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初赋》用《左传》事典的学术史意义

王思豪

内容提要：刘歆《左传》学观点，史料阙如。考其《遂初赋》因欲立《左传》于学官失败后、经历故晋之地有感而作，且《遂初赋》又密集征引《左传》事典、旧辞十一例之多，故《遂初赋》与刘歆《左传》学有深切之关联。对这些事典文献进行爬梳，勾陈刘歆“引传文以解经”的具体内涵，裨益于观觇西汉《左传》学故实。《左传》是“以事解经”、“以史传经”的典范，而《遂初赋》征引事典，引《春秋》经传语入赋，“征圣立言”传统由“赋诗言志”走向“以赋传经”，因经及史，因史及地，构筑起“赋—经—史—地”的书写“范式”。且所赋景观是“晋地”实存，人事出自《左传》史实，以“史事”寓“寄托”，以“事类”约“辞章”，从而形成了迥异于《大人赋》、《太玄赋》等“神游”、“仙游”的“人游”书写风貌，以“纪实”的风格将行旅赋的事类由“虚辞滥说”向“征实”的路径转变推进了一大步。

关键词:刘歆；《左传》；《遂初赋》；事典

刘歆是汉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由他直接开启了汉代的今、古文学之争。其经学首功在《左传》学，惜其学术观点史料阙如。《艺文类聚》卷二十七录有刘歆《遂初赋》赋句，前有《小序》云：“歆好《左氏春秋》，欲立于学官。时诸儒不听，歆乃移书太常，责让深切，为朝廷大臣所非。求出补吏，后徙五原太守。志意不得，经历故晋之城，感今思古，遂作斯赋。”《遂初赋》写于刘歆欲立《左传》于博士官失败后，则此赋的创制与《左传》是否有深密之关联？《文心雕龙·事类》篇云：“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鸟赋》，始用鶡冠之说……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刘勰认识到《遂初赋》与《左传》的关系，即《遂初赋》大量征引《左传》事典、旧辞，那么这些事典在《春秋》学史上有什么价值呢？《遂初赋》被尊为中国赋学史上的“纪行赋”发端典祖，其在赋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否与赋作大量引述《左传》事典、旧辞有关联？《遂初赋》在赋学史上究竟有什么“范式”意义？

一、“引传文以解经”献言

据统计，《遂初赋》用《左传》事典共11例，具体分布是文公二年（1次），成公元年（1次），襄公十四、二十六年（合1次），襄公十七、十八年（合1次），襄公二十一年（1次），襄公二十九年（1次），昭公三年（3次），昭公八年（1次），定公十三年（1次）。这些材料在刘歆《左传》学文献丧失殆尽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有助于观觇刘歆《左传》学的具体面貌；另一方面还涉及《春秋》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刘歆是否伪窜了《左传》？对《遂初赋》用《左传》事典进行爬梳，或可就此有所献言。

《汉书·刘歆传》载：“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刘歆《左传》学的特征是“引传文以解经”，“章句义理备焉”。在对这一特征的理解上，学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一是章太炎和刘师培的观点，章太炎指出“引传文解经，章句义理备”者，意即“传之凡例，始由子骏发挥，非谓自有所造”。刘师培也认为：“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谓引传例以通他条之经耳，故章句义理，由是而备。非旧传不系年月，欲依经文相别也。”一是刘逢禄与张西堂的观点，刘逢禄认为：“歆引《左氏》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始具，则今本《左氏》书法及比年依《经》饰《左》、缘《左》、增《左》,非歆所坿益之明证乎?”张西堂引崔适之说云：“‘《传》自解经，何待歆引；歆引以解，则非《传》文’，可见解《经》的《左氏春秋》从刘歆才有的，在《汉书》上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可以看出，对“引传文以解经”的不同理解，直接关乎学界对刘歆是否伪窜《左传》问题的看法。如何利用《遂初赋》用《左传》事典材料对“引传文以解经”进行具体勾陈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即刘歆《遂初赋》中用《左传》的事典，属于刘歆《左传》学的内容，与《左传》分属不同的范畴。通过刘歆《左传》学的内容，在《左传》与《春秋》经之间架起沟通融汇的媒介，以此来理解“引传文以解经”的具体内涵。先列《左传》文字：

襄公十七年：“卫石买、孙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晋。”

襄公十八年：“执孙蒯于纯留”。

成公元年：“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刘康公徼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

《遂初赋》赋文：

执孙蒯于屯留兮，救王师于余吾。

《春秋》经文字：

襄公十七年：无

襄公十八年：“晋人执卫行人石买。”

成公元年：“秋，王师败绩于贸戎。”

