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2

杨树增

记得在本世纪初，一位同龄的人文社科学者对我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算是出不了学术大师了！”我不以为然地反驳说：“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信息网络化时代，一台小小的电脑一上网，就可获得无法计量的学术信息，几个小小的移动硬盘就储存了图书馆所藏的你所需要的图书资料。从国家到教育部，从省市到本教学科研单位，都设立了社科基金项目，给学术研究者提供了丰厚的基金资助。并且整个社会已形成宽松的良性学术环境，提倡思想解放、学术自由争鸣，鼓励创新已蔚然成风。再无过去那种所谓的‘政治运动’的干扰，学者完全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之中，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优越的学术环境，为什么就不能出学术大师呢？”

那位学者说：“你所说的优越的学术环境与学术条件，确实如此，不过，这样优越的学术环境与学术条件不就是近几年才开始形成的吗？我们这一代人，遇到这学术大好时代时，都已经步入中老年时期。一般人文社科学术大师，往往需要四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学术积累，可是我们在精力最旺盛的年轻时期，恰逢‘文化大革命’的厄运，有的上山，有的下乡，即便分配到教学、科研部门也不能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一荒废就是十几年。人生本来苦短，我们这一代人从学术积累上失去了优势，现在不过是极少数人偶然有幸搭乘上了大好时代的‘末班车’，优越的学术条件，我们能享受多长时间？何况优越的条件，也并非没有弊端。比如各种类型的社科项目，一旦申报成功，不仅给人带来可观的基金资助，而且也给人以一定的学术声誉。这无疑激发了许多人的名利心，这种名利双收的诱惑，大概你我都恐求之不得吧。所以为了社科项目的申报成功，人们怀着如同应试期盼‘中榜’一样的心情，不再静下心来进行知识积累，而是一门心思放在申报项目的论证上。每一申报项目都必标榜具有学术创新价值，甚至宣称填补了‘某一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事实上，具有创新价值的究竟有多少呢？有的将旧说改头换面充当新说，有的将主观臆断强命之为创新，有的以大而无当为学术视野宏阔，有的以玄谈为理论高深。如果把名利看得过重，怎能实事求是地从自己的学术实力出发，用平和的心态，以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来从事学术研究？又怎肯从事难以立项的人文社科普及推广工作？而这些又恰是学术大师的重要特征。再如我们的学术管理机制，十分重视科研项目的立项、科研成果的获奖、刊载论文报刊的类型级别，不仅给予不同的物质奖励，而且成为晋升技术职称或继续保持技术职称的重要标准。为了多立项、多获奖、多在重要刊物上发文章，定期考核，年年评聘，标准逐年加码。所以只有‘短平快’式的‘快餐’成果，才能适应这种奖励制度与考核要求，而缺少‘十年磨一剑’的精品，而十几年甚至一生磨砺精品正是学术大师的重要标志。由于诱惑太多，获取丰富的学术信息再容易，可是谁愿意长期甘于寂寞、忍受孤独、稳坐冷板凳来认真攻读经典？多是为了产生‘短平快’的作品，或为了申报项目与完成项目，才去读书、获取学术信息，而不是扎扎实实地进行知识积累。知识基础不扎实，古今中外不贯通，怎能成为学术大师……”

这位老兄喋喋不休还要说下去，我打断了他的话。我说：“如果这样挑剔，何种学术管理体制与奖励制度、评聘条例不存在弊端呢？如果学术研究者自己保持纯洁的人格操守，具备正确的学术研究动机与良好的学风，对他们来说，这样优越的学术环境又能产生什么弊端呢？我们在青春时期虽蹉跎了十几年的岁月，但也得到了社会的磨砺，积累了一定的人生感悟，这也是一种知识的积累。”

