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 - 绪论

绪论

在中古时期的汉唐文化类型向着近古时期的宋元文化类型的转变过程中，宋型文化无论在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模式上，还是在文化特质、发展形态等方面，都具有承前启后、立法垂宪的重要历史地位。对此，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早有精辟论述。有研究者也指出，宋型文化不但影响本国，亦对西方有重要影响。可以说，宋型文化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占据着非常显赫而又重要的位置。

两宋理学是宋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两宋理学表现出宋型文化的哲思精微特质和自在和乐的审美品格，表征着宋型文化迥异于前代文化的基本属性。两宋理学家充分吸收了魏晋南北朝玄学、隋唐佛学、晚唐兴盛的道教等文化因子，而建构其阔大精微的理论体系，对“宋型文化”的其他文化因子，如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学艺术等都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理学家基于理学的独特思维而展开的对于“文”、“道”关系的探讨，不但内在地会通了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影响到北宋中期直至南宋末年的诗学范畴表述方式和艺术审美取向，而且表征为包括理学家及其影响下的士人群体的诗歌实践。可以说，两宋理学家所展开的对于“文”、“道”关系的探讨，对于宋型文化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作用又伴随着宋型文化的持续发挥影响，而逐渐凝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品格。由此而言，对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节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的历史视阈与当下价值

宋明理学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伴随着明代王朝的灭亡而受到了清初顾炎武等人的严厉抨击。顾氏批判宋明理学乃出于对明代士人“无事拢手谈心性，有难一死报国君”之空疏学风的深恶痛绝，其本意在于激扬士大夫事功精神，以恢复汉人王朝和儒家道统、学统。在我看来，顾氏不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深层根源出发，而把士人学风归咎为造成朝代陵替的直接原因，自是受其识见所囿，并不具备合理性。但由此而引起后来阎若璩、戴震等朴学家“釜底抽薪”式的行否定宋明理学之实，则是根本无视精神道德界的德性知识与客观现象界的科学知识的差异，极为简单地把学风与政治盛衰相联系，以逞其更新学术风尚并进而试图影响时代政治走向之宏愿。当然，依此标准要求几百年前的清人，颇有苛求之嫌。但问题是，两宋理学确乎由于顾炎武等发起而由戴震等完成的“朴学”运动而日趋衰微了。即使有后起者如李光地、曾国藩等人的大力推扬，但终至于理学发展到清代，已经运势不再，理学人物、理学思想皆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逐渐缺乏亮彩了。接续而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根本目的乃宗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试图引进西方的科学体系与民主思想来为当时的中国找到强盛之路。但遗憾的是，五四学者却循西方科学、民主之思路，强调客观、实用等功利性价值，对本土传统文化尤其是包括宋明理学在内的儒学等予以全盘否定。而新传入的某些“主义”哲学，又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曲解、误读，以至于到达了如此程度：代表着哲学最高层面之一的形而上学，与代表着艺术最高层面之一的理性审美艺术，往往被这些“主义”的误读者们所猛烈批判。更有甚者，作为从事宋明理学传播、研究的学人，因此而有不少人为新文化运动参与者恶意攻击，中华文明遂遭遇了古今未有之大变局。

在随后的1949—1980年间的大多数时期，各种政治运动及意识形态的斗争等又打碎了包括两宋理学家在内的“圣像”。孔子、孟子等已然成为反动人物的代表，遑论位列“陪祠”的两宋理学诸贤。这一时期，自清代戴震开始的一些思想家为了某种目的而有意曲解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更为有意无意地误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们所刻意歪曲并加以利用，以兜售其改造社会乃至传播斗争哲学的所谓先进理念。这种“革文化之命”所造成的后果，毫无异议地导致了如此结局：包括两宋理学在内的儒学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终于因其被歪曲为“礼教吃人”的定性，而被完全打翻在地了。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先圣孔子被流氓化为“孔老二”，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化为熊熊火焰，圣地曲阜的碑林石刻被当作了烧制石灰的原料，更可算作人类文明史上的巨大悲哀。自五四而来，先贤智者本以引入西方民主、科学、进步之思想为国纾难，而不料演变成洗劫、破坏、摧毁传统文化之暴行，之中转变，意味深长而颇具吊诡性。不过，正如儒学数遇困厄而终必复兴一样，苦难民族的文明之花，怎会因时黯不彰而枯萎凋零！

