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乾隆皇帝的《通鉴辑览》

校长赠书

1936年，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时，毛泽东就讲过，在辛亥革命长沙起义时，18岁的自己参加新军，成为普通一员列兵，到1912年初民国创立，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过去，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于是退伍，决定继续读书，正好碰上新成立的“湖南全省公立中等学校”（长沙一中前身）招生。

毛泽东说：“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毛泽东没有说出名字的这位国文教员指的就是一中的校长——符定一先生（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是一中的其他教师，无论是谁，这或许并不会影响我们对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的描述和判断）。

1912年，符定一在长沙创办了“省公立高等中学”并任校长。招收新生时，年方19岁的毛泽东也在应试之列。这次考试国文的题目是：“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为重”。由于毛泽东对此类问题早有自己的见解，行文流畅，逻辑严谨。符校长看到这个青年的文章，先称难能可贵，后又疑其有伪，决定亲自面试。在校长室，符校长另出题让他作答。毛泽东见校长看重自己，便沉着应对，文章富于文采，字里行间时有惊人之语。符定一看了毛泽东的文章大为赏识，当即决定录取。

在省立高等中学校读书期间，有一次，毛泽东与教国文的老师因作文中的观点不同发生了争执，毛泽东强硬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位老师一气之下找到校长符定一，说这样的学生我没见过，我教不了他，一定要开除。符定一说，学生有问题可以教育，咱们对学生不能动不动就开除。这位老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把书本往桌子上一摔，说谁教得了谁去教吧，扭脸就走了。从这以后，符定一亲自给毛泽东所在的这个班上了几个月的国文课。符定一见毛泽东理想远大，有报国之心，又见他爱读课外书籍，就把自己圈点过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送给他阅读，让他汲取古代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增长才干。这一举动对于求知若渴的青年毛泽东而言，无疑喜出望外。

《御批通鉴辑览》这本书是在乾隆帝亲自参与和裁断下由清朝官方篡修的一部大型纲目体编年通史。它是《四库全书》里《御制评鉴阐要》一书的另一个书名。乾隆皇帝原来决定要出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定名为《通鉴辑览》。臣下将《资治通鉴》上乾隆皇帝的朱批汇集起来，形成《御批通鉴辑览》，卷首有乾隆写的序言。全书共一百二十卷，记事上起伏羲氏，下迄明亡，为中国古代史籍中记事时间最长的一部史书。从形式上看，《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由正文和乾隆帝的批语（简称“御批”）两部分构成。乾隆帝的“御批”一共有一千九百余条，达十五万字之多，内容涵盖广泛，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无所不包，成为该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帝在批语中，对史书撰写的书法义例、朝代更迭的正统与偏安问题、储君的预立、君臣伦理纲常等诸多问题都发表了精彩、独到的见解。

我们无从知道的是，当时毛泽东感兴趣的，究竟是《御批通鉴辑览》中写的那些历史事件，还是乾隆皇帝颇有份量的批语。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兴趣终身不衰，直到晚年还常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这一类书籍；遇到他以为重要的内容，还送给他最亲密的同事去看。这与符定一赠读《御批通鉴辑览》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此之前，毛泽东虽然对本国历史已有一定的了解，但知识多是来源于《纲鉴易知录》等基础的启蒙历史书籍。《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吴乘权、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读本，是当年私塾中常用的教材。而从阅读《御批通鉴辑览》开始，毛泽东对史学的涉猎则无疑进入了更高级的阶段。

“伟大之器”

现在人们能够看到毛泽东最早的文章是一篇史论《商鞅徙木立信论》。它是1912年上半年在省立中学的时候写的，写在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校名的作文纸上，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七个字。

“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见于《资治通鉴》卷二。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是这样看待这段史实的：“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毛泽东从两个方面来评论，一方面是商鞅，一方面是公众。他把商鞅看成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称他的新政为“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他认为，这样的新政理应得到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拥护，“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

