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读《四书五经》

私塾中的“省先生”

毛泽东的童年时代，2岁起到8岁，大多数时间寄居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外婆家务繁忙，就让他的表哥文运昌、文南松带他到八舅父文正莹的私塾里玩耍。虽然年纪尚小，但幼时的毛泽东有时也能坐下来有模有样地学着听课、背书。在父亲正式把他送进学校之前，毛泽东就这样非正式地接受了“学前教育”，这与此后的私塾学习内容是一致的。因此，虽然毛泽东8岁以后的学习间有中断，但他幼龄时的启蒙教育却颇有渊源。在记忆力惊人成长的幼年阶段，亦师亦长的影响总是比单纯的拜师学习似乎更能让学童得到益助与关爱。在那里，毛泽东似懂非懂地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以及一些其他的童蒙诗书，如《千字文》、《六言杂字》、《神童诗》等。

1902年春，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将已过8周岁的毛泽东从外婆家接回，送入离家不远的南岸私塾。这是一栋祠堂式古建筑，原为韶山“邹氏公祠”，后在此兴办邹氏族校，对于当时的韶山冲来说，可以算得上最气派的一所学堂了。毛泽东的启蒙老师名叫邹春培，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先生。邹先生见过毛泽东之后，把他引到东墙下摆放神龛的地方说：“这是孔夫子的牌位，从今往后，你每天早上进学堂，都要对神龛叩拜”。

毛泽东对神龛并不陌生，八舅父文正莹开设的蒙馆里也有这样的神龛，大红纸上都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之位”，表哥他们上学照例每天要向牌位磕头礼拜。于是，毛泽东就按邹先生所说，向神龛恭恭敬敬地行了礼。

南岸私塾的教学照例从《三字经》、《百家姓》教起，之后教授《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但毛泽东此前已陆续背诵过一些蒙学书，因此相较其他蒙童学习上较为轻松。在邹春培的私塾里，填红蒙字是学生的必修课，8岁的毛泽东已颇有功底，可以达到不用填红的程度，放开手写的毛笔字比别人写仿填红的还要好一些。由于少年毛泽东天资聪慧，功课又好，不需要邹先生太费精力去教，班上的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省先生”。

从8岁起到16岁这个成长阶段，除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之外，毛泽东先后在韶山冲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多处私塾就读。乡间读书需要不断寻找真正有学问的老师，这在当时教育并不发达的乡间村落里并非易事。

1936年10月，经不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恳切要求，毛泽东叙述了他自幼年的人生经历。他说：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对这六年的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曾这样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这里毛泽东指的小学并不是后来仿效西方建立的小学校那样，能读新式的课本，有新式的内容和教学方法，实际上是乡间里流行已久的只传授初级儒家学问的私塾。

毛泽东接受传统蒙学教育的这个阶段处在中国教育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代。作为中国人自隋唐以来就习惯接受的“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模式，此时已经难以为继了。曾经作为读书人入仕途径的科举考试与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自新图存的历史要求逐步脱节。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等典籍作为使用的教材似乎也无法适应时代潮流的需要。

后科举时代的乡村儒学

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6年开始，中国所有乡试、会试、各省岁科考试等旧式科举考试内容一律停止。清廷主管教育的学务大臣负责组织颁发各种类型的新型教科书以适应新的教育改革需要，同时要求各省的总督、巡抚等地方官员尽快落实废除科举之后推广新式学堂的政策。在府、州、县等各级行政区域，甚至在乡一级地方广泛设立小学堂。

新式学堂要求有新的教科书。1903年，文明书局就发行了一套“蒙学教科书”，包括修身、中国历史、西洋历史、东洋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笔算、卫生、生理、天文、地质、格致、化学、动物、植物、矿物、体操等23种。基本符合近代分科和学制规范的模式，按照学期制度成书，内容进度和难度在当时而言与旧式的蒙学书籍相比，有明显的区别。在内容上有较大拓展，尤其结合了西方科学新知识，令蒙童少儿也耳目一新。190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另一套“最新教科书”，介绍民主国家的政体、解释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方法和进化知识等，为儿童展示了真实丰富的外部世界图景。这两套教科书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的“教科书时代”。

从销售影响来看，据学者研究，最受各地新式学堂欢迎的是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从1904年一直发行到1911年底，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80％”。而来自官方机构的组织出版及鼓励无疑起到了引领时代风气、为新式学堂兴办推波助澜的作用。

1905年底，清廷成立“学部”。“学部”编译图书局在五年内（1905-1910年）先后编纂出版了修身、国文、算学等教科书近百册，向全国加以推广。

中国的教育制度由此开始发生着划时代的巨变。但是在内地偏远的乡村，这种风气的变化无疑是缓慢的。毛泽东所在的韶山冲一带，私塾仍是儿童们求学的唯一选择。家人供子女读书，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识字、记账、振兴家业，或在乡间的日常纠纷中因为懂经书而占据上风。人们并不奢望这些读书的孩子能够走出封闭的世界，可以开辟与时代相关的生活轨迹。虽然多数人都相信读书可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