儒学所面临的困厄处境，连同其研究者的命运一起，伴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而得到改变。政治的开放与包容，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学术界的求真务实学风，都为思想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丰沃土壤。安定、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重建国民道德的时代需求，寻根于儒家经典的文化思潮，为儒学的再度复兴提供了可能。不过，长达几个世纪的被边缘化，儒学的社会根基已经不再坚固。以西方现代科学为标志的“新学”与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代表的“旧知”，事实上已经成为不少现代人在有限的时间内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教育制度和某些政策，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起到了事实上的打压效果。这种情况以至于达到了如此程度：当今一些年长的学者，因其所接受的教育及生活经历的影响，往往认为宋明理学是中国文化的负资产。当然，近来情况有所好转。其背景是，富有远见的领导人已经在国家层面上倡导复兴儒学，很多与儒学相关的学术会议、学术组织等已是风生水起。据此，很多人认为，一个以儒学为标识而凝聚海内外华人共图民族复兴的时代已然来临。虽然这一推扬大多是基于儒家所批判的过于功利的实用目的，而远非是在儒学内核和本体层面上对包括理学在内的传统儒学的推崇。但基于长时间的政治本位出发点而重视“古为今用”，学术研究的功利性、实用性指向已然成为一种学术惯性和学术习惯，因此，当下又有一批“跟风”的学者开始鼓吹包括两宋理学在内的传统儒学的种种内在的圆满性，儒学似又成为显学。由此以来，似乎包括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及诗学实践等在内的诸多学术问题，不出预料的话，又即将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了。

抛开政治因素对包括理学在内的儒学所施加的棒杀或者捧杀不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仔细寻绎近百年来理学及理学家的文道观与创作实践等遭遇困境，以及近来开始备受重视的原因，则除了晚清民国学者延续清代朴学传统，力攻宋明理学以义解经的学风之外，其中很大的原因，便是因为对理学家的文道观念及其相关问题认识不足或者产生误解而造成的。自宋末以来，理学诗因为不注重意境构建、缺少强烈的情感性，经常被当作宋诗“味同嚼蜡”的代表，“作文害道”则常常被拿来用作反科学、反文化的证明。尤其是，很多学者对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等问题的把握是有很大局限的：一方面，一些学者常以程颐的“作文害道”来对理学诗人、理学诗和理学诗派的文学史价值进行定位，全然忽视理学家文道关系处理方式的复杂性；另一方面，由于很多学者对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问题缺乏必要关注，特别是没有正确把握理学家文道观念的历史文化渊源问题，以至于无法确定理学家文道观念的继承性和独创性，没有正确把握理学家文道观念产生的文化生态环境问题，特别是没有注意到“道学之士”（理学家）与“文章之士”（文学家）、“佛门之士”（释子）等知识群体对于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问题的处理方式上的异同与联系，因此又有片面拔高理学家文道关系处理方式的历史价值和学术地位的情况。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出于三个方面：一是受到现实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如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代替了维系原有社会关系的乡绅阶层，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新中国成立后的“破四旧”、片面照搬西方特别是苏联的文学理论，“文革”中政治举措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等，一系列的政策举措和政治事件叠加在一起，严重削弱了儒学特别是理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理学、理学家当然会被误解乃至贬低。二是受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百年来不少贤者忽视了理学、理学家所代表着的中国人传统的人生观、认识方式、思维方式的独特性，不是从整体而是从片面的角度对理学家及其思想、创作等进行阐释，热衷于以西方的理论来注解乃至肢解宋明理学与理学家的作品。三是理学及其相关问题具有统摄儒、释、道三家的特征，不用说其独有的体贴路径、道德的形而上学特性以及以道德理性而建构政治理性，并力图沟通宇宙论的把握世界图式的特殊逻辑架构；就是不同的理学家在某些概念的使用以及理论框架的建构上，往往也是取径各异。理学的这种复杂性，使很多研究者望而却步，也是造成当前理学、理学诗等相关问题极少被文学研究者关注的原因之一。上述情形，是与理学在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的，也是与作为中国近古主流意识形态的理学影响下的文学历史存在不相称的。

