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乾隆皇帝的《通鉴辑览》

校长赠书

1936年，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时，毛泽东就讲过，在辛亥革命长沙起义时，18岁的自己参加新军，成为普通一员列兵，到1912年初民国创立，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过去，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于是退伍，决定继续读书，正好碰上新成立的“湖南全省公立中等学校”（长沙一中前身）招生。

毛泽东说：“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毛泽东没有说出名字的这位国文教员指的就是一中的校长——符定一先生（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是一中的其他教师，无论是谁，这或许并不会影响我们对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的描述和判断）。

1912年，符定一在长沙创办了“省公立高等中学”并任校长。招收新生时，年方19岁的毛泽东也在应试之列。这次考试国文的题目是：“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为重”。由于毛泽东对此类问题早有自己的见解，行文流畅，逻辑严谨。符校长看到这个青年的文章，先称难能可贵，后又疑其有伪，决定亲自面试。在校长室，符校长另出题让他作答。毛泽东见校长看重自己，便沉着应对，文章富于文采，字里行间时有惊人之语。符定一看了毛泽东的文章大为赏识，当即决定录取。

在省立高等中学校读书期间，有一次，毛泽东与教国文的老师因作文中的观点不同发生了争执，毛泽东强硬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位老师一气之下找到校长符定一，说这样的学生我没见过，我教不了他，一定要开除。符定一说，学生有问题可以教育，咱们对学生不能动不动就开除。这位老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把书本往桌子上一摔，说谁教得了谁去教吧，扭脸就走了。从这以后，符定一亲自给毛泽东所在的这个班上了几个月的国文课。符定一见毛泽东理想远大，有报国之心，又见他爱读课外书籍，就把自己圈点过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送给他阅读，让他汲取古代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增长才干。这一举动对于求知若渴的青年毛泽东而言，无疑喜出望外。

《御批通鉴辑览》这本书是在乾隆帝亲自参与和裁断下由清朝官方篡修的一部大型纲目体编年通史。它是《四库全书》里《御制评鉴阐要》一书的另一个书名。乾隆皇帝原来决定要出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定名为《通鉴辑览》。臣下将《资治通鉴》上乾隆皇帝的朱批汇集起来，形成《御批通鉴辑览》，卷首有乾隆写的序言。全书共一百二十卷，记事上起伏羲氏，下迄明亡，为中国古代史籍中记事时间最长的一部史书。从形式上看，《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由正文和乾隆帝的批语（简称“御批”）两部分构成。乾隆帝的“御批”一共有一千九百余条，达十五万字之多，内容涵盖广泛，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无所不包，成为该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帝在批语中，对史书撰写的书法义例、朝代更迭的正统与偏安问题、储君的预立、君臣伦理纲常等诸多问题都发表了精彩、独到的见解。

我们无从知道的是，当时毛泽东感兴趣的，究竟是《御批通鉴辑览》中写的那些历史事件，还是乾隆皇帝颇有份量的批语。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兴趣终身不衰，直到晚年还常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这一类书籍；遇到他以为重要的内容，还送给他最亲密的同事去看。这与符定一赠读《御批通鉴辑览》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此之前，毛泽东虽然对本国历史已有一定的了解，但知识多是来源于《纲鉴易知录》等基础的启蒙历史书籍。《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吴乘权、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读本，是当年私塾中常用的教材。而从阅读《御批通鉴辑览》开始，毛泽东对史学的涉猎则无疑进入了更高级的阶段。

“伟大之器”

现在人们能够看到毛泽东最早的文章是一篇史论《商鞅徙木立信论》。它是1912年上半年在省立中学的时候写的，写在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校名的作文纸上，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七个字。

“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见于《资治通鉴》卷二。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是这样看待这段史实的：“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毛泽东从两个方面来评论，一方面是商鞅，一方面是公众。他把商鞅看成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称他的新政为“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他认为，这样的新政理应得到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拥护，“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

批阅课卷的教师十分赞赏这篇文章，打了100分，批示“传观”。这篇文章只有600字，眉批和总评却有150字。教师称赞这篇文章：“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并且在评语中这样称赞毛泽东：“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青年毛泽东通过读《御批通鉴辑览》确立的观念，从一开始就颇为不同凡响。这与毛泽东一生善于思考的习惯是一致的。毛泽东读书多，却不尽信书，他经常能从书中读出新意，有深刻的见解。

如毛泽东认为《资治通鉴》“叙事有法”，除了指它“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外，更主要的是认为它突出了历代治乱之根本所在，即“治国就是治吏”、“上梁不正下梁歪”。为此，毛泽东很欣赏司马光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为起始点开写。他晚年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曾评论司马光从这一年写起的想法。他说，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主要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任何国家都是一样，领导者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造福学术界

青年时代开始读《资治通鉴》这类书，对毛泽东后来的雄伟气魄和宽大胸怀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以《资治通鉴》为起点，对于历史的认知及由此形成的见解对青年毛泽东而言，都是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前奏。常常对历史有深度的思考，对国家民族命运心怀责任，使青年毛泽东具有了不凡的个人抱负。同时，因为毛泽东本人对历史书籍极为热爱，在他的要求下，新中国成立之后最终形成了三个学术界喜于见到的结果：