在舅舅家接受的蒙前教育和之后的私塾教育，毛泽东读的主要是儒家蒙学读物。虽然这些书与中国教育大变革的时代潮流无法合拍，却为毛泽东一生的国学根底打下了基础。当毛泽初步具有了学问的辨别力和人生价值观之后，传统国学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身上焕发了别样的光彩。

“四书”，是南宋理学家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单独拿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为“四书”，是儒家基础的经典读物。“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部古籍。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起，“五经”被规定为科举用书，一直沿用到清末。

旧时私塾先生教的这类儒家的基础经书，多数时间里只照本宣科而不讲解，学生只能不断强化记忆，求得顿悟。当然除了背诵正文，在较高年级之后，会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进行开讲，强调朱注即答案。这种囫囵吞枣式的学习，多数情况下不能使学生真正领会理学大师的解释。因此，背经典、记朱注就成为令人生厌的事情。少年时候的毛泽东很不喜欢这些课程枯燥的教学形式和内容。而且旧式的塾师教学中崇尚严管，甚至远远超出严格而变为苛刻，责罚学生成为教学管理的主要手段。有一次，毛泽东从学校中逃出，为了避免回家后被家里发现逃学而受到父亲责打，竟然跑出家门在外流浪了三天。虽然一个少年只是在村子周围七八里的小范围内游荡，但却让家里着实担惊了一次，父亲毛顺生出于本能的爱护对儿子的态度略有改变，这种改变就是稍微降低了粗暴的等级。毛泽东在后来的回忆中曾多次谈到：“我是不喜欢经书的”。少年时期的好学生尚且如此厌恶读经学儒，可见旧式教育“传道授业解惑”的本意渐渐式微，而它教条生硬的弊端已无从使人在教育中感受思想启示的魅力。但毛泽东还是在这种枯燥的学习中有所心得，并默然转化成一种宏大思想体系的基石。这个过程也自然地证明，无论哪个时代，何种教育，迈入门径之后，无论智者与愚者，皆因此有所收获。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演讲时说：“我幼年没有进过什么马列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其实，毛泽东在传统教育中所收获的不只识字这么简单。

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六年孔夫子”（因中间有务农的两年多，总共大约是八、九年的时间）对少年的毛泽东来说固然枯燥无趣，但终年的强化练习，乡间尊儒的风尚引领，出于学习而生硬记忆的知识却为毛泽东打下了文化基础，并且在青少年阶段逐步转化为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好奇与探索，这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中用起一些传统知识往往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而儒家经典里真正的智慧，经过岁月交替、兵火烟尘的过滤与沉淀，将与来自西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加以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这恐怕是少年毛泽东自己也始料未及的。

“濯足”与“修身”

1903年的夏天，正在私塾读书的毛泽东，见户外天气晴朗，绿色如画，自然里水光动人。因为私塾先生不在，便不想再去温书，与班里的其他少年一起到附近的池塘里游泳去了。塾师回来后极为生气，恼怒地说：“孺子不可教也。”

出于一个教师的尊严，不能让学生这样目无尊长，他本想对带头逃课的毛泽东加以责问，毛泽东却搬出了逃课游泳的理由。

毛泽东说带头让学生们游泳的不是我，而是我们的文圣人孔子。说着，他往东墙上的孔子牌位一指。邹春培问毛泽东：“孔子何时教你们去游泳？”毛泽东打开《论语》，翻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递到先生面前，说：“先生你看，孔夫子不是也说过可游泳吗？”

邹春培看到论语上有这样的话：“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邹春培脸上顿时露出了尴尬的神色。