不仅如此，很多研究者思想认识水平仍然局限在一些传统认识观念上，罔顾两宋理学诗、理学诗派的实际，特别是一些学者受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想的影响，把理学定位为“唯心主义”而先验地看低乃至否定宋明理学，这一态度直接导致了研究者对理学诗、理学诗派的过低或者错误判断。尤其是，一些研究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尚未能够较为全面地把握，更遑谈关注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贡献和探索。须知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发展的哲学。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些学者们经常以具有优势政治地位的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批判乃至否定宋明理学文化。尽管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能是有偏颇的。还应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在研究理学诗及理学诗派时，特别是在研究理学与诗歌关系时，仍然存在“两张皮”等生拉硬扯现象，如对理学与诗歌发生关系的途径、关节点等问题，缺少学理性的探讨，习惯于从静止的角度推究理学对诗歌的“影响”、“作用”，而从理学与诗歌发生关系的学理性渠道，如理学家思维方式、理学认知与体验的方式与诗歌表达方式的同一性等进行研究，则往往被忽视。另外，大多数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理学诗在会通自然界与道德界问题上的巨大贡献，而这一会通恰恰是西方哲学家几千年来孜孜以求所未能解决的难题。因此，大多数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眼光并没有跳出具体的理学诗及理学诗派问题，而把相关问题放在世界文化的比较视野中看理学诗及理学诗派问题的世界文化史价值和意义。尤其是，极少有研究者关注到理学对与诗学概念范畴的潜转、转移、变化的作用，也很少有人注意到理学诗及理学诗派对于理学传播、理学体系构建等问题的重要价值。作为两宋理学诗及理学诗派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对此进行研究，很可能会因此促进学术的发展。

第二节 1910—1980年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述评

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可见，百年来学者对于两宋理学家的文道观念的研究，往往是与理学家诗歌、理学诗派等问题的研究相联系的。因此，我们要对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就有必要拓展学术视域，关注百多年来学术界对于两宋理学诗、理学诗派及理学家文道观念、理学家诗论、理学家诗歌创作实践等若干领域的研究历程，如此才可能对研究对象有较为全面的把握。

五四以后，在很长时间里，国内对两宋理学诗、理学诗派等问题的研究，基本是空白的。一些代表性的文学史、美学史类著作，如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新月书店，1929），陆侃如、冯阮君《中国诗史》（大江书铺，1931），柯敦伯《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194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48），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1949），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开明书店，1949），范寿康《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7），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1927）等著作，除朱东润、郭绍虞之外，其他专著没有提及两宋理学家及其文学观念及诗歌实践问题。同样，这一时期的一些哲学类著作也基本上忽略了对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歌实践问题的探讨。如胡适《中国哲学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26），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商务印书馆，1933），夏君虞《宋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7），种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张东荪《道德哲学》（中华书局，1934），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贾丰臻《中国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日）武内义雄《中国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9），侯外庐、罗克汀《新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46），冯友兰《新理学》（商务印书馆，1946）和《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7），赵纪彬《中国哲学思想》（中华书局，1948）等，没有提及理学诗、理学家的诗歌、理学诗派等问题。朱东润只是简单地论及代表性理学家的文道观念，在“第三十二叶适”、“第三十三朱熹附道学家文论”中，对叶适、朱熹、二程等人的文道观念有所涉及。因此，在几近荒芜之中，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对两宋理学家的文道观念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就成为令人瞩目的现象。郭绍虞提出，“宋初之文与道的运动，可以视作韩愈之再生，一切论调与态度，无一不是韩愈精神之再现”。强调宋代的文统、道统两派皆出于韩愈。强调“宋初一般人之‘统’的观念，大致犹混文与道言之”。指出“唐人主文以贯道，宋人主文以载道，贯道是道必藉文而显，载道是文须因道而成”。把两宋主张文道观念的人群分为古文家、道学家与政治家三类。尤其是，郭绍虞在其书中具有敏锐的历史判断，指出“近人反对文以载道之说，对道学家之文论往往一笔抹煞……实则他们的主张，无论如何趋于极端，或不合现代潮流，而在文学批评史上总有他相当的地位与价值”。郭氏在该书中，较为细致地梳理了古文家、道学家与政治家的文道观念，注意到了道学家的文道观念与古文家、政治家的不同。在论及道学家的文道主张时，郭氏对周敦颐、二程、程门弟子、胡铨、朱熹、真德秀、魏了翁、张栻、包恢等人的相关主张进行了梳理。郭绍虞先生能够在60多年前对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进行初步考察，其学术眼光是非常敏锐的。不过，郭绍虞先生对宋代士人群体的分法有些问题。他对道学家与古文家的分法是立足于这两类士人群体的学术指向，而对政治家的分法则显然取其社会身份，这样就造成了若干不易处理的问题。分类标准的不统一，当然也就限制了他对两宋士人群体文道观念的深入探讨。须知两宋古文家、道学家中的一部分人，同时往往也是政治家。另外，限于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体例，郭氏在其专著中也未涉及理学家的诗歌实践、理学诗派、理学诗等问题。而实际上，文学观念与文学实践是很难分割的。理学诗以及理学家的创作实践，往往与理学家的文道观念有紧密联系。郭绍虞先生缺少对理学家的创作实践的深层关注，导致其所总结的理学家文道观并不全面。尤可注意的是，郭氏在论及理学家文道观念时，没有注意到理学家的文道观念也是有区别的，这应该是郭氏《中国文学批评史》美中不足的地方之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受到了较为长期的政治运动、经济困难及片面地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导致了学术界对于理学家及其思想的有意无意地疏离，与之相关的理学诗、理学诗派、理学家文道观念等问题的研究，自然深受影响。而在台湾地区及海外地区，则承继1949年前的若干研究传统，在一些方面有所推进。这一时期，学术界尽管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但是在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史、哲学史等研究领域，已经开始给予两宋理学诗、理学家诗歌创作、理学家的文道观念等一定的学术地位了。对相关学术研究史梳理可见，1949—1980年，学术界对于两宋理学诗、理学诗派、理学家诗歌及理学家文道观念等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成果有：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钱穆《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日本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编《中国思想史》（台湾学生书局，1978）、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史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3）、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儒家和儒家思想批判》（中华书局，1974）、黄彰健《经学理学文存》（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黄公伟《宋明清理学体系论史》（台湾幼狮书店，1971）、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湾学生书局，1977）、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7）、（日）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思想史》（台湾开明书店，1977）、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台湾西南书局，1975）、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张健《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等。