由赋文到《左传》再到《春秋》进行逆推理，赋文“执孙蒯于屯留兮”是《左传》中的“旧辞”，仅增加一“兮”字，《公羊传》、《榖梁传》不载此事，而《春秋》经中仅说“晋人执卫行人石买”事，不言“执孙蒯”事，为何？杜预集解谓：“孙蒯不书，父在位，蒯非卿。”《春秋》义例，在家庭关系层面倡导“亲亲”，在国家政治层面要求“尊尊”，《左传》直书“执孙蒯”有什么内涵呢？通过赋文言孙蒯在屯留被晋人俘获事，让世人知道晋国为了行霸业而不尊天道人伦。赋文“救王师于余吾”，据《左传》记载，“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但王季子刘康公对戎人心存侥幸，乘机偷袭，“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结果大败。《春秋》经仅书“王师败绩”，不言谁败之，《公羊传》谓：“孰败之？盖晋败之。或曰贸戎败之。然则曷为不言晋败之？王者无敌，莫敢当也。”《榖梁传》谓：“不言战，莫之敢敌也。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为亲者，讳败不讳敌。尊尊亲亲之义也。然则孰败之？晋也。”《公》、《榖》皆指出是晋人打败了王师。《公羊传》认为，经不直书“晋人败王师”，属“王者无敌”义例，《榖梁传》认为《春秋》经载某师败绩，一般书作“某师与某师战，某师败绩”，经不书“战”，意在王者独尊，无人为敌。更有意思的是赋文与《左传》将王师败的地点明确指向“余吾”，且赋文承接上句主语，指向主导者“晋国”，意也在对晋不尊周王室表达不满。赋文前句是晋不“亲亲”，后句是晋不“尊尊”，由章句解读进一步去揭示与印证《左传》义理，“转相发明”，再与《春秋》相比析，以经证传，以传证经，经、传互证，这就是“引传文以解经”的内涵之一。

其次，“引传文以解经”的另一个内涵是：刘歆创写赋文，而非自创传文。上揭赋文观点与《左传》一致，但明确一点的是刘歆的《左传》学与《左传》不是同一个概念，刘歆之学有时也有与《左传》不相一致的地方，章太炎即有所揭示。《春秋》经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传》谓：“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榖梁传》亦谓：“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盖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刘歆袭用《公羊》、《榖梁》之说,以为“诸言‘用’,皆不宜用,反于礼者也”。这一说法显然与《左传》不一致。孔颖达指出：“刘、贾以为诸言用,皆不宜用，反于礼者也。施之用郊,似若有义。至于用币,用鄫子,诸若此,此皆当须书‘用’,以别所用者也。若不言用,则事叙不明,所谓辞穷,非圣人故造此用以示义也。且诸过祀三望之类,奚独皆不书用邪？案《左氏传》,‘用币于社’，《传》曰‘得礼’。冉有用矛于齐师,孔子以为义,无不宜用之例也。丘明云：‘我师岂欺我战！”若据刘歆“用者不宜用”之例,则《左传》“用币于社”即含贬义,这与传文“得礼”也相违。章太炎指出刘歆“旁采《公羊》而与传例不合”,“若传例为子骏自造,何不并此数十条入之《传》文,顾留此以遗后人指摘乎？”据此，批驳刘逢禄等人言“刘歆伪窜《左氏》”观点不成立。

刘歆旁采《公羊》、《榖梁》而与《左传》义例不合的地方，在刘歆《遂初赋》中亦有一条，一直未被学界掘发。《遂初赋》云：“荀寅肆而颛恣兮，吉射叛而擅兵。憎人臣之若兹兮，责赵鞅于晋阳。”事典出自《左传·定公十三年》：赵鞅无视国君，杀邯郸大夫赵午，进入晋阳，“夏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邯郸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与睦，故不与围邯郸，将作乱。”范、荀两家联手逐赵鞅，“赵鞅奔晋阳”。又韩氏、魏氏与赵氏交好，遂鼓动晋定公伐范、荀，“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十二月辛未，赵鞅入于绛，盟于公宫”。这里涉及的是晋国的一次内讧，《左传》用“奔”、“入”二字。《春秋》经谓：“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公羊传》谓：“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与士吉射。荀寅与士吉射者曷为者也？君侧之恶人也。此逐君侧之恶人，曷为以叛言之？无君命也。”《榖梁传》谓：“‘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春秋》经与《公羊》、《榖梁》皆用“叛”字。刘歆在赋文中用“肆”、“叛”、“憎”、“责”四字，对荀寅、范吉射、赵鞅三人持严厉批判的态度，相对照《左传》文字，用“奔”“入”字，似二者褒贬之意不同。“奔”与“叛”的用例，有意于褒贬。杜预《春秋释例》“王侯夫人出奔例”谓：“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又“大夫奔例”引《春秋·成公十二年》“周公出奔晋”例，《左传》曰：“凡自周无出，周公自出故也。”又《春秋·文公八年》：“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丙戌，奔莒。”杜预《集解》谓：“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又《书叛例》谓：“大去之后，季为附庸，先祀不废，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书字不书名，书入不书叛也。”“刘贾谓纪季以酅奔齐不言叛，不能专酅也。”按照《左传》义例，《遂初赋》理当用“奔”、“入”等字，傅隶朴先生即指出荀寅、范吉射“奔朝歌”，“按朝歌为卫邑，例当书出奔”；“赵鞅奔晋阳”，是因为“晋阳仍属晋有，并未以之属于他国，赵鞅身既归晋，则晋阳自仍受命于晋，何反之有？”据此，刘歆《遂初赋》的事典出自《左传》，而义例则源于《公羊》、《榖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