批阅课卷的教师十分赞赏这篇文章，打了100分，批示“传观”。这篇文章只有600字，眉批和总评却有150字。教师称赞这篇文章：“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并且在评语中这样称赞毛泽东：“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青年毛泽东通过读《御批通鉴辑览》确立的观念，从一开始就颇为不同凡响。这与毛泽东一生善于思考的习惯是一致的。毛泽东读书多，却不尽信书，他经常能从书中读出新意，有深刻的见解。

如毛泽东认为《资治通鉴》“叙事有法”，除了指它“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外，更主要的是认为它突出了历代治乱之根本所在，即“治国就是治吏”、“上梁不正下梁歪”。为此，毛泽东很欣赏司马光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为起始点开写。他晚年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曾评论司马光从这一年写起的想法。他说，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主要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任何国家都是一样，领导者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造福学术界

青年时代开始读《资治通鉴》这类书，对毛泽东后来的雄伟气魄和宽大胸怀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以《资治通鉴》为起点，对于历史的认知及由此形成的见解对青年毛泽东而言，都是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前奏。常常对历史有深度的思考，对国家民族命运心怀责任，使青年毛泽东具有了不凡的个人抱负。同时，因为毛泽东本人对历史书籍极为热爱，在他的要求下，新中国成立之后最终形成了三个学术界喜于见到的结果：

一是《资治通鉴》等古籍得以重新整理。1956年，标点的《资治通鉴》出版后，他又指示出《二十四史》标点本，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1959年4月，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给田家英写信：“主席指示标点出版前四史，去年起就紧张地进行这一工作。……现送上《史记》排样两份，……如果方便，请转呈主席一阅。”后来，齐燕铭、范文澜、吴晗、金灿然等人建议将其余二十一史（包括《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泽东深表赞成。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集中全国专家学者的力量，对这“二十五史”加以标点、分段、校字，大大便利了历史研究工作。

二是诞生了一部专门服务于历史研究的工具书——《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部工具书的编著难度，连毛泽东本人可能也未料及。《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吴晗受毛泽东委托组织编写的，本来计划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完成，但实际工作远比设想的艰巨，历时三十五年才于1982年最终完成，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用现代方法绘制的具有计量意义的历史地图集，也是显示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开拓的历史疆域发展演变过程的史书。它能得以编辑出版，追溯渊源，就与毛泽东喜爱读《资治通鉴》关系密切，成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值一书的佳话。

三是对其他基础性工具书进行了修订。由于毛泽东个人在读书时经常使用工具书，也就发现了一些工具书的缺点，并促成了相关书籍的修订。1957年，毛泽东会见《辞海》主编之一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二十年前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时也带着，后来丢下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有关方面组织实施这一重要意见，此后一批有关专家学者集中在上海，进行《辞海》的主编工作，至1965年出版了一部新的《辞海》试行本。毛泽东看到新《辞海》后，让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把新、旧两种版本的《辞海》逐条核对，看新《辞海》有什么优点，以及与旧《辞海》有什么区别。结果毛泽东对新《辞海》还是很不满意，认为有的条目写得太简单，有的条目应该新增而没有增加，并向有关方面转达了这个意思。几经反复，1979年，《辞海》试行本经重新修改增订后正式出版，并根据毛泽东生前提议，在重编《辞海》的同时对《辞源》也进行了修订。可惜，毛泽东未能目睹这两部修订、增订后的辞书。

退学自修，初涉西学

1912年春，毛泽东在长沙第一中学读了半年后，觉得该校的课程太浅，校规又太繁琐，很不理想。尤其在他读了长达116卷的中国历代编年体史书《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后，对从黄帝到明末的中国史重要史实有了大概了解，觉得自己学习、自己研究对进步更有益。于是，在1912年暑假索性退学，并制定了一个自修读书计划，之后每天到湖南第一省立图书馆自学。