这一时期，国内一些著作对理学家、理学诗及理学家文道观念等问题的批评，较之1949年前大有过之。如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就引朱熹“某不作诗”等语，认为这“不但表明了理学家对文学的偏见，而且说明他们完全没有理解文学的性质与作用”。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则对理学家的文道观念基本持否定态度。郭绍虞在其修订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专列“道学家的文论”章节，内容已比新中国建立前的旧著大为减少，经过修订，已经用“唯心”、“形而上学性”等对两宋理学家的文论进行总结，而改变了1948年他强调的“理学家之文论”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相当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不过，在这一时期，个别学者并不盲从政治风潮，而是坚持求是研究理念，所得结论比较客观。如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评价朱熹及其诗论：“虽然是一位道学家，却最能欣赏文学，最知道伟大名著的好处所在。故他的批评论便能够发前人所未发之见解，纠正前人所久误的迷信。”但是，由于当时政治思潮中的“左”的影响，占据主流的声音大多是对理学家、理学家文道观念等问题的批评，国内学者如郑振铎这样能立足文献对相关问题予以客观态度给出认识的研究成果是凤毛麟角的。可以说，在1949—1980年的三十多年里，国内学界对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等问题的研究，绝大多数偏离了客观、科学的研究理念，研究指导思想上的先入为主，研究方法上的“贴标签”，导致几乎全部研究成果的低层次性、片面性。相反，这一时期海外学者继承并发扬了民国时期重视朴学与西方哲学相结合的研究理念，基于文献基础之上的缜密、细致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如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对朱熹的文学、诗学等就多有肯定。

总的看来，1949—1980年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国内外学者在论述两宋哲学、思想、文学时对两宋理学家的诗歌、理学诗、理学诗派、理学家的文道观念等有些涉及，但或是做简单化处理，或是因为政治与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持全面否定的态度，缺少从基本文献入手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

通过对学术研究史的梳理，得出的结论是：20世纪10年代至40年代末，很多学者对宋明以来诸如“理学诗”、“理学诗派”、理学家的文道观念等受理学影响下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存在，要么存而不论，要么持负面批评态度，即便是有个别学者偶有卓见，也很快被淹没在知识界盲从的海洋中。而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等原因，学术界将两宋理学家的创作实践、理学诗、理学诗派及理学家的文道观等问题的研究视若危途，要么刻意回避，要么采取负面的评价，动辄以唯心或唯物、主观或客观等对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进行主观评判，极大地阻碍了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