一是《资治通鉴》等古籍得以重新整理。1956年，标点的《资治通鉴》出版后，他又指示出《二十四史》标点本，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1959年4月，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给田家英写信：“主席指示标点出版前四史，去年起就紧张地进行这一工作。……现送上《史记》排样两份，……如果方便，请转呈主席一阅。”后来，齐燕铭、范文澜、吴晗、金灿然等人建议将其余二十一史（包括《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泽东深表赞成。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集中全国专家学者的力量，对这“二十五史”加以标点、分段、校字，大大便利了历史研究工作。

二是诞生了一部专门服务于历史研究的工具书——《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部工具书的编著难度，连毛泽东本人可能也未料及。《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吴晗受毛泽东委托组织编写的，本来计划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完成，但实际工作远比设想的艰巨，历时三十五年才于1982年最终完成，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用现代方法绘制的具有计量意义的历史地图集，也是显示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开拓的历史疆域发展演变过程的史书。它能得以编辑出版，追溯渊源，就与毛泽东喜爱读《资治通鉴》关系密切，成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值一书的佳话。

三是对其他基础性工具书进行了修订。由于毛泽东个人在读书时经常使用工具书，也就发现了一些工具书的缺点，并促成了相关书籍的修订。1957年，毛泽东会见《辞海》主编之一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二十年前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时也带着，后来丢下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有关方面组织实施这一重要意见，此后一批有关专家学者集中在上海，进行《辞海》的主编工作，至1965年出版了一部新的《辞海》试行本。毛泽东看到新《辞海》后，让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把新、旧两种版本的《辞海》逐条核对，看新《辞海》有什么优点，以及与旧《辞海》有什么区别。结果毛泽东对新《辞海》还是很不满意，认为有的条目写得太简单，有的条目应该新增而没有增加，并向有关方面转达了这个意思。几经反复，1979年，《辞海》试行本经重新修改增订后正式出版，并根据毛泽东生前提议，在重编《辞海》的同时对《辞源》也进行了修订。可惜，毛泽东未能目睹这两部修订、增订后的辞书。

退学自修，初涉西学

1912年春，毛泽东在长沙第一中学读了半年后，觉得该校的课程太浅，校规又太繁琐，很不理想。尤其在他读了长达116卷的中国历代编年体史书《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后，对从黄帝到明末的中国史重要史实有了大概了解，觉得自己学习、自己研究对进步更有益。于是，在1912年暑假索性退学，并制定了一个自修读书计划，之后每天到湖南第一省立图书馆自学。

第一省立图书馆创建于清朝末年，藏书丰富，楼上是藏书楼，楼下是阅览室。当时因为距市中心较远，每天来读书的人不多。为了争取时间多看书，图书馆一开门他就进去，中午吃两块米糕，闭馆才离开，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他贪婪地读，拼命地读。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深深为这位衣着朴素、学习异常勤奋的年轻人所感动，与毛泽东交上了朋友。后来，这位姓金的管理员追随毛泽东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回忆毛泽东当年在馆里的学习情景时说，那时候，图书馆每天早上一开门，迎接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毛泽东。他每天天麻麻亮就动身，到图书馆时，毛泽东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每天下午关门，还要“撵”他走，因为他一看书就着迷，不提醒他，是记不起回家的。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青年毛泽东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名著。他读书的面很宽，什么书都想借来读，像中国的经、史、子、集，美、英、法、俄等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文学、哲学，并穿插阅读了一些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以及童话故事书籍。此外，有关西方的历史、地理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他也有涉猎：“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尔（应是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应是《民约论》），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部关于法律的书（应是《法意》）。”

这些西方资本主义时期的代表著作，大多是具有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严复翻译的，多在此前七八年或十几年前就出版了。然而对青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书绝大多数他还是第一次读到。因此，他都感到非常新鲜，越读越有兴味，从中获得了许多新知识，也得到许多新的启示。其中有些书，如《天演论》，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书中宣扬的那种打破封建思想束缚，蔑视传统思想权威，提倡自强、自立、自主，主张发奋图强、救国图存的学说，大大拓宽了毛泽东的眼界，对他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在自学的半年中，还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毛泽东在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

图书馆正面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他常常一个人站在地图前沉思琢磨，世界竟这样大？于是，他自己购买了《中国地图册》和《世界地图册》加以浏览并达到了相当了解的程度。如果“有人说出一个地名，他会立即说出在中国的哪个省，或在某一外国的具体地点”，这对于他后来指挥战争和了解国际形势有很大帮助。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时间虽然只有半年，却看了不少书。

他曾感慨地回忆在湖南图书馆自学这段难忘的时刻说：“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它替我打好了文化基础。但我学习生活中最有收获的时期却是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半年，这正是辛亥革命后的一年，我已经19岁了，不但没有读过几本书，连世界上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书，哪些书是我们应该读的，都一点不知道。乃至走进湖南图书馆，楼上楼下，满柜满架都是书，这些书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真不知该从哪里读起。后来每读一本，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多读些。我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第二章 广求世界之知识

“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用了较多时间读古文和中国古典经籍。这同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杨昌济的影响有关。同时，四书五经他自幼多能背诵，也便于钻研。1916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他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倡导的新思潮和《伦理学原理》二元论哲学等吸引去了。但从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说，他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的儒家学术，而是直到“五四运动”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仍认为“略通国学大要”是自己读书和研究国情方面应当做到的。关于国学常识的重要，以及如何获得这种常识，在当时毛泽东跟朋友的通信中有不少反映。

在他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的信中说：“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这里说得很清楚：要有奇杰才能救国，而奇杰必通中西学术，首先要通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