第一省立图书馆创建于清朝末年，藏书丰富，楼上是藏书楼，楼下是阅览室。当时因为距市中心较远，每天来读书的人不多。为了争取时间多看书，图书馆一开门他就进去，中午吃两块米糕，闭馆才离开，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他贪婪地读，拼命地读。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深深为这位衣着朴素、学习异常勤奋的年轻人所感动，与毛泽东交上了朋友。后来，这位姓金的管理员追随毛泽东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回忆毛泽东当年在馆里的学习情景时说，那时候，图书馆每天早上一开门，迎接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毛泽东。他每天天麻麻亮就动身，到图书馆时，毛泽东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每天下午关门，还要“撵”他走，因为他一看书就着迷，不提醒他，是记不起回家的。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青年毛泽东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名著。他读书的面很宽，什么书都想借来读，像中国的经、史、子、集，美、英、法、俄等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文学、哲学，并穿插阅读了一些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以及童话故事书籍。此外，有关西方的历史、地理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他也有涉猎：“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尔（应是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应是《民约论》），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部关于法律的书（应是《法意》）。”

这些西方资本主义时期的代表著作，大多是具有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严复翻译的，多在此前七八年或十几年前就出版了。然而对青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书绝大多数他还是第一次读到。因此，他都感到非常新鲜，越读越有兴味，从中获得了许多新知识，也得到许多新的启示。其中有些书，如《天演论》，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书中宣扬的那种打破封建思想束缚，蔑视传统思想权威，提倡自强、自立、自主，主张发奋图强、救国图存的学说，大大拓宽了毛泽东的眼界，对他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在自学的半年中，还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毛泽东在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

图书馆正面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他常常一个人站在地图前沉思琢磨，世界竟这样大？于是，他自己购买了《中国地图册》和《世界地图册》加以浏览并达到了相当了解的程度。如果“有人说出一个地名，他会立即说出在中国的哪个省，或在某一外国的具体地点”，这对于他后来指挥战争和了解国际形势有很大帮助。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时间虽然只有半年，却看了不少书。

他曾感慨地回忆在湖南图书馆自学这段难忘的时刻说：“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它替我打好了文化基础。但我学习生活中最有收获的时期却是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半年，这正是辛亥革命后的一年，我已经19岁了，不但没有读过几本书，连世界上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书，哪些书是我们应该读的，都一点不知道。乃至走进湖南图书馆，楼上楼下，满柜满架都是书，这些书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真不知该从哪里读起。后来每读一本，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多读些。我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第二章 广求世界之知识

“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用了较多时间读古文和中国古典经籍。这同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杨昌济的影响有关。同时，四书五经他自幼多能背诵，也便于钻研。1916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他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倡导的新思潮和《伦理学原理》二元论哲学等吸引去了。但从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说，他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的儒家学术，而是直到“五四运动”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仍认为“略通国学大要”是自己读书和研究国情方面应当做到的。关于国学常识的重要，以及如何获得这种常识，在当时毛泽东跟朋友的通信中有不少反映。

在他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的信中说：“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这里说得很清楚：要有奇杰才能救国，而奇杰必通中西学术，首先要通国学。

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开头即说：“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这是一封很长的信，信中介绍萧读《群学肆言·缮性篇》，谈专通之先后与各科研究法等。然后又谈到“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经史子集“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比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要好，因为后者只侧重辞章，而前者增加了经世济民的经济，对历代治乱兴衰的原委都能有所触及：“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曾国藩一生标义理而主经世致用，还在北京做官时，即重经济之学。“经济不外看史”，这是他的老师唐鉴之言。因此曾对史学极为爱好（在军营中每天要读10页史书），造诣也极深。钱穆说，“曾国藩又增经济一目，经国济民，正为治平大道，即政治学，与近人以财货为经济者大异其趣。”怎样获得国学的常识呢？信中说：“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此其大略也。为学最忌一陋字，行此庶几或免。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其法曰‘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各科皆可行之，不独此科也。吾闻之甚有警焉！试一观当世诸老先生，若举人、翰林、秀才之属，于其专门之业，不可谓不精，若夫所谓常识，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则能者不甚寡哉！斯宾塞尔云，专攻之学，每多暗于通宗，岂不然哉！”

在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可以想见，这77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并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能够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当时他想读这些书，可是“身无半文”，买不起书。萧子升曾答应送他一些书，他拒绝了：“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下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看来，时间与金钱都很成问题，他自己也感到遍读这77种书是难以办到的。

