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若木：不忘初心的共产党人

朱佳木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革命老前辈、陈云同志夫人于若木诞辰100周年。我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负责人，首先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对各位与会同志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于若木是我从内心深处敬重和怀念的革命前辈，这固然与我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过有关，但主要原因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她的高贵品德和人格魅力。

由于父母的原因，我从学生时代就听说过于若木这个名字，而且打从一开始就是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的：她虽然与陈云同志同在中财委工作，但坚持自己骑车上下班。说来也巧，1981年我从胡乔木同志办公室回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第一次看见她，就是见她下班时骑着自行车回家。一位老同志悄悄告诉我，她是陈云夫人，现在科技组当顾问。不久后，我被调到陈云办公室工作，同她的接触就多了，对她的了解也逐渐加深。

凡是做过秘书工作的人大多有一个体会，就是和首长的关系好处，难处理的往往是和首长夫人的关系。而我在陈云处工作那几年，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她从来不干预陈云工作，更不对陈云身边工作人员指手画脚。相反，倒是我工作遇到难处时，能从她那里得到理解和支持。

于若木首先是一个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革命者。还在北平上中学时，她就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来被吸收入党；经过地下斗争考验后，被派到延安学习，又经过组织挑选，被派到陈云身边做医疗护理工作。陈云提出和她结为夫妻时说过一句话：“我是个老实人，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后来的事实说明，于若木确实是一个老实人，而且是一位党性极强、极守政治规矩的老实人。延安时期条件艰苦，陈云和她只住一孔窑洞，有领导同志来谈工作，无论冬夏，她总是自觉地躲出去。陈云工作上的事她从不打听，不交代做的事她从不擅自做主，有时简直到了刻板的程度。记得1982年春天，陈云确定了去杭州休养的时间，我去通知于若木做准备。她却说：“首长没讲让我去呀。”我一听赶紧向陈云报告，陈云说：“她当然要去。”有了这句话，她才着手准备行李。

陈云不交代的事，于若木不越雷池一步，但对交代了的事，她总是尽心尽力、一丝不苟地去做。延安时期没有打字机，陈云的一些手稿交给她抄写，她总是一笔一画，抄得整整齐齐。正因为如此，她对陈云的字迹十分熟悉。1982年5月，陈云在杭州休养，我把中央档案馆请他辨别的一份有关遵义会议的无头档案送给他看。过了不到一个小时，他把我叫去说：“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我让于若木也看了，她也说是我的字。这是我在遵义会议之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正是对这份档案的确认，解开了我们党史上很多很长时间弄不清楚的问题。

于若木从不干预陈云工作，但当她了解陈云所关心的事情后，总能及时提供一些材料和情况，默默无闻地协助他工作。比如，现在大家都知道，困难时期陈云为解决居民营养不良的问题，提出给城市人口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这个主意就来源于于若木提供的一份材料，上面说每人每天至少需要70克蛋白质，一斤粮食是45克，一斤蔬菜是5克，一两黄豆是20克，凑起来刚好70克。现在大家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提出重视和解决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困难问题，对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向陈云提供中年知识分子生活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健康状况差这一材料的，也正是于若木。1982年的一天，陈云交给我一封北京航空学院教师写给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科技组的信和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调查组的报告，说这两份材料反映的情况很重要，要想办法提高中年知识分子的工资，把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当成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他要我替他就这两份材料反映的问题起草一封给中央常委的信，并对我说，这两份材料是于若木送给他的。

于若木从不以首长夫人自居，更不养尊处优、游山玩水，而是利用自己相对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在科技管理岗位上长期积累的知识，独立开展一些公益活动，如关心和支持老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等等，用这种方式，力所能及地为人民服务。在这些活动中，她做得最多的是关心、宣传、推广营养科学和营养事业，并且是充满热情，全身心地投入。那些年，我常听她说的几句话是：“一杯牛奶可以强壮一个民族”，“什么时候我们喝的牛奶比喝的酒多了，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就有希望了”，“宴会桌下是棺材”，等等。最近我翻看她的《中国营养促进文集》，发现被她关注的营养种类，从微量元素到植物蛋白、菌类食品、花粉、茶叶、牛奶、豆奶、椰奶、水产品、低聚糖、离子水，几乎应有尽有；营养工作，从营养配餐到营养午餐、方便食品、速冻食品、营养教育、厨师培训、烹饪技术学习，几乎面面俱到；营养对象，从婴幼儿到青少年、老年、贫困地区人员、运动员，几乎无所不包。

于若木做起事来十分认真，而且非常执着。只要她认为是科学的、对人的健康有益的事，就到处宣传，可以说到了不论时间、不看对象、不知疲倦的程度。有一年，我和她同乘一辆火车去北戴河度假，她了解到我儿子食欲不大好，便把他叫到身边，对他讲了很多有关饮食、保健品方面的知识，几乎讲了一路；回到北京后，又托人为他买了专门的保健品，还亲笔给他写了一封信，提醒他要注意的事。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不时拿出来教育孩子，也教育我自己。有一年，于若木了解到在手指穴位上贴胶布有保健作用，便到处推广，还亲自把事先剪好的胶布给人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贴，我也被她贴过。那年于若木已过了八十岁，身体又不好，每当忆及此事，她那股真诚待人、助人为乐的神情便浮现在眼前，令我感慨不已。

凡是接触过于若木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感受，就是她的朴实无华、处事低调、待人真诚、平易近人。她说起话来总是细声慢语，有时声音小得甚至让人听不清楚。她为人善良，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变化不很适应，对人总是像在革命队伍里那样往好的方面看，有时甚至到了轻信的程度。但她也有十分勇敢刚强的一面，有时甚至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被疏散到江西南昌郊区，她被下放到中国科学院在湖南的“五七”干校。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谁也没有想到，处在那样的逆境，她竟然敢给江青贴大字报，而且一贴就是两张，一张题为《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虫》，另一张题为《必须揭开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在江青如日中天的年代，她当然会毫无悬念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批判斗争，隔离审查，开除党籍。直到两年后，陈云回到北京，就此事给毛主席写信，她才被解除了“群众专政”，允许回家，但党籍却拖到1975年“全面整顿”时才得以恢复。于若木给江青贴大字报是一时冲动吗？绝不是。这是她长期接受党的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育、拥有纯洁的党性和对党高度信任的真实反映。记得陈云曾对我说过，“文化大革命”中，于若木的工资被扣发，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但她仍然从中拿出五块钱来订《人民日报》。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于若木对党和国家深情热爱，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极为关心。所有这些都完全发自她的内心，是融入她血液之中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还说：“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他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上又说：“我们要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我认为，于若木就是这样一位一辈子不忘初心的共产党人。她是陈云的好战友好伴侣好学生，是陈云优良家风的铸造者之一，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今天纪念她，就要像她那样，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注重培育良好家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奋斗！

作者简介

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理事长、陈云同志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