这样的解释如果出自大人之口，就比较牵强幼稚，但出自一个儿童之口，不仅显示了学生的读书能力，更带着几分调皮狡狯。学生的逃课理论令邹春培哭笑不得，他又想了一个以学代罚的方式——对对子。如果学生们无言以对，就要施以责罚。他出了上联：“濯足”，其他学生们都在思索，惶恐中不知道怎么回答，毛泽东思考片刻却对出来了：“修身”。这样的对仗不仅工整，而且意思也很贴切。邹先生听到这个回答，点了点头，气也就消了一半，开始继续上课。于是一场责罚变成了日后人们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1957年11月，毛裕新（毛泽东私塾同学）到北京对毛泽东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对了，‘濯足’对‘修身’。这个‘濯足’，就是洗脚。《孟子·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辞·渔父》中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讲：‘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以‘灌足’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可以‘修身’，可以锻炼身体，又提高修养，先生当然不责怪我们，拿我们没有办法了。”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四书五经”这类古籍仍属案头研习的经典。这时杨昌济刚刚从英国留学返回长沙，在一师执教，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学问渊博，在英国时专攻伦理学（哲学分支），同时精通旧学，著有《论语类钞》等，对中学、西学都持批判态度，主张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他在堂上讲课，在课外辅导，以西方哲学的思辨，将儒家学说条分缕析，指出中西之不同。他不厚古薄今，也不重洋轻华，往往以理性色彩对中西文化的优劣有所阐发，提出精当的见解。因为有宽大的视野作为学问的视角，往往令学生茅塞顿开。这些明显异于乡间旧学的学问门径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毛泽东日后在理论研究中不拘拟于书本，能与实践相结合，活学活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知识，是颇有帮助的。同时，这样的思维锻炼，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很大程度上促使毛泽东养成了辩证思维的习惯，加之毛泽东崇尚实践精神，所以能避免早期多数共产党领袖机械沿袭苏联模式而形成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这与一师时研习受教于杨昌济的治学方法有很大关系。

走出一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新文化运动中思考人生方向，忧虑中国之命运，并在接触西方思潮中被马克思主义所感染洗礼，逐渐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于中国古代的哲人孔子、孟子，在批判的基础上能够一分为二地看待，对于孔孟在历史上合理、进步的方面亦有所肯定。他曾在一篇通信上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对于国粹，毛泽东确实是扬弃之外有所选择、有所发扬的。

马克思主义化的“孔孟之道”

孔子在《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各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放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对此，毛泽东表示了相当的认同。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文章中他写道：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领域”，毛泽东的引用是在孔子“大同”理想的基础上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进而对传统意义上的“大同”社会做了适度的肯定，更做了本质的改变。他由唯物史观出发，代替古人天命色彩的唯心史观，将“帝王将相创造历史”改变为“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毛泽东对中国古代长期以来的“大同”观念，赋予了新的意义，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用中国人易于接受的民族化的形式表达了出来。

孟子是孔子以后儒家的代表人物，因此被称为“亚圣”。孟子所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对毛泽东“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都有所启发。孟子的“民本主义”在毛泽东思想中也得到了升华。毛泽东说：“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在著名政论文《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因此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民间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有学者曾对《毛泽东选集》的前四卷作过一个粗略统计，其中的成语典故，有40条左右来自《左传》，有20至30条来自《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的则来自《尚书》、《易经》、《诗经》、《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老子》、《孙子兵法》、《晋书》、《国语》等，正是毛泽东所持的“批判地继承”的原则和态度使他能够古为今用，使中国传统的智慧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时被赋予新的诠释。

不那么高兴孔夫子

1973年5月，江青在毛泽东住处，看到桌上放着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顺口念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这首诗的意思是，郭沫若的文学成就和唐代古文运动中的柳宗元一样伟大，但不如柳宗元的地方是他的思想很落后。意思是说郭沫若这个人虽然现在是共产党人，思想上却与孔子为伍。

早期的郭沫若是孔子的坚定维护者，对于“打倒孔家店”的说法，郭沫若表达了相反的态度。就此而言，他与“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较为激进的否定国粹的思潮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在给哲学家宗白华的信中直陈己见：“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的‘泛神论’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动态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的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的存在，便是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文化有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是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要说孔子是个‘宗教家’、‘大教主’，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是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这是郭沫若对孔子学术和思想体系的基本认识。

《十批判书》，由《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10篇文章组成。1945年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印行。在书中，郭沫若表达了这样的政治观点：“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级中的先驱者”，“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1936年10月鲁迅去世后，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的挽联是这样写的：“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他将鲁迅与孔子并列，也说明他认为孔子如当时的鲁迅一样，是时代的先驱者。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当着郭沫若的面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折戟沉沙”于异国荒野之中。从事后查获的材料看，林彪试图从孔孟之道中寻找自己的精神武器，林彪甚至手书孔子“克己复礼”一语，挂在卧室中。毛泽东据此认为，林彪与国民党一样是尊儒反法的。所以决定在“批林”的同时“批孔”。

毛泽东说：让他们发愁吧！要抓住阶级斗争和还未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在大学文科的影响，如哲学、历史、美术等方面存在着。他们灌输帝王将相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革命。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这个材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根据毛泽东本人意见撰写的意见稿。两校大批判组从林彪集团的笔记、手书题词、摘录的卡片及公开的言论中选摘出涉及孔孟或类似孔孟语言的材料，并与孔孟之道相对照。毛泽东意在通过这个材料，通过“批孔”，进一步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思想根源、极右实质以及批判社会上存在的所谓“右倾思潮”，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文革”中，毛泽东对郭沫若《十批判书》的否定态度，似乎与早年他对儒家文化辩证看待的态度有所差异。这时对儒家思想的全面批判，主要不是由思想本身所决定的，而是特定时期政治斗争的需要使然。当政治走到孔夫子的对立面时，打倒孔家店就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抗表现了同样的摧毁力。但其打倒的对象虽然是同一的孔子，但在这个表层之下，打倒的内容和要求，打倒的目标都是大为不同的。新文化运动打倒的是传统的社会文化意识；而批林批孔打倒的却是与政治纠结在一起使用孔子言论的政治势力。