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虽然他治学济世的思想已转向“大本大源”的哲学和伦理学：“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然而并未放弃对国学的研究：“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看来，一师时的毛泽东曾经颇有在学术研究上有番作为的想法。

“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

在长沙一师期间，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教师莫过于杨昌济。杨昌济先后在日本、英国留学近10年，以西方所得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来看待和批判中国封建伦常，决心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学术，他曾明确提出要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然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不过，杨昌济仍是一个理学家，他的学术思想仍以国学为主导地位，可以说是一位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这个时期欲融合中西而为一种新儒学的学者。他曾同黎锦熙谈过：“有宋道学其能别开生面，为我国学术界开新纪元者，实缘讲合印度哲学之故。今欧学东渐，谁则能如宋贤融铸之，而确立一新学派者？”1914年10月，长沙创刊的《公言》杂志，曾发表过他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劝学篇》，其中所述可代表这一思想观点。文章认为“吾国固有文明，经、史、子、集义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前此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谙取之之法耳”，“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

文中还谈到自古以来国学的源流派别，儒术为国学之正宗，有宋学、汉学之分，宋学有程朱与陆王之分，汉学有今文与古文之分。“各树一帜，互相非毁。今将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此等门户之争，早已不成问题矣。余本服膺孔子之道，然既不欲为专宗孔子、罢黜百家之愚，复不欲为攘斥佛老，驳击耶回之隘。余本自宋学入门，而亦认汉学家考据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门，而亦认陆王卓绝之识。此则余对于各派所取之态度，可为海内人士正告者。子思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庄子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陆象山曰：‘各尊所闻，各行所知。’约翰·穆勒曰：‘言论自由，真理乃出。’吾愿承学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期于万派争流，终归大海。”杨昌济在文中就此谈到他的热切期望：“吾国人能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此诚莫大之事业。非合多数人之聪明才力累世为之，莫能竟其功也。”老师的这些观点，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的弟子。

毛泽东当时是非常看重老师的这些见解的。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反映了老师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也反映了他自己所接受的康有为的大同学说。他觉得“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于是信中首先谈到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认为必须从大本大源——探求宇宙真理，即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着手，从而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种观点自然还受到《新青年》新思潮和《伦理学原理》等书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他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尽管他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观，《新青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时已震动整个知识界，他还是尊孔孟为得大本之圣贤，以儒家大同世界为自己的理想。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信中认为，只要普及了哲学，愚人可智；君子以慈悲之心援手小人，就可以“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何谓“圣域”，其条件与境界如何？“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所认同的理想世界，还是本于康有为所解释的儒家大同说。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论证了这种乌托邦的历史进化观。这一理想世界一直深埋在毛泽东心中。

关于中西文化互有长短的看法，包括留学问题，毛泽东是完全同意老师的意见的。1917年8月23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关于留学与否的问题，杨昌济在《劝学篇》中，曾介绍过吴稚晖的见解：“苟无普通科学与外国语言之准备，则不必急急西游，苟求学之志坚，则虽在国内，凡西洋之学问，皆可曲折而求得之。”1920年2月在北京时，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一会员的信中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听讲船山学术

毛泽东在长沙一师读书时，不仅广泛研读古籍国学，也崇尚知行结合，抛开案头的经典之外，常在星期日去船山学社听讲船山学术，得到杨昌济的鼓励。这个学社于1915年创办，主持人刘人熙，办有《船山学报》，其中的时论、政论多忧时之作。

明亡之后，遗民学者王船山、顾炎武以及颜习斋等，痛心于理学清谈误国，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风。颜（习斋）李（恕谷）学派讲求的习行哲学，毛泽东也是很倾慕的。曾国藩刊行《船山遗书》之后，研究船山学术在湖南成为一时风尚，名家辈出，如唐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等人都认为“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赅乎其中”，毛泽东也不例外。1937年他在抗大讲哲学，以认识论为重点，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问题，就参考《船山遗书》进行讲解。由于手头《遗书》不全，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徐特立，设法补全所缺各册。

