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随想

剑桥大学里一间比我的房子稍大一点的学生宿舍，一年的住宿费就要30美元。那家公司在屋顶下盖了相连的32个房间，坐享其利。而住在里面的人却要忍受诸多不便和邻近的噪音，或许还要住到四层去呢。

我不禁想，要是我们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不仅可以减少教育需求（因为实际上，即使再多一些的教育需求都早已得到满足了），而且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教育开支。

剑桥学院或其他学院的学生需要的种种便利，需要他或别人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啊，如果双方能妥善处理此类事件，那代价不会超过这个的1/10。花销最大的东西绝不是学生迫切需要的。

例如，学费在这一学期中是一项很大的开支。而他与同辈中最有教养的交往所获取的教育更有价值得多，却不需要交任何费用。

建一所学院的模式通常是：先筹集一堆钱币钞票的捐款，然后再盲目地遵从劳动分工的原则（简直把这个原则发挥到了极致——而这个原则本该慎之又慎地遵从的），招揽一个承办这个项目的总承包商，承包商再去雇佣爱尔兰人或其他什么劳工，然后就正式奠基开工。而学生们，据说他们要去适应这里的东西。为了这个错误的策划，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要支付学费。我想，如果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教育中获益的人自己去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情形就会好多了。

学生们得到了令人艳羡的闲暇与休息，按照制度，他们可以逃避人类必须的任何劳动，得到的只不过是不光彩的而毫无益处的空闲，而那可使这种空闲变得有益的经验却与他们擦身而过。有人说：“不过，你难道想让学生们用手去劳作，而不用脑吧？”

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学生们应该仔细想想。他们不该游戏人生，或纯粹地研究人生。社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让他们求学，他们就该自始至终热诚地生活。不马上投入人生实践，青年人又如何了解人生呢？

我觉得这才能像数学一样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

例如，若我想让一个孩子对艺术和科学有所了解，我是不会因循守旧的。老方法无非是把他扔进一堆教授里，在那里接受一切知识，训练一切技能，就是不讲生活的艺术——让他们通过望远镜或显微镜去观察世界，却不让他们用肉眼直面生活；让他们学习化学，却不让他们了解面包是怎么做成的；或让他们学习力学，却不让他们知道如何操作；让他们发现了人造卫星或海王星，却没让他们发现自己眼中微小的尘埃，其实自己就是一颗流浪的卫星；他们观察着一滴醋里的怪物，自己却被怪物缠身，快要被吞噬。

一个孩子阅读必要的书籍，自己开挖矿石，自己冶炼，给自己打造一把折叠刀；另一个孩子在冶金学院听冶金课，同时又收到父亲送的罗杰斯折叠刀——一个月下来，哪个孩子的进步更大？谁最有可能会被折刀划破手？

令我惊讶的是，我大学毕业时，有人居然对我说，“我学了航海课程！”天啊，如果我在海港转一趟，我会了解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即使最穷的学生也要去学去听政治经济学，而生活经济学，即哲学的同义词，却从来没有在学校里被认真地教授过。结果是，儿子研究着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父亲却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中。

就像我们的学院，有一百种“现代化进步设施”，人们很容易对它们抱有幻想，却并非总能产生积极的进步。

魔鬼不断往它早期的投资中增加股份，自始至终索取着利润。我们的发明通常是一些漂亮的玩具，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严肃的东西上转移开。

它们只是针对无法改进的目标提出了一些改良方法，而这些目标就像直达波士顿或纽约的铁路一样，其实很容易达到。

我们迫不及待地要修建一条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的磁力电报线。而从缅因到得克萨斯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传输。

就好比一个急切地想与某一著名的耳聋女士交谈的人，当他被引见到面前，女士助听器的一端也放到了他的手中，他却发现没有什么话好说。

好像交谈的目的就是尽快说出口，而不是说得有条有理。我们迫切地要在大西洋底下铺设隧道，使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时间缩短几个星期，可传到美国人扇风耳内的头条新闻或许是阿德莱德公主得了百日咳之类的事。

毕竟，一个骑马以每分钟1英里的速度飞奔的人是不会带来什么重要消息的。他不是福音传教士，也不是急匆匆跑来吃蝗虫和野蜂蜜的。我怀疑飞人恰尔德斯是否带过一粒玉米去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