第二章 《三国演义》是历史吗

“三国故事大王”

毛泽东约在1906年（13岁），即他认识的字累计到可以自己看书时，借助于舅舅送的《康熙字典》，开始阅读一些乡间流行的古典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富于侠义反抗精神的《水浒传》和传奇宏大的《三国演义》这两部书成了毛泽东钟爱的读物。在农忙之余，毛泽东总会抽出时间来读一读。乡间读过书的人少，一些懂三国的老人都是从听戏、听故事中听来的三国段子，所以少年毛泽东在阅读之后与他们谈论三国时，反而有更多情节和知识。而同龄人一样爱听这类故事，读书的毛泽东渐渐在同龄人中成为了有名的“三国故事大王”。

《三国演义》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它的艺术成就之一就是在战争描写上写出了古代战争的特点。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都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如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插曲，都使故事紧张激烈、惊心动魄，有时则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联盟、诸葛亮和周瑜之间的斗争、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战争准备等等，都是精彩的章节。《三国》中有许多十分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少年毛泽东对战争的理解，主要是读《三国》时起步的。

毛泽东自己回忆说：“我喜欢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1910年，在远赴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毛泽东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喜爱的两本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对于三国故事的涉猎，使毛泽东在少年时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把故事当成了全部真实发生的事件。如果有人说三国中很多故事是虚构出来的，毛泽东一定会表达出非常强烈的反对。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好友萧瑜这样回忆：“《三国演义》实际上并不是记录三国时代的历史书。它是对历史事实进行高度艺术想象后的产物。这一点，少年毛泽东简直不敢苟同。这些故事在毛的生命中扎下了根。”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其所著《毛泽东传》中也说：“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和历史教师发生过争论。对任何同意那位教师观点的同学，他都对其大加指责，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同学……关于小说的争论，他甚至找到校长那儿。当这位博学的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三国时期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进退两难的同学签名。”

孙琴安在《毛泽东和中国文学》中说：“少年时的毛泽东一直是把《三国演义》当做历史来读的，并认为通过这本小说可以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因此，他对《三国演义》等小说都读得非常认真，绝不是泛泛而读，只作消遣。”

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中也曾说：“毛泽东在读《三国演义》等旧小说时，极其用心，也像读正课一样，打上圈点等记号，或写上批语，这是他一直保持的一种优良的读书习惯。”

无疑，从小说培养一个人的历史观来说，《三国演义》丰富细腻的描写，相比正史来说，有独特的优势。虽然毛泽东一段时间内固执地视《三国演义》为历史。但毕竟《三国演义》基本遵循了七分史实的精神，虽然人物描写加了艺术的演绎，但大的事件却非常接近历史，所以毛泽东早期的固执并未影响他建立自己的历史观。

后来，毛泽东接触到了《三国志》。晋代陈寿所撰的《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南朝裴松之加以注释，博引群书，史料极为丰富。这本正史与《三国演义》有所不同，但也有大量相通之处，毛泽东对小说与历史的认识逐渐分开。

他说：“《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为了说明演义和真实历史的差别，毛泽东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是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时37岁，那时诸葛亮才30岁，即比周瑜小7岁。”《三国演义》与《三国志》，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来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也很爱读《三国志》。在毛泽东的论述和讲演里，也经常将它和《三国演义》结合引用。

京剧《毛泽东空山计》

1927年7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县境内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深夜，毛泽东借住在三湾村“协盛和”杂货店。在他要睡觉的时候，忽然发现货架柜顶放着一摞落满灰尘的书，爱看书的毛泽东取下来一看，是一套线装本的《三国演义》，毛泽东于是就向店主借了这套书，空余时间用来阅读。据贺子珍回忆：“1929年前后，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也许是毛泽东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为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

在井冈山斗争期间，他曾派人到土豪家里寻找《三国演义》这本书。10年后他在延安，讲起农民当时的回答，仍然感觉有趣。当时老乡的回答是：“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产了”。就当时恶劣的生存环境来讲，不会有太多的书籍可供毛泽东在转战中阅读。能够于乡间搜得几本《三国演义》似乎已令当时的毛泽东格外高兴。

《三国演义》中有很多战例，其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应战应和，胜负得失，都在军事斗争中可资借鉴。有人甚至因为毛泽东喜欢读三国用三国的原因，嘲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把古代的小说无条件地当成了现代战术的教科书。