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上发表长文《体育之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热衷于国学的研读。文中引用了以中国书为主的中外古今典籍和人物的众多事例，如“仲尼取资于御射”、“庄子效法于庖丁”，以为重视实践精神的论证。总计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愈文等中，共引用典故、成语和诗文约20条，涉及中国古代人物16人。文中还特别标举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师表，称赞备至。众所周知，毛泽东对国学的熟悉运用，在“毛选”中有更充分的反映。有人据“毛选”五卷统计，毛泽东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名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重要的思想土壤。

由上述各种事实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学生时代开始，终其一生同他的老师一样，极其重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当年他并不同意《新青年》前期所表现出来的全盘西化的观点，而主张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研究两者如何取长补短；同时强调要研究国情，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来改造思想、改造现实。

第三章 《新青年》的“粉丝”

“我的模范”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与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24名青年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在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工作是艰辛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当时他们每人每月只有几块钱的生活费，虽然毛泽东已经将自己的生活标准降到了很低，但是就这几块钱还是很难解决。10月间，经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馆长）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卫生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各种中外报纸。虽然每月薪金只有8元，但也能够糊口了，而且还能够在图书馆里读书，毛泽东非常高兴。毛泽东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工作之余，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更为难得的是，他和李大钊朝夕相处，从李大钊那里借来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阅读，并利用工作之便经常向李大钊请教。毛泽东正是在这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遵循“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当时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这让他非常兴奋。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很有帮助。另一个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而作为“五四运动”前后启时代风气的核心刊物《新青年》更是成为引领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发展的重要源泉。围绕《新青年》周围活跃的新思想文化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既是《新青年》的旗手，同时也是青年毛泽东眼中的精神“楷模”，尤其以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对毛泽东确立共产主义信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从1915年9月15日创刊至1922年7月休刊）在运动中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向着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发起猛烈攻击，使一大批知识分子逐渐觉醒。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筹办《新青年》，由上海群益书社发行到全国，立即引起了全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的寄语，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六项建议。介于《新青年》在全国的广泛影响，蔡元培萌发了特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的愿望。陈独秀恰好来北京出差，蔡元培便三顾茅庐式地拜访陈独秀，最终聘请他出任北大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也因此将《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而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则于1918年春天开始加盟《新青年》，逐步撰写了不少共产主义的相关文章，成为引介共产主义思想到中国的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除了北京、上海这些思潮汹涌的重镇，处于内地的湖南省，新风气也在蓬勃发展。杨昌济在长沙一师时就热烈欢迎《新青年》的创刊发行。他除了自己阅读之外，还积极向朋友及学生推荐，甚至出钱购买了一批分赠给他的一些学生。毛泽东作为杨最为器重的弟子之一，因此读到了《新青年》杂志。毛泽东后来曾对斯诺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毛泽东阅读了《新青年》以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观念发生了急剧变化，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据他同窗好友周世钊记载：毛泽东“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他深深感到，要想救中国，就必须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这便是毛泽东后来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所说的考虑“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的发端，也是后来成立新民学会的最初思想动因。

当时整个中国都属于思潮的转变期，一批热血青年认为中国再这样下去必将毁灭。毛泽东也认同这种观点。因为《新青年》的思想激励，毛泽东在思想方面的发展是迅速而剧烈的。他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真正想了解共产主义为何物，李大钊又不厌其烦地帮他做了很多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对于当时政府和现实不满，对国民的懦弱不满，他一直在思考，寻求一条解决的道路，能把中国拯救于水火之中，能把分割中国的侵略者赶出去，能让国民站起来。”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这对他的思想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他本人后来回忆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二十八画生”

毛泽东不仅阅读《新青年》，也尝试参与新思想文化革命的过程。1917年3月，毛泽东将自己撰写的《体育之研究》投向《新青年》。这篇署名为“二十八画生”的文章博得了主编陈独秀的赞赏，陈将这篇文章全文发表在《新青年》上。