第三节 1981—2014年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述评

这一时期，伴随着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整个文化事业逐渐转入正常轨道，理学家的文道观、理学诗、理学家诗歌、理学诗派等问题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开始为研究者所关注。一些具有敏锐学术眼光的学者开始致力于相关问题的研究，随之出现了一批新时期奠基性的学术著作。较早并有代表性的有：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马茂军《北宋儒学与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张文利《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石明庆《理学文化与南宋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邓莹辉《两宋理学美学与文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陈忻《宋代文学与洛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张瑞麟《韩愈与宋学：以北宋文道观为核心的讨论》（台湾花木兰出版社，2012）等。此外，王水照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周裕锴的《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等，也提出若干值得重视的观点。这些学者或重视从历史的逻辑关联来展开对特定问题的研究，或注重研究特定文学现象与文学人物在理学风潮的文学表现，一些研究成果显示出研究者的敏锐眼光和深厚学术功力。除了上述专门性研究著作之外，这一时期的一些文学批评类教材、专著等也普遍注意到了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的文学地位，开始关注相关问题。如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专列“理学家的文道观”一章，述及石介、周敦颐、邵雍、二程、朱熹、吕祖谦、楼鑰、真德秀、魏了翁、陆九渊、包恢、薛季宣、叶适等人的文道观，此外在吕本中、杨万里等人的文论介绍中，也提及他们的文论与理学风潮的关系。虽然该书把石介列入理学家之列欠妥，但该书给予理学家文道观以如此多的笔墨，已属难能可贵。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较有分量的专题论文。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可见，近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理学家文道观念、理学诗、理学诗派等问题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下列问题上：

理学家文学观念的研究。理学家的文学观念是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关于“文”、“道”关系探讨的理性认知的最高峰。正确认识理学家的文道观念，对于把握理学家的诗歌创作，以及探讨理学与诗歌关系等问题意义重大。近二十年来，一些学者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代表性论文有：罗玉舟《从〈岁寒堂诗话〉看两宋之际理学文学观的演进》（《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指出，张戒《岁寒堂诗话》为理学最终形成自己道德与文学相统一而又让文学更好地服务于其道的道德诗学思想开启了思路，客观上折射出了理学文学观由北宋到南宋的演进之迹。高云萍《〈濂洛风雅〉与理学诗观》（《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认为，《濂洛风雅》代表了“风雅”理学诗观的建立。邓莹辉、林继中《“诗以道情性之正”——论宋代理学文学的情性观》（《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强调，理学家借助于体用论的思维模式来阐释情与性的关系，并且通过“心统性情”说和“性体情用”说，将性与情统一于心，以此展开对“性”与“情”关系的讨论。王培友《论两宋士人探讨文道关系的异向性及其认识价值》（《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指出，理学家探讨文道关系则具有泛化倾向，其文道关系或被替换为文化载体与文化精神之关系，或其“文”之内涵被缩小，等同于现代意义上“文学”的某些内容及形式等。“文”之独立性、“文”与“道”应居平等地位等逻辑客观性品格，亦为“道学之士”所忽视甚至抹杀。比较来看，“道学之士”之文道观念可能受到了其他两类士人群体的重要影响。除此之外，尚有论文：李冬红《论理学对宋代诗论的影响》（《重庆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张文利《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博士论文）、石明庆《理学诗论与南宋诗学》（博士论文）、程小平《论理学思潮对宋代诗学的影响——以“以意为诗”论为例》（《殷都学刊》2008年第2期）、许总《论理学文化观念与宋代诗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许总《论理学与宋代诗学中的情理关系》（《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1期）、石明庆《论宋末金华朱子后学的极端化理学诗论》（《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祝尚书《以道论诗与以诗言道：宋代理学家诗学观原论——兼论“洛学兴而文字坏”》（《四川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王培友《论两宋理学家文道观的类型、特征及其内在矛盾性》（《中国诗歌研究》2013年第9期）、王培友《诗歌“气象”何以能“近道”——兼谈朱熹“气象近道”说在中国诗论“气象”范畴构建中的作用》（《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09年12月出版）等。