从《三国演义》中获得的战争启发，为什么不能用于革命战争呢？

如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红军官兵，都联想到了《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在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后的庆祝晚会上，有人根据这一战斗的情节，编演一出京剧《毛泽东空山计》，其中一段唱词为：“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验，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幸，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你既来就把山来进，为何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腹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三军；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这大概是最早直接歌颂毛泽东的文艺作品了，也表达了红军官兵对毛泽东战略战术的赞赏。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说：“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及在不同时期对三国知识的使用，很能反应毛泽东善于把知识转化为思想策略的能力。毛泽东不但从战争的视角来看三国，也从《三国演义》中看外交的学问和组织的重要性。毛泽东曾对薄一波说过，看《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他还讲过，曹操下江南，东吴谁当统帅成了问题，结果找了个“青年团员”周瑜，29岁当了都督，大家不服，后来加以说服，还是由周瑜当，结果打了胜仗。毛泽东借这件事说明选拔干部，不能唯资历论，要在必要时以能力论人才。

1936年9月8日，在给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中，他引用《三国演义》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来说明“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1957年，他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说明人民群众的智慧和重要性。

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说：共产党需要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才能有生命力，任何一个人都要有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共产党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毛泽东在1959年至少四次向党内高级干部和身边人员推荐阅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据董志新所著《毛泽东读〈三国演义〉》一书介绍，1959年3月2日在郑州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了郭嘉的诸多事情，要求领导干部要避免郭嘉反对的那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稍后，4月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要求领导干部要多谋善断；5月28日，毛泽东同英文秘书林克谈到历史问题时，又提到郭嘉的足智多谋和曹操对他的器重；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说到曹操赤壁之战后痛思郭嘉的事情，几天后找李锐等人再次说到郭嘉。

为何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多次重提郭嘉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呢？

郭嘉，字奉孝，三国时曹操的重要谋士。在曹操兼并群雄、建功立业的过程中，郭嘉进行了一系列关键性的谋划，在远征乌桓的路途中因病而逝，时年38岁。曹操评价郭嘉“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他认为郭嘉是“良臣”、“奇佐”。毛泽东不断向高级干部们介绍郭嘉，是希望他们能像郭嘉那样面向实际生活，识辨事物机理，谋而后决，多谋善断，勉励他们做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良臣”、“奇佐”。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用意。

从《郭嘉传》中可以看出，曹操和郭嘉君臣共事十一年，一直是互相欣赏、互相勉励，始终能做到真心相待，诚心交流。郭嘉最早曾慕名北投袁绍，共事一段时间后认定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难成大事，遂即离去。后来受荀彧引荐见到曹操，议论天下之事后欣喜地说：“真吾主也。”曹操对他的才能也非常欣赏，高兴地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遂安排郭嘉为贴身谋士。曹操想征讨袁绍，自感力量不够，郭嘉从双方主帅的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十个方面作了分析，提出了“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的结论；他援引楚汉争战、刘邦反弱为强的例子，激励曹操的信心。战局的发展印证了郭嘉对曹操的了解之深。曹操认为“天下人相知者少”，“唯奉孝为能知孤意。”两人常“行同骑乘，坐同幄席”，坦诚交流，无所忌讳，在长期的互相欣赏中建立了彼此间的信任。毛泽东让人们阅读《郭嘉传》，也是希望高级干部能像郭嘉那样，能彼此激励，知无不言，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

应该特别提及的重要一点是，《郭嘉传》中载，曹操南征败于赤壁，回师后感叹：“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又曾哭叹：“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三国演义》把这些史料作了更好的渲染，在第五十回描写，曹操回师后在众谋士就座的场合仰天大恸，捶胸痛哭，念叨郭嘉，而“众谋士皆默然自惭。”曹操在战场失败后缅怀郭嘉，实际上隐含了对部下事前未谏、盲从失职的批评。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对李锐等人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良妻。曹操在赤壁大战吃了败仗，于是想念郭嘉。”又说：“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想念郭嘉是曹操遭遇失败后的一种情感表达；毛泽东向人们推荐阅读《郭嘉传》与当时工作上出现一些失误也有直接关系，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像郭嘉那样针砭时弊、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同时告诫大家，如果每个人都能做郭嘉，那工作中的失误就能够避免。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有些话语或许难以言说，只好让大家阅读《郭嘉传》以自己体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多次重提《郭嘉传》是毛泽东采用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蕴含了他对广大干部勉励、期待和责备等复杂的思想感情。