对陈独秀，毛泽东是极为崇拜的。1917年9月，毛泽东在与蔡和森、张昆弟等人的一次交谈中，表达了对陈独秀强烈的钦敬之情。他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后来，毛泽东也一直认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在北京，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据史料记载，这次晤面，非常短促，所谈内容不外乎是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有关发展情况。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谈话，却让毛泽东兴奋不已。他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18年后，回想起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交往，毛泽东还对斯诺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和陈独秀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20年1月初的一天。这时，因“五四运动”散发传单被捕的陈独秀，被保释在家养病，毛泽东前去探望。在这之前，毛泽东等人就曾设法多方营救陈独秀。他甚至还在1919年7月14日撰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文中写道：“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可见此时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推崇。

1920年夏天，湖南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取道上海回长沙。在上海，毛泽东拜访了陈独秀。这是两人的第三次晤面。这次见面，陈独秀同毛泽东谈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炙热的革命情怀感染了毛泽东。也正是从这时起，毛泽东转变成了一位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多年后，他还同斯诺提到了此次谈话对他一生的深刻影响：“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毛泽东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在后来批判陈独秀错误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他的功劳。1945年4月21日，他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指出：“（陈独秀）是有过功劳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多次提到了陈独秀的功劳，提醒党内的同志不要因为他的错误就抹杀他对党的贡献。

客观地说，陈独秀是毛泽东的老师，在“五四”前后的一段时期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毛泽东自己都非常认可。可是，毛泽东是个“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人。他仰慕陈独秀的才华，但他不会盲从他的一切；他批判他的错误，却也不会因此而否定他的一切。

湘江畔的“新青年”

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开，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狂飙骤起的“五四运动”更是一大冲击，使他对孔孟学说的看法发生急促的转变。这在他主办的以传播新思潮为职责的《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出版）上，有很多反映。《创刊宣言》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最后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在两篇只有三两句话的短文上，直接指斥康有为的维护孔子尊严的可笑。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孔庙大殿），康有为打电报给政府，指为“侮圣灭伦，遍游各国，未之前闻”，还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毛泽东在短文中说：“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

接着，7月21日出版的“临时增刊”第一号上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毛泽东首先对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思想，予以彻底的批判：“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批欲师夷长技以制夷）；“是空虚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对健学会的“公约”中有“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极为称赞：“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对《湘江评论》给予了积极回应。胡适，生于1891年，实际比毛泽东仅大两岁，但在学问的传承上，客观地说与青年毛泽东应该理解为某种“师生”的关系，虽然他们从未真正建立这种关系。1917年9月，当毛泽东还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时，胡适就已从美国留学回国，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特别是他在《新青年》上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如响彻阴霾的春雷，使众多青年学子的心情为之一振，毛泽东也是其中一个。胡适讲授的《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很受学生欢迎，后来他经常在北大第一院的第一大教室上课。勤奋好学的毛泽东，也经常旁听胡适的课，成了胡适的一名旁听生。后来，经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还专门拜访过胡适，向他请教并讨论新文化新思潮等问题。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从事国内问题的研究与革命活动。当时，在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上，展开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这场论战，但他在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亲自为之拟定章程，并提出首批亟待研究的几十个“问题”。其中包括十分具体的如“女子交际问题”、“中等教育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杜威教育问题如何实施”等等，大都是胡适提出需要研究的问题。

这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刊物，从第二期起，连续登载了他写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此前，毛泽东离开北京时，曾专程拜访过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

《胡适日记》载，1920年元月15日，“毛泽东来谈湖南事”。具体谈什么事呢？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曾经谈及，原来当时他想在长沙筹办一个“工读互助团”，就办学的宗旨与初步计划等问题特向胡适求教，他说“自修大学”的名字还是胡适起的。

4月，毛泽东在湖南参与领导的“驱张”运动取得胜利，他立即给胡适写了一张明信片，报告湖南的大好形势。信中说：“我前天返湘。湘自张（指湖南督军张敬尧）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1920年毛泽东于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在《湖南通俗报》（1920年11月10日）上发表广告性文章，特地推荐《新青年》，把它列为文化书社经营的“杂志之重要者”的首位。同时，毛泽东还请陈独秀出具信用介绍，使文化书社同《新青年》杂志社开展亲切的业务往来。毛泽东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正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应该说，早年毛泽东与胡适之间的相互敬重与无声的支持，更多带有某种英雄所见略同的色彩。