理学诗及理学诗派的概念、特质以及文学史地位和历史价值的研究，是学术界对理学诗及理学诗派问题研究的热点，也是近百年来很难突破的研究难点。可喜的是，在此方面若干难点问题上，近三十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于此用功甚勤，取得了若干突破性的成果。代表性论文有：杨光辉《理学成熟期之理学诗——试论陆九渊与朱熹的诗》（《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考察了陆九渊与朱熹诗作，认为陆九渊的诗和朱熹的诗都形象地再现了各自独特的理想人格形象，透示出相似的理学文化精神。孙慧玲《理学诗与理学诗派辨析》（《作家杂志》2008年第2期）强调，理学诗指以宣讲义理为旨的诗歌，是针对诗歌自身的内容和目的言，是从作品的角度谈。其作者既有理学家，又有不以理学名家的诗人。理学诗派，则指作诗以宣讲义理为主的诗作者及诗歌作品集合，是从创作者和作品结合的角度来谈。杨光辉《理学文化视野中的宋代理学诗》（《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认为理学诗是理学家的文化人格之投影。理学诗总体上分为山水题咏诗，交游、感事诗，哲理诗三大类；理学文化人格主要由理学家与自然、社会、宇宙三方面关系组成，三大类诗与三方面关系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王利民《镰洛风雅论》（《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强调，“濂洛风雅”是以理学为精神底蕴、代表“廉洛诗派”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诗作。从周敦颐、程颢到杨时、陈渊等的诗歌创作，显示为濂溪范式、明道范式和道南范式的承传延衍过程。“濂洛风雅”所表现的诗歌语言风格、诗歌审美境界以及独特文化心理意识、社会心理意识，在比较深刻的层面上反映了理学家的灵魂，它的各种范式都融入了各自的学术个性。王培友《论两宋“理学诗派”的文学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中国文化研究》2011春之卷）强调，“理学诗派”的诗歌创作主题多与“理学”范畴相联系，具有“儒语”的特征，是理学范畴与命题的诗化表达。“理学诗派”诗人往往特别注重“以意裁景”，强调顺着物境平坦顺遂地表达理学的相关命题，“理学诗派”诗歌的境界也因此而得以提升，并影响到其诗风的总体取向。邓莹辉《试论宋代理学文学“感物道情”的特点》（《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强调，理学家虽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情感在理论上规范于“情”、“理”合一的中庸尺度之中，以理节情，以性范情，因此显示出与纯粹文学家的发愤抒情有所不同的言情特点。顾友泽《宋代南渡时期理学诗平议》（《聊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认为，南渡理学诗人论诗，除了遵循传统的理学思想以外，开始关注诗歌的艺术特征。其时的理学诗具过渡性质。理学对理学诗人一般意义诗歌创作的影响体现在经常使用理学术语与理学价值判断诸方面。郭万金、段进莉《宋明理学诗辨微》（《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强调，理学与诗歌成为宋、明士人典范的身份标志，但复古宗唐诗风弥漫下的明代理学诗自不能完全循着宋代理学诗的路数演进，其间的变化正可折射出宋明理学在不同文化生态下的诗歌体现。祝尚书《论宋人的“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认为，宋人将诗分为“诗人诗”、“文人诗”和“儒者诗”。这种分类是学术派别促成诗歌新变的反映。特别是“儒者诗”的价值定位及理学家的诗歌史重构，开历史上以学术干预文学创作的先例，表现出理学家文学观的狭隘；而这种不遵循文学规律的“新变”，只能造成诗歌的衰落。石明庆《美善相乐的心灵感悟与诗意体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强调，理学诗歌是内圣境界的诗意体验。理学诗歌的意境以“有”为主，又充分吸收了庄禅的“无”的智慧，从而诗意地展现了理学家有无合一的人生境界。王培友《论两宋理学“气象”涵蕴及其诗性品格》（《兰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指出，两宋理学家试图以“气象”作为沟通天地、生物、人的途径、渠道及目的，“气象”以情感体验与审美的方式探及了宇宙论与道德论的会通问题，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统一，是超功利的美学境界。这一特征，内在地沟通了诗歌的诗性品格与理学的“气象”特性。境界、审美与情感体验，是决定理学“气象”范畴具有诗性品格的关键所在。史伟《宋元之际的理学诗风及其反拨》（《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强调，理学诗风是宋诗创作中的一种风气，但很难被称作一个诗派。理学诗风可以溯源至邵雍《击壤集》，起极大推动作用的是朱熹，尤其是其《斋居感兴二十首》之被后学极大推崇和模仿。重要的论文和专著还有：邓莹辉《两宋理学美学之形成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马茂军《北宋理学诗派诗文创作述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孙慧玲《宋代理学诗派研究》（《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张秀玉《宋代理学诗派研究》（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许总《中国古代哲理诗三阶段的特征及发展轨迹》（《晋阳学刊》1998年第1期）、梅俊道《周敦颐的诗歌创作及其在宋代理学诗派中的地位》（《九江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王培友《两宋“理学诗”辨析》（《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等。