七十年的三国情结

用一生来读一本书，这样的阅读记录是非常罕有的。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持续时间长，评《三国演义》涉及的范围广，从时间跨度及阅读深度而言，能出其右的读者几无一人。他读《三国演义》的历史超过了70年。在乡村私塾、在一师学堂、在井冈山丛林里、在中央苏区、在长征的担架上、在延安窑洞中、在转战途中的马背上、在西柏坡的寒简民房内、在北平双清别墅、在中南海书房、在视察的专列上……一部《三国演义》伴随了他的一生，直至生命的终结。毛泽东对《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解读评点时几乎回回点到；从黄巾起义到三国归晋，重大事件全在他的评说视野之内；三国人物评论者达30人。曹魏集团的曹操、郭嘉、夏侯渊、许褚、刘晔、蒋干、华佗，刘蜀集团的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黄忠、廖化、刘禅；孙吴集团的孙权、周瑜、吕蒙、陆逊、黄盖、鲁肃、张昭；司马氏集团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东汉末年割据军阀及其幕僚董卓、袁绍、刘表、张松……几乎囊括了三国各派政治势力的主要人物。至于对曹操、刘备、诸葛亮的评论，多达十几次，甚至几十次。

1932年1月，赣南会议批评他为“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毛泽东恰值生病，他在东华山住了50来天，连春节也是在那座古庙里冷冷清清地度过的。直到3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派项英专门来请他下山。毛泽东在世外桃源般的东华山，埋头读书，津津有味地再次通读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书籍。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江青替他准备了一批书，但他只挑选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几种。1942年，邓宝珊将军在陕北和部下讨论毛泽东在一些著作中阐明的观点时，说毛泽东学问渊博，读书很多，住的窑洞的书架上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等。

战争年代，毛泽东找各种可读的《三国演义》阅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不放过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和相关的研究成果。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北京日报》上读到了作家吴组缃的《关于〈三国演义〉（三）》，就嘱咐秘书去找以前连载的两篇来看。据《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l期一篇文章中说：1959年4月23日，毛泽东阅读本日《北京晚报》连载的吴组缃《关于〈三国演义〉（三）》，在旁作批示：“请秘书代为查找该文的第（一）、（二）两节，想看看。”

据毛泽东的卫士尹荆山回忆：1962年的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房，在台阶上住了脚，仰天凝视，深吸一口气，忽然放开喉咙，唱出两句京戏。记得是《空城计》。卫士们一怔，随即交换眼色，无不流露欢颜。这两句京戏似乎宣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到吃饭时间了，在尹荆山的建议下，毛泽东和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家常便饭，四菜一汤。毛泽东并不因为与家人一道吃饭而破坏习惯，仍然是手不释卷，边吃边看。不过，这次看的是小人书《火烧连营》。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仍然还坚持读《三国演义》，经常在书房里翻阅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有平装的也有线装的。据忻中的记载：“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我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主席的《三国演义》，都是徐业夫秘书让我从中国书店新购来的。”忻中还看到，毛泽东晚年在游泳池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其中一种是上海涵芬楼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

据逄先知的记载，60年代，毛泽东先后两次要读《三国志》。一次是1960年4月20日，逄先知送的是标点本《三国志》。一次是1964年10月13日，逄先知送的除上次标点本的《三国志》外，还有卢弼撰的《三国志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全18册）。这部《三国志集解》是线装本，字也比较大，毛泽东非常喜爱，后来一直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房里，读了又读，上面还写了许多的批语。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三国，用三国，还经常向人推荐三国。据朱霖回忆：20世纪40年代，“毛主席曾号召我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我看后得益匪浅”。那时，延安和晋、冀、豫解放区等都先后出版了《三国演义》。皮定均将军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刘伯承送给他的麻纸本《三国演义》，石印，每页中间对折，空心的，一部比一块砖头还重些。这部《三国演义》跟着他，到中原突围后还捎带在身边。那时，徐海东将军在去华中新四军就职前，向毛泽东辞行。当他说到在马列主义学院读了一些书时，接着说道：“只是你说的那三部小说还没有看完呢”，“什么三部小说？”（即《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可毛泽东已经忘了，当他知道后，哈哈大笑起来。

据阎长林回忆：1947年前后，在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的日子里，毛泽东充分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时间学习。他对战士们说：“你们的文化低，读理论书有困难，可以先看小说，引起读书兴趣，文化提高后再慢慢读理论书。小说的内容很丰富，有政治、有军事、有文化、有生活，看小说不仅能够增长知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也能够提高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接着，毛泽东就由《水浒传》讲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什么借东风、七擒孟获、大观园等，说得生动有趣。

毛泽东向来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情况。1955年，有一次，毛泽东在火车上问卫士李连成：“小李，你来的时间不算短，半年多吧？”李连成说：“10个月了”。“我说话你还听不懂吗？”“能听懂”。毛泽东说：“说明你不是听不懂话，而是学习少，没看过书，《聊斋》没看过，《红楼梦》没看过，《三国演义》也没看过，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你应该去学习学习啊”。