可以说，正是在《新青年》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文章的影响下，毛泽东从阅读经史子集的兴趣中，从抽象谈论大本大源等哲学命题中走了出来，站在了政治思想的探索和改造中国的实践的历史潮头。就毛泽东在“五四”前后的经历及表现，可以看到一代伟人青年时期的成长是在大时代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不仅有自觉的为国家奋斗的理想追求，也有《新青年》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的濡染，更有以《新青年》为中心不懈战斗的思想文化大师们的点拨与帮助。

第四章 书为媒 革命的启蒙

三本书入门

1919年12月，湖南各界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毛泽东作为逐张代表第二次去北京。他在北大图书馆热心搜寻和阅读为数不多的介绍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他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1920年，我开始被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影响所指导。在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在我的脑海里，有三本书印象特别深，并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而起草的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完成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1848年2月在伦敦出版。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1920年8月出版，为社会主义研究社所出的“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这本书开宗明义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了毛泽东终身服膺的指导思想。《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曾经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十分形象的说法，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事实。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并非一无所知。早在1906年，就有《共产党宣言》的节译本。20世纪初也曾发生过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但影响非常有限。只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潮传入中国。1920年，几种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中文本相继问世。

据学者高放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的《共产党宣言》共有8种译本：第一种中译本是1907年在东京出版的。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蜀魂翻译。东京社会主义研究社1906年12月出版的幸德秋水著、蜀魂译《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曾附有社会主义研究社的“社会主义丛书出版预告”，其中列出全由蜀魂译的五本书里，就有一本《共产党宣言》，德国马尔克、嫣及尔（即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第二种中译本是1908年在东京出版的。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民鸣翻译的。1908年1月15日在东京出版的《天义》报月刊第15卷曾经刊出该报关于出版社会主义书籍的如下广告：“本报下册汇列新译各书成一最巨之册，其目如下：”第一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马尔克斯、因格尔斯著（即马克思、恩格斯著）。广告之末还写明：“特此预告，不日出版。”在这一期《天义》报上还首先发表了民鸣译的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908年3月15日出版的《天义》报第16、17、18、19卷合刊上，登载有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前引和第一章全文。但是3月下旬该报停刊，没有见到后续第二、三、四章译文，也没有见到此书单行本。第三种中译本是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在国内最早出版的这个中译本在二三十代多次多处重印，广为传播，可以说是培养了一整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第四种是1930年华岗译本。1929年，党中央在上海成立华兴书局，华岗受命要按照1888年恩格斯亲自校订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重新翻译出版。他参照自己学习过的陈望道的译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在1930年初，由华兴书局第一次出版了署名华岗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英文对照本。第五、六、七种中译本就是1938年成仿吾、徐冰的合译本，1943年陈瘦石译本和博古校译本。第八种中译本是乔冠华校译本。为纪念1948年《宣言》出版百周年，中国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这个校译本。该书仍然署名译者为成仿吾、徐冰。

领悟书本理论的精髓

1939年底，毛泽东对即将进马列学院学习的曾志同志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很重要，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他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他还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中也说，正是在读了这些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之后，他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才初步地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之后，就老老实实地去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在毛泽东看来，任何载述理论的书本都是具有局限性的，即使是马恩的经典著作，因为你从中找不到“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是，书本又是有用的，即使像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书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柯卡普的书，也同样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只要是看问题的角度适当，不是愚蠢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者。毛泽东十分服膺清代学者颜元的“实践出真知”的思想。自己也提倡和身体力行。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从事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他能迅速而简捷地把握和领悟书本理论的精髓，并且“老老实实”在实践中加以体证，这也是他使某些能成段背诵《资本论》的人——如王明等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最主要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猛烈攻击它“糟得很”。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欢呼农民运动“好得很”，指出“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由城市转入农村，为了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和了解农村各阶级的状况，毛泽东从1927年开始，先后用了六七年的时间，调查研究农村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社会各个阶级、政权、交通、商业的基本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种调查使他对中国农村、中国社会有了深切的了解。从而使他能够正确分析旧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和各种阶级力量的对比，论证了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红色政权的可能性，从而探索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一不同于苏联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引导在摸索中寻找出路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走出书斋的“秘密组织”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所谓革新学术，就是要把伦理和政治作为学术的主要内容，提倡自由研究。所谓砥砺品行，就是注重品格修养，要有“须守之各规律”，如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所谓改良人心风俗，就是要通过学术影响人们的行为，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1920年冬，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成立。