理学与诗歌关系的研究，事关文化学界密切关注的“自然界—道德界”的会通问题，也与西方学者持续争论数千年的“哲学—诗”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限于研究者的学术积累以及意识形态影响等多方面原因，这一重要问题事实上处于被学术界冷落的地位。近三十年来，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代表性论文有：祝尚书《论宋代理学家的“新文统”》（《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强调，晚宋至元代，“新文统”论孕育出《文章正宗》等四个诗文总集，晚宋诗文在相当大的幅度上成了理学家们说“理”的工具。但“新文统”因不近人情之事，终不能强行于天下。刘保亮《河洛理学与河洛文学》（《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强调，河洛理学有力地塑造了河洛文学的精神品格。河洛文学真实地再现了河洛地区伦理状况，呈现了可能正在消失的那方土地上的理学文化。邓莹辉《论理学家诗歌的唯理主义倾向》（《长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认为两宋理学家的诗歌作品，或借诗阐述义理，或吟咏情性，都强调以理为诗，从而构成了宋代诗歌中的一个特殊类别：理学诗。王培友《黄庭坚统摄心性存养与诗歌艺术的方法及其诗学价值》（《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秋之卷）指出，黄庭坚诗歌具有以诗求道的功用。黄庭坚强调以诗求道要以经术道义为根本，把诗歌作为凭借和手段而服务于心性存养。山谷有意无意地从心性存养的践履出发来统摄“文”与“道”关系，便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法度”与“无法”、“奇崛拗硬”与“自然简远”等诗学体系上的矛盾统一。由此之故，山谷诗歌具有类型化的样式特征。此外，重要的论文还有：任竞泽《论宋代“语录体”对文学的影响》（《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陈庆元《宋代闽中理学家诗文——从杨时到林希逸》（《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王培友《论两宋理学“观天地生物气象”义蕴及其多向性展开》（《上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杨晨晓《理学的“气象”论与理学诗派》（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等。

总的看来，近三十年来两宋理学诗及理学诗派研究取得了比较多的研究成果，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理学诗、理学诗派的认识尚未取得统一。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缺乏以历史的辨证的美学的眼光审视相关问题，往往以静止的、机械的、分割的研究方法，以西方文学概念、范畴来界定相关问题。就拿一些学者对“理学诗派”的认定来说，两宋历史上并没有对这一概念有明确表述，但有学者却以宋末《濂洛风雅》和《文章正宗》为标志，而把“理学诗派”确立定位在南宋后期，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显然，按照西方文论中的文学“流派”概念来界定“理学诗派”，与两宋理学诗派的历史地累积形成这一实际情况不相侔合。又以“理学诗”这一概念来讲，很多学者试图从整体上予以界定其涵义，但“理学”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罔顾这一背景来界定理学诗，就会产生静止的、机械割裂的错误。

另外，学术界对理学诗及理学诗派的研究也存在着很难逾越的界限，绝大多数文学研究者的理学乃至儒学素养比较匮乏，研究时一旦涉及理学问题，就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甚至不知所云；而理学研究者因为文学素养的缺乏，在研究与理学诗及理学诗派相关问题时，往往很难深入其中，特别是对具体理学诗篇的把握经常有挠不着痒处之嫌，在理学诗界定、理学诗的诗境、理学家审美诉求等方面无从触及。就拿文学研究来讲，由于传统文论中的“诗言志”、“诗缘情”，以及现代西方的殖民理论、权力话语理论、生态文化理论等都难以全面解释理学诗、理学诗派等在诗歌审美、诗境构建，以及理学家文道观念与其诗学实践及其关系问题，因此，很难以中西方文学理论来作为研究基石以“体贴”、“把握”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等问题的相关研究。显然，要对理学诗及理学诗派进行符合学理的、深入的研究，研究者当从历史的、逻辑的、美学的等多个方面全面地提升研究水平。

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史上的重要环节。对此进行研究，显然具有重要价值。已有的研究成果缺少对这一环节的研究，影响所及，学术界对理学家文道观念、理学诗、理学诗派等问题的历史地位、文化价值等认识存在严重不足。这与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的历史地位是不相称的。可以说，理学诗、理学诗派问题，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品格、审美类型，以及理性文化的诗性价值判断等问题。这一问题，最终都归结为文化史上被持续关注的“自然界”与“道德界”的统一性问题，而这一问题是关于哲学的理论元点问题和哲学归宿问题，横亘于整个哲学的起始与发展历程，对此进行的研究表明，其研究之路是非常艰辛的。西方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等人莫不对此投入了几乎是毕生的精力来论证其统一性存在。须知如果“自然界”与“道德界”不能实现理论元点的统一性，则哲学的自律性和客观性就会受到质疑。理学诗、理学诗派问题也可以验证西方数千年来受到持续关注的“哲学”与“诗”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又是西方文化传统中颇为纠结的重要问题。可见，缺少了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显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缺失，也必会削弱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价值和应有的地位。对此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入揭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民族文化特质性要素，探讨中国文化中的诗性品格及其成因，以发扬文化传统，重构当代文化信念、文化精神。