第三章 失了布匣的《盛世危言》

郑观应笔下的世界

13岁时，毛泽东已经长得比较高大，像个大人了。父亲毛顺生迫不及待地要求毛泽东去家里的田地干活。因此毛泽东无法按日去私塾读书，几乎等于辍学。白天，他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还要替父亲记账。那时，毛泽东的父亲经历了一次诉讼失败，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儒家经书上一句很合适的话，从而使自己获得了胜诉。无力辩护的毛顺生气愤难平，便希望自己的儿子毛泽东今后读书一定要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在需要时帮助他打赢官司。对于其他的杂书，毛顺生自然不会支持毛泽东去读。不过毛泽东还是在求知的道路上与父亲的要求相去甚远。这时，通过表兄文运昌的介绍和推荐，年少的毛泽东读到了一本叫《盛世危言》的新书，它与经书不同，与《三国》也不同，使少年毛泽东开始单纯地忧国忧民起来，渴望走出故乡看到外面的世界。

《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是甲午战争以前，早期具有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于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后增订改名《易言》刊行，至1893年再经增补修订，定名《盛世危言》后出版。现今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盛世危言》文本，分别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5卷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14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8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

5卷本《盛世危言》正文57篇，附录19篇。《道器》篇列首，为全书总论，继以《学校》、《西学》、《考试》、《议院》。该书刊出后，人们竞相传阅，以至重印20余次，各种版本翻刻发行达10多万本，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种书。1895年光绪皇帝看到此书，命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被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枢金匮”。郑观应的观点以及《盛世危言》对年轻的孙中山影响很大，他的《上李鸿章书》就是接受郑观应的观点写成的；对后来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也有先声之效。这种影响可以持续到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五四时期。

但《盛世危言》这本书对于当时像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这样整日为衣食算计的农民来说，几乎毫无用处。毛泽东为了不让父亲发现自己在读这样“无用”的书籍，经常在深夜把房间的窗户遮起来，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毛泽东读了又读，翻了又翻。他很爱惜书，常常把卷了角的书放在凳子上用手小心地压平。尽管如此爱惜，但由于太喜欢读书，翻阅次数较多，书上还有了破损。1915年的寒假，已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到外婆家向八舅拜年时，顺便向表兄文运昌还了先前借过的部分书籍，这本《盛世危言》失了布匣。因此，毛泽东写了一张致歉的便条。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展室里，人们现在仍能看到这张1915年2月24日毛泽东给其表兄文咏昌的还书便条：“咏昌先生：书11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泽东敬白。正月十一日。”

在毛泽东少年时代，科举已经废除了，新式学堂逐步开设。西学东渐已是时代的风气，东瀛求学也已成了一股潮流。但是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的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还十分微弱。《盛世危言》展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使毛泽东眼界大开。他一借到这本书，就爱不释手。据说，毛泽东对《盛世危言》大约通读了14遍。《盛世危言》唤起少年毛泽东的爱国精神和“一定的政治觉悟”，他意识到国家处于困境，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天下都处于大的变化之中，中国也绝不能守着祖宗的老样子不变了，自己也不能守在韶山冲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应该抓紧学习新知识，投身到伟大的变革中去。恰好在这时，表兄文运昌告诉他，湘乡有一所新式学堂，注重西方新学，教学方法也是很“维新”的，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韶山冲里学不到的新东西。毛泽东被这个新式学堂深深地吸引住了。

孩儿立志出乡关

这时，毛泽东正经历他的第一次婚姻。

毛家当时有水田二十多亩，毛顺生又长年在外贩猪贩米，虽然农忙时家里请了一个长工，但里里外外操持家务仍靠毛泽东母亲文七妹一个人。文氏既要照顾公公毛翼臣，又要照料毛家三兄弟，尤其是毛泽覃，当时才2岁，文氏要带着他下田耕作，肩上的担子很重。当时，毛泽东辍学回家务农，但人大心也大。他的父亲毛顺生想要儿子顺从他的安排，娶妻生子，在自己的基础上振兴家业。为了解决家庭的劳力问题，同时拴住这个乡间少年的心，毛顺生为儿子讨了一个大毛泽东4岁的媳妇罗氏。在乡村传统观念的压抑下，毛泽东当时没有采取逃跑等方式来对付，但是他用既默认又不完全顺从的独特方式应付了这次婚姻，名义上成了亲，拜了天地，但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姻，不怎么理会罗氏。这让毛泽东的父亲很是生气。

这个时期，毛泽东还接触到一本小册子：《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介绍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中国对越南、缅甸宗主权丧失的情景。他后来回忆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后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曾说道：“《盛世危言》激起我想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民间劳作了。不用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美国著名的学者罗斯·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传》中也说：“一本倡导改良、呼吁技术进步的书——《盛世危言》，使毛泽东形成了这样的思想：为了拯救自己的文明，中国必须借鉴西方的东西。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具有改良思想的买办。他使毛泽东产生了这样的考虑：为了中国的命运，他应该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他决心违抗父亲要他学一门手艺的打算，去新式学堂求学。