以毛泽东的“新民学会”为代表，陈独秀的“新青年社”，李大钊、恽代英等参与的“少年中国学会”，邓中夏的“平民教育团”，周恩来的“觉悟社”，恽代英的“互助社”等学术团体都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自己的方针，因而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组织准备。而这些学术社团大多具有中国传统学派、学社的性质。如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制定了互相督促的条文和纪律，每天检查；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以“思想改造”为口号，主张“批评自己—批评别人—受人批评”。又都是从学术研讨入手，探寻救亡图存、治世救国之路，具有学术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双重性质。

在新民学会向共产主义小组转变的过程中，内部产生了分裂。一部分人与新民学会分道扬镳，其中较著名的有毛泽东这个时期的好友——萧子升，他主张温和改良社会，对苏联革命持保留态度。毛泽东早在1910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和他认识。在湖南一师又是同学，萧子升早毛泽东三年毕业，两人曾一同“游学”，友情深厚。萧子升有活动能力，书法好，富才情，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后，同毛泽东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

大革命时期，萧子升担任了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国共分裂后，当过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外。晚年曾回忆说：“一九二〇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

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没有把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事情在新民学会公开。

1920年初，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看来，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11月，毛泽东便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式委托。他们还将于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起草《中国共产党的宣言》等，随时告知毛泽东，还寄来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11月左右，毛泽东曾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内容之一就是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因陈乘海轮赴广东，就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到长沙来。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时间大约在1920年11月。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采纳蔡和森此前“事须秘密”、“潜在运动”的建议，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毛泽东还时常向长沙《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该报主笔龙兼公是他的朋友。毛泽东还通过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开展工作。1920年5月1日，长沙工人和学生数百人冒雨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据李达回忆：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工作经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历史观的飞跃

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说：“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当时表述“人类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一论断的背景是：五卅运动以后，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特别是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随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在国民党内享有极高威望、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这种分化大大加速，并且日益公开化了。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1925年6月到7月间，同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以理论家姿态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把国民革命说成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们的阶级性，恢复他们的国民性”。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这一理论一出现，立即在上海和广州引起很大反响，促使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逐渐集结起来，并被一部分反共的国民党上层分子捧为“最高理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先后发表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有力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戴季陶的理论是对中山学说的严重歪曲：“离开阶级斗争，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还对国家主义派展开了批判。国家主义派是一个反苏反共的政派，1923年底，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标榜国家主义和全民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国共合作。1925年秋冬到1926年上半年，国家主义派的活动曾嚣张一时。国家主义派抹杀国家的阶级实质，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它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地对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国家主义派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1926年3月18日，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所作的《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编入《毛泽东文集》第1卷时，题目改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的讲演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批判了当时存在的“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倾向，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他还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得出了“4000多年的中国史，也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的结论。其初衷就是为了回答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阶级调和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阶级斗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赖以撬动中国社会、推动中国革命的法宝，也是毛泽东终身服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毛泽东的这段讲话，不仅仅回答了当时国民党右派的种种奇谈怪论，而且，也是他日后读书读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开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

众所周知，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于他的乡人曾国藩是十分敬佩的，他曾对知己好友发出过“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感喟。并深受以曾国藩为首的，主张“实践理性”的湘学传统的影响。然而，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立场和观点就转了过来，不再以“英雄伟业”的观点来看历史，而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从钦服曾国藩“讨平洪杨”的完满无缺，到痛责其镇压农民革命之凶残。这是毛泽东历史观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我们在他日后的许多著述以及读书评注中都可以见到其痕迹。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的文章中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