我们争论了好久，虽然各自都难以说服对方，但基本达成如此的共识：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出不了多少学术大师，充其量是个历史过渡人物。但我们这一代人又多数不太世俗，甘愿做后学的铺路石与阶梯，或如教育界常说的甘愿做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后人。为时代培养学术大师，不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贡献吗？我们的学生，从小就没有荒废学业，估计今后不会再遭遇被废止学术研究的厄运。生下来就幸遇如此优越的学术环境，他们之中不可能不出学术大师。我们寄希望于他们，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培养他们的教学工作中去。

在我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中，比较起来，培友突出的特点是勤于苦读、敏于思索，因此大有培养前途。2002年，我从辽宁大连来到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给培友这一年级的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专业课。有一天，培友来我的住所请教问题，发现我的书架上放着一本我与赵敏俐教授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他翻了几页便提出借去细读。据他说，此书他认真读了好几遍，还书时还交给我一份万余字的读书心得。这使我很惊异，在我所指导的研究生中，要么给我上交我所布置的作业，要么拿来他准备投稿的文章让我审阅修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研究生主动交来如此下功夫写的读书心得。我看了这份心得后，更惊讶的是他对众多古典文献的熟知，对唯物辩证法的正确把握，所以对《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这部书的精髓理解得十分准确到位，提出的一些新见可以补充此书的不足。

后来由我来指导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他的学位论文题目是《〈韩诗外传〉研究》，可能就以此为出发点，确定了他今后一步步深入探讨儒学（经学、理学）与诗词关系的研究思路。培友在硕士研究生还未毕业时，就以这篇学位论文参加了北京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宣读了此文，受到与会专家的普遍赞赏，此文也被选入会议论文集中公开出版。培友工作多年之后考取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其专业素养、外语等主要由力学、自学得来。他有现代学人很少具有的家学背景，因此其知识构成有些与众不同。入学时，与同窗学友相比，培友年龄偏大，外语水平偏低。准备考博时，一些老师及同年级同学都没有看好他。但在2005年考取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时，他的外语成绩是这一年首都师大非外语类专业考生中最好的，由此可见培友的先天禀赋，以及平日里的勤奋好学。

2005年，培友考取了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师从赵敏俐教授。他所作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北宋前中期诗词风貌与文化生态》，基本上由此确定了此后长期的研究重点与研究方向。200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培友又到北京语言大学跟随韩经太教授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所研究的重点是宋代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可以看出，培友的治学理念、研究方法是一以贯之的。

赵敏俐与韩经太两位教授是国内著名的学者，在他们长期悉心的指导下，培友不仅学养更加厚实，而且树立了很高的人生志向与纯正的治学理念。从2005年到如今，短短的十年时间，培友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钦慕的成果，这些成绩的取得固然是他个人勤奋努力的结果，但也凝结着赵、韩二教授言传身教的辛劳，其中自然包括这部《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因为在这部著作中，能明显看到培友师承了赵、韩二教授的许多学理观念，甚至某些论证思路、笔法的运用，还透露着赵、韩二教授的学术“气息”。

赵敏俐、韩经太两位教授学术造诣颇深，是学界公认的中国古代诗歌研究领域的顶尖人物。我虽比赵、韩两位教授年龄稍大一些，但我们的人生经历大致相同，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蹉跎过宝贵的青春岁月。我们三人的研究生起点是一致的，我了解他们二人是怎样一步步攀登到国内著名学者这一高点的。也深知他们今日的“道行”，是如何一天天修炼出来的。培友虽然学有所成，成果颇丰，但要达到赵、韩二教授的学术水平，还需经过长期磨炼。不过，我坚信：只要坚持不懈，培友到“知天命”年龄段时，在学术上赶上或超过赵、韩二教授，是有可能的。我如果能长寿一些，是会看到这一现实的。那时，我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同样也会有一种成就感。

关于《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的特色及其学术价值，我的师兄李炳海教授已作了精准的介绍。在这方面我无多少新见，于是就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些“题外话”，就算我为《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这部著作写的序言吧！

2015年7月1日于曲阜师范大学儒家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