1910年，罗氏因患细菌性痢疾而早逝。毛泽东向父亲毛顺生提出想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要求，当即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毛顺生并不认为持续的读书，能够让自己家里出一个举人进士。农家更需要实实在在的精明算计，帮他打理家政比起远外的求学显得更有价值。下定决心的毛泽东开始寻求亲戚朋友的帮助，来说服自己的父亲，这种坚决的向往终于发挥了作用，毛泽东确定了上学的日期。在走之前，他还是尽心地帮家里记了最后一笔账，然后在一本发黄的记账簿上，改写了日本明治维新志士西乡隆盛的一首诗，借用它表达了自己的抱负和志向，像古代那些志士游子一样真诚地想告诉父亲自己的理想：“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最终，父亲没有能阻拦住自己的儿子。

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

1947年8月，在陕北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与警卫员闲谈时又提及了这本四十年前所读过的书——《盛世危言》。他说：小时候看《水浒》，只知道杀富济贫，不懂得反对封建；大点了，看《盛世危言》，以为有了外国的技术、机器和枪炮就行，还是不懂反封建。毛泽东少年时所读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八卷本）》，是在1895年推出的版本上稍作增订的，它迎合时势，着意增加了强化国防、商务和发展经济技术等篇章。所以毛泽东一直以来把这本书作为“一本倡导改良、呼吁技术进步的书。”

《盛世危言》的主题思想为发展经济、富强救国。郑观应从洋务活动实践中获得了超越于洋务运动一个时代的认识水平，他将御侮、求强、致富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作了系统而有机联系的正确表述。他说：“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他将“政治、实业”的关系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政治关系于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的高度概括。因为他的上述认识和论述，历史学家夏东元高度评价郑观应“是民主与科学启蒙思想家”，实际上就是“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前声。

夏东元从历史考证出发判断，少年毛泽东的理解与作者郑观应的主旨是有所偏差的，他谈到毛泽东自己对《盛世危言》的认识时说：“尽管这一自述常被引用——作为《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例证——但是，如果斯诺记载无误的话，那么，13岁的毛泽东其实并未读懂《盛世危言》。与少年毛泽东的理解恰恰相反，作者郑观应对晚清改革专注于引进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其实持批判态度。郑氏急于要引进中国的，不是技术，而是制度，具体而言，是议会民主制度。”或许毛泽东确实并未理解到“民主”等制度比器物技术更能解决中国沉沦的价值，但作为13岁的乡间少年，启示的意义远远超出书籍内容本身。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说：“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无论如何改变，中国总是要追求富强的。而这种理想几乎成为民族广泛认同的愿景——中国梦，或者说这是我们近代以来民族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毛泽东，作为独特的一分子，用自己的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参与了这种改变。

在后毛泽东时代，人们因为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经济效益，把毛泽东时代截然放在改革开放的一个近于反向的参照系统中，认为毛泽东不重视经济。实际上，毛泽东对发展经济作过相当精辟入理的论述。相继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等文献，在瑞金、延安时有《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著作。但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无疑屈从于政治斗争，这是有特定原因的。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始终是中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毛泽东对经济建设更多的都是站在政治角度的思考。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观念使毛泽东无从更高地跳跃，直至生命停止的时刻。他没有找到更好的推动生产力的方法，这是非常遗憾的。如果毛泽东能意识到对生产关系的随意调整并非唯一前进的方式，如果让无形的手来到经济生活中，他会发现，在经济全球背景下有一些近乎神奇而有秩序的力量远比政治运动和精神激情更能促使生产关系趋于合理，进而发展一个国家的生产力。

毛泽东晚年，集一国权柄于一身，走上至高的神坛，实践着郑观应的设想，但理念一致，结果迥异。屡次兴起的政治运动，对制度本身的调整变成了摧毁，这是与初衷大相径庭的。历史总是按自己的规律行进，对于英雄人物也不给予例外。

毕苑：《〈东亚普通读本〉：百年前一部中日合编的教科书》，《读书》，2010年第12期。

杨昌济：（1871-1920），又名怀中，字华生，湖南长沙县人，伦理学家，教育家。曾赴日本、英国留学。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进步青年。杨开慧之父。

刘汉民在《毛泽东没有写过“郭老从柳退”一诗》（《党史文汇》，1997年第8期。）一文中，从当时人物回忆、毛泽东的做诗习惯等角度，指出：毛泽东从没有写过“郭老从柳退”一诗。但以笔者揣断，在“文革”中形成的无法弄清的领袖讲话即使是附会使然，也在某种程度上有近似于领袖本意的可能。

忻中：《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党史文汇》，1994年第9期。

张其武：《毛泽东的重要启蒙书〈盛世危言〉》，《中国边防警察》，2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