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最终的故乡

1949年的某天，三毛正窝在假山上看野蚕。随着院门“吱呀”一声响，父亲突然出现在她眼前。三毛看到他径直走向房中，站在母亲身边说着话，表情有些许的不自然，三毛正疑惑发生了什么，就听到家中的老仆流着泪说全家要到台湾去。

似是平地一声雷，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母亲缪进兰差人将正在学堂的姐姐叫了回来，又赶紧吩咐其他的佣人收拾细软。三毛有些惊慌地来到母亲跟前，缪进兰用很温柔平静的语调安慰着她。很快，他们就订好了乘坐的轮船，名字叫作“中兴轮”。

不知三毛母亲缪进兰是否太过劳累，上船不久，她就开始频繁地晕眩，吐得天昏地暗。三毛看到母亲难过的样子，心里泛起一阵心疼，她虽然还未经历人间的悲欢，却也没准备好要离开这座曾带给她三年快乐的城市。对过去的不舍，对未来的惶恐，随着母亲晕船的症状渐渐加深，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袭上三毛的心口，面对大海，她害怕地闭上双眼。

虽然一路波折，好在陈家人最终还是平安到达台湾。三毛对此次搬家，全然没有流露出新鲜与惊喜，然而生活总要继续，全家人只能“既来之，则安之”。

初到台湾，一切都很生疏，生活很艰辛。为了适应这里的生活，三毛的大伯和父亲将家里的细软全部换成台湾当地的金圆券，然而金圆券的飞速贬值，令一家人生活越发拮据。除去基本的生活费用，孩子们的教育费用更是愁煞了大人。而孩子们则是天生的乐天派，随着时间的流逝，迁徙所带来的恐惧感早已消失不见，随之而来的，是这个新家的全新景象。

台湾，与过去的两个家是如此的不同。三毛最为惊奇的，是这里有一种叫作“榻榻米”的床。陈家位于台北建国北路朱厝仓，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房子都是日式的。三毛第一次看到榻榻米时，被大人告知要脱掉鞋子才能进到屋子里去，这让她感到兴奋不已。几个孩子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争先恐后脱下鞋袜，在榻榻米上又蹦又跳。大声叫着：“解放了！解放了！”那时的台湾，“解放”还是个非常敏感的政治字眼。大人们听见，赶紧跑过来喝止，才终止这些很是放肆的欢呼。

台湾的文化氛围很是浓厚。来到这里，三毛自然没有忘记她的阅读兴趣。从与今生第一本书《三毛流浪记》结缘后，书籍就成为三毛生命中的一部分。不久后，三毛家附近新增了一趟公车，这让离家几站地以外的建国北路逐渐热闹起来，路上每天都有新入驻的店家。三毛跟着母亲去了几趟，从众多的小店里发掘出“建国书店”这一读书的福地。她每天都盼望着书店可以早日开业。

台湾新生活的开始，让三毛逐渐忘记了有关南京的一切。绿树青山，碧海蓝天，台湾有着过去两座城市不曾有的柔软与风情，加上这里的文化气氛浓厚，三毛渐渐喜欢上了这里。

有段时间，三毛的大伯父伯母要去香港，便在走前将三毛堂哥懋良托付给父母照顾。当时三毛正读小学，比自己大很多且当时正读高中的堂哥懋良，便顺其自然成为三毛看世界的另一个窗口。人小鬼大，三毛不顾年纪的悬殊，经常溜进堂哥的房间和他聊天。那时候，三毛曾经殷切地盼望自己可以快快长大，这样就能像堂哥一样拥有更多的知识和自由。后来，谁都没想到的一件事发生了，堂哥忽然爱上了音乐，并因此坚持不肯再去普通学校，他还当着三毛父母的面撕毁了学生证以示决心。三毛父亲气坏了，他不知该如何跟大伯父交代，那些日子总是愁眉不展。大伯父伯母从香港回来，听过事情的原委后，平心静气地找儿子懋良谈了几回心，见孩子意志坚定，最终让他师从作曲老师萧而化，做了一名音乐学徒。

也许是见懋良的坚持有了不错的回报，三毛的姐姐陈田心也因喜欢音乐，改念台北师范学校音乐科，主修钢琴。

面对学业甚至人生要走的路，陈家的孩子个个有自己的主见。这在日后三毛的身上亦有体现。但彼时她并不知自己的读书路会异常艰难。

在《雨季不再来》的序言里，三毛真诚地将自己的心事诉诸笔端：“一个聪明敏感的孩子，在对生命的探索和生活的价值上，往往因为过分执着，拼命探求，而得不着答案，于是一份不能轻视的哀伤，可能会占去他日后许许多多的年代，甚至永远不能超脱。”

三毛的幼年，是在不断搬迁中度过的。从在重庆出生到举家搬至南京，又因为内战的炮火从上海远渡台湾，似乎从幼时起，三毛便开始了流浪。在这个被迫迁徙的过程中，一颗心被震撼，被捶打，年幼的她就这样被迫体会许多孩子无法遭遇的动荡与不安，被迫一夜间长大。逃亡的场景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却鲜少被长大后的三毛写成文字。她哪里能够知道，在自己并不算长久的一生中，日后又会发生那么多的悲欢离合，桩桩件件都比逃难这件事为自己留下的伤痕更大，更多。

逃难虽然离奇与波折，折磨了三毛的肉体，可并没有消磨她的意志和精神。她在意的，只是那源于心底的、关乎于精神的需求，而不是物质或其他别的什么。

童年时期的三毛，经历着那个年代独有的动荡与不安，虽每一次辗转都紧紧跟在家人身边，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她的心境再不是从前那般。

多少年以后，三毛在读到余光中的那首诗歌时，她才想明白，原来自己少年时那些试图对生命的探寻，竟是一种刻骨的乡愁。