啸咸：《读汉赋》，《学艺》第十五卷第二号，1936年3月，第130—131页。
宋章如思《群书考索》卷二十一《文章门》之《文章缘起类》为东方朔《非有先生传》一篇单列“传”类。又洪迈《容斋随笔》之《三笔》卷八“吾家四六”条亦题作“东方朔《非有先生传》”。
《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页。
裘锡圭：《〈神乌傅（赋）〉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
以汉赋与《诗经》为例，汉赋传《诗经》的一大征象是赋作与《诗》序、传的文字重复互见，且经学的经、传思路也直接影响汉赋的造作。与此相应，后代学者考鉴经、传释意，对汉赋文本亦有颇多引证。详见拙文《汉赋与〈诗〉之经、传关系刍议》，《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第1期。
《辞源》在解释“范式”一词时，也即引用刘勰语，按照《辞源》体例，也认为“范式”一词最早出处是《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注》，第614页。
事又见《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遂初赋》语与《论语》更近，故此例只作事类比析用。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271页。
“传”之初义之一为“言”，有描述、表达之意，《孙子·计篇》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杜牧注：“传，言也。”参见吉天保辑《十一家注孙子》卷上，宋刻本。小说中的“传”则有演义性质，参见唐妍《论〈儿女英雄传〉的“叙事僭越”》，《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3期。
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第123页。
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71页。
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0页。
挚虞：《文章流别论》，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晋文》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第1905页。
孙诒让：《墨子闲诂》，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7页。
许结师撰有《论汉赋“类书说”及其文学史意义》（《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5期）一文，论述详明，可参。
曹丕：《答卞兰教》，见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62页。
《文心雕龙注》，616页。
《吕氏春秋集解》，广益书局1936年版，第49页。
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4页。
袁枚《历代赋话序》云：“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草木鸟兽则某某，必加穷搜博访，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一成之后，传播远迩，至于纸贵洛阳。”见浦铣《历代赋话》卷首，清乾隆刻本。
此件史事又见载《史记·晋世家》：晋平公十九年齐晏婴使晋，晋叔向说：“晋季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但从言辞来看，赋文当出自《左传》。
《汉书》，第1970页。
关于《遂初赋》的抒情特征，张宜迁《博采史传，情词美亹——刘歆〈遂初赋〉简析》（《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2期）、蒋文燕《疏阔悲凉，苍茫隽永——读刘歆〈遂初赋〉和班彪〈北征赋〉》（《名作欣赏》2004年第6期）二文有详论，此不赘述。
黄侃撰，黄焯编次：《文选评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郑毓瑜：《性别与家国——汉晋辞赋的楚骚论述》，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