两宋文献存量丰富，研究者很难全面把握，文献的真伪、辑佚、版本等问题亦复不少。两宋理学诗及其理学诗派问题的研究，课题需要比较全面的研究基础和理论准备，可能很容易产生研究成果的不周密性甚至错误性。这些问题的存在，从另一方面也显出了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理学诗及理学诗派等问题的学术品位和学术价值。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日渐丰富的学术积累，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诗学实践问题的研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精审成果。

第四节本课题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这一课题，涉及大量的原始材料，广泛分布于传统目录学的经、史、子、集之中。如《四库全书总目》提及的两宋“别集”类有200部别集，其中大约有106部别集的作者，要么是理学家，要么有理学学缘，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理学文化思潮的影响。一些别集作者，在论及文道关系时显示出理学家文道观念的影响，其诗歌作品也往往具有理学家文道观念影响下的痕迹。从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来看，两宋著名诗人及某些理学家，如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胡宏、杨时、吕本中、罗从彦、张九成、吕祖谦、朱熹、戴栩、薛季宣、汪应辰、陈傅良、许景衡、包恢、阳枋等对本课题所关注的某些问题都有相关的论述，其中如吕本中、朱熹等人更是对文道关系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可见，本课题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是客观的，研究内容是丰富的。而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若干研究成果，为我们“接着说”提供了必要的学术铺垫。但是，限于当前学科分类的制约，一些论著在研究问题的选择等方面缺乏学理性论证，尚需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结论等方面提升科学性、精确性。

要对“理学诗”、“理学诗派”等受理学影响下的文学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势必要对其中的焦点问题、关键问题进行仔细考察。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便是其中的焦点问题、关键问题之一。从内容上看，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问题，必然会既包括理学家文道观及其创作实践、理学家处理文道关系的思维特性、理学家文道观与文学家文道观的比较等方面，又包括对理学家如何会通“文”与“道”关系的途径、方法、关节点和载体等，特别是“理学诗”作为两宋理学家会通文道关系的一个载体，亦是两宋很多理学家实践其文道观的重要方式。因此可以说，“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这一课题研究内容丰富，所研究的问题具有学理性逻辑展开的系统、递进等特征。本课题的研究，也事关对“理学诗”、“理学诗派”及其统属的“邵康节体”、“语录体”、“俗体”等历史价值和地位的正确认识，并关系到对理学诗诗境生成、诗格建构等方面的学术考察。可见，对“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实际上是从两宋理学家如何处理“文”、“道”关系这一问题中，抽绎出了最核心、最主要的问题进行研究。这就要求，本课题的研究应该时时关注理学家文道观念在理学家理学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理学家文道观的类型及其特质以及生成的外在生态环境、理学家文道观与理学家认知思维方式的联系、理学家文道观与两宋诗学范畴的关系、理学家文道观与诗歌创作的联系，以及理学家文道观的核心话语如“载道”方式对于理学诗的诗境构建、诗意表达、主题指向等产生的作用等。上述问题，在更大的范围或者更高的层次而言，又与两宋文化精神乃至两宋儒家文化精神等颇有关联。而众所周知，两宋理学又处于与佛教、道教发生融会贯通的重要历史时期，理学的若干范畴和话语与道教及佛教联系紧密。这些特征就要求我们在本课题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上，重点处理焦点问题、关键问题和关节点问题，而非面面俱到。

由此，在重视以历史的逻辑的美学的研究方法论作指导的同时，必须注意借鉴一些其他观照问题的方法，如借鉴绘画学中的散点透视的方法，以“散点”来串起主线，而以主线来关联、支撑，以反映出所研究问题的总体面貌。在选取“散点”时，一定要突出这些“点”是否是文学观念及诗学实践的重点或者是否是与其他问题发生联系的“关节点”等。可以说，注重以焦点、关节点、重点问题为研究目标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是本专著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

由于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问题的复杂性，也内在地决定了本课题研究必须重视对相关研究对象的层次性、专门性把握。本专著在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时，注意采用小板块式的条分缕析的专题研究，力求专题研究互相联系，而在专题研究下又有“关节点”式的焦点问题和重点问题研究，依此来不断深入推进课题的深入研究。

参见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45页。
参见刘海峰《科举制度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参见梁启超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98，第303页。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98，第322页。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98，第324页。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98，第326页。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98，第350—351页。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112页。
参见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参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55。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612页。
参见钱穆《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